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296）

 

 

 

一场拆迁，父亲啥也没“运作”上

2021-05-07 1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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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烨青

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1

我家在Y市边上的一个小县城的村子里。2011年，市里上报的“撤县立区”方案终于通过审批，这个离市区七八十公里的“新区”立刻变得热闹起来。道路扩建、卫生检查、老城改造、农村拆迁，工作一项项地铺开。

老县城的城区大多是六七层的老式建筑，小区排列错综复杂，人口密集，“拆不动”。所以，拆迁的区域就圈在了新区的西面，离老城两三公里左右，是大片的农村土地，我们村就在其中。

消息刚一公布，村里的人就开始躁动不安——躁动的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拆迁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不安的是老年人，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他们本来就少有儿女陪伴，这一拆，不但代表着邻里之间要分开，也意味着要分家了，他们不再是一家之主了。

拆迁组的工作人员鼓励老人们要支持拆迁，说拆迁面积有多少赔多少，不够30平的就按照30平赔偿，只有多的没有少的。又说新建的安置房就跟现在的村子隔着一条街，楼盘还分一期、二期、三期，同村的人也能住在一个小区，“平房换楼房，绝对安逸”。

在拆迁组工作人员的安抚和儿女们的鼓动之下，那些不同意拆迁的老人们，最后也纷纷表示了赞成。

我父亲年轻时就去了新疆做生意，虽背井离乡，但也时刻惦记家里的消息。“撤县立区”他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没想到“拆迁”会来得这么快。接到村里的拆迁通知时，父亲心里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他所理解的拆迁和明面上的宣传一样，从农村搬到城里，老房换新房。

一天，父亲的好友老罗在电话里面调侃：“四哥忙到挣大钱，都不回来运作一下？”父亲觉得能运作个什么，又有什么好运作的呢？不如等着到了时间回去签字确认。

对很多人来说，拆迁需要“运作”的第一步，就是“运作”自己的父母，父亲显然没有理解这个道理。当伯伯把奶奶的分配结果告诉父亲的时候，父亲顿时委屈得不打一处来：同样是一个妈生出来的孩子，为什么大哥能有4套房子，一套90平、一套150平、两套120平——而自己却只有一套区区20几平的房子，才一个客厅大小。

父亲立马回了家，希望从奶奶那里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法。可到了家，父亲傻了眼，别说讨要说法，就是想和奶奶有个独处的环境都难，伯伯像是变了一个人，每日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奶奶。

“都是一家人，你大哥这段时间天天伺候着我，到时候你不够住，去他那里也一样的。”奶奶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多年后，她会把大儿子告上法庭，告他不养自己，骗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父亲不知自己大哥给母亲灌了什么迷魂汤，一点办法也没有。可转念又一想，家里面的房子加起来也没有600多平，就算母亲偏心，大哥也不可能得这么大面积啊。

父亲问起这件事情，伯伯却打起了太极，不给他透露任何一点实质性的消息，“你少在这边，很多东西要靠自己去办”。伯伯说，拆迁里面的道道烂在肚子里面就好了，哪能给别人说？也没见过谁占了便宜还大摇大摆。

他只给了父亲一个测量人员的电话，那人姓郑，在测量队里有实权，是同村的人。父亲打电话把郑师傅约出来吃饭，他倒也是个性情中人，说自从加入测量队，饭局就络绎不绝。

“你这个事情我是真的办不了，我们这个拆迁工作组里面有市里面的领导，还有区里面的人，不是我一个人去测，就算我能闭着眼睛给你多测个百八十平，其他人也不敢签字。我的权力范围也就是个三五平，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说到底，这三五平对你来说也没用，你不到30平，国家会给你补偿到30，然后你还可以花个成本价，再买个30平。”

父亲想通过郑师傅去打点测量队的事情就这样被一口回绝了，极度后悔的父亲一度想去找那些号称自己手眼通天能办事的人，可他们就是骗子，父亲心里明白的很。

2

父亲回老家之后，朋友聚会隔三差五，每见不同的朋友，父亲都要把伯伯的所作所为复述一遍。

李勇是父亲儿时的好朋友，在重庆北站中铁局那边开了个洗浴城，听说父亲回来了，也跑回老家来跟发小们聚聚，目的却是想做一笔大买卖：“你们看这几年，那些涨价的酒越卖越好。我们搭个伙，一个人出50万，去买茅台，然后在老家挖个酒窖，埋个十几年，酒又不得坏，到时候价格上去了再拿出来卖——我这里有路子，我们一起买，量大只有便宜的，没有贵的。”

李勇这个想法之前已经给父亲说了很多次，那时父亲觉得把几十万囤在酒上有些不妥，现在父亲想起这事就追悔莫及。

“我现在哪里还有闲心去搞这些生意哟。”父亲把家里拆迁的遭遇从头到尾给李勇说了一遍，语气里满是不甘。

“当时老罗不是喊你运作，你自己不运作的嘛。”

“我哪里晓得会是这么个情况嘛。”

李勇说：“我这里倒还真有个朋友，管这次拆迁的，国土局的局长，我和他耍的多好，这次回来也是顺便把他接到重庆去耍，到时候你也来重庆，我把他介绍给你。”

