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15）

断指记

 

2021-05-01 07:55

来源: 

民间历史

作者: 

克平

 

后排左一蹲者为胡平。在四川攀枝花市（原渡口市）郊区插队当知青时所摄，后排左五是姚革

我有个叫胡平的朋友，给我讲过他几十年前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历，我忍不住写下来和大家分享。

胡平成长于四川成都市，小学、中学都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功课总是第一名，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全市名列前茅，曾连任小学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中学学生会负责人。

1969年3月，胡平与成都十九中的八百余名同学一起“上山下乡”，来到四川最南边的渡口市郊区（现为攀枝花市），他被分配到总发人民公社总发大队总发三队。全村二十名下乡知识青年，十二个男生，八个女生。

护送学生下乡的唐老师向生产队长介绍胡平是学校里的最聪明的好学生。同时学校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向公社政工组移交了学生的档案，并着重指出胡平家庭出身不好，有思想言论问题。公社的干部顿时警觉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是这样的。胡平1947年生于北平（北京），其父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普通文职官员。1949年，军长率全军将士在湖北金口起义，编入中共解放军，每人发予“起义光荣”的证书。中共建国后，军长张贞授以高官，享受“统战”待遇。胡家的大门也挂上“光荣军属”的红木牌。

1952年，解放军进行整编，将起义旧军人遣返，其父回到原籍河南省许昌蔡庄。不幸正赶上全国上下的“镇反运动”（镇压反革命），根据最高指示，各地公安部门都必须“杀一批，关一批”，胡平的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无辜遇害。

直至1983年，三十一年之后，胡平的母亲才收到许昌法院的一纸平反证明书。当时误杀、错杀、乱杀多如牛毛，解说为“历史原因”，罪魁祸首仍供若神明，自然无人承担罪责，更无任何补偿。这是后话了。

一到农村，知青们马上就发现这里的阶级划分是极为分明，原地主、原富农及各类阶级敌人连同他们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无情地被踩在脚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遭受着名正言顺的歧视、奴役与蹂躏。

当年的“杀、关、管”，“地、富、反、坏、右”，胡平是系于最高级别，被认定“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可想而知，他下乡伊始便马上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更可怕的是，他读书好学，关心时事，思想活动多了一些，经常发表一点言论。那个年头的最大罪名就是“思想反动”，有思想则反动，有言论则玩命。

1970年秋末初冬，成都市公安人员下乡调查一起凶杀案件，重点目标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此案与胡平毫不相干，却启发了总发人民公社的阶级斗争。11月12日，公社领导亲自主持召开“批判胡平大会”，主要罪状是家庭出身与思想反动。会上揭发他阅读并谈论黑格尔等西方反动书籍，散布“抓革命，促休息”等反动言论。（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

批判会上一些社员挥挥拳头，喊喊口号，不过是逢场作戏，一些知青明哲保身表示划清界线，胡平都不在意，唯有几个多年的好朋友，没一个敢站出来打抱不平，让他十分伤心。

当天夜里胡平难以入寐，开始意识到他的处境是任何人都帮不了的，不再埋怨自己的朋友们，他也预感到还将有更大的祸患在等待着自己。他压下满腔的愤恨，第二天写了份“自我批判检讨书”，以防政工组抓住不放，继续深挖。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低头认罪”。

“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这是任何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对胡平的整治也只能有增无减，开始划归另类，责令与地富分子一起干活，在严厉监视之下，胡平已身陷半劳改管制。

胡平深感父亲的阴影与他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了。以前，父亲的概念对于胡平是十分模糊的，母亲从来不提父亲的事，这是全家最忌讳的话题。只是在他面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姐姐向他吹了点冷风。姐姐高中毕业时，高考成绩优秀，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所志愿报考的大学都不敢录取。

家庭的不幸，社会的不公，让他真知灼痛地感受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红岁月”中，荒谬、疯狂、残暴愈演愈烈，整个大陆沉沦到历史最昏噩的时代，到哪去说理？当务之急是要先跳出火坑。

与胡平同屋的姚革，是他最好的朋友，同是十九中老高三的同学，又是学校同一个造反派组织的老战友。姚革出身好，生产队培养他当兽医。胡平被批斗的前后，大队和公社的干部多次找姚革谈话，警告他必须站稳阶级立场。姚革在公开场合不敢再与胡平亲近，暗中还是相互交流肺腑之言。

