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13）

北师大女附中的故事（上）

 

－－作者：徐礼娴

 

其实和天下婴儿一样，我自爬出娘胎，父母就对我寄托过所有人间成名成家的美好期望！

 

爸妈婚后长年不育，直到老妈年近半百时，才怀上我。待我出生后，老爸恭请清末秀才为我取名徐礼娴，期盼用名字的光环，培育出知书达慧、娴于礼法、光耀门庭的人才！

 

考上师大女附中

 

民国年间，北洋政府派出十几万华工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法联军，熟读洋文的老爸应召漂洋过海，担任欧洲战场的华工翻译。回国后，在盐务系统任过局长，新中国成立后，时过境迁，老爸被视为政治复杂人物，无业在家，生计无着，坐吃山空。老妈只好在夜半拂晓去新街口豁口鬼市卖旧货，白天帮人洗衣服挣点钱，支撑起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

 

岁月无情，日渐老迈的爸妈愁绪满城，膝下无成年子嗣做后盾，唯幼女一朵。在浑浑噩噩、悠悠无望中，好容易盼到我小学毕业，老爸老妈已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他们只好卖了住房，换来一头荷兰乳牛（起名叫“咪咪”），一家人挤奶送奶，苦度春秋。

 

娇生惯养的我，在困苦的磨砺中，脱胎换骨般地长大了，心里明白：过几年，我家咪咪老了，乳房干瘪了，我就是养活爸妈的“咪咪”。我须奋发努力，头悬梁锥刺股地拼命上进，长成一头健壮强大的“咪咪”！白天我在学校当“状元”，晚上回家背上褡裢送牛奶。

 

扎着红领巾的我

 

小学毕业后，我在校长的鼓励下，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

 

女附中的大门是开在云端上的。历史上，师大女附中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国立女子中学，人才济济，“学霸”扎堆。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的刘和珍，就是女附中学生。近百年来，女附中培养了无数知名学者与科学家。当然也有败类，据同学林晓霖说，她后妈叶群也是女附中的。

 

解放后的女附中就愈发光辉灿烂了，她是唯一直属中央教育部（即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4年9月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者注）的中学，高考录取率几乎常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校生里，有党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国主席的孩子，有十大元帅的孩子……有人开玩笑：女附中召开家长会，家长到齐就可以开大半个政治局会议啦！

 

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相对清朗而公平，我这个送牛奶的女孩，毫无背景关系，居然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这所学校！发榜那天，一家四口（包括我家咪咪），围着看盖有师大女附中红色官印的录取通知书，激动得无人说话。我整个人晕晕乎乎的，只觉得天旋旋地转转！难道只是在梦中空欢喜一场？忽然，我来了股癫狂，顺势躺在地上来回翻滚撒欢，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不止！老妈拍手开了腔：我家丫头这是乐极生疯，范进中举啦！

 

井底癞蛤蟆登顶，在天鹅世界中飞翔。

 

母亲和幼小的我

 

初入师大女附中

 

1954年秋季开学，我分配在初一四班，全班共四十五人，保送生三十二人，自考生十三人。按照入学成绩排序，我学号35号，算是自考生中高分成绩的学生。

 

四十五人同在一个教室念书，同在一个宿舍睡觉，当然也在一个食堂吃饭。

 

其实，在开学初期，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原是分开两处食堂吃饭的。干部子弟食堂每月吃九元五角伙食，每顿饭有菜有肉，也有鱼虾，午餐后还发一枚水果。普通食堂就差多了，每餐青菜白菜熬大萝卜，难见荤腥，每桌八人，站立抢吃，每餐盆干碗尽，每月饭费八元。我们还是孩子，哪里懂得营养好坏，越吃肚皮越发难填饱了！

 

有一天，下课后开饭前，肚饥难耐，大家争相奔往食堂。忽一阵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从学校的高中部传来锣鼓喧天的热闹，只见一队人马举着两张墨迹斑斑的大字报，浩浩荡荡向两处食堂行进，原来是高中的大姐姐们激情满怀地将大字报贴到了两处食堂的大门上：我们同在一个教室读书，同在一个宿舍睡觉，我们都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为什么不能在一个食堂，吃同样的饭菜？！

 

大字报轰动了校园，惊动出苏灵扬校长亲自到食堂门前，轻声轻语地解答大家的问题。几天后，两处食堂果然合并为一处，全校同学同在一个锅里吃饭了，饭费一律交九元。大家沸腾欢呼！

 

苏校长是我们喜爱的师长，开口说话总是温和优雅的吴侬细语，风度沉稳，体贴亲和，然而她行事风格却是严厉细致的。早年她在上海读大学，立志从事教育，抗战时期投奔延安，在延安鲁艺担任女生指导员。她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夫人。解放后，调到女附中做校长，她身穿革命者的灰布列宁装，将微卷的短发用黑发网罩住，保持头发一丝不乱，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

 

父亲和我

 

女附中是50年代稀有的一所对国内外都开放的中学，常年有人来观摩，国际友人如苏联英雄卓雅和舒拉的妈妈、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还有当年中国保尔·柯察金式的英雄人物吴运铎、勇斗歹徒失去双手的女英雄徐学惠等，都曾来学校参观访问。

 

在苏校长的严格管束下，女附中男教员夏天不许穿短裤，女教员不能光脚穿凉鞋。

 

学生对苏校长尊敬如母，亲切如母。她的女儿周密也是女附中学生，她对我们每个学生一如女儿般叮咛：一个女性在社会里生存，必须做到自尊、自立、诚实、严谨、向上、有为。在生活细节上，苏校长就更像是妈妈切切絮语地唠叨了：女孩子不许边走路边吃东西；洗完澡不许披头散发到处乱跑；课间十分钟，必须走出教室，参加活动……住校生的规矩更大：晚上熄灯铃响过，寝室不许再有声音；起床铃响毕，即起，洗漱整理不得超过五分钟。我们这些小丫头，在家里懒散惯了，哪能和军队战士相比，为了抢这五分钟，每晚我们都冲锋般紧张，接好洗脸水，挤好牙膏放在床底备用；宿舍卫生自是由我们自己打扫，冬天每晚生炉子取暖，也由学生完成。

 

那时，初一班的宿舍挨着初二班的宿舍院子，冬天轮到我值日生火，经常看见高我一级的李讷和我一样灰头土脸地倒灰渣，抱劈柴，满眼被木柴熏得流泪不止……

 

李讷足有一米七的个头，我好奇万分地挨近她，和她比比个头。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孩，鲜见笑容，鲜有话语。冬天穿蓝制服，夏天穿白衬衫，从无花色，顶多换件格子布的。她是领袖的姑娘，也许她太受社会关注，于是就很残酷地律己了。

 

50年代初期，女附中的学生从伙食上、穿戴上，分不清是市井百姓还是干部子弟，拼的不是爹妈，而是学习与品德。那是共和国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开国时代，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种热情进取、独立思考而又互助友爱的精神环境里。

 

我（右）和同学与志愿军战士合影。

 

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学校的每一个学生几乎都和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互相通信互相鼓舞，这成为一种昂扬的社会风气！那个时代的情结，就是崇拜英雄，敬仰模范。在我们校园里，发生过许多追逐英雄的笑谈和故事。

 

女附中有个看门人王嫂，四十多岁，负责打扫院落，收发信件，接听电话。王嫂的脚是双不大的解放脚，也识不了几个字，脸颊上有个大疤痕。这个极其普通的农村女人，却教育出一个优秀的女儿，叫小凤。小凤考上了师大女附中，成绩出类拔萃，高中毕业时，女附中将她直接保送去了苏联莫斯科大学。

 

这件事对全校学生震动极大，王嫂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人人崇拜的明星母亲。我们总去门房拜访王嫂，她也极乐意说起小凤的趣事，絮絮地介绍着：“你说这留学吧，学的是啥专业呀，说是农业吧，又说是园艺，说是园艺吧，又说是葡萄，那就好好研究葡萄吧，又说是葡萄架。唉，咱老粗，真是不懂！”话里话外都透着夸耀女儿的得意口吻。

 

那会儿，国家和学校常有热闹的庆典集会，每逢欢乐的锣鼓点敲起，我们这帮王嫂“粉丝”便疯狂地跑到门房，热血沸腾地抬起小脚王嫂满操场疯跑，木讷老实的农村妇女哪里见识过这等盛举？王嫂被狂乱地托举着，脚不沾地，晃荡在半空中，惊吓得满脸煞白！此后庆典经历多了，王嫂在空中竟也从容老练起来，她熟练地颠着小脚，主动配合热烈的气氛，情绪高涨地举起双臂高呼：“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群情更加激奋昂扬，女孩子们抬着英雄王嫂越走越远。

 

解放初期女附中校园里，是有战斗英雄的。校后勤负责食堂的管理员叫李勇，三四十岁，个头不高大，模样不威猛，满脸碎麻子，每天骑着辆老旧平板三轮咣当咣当地，负责给学生买菜买粮，不吭不哈地，我们谁也没有注意过他。

 

我们班王可立的妈妈（王平上将的夫人）来学校开家长会，见到李勇，抢上前去与他热情握手，向我们介绍他就是王平上将和聂荣臻元帅亲自授奖、大摆地雷阵的抗日英雄李勇。貌不惊人的食堂管理员李勇，当年智勇双全地创造枪雷结合战术，炸得日寇闻风丧胆，获得过一级战斗英雄勋章。电影《地雷战》里的一号人物，就是以李勇为原型！

 

解放后，不打仗了，日子好过了，李勇和他的扫雷班，被调进城为女附中学生做饭。炊事班的人马，全部来自河北阜平太行山区，一水儿说的都是阜平土话。刚进大城市，因从没见过电灯，拿着烟袋锅子对着发亮的灯泡点烟抽。他们都是实诚的农民，只有一个心眼儿，最怕学生吃不饱。

 

学校下午两节课后是自由活动，满操场的学生都在打球、跑步、玩双杠、练吊环、谈心、看书……我们刚念初一时心野，贪玩好吃，趁此机会溜出校门去街上乱逛，看街景买零食。女附中藏在西单闹市的辟才胡同里，出了胡同，就能看见首都影院的花哨广告了。当时影院放映的都是宽银幕电影：非洲故事《塔曼果》、塞万提斯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唐·吉诃德》，还有苏联第一部宽银幕童话电影《萨特阔》。这都是名作片子，又赶上是开晚饭的钟点，票价便宜，班长刘彬媛便带着我们去赶场。

 

刘彬媛

 

刘班长是师大二附小的保送生，机敏，好学，好玩，鬼点子多，从来也不说教条的官话、套话、虚话，我们一下子就拥戴了她，况且有班长做靠山，带领大家淘气捣蛋，鬼花活更多，胆子也越大。

 