父亲知道，李勇的生意必然会和当官的人打交道，可没想到他在老家竟然还有点路子。就这样，父亲被李勇安排跟这位局长见面，地点在重庆渝北区的奥维酒店。

那天是周末，父亲担心我在家吃不到饭，把我也给捎上了。晚上，天还没黑，父亲就开车绕到酒店，因为车子档次太差，在门口被人拦了下来，核查了一遍身份才放行。之后，父亲把车停在一堆豪车中间，看着酒店门口为客人开车门的外国门童，口中喃喃道：“这才是有钱人吃饭的地方。”

李勇安排的饭局在酒店3楼一个颇为豪华的宴会厅里，单独的厨房、单独的厨师、单独的服务员。饭桌上的十多个人都是李勇的朋友，在他的介绍下，我得知里面大多都是商人。

“王局，这个是我们的老乡赵总。现在是在新疆开酒店的，那得空就必须去找他耍，领略下新疆的风土人情，赵总一定给你安排到位。”李勇起身介绍其父亲，声音洪亮——为了之后办事顺利，李勇特意“抬高”了父亲的身份，其实我父亲在新疆只开了一个餐馆。

王局起身要和我父亲喝一杯，可父亲滴酒不沾，只能推辞：“我就以茶代酒了，一会儿你们喝多了，还有个人可以开车，我今天也带了好东西。”

说着，父亲从包里拿出从新疆带回来的蘑菇：“这东西堪比冬虫夏草，吃了抗癌！如果放在这个餐桌上卖的话，至少得一千多一盘。”说完，他就把东西交给那个厨师，厨师问起怎么做，父亲说，白水煮熟就可以，原生态。

饭局过后，李勇带着一行人去楼下的“重庆大舞台（夜总会）”，路上他故意走得慢一点，拉住父亲说：“一会儿你不要开口，这个事情不急，慢慢来，耍开心，剩下的交给我。”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哪里见过夜总会的阵仗，只敢缩在角落里面偷偷观察。大厅里面的音乐震耳欲聋，我根本听不清大人们交头接耳在说什么，舞台上的节目看得我面红耳赤，还有90岁的庄奴老爷子（台湾华语流行歌曲作词人）来站台。

因为父亲不喝酒，李勇喝到兴高采烈时，也拉着我喝了几杯，之后我便看见他在王局耳边嘀咕几句，就消失不见了。

再次出现时，李勇身边多了个年轻高挑的姑娘，那姑娘径直走到王局边上坐下。没一会儿，等我再次回头看时，王局和那个姑娘不见了。

那天走的时候，李勇跟父亲说，他给王局在酒店开了个房睡觉。路上，父亲问起李勇请客花了多少钱，他伸出两个指头比划了一下，“两万多”。

3

回到家，父亲苦苦等待了一段时间才等到了王局有空出来吃饭。饭店在新区老城，李勇、父亲和我先来到饭店等候。

李勇还是这次饭局的牵线人，他告诉父亲：“上次是专门带起耍，不好求人办事，今天不一样，我们你唱我和，把话说开，我们懂他也懂。”

王局颇为低调，骑着个山地车就来了，后边还跟了个人，说是同一个部门的。

“不要看我骑个自行车，这车管就好几万，我经常就骑着它出去耍，舒服得很。”王局说起自己的自行车，眼睛里都是得意。

李勇陪喝，要把王局喝高兴，才好把父亲的事情展开说。父亲在饭局上痛骂自己的大哥不是个东西，王局听后说：“这个事情，你今天还真找对人了，换成别人怕还是真不行。我们现在做拆迁非常严格，有多少赔多少，不单是你量房的大小，还得和我们档案里面（登记的）的（房屋面积）大小比着来，只能小，不能大。”

李勇举起酒杯：“那怕不好办哟，但以兄弟你的话来说，这个事情有没有门道？”

“那肯定有噻，不然怎么说你找对人了！这个‘两头比较’是按程序来，跑不脱，但是我可以把赵总那份档案抽出来，换一份‘对的’上进去。”

听了这话，父亲的脸上盖不住的欣喜，举起茶杯说：“王局有能力，那就麻烦王局了。”李勇是个明白人，听出王局话里有话，也举起酒杯：“到时候换一份（档案），肯定是换得进去，至于怎么换、纸上怎么写，就看你们两个啷个商量了。辛苦费、打点费这些，兄弟不得亏扣一分。”

李勇的话点醒了父亲：换进去的纸上能写多少面积？100平、200平、还是300平？父亲有点害怕，不敢往下想了：“王局，我那个兄弟做事没道德，要我来说，房子太大也没什么用，能住就好。这样，到时候写多少，全看你，多少我都认，我的想法是能有个90平就可以了，政策说了，每个人可以再买30平，我加钱买30平，凑个120平就心满意足了，那多的60平也算我买的，该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

父亲说完这句话，李勇就在桌子底下疯狂地踢他。

王局也懵了，他转头对李勇说：“你这个朋友有点意思，还多客气。你们家一共4个人，这样120平均下来，一个人分30平，到时候你再去买30平，凑个150平的大房子。”

“150平”也在父亲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太大的房子他也不敢住。

下了饭桌去卫生间的路上，李勇拉着父亲急切地说：“你这可坏大事了！王局那个意思你还不懂吗？人家权限大着呢，这么大动干戈的，就要个90平？你好意思，王局都不好意思，人家一挥手送你90平都不是问题！刚刚你要是不说话，我来怎么都给你要个两三百！”

父亲哑口无言，只好问李勇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现在反口也不好，前面你那个态度就是害怕了，说到底，别人看你害怕，不害怕也得跟着害怕！”

