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差别

当一群高收入者决定不花钱：住公司、吃剩菜，前所未有的快乐

Original 点击右边星标 一条 2021-05-05

 

过去一年催生了很多新词汇：

内卷，996，尾款人，鸡娃......

为了摆脱这种焦虑的循环，

新一代年轻人正在探索其他的生活方式。

 

 

他们有的不消费，吃剩菜，住公司，

甚至毕业后压根不去上班。

有的离开都市到三亚后海村，

白天出海找浪、晒太阳、玩躲避球，

晚上听音乐、喝酒、蹦迪。

有的小夫妻，放弃几千万的公司股票，

改造房车，从此过上四海为家的生活。

 

 

后海村沙滩上穿比基尼的女孩们

假期最后一天，

我们精选了过去一年报道过的3种新生活方式，

与大家分享。

编辑   刘亚萌   责编   石鸣

 

 

豆瓣“负债者联盟”如今已有4万成员：23岁负债10万，25岁负债20万，30岁负债70万……不是因为买房买车黄赌毒，仅仅是日常消费花掉了。

与这些年纪轻轻的负债一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群Freegan，意为“不消费主义者”，住公司，吃剩菜，翻垃圾箱，不购物，凭借社会生产的剩余物满足吃穿住行基本需求。有的甚至不上班，将积蓄赠予他人，拒绝被纳入现代货币体系。

 

 

Freegan实践者丁红

 

Freegan实践者杨宗翰

39岁的丁红和30岁的杨宗翰分别践行Freegan已经11年和8年。

丁红的职业是动漫游戏美术师。2009年初，她前往北京小营西路的金山软件大厦，把15公斤的背包偷偷藏到工位底下。每当夜深人静时，她拿出瑜伽垫，往会议室的长桌上一铺，将一条红披肩对折拢成枕头，盖上借来的毯子，一觉睡到天亮。

周一进公司，周五才出来，她变成了那个“住在公司里的人”，此后6年再也没有租过房。她曾靠着同事们吃不完打包的“剩菜”度过了2年时光，虽然一到周末就去游山玩水，她在北京的月开销很难超过500块。

 

丁红在马来西亚的仙本那海岛

因为支出极少，对钱的敏感度也逐渐降低，某天去查银行卡时，丁红猛然发现自己居然存下了很多钱。她热爱旅行，以极低的费用横穿美国、徒步珠峰大本营、逛遍东南亚、考到潜水证书……

35岁那年，她决定用手上的钱去新西兰学习动画，一年学费8万块，果断出手。她的第一部独立动画作品《疯狂的司机》，拿到了维塔工作室的杰出动画奖，之后留在了当地工作。

 

 

丁红在新西兰的Maui Studio工作室

 

寻找海货

在新西兰做Freegan的好处是，这里有着数量庞大的野生食材。丁红学会了在森林里辨识数十种蘑菇，掌握潮汐的规律下海摸海鲜。吃不完的牛肝菌、海虹、巴掌大的鲍鱼、鲜嫩的海带、野韭菜、水芹菜……

为了避免成为一个“因乱吃而被毒死的吃货”，开始翻找各种英文动植物学术材料，她笑谈自己一个学渣因此掌握了大量高级英文单词。抛弃消费欲望后，她更深度地参与这个世界。

 

 

杨宗翰接受电台采访

杨宗翰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按家人原本的计划，他该朝向年薪百万的工程师迈进。然而如今30岁的他，没上过一天班。

他常常风餐露宿，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脚上穿着2年前从阿尔巴尼亚捡来的鞋，搭便车全球各地跑，成为“台湾Freegan精神第一人”。

转折点是2012年，当时杨宗翰念大四。他挑选了一个冷门国家克罗地亚交换一学期，但“很白痴地”忘记申请学校的住宿，阴差阳错误入一间屠宰场，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年轻Freegan。

 

 

被空屋占领的屠宰场名叫Klaonica

屠宰场位于市中心，废弃20多年，2年前被一群人进行了“空屋占领”。没电，没自来水，也没暖气，零下20度的深冬天气里，他们烧木柴取暖，回收蜡烛用于夜晚照明，收集雪化成水，生火做饭……

