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19)

来源: 2021-05-04 17:52:55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民以食为天

 
 

景文在桃曲村谷子地里,1971

知识青年在农村有两大苦,生活困苦,精神苦闷。精神苦闷以后谈。生活困苦中最主要的是“不得吃”(陕北方言,即粮食不够吃)。

陕北苦旱,一年中只有一两个月有新鲜蔬菜,冬季里靠酸菜,春夏之间只能靠盐和辣子面佐餐。好在每年秋天有瓜果可以放开吃。每年至少半年甚至七八个月没有油吃,“吃炒菜”在老乡的语言中历来是奢侈的享受的意思。景文在农村自学外语、数理化时,经常感到脑子转得很慢,甚至不转,是不是常年没油吃的关系?

粮食不够吃,不得吃是很多知青的烦恼。没有副食,没有油水,大家的饭量都惊人地大。景文当年瘦的像麻杆,但出奇地能吃,人最瘦,但却是本村知青中最能吃的,2尺1的锅,一尺八的篦子蒸出多半拃厚的玉米面窝窝,用线勒成七八寸长的一牙一牙长条窝窝的,一口气吃个五六牙还意犹未尽,大老碗的面条餮个两三老碗仍不解馋。令人不解的是,好像是越瘦的知青越能吃。后来养了一口猪,好像才找到了解释。养过猪的人都知道。半大的克朗猪很瘦,但特别能吃,一顿要喂一大盆,但随着猪育肥,猪的饭量逐渐减小,到完全育肥后,一顿饭只能吃一瓢,但一天要吃很多顿。

景文的饭量比起在姚家村插队的杨自雄和王立丰两位知青仁兄可是小巫见大巫了。两位同学是北大附中老高二的学长。据说,某年杨同学和王同学两位仁兄每人一年分了400多斤粮食,分粮到这个水平在壶口公社是非常富裕的村子了。但一人400多斤粮两位半年的时间就吃完了。两位仁兄跑到公社讨吃,向公社申请救济。一人400多斤粮食半年就吃完了,公社怀疑其浪费粮食。公社专门派一副主任走了20里路到姚家村上门调查。到村里正赶上头晌饭,杨同学和王同学二位当着副主任面吃完了整整一篦子(一尺八直径的篦子)半拃厚的玉米面窝窝,还喝了半锅米汤(粥),是吃光了,不是吃饱了。这饭量让这位副主任看得目瞪口呆,当下批给他们救济粮400斤。

几十年后见到王立峰同学,他跟景文说,当年公社补助的粮食也不够他们吃,他最多时一年一个人吃了1000斤粮食。景文说。哪来那么多粮食给你吃?公社也给不了你那么多。王立峰同学说他还跑到县里的知青安置办公室讨吃,坐在那不走,要粮食补助,最后他还跑去找县革委会主任马一韩同志讨救济粮吃。县里莫奈何,不得不批给他们粮食补助。

听说杨同学和王同学两位仁兄最爆发的是,两人用四斤干面擀面条,下了一大锅面,两位仁兄将这一锅面连汤带水一口气全消灭了。四斤干面粉啊!!!还有传说。两位仁兄曾与人打赌,如果能一口气吃40斤西瓜就白吃,结果两位仁兄将40斤西瓜一口气吃完,让卖西瓜的不得不赖掉赌注。

遇到这两个吃货,公社也非常头疼,后来有铁路单位来招工,赶快把这两位大神给招工送出去了。因为能吃,硬是比我们在农村少呆了一半的时间。

在聊斋中有一篇故事名为天禄,说人一辈子吃的粮食总量是一个定数,吃完了寿数就尽了,黑白无常就来收命了。在明代的《了凡四训》这本家书里也有记载被称为神算的算命先生以禄米多少石(担)斗升为计数单位算命准确无比的事迹。这两位大神这么能吃,会不会早早地就把自己的天禄吃光了?不得而知。