电影散毕回校，天就黑了，早就过了饭点，刘班长领着我们犹如一群饿狼，悄无声息，窜进食堂后厨房，值班的大师傅认识她，知道她是个好学生班头儿，不问青红皂白，赶紧拉闸开火，米饭没有了，还剩有锅巴，切葱花，倒油炒锅巴，一块块油炸葱花锅巴，吃到嘴里，嘎嘣嘎嘣的香掉了下巴。

 

从此我们紧跟刘班长，常看便宜电影，总是糊弄炊事班老实巴交的叔叔请我们吃油炸葱花锅巴。

 

同桌鹤沁

 

我的第一个同桌是鹤沁。

 

沁儿（我对鹤沁的爱称）是北京著名的小学师大一附小毕业的好学生，安静而腼腆，留着两条长辫子，一丝不乱，坐立有度，端庄大方，低声低语，未开口先有笑，有一种矜持的羞涩与柔美。

 

鹤同桌与我张牙舞爪的个性反差甚大，我怕安静好热闹，常常憋不住地找茬逗她拌嘴，对我发出的“子弹”，她从不接招，红着脸，憋半天，最大的狠话，就是回一句：这孩子，又不听说了！唉！她真像宋词里形容的：也无风雨也无晴！让我很没脾气，却是更愿意亲近她，亲近她的那股特殊气息，平和而温柔。

 

我尤其爱看沁儿的穿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衣服干净，浆洗得永远没有褶皱，连那每天戴的口罩都平整得舒坦，散发出奇异的香气，是太阳气还是樟脑气？分辨不出，反正是我特喜欢的那种干净味道。

 

沁儿被大家选为卫生干事，她不负众望，办事踏实认真，带头干活。各科老师都喜欢这个稳重好学的女孩，尤其赞赏她的作业，令全班传观学习，我更是较劲地跟她比赛，暗暗撕掉重写，写了又撕，可就是写不出她那般整齐模样！

 

同学外出游玩时留影。右为鹤沁。

 

其实我更羡慕的是她那两条辫子，又黑又长，又光又亮，悠悠地晃在腰际，飘飘欲仙！我东施效颦，将精短的头发硬是扎起刷子小辫，翻出妈妈压箱底的丝绸旗袍，大刀阔斧剪成碎绸丝带，系在辫梢，晃出四个大花蝴蝶，飘来飘去地在人前显摆，却根本不见有谁人说我漂亮。唉，这就是妈妈的过错了，也许重生我几次，才会赶上沁儿的美丽！

 

反右运动开始后，我们突然都有了阶级观念，班上一附小出身的学生暗暗传播是非：沁儿祖辈是清代官僚，几代人不工作，专靠吃瓦片子房租生活，过的是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我去沁儿家玩过，她家是和平门里的一座宅院，三进三出的院落安静整洁，她家住在中院，鹤妈妈正在休息，沁儿不敢惊动她，领着大家在院子里的游廊上聊天踢毽子，低声说话。我觉得沁儿懂礼貌，有规矩，有啥不好？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懂得了：沁儿身上散发出的是一种气质，一种修为，是稀有的贵族气息。这种需要长期养育与浸润的从容与宽厚，平和而慷慨，自有一种柔和的体面与尊贵。但是它被激烈的革命“左”倾视为虚伪与无能，凶残地将其打翻在地，搞黑搞臭，再踏上一只脚！这种日积月累的高贵气息，成为当今大众社会，越来越难以见到的罕有品质。

 

沁儿像一朵兰花，静静地开在我的身旁。我和同学们始终都很喜欢她。

 

高中毕业，沁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大学毕业分配，我离开了北京。“文革”后，偶尔回京参加女附中聚会，突然听到了沁儿的消息，如闪电重击般将我击倒：“文革”中的一天，鹤沁失去了父母，在北京没有家了，她离开北京，去了甘肃的乡镇医院。

 

我震颤着无声抽泣！

 

几十年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沁儿，亲眼看看沁儿现在生活的模样。我来到养老院的第一个月，就找到了远在西安的沁儿，接通了遥远的电话，几十年后，沁儿的声音依旧安静平和，甚至是年轻愉快的。她告诉我：她在甘肃的乡镇医院工作了十年，见识了农民的贫穷和缺医少药的无助。她还告诉我：她与一位工程师结婚，早已调至西安医院工作。如今他们夫妇在西安退休，独生女儿在上海工作，她兴奋地将她外孙女的舞蹈视频传给我看。我替她流泪，我替她高兴，我看到了她依旧安静沉稳的模样！

 

后来沁儿加入了我们初一四班的微信群，依旧是不声不响，但不断地将医学信息发布给大家。

 

悲剧过去半个多世纪，沁儿的内心伤痛早已结痂康复了。几个月里，我从没有勇气去走进沁儿的内心。有一天，沁儿突然约我在北京相见，她说：5月份，她家姐弟聚会北京，很希望我也去北京与她会面。我早已是在无声中泪流满面。接着，她很镇静地说起1966年8月那场家庭变故：鹤沁家是清代正黄旗贵族，祖父官居四品，当过山海关道台，留有一百多间房屋，1956年房屋全部交公，每月享有最低定息。父亲和母亲均无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父亲早年曾开办棉纺工厂，经营不善倒闭了。1958年，鹤沁父母二人参加了街道洗衣组和缝纫组，老实的父亲干活十分卖力，后患中风，在家养病。母亲是浙江绍兴人，双目患严重白内障，待一目失明后，退休在家。1966年8月27日，鹤氏夫妇先后猝然离世，同时还有大爷和大爷家的一个亲戚也去世了。父亲临死前给四个孩子留下的遗言是：是我们拖累了你们！母亲嘱咐孩子们和家庭划清界限！

 

1975年鹤家被平反昭雪，父母坟墓里没有尸骨，埋的是一张政府平反冤案的文件。在北京医学院期间，鹤沁被批准加入中国共青团。鹤沁的姐姐和弟弟在“文革”后，也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左邻右舍罗小玲

 

每当我想念起鹤沁，都会想起我在教室里的所有左邻右舍，她们淘气闯祸的逸闻趣事，在我几十年哭哭笑笑的重重思念里，早已幻化出美丽的传奇故事。

 

坐在我前面的叫罗小玲。罗小玲是北京名校师大二附小的保送生，天生丽质，聪明活跃，是初一四班著名的捣蛋鬼。罗小玲喜好新奇热闹，却很少说起家事，而她家的几代人都是我等后辈人众啧啧赞叹的英雄！

 

她的外祖父钱壮飞，被周恩来总理多次深情提及，誉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的潜入虎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钱壮飞在长征途中的乌江垭口牺牲。

 

青年时期的钱壮飞颇有艺术天分，善绘画书法，参与演出过中国早期电影。参加革命后，领导过苏区的文化教育，被誉为红军文武双全的指挥家和戏剧艺术家。顾顺章叛变后，暴露的钱壮飞只身离开南京，将子女托付老友照管，美丽的女儿改名换姓为黎莉莉，苦难多年，奋斗自强，成为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代表人物。

 

罗小玲的美丽主要来自妈妈黎莉莉的遗传，有评价黎莉莉是整个民国电影黄金时代里，最健康、身材最好、最阳光的一位电影界“女神”。罗小玲的眼睛几乎就是妈妈的眼睛，灵透活泛，转动起来，都是故事。小玲的身材比妈妈还要高挑，但是罗小玲毫不在意妈妈是个著名影星，更不在意自己是美是丑，大大咧咧，毫无城府，思维极快，不得安分。姥姥和妈妈给她做的衣裙，极为时尚，而她随随便便穿在身上，扣子丢了，腰带松了，晃晃悠悠得没了模样。

 

罗小玲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下课看，上课偷看，钻进书里迷迷瞪瞪地出不来。一双美丽的杏核眼，被她祸害得跑了神采，稀世的一副明星面孔，早早地戴上了瓶子底厚的近视眼镜儿！

 

初一四班课外活动小组正在练习器乐。

 

教授我们初一语法的先生是赵静园，一个快退休的老人，满载一身荣耀：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早期毕业生，当年她的作文都是由鲁迅先生亲自批改，几乎篇篇满分，极有才气。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抱着维护女权的信念，信奉独身主义，终生不婚，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学生，她老人家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口碑极好（那年邓颖超和教育部部长视察女附中时的合影里，邓颖超尊敬地站立在赵静园等人身后。参见《老照片》第一〇七辑罗治的文章《照片背后的故事》）。由她教我们语法课，老人家讲得费劲，我们听得也是受罪。原来这语法课程自有严谨规律，内容却了无生趣，赵先生也是年纪大了，咬文嚼字，将那一系列极富学术化的主语谓语宾语，无滋无味地来回折腾，听得大家昏昏欲睡，东趴西倒。赵先生毫无火气，站在讲台上，就像个自家奶奶，从不怪罪学生，自顾认真地倒腾着她的语法宝贝。赵先生个头矮，不足一米五，发福的身材臃肿着，在讲台上慢慢挪动。课桌上的罗小玲哪里耐得住寂寞，早就动了坏念头，趁赵先生回头板书时，悄悄走下位子，跑到讲台上，站在赵先生身后，踮起脚尖，用手比比赵先生，又回过身来比比自己，充分展示她将近一米七高的身量，伸舌头做鬼脸，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睡意全无。厚道、善良、老迈的赵先生浑然不觉。

 

罗小玲课堂不守纪律是常事儿，可这一次真的激怒了班主任谢蕴慧，她的学生竟然公开冒犯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赵静园先生！谢先生关上初一四班大门，将全班同学狠狠训斥了一个下午－－不准课外活动。接着教文学课的李宁先生，更是不放过罗小玲！李先生是留校生，刚刚做了我们初一的文学课老师，每天是她将赵先生搀进扶出，赵静园是她最尊敬的“女神”。那天，只见她圆睁杏眼，怒火中烧，抓住罗小玲上课偷看小说的错误，罚她站了两节文学课。陪站的还有林晓霖，倒霉的她在这节骨眼上，偏偏也在偷看小说，被逮了个正着。两个好学生，一左一右地站在教室前方示众，全班同学都吓坏了！低下头来，不敢抬眼。这样严厉的体罚，女附中的学生几乎都没见过！

 

罗小玲知道错了，蔫头耷脑了几天，但那贪玩耍闹的心思岂是能够从此收敛住的！罗小玲沉重了没几日，玩心便飞出学校，伙着她的好友刘彬媛换了郊外去热闹！罗小玲、刘彬媛都是二附小保送生，刘彬媛小学中学都是班长，鬼主意比罗小玲更多，不过她头脑清醒，从不越轨！这天闲在，罗刘二位出了北京城门，逛到郊外一个野院子，只见一棵结满大红枣儿的老树，枝枝杈杈硕果累累地伸在墙外，二人大喜过望。第二天便穿起肥大的长袖衬衫，又来到红枣树下，将衬衫下摆系在裤子里，把衬衫当作大口袋。罗小玲猴儿般爬上枣树，摇晃枝头，肥大的枣儿顿时装满衬衫，不想惊动了院子里的看家恶狗，呼啸着狂奔而出。其实对于恶狗的袭击，罗刘二位是看书做了精心研究的：“不怕不惊，壮胆迎狗而上，狗自怕退去！”这些书本知识哪里经得住实战考验，当罗刘二位看见恶狗的血盆大嘴，早已丢了自家魂魄，哇呀呀狂奔逃命，幸亏狗的主人赶到，喝住恶犬，放走了两个偷嘴学生，眼见大红枣儿撒落一地！