每到晚上九、十点钟，这群人会架着手推车上街，沿街问面包店和披萨店有无剩下要丢掉或者过期的食物。令杨宗翰大为震惊的是，这个在全欧经济排名垫底的国家，浪费程度超出想象。单单某一家面包品牌的总工厂，每天要被扔掉的面包多达一吨重！

回到台湾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写成《空屋笔记》在网络上分享，推广这种生活方式。

 

 

杨宗翰组织的免费市集

杨宗翰的Freegan生活为他带来形形色色的朋友，以及不错的收入。他的讲座邀约不断，从中收取一些费用后，因为花得极少，每年至少能存下30万台币，比一些城市白领的积蓄还要多。

他本可以挣得更多，但也仅此为止了，杨宗翰表示要减少讲座的数量，他不想挣那么多钱，想安心当个悠哉的树懒。

不过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近距离地照顾家人。几年前他的父亲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并出现暴力倾向，母亲也病倒了，他很自然地分担起照顾的责任。父母头一次发现，原来儿子不用上班就能养活自己，还是一件蛮不错的事。

 

三亚后海村，正在成为第二个大理。疫情之后，这个两面环海的冲浪度假圣地，引来“玩得最尖”的那批年轻人在此驻足。

后海村很小，10分钟就能逛完，新村民们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白天出海找浪、晒太阳、玩躲避球，晚上听音乐、喝酒、蹦迪，每天都有Party，就像24小时不灭的火人节。

辣妹是后海村的关键词，女孩们在阳光和海风的轻抚下，像是得到了大赦，肆无忌惮地用比基尼、裸露的古铜色肌肤，展现自身的性感和妩媚。

 

脏辫女孩大星

 

空乘专业的多多

宝妈CC、手作人代代和数字游民Josh成为了后海村的新村民，他们在这里拥有了新的社交圈并探索出了别样的生活节奏。

CC是儿女双全、大宝8岁的宝妈。她师范大学毕业后就结婚生子，在长沙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美容院，时间自由，一有空就全国各地跑、做义工，尝试新鲜事物。

 

CC

她最初只是想来后海村学冲浪，半年之后，她决定结束早就出现问题的婚姻，把户口迁到这里。“我（在城市里）辛辛苦苦工作两个月，就是为了来这边玩半个月，我干嘛不一直待在这呢？”

CC搬到后海村之后，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这个圈子里有蒙古族的、藏族的朋友，顶着一头脏辫做儿童教育的朋友......CC每天和这帮好玩的人在一起，冲浪、露营、打球、潜水、找瀑布，这样充实而简单的生活过久了，CC明显感觉到自己对物质的需求在减少。

 

 

CC和朋友们都是辣妹

之前在城市她会买昂贵的包包、项链和手表，但在后海村，一切以实用价值为首。CC每天背几十块的小布包出门，项链和手表容易丢失，全部摘掉，美白类的护肤品也不需要了，顶多买一点防晒泥和椰子油，需求量最大的比基尼也从一开始两三百一套到现在二三十一套。 

 

 

CC在后海村的日常

搬来后海村这半年，CC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在这怎么生活？靠什么吃饭？”

“这边随便找个工作，都有三四千，还包吃包住，我再落户，每个月政府还会给补贴。”CC感到很不解：“你在这待久了，总会有资源的。” 

 

手作人代代

从大理来的手作人代代，脸上有鼻钉，穿着波西米亚风的服饰，胸口和两只手臂上都是彩绘，手腕和脖颈上戴的是她自己做的首饰。

后海村聚集了一帮从大理过来的移民。代代去年12月份从景德镇学完陶瓷来到这里，本来只是想找个温暖的地方过冬，没想到每隔几天就能遇到阔别多年的朋友。

她搬来后海村的3个月里，看心情出摊，更多时候窝在家里做手工，有时候租个摩托去万宁的山里到处逛，那边的小屋特别美。

 

代代去过上海的club，觉得人们都端着，坐下来一块聊天，聊的都是我们家有几套房子、要不你带我做点事，而在后海村，大家对城市那一套没兴趣，“你要是说我今天冲到一道浪，太牛逼了，还有兴趣听听。”