杨、王两同学,一胖一瘦两个分别被称为大饭桶,两饭桶在我们公社知青中名声远扬。杨自雄同学早年很胖,即使在下乡插队那样的艰苦岁月里仍然很胖。但到晚年却非常消瘦,而且胃不好,饭量很小,后来得胃癌离世。南无阿弥陀佛!王立峰同学当年很瘦,老来却成了大胖子,饭量很小了,健康还很好。

下乡那几年,陕北的粮食亩产量低得令人心碎。

陕北黄土高原缺水,人喝的水要下到深沟里汲取,用毛驴驮上来。桃曲村下沟汲水来回一趟要1个小时以上。人喝水尚且如此困难,庄稼是绝无水利灌溉,只能靠老天下雨。可是这里十年九旱。粮食产量不可能高。

人民公社时代,这里的玉米亩产量仅有110-130斤,小麦亩产量仅有80-110斤,谷子,糜子,荞麦等亩产80多斤就算好的。

除了天旱,人民公社社员干活大波哄,出工不出力是产量过低的重要原因。当年在每个村子边上都可以看见一小块一小块庄稼长得非常茂盛茁壮的田地,那都是社员私人的自留地。

单干时,无论是入社以前还是包产到户以后,粮食亩产量都至少比人民公社时高一倍以上。

景文插队的桃曲村1969年是丰收年,人均分粮380斤,这是毛粮,去了皮最多有340斤,每个月连30斤都不到,没油没菜,知青们根本不够吃,好在有些同学因病回家,还有回家时间较长不回村的,省下粮食给留村的知青吃,算是勉强够吃。

1970年天旱,粮食减产。

景文记得,当年村西边大沟对面的那岭上的坡地上种了60堆地的油菜籽。大家扛着老镢头下沟爬坡去刨地下种,中间又扛着锄头去锄了一遍地,夏季去收割,翻过一架沟,走了5里路,到坡上一看,油菜籽长得稀疏矮小,用了几十个劳力花费了两晌时间,收割完再捆好吭吃吃地翻一架沟背回来。回来一打场,才打出6斗油菜籽。60堆地合40亩,6斗合不到200斤,平均1亩地才收个三四斤,虽说是坡地,也太惨了点吧,基本属于绝收。

由于天旱,麦子长得非常不好,每亩产量也就六七十斤。收了麦子后,很多村子续种了一茬荞麦。荞麦耐旱,紫红色的杆茎,绿色的叶子,开花为紫色,花朵小,单株看不起眼,但成片的荞麦开花如紫色海洋,非常美丽。荞麦花开时节,景文在安乐山上向东望,有三条塬从安乐山向下延伸到黄河边,从北向南分别为桃曲、上堠塬,水南塬和桑柏、寨子塬,这三条塬上有大片的上千亩荞麦,荞麦的紫花盛开,整个塬都变成紫色,在秋云的笼罩下,东方的天地间为淡淡的紫色所笼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紫气东来么?

但美景和肚皮是两回事,粮食歉收已成定局。这一年,知青们在自留地里种了一堆地(3堆等于2亩)的萝卜,由于天旱,萝卜最大的长得只有鸡蛋大小,景文和同学在自留地里刨了两晌,也没捡出多少萝卜,很多比小指头还细的萝卜,都懒得捡了,看着一地破败的萝卜樱子,景文感到有些丧气。

这时,站在边上等候良久的贺宗顺的婆姨指着地上的细碎萝卜和萝卜樱子怯生生地问景文,这些你还要不要?景文挥挥手,不要了。贺宗顺的婆姨带着两个孩子,赶快冲上去,翻捡稀碎萝卜,打扫战场。可怜的老乡们啊,他们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知青们收获的萝卜,连半缸酸菜都压不了,冬天吃什么呀?