父亲事后庆幸，幸亏当时没张口要那么多——若当时真敢要两三百平，恐怕后来自己得被吃得骨头渣都不剩了。

4

那天，李勇算是把父亲和王局之间的“线”牵好理顺了，后面的事情就由父亲和王局单独商量。王局在饭桌上答应得爽快，可那毕竟是喝醉了的状态，酒醒之后话还作不作数，父亲心里没底。

一连好几天，父亲总是把举起的手机又放下，然后安慰自己说王局多半是太忙了，现在没空处理，等空闲下来会给自己回电话的。但王局的电话迟迟没来，父亲最终放心不下，还是主动打过去询问进展如何。

王局东拉西扯，说最近工作太忙，父亲拜托他的事不顺利，他有去看过，纸质档案不好调出来，那天喝酒忘说了，就算档案调出来，也不能在原纸上进行改动，得用新的纸，可这“新纸”还必须要求和那个年代的纸一样，不然一眼就看得出来。他那里已经没有这种纸了，只能去其他部门要，别的部门有没有，还是另一回事。

父亲上次在酒桌上说错话后，也开窍了，明白王局的官当到这个位置，求他办事的肯定不止自己一个：“王局，那个部门有没有这纸，就辛苦您了，把它拿出来肯定少不了打点，我先把钱拿给您，有钱好办事些。”

当天，父亲就跑到国土局6楼的地质灾害值班室，把报纸裹的1万块钱交给王局。说是拿钱去打理关系，但父亲心里明白，这辛苦赚来的钱也有可能全进了王局的口袋，万一事情办不成，就竹篮打水一场空。

让父亲不安的不只是“钱先花出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档案可以改，可村里房子的大小是实打实的，就算赶着扩建，也是明眼能看出来的，这又该怎么办呢？父亲将自己的顾虑告诉王局，希望他可以“指导”一下。

“这个好办，到时候我打个招呼的事情——你可以把邻居的房子借来用一下，测量检查的时候不是同时进行的，都是一家一家测，没多大问题。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可以做做样子，自己新盖一片，90平也好盖，也不用什么正规材料，反正走个过场就要拆了的。”

王局说得轻巧，可父亲哪有胆子借邻居的房子来充数？被邻居知道了，还不得求着自己搭关系？借了别人房子又不好拒绝，只会变得更麻烦——这种事情，从伯伯对父亲的态度也能看出来其中的微妙，就算大家都作假，也不能走漏风声，万一到时候有几家没关系被查出来了，就有可能被一锅端掉。

想到这里,父亲铁了心要把跟王局的关系打理好，可不能出一点差错。他借着喝茶打牌的名义，又给王局拿两万块钱，说去打点测量检查人员，希望不要在未来落了别人口实。

王局说：“你要盖就盖，我这边一定给你打点好，你放心。”

父亲还是放心不下：“我看村上好多人都在加盖新房，这出了事情可不得了。”

王局笑了笑：“你怕什么，这段时间新盖的房子多了去了，但是他们现在的大小和档案里面的对不上，谁会认账？你尽管放心，不是每个人都有路子找得上我们，也不是求我们办事我们就都会办。”

显然，王局还不知道父亲的底细，真把他当成了大老板。

父亲回到家，琢磨该怎么把面积补足。农村的房子只有两层，再去楼顶上加盖，一来不安全，二来容易被同村的人发现——就算大家都在加盖，父亲也不放心，他觉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可把墙敲了重新扩建也不现实，最后，他觉得只能在地下扩建——也就是在院子里面挖个地下室。

我家的房子在村里靠前，大路进来，两边是田地，顺着小路走几百米就到了，从地里挖出来的土，堆积在路边，格外引人注目，明眼人从门口路过，一眼就看得出来在干啥。邻居们告诉父亲，没必要这么麻烦，“随便修点泥巴房子”，或者“搭个屋棚”就可以了，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迟早都要拆的”。

父亲看那些土堆，的确碍事，就连忙把土运到房子后面的竹林里面倒掉。

5

那段时间，村里人不管有没有关系，家家都在扩建房子，大家都恨不得把自己的房子盖到田里去。

测量队还没来，村里就先进来了检查组，一个个油盐不进的模样，检查每家有没有扩建——也不是挨家查，只看房子外表，凡是有一点不对劲就要进去查，若是房里连家具都没有，就认定是新盖的，必须拆掉。这一下，搞得村里面搭屋棚的、修顶楼的人家，通通得拆掉，有些胆子大的人死赖着不拆，也赖不掉。

因为父亲挖的是地下室，我家很幸运没有被查出来，那些被拆掉了违建的人家，检查组前脚走，后脚就开始重新修——修个烂泥巴房子又不费钱，到时候多测出来的大小，可都是真金白银。有些人听说我家新盖的屋子没被拆掉，认定父亲“有关系”，还前来打听，父亲矢口否认，只用“地下室”当作掩护。

这一次检查实在太严了，父亲被吓着了，开心不起来。他在办理拆迁那段时间经常和王局出去“喝茶打牌”，私底下不断交着“开茶钱”，打牌时再看着输点钱。就在这期间，父亲遇见了一个同村开面粉厂的徐姓女老板。

徐老板的面粉厂属于拆迁规划地中的一块，可厂房和民房的性质却不一样，面粉厂是因为以前的年代需要，政府批出来的地，所有权归政府，地上面的物件都归徐老板所有——那时候，谁会想到以后还会有拆迁的机会？所以很多规章制度也没完善。

