我将这篇随笔投稿给华夏文摘，蒙网站予以刊登，获得一些读者的关注，但不知道对网站的建设是有所俾益还是有所伤害，心中难免忐忑。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华夏文摘网站的影响无远弗届，文章在国内流传，竟然传播到这篇文章的主人翁—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刘导生的家中，刘书记以101岁的高龄故去，但夫人高励依然健在，在北京的女儿将此文转发给美国南加尔湾居住的G先生，拜托他寻找当年让她妈妈免受开刀之苦的戴医生。G先生不负朋友所托，找到我的电话号码并留下彔音，两天后我听到了这段录音，于5月7日晚8:24发去短信，
“G先生，我是戴克刚，听到您的录音很高兴，我也很想知道刘老后人的现况，我会用这个电话和你联系，这是我的手机。”
几乎同一时刻收到G先生的回信。
“戴先生，很高兴收到你的回复。刘导生的女儿刘X现在北京，无意中看到你一篇回忆当年刘市长如何找你，如何给她妈妈看病的文章，非常兴奋，转给我们分享，特别希望能帮她找找当年让她妈妈免除开刀之苦的戴医生。她妈妈现在还活着，九十多岁了。我们是刘X的好朋友，现住在尔湾附近。受她委托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看到你的名字和诊所电话，就打了过去。有点冒昧请原谅。希望有机会和你通个电话，更希望能早日见面一聊。我会把这个消息今天转告刘X。再次感谢！”
四十年后的回响，似真似幻，几多惊喜？在生活故事中品尝人生况味，几多感慨！当年在协和医院的病房中，刘家女儿兄弟以及他们的堂兄全都在座，目睹了整个过程，而当我离京赴美的前一晚，他们姐弟以及堂兄也都来到教育部招待所和我惜别。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从壮年而老年，人生的起承转合，高潮已过，已是道山在望，归寂地渐行渐近，而在人生最后一段行程里，竟然能将四十年前的一段巧合，再续缘分，岂不令人称奇乎！
今日（5月9日）上午G先生和我已经敲定5月16日上午十点左右会面。我们在短信中互相交换了自己现时的状态，我告诉他，近六年来我全力以赴编审一部书《美国FDA风云史》，这件事情比我自己坐诊看病更重要，因为对于中国药物食品的管理与提高质量会有助益。这部书已经出版了 ，在中囯国内各大网站以及美国amazon都正在销售。我已经退休十年了，不接受新的病人。
故事还在演绎中，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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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刚：《北京的最后一位病人》续二
5月16日，南加州难得的凉爽天气，正是我和家住尓湾的G先生约定会面的日子，多日以来，我们双方都在期待着这一天，是为着要将四十年前的一次意外邂逅继续地演绎下去。
G先生不仅带来了北京刘女士的问候，也帮助我和刘女士建立了直接的微信联系，还转送来一个美篇链接，是刘老夫人百岁的纪念像冊。
我在写“北京的最后一位病人”时，对于要不要写出相关人物的真名实性颇费踌躇，一般而言，作者有为文中人物保守隐私的义务，但是想到刘导生书记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等等重要公职，属于公众人物，应该可以公开。另外，就这篇文章的内容而言，公开当事人的姓名似乎很有必要。而“协和医院”是一定要公开的，这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协和医院而是发生在某一个乡镇卫生院，就没有必要写这篇文章了。正因为事情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地方，才使得四十年后提起这件事情，仍然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年西安交大苏庄校长告诉我说，医院的医生对此有一个解释，说同意我的看法，估计是神经痙挛形成的假象。苏庄校长和刘导生书记对这一解释似乎都能接受，并没有任何责难的意思。四十年前的医患关系和现在真的不一样，人们体谅医生的良苦用心和力所不逮的困境，更何况是刘书记这样的人家。
我和G先生都觉得，刘导生书记在手术前一个晚上找我到医院来，是一件十分费解的事情，按照常理他应该紧张地应对明天手术。我和G先生都猜想他可能有了什么感觉，才会有这样的举动，而正是由于这一举措，才使得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一步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而推翻这一误诊，其实只用了切脉技术的基本功，还没有用到脉象学中的其他繁复内容。“比较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医学习脉象技术的必由之路，所谓“先识常脉，而后知病脉”，即是说，中医必须通过切脉认识正常人的脉象，必须长时间地对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正常人的脉象体查、熟悉、熟记，不断地和各种病脉作对比，体察常人之脉所具有的共同韵势，这是基本功，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分辨脉学里所讲的诸多内容。