 

罗小玲和刘彬媛仍是不得安分，课外兴趣比在课堂上的更大，听说了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的嫁接创新技术，立刻报名参加农业种植课外小组，把土豆嫁接在西红柿的枝条上，遐想：配套结出果实，烧起俄罗斯土豆炖牛肉岂不方便得多了！看了电影《地道战》，罗小玲拿着大手电棒和刘彬媛跑到被水淹没的学生宿舍地下室，蹚水探险，幻想找出宝藏，不想，被冷面无情的“曾不饶”先生看见，揪出来，狠狠地训斥了半天。

 

当然罗小玲自有得意时刻，她曾煞有兴趣地学会中医的针灸疗法，“文革”里，这位在电影学院学导演的优秀人才，被下放农村，当过赤脚医生，救治了不少病人。

 

常听刘彬媛深情吹捧罗小玲：有一次她与罗小玲在北戴河海边游泳，迎风吃了烧烤，突然间，腹痛难忍，狂泻不止！罗小玲立刻把她按倒在床，抽出随身的救命银针，扎穿她的腹部皮肉，顿时又麻，又胀，又痛，果然针到病除，止住了腹泻，从此让刘彬媛信服了中医针灸能治大病！

 

初一四班全体同学合影。

 

不知安分守己的罗小玲，不能算是女附中规范的正统好学生，从小，她的目光和兴趣就在教室外面的世间万物，生活的一切空间和时间都是她好奇的课堂！她天马行空，毫无拘束，始终保持了她思维的活跃和探求的好奇。她的内心，从来没有被空洞理想的词汇、口号、主义的热情所掩埋，她敞开心胸与智慧，直接去接触世间的瞬息万变。

 

恰恰，她所学的导演专业，也需要在一个广阔天地里，才能展现和发挥才能。果然，她事业有成，她是八九十年代儿童电影制片厂有影响的导演，她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小龙和小丽》荣获了1984年优秀儿童剧“飞天奖”。

 

听一个老教师说：教育必须从生活中来，向生命里去，万事都能激起人的好奇－－叶片的落下、鸟儿的南迁、妈妈的眼泪、大地的震颤。如果你注意到这一切，你就在学习，保持永不停息的探索，在观察、挣扎、快乐和眼泪中寻找着答案。做一个世界的探寻者，努力寻找真相，我们就永远处在创造里、发展中，思维永不固化，生命永无止境。

 

80年代初期，我去北京看望分别二十几年的罗小玲，她已是个著名的导演了，干的依旧都是出格的怪事。那几天她的姥姥刚过世，她背着姥姥的骨灰，不去安葬，天天去逛北京的大街小巷，去天安门，去新修的立交桥，去游逛焕然一新的北京新城。她说：姥姥太闷了，大几年了，都没走出过自家大门。

 

此后，又是几十年，我没有再见到罗小玲。初一四班的女孩如今都已是快八旬高龄的婆婆咯！

 

老班长刘彬媛在微信群里，常常讲起闺蜜罗小玲的新故事：罗小玲有两个宝贝女儿，都继承了外祖母黎莉莉与母亲罗小玲所有的美貌特点，出生在电影世家，正是当明星的绝佳人选。可是，罗小玲天马行空地运筹帷幄，动员听话的大女儿报考了幼儿师范，让她一辈子生活在儿童世界的清纯与快乐里；又教育小女儿报考医学院，一生一世做个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这几年，当我们都在纠结老之将至，是居家养老、投奔儿女，还是抱团取暖时，罗小玲老伴过世了，罗老太毅然决然卖掉了住房，扔掉瓶瓶罐罐，只身住进了一所高档养老院，去享受自由自在的阳光与温暖。

 

真是永远的罗小玲！你又先行一步，卸掉财产的重负，重启老来命运的全新航程！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北师大女附中的故事（中）

 

－－作者：徐礼娴

 

我穿起将军服

 

我初二时的同桌，是叶小燕。

 

小燕是军队干部子弟，八一小学的保送生，穿着小学发的统一服装：蓝色圆点带蓬蓬袖的花裙子，足下是黑皮鞋。

 

我跟小燕挺合得来，小燕胆子小，老实厚道，人也随和，从不招人，也不惹是非。跟我混熟后，她那深藏不露的灵慧机警、幽默滑头，能让你和傻子一样，被她耍弄后自己却感觉不出来。我上课时不能安分，常跑神儿，要么与左邻右舍传递小纸条，要么偷吃零食。而小燕总是正襟危坐地专心听讲，不受干扰，最多歪嘴冲我们坏笑几下，依旧坚守底线，从不掺和。

 

我无家可归后，星期六星期天，小燕常把我带到家里去玩。她家在平安里的一栋小楼里，不记得小楼门前有没有警卫站岗，只记得她家独门独栋的，周围很安静。小燕有妹妹和弟弟，她的小妹妹胖嘟嘟的可爱极了，见了，我就不撒手地抱着她。在公园里，小燕妈妈还为我们照了许多照片。

 

记得是1955年，军队授衔授勋后不久的一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又跟小燕回家了，楼上楼下空空荡荡，好像无人在家。我一眼瞥见客厅的衣帽架上有件笔挺的呢质军服，肩膀上闪烁着晶亮光灿的五角星，很抢眼。我径直奔了过去，大胆而激动地取下军服，抚摸着那颗亮晶晶的星星。小燕没有阻止，笑嘻嘻地看着，说是爸爸新发的衣服，妈妈也有的，穿起来可漂亮了！

 

小燕温和的介绍鼓励了我，我简直忘乎所以了，干脆穿起来这件讲究的军服，戴上大檐帽，径自跑到穿衣镜前，威风凛凛地站直，立正，敬礼！再立正，再敬礼！耀武扬威地，威武极了，堂皇极了！我简直被自己高大的“将军”形象迷住了！我便动员小燕也穿戴起来，小燕居然听从了我的蛊惑，穿戴起更加帅气威武的呢子大衣，在大穿衣镜里，两个小姑娘来回折腾，立正敬礼，又敬礼，又立正，稍息……哈哈哈，大笑不止，快活极了！

 

叶小燕和父亲、母亲以及弟弟合影。

 

叶小燕和弟弟妹妹在北海公园合影。

 

我和小燕是亲密的同桌，在她家又吃又玩又折腾，朝夕相处了几年，我糊里糊涂、愚蠢透顶地始终不知道她父母是做什么的。几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也过去了，我已是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了，通晓了些许人情世故、高低贵贱。那一天，看了电影《白求恩大夫》，听说帮助白求恩组建医院的卫生部部长，原型叫叶青山。啊，这个叶青山不就是叶小燕的爸爸吗！我肃然起敬，无比震惊，赶紧查找资料，才得知：叶将军是中共医学专家、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后任卫生部部长助理，兼任中央保健局局长。

 

我吓傻了！我曾把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衣帽玩耍着穿戴在身上，而且谁也没有责怪过我。几十年前的轻率之举，让我仍心惊肉跳般愧疚着，真想再去拜访他老人家，郑重地当面向他赔礼道歉！我到处寻找叶小燕，我只知道她在军队工作，却无处寻觅她的踪迹。叶青山将军也于1987年过世了。

 

后座邻居徐鲁溪与窦仁芳

 

我和叶小燕的近邻就是后座的徐鲁溪和窦仁芳。

 

窦仁芳是考进女附中的普通家庭的女孩，在班里无声无息，没有故事，只有神秘。

 

豆豆（“豆豆”这个爱称是被鲁溪叫出来的）是个瘦瘦弱弱的女孩，连说话的声音也是纤纤细细的，唯有两只眼睛又圆又大，光亮闪烁，显现出她的无比灵透。豆豆不爱说话，更不去哇啦哇啦地述说自家身事。浅浅的微笑，嘤嘤的低语，是那种特别入耳的温柔的上海普通话。几年里与同学相处，她的家庭情况神秘得不为大家所知。直到今天，我也只是模糊地知道：她家住在一个教堂的院子里，推开教堂侧门进去，小小的人影就神秘地消失了。她父亲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妈妈远在他乡教书，以此供养着三个儿女。她和妹妹弟弟跟随祖母生活，祖母和姑姑一家同住，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豆豆的姑父是教会名人，担任着中国基督教圣公会大主教，也是中国基督教四大主教之一，参与创建过北京崇德中学，培养出众多世界级科学家和艺术家：杨振宁、邓稼先、梁思成、孙道临……所以，可以想见，他家的孩子都有极好的文化教养。

 

豆豆身材高挑，穿着朴素，一年四季穿的永远是灰土的格子粗布，那种上海农家手工家织的土布，以致严冬酷寒，手指被冻得如胡萝卜般粗细，红肿流脓，拿不住钢笔，双脚冻得一瘸一拐地走路。

 

我从没听她说起过自己的苦难，却总是不动声色地帮助我：上游泳课，我没有游泳衣，她借来表姐的新泳衣，让我得以下水；上滑冰课，她又拿来姑姑家的滑冰鞋，让我穿在脚上……

 

豆豆永远都是平和的心境、平和的微笑，好像从来没有过艰难困苦，她心里永远驻着一股神秘的力量，给人温暖。无形中，她成了我孤独中的依靠，我有憋不住的话都愿意向她倾诉，有困难就找她帮忙。她默默地听着，从不打断，也不会有很多安慰，第二天总会带来奶奶做的上海小零嘴给我解馋。

 

善良无私的豆豆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是个谜。她显然和我一样，也是个孤苦的孩子，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爱，身上流脓的冻疮永远也不去搽药治疗，但是她处处事事都在无私地帮助我，无言地安慰我。今天，直到我有了一把年纪才懂了，这也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今天，只要谈起窦仁芳和她的同桌徐鲁溪，已老迈的我立马会滋生出最活跃的思绪，记忆也变得清晰流畅起来：徐鲁溪和窦仁芳是我今生今世遇到的最聪明、最灵慧的女孩，尤其是徐鲁溪，身上粘了毛儿就是个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想，也无所不能。

 

延安时期，童年的徐鲁溪（左）和伙伴合影。

 