徐老板显然找过王局很多次了，已经没了耐心：“王局长，你理解下我们嘛，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厂，现在要拆，不可能说让我们把东西搬走就完了噻！现在地价这么贵，你不说给块新地，也要赔我们点钱，不然我们往哪里迁呢？”

王局指着徐老板说：“你也知道这个地不是你们的，那你说规划拆迁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属于国家的地定为赔偿范围？你要讲道理，地上的东西该搬就搬，搬不走的房子不是不赔，地你愿意买就去买一块，不愿意租也可以。”

“赔一块不用的地又怎么难嘛？那不赔地，拆迁款总得到位！”

“还说赔地，你当是我的地哦？现在就这么多地，你看见的也不是都批下的，就算可以用，给你了政府哪里来收入？你不愿意搬也没事，拆迁是肯定不能停，到时候地卖出去了，你就和别人公司谈，他愿意出多少，你们自己商量。”

徐老板见拿王局是一点办法没有，就嚷嚷着：“你信不信老子去市里面上访！？市里面不管我去省里面，省里面不管我去北京，我不信我还要不到个公平！”

徐老板那架势没吓着王局，倒把我父亲吓着了——万一她上访，来人查这片拆迁，查出点什么可是要坐牢的。父亲试探王局的口风，他叫父亲别担心：“她这事没人管的了，她那块地本来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政府赔不起，拍卖的房地产公司也要不起她的价格，你知道她要多少不？——2000万！要我说，她这事，再汇报的时候，顶多引用一点对她有利的条款，然后赔个几百万。”

父亲心里明白，这个要“多引用有利条款”怕是代价很大：“她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真的害怕出事情……”

王局告诉父亲：“你要是真怕，不开玩笑的说，我这还真有个办法——现在你和你老婆离婚，房子给她，然后按照最低标准，给你30平，你和你老婆按规定一人再买30（平），凑出来也有120（平）。那边给你档案写进去的东西，还加上今天给你说的，可就是两套房子了，你发大财了！”

父亲听了王局这番话，想到那次酒桌上因为自己害怕而说错话导致错过的几百平房子，就动了心。他回家后和母亲商量，要不要按照王局的方法操作一遍？

母亲倒是想得开，劝解父亲说：“现在既然摆出来了第二个办法，倒不如合情合理地做，最好是不要违法，万一你出了事情，我和你儿子可怎么办？”

父亲考虑了很久，为了图个安心，跟王局说麻烦他把原本的档案塞回去，“我老婆不让我这么做，你说我们先离婚、再买房子也有120（平），多好。前面的钱，就当您这些天的辛苦费了。”

王局没想到这样的结果，还是给父亲留了一步退路：“档案就先放我这里，等转意了再塞回去也不迟，人这一辈子，遇不到第二次这样的机会。”

6

测量工作开始的那天，父亲安静地在家等着。测量的人来了，问起父亲地下室的事情，父亲很是纠结，如果当时承认，立马打电话给王局塞回档案，应该也是来得及的。可最后，父亲还是告诉测量人员，地下室是后修的，不用测。

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拆迁工作都四平八稳，父亲也没有后悔过自己的决定。听说面粉厂的徐老板还在争取，这次拆迁她获得的最好的机会应该就是此时——因为在挂牌拍卖给地产开发商的时候，对方会做规划图，可以让他们出大头、政府出小头，一起赔偿。可她坚持上访，艰难无比，一气之下，竟然把负责拆迁的官员告了，她希望换一批人，或许自己还能谈得拢。

因为这场官司，拆迁工作全部重查。听说一个姓苟的科长是被查出参与作假人员里最为离谱的一个——拆迁工作不但要补偿地上建筑，还要赔偿农作物，赔偿的对象不是针对个人，是对于一个集体，所以苟科长胆子就大了一些，能按照耕地算的面积，通通算了进去（里面有很多荒草地），这一算下来可不得了，要取前3年耕地产值的平均值的10倍赔偿给集体。这条口子一撕开，家家户户自家的果树、杂树通通可以算满（按树大小），一株一株地赔付。

因为苟科长作假的数量之大，收益人之多，面临严惩的他最后不知从哪里检查出自己患有精神病，才逃过一劫。而这些事情也是在他被查出精神病之后才流传出来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其他被拉下水的人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涉及违法所得的，全部重新测量，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后来，李勇在重庆的“扫黄”行动中也被抓了进去，在判刑之前，才发现自己所交的各路“朋友”一点用处也没有，那些人见他身陷囹圄，都躲得远远的。

现在，他对父亲调侃起那几年说：“要不是被抓进去了，我那囤的酒还保不齐真卖了。”

 

回迁房是楼梯房，本来在拆迁协议签订之前说的是越早腾空搬房，越容易拿到低层的房子，可到交房的时候，低楼层却变成了内定关系户名额。父亲不愿意再找什么关系，就等着被安排，最后只拿到了最顶层的房子。

新城区的修建也是风波不断，商业街在修建之前，铺面就已经开卖，可建到中途又以消防隐患等名义修改规划，已经买了的商户当然不愿意——规划一改，不但意味着交房日期会拖后，还意味着自己已经买了的铺面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新的规划还是很快通过了审批。