一天深夜，胡平悄悄向姚革倾吐了心底的悲愤，面对终将来临的灭顶之灾，胡平斩钉截铁地说：“长痛不如短痛！”姚革听得心惊肉跳，他深知胡平在乡下将会越陷越深，也只有这条血路可以逃生。在那天理丧尽的日子，幸好还有人情尚存，姚革大义凛然，含泪愿为朋友拨刀相助。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轰轰烈烈的驱逐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民众的不满与抵制，由于农村条件艰苦，众多的下乡知青患重病或受重伤，无法继续承受农村的重体力劳动，在社会的压力下，开始允许知青办理“病退”“残退”回城。虽然政策允许，但胡平之类就是有病，也是在劫难逃，必须付出最大的代价。胡平先想到抬水泥电线杆时将腿砸伤，但实施起来很难掌握分寸，腿的用处实在太大，实在舍弃不得。犹豫来，犹豫去，设想了很多方案，下了好几次决心，事到临头又都放弃了。翻来覆去摸着全身上下，最后还是决定牺牲左手，相比易于操作，只要在轧草时，左手往前多伸一点，一下子就大功告成。然而最难的还是要做得天衣无缝，并且必须要有一位有公信力的目击者做证。

胡平与姚革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要先拉开与批判会的间隔，以防反遭指控预谋逃避“上山下乡”。从70年底至71年9月，他一直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等待时机。

1971年9月12日，是个周末，十九中的先进知青代表梅耀农上区里开会后来村里串门。梅耀农曾是成都“8-26”造反派十九中分团团长，下乡前是十九中革委会副主任（主任都由工宣队代表担任），他出身红五类，在农村表现积极，被树立为四川省光荣模范下乡知青典型，后提拔为渡口市委副书记。

胡平看着梅耀农跳步走来，顿悟天赐良机，给一个暗示，姚革心领神会，盛情拉住梅耀农，要他“宵个夜”再回去。

晚上八点多钟，胡平边砍柴边烧火，姚革舀开水灌热水瓶，趁梅耀农与另外两人不注意，故意将热水溅到胡平的右臂上，胡平赶紧用砍刀往左手上砍，先砍了一刀，不够狠，又连砍两刀，然后大叫一声，胡平的左手顿时一团鲜血，梅耀农与其他两位同学赶紧围过来，不知如何是好，姚革立刻拉着胡平往外走，喊着快送干校医务室。

走出厨房的院子，胡平攥着砍伤的左手大拇指说：“哎呀，不成，没砍断，要补火！”

姚革跑回到住房，匆匆把骟猪的手术刀找了出来，揣在兜里，马上跟着胡平奔向干校。

渡口市下放干部集中营就在村边，走出村口，一片漆黑，四下已无人影，路过水渠旁，胡平蹲下，把左手放在一块大石头上，连说：“得补，得补，得补一刀！”姚革掏出刀子站在水里，又拣起一个石块，把刀按在砍伤的手指上，用石头往下砸。第一下砸得很轻，姚革还下不了这个狠心，第二下也砸得不够有力。胡平有些着急：“不成，再来！再狠点！”

石块砸的第三下，拇指往上一跳。因为下边的大石头不平，所以还有一点皮连着。血冒出的更多了，胡平满意地说：“这下成了。”

姚革把大石头上的血迹用水冲掉，收起手术刀。刀子沾着朋友的鲜血，十指连心，心如刀搅。

过了桥就到了“五七”干校。干校的人马上找来医生，在医务室给胡平的手上打了一针，医生颤抖地用纱布把断指包好，急切地说：“赶快叫车，马上送到大河医院！”

干校派了一辆吉普车，胡平与姚革坐在后边，一名干部与司机在前。司机抄近路要穿一条小河，平时一踩油门就过，可是此时却在河中心打滑，耗了一个多小时。胡平咬紧牙关，一波三折，还需把消息传开。

干部找来附近的一些老乡，终于把汽车从小河里推了出来。

在大河区医院的急诊室，一位姓王的外科医生值班，王医生胖胖的北方人，小心翼翼地擦干净伤指，唏嘘地说：“只有截肢。”