好在,这一年枣子长得不错,队里分了100多斤,自留地的枣树打了100多斤枣。对自留地的枣树,知青们用剪子将枣子带嫩枝叶剪下来,然后将带嫩枝的枣子捆在一起成串,1尺多长半尺多粗的串串,挂起来阴干,阴干后,枣子表皮完全通红色,里面不失水分,仍为翠绿,可以保鲜三四个月,保存时间越长,枣子越甜。

张启疆还教大家做了半缸酒枣。景文还清楚地记得做酒枣的工艺。将带叶的枣子的叶子剪掉,但要留一个小柄,这个柄一定要完好,完好程度达到用手捏住柄可以把枣子提起来。把缸洗干净,用手捏住柄把枣子提起来,一个一个仔细检查枣子没有任何破损,轻轻放入缸内,最重要的是保证枣的柄和表皮100%完好,如果有1个坏的,一缸枣就全完了。然后倒入1斤白酒,盖上盖子,密封上1个月,酒枣就做成了。

到10月底,村里分完粮食,回到窑洞里检点一番,天旱杂粮还有些收成,分了一些糜子,荞麦,杂交高粱,分了不少豆子,但玉米分的比往年少多了;麦子更少,1969年人均分麦子110斤,1970年人均分麦子不到30斤。

这一年,村里人均才分原粮230多斤,去了皮也就200斤,老乡们每人每月平均只有17斤粮食,让人怎么活呀!景文这一年出工350多个劳动日,挣了3500多工分,按工分分配的工分粮较多,也才分了不到280斤粮食。再怎么省也不够吃了。知青们明年春天怎么过呀?

既然粮食不够,就得计划着吃。几位男生只管驮水折柴,吃饭的事全由纪宁大姐操心了。所谓大姐不过才20岁,就得照顾几位十八九岁的小弟。秋天还好一些,主要是枣子顶了大事,200多斤枣子,晒干了还有100多斤,狠狠地吃了两个多月,隔几天蒸上一篦子,早上上工前狂吃一顿枣,晚上收工回来,狂吃一顿枣,半夜里醒来,也可以抓一把吃,又顶饭又顶菜。

转过阳历年,日子开始吃紧。酸菜、枣子都吃光了,每天只能早上喝玉米糊糊、吃玉米面窝窝,晚上面条汤加辣子面和盐,晚上唯一可以佐餐的是“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有两档节目是几位知青的必修课,每晚吃饭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9点听每日音乐会的节目,多为古典音乐,偶尔对音乐家生平和乐曲作介绍,还真增长了不少知识。

由于麦子分得少,纪宁大姐做面条从来都是白面掺豆面。过阳历年,做面条白面比例越来越少。豆面比例越来越多。豆面多了以后,揉面时面团发脆,揉不动,只好让男生来揉面。

从过阴历年以后,不仅早断了菜,也没有油吃了。原本生产队分的粮食只能吃到过大年,但这年冬天回北京的知青较多,只有三个男生,2个女生留在村里,10个人的口粮5个人吃,好歹又煎熬了两个月。到4月份,终于玉米、麦子都吃完了,还剩一点豆子。

纪大姐去央求队长,队里借给知青一斗用于喂头毂(牲口)的饲料玉米。这借来的玉米磨成面蒸出窝窝颜色发绿,吃到嘴里发苦,原来玉米早已发霉。但硬着头皮也得吃,饿呀!吃的人人脸色发绿。后来听说,吃发霉的东西会得肝癌,可是几位兄弟姐妹,至今肝都很好,是不是饥饿的人就百毒不侵的?

一斗发霉的玉米加上剩下的一点豆子,又吃了十天半月,到四月底、五月初,就彻底断粮了。纪大姐到队长那里哭诉一番,又借来两斗黄豆。黄豆磨成面,做窝窝,擀面条。没吃过的人可能会以为很好吃,实际上难吃之极,还涨肚子不消化,让人浑身没劲,吃的大家原本发绿的脸又带了三分黄。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北京知青还可以到公社去讨吃救济粮,只能干熬。那时候老乡们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有谁会救济他们?救济的过来么?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们才真是可怜啊!