商业街旁边还有不少楼盘也有问题，面临着在验收前改规划。比如：楼盘的车位不够，达不到住建局的验收标准，便用架空层作为车库的临时规划。

后来，规划的新区建成好多年后，徐老板也没有上访成功得到赔付，但她的厂子也始终没有拆掉——可同时期的另一家“钉子户”，却早在2018年被夷为平地，换种说法，徐老板是借着不断上访来保护自己的厂房。

等拆迁款下来的时候，那些本就富有的家庭开始变得更加不安份，有人拿着拆迁款做起了自己不熟悉、却向往的“大生意”，最后亏掉赔偿的房子；还有人拿着拆迁款去赌马，最后豪掷百万，沦为了笑柄。

（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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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辞公务员，他选择去996

2021-05-07 11:57:25

247人评论

作者鹿大萌

想用文字记录折腾的生活

宝叔是我最小的堂叔。去年6月，他辞去令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到私企做程序员。这个举动，让宝叔再次成为老家人议论的焦点。

宝叔觉得，公务员也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而已，没那么多光环，“想发财此路不通，升迁又难上加难，除了稳定外，一辈子也就困在于此”。

他想挣钱、带领家人脱贫，而不是一味地在体制内熬下去。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宝叔这些年在体制内，走得很艰难。

1

宝叔的父亲，我喊四爷爷。四爷爷曾是家族里的骄傲，在那个年代，他高中毕业，后来又去部队当兵。本来，四爷爷是可以在部队里提干的，但因档案中的年龄问题被取消了资格。退伍后，他被分配到铁路上工作，成了家族里第一个端上公家饭碗的人。只是，在单位提拔的前一步，四爷爷因为高兴喝多了酒，在值班时打瞌睡，引发了一个不小的事故。提干的事自然泡汤了，他被“发配”到煤矿，当了一辈子的矿工。

矿工工资低，四爷爷为了增加收入，只好去做各种生意，但每次都血本无归，让家里的日子过得愈发紧巴。四爷爷一直说，要是当年顺利提了干，自己就不会过成这个糟样子，于是他要求儿子努力学习，将来一定要吃上公家饭，成为国家干部。

宝叔确实没有辜负四爷爷的期望，他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听话又懂事，每次四爷爷一提起这个儿子，弓着的背立马挺了三分。

2004年，宝叔参加高考，分数远超一本线。填报志愿的时候，四爷爷给他定了两个目标：石家庄铁道大学与中国矿业大学。四爷爷说，从这两个大学毕业就等于直接进了国企，待遇比公务员还好——在我们那个地方，最好的单位不是政府机关，而是煤矿、烟草、铁路，号称“三大金饭碗”。

不过，此时的宝叔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找到我二叔商量，说想报考计算机专业，因为这个专业“钱”景远大。

二叔阅历丰富，思想紧跟潮流，便问他：“你那么想发财？”

宝叔说：“一是我确实喜欢这个专业，二是我家里这条件，还不学来钱快的啊？”

年轻的宝叔有这样的觉悟，二叔感到很惊讶，也十分赞同他的选择。但消息传到四爷爷那儿，他当即炸了锅，在他眼里，学习计算机跟玩电脑游戏没什么区别。四爷爷来我们家里闹，说我二叔嫉妒弟弟考上了大学，故意让他误入歧途……

我爷爷很生气，告诫二叔不要再插手四爷爷家的事，没了旁人支持，宝叔只好听从安排。但在最后关头，宝叔耍了一个滑头，他将第二志愿与第三志愿调换了个，第一志愿选择了“不服从调剂”，最终如愿以偿考入西安某名牌大学，学计算机专业。

宝叔是我们老家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大家都说四爷爷苦尽甘来，将来会享儿子的福。但选专业一事还是令四爷爷生气，最后他削减了宝叔的生活费，说钱给多了，他会去泡网吧学坏了。

 

宝叔读大学期间依然很优秀，他当选班长，又入了党，奖状拿了一大堆。2008年大学毕业时，别人找不到工作，他却因选择太多而发愁：要么选择特招参军入伍，要么继续深造读研，还可以去企业做程序员。

宝叔从小就厌恶四爷爷的“军事化”管教，自然不会去当兵；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得尽快工作挣钱，读研也不太现实；当时，许多互联网公司正处于扩张期，宝叔收到了好几家大公司的offer，但四爷爷一心想让宝叔吃公家饭，不答应。

父子反复博弈，四爷爷最终指明了一个方向——考公。其实，宝叔对进体制没什么兴趣，但也谈不上抵触，毕竟公务员旱涝保收，还是很有前途的。宝叔只学习了个把月，就考上了我们县的公务员，还是县委办公室的岗位。

这下，宝叔再次成为老家人称羡的对象。那时，我还在读高中，爷爷一直拿宝叔的经历激励我，让我好好学习考大学，以后跟宝叔一样吃公家饭。

2

宝叔去单位报到时，县委领导亲自接见了他，因为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在手，宝叔很快就进了秘书室，被重点培养。

可惜宝叔是个典型的理工男，写作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在办公室工作，有没完没了的材料要写，宝叔在秘书室里干了大半年，还是连一份像样的材料都写不出。犯了几次错后，他被踢去负责单位计算机网络的运行，其实就是修电脑、搞网线。

起初宝叔觉得这没什么，按时上下班，工资照拿。但三四年过去，宝叔觉得不对劲了——与他同批进来的同事，有的升了职，有的涨了工资，再不济也待在一个实权部门，有“福利”可拿。而学历最高的他，依然在原地踏步，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