刘老夫人是常人之脉，应指而知，使我立即警觉到事有蹊跷；当我再三确定她是常人之脉时，就肯定了这个晚期食道癌的结论是大错特错。这里不需要用到什么复杂的理论，仅此而已，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至约至简，回归基本。这就要求医生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唯有基本功扎实才能成竹在胸，而不会游移不定。同时，对医生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考验，如果医生不是执拗且强硬地直面事实，而是人云亦云地瞎嚷嚷这家医院有多少洋玩意儿因而不可能出错等等，如此离题八丈，左顾右盼，岂能心无旁骛地体察，岂能斩钉截铁地下断语？
由于G先生的帮助，我收到了刘女士的谢词，她说“您救了我妈妈，不知怎样感谢您。希望你有便来中国，一起见见面。您挽救的人已百岁，仍精神矍铄健康地生活。”。说真心话，我应该感谢他们，让我有幸参与到这个故事中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无疑是一次严肃的大考，如此情节跌宕起伏、悲喜剧兼具的故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然也希望这样的故事以后不要发生。
昨天在和刘女士的长谈中，她谈到了国内中医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表达了忧虑，其中之一是虚假广告的泛滥，已使得像她这样原本笃信中医药的人，不得不心生警惕。而在我离开中国的八十年代初期，这些是不存在的。这是政府管理的问题，首要是立法与执法。我和朋友以十年之力编写了《美国FDA风云史》一书，目的就是介绍美国政府对食品药物的成功管理经验，希望对国内的发展有所助益。
我也谈到了我的求学经历。在我上学的那个时代，一些人家会让小孩子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作为寒暑假和星期天的补充教材，我和他们一样，但我多了一本《医学三字经》。十三岁时粗通文墨，停学一年专习中医；十七岁时中学结业，停学一年专习中医。至此，以学习的时数和内容而言，大致相等或超过了普通四年制医事学校。十八岁时正是上学的年龄，想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中医院校已不在选择之列，但对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并没有明确的意愿，那时也没有人生规划和升学顾问这一行业。报考时须自己到各个政府部门办理手续，领表、填表、盖公章，在区政府办事时听到边上有人在议论，说陕西最难进的大学就是交大，交大有个数理系是搞飞机火箭的，最难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通议论对于一个十八岁大男孩，却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我出于好奇随即在第一志愿报了交大数理系，进入了力学专业，自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往事只能回味，而回味会让人心中五味杂陈，因为逝者不可追，悲哉？幸哉？请看：
“夜晚的冷风中，一位年老的北京市委书记带着他请的医生，在偌大的北京市奔波，疾行，挤公?。这样一幅画面，已不可能再在今后的历史中重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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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刚：意大利女伯爵 · 中医西医
这位名叫贝安加的意大利女人，生于贵族之家，少女时与华人留学生私订终身，二战时期在上海充当国际间谍，返回意大利后，参与创立世界名牌Dior，年近80岁时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前线，她的一生跌宕起伏，比小说和电影更为精彩。这样一个人，却因为晚年时到洛杉矶问病于我，并将这一消息不经意地公布于媒体，引发周围人的好奇与询问，我曾写过一个简单的通报，回复每一位询问者。
（一）关于这位意大利女伯爵的简报
这位意大利老太太由女儿陪同，从纽约飞赴洛杉矶找到我的诊所，并在诊所附近贷屋而居。
当时肝硬化腹水严重，在纽约医院虽经多次抽水但反复发作，愈发愈烈，更加痛苦难耐。
以病情与年龄而论，此例已无痊愈可能，但缓解是可以做到的。以中药排除吸收腹水或肺积水，我在临床中常用，一般可以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中药治疗，Bianca情况好转且腹水已消除，食欲与精力较好些，但终归来日有限。鉴于老人还有未竟之事，遂建议老人可以自由活动，随心随意，并携带一些药物。