这时传来一个喜讯,宜川县文革后的第一届运动会要召开了,让有体育特长的知青报名参加,据说,参加运动会每天有8毛钱伙食补助。本村的张启疆同学由于篮球打得好,已被选入公社篮球队,提前到县里打球去了,张启疆同学传回话来说,每天8毛钱伙食补助吃的很美气。正饿的两眼发绿的景文同学凄惶饥饿的绿眼睛立马变成嫉妒羡慕的红眼睛,决定报名参加县运动会,实际上就是去逃荒,去混吃每天8毛钱的好美伙食。

到公社报名时,公社的文书看着景文麻杆一样干巴瘦的身材质疑道,你体育好么?景文从小学到中学体育从来就是个中下等水平,这时为了那每天8毛钱的好美吃喝,把身上的排骨拍的砰砰响,大言不惭地吹嘘,你看我这么高的个子(当时身高大概有1米78),我体育好着呢,跑得快着呢!于是公社文书同意景文报了200米,跳远和三级跳三个项目。

5月的一天,景文走了90里到县里参加运动会,混吃每天8毛钱的好美吃喝以度春荒。

1971年的5月,正是在宜川插队的北京知青的聚会节日,只有一条街的宜川小县城,满街挤满了来参加运动会的北京知青,北京知青占运动员总数的90%。宜川县城里只有县中学有一个一圈200米的小操场,连个100米长的直跑道都没有,短跑比赛只能在县政府前的街道的石子路上进行。200米跑没有弯道,从街头到街尾量出200米距离划上线,就是赛场。

景文参加了他个人的重头参赛项目200米小组赛。枪声一响,景文迈开大步向前狂奔,跑了30米就觉得两腿发软,跑了60米就胸口发闷,气喘如牛,到终点时已是两眼冒金星,差点瘫倒在地。景文被第一名落下了60多米。景文得了小组第5名(小组总共只有6人),200米成绩超过40秒,景文实在是滥竽充数。

我们老家有句俗话:一天吃在嘴上,十天吃在腿上。景文上年秋后分了280斤粮食,春荒忍饥挨饿好长时间了,景文在县里混吃了两天8毛钱一天的好美吃喝,算是吃了个饱饭,过了嘴瘾,可腿上还是没劲,根本跑不动。小组第一名成绩28秒,估计这哥们至少分了500斤粮食,天天能吃上饱饭。

令景文欣慰的是,自己不是小组最后一名,在他后方二三十米处,还有一位瘦小的知青在踉踉跄跄地挣扎着向前跑,估计这哥们只分了100多斤粮食,也是滥竽充数来吃8毛钱一天好美吃喝来度春荒的。

景文又参加了跳远赛,令景文气结的是他跳远的最好成绩只有2米8,比五年前上初二时还差得多,当时上初二时好像还能跳个3米5多。景文参加三级跳则更搞笑,他无论如何学不会三级跳的蹬踏板腾空跳起第一步,落地单腿跳向前的第二步,然后迈大步向前一跃的第三步的三级跳的步伐节奏。最后让张启疆同学冒名顶替他参赛,结果得了个第一。

听到三级跳自己得了第一(名义),景文一阵狂喜,单项第一的运动员,可以代表县里去参加延安地区运动会,每天伙食补助1块2,连吃半个月,这下子可以吃美气了。可惜过了一天坏消息传来,因此项成绩过低(9米8)被取消了参加延安地区运动会资格,没能继续滥竽充数。

自己的项目赛完了以后,景文轻松愉快地看比赛,同时继续混吃每天8毛钱的好美吃喝,日子过的扯溜(当地方言:舒服的意思)得很。

壶口公社水南村插队的北京知青北大附中老高一的金世芸大姐在运动会上的100米、200米和400米短跑比赛中,遥遥领先,拔得头筹。据说她曾经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多项田径赛冠军。金世芸大姐在跳远比赛中以4米6的成绩夺冠,令跳远成绩只有2米8的瘦干狼男子汉景文汗颜。听说金世芸家是1965年从加拿大回国的华侨,英语说的比中文好,到底是没有经过大饥荒喝牛奶长大的,比国内在大饥荒中亏了身体的少年们的身体素质好太多。