大家都说，这是因为宝叔太老实了，不会交际。平时，他跟同事打个招呼都费劲，更别说跟领导套近乎了。其他人下班，都是三五成群去吃饭、唱歌，宝叔几乎不参与，他下班就直接回宿舍，不再出门。

四爷爷见状很着急，一直敲打宝叔，说不能一直做闷葫芦干事，没事得去领导跟前转转。宝叔含糊答应，然后一切如旧，四爷爷没有办法，就找我二叔帮忙。

那个春节前，我放寒假回家，二叔就借为我接风的由头在家摆了一桌菜，请宝叔来吃饭。不一会儿，二叔就把宝叔灌到位了，然后才开始劝，让他在单位不要太老实了。

宝叔不接话茬，只是闷头喝酒，最后“啪”的一声把酒杯倒扣在桌上，缓缓地说：“哥，你以为我真的那么不懂事啊。我也想，只是真的钱包羞涩。”

宝叔说，交际无非是请客吃饭加送礼，可这些无一例外都需要钱。他一个月收入4000多元，除了补贴父母看病买药，还得给二老一些生活费，加上自己租房吃饭等日常支出，很难攒下钱。他不跟同事出去，是怕回请；不接近领导，是怕送礼。

二叔理解他，没再说什么，又嘱咐宝叔好好工作，说工作做好也能出头。宝叔苦笑道：“哥，这话你自己信吗？”

二叔有些尴尬，沉默不答。

不过，宝叔也不是一直没有改变。他曾试图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引进一些信息化办公软件、设备进单位，写了几份报告，但都石沉大海。有人嘲笑他不懂规矩，“想出头想疯了”。

后来，单位里的事情越来越多，宝叔就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领导常说：“就让那个管电脑的谁去吧。”

当然，吃力的事情办完了，他还是那个管电脑的。

 

宝叔的事业不顺，婚姻亦然。

刚进单位的时候，他有够硬的文凭、稳定的工作、人品样貌也不差，就是众人眼中的香饽饽。很多人为宝叔介绍对象，他对相亲也不抵触。他自知性格木讷，靠自己去认识异性，几乎不可能。

只是，很多女生听了宝叔的家庭条件后，都选择了拒绝——当时，四爷爷折腾一门生意好几年了，没赚钱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根本凑不出房子的首付。在小县城没有房子，任你是啥都没用。

其实，宝叔也有两次结婚的机会。

一次，宝叔认识了一个独生女，女方家里是开玩具厂的，父母愿意提供一切物质条件，只要求未来生一个孩子跟女方姓。这下四爷爷不干了，他说这是倒插门，自己的儿子好歹是国家干部，那个女生只是一个临时工，找宝叔是高攀，还敢提这条件？在四爷爷的胡搅蛮缠之下，这门婚事黄了。

还有一次，某局长的千金看上了宝叔，局长也说他前途无量，就差贵人提点了。当然，局长千金也有缺点，她脾气骄横，不好伺候，四爷爷却让宝叔忍着，说前途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宝叔对这个女生无感，只是年纪大了，婚事不能再拖。他一直迁就着，直到这位千金对四奶奶发了一次脾气，宝叔再也不忍了，果断选择分手。因为这事，四爷爷骂了宝叔整整一个春节。

3

早在宝叔去县委工作之前，我二叔就说他不应该考本县的公务员，“去不了大城市也要去市区，无论如何都要离家里远一些”。

当时宝叔不解，二叔就说待在家里，事情太多，会很烦。对于老家人，我们一直抱有复杂的感情。自从我爷爷在县里定居后，家里就没断过人，老家的人和事一堆接一堆地找过来。爷爷退休后，老家人又习惯性地找我爸跟二叔，就算来县里卖个粮食，也要来家里吃顿饭再走。如今宝叔在县委上班，找他办事的人只会更多。

宝叔不相信，觉得我二叔多虑了，毕竟自己只是一个小办事员而已。二叔不再言语，还是让他有机会就走，“老家的池塘还是浅了些”。

这些年过去，二叔的“预言”逐渐成真。老家的亲戚们觉得有个熟人在县委工作，办事方便，大事小事都去找宝叔。比如，县委旁边是民政局，老家那边只要是结婚的都让宝叔带领，宝叔觉得很奇怪，符合条件拿着户口本跟身份证就可以领证了，找他工本费也省不了。可老家人就是觉得有人带着去有面子。于是，宝叔每次除了带路，还要买烟买糖当人情，直到婚姻登记处搬走，他才彻底解放。

四爷爷是个极好面子的人，宝叔考上公务员后，他就更爱炫耀了，无论别人聊什么，他都会绕到自己的儿子在县里上班，“有啥事要帮忙尽管提”。

这下，他给宝叔添了不少事，可宝叔人微言轻，能决定什么呢？最后事情办好了，对方觉得是应该的，办不好，还会落埋怨。

我二叔觉得，四爷爷在外面主动揽事儿，就是想把自己年轻时丢失的东西捡回来，想把过去丢掉的面子找回来。可他越这样做，就越让人瞧不起，还让他们的父子关系日趋紧张。

我们老家人情礼节很重，无论大事小事，四爷爷都要喊宝叔回家露个脸。他常说老家的人对自家帮助很大，做人不能忘本，要宝叔多跟老家的亲戚亲近。但宝叔有公务在身，不能经常请假，四爷爷就数落他忘本、让自己难堪。

