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正在老龄化的进程中，最近几年新生儿出生数量不断下滑，据某人口学家的估算，总人口数在2018年前后就很可能达到了峰值，这意味着2015年以后的人口总数变化并不大，对于谷物需求的变化也不会太大。考虑到最近十来年大国统计局所公告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在增长，也就意味着粮食进口的数量虽然有波动，但波动幅度不应该很大。
还有一个因素也应该考虑，那就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谷物消耗就会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平滑并缓慢的，不会突然增长。
2015-2019年似乎符合这样的推断，进口数量索然有所波动，但并不剧烈。
但2020年开始出现异常（见下图）。
大国2019年粮食净进口11144-434=10710万吨，2020年的净进口为13908万吨，2020年的净进口比2019年增长了29.9%。
2015至2019年粮食净进口的算数平均值是11654万吨，2020年的进口数量比过去五年的平均值增长了19%。
这种幅度的增幅与基本面并不相符。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进口增速跳涨的现象在今年更加明显。5月7日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1-4月我国粮食进口量5079.2万吨，同比增长57.8%，进口增幅明显比2020年更高。
或许有朋友认为这是因为猪瘟的因素，去年今年生猪大规模补栏就推动大豆玉米的需求上升，事实并不是如此。1-4个月我国进口大豆2862.7万吨，同比增加16.8%，低于谷物总体进口涨幅（57.8%），所以，不能用生猪补栏来解释粮食进口数量跳涨的现象。
虽然进口跳涨，但又似乎并未从根本上缓解国内的供需状况。3月，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发布“关于推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的通知”，从同时下达的《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方案》看，主要目的是推进饲料中玉米、豆粕的减量替代，这说明虽然进口高速增长，但并未有效缓解供需关系的紧平衡。
这背后的迷雾到底是什么？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计，2020/21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为4.67亿吨，如果中国以1-4月的增速继续从国际市场采购粮食，全年将从国际市场采购22505万吨，占国际贸易量的48%，将比去年多采购8243万吨（占全球贸易量的17.65%），这当然会加速消耗全球的粮食库存，下图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给出的全球粮食库存变化数据图：
当中国加速从国际市场采购、推动全球粮食库存下降之后就会推动价格上涨，因此，去年以来芝加哥谷物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下图为芝加哥大豆走势图，在过去的一年中涨幅为80%：
这让人想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则案例。
1972年,因受异常气候影响,前苏联农业严重歉收,为了免受冷战对手美国的“要挟”,苏联巧妙地秘密购入了美国近三成的小麦收成,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粮食价格急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创下了125年新高，粮食危机爆发了。
雪上加霜的是，1973年10月又爆发了中东战争，石油价格暴涨。在我们的印象中，美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能源和生活物资都是自由购买的，票证制度只会出现在其他社会，比如粮票、布票、煤票、油票、肉票，等等。但1973年的这次石油危机直接将美国打入了票证跑时代，下图为1974年美国的汽油定量配给票，可见这次石油危机对美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的打击有多严重。
石油价格大涨自然就导致化肥、农药、薄膜等农资价格飙升，而且更严重的是发生了供给短缺，运输费用更是飙升，这就使得粮食危机愈演愈烈，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在1972到1974年间上涨了2倍，大豆价格更是从每蒲式耳3.31美元急升到惊人的每蒲式耳12.90美元，涨幅达到290%。
这次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所引爆的通货膨胀，引发了战后最长时间的全球经济停滞和衰退，这就是欧美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滞涨的上半场。
那么，大国以如此高的增速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粮食的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基于粮食问题本质是国家安全问题，世界各国政府所发布的公开消息都会有所保留，我们就只能猜测：
第一，为了执行2020年初达成的中美贸易协议。
这个协议的执行率并不高，如果内部没有粮食需求，同时考虑到粮食是有保质期的，就不会如此大幅增加粮食采购，如果为了提升协议的执行率，更可能会提升对汽车、飞机、石油的采购。所以，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比较小。
第二，统计员上学时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恰恰是他们负责统计粮食产量。
第三，备战的需要。
美国因疫情而死亡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二战，亚洲、欧洲、美洲各国的生命损失都很惨重。
如何控制疫情，如何研制疫苗仅仅是这场瘟疫全球大流行的上半场，下半场将更为残酷。当主要国家的疫情可以得到基本控制的时候，意味着下半场开始，当触及核心时，世界可能会大乱。