听说她家在文革中也被整得很惨。他爸爸一位满怀爱国热情坚决要回国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回国才一年就迎来了“文革”,在加拿大那个平和的国家生活了半辈子的知识分子,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这么暴烈的文化革命,结果经受不住迫害自杀了身死了。她妈妈,一位出生在加拿大第二代华人,为了孩子的前途,被迫改嫁给了一位老干部,结果孩子还是来陕北插队,夫妻之间毫无共同语言,在家里还被歧视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小姐做派。那些年,人生悲剧真是无穷无尽啊!前些年,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纽约中文学校副校长金世芸的报道,才知道她已定居美国。

长跑比赛在县中学的200米一圈的小操场上进行。在5000米长跑的队伍中有一个眉清目秀稚气未脱的瘦瘦高高的小伙子,跑道边上有几个小伙子对他大喊:幽灵,加油!那位绰号幽灵的小伙子看上去岁数很小,可能是初中68届的,两条长腿,步子跨的很大,步伐轻松,真有点幽灵的飘逸的风格。看他出发时的轻松奔跑的风采,很有些冠军相。到后来,还是体力不支,渐渐落后,脸上现出痛苦表情,但咬牙坚持跑完全程。景文深感佩服。也不知这位幽灵小伙大名叫什么?如今可好?

10公里竞走项目中,壶口公社下山村插队的老高三的北京知青李荣和同学咬紧牙关一拼到底赢得冠军。下山村据说是壶口公社最穷的村子,李荣和同学说他们村干一天工值只有7分钱,去年他辛苦干了一年才分了170斤粮食,钱是一分钱都没分到。我的天啊!他是怎么熬过这春天饥荒的呀?只分了170斤粮食还获得了10公里竞走冠军,李荣和同学真是属相为骆驼的超人啊!

景文印象最深的是万米长跑比赛,200米一圈,跑50圈,真是驴拉磨转腰子。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伙子,中等个,小平头,脸色有些苍白,跑到中途渐渐领先,到后来,眯着眼睛,满脸痛苦,嘴角渐渐泛出白沫,但是越跑越快,虽是满嘴白沫,仍把大家落下5圈以上,终于夺冠,到终点被人扶下场。

过了一会儿,景文见运动场角落里围了很多人,于是跑过去看热闹,挤进去一看,那位万米冠军正被两个同学架着,靠着墙根,闭着眼睛,两行清泪长流,嘴角流着白沫,意识不清醒地哭喊着“我爸爸不是叛徒,我爸爸不是叛徒……”那场景至今仍清晰如昨,历历在目,令人不堪回首。

以革命的名义掀起的政治运动,害惨了多少家庭?害惨了多少人?因果通三世,行善者终得好报!作恶者终得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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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瓜记

 
 

1971年,离桃曲村二里地的上堠村压了十堆地的瓜。为什么不叫种瓜而叫压瓜呢?因为,种瓜谁都会,挖个坑,点下籽浇点水,瓜就会长出来。但会压瓜的人100个人里也挑不出一个。瓜长得好不好,甜不甜,全在一个“压”字诀上。西瓜发了芽后长出多根瓜蔓,瓜蔓长到一定长度要用特殊的小铲子培小土堆将瓜蔓压住,瓜蔓在这个土堆上会上发出二次瓜蔓,还要继续压。瓜蔓的取舍,压蔓的选点,土堆的大小,压的松紧,要因株、因地制宜,全凭经验,是农活中的最高等级的技术。会压瓜的好象都是外地人,本地人没见到好把势。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压瓜的技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的西瓜90%都是在南瓜秧上嫁接出来的。