一段时间之后，我收到一份印刷品，这篇文章的最后两段提到了我，此时我才比较详细地知道这位老人的离奇身世。
（二）中医•西医
中医可信乎？答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尊重他人选择。悉听尊便。每个人都必然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对于中医这样一个长期且广泛存在的学科，个人所持的态度无疑是由本人的学养、经验、甚至个性决定的，不是简单地信或不信。这里谈一谈我自己生病时如何抉择中西医的原则，分享给“华夏文摘”这个大家庭里的诸网友。
首先要弄清楚：是谁在治病？我生病去挂号找医生，是医生帮我治病吗？不是的，是希望医生开出的药物治病，而不是医生治病。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期望，医生应该会看病，也应该会用药，但必须明瞭医生是不会治病的，而是药物在治病，是医生开出的药物在治病。当然，拔牙割盲肠之类另当别论。
那么下一步的问题就是，针对你生的这些病，药学家有没有发明出治它的药？药厂有没有生产出这种药？药房有没有上市销售这种药？答案如果是肯定的，一般而言事情就简单了，“谨遵医嘱”而已。
答案若是否定的，换言之，你生了某种病，但治疗这种病的专用药物尚未问世，世界上还不存在治疗这种病的药，那么事情就比较复杂了。我这里讲的还不完全是众所周知的不治之症，即使一些常见的普通的病，也可能没有特效的治疗药。
这位意大利女士的肝腹水，世界上还没有专门针对肝腹水开发出的药，临床只能用利水剂，但利水剂不是肝腹水的特效药，属于症状治疗，是代用品，疗效有限；用针管从肚皮里抽水，更只是权宜之计，医生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努力地选用其他的代用的办法。这时候不妨试试其他的办法，这位女士选择了中医药，这是因为她有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更是因为她有着不愿被打败的个性。中药也不能治好他的病，但是很快减轻腹水，解除病危，使她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她的选择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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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刚：邓颖超寄给我父亲一本书
1982年的一天，一件包裹从北京寄到西安我家，收件人是我的父亲戴希圣，寄件人是总理遗孀、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办公室。
包裹里是一本英文著作，作者是香港何东爵士的女儿何艾齡，何艾齡女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博士，此书是何爱齡女士撰写的一部家谱和关于家族生活的回忆录，也是对其已故双亲的纪念，出版者是香港中文大学。
书成后，作者曾分寄至遍布世界各地的亲朋故旧及相关人士。何爱齡女士是一位极其认真的人，她对自己的这部著作十分重视，每份寄件均用挂号且签收回执，所以，她清楚每部书的下落。但是，寄给我父亲的书却没有回执，起初以为包裹丢失，遂再寄，又无消息。
此事引起她的注意并追究，发现问题出在中国邮件检查，那时国门初开，对海外邮寄的印刷品很敏感，检查十分严格，但何女士的书是一部英文书，若让检查人员通读一部英文书，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便是没收。
这个调查结果让她忿然却又哭笑不得，不愿就此罢手，于是想起了她在大陆的几个熟人。第一是宋庆龄，过去孙文夫妇是她家常客，但均已作古。第二是邓颖超，现仍担任公职。于是，便提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详述事情经过，并寄去给我父亲的书，拜托邓颖超转寄，也就有了这件由北京寄来的包裹。
书的扉页上，工整的写了两行中文字：戴希圣大夫赐存 姪 何艾齡敬赠 （见附图）
不久，何艾齡女士飞赴西安探望我的父亲，由于事前有邓颖超的关照和过问，所經地区均有充分准备和妥善安排，此行顺利。但因当时锁国日久，外事工作缺乏经验，尤其是陕西这样的内陆省份，所以也发生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情。当日何女士只身前来，在家中和我的父母长谈畅谈，也品尝陕西美食，盘桓竟日，不觉疲倦。席散客走，街坊邻居却来数说，说街道两端有警察把守，盘查过往行人，而这个院落的每个房间，都坐着一个便衣公安，颇感不便，也不知道来了一个什么人物，云云。而我父亲与客人在屋内却浑然不知。想来应该是因为何艾龄女士的何东爵士女儿身份，以及邓颖超的过问，让地方上感到责任重大，紧张过度，因为那毕竟是将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街坊上的老人说，这条街道的上次戒严是四十年前的1942年，那次是因为蒋介石来，拜访一位名叫张钫的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