与窦仁芳性格相反，徐鲁溪是个特别明朗开通的女孩。开学时，她穿着育才小学统一的衣裙，虽是统一的服装，让她穿在身上仍然显出与众不同的秀美、清朗、灵透。她瘦弱而白净，却有着无比的精力去玩，去想，去折腾；嘴是闲不住的，爱说，爱笑，爱吃零食；双手更是闲不住的，编织玻璃丝，丝线缠粽子，实在没事儿干了，就把妈妈送给她的新毛线围巾，拆了织、织了拆（据说她四岁时，妈妈就教她织毛线了）。下课我们爱玩抓羊拐，有块平地就能玩得兴起。抓羊拐考验的是眼疾手快，配合无误，小小的羊四肢拐关节，分出四面“大耳朵，破耳朵，凹肚子，鼓鼓背”，手扔沙包飞往空中的瞬间，四面羊骨头在鲁溪手心里翻转腾挪，从不失误。课间十分钟，就只是她个人的精彩表演，谁也不是对手。

 

鲁溪不但会玩能玩，还有胆量。上课时，她伙同豆豆偷吃花生米，两人比赛看谁吃得多，吃得隐秘，不被发现。她们上课偷嘴的行为，我想，站在讲台上、高瞻远瞩的老师，肯定是发现过的，因为老师袭击式地提问过徐鲁溪，这位好学生脸红着站起来，羞愧尴尬片刻，竟然会对答如流地给出答案，还绝对正确。鲁溪的淘气夹杂着机敏，往往打的都是擦边球，绝不会越过底线。

 

徐、窦二位是班上最出色的学生。老师讲课时，她们专心听讲，已种在了心里，再听第二遍时，已是味同嚼蜡，难免走神。偷吃花生米的徐鲁溪、窦仁芳初中毕业时，都获得了奖章。

 

徐鲁溪（左一）在育英小学时和同学合影。左二是冯延玲，她也是初一四班的同学。

 

高中毕业时，徐鲁溪报考了当时最红火的中国科技大学（1958年建成，属理工科综合大学，当时的录取分数线远远超过了老牌名校清华北大）。她数学、物理两门学科的高考成绩罕见地得了满分，女附中的领导层个个喜不自禁，还调来她的试卷，当众验看与炫耀。这种让整个学校与校友引以为荣的成绩，徐鲁溪视而不见，毫无感觉，在与大家几十年的交往里，她从没有提起过。

 

徐鲁溪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我们也是在偶然读报时才知晓的。1955年9月开学后，天高气爽，徐鲁溪与说不利索中国话、归国不久的林晓霖，给我们全班同学一个大大的惊喜！9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异样的通版排版，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授衔将帅名单，共和国十大元帅的照片赫然亮相，个个威风八面，帅气英武！我们这才知晓，班上的徐鲁溪、林晓霖的父亲都是解放军的元帅呢！我们一群懵懂无知的女孩儿，傻不拉叽的，刹那间都变成狂热的“粉丝”，围着她俩问长问短，崇拜着，赞叹着，欣喜着……

 

回家后，我和父母吹牛，我们班有两个元帅女儿。父亲说：林彪元帅善于指挥作战的事迹，是家喻户晓的。其实徐帅也是很能打仗的军事家，他有一套独特的军事理论，打起仗来神出鬼没，人称“军中诸葛”。解放后，他很低调，也许是身体不好了吧？

 

在女附中，尤其是“反右”以前的女附中，众多高干家长填写学生履历时，在家长姓名栏里填写的往往都是秘书、司机、阿姨的名字。我曾好奇地打听毛主席女儿家长栏里填的监护人，姓名是李德胜。这是毛主席转战陕北用过的化名。当然，那会儿，周末也有来小汽车接孩子回家的官员，把车停在远离校门的旮旯里。

 

热闹的徐鲁溪、安静的窦仁芳是一对亲密的同桌，她们出身经历截然不同，却都是灵透绝顶的中华女儿，日后，她们都为国家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窦仁芳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重型机械厂，后任总工程师，是多届湖北省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委员。现在跟随孩子在加拿大生活。

 

那天，我与她通话，这位功成名就的女专家、湖北重型机械的“半边天”，声音依旧清晰好听。她说，退休后的生活是更劳累了：她帮孩子带大了孩子，老伴又病倒在床。大大眼睛、依旧瘦弱的老太太豆豆，天天要挪动胖大的老伴进进出出，吃喝拉撒，早已是力不从心！听豆豆说，她妹妹在北京也病了，她焦虑地想回国看顾病人，又离不开身边的病人。这位对国家对人民有着特殊贡献的专家，如今仍旧过着伺候老伴、养育儿孙、一地鸡毛的生活！

 

徐鲁溪（后左）在育英小学时和同学合影。前左是冯延玲。

 

我和鲁溪今生有缘，初中混在一个班上淘气，高中又分在一个班里。此后，大半辈子没见，半个多世纪过去，混到老了，托福现代科技，我们几十个女附中年近八旬的老太抛家舍业、重拾青春，又团聚在微信群里，“鸡一嘴鸭一嘴”地每天热闹，领袖还是老班头刘彬媛和陈小凤，爱说爱笑的徐鲁溪依旧笑料不断，花样百出，如今她是我们班上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了，却从没听到她自己说起，我只好去百度查了：徐鲁溪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生，女计算机专家，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库部主任，曾经主持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

 

鲁溪和她父亲一样，十分低调。我与徐鲁溪几十年的接触中，唯有从丝丝缕缕的信息里，知道她在“文革”初期担任过社会科学院物理所革委会主任，曾有一个老“右派”打扫卫生时，碰碎了毛主席塑像，吓得面无人色，鲁溪安慰了他，让他赶紧收拾进垃圾箱，公开表态袒护说：我就不相信，群众里有那么多反革命！

 

在物理所时期，青春的徐鲁溪出落得楚楚动人，爱上了留苏学习的青年科学家张相公（张元生），这是个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青年。婚后，夫妇感情朴实深厚。

 

如今，年近八旬的徐鲁溪老太童心不泯，玩心出众，家里不请保姆，一日三餐皆是自己动手，她在群里常常显摆张相公做的野菜叶子贴饽饽、红米煮的红曲饭；徐老太的衣服都是自裁自做自穿，屋里备有各式型号大小缝纫机，做时装，做内衣，一天几换几洗；她老人家不但养狗，养猫，而且养猴，徐老太太追着几个爱物儿，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自甘为主为奴，爬高下低，扫屎抹尿，不亦乐乎……

 

大几年前，徐老太便起血来，根据北京电视台养生堂介绍的知识，自我下诊断得了癌症，在张相公的陪同下，悄悄跑到医院，立马被请进手术室动刀，一年动了两次大手术，割除癌毒。

 

前不久，猴精敏感的徐老太发现勤快好动的张相公变得蔫头耷脑，懒得动弹，却问不出个所以然，老太太急吼吼地，驾车带去医院将全身查个底儿掉，结果是脑血管轻微出血，由于夫人敏锐发现，可不用手术，张相公服药后已经痊愈！

 

不安分的徐老太，又一次为自家化险为夷！

 

她的后妈是叶群

 

我升入初二年级的深秋季节，我家大咪咪怀孕啦！老爸老妈好高兴啊，就像伺候产妇做月子，颠颠地忙前忙后，忘乎所以。

 

秋凉了，雨多了，老妈为了省钱，请来了邻居帮忙砌墙，准备把三面漏风漏雨的牛棚改造成有四壁围墙的严实居室，绝不能冻坏了咪咪和宝宝。

 

中午老妈备好酒菜，请邻居吃饭，几杯二锅头下肚，邻居涨红了脸颊，歪歪扭扭地路都走不稳了。本来砌墙就是“二把刀”的邻居，下午再砌砖墙，手里乱了分寸，高墙越砌越陡，却不设标线矫正，越砌越歪，忽然间，整壁墙砖哗啦啦倒下，砖块泥浆全部砸在蹲在棚里做晚饭的母亲身上，母亲惊狂惨叫！瞬间发生的祸事，把“二把刀”吓懵了，情急之下，用力拽出砖块压身的老妈，这野蛮的拖拽，使老妈二度受伤，人早已疼得昏死过去。

 

“二把刀”闯下大祸，顾不得叫人救命，一溜烟吓跑了，至今也不见踪影。

 

老妈在重压下，昏死在冰冷的泥水血水里，秋风瑟瑟，无人知晓。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老爸送奶归家，家中狼藉一片，只见咪咪的大眼眶里流出泪水，低声哀嚎着。老爸看见老伴昏死在地上，大惊失色，急把老妈送往西四牌楼人民医院抢救。一周里老妈昏睡不醒，待苏醒过来，老妈留下性命却已是高位截瘫。

 

半月后，老爸才赶至学校，告知我家中实情，刹那间，我五雷轰顶，不知所措！老爸还告诉我，住院十五天的抢救费、手术费、输血费、医药费、床位费……已高达八百元人民币，这在1955年是天文数字，惊得我惶恐乱心，真不知晓老爸如何去面对！

 

我从快乐无忧的云端跌到深不见底的地狱！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家的祸事，牵动了初二四班每一个少先队员的心。我们每个班级的屋角里都设立了一个红领巾信箱，每周开箱一次，集中解决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每个队员的意见、建议或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都可以投票入箱、开箱讨论，商讨解决办法。

 

那周初二四班的红领巾信箱紧急提前开箱，商讨如何帮助我走出不幸的深渊。那个晚上，我看完妈妈从医院返校，远远地看见教室里明亮的灯光，全体同学都出席了会议，几个走校生也没有回家。她们在讨论我家的危难，我停步在教室门口，正在发言的是一个操着卷舌音东北话的同学，那是林晓霖：“我常陪爸爸去医院看病，有很多穷人都去医院卖血换钱，人的鲜血是很贵的，咱们大家都去卖血吧！可以换回很多钱，帮助徐礼娴的妈妈。”话音未落，响应的人很多，顿时，教室里沸腾起来。

 

我哭了！蹲在教室门口站不起来……

 

这个情景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后来，父亲卖掉家产，向亲友借贷，终于还清妈妈住院半个月的费用。一个家庭瞬间就这样破产了！

 

班主任谢蕴慧帮助我申请了每月十二元的甲等助学金，让我衣食无忧。直到大学毕业，都是人民在哺育我成长。

 

在班上，林晓霖是令人关注的女孩。当然，这也因为她是林彪的女儿，会引起大家好奇。林晓霖是个很有特点的学生，很沉闷，不爱说话，一开口呜里呜噜的，就是土豆炖牛肉的俄国味道。尤其是那两道浓厚的短粗黑眉，一看就是林彪的孩子。

 

林晓霖的母亲叫张梅，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的她才十八岁，青春活泼，美貌异常，人称“陕北一枝花”。嫁给追求她的抗大校长林彪后，头胎生了男孩，幼稚的女孩子突然间做了母亲，不懂喂养婴儿，饥一顿饱一顿，男娃娃得病早夭，林彪很是痛心。平型关大战后林彪负重伤，张梅陪他去莫斯科疗养，在苏联生下女儿林晓霖。父亲对她倍加珍视宠爱，亲自给她喂食，四个月大时，女孩子长得圆圆胖胖的咿咿呀呀，像极了父亲。此刻，林彪奉召回国，从此失联。无助的张梅只好把幼小的女儿送到苏联保育院抚养。