桃曲村1970年压了10堆地的瓜,压瓜的把势是本村农活技术最高的外来户——山东老汉范群才,记得当时好像是给队里的承包指标是4000斤西瓜,多出来是自己的。这也是一个另类联产承包制度先驱,当年只有在种西瓜上各村普遍采用承包制,因为绝大多数村里没有人会压瓜,要种瓜只能雇外地的瓜把势来压瓜,雇佣方式只能采用承包制。

1970年范群才老汉的压的西瓜又大又甜,眼看瓜长得好,范老汉要赚不少钱,这引起了他人的眼红,社员们一致支持队里撕毁承包制,把瓜田收了,给范老汉每天记12分工分了事。范老汉人孤势单,只好忍气吞声。不要只看到陕北农民淳朴的一面,欺负外地人也心齐得很。

看到范群才老汉瓜压得好,桃曲村的人也跃跃欲试。1971年桃曲村让蓝平(本地人)压了10堆地的瓜,结果是看别人做起来容易的事,自己去干方知比登天还难。这一年桃曲村的瓜长得小还不说,根本找不到一个甜的。桃曲村的知青们只好去上堠村吃瓜。

上堠村压瓜的是老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利益分成的。老黄是个单身汉,50多岁了。黝黑棱角分明的面孔,深凹闪亮的双眼,是广东人,原在国民党的中央军里当过兵,可能是在抗战中的中条山战役中被打散流落到这里的。辅助看瓜的是知青,白天是张小平同学,晚上是胡波(就是当年反对中央文革被关进公安局学习班的老兄)。

景文之流(一共二人,另一位就留点面子不透露姓名)大吃了一顿西瓜,真甜哪!老黄的压瓜技术“爎的太太了”。吃瓜时张小平同学为景文之流表演了高超的吃瓜技术,拿起一牙瓜像吹口琴那样在嘴里向左一划动,向右一划动,同时嘴角不断飞出瓜子。两下子一牙瓜就吃完了。看了几天瓜,吃瓜成了精了。

吃完瓜张小平同学引景文之流到他窑洞里“谝闲传”,这会儿上堠村和桃曲村的知青已经成了铁哥们儿了。前面介绍的关于压瓜的那点知识就是这次谝闲传中张小平同学给传授的。张小平同学还给景文之流的传授了挑瓜的诀窍。挑瓜用拍和敲的方法已是落了下乘。实际上只要看一眼外形瓜棱是否长得清晰,最重要的是瓜的肚脐,瓜的肚脐深就成熟了,所谓拍一拍,只是看看是不是熟过头了。看到窑洞深处放了两个大西瓜,过去验证一下,瓜棱长得清晰,瓜的肚脐深凹,拍拍声音恰好。

张小平同学忽出惊人之语:这两个瓜是我昨天夜里偷的来。

景文之流愕然,看瓜的免费、不限量吃瓜,何言偷瓜?何必半夜?张小平同学白天看瓜,胡波同学晚上看瓜,张小平白天直接去拿就得了。

张小平同学说,我就是要看看胡波兄弟晚上能不能看得住瓜!

景文之流问,胡波兄弟发现了吗?

张小平同学笑得打跌地说,发现什么?我爬到瓜地里老远就能听见瓜棚里的打呼噜,也不知道是老黄还是胡波,呼噜震天。

听到张小平同学的“偷瓜”壮举(张小平同学的“偷瓜”当然不属偷的范围),景文之流兴奋异常,和那位同行的同学回到村里一致决定,今天夜里,偷袭上堠村瓜地。

当天夜里十二点多,景文之流一行二人出发去上堠瓜地。虽然是8月初白天非常炎热,但深夜时分白天的暑气退去,月光如水,凉风习习,非常惬意,不觉之间走了两里地到了上堠村口。村口有一个打麦场,靠近路边有一个窝棚,记住这个窝棚,回来时在这个窝棚要出事。后来和另一位同学夜晚走这条路时,在这个窝棚附近还见到了鬼(道众生),见到鬼(道众生)的事情后面有专文记述,不知能否允许发表?景文之流从村外绕过,直奔瓜地。