胡平暗喜，却哭丧地说：“大夫，您受受累，不能给接上啊？”

王医生说：“你的心情我理解，我告你实话，这种断指再殖的手术，我们这类医院没有一例成功的。”

胡平伤心地说：“大夫，反正都断了，您就看着办吧。”

王医生抬着胡平的左手，轻轻地捏了又捏，说：“你是知青吧，这么年轻，多可惜呀，我试试吧，你的骨质还比较柔软。”

又来了一位姓赵的麻醉师，活泼的天津人，在胡平的胳膊上打了一针麻药。胡平踏踏实实地躺在手术床上，几个月绞尽脑汁策划的苦略终将完成。他侧着脸看见医生把一根长钉子从拇指上端往下钉了进去，不久便昏睡过去。

送到病房后，胡平半醒过来，看着包裹的左手，悲喜交集，似乎抬头是岸。但是拂晓之时，左手突然剧烈疼痛，忍无可忍，一时后悔莫及……

第三天，医生来查房，医生打开纱布看了看胡平的手指，笑咪咪地说：“啊，没有发炎，哎，可能接好了。”

护士叫来王医生，王医生似乎不太相信，捧着胡平的左手，仔细地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最后兴奋地喊道：“活了，活了，肯定接活了！”其他人也激动地祝贺这第一例断指再殖成功！

这倒是给胡平泼了一盆冰水。他躺在床上，暗自盘算，这岂不是前功尽弃，白遭了一茬罪。一肚子苦水不断涌向心头，几次想破坏手术的成功，但一看到医生护士们慈爱欣喜的目光，他再也下不了这个狠心了。

天意不可违。他想来想去，还是全身为上，出院之后就说断肢再接，筋络不通，拇指不能活动，谁无同情之心？

王医生在医院碰见女知青陈小玲，兴奋地讲述了胡平的手术成功。陈小玲的母亲正巧是十九中的语文教师刘福春，文革中被整得很惨。文化大革运动初期，全国各地的中学校园是最血腥的，胡平非常同情学校里被批斗与折磨的老师，1966年11月，胡平第一个贴出大字报，呼吁所有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一律平反，并串联牛棚里的班主任郝老师，里应外合，一举把关进牛棚的老师全部解放，在胡平的鼓动下，“牛鬼蛇神”写出《造反宣言》，理直气壮地发动了一场解散牛棚的“革命行动”。当时这是何等敏锐与勇敢的壮举。

那个年月，上从中南海，下至小街道，哪个“单位”不设“牛棚”？一切不顺眼的人，都冠以“牛鬼蛇神”，“牛棚”可以任意虐待刑讯，称之为“群众专政”，是“史无前例”的一大创新，元首元帅党员百姓，皆可随便打入棚中。而当年敢于提出解放“牛棚”的，全国并无多人。

陈小玲极力称赞胡平，请王医生多多关照，也希望王医生给胡平开一个证明，让他可以办理“残退”回城。王医生满口答应。

陈小玲找到胡平的病房，辛酸地拉着他的手，悄悄地说：“你要因祸得福啦。”

过了几天，陈小玲又来看望，焦虑地说：“医院可能听了你们公社的人说了点什么，王医生变卦了，说上边有指示，不准随便给知青开证明。”

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回到生产队，胡平请假回家养伤，队长感叹地说：“为口伤身呀。”

回到成都，家对面就是西城骨科医院，医院里也正好有跟家里人熟悉的医生，他们对胡平的医疗非常热心，而后当他请求开一个证明时，就都支支吾吾了。在中国开假证明历来是相当普遍，惟独给胡平开一个真的证明，就真是不简单啦。

天无绝人之路。转来转去，他找到四川省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他爽快地写了几个清晰的小字：“丧失对掌功能，不宜重体力劳动。”

拿着省医院的证明，再去骨科医院，骨科医院的大夫仔细端详了省医院的证明后，打消了顾虑，也给胡平开了一个证明。

胡平明知自己的特殊身份，必须多几个证明才有把握。他又回到大河区医院，正巧碰上那个姓赵的年轻的麻醉师，他同情也多情，治病也救人，心血来潮开出第三张证明，意味深长地用天津腔说：“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给胡平又打了一针奋发剂。