 

小姑娘林晓霖从小没有父爱也没有母爱。保育院里，常来年轻夫妻领养孩子，晓霖每回都乖乖地坐在小床上，伸长脖颈，巴巴地望着有家庭将她挑走领养。有一次，晓霖床前来了对年轻的工人夫妇，很喜欢这个圆圆胖胖的中国女孩，晓霖喜出望外，拿起心爱的布娃娃，跟着就走，谁知院长告诉客人，这个孩子有父有母，是有监护人的。

 

林晓霖在异国他乡的儿童保育院孤独地长到九岁，那时的张梅已另组家庭，有了自己的儿女亲情，准备把晓霖送回中国与父亲团聚。

 

初中时期的林晓霖，住在学校很是孤独。她下课看书，上课也偷着看书。她的情感和寄托显然都是在那些精装本的俄文书籍里。

 

在班上林晓霖没啥好友，只是常有外班的同学找她，几个女孩子都是从苏联保育院归国的干部子弟，亲热地叫她“晓霖奇卡”！林晓霖被熟悉的气息、亲热的爱称，激荡成活泼的小姑娘，扑过去搂抱在一起，叽里咕噜的有说有笑，蹦蹦跳跳。

 

我家里出了祸事，林晓霖主动亲近我，时刻关心着我母亲的危难。元旦开联欢会时，她送给我一只比柚子还大的黄梨，渐渐地，我们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林晓霖

 

林晓霖告诉我，当年她从寒冷的苏联回到中国时，被接到东北暂住，等待送往北京与父亲团聚。回国后的女孩子，不适应气候，不服水土，头上长满了脓包疖肿，到北京见父亲前夕，张梅妈妈特意打扮她，给女儿剃了个光瓢葫芦头，显得干净利索，穿一身花哨的连衣裙，乍看之下就是个不男不女的光头小姑娘。她怪模怪样地站在父亲面前，怯怯地不敢抬眼看人，旁边是后妈叶群亲自做翻译。

 

后来，小姑娘住在爸爸家里了，无奈、胆怯、孤独，看见爱打扮穿高跟鞋的后妈，非常反感。恰恰异母妹妹林豆豆也不喜欢妈妈，姐妹两个悄悄跟在叶群后面搞怪，叶群也就更加厌恶她了。

 

林彪爸爸是看不见的亲人，是小姑娘靠不住的唯一依靠，因为爸爸是忙人，也是需要隔离静养的病人。晓霖好不容易看见爸爸一次，急忙拿出早就精心准备好的一张照片给爸爸，那是张梅妈妈的近照，照片后面写着：爸爸，你还记得她吗？这是晓霖久藏在心底里的问话，爸爸显然是有感慨的，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哦，她也老了！爸爸是啥意思呢？小姑娘不能明白，但这并不是小姑娘期待的答案。

 

晓霖曾跟我说：让我去恨父亲，我恨不起来，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但是父亲无情地抛弃了母亲，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他！

 

帅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富裕优越的，但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女孩，她最需要的是父母的抚爱与温暖，需要的是调教和管束，而这些她都没有。她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异国环境，不知何时，爱她的母亲又成了他人的母亲，派给她的母亲阴险刻薄，她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充满敌意的环境里。

 

林晓霖是在苏联环境下出生长大的孩子，血肉思想里汲取了、也消化了俄罗斯民族的狂热与浪漫，她有很强烈的英雄情结，也极浓烈地追求心灵深处的友谊与爱情，她在渴求感情温暖的年华里，渐渐长大成为孤独的少女。她对我说，她最崇拜的就是苏联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卓雅和舒拉，中国英雄黄继光、董存瑞。如果祖国需要，她也会像那些英雄一样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想，她正处在追求爱情的妙龄，一定还有许多不能出口的情感渴望，因为她比别人更孤寂更落寞，更缺少那种真心实意、刻骨铭心的甜美情感。

 

初三时，女附中少先队过队日，请来电影《董存瑞》主演张良作报告。报告结束后，疯狂的女孩子挤到台前，抬起张良犹如抬起英雄董存瑞，敲锣打鼓地围着操场疯跑，转了一圈又一圈，群情沸腾，久久不能平息。后来女孩子们又都情不自禁地追到张良驻地，有的还狂热地写了示爱的长信……

 

那个年代的女孩儿与现代女孩子的价值观截然不同，然而少女的恋情迷狂是一样的疯癫、赤裸、开放！记得林晓霖也是疯狂迷恋张良中的一个。

 

初三毕业时，聪敏的林晓霖顽强地克服了中国语言与文字上的重重障碍，成绩不输任何“英雄好汉”，她同样获得了金质奖章！

 

当年，班上获此殊荣的学生只有四五个人。

 

美丽的李宁先生

 

教授我们初一文学课的李宁先生，是刚刚留校的女附中毕业生，不到二十岁的年纪，活泼泼的美丽，齐耳的黑发，宽边的眼镜，穿一件普通又普通的深色列宁装，精彩的是：她在肥大衣服的腰间系了一条宽宽的皮带，立即凸显出女性丰满的胸部，强调出身材的曲线，让自己亭亭玉立地站在讲台上，她不同一般的审美意识，使她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李先生声音圆润而富有磁性，神态活跃灵动，尤其是她的板书，一笔一画，竟是工整清晰的仿宋体，犹如书本印刷，精致帅气。

 

李宁老师的亮相带给了我们阳光与朝气，第一堂课，我们就喜爱她了，她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美丽的大姐姐。哦！她的确是我们的姐姐，她妹妹李铎恰在我们初一四班，每天瞪着两只亮眼，崇拜而虔诚地听着讲台上姐姐熟悉的讲课声。

 

李先生的授课是与众不同的。她熟悉每个学生，在课堂上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参与她的讲授。书本上的课文，她叫起学生朗读，遇到对话内容，教室里呼啦啦站起一片，每人分担角色，装女做男，装粗做细，犹如表演戏剧，热闹非常。她富有表演才华，记得在讲《江边工人打夯歌》的课文时，她扎起头发，摘下眼镜，高挽衣裤，犹如苦力，扬声给我们唱起了深沉悲情的劳动号子。她的这番即兴表演，让我们兴奋不已。

 

美丽的春天来了，她出的作文题目是“寻找春天的消息”。她用两节课，把我们带到校园四处游逛，感受阳光下的春风拂面，她说，没有春意涌现的欣然快感，你怎能写出春天的丝丝意境？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李先生的坦诚，她跟我们说：她的志愿就是做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她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教授中学生，了解少年儿童心性，扎根于生活。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这位充满理想主义的未来作家。

 

四班同学游长城时合影。

 

不久，美丽的李先生谈恋爱了。

 

我们也正是些步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与好奇，天天关注着讲台上享受甜蜜爱恋的李先生。她面如春花，每天不重样地换穿着衣服：剪裁合身的连衣裙、白色的丝绸衬衫胸前绣满花朵……将本就光彩夺目的她衬托得越发靓丽出众。

 

此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运动的风暴即将来临，社会上的极左情绪蔓延进校园。我们初一年级有个班的班主任张先生，二十出头的年纪，还是个大女孩，爱穿时尚衣裙，足蹬高跟皮鞋，尤喜打把西湖花伞，袅袅婷婷。对此，尖锐的学生早就看不惯了！有一天，大家恶作剧地将教室清扫得一尘不染，又用清水把讲台泼洗冲刷，裸露出木质纹路，最后用毛笔大字在教室门口写着：请脱光鞋袜走上讲台！

 

大家脱了鞋袜，兴奋不已，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恭候张先生光临。果然，张先生气得扭头就走。这个班级很快就换了班主任。

 

不久，李宁先生担任班主任的初一三班的李以洪给李宁先生贴出一张大字报，指责她讲究衣着穿戴，像个资产阶级小姐，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极左的旋风直向我们初一四班刮来，有人在红领巾信箱投递信笺，质问李先生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奢华穿戴，苛责她带给学生资产阶级的腐蚀影响！星期六下午，初一四班红领巾信箱按时开箱，全体少先队员各就各位，屏住呼吸，等待李先生的到来，等待她的回答。

 

我低下头，无处躲藏。我打心眼里喜欢李先生，不愿意看到她当众被人责难！

 

教室门推开，李先生一头黑发飘飘，着剪裁合体的连衣裙，如约而至。她没有忸怩，也没有恐慌，但她的眼圈是红红的。老师站在我们面前，应对我们的指责。记得她说，她用自己劳动所得养活自己，且不用负担年轻力壮的父母的生活，生活是足够富裕的。她还说：她恋爱了，男朋友也是一个语文教员（一○一中老师江山野），他们都忠诚于教育事业，也有共同的高远理想——做儿童文学作家。江山野已获得初步成就，中篇小说《同桌》问世后，深受社会欢迎，她感到无比幸福！她愿意为她所爱的人，为每天的甜蜜，穿得更美丽，生活得更美好。最后，李先生还是向我们道歉了。她说，她从来没有意识到她的日常穿戴，影响了学生的情感。

 

李先生是诚恳的，也是坦率的，捧出的是一颗单纯的真心。我们为什么要用种种刻薄的刁难，去责备这个真诚爱美的大姐姐？我不服气，偷偷地流着眼泪。

 

很快，李宁与江山野喜结连理。我们委派班上的吴黎阳（极有绘画天赋，后考入中央美院）画了一幅山川风景，送给幸福的新婚夫妇，题款很费了大家一番心思－－“江山野里（李）宁”。代表着我们的衷心祝福。

 

不久，幸福的新娘怀孕了。李先生兴奋地每天都记胎儿日记，她把日记的内容向我们报告：今天开始有胎动了；胎儿有劲头，踢得很厉害；是个男娃娃，还是女娃娃？我们每天都羞涩好奇地等待着李先生的新鲜体验。

 

两年里，李宁先生做了两个男孩的母亲，依然保持着姣好婀娜的身材，还是个爱美的妈妈。1957年，风云突变，青年作家江山野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妻子忠于爱情，也随他去了。从此，美丽的李宁先生离开了我们。

 

“反右”运动过去了，“文革”也过去了，我们也都长大成家，成为母亲，懂事了。我离开了北京，我的思念常常回到北京，渴望得到母校的信息。

 

后来我听说，80年代初期，原初一三班的李以洪从外地回到北京时，买了许多营养品特地去探望平反归来、回到女附中的李宁先生。跟随丈夫受尽苦难的她，不过四十多岁的年纪，已是身患危重病症的妇人。李以洪虔诚地登门告罪，令在场的所有人动容。李先生流着泪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

 

不久，美丽的李宁先生逝去了。长久的肺结核以及痛彻心扉的体脑改造，无情地毁灭了这个活跃自由的生命，李宁先生在她美丽未逝的年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田大猷先生，您在哪里？

 