穿过一片一人多高的玉米地,前面就是瓜地。景文之流在玉米地里观察了一会儿,看到看瓜的窝棚里没有动静,于是景文进入瓜地,另一人在玉米地里望风。景文躬身两手着地,像一只大猩猩一样半爬半走地进入瓜地。先摸到了一个大个的西瓜,用手拍两下鉴别生熟,没想到轻轻拍西瓜发出的砰砰之声,在寂静的深夜里,听起来简直比世界末日的丧钟还响亮,把景文自己吓了一跳,赶快收手,伏下身子,四周观察了一会儿,没动静。

忽然想起按张小平同学教的办法挑瓜。手摸一下,很光滑(不能有毛,有毛的是生瓜),隐隐长出了楞瓣,再摸一下瓜尾部的肚脐,肚脐凹陷,再摸一下瓜头部的瓜秧(蒂),手指轻轻一推,瓜蒂脱落,正所谓瓜熟蒂落。一个上好的西瓜拿到手,赶快送进玉米地,交给接应者。景文一口气挑了5个西瓜送进玉米地。接应者连悄声说够了,够了。

在西瓜地下方的一块地里,种了一些香瓜。此时景文贪心不足,又跑到香瓜地里去摘香瓜。刚到香瓜地里,听见瓜棚里有动静,瓜棚里马灯亮了,有人从窝棚里出来,一道手电光柱扫过来。景文正蹲在地里找香瓜,趴倒都来不及,顺势向后躺倒,仰面躺下看不到来人,只听到脚步声。

来人如果是胡波还好说,但听咳嗽声是老黄。老黄晃着手电向这边走来,景文吓得全身的血都凝结了,耳朵里只听见自己的心脏跳的比擂鼓还响。景文想跑,但上方回去的路上站着老黄,下方是一条大沟没有路可走。景文甚至用手抓了一把土,准备老黄再过来一点,就扬一把黄土,迷住老黄的眼睛,然后再逃跑。

那时候虽然没看过《鹿鼎记》,但是逼急了的景文竟然无师自通地想到了韦小宝的撒石灰迷人眼的下三赖招数。这景文的灵魂深处是不是藏有韦小宝式的无赖的种子?

好在老黄向前走了几步就停下来转向别的方向了,过一会儿就回窝棚睡觉了。景文定住自己的惊魂,悄悄爬回玉米地,却发现接应者不见了。景文也不敢喊,在玉米地里找了一会儿,看见地上放了3个大西瓜,接应者大概抱了两个西瓜跑了。景文想抱起西瓜走,但3个西瓜很难抱起,勉强抱起来就走不了路了。

于是景文脱下长裤装西瓜,那时穿的都是陕北的老土布缅裆裤,裤腿和裤裆极肥,系上裤脚,就可以装西瓜。两个裤腿各装一个,裤裆装一个,系上裤腰带,往肩膀上一扛赶快撤离。此时景文才发现,虽然夜凉如水,自己却是汗如雨下,真是做贼心虚冒虚汗。

景文一路小跑出了上堠村,跑过打麦场几百米,看见黑暗中路边坐着一个人,定睛一看是那位接应者,他正在吃西瓜。

这位老兄说,他看到老黄从窝棚里出来手电向他这边照来(景文怎么觉得那手电是向自己照来的),吓得魂飞胆裂,抱起两个西瓜,飞速逃跑,撞倒和踩断好几株玉米,发出了巨大声响,只顾逃跑也顾不上声响了,也不知道老黄听见了么?跑到打麦场,看景文还没回来,于是钻进打麦场上的那个窝棚里躲藏。等了半天还不见人来,就从窝棚的另一头走出来,黑暗中走了没三步,脚下一空,掉进了一个两米多深的坑。

这位老兄在北大附中时,是一位跑、跳、投、篮球、足球各项体育运动优异的体育尖子,他也真是强悍得很,抱着两个大西瓜失足掉入深坑,一点伤没受,连脚都没崴,只是把一个大西瓜摔成了四瓣儿。于是把西瓜抱上来在路边吃起来。景文也是口干舌燥,二人西瓜吃完,才感觉到已是浑身无力,不是累的,是被吓的,真不是做贼的材料。