半年的努力，胡平拿到省医院，专科医院，区级地方医院的指残证明书，已是无懈可击。第一关，先找生产队，黄队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似乎早已心中有数：“不能干重活，就放羊吧。”

胡平说：“放羊可以，可是收了工以后，生活也是很难一个人自理呀。”黄队长也算心慈，别别扭扭地还是同意放了他。

第二关就难办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屈，是整胡平最凶的一个，当即回答：“不办！”以后再找他，干脆闭着眼睛不答理。在他这整整拖了一年。

在此期间，区里几次招聘中学教师，胡平的条件最好，但由于出身问题，始终没人敢办。村里的小学校缺老师，眼睁睁地瞧着一个个依然贫下的农民的子女失学，也绝对不能让胡平去代课。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呀，胡平磨来磨去，最后老屈也知道挡不住，勉勉强强盖了一个章。

大队之后又要去公社，好不容易过了公社这一关，最后又栽到渡口市知青办。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钱大胡子，精明老练党性强，他什么理由也不说，就是故意压着不办。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当时返城的知青越来越多，已是大势所趋，惟独在胡平的头上，一道一道，都要略表忠心，还给他更多的“再教育”。胡平得天独厚，难怪异乎寻常。

幸好胡平的姐姐的丈夫的同事的亲戚老邓，是渡口市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的负责人，复员办与知青办在同一院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老邓问钱主任为什么压着胡平不批？钱大胡子的道理很简单：“胡平的家庭问题很复杂。”老邓不遗余力，大胡子终于高抬贵手。

好事多磨，哭笑不得，沥血辱痛周旋了两年多，1973年10月胡平才拿到“回城证”。此时，村里的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早已全部走光了。一支残指，四顾茫然，早起晚归，孤影自拔，胡平下山也。

大约是1972年画的。当年插队当知青，有同学上调工作，大家给他们饯行。作者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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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故事宣讲队

 

2021-04-29 06:24

来源: 

老照片

作者: 

高信

 

赴省会前，在商县中学培训会上。前排左一为杨新华，左五为李蓓，后排左一为郭安虎，左三为贺存生，左五为作者，左六为陈文彦，左七为张葆才

1972年春，陕西省要举办首届革命故事比赛大会。通知发到各地区、县市，引起一阵紧张：“文革”闹了整整六年，“样板戏”看了无数遍，再爱唱戏看戏的人也腻味了。这次要开展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文化单位当然高兴：总算有事干，可以出人头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但六年来，谁抓了什么文艺演唱活动呢？专业剧团倒没撤，但日日忙着样板戏，何况，这次是群众性活动，专业演员除外，必得在基层选拔故事员。

当时，我从银行调到新成立的商洛地区中心文化馆不到一年，在银行混了几年，被人误认为懂财务，就负责为单位做桌椅、买纸张、卖饭票、跑联络。组织讲故事的事原不该我干，可馆里几位创作人员忙着体验生活、编写戏本子，顾不得，实际上也根本看不上这事。创作人员在“文革”前也就是作家，“作家”岂能搞群众文艺？太掉价了。于是，领导就找我：“你年轻，又不爱编戏本子，你从现在起专门给咱抓故事会这事，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省里比赛大会上拿奖状。”说完，让我先去街上给馆里买自行车，要“飞鸽牌”加重型，带自磨电灯的，买到后把润滑油上足，骑几圈试试，领导后天回家过礼拜六要骑的，可不能误事呵！

第二天，我开始通知各县文化馆说，地区要开故事会，选拔上省比赛的故事员，工农兵都行，得自编自讲，七个县都得参加，不得有误。电话机放在屋外窗台上，老式摇把子，站在那里，边摇边扯着嗓门喊，长途，不大声喊对方听不到。我这里忙着打电话，馆长蹲在一旁和别人下棋抽烟，还不忘表扬我抓得紧：嗯，不错，是好同志！

各县也积极。7月初，地区开会选拔，省上群众艺术馆的张顺副馆长亲临指导。选拔一完，留下选出的故事员，各县再留一名文化馆干部，由我带着住进商县中学，上省前紧急培训，然后再选拔。这会儿，学生已放假，有现成住处，也安静。