宝叔从小就被周围的人灌输“要承担家庭的重任”，他实力不足，压力很大，就愈发烦躁了。后来，宝叔干脆不接老家人的电话了，就算别人当面请托他办事，也是推三阻四的。

宝叔告诉过我们，他之前去帮人办事时，由于自己“知名度”太低，几次被人像在审查骗子一样询问。这让他难以接受，所以一看到四爷爷大包大揽的样子，一听别人找他办事，就打心眼里抵触、犯恶心。

其实他也知道，那些人不一定期望他能办成，更多的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宝叔的错误在于不会说场面话，他上来就拒人于千里之外，很容易寒了人家的心。于是就有人说宝叔官当大了，忘记了老家人。

即便如此，四爷爷还是没有停止在外面揽事儿。

一次，一个本家堂叔想要一块宅基地盖房结婚，四爷爷便主动说能帮忙拿到批文。谁知宝叔一听就拒绝了，说现在管控严，自己搞不定，说什么也不肯帮忙打招呼。四爷爷大骂宝叔一通，又不好回拒堂叔，就赌气自己去跑门路。他从堂叔那里拿了2万块钱去打点，最后钱花完了，啥进展都没有。

堂叔婚期临近，房子还无着落，婚事都差点黄了，便带着一帮人堵到四爷爷家里，四爷爷不敢吭声，最后是我爷爷带着宝叔给人赔礼道歉，承诺还钱才罢了此事。堂叔他们走后，四爷爷又来了脾气，大骂宝叔没出息，让他丢了老脸，还大喊大叫地让他滚。

也正是这一次，老家人才终于看清宝叔确实没什么权力。他工作那么多年，家里还是一贫如洗，于是对宝叔的“高看”也逐渐消失了。

宝叔已不再是老家的骄傲，而是彻底成了一个笑话。四爷爷再跟外人夸起宝叔时，大家就哄笑着散开。有人讽刺四爷爷是“县委驻X村办公室主任”，四爷爷却觉得这是大家高看自己。不过，无论他再怎么揽事儿，也没人信了，宝叔反而获得了安静。

4

我读研二的那年，回老家参加了一场婚礼。在桌上，亲眼见到李舅突然向宝叔发难。几杯酒水下肚后，李舅就开始讽刺宝叔，说念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他一个卖菜的挣得多。

李舅跟宝叔同岁，两人从小就是两个极端，李舅初中念完就出去打工，宝叔考上名牌大学那年，欠了一屁股债的李舅从外地回家务农。那时候的他仿佛是一只老鼠，谁沾着都觉得晦气。

可是几年之后，李舅遇到了好行情，他种的大蒜卖出了高价，挣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此后他专做蔬菜贩子，钱越赚越多，成了老家第一个在市里买房子的人。

被李舅当众羞辱，宝叔红着脸，鼓着气，嘴里“哼哧哼哧”的不知该如何反驳。那番模样，惹得旁人好笑。李舅这话我也不爱听，直接对他儿子说：“你爸说了，你不用上学了，直接回家玩去吧。”

李舅瞪了我一眼，又打儿子的头，骂道：“别听你哥的，吃完饭赶紧跟你妈回城里去上英语课，再考不及格我揍你。”

大家哄堂大笑，宝叔的脸色也舒缓了，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

自此以后，宝叔逐渐透露出想辞职的想法，但每次都是被四爷爷骂了回去。每次父子发生冲突，我爷爷等一帮人就去劝宝叔，说四爷爷年纪大了，不要跟自己的亲爹计较，要孝顺……

宝叔想辩解，可到了最后还是摆摆手，表示投降。他日渐消沉，学会了抽烟，也很少笑了。

 

2018年春节，家族里的老老少少照例在老家聚会。酒喝了一轮，四爷爷又开始教训宝叔，说他不上进，不知道跟领导亲近。

宝叔连喝几杯酒，突然把杯子一摔，吼道：“我这个儿子没用，当不了官，我年后就辞职！”

宝叔的脾气我们都知道，平时不说话，但他做的决定，连牛都拉不回。四爷爷双手颤抖，杵在那好几分钟，然后猛地推开桌子离开了。热闹的气氛顿时冷下来，大家都不知道说啥。

十几分钟后，四奶奶哭着喊着跑过来：“不好了，老四他要跳楼啊，快去救人啊！”

我们急忙跑去，看到四爷爷站在二楼顶上，虽然楼层不高，但下面是三四米深的枯水塘，全是乱石，掉下去不死也得残废。四爷爷一边哭，一边抽自己耳光，说自己一生不幸，没出息，儿子还不孝。

四奶奶哭着打宝叔，让他道歉。叔叔伯伯们也在旁边劝说，让宝叔说个软话。宝叔憋着泪，握紧着拳头，最后“扑通”一声跪下：“爸，我不辞职了，我不辞职了……”

四爷爷顿时止住了泪，脸上挂着笑，满足地走了下来。他回到桌上继续吃喝，像什么都有没发生过一样。

5

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到处封村封路，我们老家好多人都不能出去打工，断了生计。尤其是李舅，他在春节前囤了一大批蔬菜，原想大赚一笔，却不料全烂在了手里。资金链断了，生意越做越难，到现在都没缓过来。