第二天,景文之流到上堠村找到胡波,胡波说昨晚丢了5个大西瓜。景文之流问怎么知道丢了5个?胡波说是老黄讲的。胡波告诉景文,压瓜的人,瓜就像他的孩子,每个瓜都经过多道亲手精心选育和培育,所以个个都认得、记得。听到这话,景文的心中忽生出一丝惭愧,旋即消失。景文之流告诉胡波昨晚上是他们偷袭了上堠的西瓜地,说完后几人哈哈大笑。

此后多年,景文一直以此事为有趣之回忆。但随着年龄渐增至而立之年、不惑之年乃至知天命之年,渐觉惭愧。及至对人生真理认知渐多渐深,方知此行为虽为少年心性,玩闹戏谑的成分居多,但也是恶行,虽为小恶行,亦为偷盗之行,不可将恶行认为有趣,遂起忏悔之心。

偷盗之行为各门宗教所严禁,亦为各国法律所禁。佛门基本五戒之第二戒为戒偷盗(佛门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戒酒。戒杀意为不杀生,引申出来戒腥,不吃鸡鸭鱼肉蛋;戒盗意为不偷盗;戒淫,对未出家当和尚和尼姑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不搞婚外恋;戒妄就是不说谎话,戒酒就是不喝酒,有病需喝药酒除外。)天主教十戒中也有戒偷盗的戒条。

对于是否将当年偷瓜的荒唐之行为写下来公诸于众,景文也是考虑良久,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本着发露罪端,追悔恶行的忏悔精神,还是写下来公之于众。

至知天命之年后,经常对前半生不懂事理之时浑浑噩噩所做的种种荒唐、种种恶行深感追悔莫及,唯有以忏悔的精神对待之。

往昔所做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 我今一切皆忏悔

缀语

忏悔一词中的“忏”字是由佛经中来的外来语,意为发露罪端。忏悔之时,罪端可以向大众发露,以明痛改之志,对难以启齿,不可公开之罪端,可以向自己良心发露,可以向天地神明发露,可以向诸佛菩萨发露。忏悔为消除一切恶行及其恶果、净化心性的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作为和善行。

梁启超曾考证过,在他那个时代,汉语中至少有二万五千个词汇是直接来源于佛经。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一般人的理解,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核之一。离开佛教很多人可能连话都不会说了,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都来自于佛教,如世界、实际、如实、平等、刹那、相对、绝对、清规戒律、希望、谴责、充足、消化、享福、惬意、评论、赞助、厌恶、储蓄、机会、正宗、傲慢、心心相印、回光返照、援助……

说句不敬的话,文化革命很多事相都是在剽窃宗教仪轨,剽窃得非常直截了当和无耻。如佛教中有早晚课诵,“文革”中就来个早请示、晚汇报;佛教经典被信徒们称为宝书,这边就来个红宝书;禅宗祖师法语、千七百公案汇集成书称为语录;这边就把汇集伟人的话也称为语录。

佛教中有菩萨戒、金刚戒,不但戒一切恶行,而且戒一切恶念,若起恶念,随时忏悔即可消罪;“文革”中就来一个狠斗私字一闪念,可惜那只是空喊口号唱高调。“文革”中我也跟着喊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结果是私字一闪念不仅没斗掉,还变成了私字连成片。无限崇拜更是宗教语言,可惜那人不是神佛。

周总理在“文革”中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一种佛教的自我牺牲精神。这句话出自于地藏王菩萨本愿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正觉。正是地藏王菩萨的根本大愿。

“新三届”作为成功者在知青中只占少数,绝大部分知青都是在少年甚至儿童时代就失学,没有文化,终生蹉跎、困顿,都是拜文化革命所赐,“文革”罪孽滔天!罪孽滔天啊!愿那些作恶者能真心忏悔自己的滔天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