几天时间，文化馆干部和故事员配合，边改稿边试讲，然后让我“审查”，忙得一塌糊涂。反正要求不高，只要内容革命，讲起来能抓人，就行。

故事员里有一位陈文彦，四十多岁，农民，见人十分谦恭，也能讲能写，他讲的《两棵红椿树》就是自编的。前些天，山阳县文化馆报故事员名单时，在电话上悄悄对我说：这个陈文彦是右派，不知能不能参加。若不能参加，我们县可就找不下人了。我想，这山阳县文化馆胆子也恁大，敢报个右派故事员！再一想，人家敢报，就是研究过的，不会有啥问题。我就说，行呀！只要能讲，就来吧！

培训班上，老陈很积极，除了把自己的讲好，还帮我辅导别人。有天，我单独和他聊天，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是这所中学毕业，后留校，只比我大十来岁。我说：你留校时还年轻着哩，反啥不行，偏偏要反党？老陈说：老弟，你有所不知，正因为年轻火大，冲撞了领导，才挣来一顶右派帽子。其实，当时也不在意，右派就右派吧。谁料到，下来就是开除回家，这才知道大事不好。回到农村，村里人不错，都说：“文彦是个小娃，能反党？能反个屁！还不是遭人暗算了。有啥要紧，种庄稼也饿不死人！”老陈的火爆脾气就此才改了，在人面前，明明知道的事，也装傻。绝不乱说乱动，闲下来还教乡亲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乡亲也压根不把他当右派看待。这次敢推荐他到地区参加故事员选拔，村里领导是给县上领导拍了胸膛的：绝无问题，若有问题，给我戴反革命帽子！

听了老陈的叙说，再联想到前几年的揪“反革命”，我脱口而出：坏人得志，好人受难，历来如此啊！话刚出口，就觉糟了，赶紧给老陈说：今个儿，你给我啥也没说，我给你啥也没讲呵！老陈是机灵人：“你是领导，张口闭口让我们紧跟毛主席，讲好革命故事，大家都说你只知道革命，从来不和大家拉家常说闲话呢！”听听，把在农村那一套顺口就给我用上了。

还有一个小青年郭安虎，商县选的故事员，不到二十岁，两只大眼睛，一副壮身板，虎头虎脑，初中毕业回乡劳动。这次讲的故事是《活捉秦狗娃》，解放战争年代的故事。安虎用商州土语讲，吐音有点笨，但也有气力，老百姓最爱听用本地方言讲的故事，觉得亲切顺耳。其实，这类故事也没啥新意，无非是解放军游击队如何勇敢，土匪如何残暴狡猾之类。但安虎会表演，无师自通，一会儿是游击队员虎眼圆睁，大喊站住，接下来就是秦狗娃蹴下身子，浑身打颤，歪着嘴巴连叫“爷爷饶命”。没等游击队员扑上去，秦狗娃“唰”地一下又翻身跑了。围绕着“活捉”，安虎使尽浑身解数，弄得满头大汗，引来我和别的队员阵阵笑声。安虎是男子汉，不怕人笑，蹩着气表演到大获全胜。培训五天，起程上合阳县。那个县故事活动开展得早，有经验，省上重视。选在合阳县开省故事调讲大会，实际上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奖励，也是他们的荣耀。

商洛代表团的故事员，没出过商洛山，没到过关中大平原，更没参加过档次如此之高的盛会，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这回见到了省上的大首长、文化厅穿军装的军代表、全省参赛的故事员。吃了关中的大白蒸馍，还只缴一点点粮票和钱，就让放开吃，不限量。不足之处是蔬菜金贵，据说会上的菜要从西安运来。这里历来干旱，蔬菜少，老百姓平常日子，只吃辣椒大葱，而商洛山里，家菜野菜多的是，只是粮食缺。担心的是，山里人没见过世面，方言太笨，怕惹人笑话，十多个故事员里，只有丹凤县的姑娘李蓓用普通话。我给他们打气：“方言咋啦？只要内容革命，咱那里乡亲爱听就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说的湖南话，还不是照样领导咱们和世界人民闹革命？”这一开导，大家就胆壮多了。