对各国来说，这很可能是备战的关头，而粮食是备战基础。如果在粮食问题上先行未雨绸缪也可以理解。
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只能由个人自己去判断。
但无论背后有什么故事，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粮食抢购却已经是事实。
或有朋友说，这事还是与1973年无法相比，现在还具备爆发战争（引爆石油价格）的条件吗？
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滞涨，本身就是源于经过韩战和越战之后美国政府的短期债务快速增长，这直接引爆了美元危机，化解这种危机的有效方式就是稀释债务，稀释债务的范本就是推动高通胀。
但美联储通过宽松货币手段制造高通胀，比如推动通胀率达到10%以上，可能吗？美联储是做不到的。因为民间和国会必然会给美联储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加息以抑制通胀。比如，通胀达到5%的时候，美联储主席身上的压力就会急剧加大，就必须加息打击通胀。也就是说，在美国现在的体制下，美联储没办法制造更高的通胀率。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正在承受高债务率的困扰，是以比较快的速度稀释债务好，还是更长的时间更好？无疑是前者。阵痛（比如十年以内）还比较容易承受，但如果拖延的时间过长，对本国民众的信心和经济的打击就更大，对国家不利。
通胀超过5%的时候，美联储肯定承受不住国会和民间要求加息以抑制通胀的压力，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要求以尽量快的速度稀释债务（在短期内制造更高的通胀），这就是矛盾。另外还必须注意，在中东，如果没有美俄的压制，就很容易爆发战争，因为中东本身就是火药桶，随时可以点火爆炸。当美国政府希望在短期制造更高的通胀、而美联储又没有这样的能力时，当中东出现不稳定因素时（这些不稳定因素时刻都存在），它就会袖手旁观（这就足以引爆战争。如果美俄携手当然就更容易了），中东战争的爆发就会导致油价和通胀暴涨，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会引出一个比较惊悚的思路，一个隐秘的路径。
一般认为，1973年的石油危机主角是巴以战争中的交战各方，欧美是受害者，战争导致油价暴涨推动通胀暴涨（1974年美国的通胀率高达11.03%），让欧美陷入了恶性通胀和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衰退。但反向思考一下，巴以战争导致的通胀暴涨，却又是美国通过稀释债务来化解债务问题的良机。因此，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另一次是1978年），都是美国化解当时债务问题的机遇，在美国政府摆脱了债务问题的困扰之后，美国才能从八十年代开始轻装上阵，出现了繁荣的二十年。
今天美国再次面临债务问题的困扰，又需要以比较快的方式稀释债务，中东是否可能再次爆发战争？这条路径虽然有违传统思维，惊悚又隐秘，但却符合美国债务问题的诉求。
再有，病毒全球大流行已经让亚欧美洲各国遭到严重的经济和生命损失，当疫情初步受控之后，各国政府就需要给民众一个交代，否则领导人就干不下去，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最终确认这个病毒是因自然因素偶然传染给人类（目前有部分科学家持这个观点），各国彼此就可以相安无事，世界也会喘一口气，否则哪？就有可能造成国家之间的严重对抗、封锁与反封锁、甚至战争。
1973年的中东战争，让当时的粮食问题和经济局势严重恶化。今天，战争也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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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松：中美枪响，躺平一片
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开启了印钞之旅，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次贷危机之前的不足8000亿美元扩张到了次贷危机之后的超过4万亿美元，一般来说货币快速扩张就会导致通胀恶化，但在美联储进行量化宽松的数年中美国本土却并未出现明显的通胀，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次贷危机之后世界进入了产能过剩的时代，而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工业品、日用品出口大国。
美联储如此大规模地扩张资产负债表，就会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是2008年底之后出现的现象。这时，虽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基于全球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大多集中在中国，四万亿之后过剩的更加严重），向美国出口的企业谁都不敢率先提价，缘于这会导致本企业市场份额的流失。同时，如果中国企业集中提价，就会给东南亚、南亚国家抢占美国市场的份额提供机会。这就让美国的日用品、工业品进口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起到了帮助美国稳定通胀的作用。
为了扩大本国企业的输美商品市场份额，各国还会对出口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也包括为企业廉价提供土地、提供信贷补贴等）以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的输美商品价格甚至还会不升反降。此时，各国财政就替美国吸收了通胀的压力。
因此，过去一些年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一些在东亚、东南亚国家生产的运动鞋在美国的零售价格却远低于这些运动鞋在本国的售价，这当然就压制了美国的通胀，根源就在于这些国家以财政支出等方式提供了补贴、吸收了美国的通胀压力。基于要对输美商品进行补贴以争夺市场份额，出口国就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有些国家就会倾向于搞资产价格泡沫来征收隐形税赋，以实现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同时，当通过出口获得了更多的美元收入之后，本币就可以加速扩张（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实现更多的铸币税，增强了财政能力。