我生性爱热闹，偏偏是个孤独的女孩，百无聊赖，只能去书里找寄托，文言的、白话的，囫囵吞枣，不管懂不懂，都看得上瘾：《红楼梦》《老残游记》《聊斋志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乃至鸳鸯蝴蝶派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刘云若的《粉墨筝琶》……反正老妈枕边有啥，我就看啥，一双亮眼，初一就戴上了眼镜，但我每逢作文，大占便宜，文词儿不请自来，常被作范文朗读，令我颇为得意。

 

初二时，我改了心性，又迷恋上了代数和几何。哦，那是因为在我生命危难时刻，教数学的田大猷老师给了我巨大鼓励。还有他的家人，带给我们几个穷苦学生，在孤寂困顿中无比温暖的家庭感受！

 

初一四班有几个有家不能归、常年住校的苦孩子。我母亲高位截瘫后，住院长达三年时间，温暖的家庭没有了。那年秋天，母亲住院后，我家大咪咪产下了可爱的小咪咪，恰逢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运动，老爸带着两个产奶的宝贝加入卢沟桥国营农场，成为农场工人，从此养牛喂鸡，以场为家。老爸的起居吃喝，归宿在了农场集体宿舍的大通铺上。妈妈的医院不是家，爸爸的大通铺更不是家，我无家可归了。

 

班上有个小王，家长没有工作，生活困难无着。50年代中期，我国集中力量开发大西北，号召北京的困难家庭迁入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安家落户，谋求生存。小王父母带领全家搬离北京，留下她独自一人住校念书，逢年过节放假日，小王孤独无依，对着空荡荡的宿舍，想念着远方的家人，悲悲切切地唱起印度电影插曲《流浪者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她边哭边唱，搅和得大家心里阴沉沉的，直想哭。

 

班上的茜儿，是困难生里头脑最聪敏、办事最果决的领袖式人物，父亲早早过世，依靠母亲抚养，茜儿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常常带着小弟弟来学校和我们玩耍。每逢小王唱起“到处流浪”，茜儿就提议大家去打核桃吃。

 

寒假暑假，住校学生都回家了，留校生少，老师把我们都集中在宿舍二楼居住管理。院里有棵老核桃树，枝枝杈杈伸进二楼楼道，初秋核桃熟了，伸手就能够着。新鲜的核桃果儿，绿衣裂开，敲开浅褐色的壳，撕去果肉膜衣，嫩生生的白肉露了出来，嚼在嘴里，脆脆的，似有甜甜的汁液，完全没有苦涩油腻的味道，比街上卖的老核桃好吃多了。

 

吃够了脆核桃，沾一嘴巴黑汁液，抹巴抹巴，大家都忘了流浪，高兴起来，去教师宿舍田大猷先生家里玩耍。

 

田先生是教代数几何的数学老师，延安老区来的教员，圆圆胖胖的老人，头发微微卷曲，家族似有异域血统。田先生说一口浓重的陕北话，为人和气面善，见我们无家可归，常常领我们去他家里玩，他全家人都欢迎我们的到来：田妈妈拿出好吃好喝的尽大家吃够；田家大姐姐在香山八一射击场工作，田先生带着我们，倒车换乘，大老远地去找大姐的射击场练习打靶；田家大哥小白、田家小弟小黑寒暑假在家休息，陪着我们打牌、下棋、吵嘴、买票去看电影。田先生全家人给了我们浓浓的家庭温暖，假日里，我们像回家一样去田先生家里吃喝玩耍。

 

每逢田先生的数学课，我都不会走神，每次大小测验和考试，我都要争取五分，田先生总是用透着浓浓鼻音的陕北话夸奖我：可不敢马虎！可不敢骄傲！

 

初三四班毕业合影。三排左十二为谢蕴慧；二排右一为田大猷，左二为窦仁芳，右八是我，右五为罗小玲；一排左五为林晓霖，左六为陈小凤，左十为李铎。

 

升入初三毕业班，田先生已不再教我们了，可是一直都像个老爹爹般照顾我们。初三毕业考试前夕的紧张时刻，躺在医院里的妈妈尿道感染病毒，高烧不退，而爸爸远在卢沟桥的乡下，医院向我急报妈妈病危！我跑到医院，见到妈妈浑身水肿透明，双眼成了两道缝，脸庞肿得连鼻子都不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形象这么可怕的妈妈。吓坏了，哭坏了，我魂不守舍地连连做噩梦，梦见妈妈死了，大哭着醒来。

 

考数学的前一天，我发起烧来，医务室的刘大夫给我开了感冒药、退烧药，还有睡觉药，千叮咛万嘱咐我多喝水，睡好觉，考试别紧张。可我哪能不紧张呢？我害怕考砸了，毕不了业，我害怕妈妈突然间死了！

 

考试前，我有过千百次的如意盘算：只要我的毕业考，数学卷全部答对，至多错一道填空，就算妥了。我初一初二连续两次获得学习优良奖章，这次毕业考顺利过关，至少可以得到一枚银质奖章，这样我会被保送直升高中。妈妈会因为我的优秀，脸不肿了，能吃饭了，妈妈会因为我的优秀，奇迹般地站起来自己走路。

 

我想得太美了，心思太重了！临进考场，我求胜心切，不知深浅，加倍地服了感冒药和退烧药。待发下试卷，忽然间，浑身大汗淋漓，心跳加速，眼花缭乱，我迷迷糊糊地挣扎着，极力睁开眼睛，脑子里却是糊涂涂的一团浆糊，我怎么一道题都看不清了？我竟然没算出一道大题，小题也错了！

 

之后在公布的保送本校高中的名单中，自然没有我，我急得大病一场。田先生到处找我，我害怕他，躲开他，绕道走。不过，田先生终于抓住了我，不断地鼓励我，告诉我内部消息：“讨论保送高中名单时，对你争论最大，大家都想为女附中留下优秀学生。最后一致认为：你这次考试是特殊情况，不会再有了。你学习扎实，一定会考上母校的高中！”

 

我果然如愿考上女附中高中部。

 

在校园里见到了田先生，老头大老远就招呼我：“刚刚看了你的数学试卷，本来应该是满分的卷子，错一道填空，丢了两分，太可惜啦！可不敢再马虎了。”他接我去家里，田妈妈犒劳我吃了顿陕北泡馍。

 

初中毕业后，很多同学都离开了女附中。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茜儿果断放弃了升高中考大学的前途，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在北京郊区教书，为了讲课计时，天天提着马蹄闹钟上课，田先生知道了，把自己的一块怀表送给了她。

 

“三年困难”时期，茜儿从郊区背着一口袋粮食和白薯去看望田先生一家，几年不见，圆圆胖胖的田先生已变成一个苍老瘦弱的老爷子。

 

“文革”后期，我们去女附中看望田先生，他们一家人都不知了去向。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北师大女附中的故事（下）

 

－－作者：徐礼娴

 

毛主席给女附中学生批日记

 

1957年秋天，高中生活开始了。

 

记得是初三最后一年的三八妇女节，班主任谢蕴慧老师站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是：“祝贺全班同学－－三八妇女节快乐！”大家听了“妇女”二字，感觉太过别扭，竟然异口同声地一致嚷叫：“我们不是妇女！”还有人嚷说：“我们不当妇女！”谢先生哭笑不得地看着我们。

 

唉！我们都不情愿地长大了。当我们从少年迈步成长为青年，初中三年与高中三年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我们一生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

 

1957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我们都是些单纯幼稚的中学生，根本不能了解阶级斗争对我们的意义。政治大浪席卷而来，全社会和女附中完全被卷入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女附中有十二名老师被打成“右派”。我们熟知的李宁先生的爱人是“右派”，班主任谢蕴慧先生的爱人是“右派”，女附中出色的语文教师、学生极为崇拜的丁斐若先生也是“右派”。丁先生是著名诗人、翻译家肖三的侄女，肖三翻译了最初的《共产党宣言》《国际歌》。我们无比崇拜的英雄董存瑞的饰演者演员张良，竟也成了“右派”。

 

化学教研室洪绍麟老师被打为“右派”后下放至苦寒的边远地区，妻子与他离婚，并带走儿子，从此不得相见。平反后，他虽然回到女附中教课，因再婚的妻子没文化，性格暴躁，常常吵架动手，洪老师常常苦闷地抽烟喝酒，后得癌症不治而去。

 

政治大浪席卷而来，再好的学生也不能以学习为主业了。我们参加“双反运动”（反浪费，反保守）、红专交心思想运动、总路线宣传、“大跃进”、整团运动、打麻雀运动、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庆典操练游行、沿街夹道欢迎外宾、“五一”和“十一”游园活动，等等。老师们就更忙了，除了指导学生的思想教育、劳动教育等，更要忙自己的教改、自我交心写材料、狠挖个人主义一闪念，等等。

 

女附中有个教授俄语课的老师马新云，是鲁迅先生的儿媳妇，上下班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来去风驰电掣。这是女附中所有老师和学生里唯一的一辆摩托，让人侧目而视，特别扎眼。学生们纷纷议论，说这是资产阶级化的动向，急得马老师一个劲儿地向大家解释：这是她先生周海婴用普通自行车改装的。周海婴是个钻研机械原理的专家。马老师家里有四个儿女还有年老的婆婆许广平，家务劳动琐碎劳累，没请保姆，周海婴心疼瘦弱的妻子，便自己动手改装成这辆省时省力的摩托，和资产阶级享乐作风根本扯不上。这件事，也就悄悄地过去了。不料几年后，这辆组装的摩托车还是出了麻烦，被一个高三的“小将”蛮横地抢走了。

 

也是在1957年的秋天，女附中高三学生的一篇日记偶然传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主席的大女儿李敏，高我们几级，当时是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她和林晓霖一样，都是在苏联儿童保育院长大的孩子，接回国后，李敏说着打嘟噜般的中国话，在生人面前很害羞，是个憨厚实在的人。她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困难重重，夏天经常看见她穿着蓝色衣裙，坐在操场的篮球架下背诵课文，她学习比别人更加刻苦，人也温厚谦虚。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一天下午，高三团支部组织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去菜地捆大白菜叶子。忽然狂风大作，下起雨来，班上的王桂芹有一本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的日记，她担心被淋湿，顺手放在了地边的自行车把上的书包里。自行车恰是李敏骑来的。暴风雨里急急收工，李敏无意间把王桂芹的劳动心得日记带回中南海家里，被父亲看见了。

 

王桂芹的老家在河北阜平太行山区，每年暑假都回山区干半个月的活，记下的劳动日记风趣生动，是真实的劳动体会。主席一篇篇顺手翻看，颇有兴味，边看边写批语，修改错别字，万把字的日记，主席在三十多处画了圈，一个圈的，两个圈的，画三个圈的地方多达十九处。最后主席用铅笔写了两行批语：“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除去批语，还有给两个女儿的话，写的是让李敏、李讷必须看日记两遍。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在日记的开篇首页，发出了指示：“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1958年，这篇日记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后来又成为中学语文教材，规定中学生作为课文学习。