三天比赛下来，商洛代表团就红了，传经送宝的，登门拜师的，交朋友拉乡党关系的，邀请到他们县上宣讲的，能踢破宿舍门槛。最后得了全省第三名，光荣得大家睡不着觉。那位省文化厅的军代表庾吉同志还与我谈话鼓励：“小伙子，你们商洛代表团讲，蛮不赖嘛！回去再加工，再锤炼锤炼，明年我要去再听听，好不好呀？”我诺诺连声，谢谢首长的鼓励教导，表示一定好好提高，为毛主席争光，为首长争气。转过身刚要走，还听到他对身旁的干部说：“怎么样？山里人蛮精干，蛮精神的嘛！”得了奖，首长又单独接见鼓励，这是天大的喜事，连夜给商洛单位打电话报喜。那边领导也来了劲，给参赛的故事员每人每天增加三毛钱的补贴，回来后，精减队伍，到各县巡回宣讲，决心超过合阳，下次拿第一。而且明天就通知各县准备接待和安排宣讲。看起来真有点小胜即骄的味道，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了。

这样，刚从合阳回来就重组队伍，仍由我带队，队员有陈文彦、贺存生、李蓓、杨新华、郭安虎。向地区领导汇报一场后，第三天就动身，开始七个县的巡回宣讲。在丹凤县庾岭水库宣讲的那一场，工地停工两小时，全体干部民工把工棚外场地坐得满满当当，宣讲过程中，就数陈文彦、郭安虎的方言故事反映热烈，连说带表演，备极夸张之能事，引来阵阵笑声。

我坐在工棚下看听众反应时，却也看到不少民工在打瞌睡，旁若无人。工地上工具原始，人海战术，加班夜战，红薯糊汤，国庆献礼，紧张得很，难怪有那么些人对革命故事缺乏热情了。

李蓓闪亮登场，观众精神为之一振。李蓓，二十岁出头，长得小巧玲珑，穿着朴素，又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讲的是婆媳间为公为私的矛盾冲突，照例是婆婆落后，私心重，但勤苦一生，会过日子，媳妇呢？当然是先进无私了。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但经李蓓连说带演，两个女人也就出戏得很。我也观察到，婆婆表白过日子艰难，拉扯孩子不易时，不少听众唏嘘有声；而对那位媳妇讲的革命道理反而摇头撇嘴，不以为然。有时革命的大道理，还真是讲不透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哩。

故事会结束，民工还围看我们，边看边议论，有点今日追星族的气氛，山里老乡，能近距离地看这些演员，不容易啊！

后来也有件不愉快的事情：当夜在招待所，我接到地区艺术馆领导的电话，很严肃地说：你们咋搞的嘛，下午丹凤庾岭水库给地委宣传部打来电话，反映你们故事队一位女同志，讲故事时专门穿着一条打了补丁的裤子，讲故事讲到婆婆那一段特别动情，影响不好，问这故事员的家庭出身情况。领导似乎倒没有多少责怪之意，只让以后注意点就是。

我一听就火了，立时要去庾岭水库找告状的人。我说，李蓓就这条补丁裤子，补得齐整，洗得干净，怎么就穿不得？怎么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工地上衣不蔽体的民工多的是，难道也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告状的人嫌裤子有补丁，让他捐献一条新“的卡”裤子给李蓓，我代李蓓给他叩头行不？说讲到婆婆时动情，我说领导不是早教导故事员要声情并茂么？我还说，这告状的人的家庭出身倒得查一查，我估计他是故意找茬破坏革命故事活动哩！这一通抢白，把领导逗笑了，说，告状的人小题大做，你不要学他，也小题大做嘛！

第二天我把这事给大家一传达，小伙子、姑娘都说我顶得好。陈文彦是曾经沧海的人，悄悄劝我：对领导不能这样说话，要给领导留面子么！有多少事，领导当面说不过你，就给你记着，保不准啥时候逮住你，新账老账一起算，整你个哑巴吃黄连。他说，他年轻时也和我一样，火气旺得很，当时倒痛快，到头来落个永远不痛快。老陈一席话，说得我脊梁直冒冷汗。