在城市里大家一起玩，买什么吃的，买什么喝的，一般是各买各的，但在后海村，买一瓶水，“我喝完之后会递给你，再递给他，再递给她，买一瓶酒也是这样，”代代说，“我们没有多少钱，但我们可以分享。”

 

数字游民Josh

Josh是一名程序员，公司总部在瑞典，允许线上办公。来后海村之前他先去深圳待了一个半月。

他觉得在深圳的生活挺无聊的，每天上下班，周末去攀岩或者冲浪，有时候和朋友在公园里坐一坐，然后就回家睡觉，后来他又找了外语机构，教别人学英语，也没什么意思。“在深圳大家最喜欢谈这个房价，哪怕再有趣的人最后也要架在这一层上的感觉，就要赚钱，要奋斗，事业要成功。”

Josh高中毕业后就去澳大利亚读书、工作，20岁出头时，他体验过国外的嬉皮士社区，“嬉皮士抗拒的就是主流社会的那套东西”。Josh和几个嬉皮士朋友背着帐篷和包，开着车去山里参加音乐节，住了四五天。大家组成一个小社区，一块做饭、吃素、冥想、跳舞、冲浪，光着屁股跑步也没人说你。

Josh说：“不是晒黑，编个辫子，穿着波西米亚风的服饰就是嬉皮士。打扮成一个嬉皮士只需要三天，但真正做到嬉皮士的内心可能需要三十年。”

 

 

村民在Reef酒吧天台吃火锅

那次Josh只是觉得这里阳光很舒服，去海边走两步就到，就住了下来。他喜欢固定的生活，在后海村的3个月里，周一到周五白天他会去村子里一家咖啡馆上班，有时坐到11点关门才走。

 

Josh常驻村子里的一家咖啡馆

工作的缝隙，他会去咖啡馆门口抽支烟，和脸熟的村民们聊天，手头上事少时，下了班会去酒吧坐坐。“我有个程序员朋友，在这每天晚上party，喝酒，玩得太狠了，影响工作效率，后来被公司炒了。”

Josh想起“无尽之夏”那句标语“City life sucks”，说：“其实哪个生活都没有sucks（烂透了），只有你自己sucks 不sucks。”

 

 

荷包蛋和哈里，是一对80后情侣，2017年开始，已经在房车上生活了3年多。两人都在风口上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自嘲“产品狗和设计丝”，加班严重，日常是“给自己打鸡血，和隔壁部门撕逼，以及等公司上市”。于是一有周末就拼命逃离，开车去城郊野外溜达，远离工作和客户，住两天再回来。

这样生活了几年后，他们有一天突然醒悟：既然平日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上班，回家就是睡个觉，一到周末就去郊外，为什么还要租房呢？更不用说当时哈里租住的地方离公司足足有20公里远，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路上。如果把睡觉的地方搬进车里，不是更直接吗？ 

 

 

想清楚这一点后，荷包蛋和哈里很快先后辞职，开启了房车生活。

两人都是设计出身，哈里有在车企工作的经验，而荷包蛋天生就着迷家居软装，他们在纸上、电脑上画房车设计图，在出租屋里贴胶带，模拟房车的布局和大小，不久就造出他们的第一代房车。后来不断改进，现在两人住的已经是第三代。

 

 

房车改造前

 

房车改造后

为了实现卧室和客厅的双重功能，他们将固定床换成沙发床，白天这里是可以喝茶聊天的客厅，晚上入睡前将沙发底下的木架拉出，和对面平放的座椅拼接，就是一张1.85m*1.45m的大床。

 

 

和朋友用外置厨房做饭

2017年11月上路后的头一年，荷包蛋和哈里开着房车四处旅行。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玩法，去青海甘肃宁夏探墓考古，去黔西南的犀牛洞穴里探险，去版纳来一场泼水节大战。

以前他们去一个地方要先查好路线，订好酒店和机票，打包好行李，现在他们经常说走就走，半夜拍脑袋一想这会儿不堵车，马上就出发。如果把房车停在海边，早上起床一打开门，就可以看到海上日出，再也不用补贴1000多块钱去住所谓的海景房。

 