 

毛主席的亲切关怀，让女附中上上下下热血沸腾起来了。学校责无旁贷地掀起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高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程安排有：女附中带头白手起家搞起了校办工厂，如酒精厂、硫酸厂（但北京市委说没有原料供应，中途流产）；校内劳动发展到与附近工厂挂钩，到西城低压电力厂、强生电器厂、广播事业局的工厂参加劳动，与厂方订立了劳动合同。后来，广播事业局的部分车间迁入我校，同学像工人一样，分班参加劳动，我们都学会了给电视机生产精密零件。

 

1958年“大跃进”开始，学校积极响应。我们在老师带领下，到顺义县深翻土地，为赶进度，分片包干搞起竞赛，个个手握沉重的铁锨，玩起命来：一片片深深翻起的泥土，没过了膝盖，眼看土质都变成了浅黄色，还不罢休。没干两天，女孩子病倒一半以上，不得不送回学校。我们得不到表扬也罢，竟然遭到老农民的激烈反对：“你们这些学生，把生土都翻上来了，种下粮食不长，到了秋天，大家吃什么？”

 

胡志涛

 

胡志涛校长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头脑清醒，看见学生丢盔卸甲败兵似的回到学校，她冷静地改变了方针，从此不让我们再去农村，改让我们在学校东楼后边开辟的农业劳动园地大搞深翻土地，还在地里种了小麦、蔬菜。至于秋天有没有收成，就不重要了。

 

大炼钢铁开始了，学校动员学生到郊区挖来胶泥砌高炉，在宽广的操场上安装鼓风机，遍布土高炉群。顿时，大操场上黑烟滚滚，煤渣四溢。高三毕业班，日夜不眠，晚上炼钢，白天照常上课，许多同学过度疲乏，累得趴在桌上睡觉。其他班级夜晚轮流值班，累了，干脆就睡在炉子旁边。我们心中充满新鲜的自豪感！可不知占了学生多少学习时间，浪费了多少优质燃料，炼出的都是一块块一堆堆板结的铁疙瘩。老师判断：不像钢，还是铁。

 

上级领导却要女附中总结先进经验，四处推广。女附中领导心知肚明，不愿献丑，只能软磨拖延，再三地修改经验，最后不了了之。

 

那些年，在庆祝“五一”“十一”的全市大型艺术体操活动里，绝对少不了女附中的集体表演。1959年逢建国十周年大庆，是个隆重的盛典，决定在首都召开第一次全国运动会，毛泽东主席及很多政要都会出席典礼。女附中的艺术体操自然要承担开幕式的亮点。彩排的关键时刻，偏偏有些人出了情况，跟不上音乐节拍，脚下乱了节奏，影响了队伍的美观，被点名批评。骄傲的女附中群体，自感奇耻大辱，回到学校竟都痛哭起来。这点芝麻粒儿大的小事，传扬开去，惊动了中央领导。一天，大家正集合在操场上紧张排练，不想贺龙、陈毅出现了，他们是专门给大家鼓劲儿来的。两位元帅风趣地一唱一和，称赞女附中的体操图案清晰，步伐一致，整齐划一，表演精彩。听到他们的现场鼓励，女孩子们群情激愤，斗志昂扬，高喊：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决心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排练好这场艺术体操。

 

首届全运会开幕式的盛大举行，也有我们的功劳。

 

这场表演，果然在全运会盛典上获得交口称赞和雷动的掌声，女附中又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尽风头。

 

这一学年，我们的学习成绩普遍下降，高二某班的外语成绩四十五人中有三十二人不及格，另一班也有二十二人不及格。还有的同学，三门功课都不及格。一个班上有如此众多的同学参加补考，这在女附中的历史里，是从没有过的。

 

几十年过去，如今老迈的我竭力回忆，竟然丁点儿都想不起来高中三年里我们在课堂里学了什么，同桌是谁，同学之间发生过什么趣事，班上有啥动人故事。

 

母亲逝去了

 

就在我忙着上街迎候苏联贵宾伏罗希洛夫的紧张时刻，接纳老妈住院的西四牌楼人民医院传来消息，医院正在搞“双反运动”，通知我们立即将病人接出医院，回家休养。

 

我和老爸都慌了手脚。老妈已经在医院住了三年，高位截瘫病人是无法恢复健康的，理应早就出院了。老妈的骨科病房里住有二十多个残疾病人：突遇车祸的、掉进井里的、摔伤难愈的……都是人生突遇意外引发的命运逆转，个个生不如死，拖累着家人，消耗着财富，都是无解的生存难题。这往往引发出诀别生命的绝望和轻生，病房里竟有过量服安眠药的和割腕大出血的情况发生。而五十多岁的母亲读过女子师范学堂，这一生起起落落，经历过太多的人生变故，是个有思想的知识女性。病房里她常给大家讲故事：《红楼梦》的无常悲欢、《西游记》的苦难跋涉以及《太上感应篇》的今生来世、因果报应，等等。她用家长里短的日常道理，将大家个人的苦难纠结化解消弭。病房里逐渐安静下来。医生和护理人员因之对十八床的老太太，生出许多信赖与依靠。恰逢北京各大医院接治了一批受伤致残的朝鲜少年儿童，妈妈被医院转至国际友人住的特等病房，陪护一个高位截瘫的朝鲜姑娘，为她舒心解忧，还教她钩织编结的谋生手段。

 

几年里，母亲成了医院不可多得的有用之才，得到各方面的器重与照应，与母亲感情甚好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女护士长，她有个和我同龄的女儿，她很羡慕我能在女附中读书。我对母亲一直是很依恋的，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我都会在下午课余时间从位于西单的学校跑步去位于西四的医院看望母亲。我坚信：母亲只要能见到我，每天就会快乐，只要她快乐了，就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偷问胖胖的护士长：妈妈的病，能治好吗？啥时能下地？护士长总是友善地回答我：快了快了，等你考上个好大学，她会高兴的，自然就会出现奇迹的。

 

严寒的冬天，我光脚穿棉鞋，不懂得买袜子，也不懂得戴围巾、戴口罩。每天光着头、光着脚来看妈妈，护士长就偷偷地把袜子、口罩、棉手套塞在我的书包里，妈妈都看在眼里，心里感激，手里干活，加紧给医生和护士们钩桌布、书包和帽子，回报大家的恩情。医生和护士都是善良单纯的人，对我们一家人的遭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

 

在医院的安排下，妈妈住了三年院。出院时，除去医药费，她的护理费、床位费，甚至三年的饭费全部被免除。

 

年轻时的母亲

 

安排妈妈出院居家，生活又是一番天翻地覆。城里的家是早就没有了，老爸在卢沟桥农场的村子里，他在养鸡的宿舍旁租了一间廉价的老乡存粮的库房，把老妈安置在内，白天他去鸡舍上班，早晚回来照管母亲的吃喝拉撒，清理小便大解。妈妈住的库房里的耗子个个拖着长尾巴，大白天公然出来啃噬妈妈的馒头干粮；院子里禽畜粪便、脏水垃圾招来的绿头蝇子，嗡嗡地爬满了妈妈的早饭晚饭。老爸无奈，只好把食物都装在篮子里，吊在仓房的房梁上。骤然变换的农舍环境和医院的无菌病房天差地别，妈妈终因吃不洁食物患了急性中毒性痢疾，在出院三个月后，再次被送进西四牌楼人民医院抢救。

 

那天下午，全校师生集合在大礼堂听总路线的报告，广播器里忽然传出催促我去传达室接母亲病危的电话，班长陈小凤不顾一切，跟着我跑到医院。

 

妈妈在急症室里躺着，人已昏迷，脸色煞白，枯瘦，颧骨凸起，没了模样，身子下面都是污秽的粪便。我大哭着摇动妈妈，妈妈没有反应。陈小凤冷静地跑出医院，买来大包草纸，帮我翻转妈妈的身体，擦拭粪污，粪污止不住地从妈妈的身体里流出，妈妈身体逐渐僵硬冷去，她没有能跟我说一句话，没能给我留下任何嘱咐，默默地走了！守在她旁边的是我和我的同学。

 

陈小凤是生活班长，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为人忠厚诚恳，谁有困难，她都会站出来帮忙。平时不爱说话，就爱钻图书馆，是个有思想的女孩子，在学校各项繁杂琐碎的运动中，她是班主任的帮手，也是大家的依靠。

 

小凤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班同学，从小孩子牵手到少年、青年，六年里混在一起嬉笑长大，互相的存在如同每天接触的空气阳光和水。可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她爹妈是干啥的，而且也不需要去知道。只记得初中开学时，她穿着育英小学统一的花点衣裙的校服，安静而羞涩地站在队伍里，鼻梁上架着副小眼镜，那时戴眼镜的小姑娘还很少，所以挺招人稀罕，并注意到她。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世态炎凉、高低尊贵、处世冷暖，我才知晓小凤的父亲是新华社的领导干部，姥爷在延安时期曾任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

 

母亲临终，父亲已处于政治运动的颠簸里，没有自由了。

 

那天，小凤紧紧握住我冰凉的手，责无旁贷地站在母亲面前，帮我冷静地处理后事，助我度过生命里最黑暗、最沉重的悲哀。那时，她还是个孩子，最多是我的班长。这份厚重的情谊藏在我心里，几十年里，我会无缘无故地流出感恩的泪水！

 

年轻时的父亲

 

为什么我是另类？

 

1958年，校方按出身成分将学生划分为三类：出身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的为一类；出身职员教员家庭的为二类；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和五类分子出身的为三类。

 

1958年，老校长苏灵扬被调走，接替她的新校长同样是个和蔼亲切的人，也是位领导夫人，常常到班上听课，关心大家的衣食住行。某次，我趴在桌上写作业，新校长来到班上看望大家，对几个干部子弟问长问短，发出感慨：“我们这些革命家庭出身的孩子，明显是比社会上的那些子弟单纯得多。”这句表态，像钉子般直扎进我的心窝。我羞愧地埋下头，忽然觉得自己很耻辱。我终于伤心地明白了：原来，我不是女附中单纯的好孩子，我被划入的是另类。

 

我和大家同受一样的教育，同样获得女附中奖励的学习优良奖章。家庭变故后，国家供养着我，同学们伸出臂膀帮助着我。当我生病孤独地躺在宿舍而不能参加元旦晚会时，同学们轮流背着我赶到热闹的会场……

 

我是个要强的人，现在我更要努力地前进了！因为我明确了我必须面对我的家庭：父亲早年在“一战”欧洲战场做过英法军队的翻译；与我家往来密切的亲朋故旧，像晏阳初、林语堂、盛成等，都是当时被认为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父亲和他们有着说不清道不明撇不清的关系；父亲又曾是国民党政府盐务机构的高级官员。我怎能说自己不是另类。我必须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必须改造自己！

 