再一次是在商南县清油中学。这虽然是一所农村中学，但校址在公路边，因而，学生也就算是见过大世面的，把看样板戏、听革命故事并不当一回事。故事员贺存生是退伍军人，现在虽然是农民，这回也才当了个故事员，但总有点傲气，平时却最看不惯傲气的人。他讲的是工人和技术权威比拼的故事，其中当然有些笑料，用来嘲笑知识分子的无知无能，当然也有一点技术上的细节。对于前者，存生有把握，放胆胡说就是；到了后者，他一点儿也不熟，光靠背本子。前几次还算顺当，这一回不行。面对台下的小知识分子，心里怯，一怯，就背得结结巴巴，好几次连结巴都不打，干脆忘了，一脸尴尬，满头热汗地戳在台子上。这下可好，学生又是喊又是笑嘘声不断，要轰他下台。校长面子上挂不住，一下跳到台子上，虎着脸，点名叫几个跳得最高的学生站起来，也让那几个学生的班主任陪站，一点儿不客气地训诫。

我一看大事不妙，赶紧上去劝校长息怒，说让我给同学们讲几句。我说，校长老师们同学们，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道歉。我们的故事员这些天来每天讲两场，很累很累，有的新故事也没有时间多练，为了先献给大家，请大家指导，反而打了绊子。大家不满意，有意见，这不怪大家，或者更说明大家对革命故事的热爱和期待。张校长的批评，既是对大家的严格要求，表现了教育家的崇高风范，也是对我们故事队的深刻教育，值得我们学习。

一席话后，紧张局面才缓和下来，最后故事队员全体和全校师生共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圆满结束。晚上，老陈和故事员齐声夸我这事处理得好。我说：我也不想那样讲，学生太不礼貌了。但不那样讲，校长一发怒，又让老师陪站，保不准告状信就寄到地区了。本来是屁大的事，三告四告，上边领导能饶过咱们？

全地区巡回宣讲结束时，邻近外地区的旬阳县来人找我，请我们大驾光临他们县传经送宝。我说行，其实也是想带大家乘便去看看汉江，看看小轮船，看看三面临水、号称“金线吊葫芦”的山城旬阳。经过才通车一年的镇旬公路，再经甘溪河，就到了旬阳。县上领导重视得很，又接见又接风又陪着看“金线吊葫芦”，晚上在剧场里大讲一场两小时，反响强烈得很。这个县属安康地区，山高路远，地区的文艺团体都很少来，想不到兄弟地区在省上得了奖的故事队不辞辛苦地送毛泽东思想来了！“传经送宝”是我自作主张，后来领导知道了，怪我擅自行动，不妥。但念到故事员都说在旬阳如何忙，如何苦，县上又如何高的评价，如何要向省上反映商洛文化局领导的高风亮节等等，也就不再说“不妥”了。

 

这次巡回宣讲革命故事，距今已三十四年，当年最小的杨新华应该也五十多岁了，只在前几年见过一面，已经胡子拉茬；陈文彦“夹着尾巴做人”几十年，后来进了文化馆，再后来“脱帽”。前些时见到一张《商洛日报》，上边有陈文彦同志退休后关心下一代，给少年儿童讲故事的照片，已经有七十多岁了吧，还没忘记讲故事的专业；那位李蓓最不幸，故事队结束后，她回到丹凤县，仍然当她的赤脚医生（她的父母姐姐都在西安工作，她从小跟外婆生活，户口却转不去。长大后只好在丹凤嫁人，当农民）。不到一年，突患乙型脑炎，县上治，无效，转到西安，亦不治，终于1973年8月17日去世，时年仅二十一岁。

她的去世，使县内外认识她、听过她讲故事的人无不叹息伤心。本来县文化馆已为她整理好优秀故事员的材料，将报省上，她也许能因此机缘而被招收进县文化馆，从事她热爱也擅长的群众文化工作，从而改变她的命运。然而她的死使一切希望化为泡影，时矣命矣，谁说得清呵！

郭安虎（左一）在试讲，左三为作者

《老照片》第51辑2007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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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之死

 

2021-05-01 07:51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柴会群

 