 

荷包蛋在老挝游泳

 

他们不再惦记餐馆里的美食，反倒更乐于逛菜场下农地，回来后立马就能将食材洗净切好下锅。他们甚至摸索出了几样方便路上保存制作的菜式：土豆、鸡蛋、笋、西红柿、熏肉、苦瓜、绿叶菜，两个人平日一餐的素材成本大约是20元。

从前，荷包蛋有容貌焦虑，出门忘涂粉底一定要回家补上，如今她可以穿着解放鞋去买水果，穿着拖鞋进商场，也不再迷恋上万块的包和设计师品牌的衣服，反倒着迷于二手古着和平价快消品的混搭，“这最容易让我找到自我的状态”。

“花的钱少了，生活质量却提升了。”他们不禁开始怀疑过去花钱如流水都是因为“上班太辛苦”，频繁去做按摩去美容院来弥补通宵工作对身体的损伤。

“我们都习惯了用一天额外30%的时间加班，然后花工资的30%买别人的劳动力”，而一旦从工作—消费的无限循环中解脱出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荷包蛋在大理小院里

其实，辞职前荷包蛋刚通过公司的升职面试，辞职意味着放弃唾手可得的股票和职级奖励。而哈里的老东家，也在他离开没多久就成功上市，原本手握公司股票的哈里错失了几千万。荷包蛋说他知道这个消息时一如既往地淡定，“生活是自己的，钱可以慢慢赚”，哈里往后一躺，靠在房车的沙发床上。

如今他们通过帮人改造房车获得一定的收入，却又给他们自由游荡的生活带来了限制。未来的路怎么走，他们还在探索之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愿意回到城市里朝九晚五地上班了。

 

死亡拆船工

Original 国家地理 国家地理中文网 2020-04-18

 

 

工人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切割“利昂娜一世”号的甲板，这时一大截船体突然断落，碎钢片纷纷向经营者们飞去。这艘货轮是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建造，在海上航行了30年，大约是轮船的平均寿命。

 

坐标孟加拉湾，

孟加拉国第二大城市吉大港，

80余个拆船厂矗立海边，

横跨13公里海岸，

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在孟加拉国的海滩上解体，

而拆解巨轮的繁重工作由拆船工徒手完成。

 

这是苦难而豁命的工作，

每天却只能得到不足1美元的薪水。

 

 

 

几年前，一场爆炸致使多名工人丧生，

此地由旅游景点转变为对外禁地，

高网林立，戒备森严，

但巨大船体掉落的轰鸣声显示，

拆船厂仍在正常工作。

 

 

退潮时，拆船工们将一根5000公斤重的线缆拖到一条搁浅的船上，以便在拆船时用作运输绞索。

 

世界上大多数的轮船拆卸都是在南亚各国进行，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且监管松弛。在防护条件极低的情况下，孟加拉拆船工们切割巨大的船体，与有毒物质近距离接触，工人身上遍布伤疤，常见童工与年轻的寡妇，当地几个家族控制这个暴利的行业。孟加拉国拆船厂，绝望的男人们从事着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摄影：PETER GWIN

撰文：MIKE HETTWER

 

 

有些船仍然完整，看起来是刚来到这里。其他船则被肢解得只剩一副骨架，钢铁表皮被揭下，露出里面巨穴般黑洞洞的空间。

 

远洋航船按理是不应当拆卸的。

 

发达国家报废轮船的过程，

受到严格监督且代价高昂。

而南亚则不然，

贫民区的工人工作极其艰苦，

拆船厂是获取巨额利润的捷径。

 

 

远洋航船的设计可以抵御世界上最凶险的自然环境中的极端破坏力，而且通常是用有毒材料建造，比如石棉和铅。

 

在孟加拉国，

500万美元的投入，

三到四个月的期限，

就能收回大约100万的回报。

相比而言，

巴基斯坦的利润不足20万。

孟加拉国拆船协会前主席说

利润率受钢材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

 

 

工人们顾不上罹患肺癌的风险，把可能含有石棉的管道接头垫圈点燃，以驱散夜晚的寒气。

 

但无论如何，

一艘轮船超过90%的部分，

都能用来拆解回收进而获利。

 