这时候，公务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宝叔旱涝保收，疫情防控之中离不开信息化、大数据，他的工作成果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赞扬。老家嘲笑宝叔的声音逐渐少了，四爷爷又翘了尾巴，到处炫耀：“公家饭虽然挣得不多，但是稳定啊。”

谁知到了6月，宝叔辞职的消息传开了。我很诧异，现在好多人想进体制而不得，宝叔刚得到领导的器重，怎么又要走出来了？到了年底，宝叔出差途经我所在的城市，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宝叔说，那个周末他回老家去喝喜酒，又被人拿出来比较了一番，他心中不悦，喝了很多酒，突然被领导叫回单位加班。

因为防疫需要，出入单位需要出示证件，宝叔那天没有带，新来的保安不认识他，就不让进，两人争吵了起来。后来，一位认识宝叔的老保安来了，他才得以进门。

就在宝叔转头的那一刻，他听到老保安说：“他就是那个修电脑的，下次记住行了。”

宝叔再也忍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好歹是一个正式公务员，怎么就成了“修电脑的”呢？他借着酒劲儿跟保安吵了起来，发泄积攒了多年的怨气。而这一切，恰好被新来的领导看见。出入的规矩是新领导定的，宝叔带头违反，自然被拎出来通报批评，还要求他当众检讨。

哪怕事情已经过去了许久，宝叔提起时，仍旧愤愤不平：“为什么要拿我说事呢？还不是看我没啥背景，好欺负呗。”

宝叔不能接受当众检讨，他选择辞职。递交辞职信时，领导同事都劝他忍一忍风平浪静，可宝叔不为所动。

他说自己第一次昂着头离开单位，那一刻神清气爽，好像又年轻了三岁，“好多同事都佩服我，敢于跳出围城，去追求更大的发展。在小县城当公务员，最后还是窝在小县城，一辈子真的没意思”。

 

现在，宝叔在杭州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他胖了很多，脸上的那股子忧愁没了，整天笑呵呵的。

我问他：“你辞职不会是那种为了追求理想、不想平庸过一辈子这种鸡汤理由吧？”

“不，我就是为了钱。当公务员不能让我挣足够的钱，当然只有离开了。”

这些年，宝叔的编程手艺一直没落下，还考了几个证，所以才能在辞职之后做程序员。他以前的那些同学，如今很多都是互联网公司的骨干中坚了，宝叔从他们手里接了不少业务。

“现在的老板很赏识我，管我吃住，奖金还不少，我今年有望突破到手20万！”宝叔的两个手指比划来比划去，看来对这个数字很满意。

我问他是否能适应互联网公司996的工作节奏，宝叔说起以前在县委，“何止996，简直007，我还觉得现在轻松多了”。

不过，宝叔也有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过去上班穿着正式，现在同事们都很休闲，突然不穿皮鞋了，他的脚还闹脚气；以前单位里每个部门关起门来办公，氛围严肃，等级森严，现在同事们在一个大办公室里，说说笑笑就把活儿干了……

看到宝叔高兴的样子，我也为他高兴。他得知我考上了编制，也祝贺我：“你前途比我好，你在这种大城市的大机关，大家讲规矩，工作省力省心，不像我以前在基层那么累，人际关系太复杂。”

我不想多聊这些事，就打岔问四爷爷是什么态度。

“一听说要处分我，老头子反而说男人就要有骨气，不能背处分过日子，不如自己走得潇洒。去年冬天他大病了一场，家里又被掏空了，现实环境在这，他也想通了很多，还是钱要紧啊。”

我也听二叔说过，老家有人说宝叔不当公务员是犯傻，四爷爷与那人争辩了起来，说自己的儿子是有宏图大志的，还差点动了手。

我问了最想问的一个问题：“辞职不当公务员，到底后悔不？”

宝叔挠了挠头，脸红了，说后悔也是有的：“现在公务员的薪资待遇涨起来了，继续待下去，不一定比现在拿得少。但是在老家，太多的事情羁绊着我，让我过得太压抑了。当初要听了你二叔的话，换个地方当公务员，说不定现在都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他愣了一会儿，点了一根烟，表情变得沉重起来：“现在的工作虽然看着好，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做程序员太伤身，更新迭代速度太快。我只能奋斗这十年，争取挣够钱，然后转行。”

他说养老是一个大问题，公务员是国家兜底养老，现在他没有子女，这几年挣的钱也只够给父母养老。以后，他也不想要孩子，不想再让孩子跟他受一样的苦。

“你四爷爷说现在就想抱孙子，不然死不瞑目啊。”宝叔说到这儿，又把下半句憋了回去。等喝多了，他还是忍不住把那句有些大逆不道的话说了出来：“他们二老不死，我无法解脱啊。”

“那让你重选一次，你会选择一毕业就去企业吗？”

“不是，我会选择去当兵。”宝叔接连叹气，说进部队大概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专业，毕竟部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人际关系简单，按规矩办事行，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就算家里人找他办事，也可以用“部队管得严”来推脱。

而一毕业就进企业，留在大城市，宝叔背负着这种家庭，依然难以立足。遇到事，他该回家还是得回家；亲戚朋友来城市，他该接待还是得接待，“况且，企业里的那种干法也是要命的”。

宝叔似乎也在重复四爷爷高开低走的人生，好在落到最低端的时候，他选择了反抗，开始扭转自己的人生曲线。可是，他始终不敢确定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他说：“公务员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确实很枯燥，但在企业里一眼看不到头，更让人恐惧。”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