我曾几次听母亲说起我的远房表哥颜廷勇的事情。他的小名叫“任子”，大号颜廷勇，属牛，与共和国同龄。如果活着的话，今年正好60岁。我是山东邹平县人，颜廷勇是我二爷爷的外孙。我爷爷兄弟六人，二爷爷有两个女儿，颜廷勇是二女儿的大儿子，家在城关的韩坊村。二爷爷没有儿子，我父亲过继给他当儿子。由于我这层关系，家族当中，颜家跟我家走动较多。

听母亲说，颜廷勇身强力壮，是典型的“车轴小伙”（山东方言，形容年轻人身体结实）。1974年，我父母盖房子，他曾来帮忙。父母对他评价颇高，说他老实能干。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仅仅过了两年，这个老实的外甥便做了件极不寻常的事。

颜廷勇出生前，我们那儿已开始“划成分”，他家被划成“富农”，颜廷勇天生就成了“富农”子弟。

现在年长些的人，很多人对“成分”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成分决定中国人的命运。成分不好，处处低人一等，不能上学，不能当兵，不能提干。成分不好的人共分为四等，俗称“四类分子”，“富农”是其中之一，与刑事犯罪分子并列。

颜廷勇家吃尽成分的苦头，我听母亲说，村里挖渠时，遇到雨天，道路泥泞，颜廷勇家的房门经常被大队干部摘去，当做车辆通行的垫板。如逢冬天，寒风灌入，一家人苦不堪言。

因为成分不好，颜廷勇的婚事更成为全家人的心病。那时他已经年近三十，在农村早超过结婚的年龄，但一直没有媒婆上门。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一旦戴上“富农”的帽子，除了意味着本家世代不能翻身，亲戚也可能受连累。因此没人愿意跟成分不好的人家结亲，地主、富农子弟，即使是人材出众，也有很多不得不打光棍。颜廷勇是长子，他讨不着媳妇，也连累兄弟没成婚。

在我尚未出生的时候，我的姑妈曾托人捎话，打算将颜廷勇过继给我父亲，更名换姓，认为这样或能摆脱成分的拖累，给他讨一个媳妇。但这一想法被我母亲拒绝，理由是她仅比颜廷勇大五岁，不合适。

母亲跟我提起这件事时说，其实主要担心因此沾上成分的麻烦。

我想，涉及成分的种种歧视和欺侮，肯定对颜廷勇造成了莫大的刺激。否则，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农民，不会有勇气给党中央写信，信的主题是反映成分论的不公。

这种举动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没有哪条法律禁止这样做，但在当时，这却是不折不扣的大逆不道行为。颜廷勇前后一共写了三封信，我猜他大概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没有署名。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政府及时破获这桩轰动一时的反革命大案。据说全县为此普查，挨个查验笔迹，最终将目标锁定为颜廷勇。

颜廷勇被抓之后，家里一开始似乎没有过多担心。我父亲曾有一次碰到表姐，问起表哥的事，表姐说“国家”对他挺好，让我父亲放心。

然而这显然是家人的一厢情愿。1977年的“五一”节过后，“现行反革命”颜廷勇就被执行了死刑，我的表姐记得这一天是那年的农历三月十二。我所疑惑的是，这一年“文革”已经结束，为什么颜廷勇却仍然难逃噩运。

颜廷勇临行刑前，曾被拉到全县各乡游街示众。我父亲曾在我那个乡看见过他，低着头，身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周围全是围观的群众。据说，当他游街到自己那个镇时，曾抬起头，努力在围观的人群中寻找家人，但最终失望了，家里没人敢去看他。

颜廷勇被枪毙之后，家里人仍不敢流露出对这个“现行反革命”被依法处决的丝毫不平。只能关上门，在家悄悄哭，哭还不能出声，怕被说成对党和政府不满。我的姑妈由此落下一身病，后郁郁而终。

1979年，行刑两年之后，颜廷勇被“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家里人并不清楚，正如不清楚当年如何被定罪一样。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颜廷勇是拥护邓小平的，邓小平上台后，把他的案子翻过来。

姑姑家得到了4000元的补偿，另外将我的另一位表哥（颜廷勇的弟弟）安排在县城新华书店工作。

颜廷勇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据说被送到我们当地的医学院供教学解剖用了。我是学生物出身，现在想来，时年28岁、身强力壮的颜廷勇，确实是解剖学的最好标本。

《南方周末》200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