 

搬运工们整日在泥浆里滚打，泥浆被船上冲下来的重金属和有毒涂料所污染。

 

拆船商从专门经手报废船舶的国际中间人那里购得轮船，然后雇用一名专门从事大船搁浅的船长把船开到拆船场地，也就是几乎不足百米宽的一条狭窄海滩，拆解作业开始了。

 

 

 

轮船嵌入泥地后，里面的液体马上被抽出，包括残余的柴油、机油和消防药剂，然后转卖出去。

 

 

 

之后拆除机械和配件，所有物品都被拆卸出售给废料回收商——从巨大的引擎、电池、发电机、几千米长的铜线，到船员床铺、舷窗、救生艇以及驾驶台上的电子仪表。

 

 

手持焊炬的切割工在助手的协助下，先拆除船内设施，然后有条不紊地切割层层甲板。拆卸过程持续三到六个月，取决于船的大小。

 

 

 

轮船被拆成一个钢铁躯壳之后，一群群来自孟加拉国各贫困地区的工人用焊炬把船骸切割成块，这些钢板被装载机运离海滩，然后制成钢筋用在建筑中。

 

 

船被拆成一块块钢板，每块钢板重量达500公斤甚至更多。运用蛮力和简易滚轴，一群群搬运工把钢板运到卡车上，卡车再把它们运到轧钢厂，制成钢筋用于建筑。

 

“如果你不去考虑

渗入土地的有害物质，

也没有听到寡妇们的哭声，

这听起来就像笔好生意。”

非政府组织拆船平台的活跃分子

Muhammed Ali Shahin说。

 

Shahin不是要求停止拆船创造，

而是改善工人们的生存处境。

 

 

当地年轻的寡妇，她们的丈夫有的是被掉落钢铁碎片压死，有的被困在船里窒息而死。

 

在院子周围的棚户区里，

住着沙欣最关心的数十名工人。

许多人身上带有深深的锯齿状伤疤，

有的人缺了手指，

还有几个人单眼失明。

 

 

有个人把工人们身上的伤疤称作“吉大港纹身”。

 

其中一个家庭有四兄弟。

 

40岁的Mahabub年纪最大，他做过两个星期切割工的帮工，亲眼目睹一个男人的火把不小心点燃了一小块船舱的汽油，被活活烧死。这件事发生后他就辞职了，因为害怕老板不放他走，连工资都没敢要。

 

 

 

老板们会威胁这里的工人，

让他们对发生的事故装聋作哑。

 

 

 

Mahabub指给我们看老二Jahangir的一张照片。他们的父亲死后，15岁的Jahangir就去做了切割工，Jahangir和工人们对一块巨大的船体进行切割，连续三天都没断裂。暴风雨骤至，他们在下面搭了棚子，不料船体猝然垮塌，他在2008年的这场事故中受伤去世。

 

 

喜马拉雅山脚下丘陵地带的杜诺特村中，大约三百人参加了拉纳·巴布的葬礼。22岁的拉纳·巴布是个拆船工，死于焊炬点燃瓦斯引发的爆炸。

 

 

“他还是个孩子，”一名哀悼者说道，“为什么这种事件一直在发生？”

 

老三Alamgir，22岁，他曾经摔进一个27米深的大洞里，所幸洞里渗入了足量的水，工友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了上来。第二天Alamgir就辞职了，现在在做为经理们端茶倒水的工作。

 

 

 

最小的弟弟Amir只有18岁，是切割工的助手，身材瘦小，皮肤上还没有疤痕，笑起来很腼腆。被问到是否对他的兄弟们的经历感到害怕时，他有些不知该说什么，局促地回答：“害怕。”

 

 

这些拆船工说自己已满14岁，也就是能够在拆船厂工作的最低合法年龄。经营者喜欢年纪小的工人，因为他们价格低廉，又不清楚工作的风险，而且他们小小的身体可以钻进轮船最狭窄的角落。

 

雷鸣般的响声震动铁皮屋顶，

但非孟加拉国著名的暴雨将袭，

外面还是大太阳。

 

男孩说：“是大块船体掉落的声音，

我们每天都能听见这种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