学年结束时，学校给学生的操行评级分出了三等：优、良、中。我自然只能是个三等“中”，我入团的要求，从此泡汤。

 

50年代末期，女附中将学生分类划等的举动，应该说还是温和与冷静的，学校对此并没有公开展示，没有引起大家的对峙与攀比，也就没有严重伤害学生的心灵。少年人同室成长，日积月累的深厚情谊纯洁而善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污染与摧残。

 

在我家庭的悲情变故里，同学和老师们都无私地帮助过我。除陈小凤，学习班长郎樱长期帮我补课与长谈，抚慰我的哀伤，数学尖子薛文叙主动给我讲解落下的课程，高三语文课老师吴芝圃将我的作文屡屡当作范文，在班上讲评诵读，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学习自信……

 

我们的数学老师王明夏正在辅导功课。

 

最让我感怀的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中秋佳节，学校下午早早放假，让大家回家团圆，知我无处可去，蒋定粤请我去她家过节。

 

蒋定粤是广东人，大眼睛，高额头，气质超凡，是个美丽出众的女孩，尤其是那只古希腊美女型的鼻子，配着深沉的眼窝，越发显得挺拔而有魅力。她父亲是抗日名将蒋光鼐将军，哥哥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她也喜欢油画，热情地把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的“秋日盛景”一张张装在镜框里，挂满了我们教室的四周。

 

蒋定粤还喜欢演戏，高一过年时，我们班排出了英语话剧《水晶鞋》，她饰演男主角英俊帅气的王子，穿着高筒大皮靴，顿时挺拔威武起来。赵莉娜饰演娇小玲珑的灰姑娘，姜琲饰贵妇人，我是剧里又丑又恶又刁又坏的大姐姐。

 

由于我同样喜爱文学艺术，很快和蒋定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中秋节那天，蒋家的孩子和大人请来的客人都围在厅里的大台子上打乒乓球，等着吃团圆饭。老父亲在一旁观战，说笑加油，轻松热闹。我强烈感觉到，她家有一种开放民主的自由气氛。那天无论是父亲的客人还是孩子的客人，一律围坐在一张大长桌子上吃饭，两代人海阔天空地问答聊天，毫无拘束。

 

在饭桌上，我仍是小心翼翼地拘谨着，肃然起敬地注视着席间的各位长辈。蒋光鼐将军与我对席而坐，我仔细端详着他，他是个瘦小精悍的老爷爷，解放后任新中国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挨在他身边坐着的平头老爷爷，是他的亲密战友蔡廷锴将军。这两位载入史册的英雄，此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像邻家长辈一样，亲热地向我问长问短，紧张得我诚惶诚恐，受宠若惊，胡乱地回答着他们的询问。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候蒋定粤的家庭已深陷痛苦，大哥蒋建国被美院划成“右派”，下放西北苦寒地带。他是个很有天分的画家，与我的丈夫邓家驹曾同在美院一班学习。

 

我在女附中大家庭的温暖里，很快走出母亲过世的忧伤，赶跑出身等级划分在内心的阴霾，我已经长大了，经历过不少人间苦难，我清楚地知晓：所有的生存难题，必须自己去正视，自己去面对、扛起。

 

我很快地振作起一贯的奋斗精神，情绪不坏地走进高三学年。是啊，不可懈怠、蹉跎，我们马上就要中学毕业了。

 

高三同学们集体出游。

 

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高三学年开始了，教室前面贴出了大标语：“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我们斗志昂扬地唱起：“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高考气氛明显地紧张起来，我们每天想的都是复习功课，考上理想的大学。当然，老师说了，每个人也要准备好服从国家的需要。

 

我从小是被妈妈看护长大的，妈妈的爱好就是我的教育环境：妈妈爱看闲书，我也偷她的书看；妈妈爱听戏、看电影，从小我被背着、抱着进出戏园子、电影院。在北京、上海、连云港、武汉、天津时，我常常去听京剧名角“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的经典剧目；我见识过名旦尚小云穿着女人时装，以胖大男人身躯，扮演妖娆女人的文明戏；在天津民主戏院，我欣赏过十六七岁的新凤霞演出蹦蹦戏（俗称评戏），水灵灵的小姑娘，穿着透明的仙女戏装，被铁丝吊着从天幕上悬下来，晃在半空里飞荡。

 

回到家里，我余兴不减，偷出妈妈的化妆品，满脸涂得七紫八花，拆了缎子被面，披在身上扭捏作态，咿咿呀呀，唱啊，扭啊，美得要命，过瘾极了。妈妈在一旁看书习字，笑吟吟的，从不管束我的兴妖作怪。上学后，不管是幼稚园、小学还是中学，我都是舞台灯光下的积极分子，唱歌、跳舞、演剧，甚至是演讲，我都能聚敛激情，投入角色，豪情万丈，嗓门极大地吸引住观众。爸爸妈妈平淡地对我做出评价：十足的人来疯！

 

我高三年级的同桌是叶向真。这是个机灵幽默的女孩子，生性快乐，与我志同道合，相处默契，她的气场强大，无形地潜移默化着我报考大学的志愿方向。高中分班，叶向真和我选学的都是英语语种，巧遇成同班，我和她同样长得瘦高个儿，胳膊长腿长，她穿在身上的校服，我错穿在身上，竟然比自己的校服都合身熨帖。如今，我们相邻比肩成为同桌。

 

其实在初中时，我就知道叶向真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她引起我的注意，更是因为她的开放爽朗，脾气随和，一双圆圆的黑亮眼，灵动活跃，点子多。女附中很多课外活动都有她的忘情投入。她爱打篮球，虽然个头不算矮，但在篮球场上就不显高了，靠她的灵巧多变，成为一个进攻高手！她有架墨绿色的袖珍手风琴，背在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身上，玲珑好看。这架手风琴被她长年搁置在教室后面，谁爱拉谁拉，结果她们初一三班的女孩子，有一半人都学会了拉手风琴。

 

向真最喜爱的是演话剧。她演过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人物向秀丽，而最成功的还是女扮男装演一名男记者，她夸张地穿了一套花格子呢西装，戴鸭舌帽，背照相机，一招一式，一言一笑，浑身上下都是戏。后来她被推选为女附中的话剧团团长。

 

当年女附中的话剧团，可谓人才济济。学姐王好为是女附中话剧团的老团长，人长得漂亮且机敏，后来她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80年代，由她导演的电影《瞧这一家子》，红遍中国，家喻户晓，使她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著名导演。紧接着的是叶向真（笔名凌子），她拍的电影《原野》禁播多年，开禁后，立即获得中国电影百花奖和国际赞誉，后来拍的《风吹唢呐声》也获得国内外影坛的一致好评。

 

高三的课程相当紧张，但我的旁边偏偏坐了位话剧团团长，天天花言巧语地动员我参加话剧团，勾出了我日益膨胀起来的表演欲。响应号召，我们经常演出自编自导的时事活报剧。女附中没有男学生，男角色只能靠女扮男装。叶向真一下子就瞄准了我的麻秆儿形象，苦口婆心要我登台出洋相。

 

在中学前几年，由于家事羁绊多，我几乎没有时间参加学校的任何业余活动。自妈妈去世后，自由时间很多，登上舞台表演，也是我自幼痴迷的事。我很快就顺从地加入了话剧团，以后活报剧里凡是高瘦丑陋的形象，几乎都由我一人包揽。我一开口，用尖利的女高音代替美帝开口，引出不男不女不伦不类巨大反差的丑态，果然逗得观众哈哈大笑，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每次大幕闭合，叶同桌都兴奋地抱着我在舞台上飞旋。

 

高三二班毕业合影。后排左六为蒋定粤、右二为郎樱、右四赵莉娜、右七姜琲，三排左一为徐鲁溪、右六是我，一排左二为陈小凤、左四为薛文叙。

 

到高三报考志愿的关键时刻，我按照妈妈生前的愿望报考了北京大学新闻系。谁想，却有一个巨大的诱惑出现在面前。高三阶段，学校将我们分为理科班、文科班，当时话剧团里的高三学生几乎都报考了艺术院校，足有十几个人，学校爱才，又成立了投考艺术院校的艺术班，请来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为我们做考前辅导。话剧团的熟人都聚在了一个班上，她们极力鼓动我投考艺术院校，其实我是早存此心，只不过不敢行动。

 

妈妈死后，管束我疼爱我的亲戚都站了出来，我那些姨母、婶母多在晚清出生，满脑子还是皇权时代的荣辱观念，听说我要投考戏剧院校，老太太们联合起来对我指责不已：一个姑娘家家的混到舞台上，又哭又笑，蹦蹦跳跳，做个千人指万人看的戏子，徐家都跟着一起丢人。

 

就在我万分纠结焦虑时，跟我一样在舞台上扮演高瘦丑陋角色的同学曹年裕，给我指出了一条路。她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戏文系是戏剧学院新设立的学科，学的是戏剧创作与戏剧评论，与我嗜爱文学的志向相投。这打消了长辈们对我站在舞台上丢人现眼的顾虑。关键是，我的决定得到了老爸的支持，老爸对我是极其溺爱的，他一向思维宽广、为人豁达，在家庭落难的几年，我的吃苦耐劳，让他对我更有信心了。

 

大学时的我。摄于1961年。

 

我如愿地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然而，1960届的高考是讲究成分的，我们那届许多成绩优秀的同学都不能如愿进入大学。如初中班班长刘彬媛，成绩优秀，但出身不好，又在高中的红专辩论会上提出过不同观点，被学校录入档案，致使高考后，她久久接不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年这样的优秀学生，升不了大学实在可惜，北京市匆匆忙忙成立了师专和工农师范学院，收留了这些人。

 

庆幸的是，我意外躲过了，顺利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事后我渐渐得知，当年戏剧学院是面向社会招生，报考的有高中学生，也有社会青年，考生成分很是复杂，像我这样单纯的中学毕业生，家长有历史问题不清的瑕疵，也许就不算什么了。

 

我的六年中学生活，叙述至此，告一段落了。记得女作家林海音说过：我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更是在爱里长大的。在我六年的中学生活里，我曾贫穷得吃不饱肚子，我差点被父辈友人资助读书，但是女附中始终紧紧拥抱住我，让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衣食无忧，茁壮成长。在学识与思想的哺育里，成长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女性，诚实有为地活在这个历经磨难、浮躁复杂的人世。

 

在我生命里不能忘记的是：女附中从老师到同学，给了我所有的人性之爱和人世间的美好情感，温暖着我，鼓励着我，让我孤寂悲戚的心灵从没有受过丝毫创伤，让我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今天心中仍然充溢着饱满的阳光与理想，努力奋斗如初。

 

我感恩母校，亲爱的师大女附中！感恩她慈母般海深山重的恩情！

 

（注：本文的叙述参考了女附中同学王桂芹、吉敬容的日记。尤其敬佩吉敬容坚持几十年写日记的毅力，使这一段回忆有了真实宝贵的细节。）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