所以，是商品出口国的企业、国家财政共同为美国的通胀买了单，抑制了美元超发形成的通胀。
这就是美联储加印美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期美国的通胀却依旧能保持温和的原因。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期，通胀就更加温和，这是2014年下半年原油价格回落之后所出现的现象。
所以，次贷危机之后虽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但通胀温和。
以前已经多次说过，当各国都通过财政、汇率、透支环境等综合手段争夺输美商品的市场份额的时候，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会不断扩大，铁锈带的面积就会不断扩大，财政收入增长就会面临严重的威胁。可美国为了维持全球稳定的地缘政治局势（这是全球化可以维持的基本保证，也是维持美国低通胀的根本保证），军费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就会推动财政支出不断增长。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之后，财政收支的压力就会导致债务压力不断加大。奥巴马时期基于挽救次贷危机的需要让美国政府的债务率快速越过了100%，到了特朗普执政的中前期，虽然经济和就业数据继续好转，但美国政府的债务率却继续上升。为了避免美国制造业的继续外迁，核心是挽救美国财政和债务，特朗普在2018年开启了贸易战，主要目标对准的就是中国，相当于美国对中国打响了第一枪。
贸易战就是提升美国的进口关税，这就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维持温和通胀的环境首先被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所破坏。
同时，向美国输出商品的国家，如果要维持过去的贸易模式、持续扩大或维持输美商品市场份额，也需要一系列因素的支撑：
第一，有丰富的劳动力，工薪增长受到压制。
第二，环境可承受，企业不必承担高昂的环境成本。
第三，资源情况可承受，最重要的是能源供给和淡水资源有保证。上个冬季和目前在北京、广州等地又开始拉闸限电（很多年未出现这种情形了），这是标志性的事件，说明能源供给已经成为瓶颈。
第四，财政具备对出口进行持续补贴的能力。这主要取决于社会是否老龄化，当老龄化到来之后，资产价格泡沫就无法继续维持，就无法继续通过资产价格泡沫来征收隐形税赋以补贴出口；老龄化到来之后养老压力加大，这也会削弱政府财政对出口进行财政补贴的能力，等等。
第五，当地缘政治进入军备竞赛、军事对抗阶段时，用于军事的财政支出就会高速增长，当然就会挤压财政对出口的补贴能力。
等等。
当上述因素改变时，出口国就无法维持过去的贸易模式，也无法继续争夺或保持输美商品市场份额。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当中国开始退出过去的贸易模式时，再结合美国已经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就意味着过去的全球贸易模式不复存在，即温和通胀模式不复存在。
财政部4月28日消息，自2021年5月1日起，调整部分钢铁产品关税。其中，对生铁、粗钢、再生钢铁原料、铬铁等产品实行零进口暂定税率；适当提高硅铁、铬铁、高纯生铁等产品的出口关税，调整后分别实行25％出口税率、20％出口暂定税率、15％出口暂定税率。
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钢铁是所有商品生产活动中最基础的商品之一，当中国开始以零关税进口钢铁产品，不仅不对出口钢铁进行补贴反而征收比较高的出口关税时，中国的钢铁行业就从吸收国际和美国通胀的角色转而成为推升它们通胀的角色。
（要注意，如果毛币放弃了盯住汇率机制，当资本流入时（贸易顺差扩大）毛币对美元就进行趋势性升值、出口商品涨价（反之亦然），也同样意味着不再吸收美元超发所形成的通胀，此时美国就无法通过扩大贸易逆差压制本国通胀。这与对出口钢铁加征关税具有类似的含义）
这相当于中国向美国打响了第二枪！
基于财政因素和回收制造业的因素，美国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基于多种原因中国开始对出口钢铁征收关税（包括毛币放弃盯住汇率机制），意味着全球化时期形成的贸易环境已经远去，也意味着中美都在通过关税壁垒破坏目前的全球产业链，全球产业链在加速断裂、解体，旧的时代正在远去，新时代正在到来。
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开启了大扩张模式，但通胀温和，甚至美联储还长期担忧通胀无法达标，就源于中国为主的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包括中国、东南亚、南亚甚至东欧部分国家）为美国吸收了通胀。瘟疫全球大流行之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再次大跃进，但美国国内明显出现了对通胀的恐慌氛围，源于为美联储的超发美元吸收通胀的“海绵垫”正在消失。
当美国无法向外输出通胀时，就会从过去的温和通胀转为高通胀，美元就要进入高利率。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当美元进入高利率时，非美货币也会逐渐进入高利率。高利率与人口老龄化相结合首先威胁的是各主要国家房地产领域的高杠杆，可以预计的是未来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将与过去四十年截然不同，杠杆率的下降是必然的，结果是中下层人士被挤出房地产市场，年轻人或许更只能选择“躺平”了。
同时，当主要国家之间竖起高关税壁垒的时候，过去的外循环经济模式就会被逆转，转为内循环或双循环，这不仅影响出口企业、移民留学、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运营，更会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影响就业、投资、企业运营和大学专业选择等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