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11)

来源: 2021-04-26 17:11:07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年过60,她吊死在儿子家的门口

珠匿 全民故事计划 2021-04-26
来丁倒是按时给桂枝拿钱,可他拿过来的全是五角、一元的硬币,用清明烧的黄纸包着。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69个故事—

 

前 言

 

清明节时,我给妈妈打电话,问她有没有给外公烧纸。妈妈说烧了,顺便给桂枝姨烧了一点。

 

按照老家的风俗,女人是不能参与祭祖的,妈妈每年都是在路口给挂念的亲人朋友烧纸钱。

 

我一时想不起来有叫“桂枝”的人。

 

“就是以前经常站在路边跟我说江西话的。”

 

我努力回想,似乎有点印象。

 

上次见她应该还是大学暑假,已经是十多年前。我想不起她的脸,只记得她是个走路带风的精瘦女人,按妈妈的原话是个‘九里十三叫’的能人。

 

桂枝的一生,妈妈说起就唉声叹气。

 

以下是妈妈讲述的桂枝的故事。

 

 
我家在福建最北边的一个小村子,一边通向外面的世界,另一边往里走三里地就到了当地最偏僻的村庄——萧山垅(化名),桂枝就住在那里。
 
一开始她从我家门前经过,我们只是寒暄几句,熟了之后我会叫她来家里坐坐,她是个非常健谈的人,说起自己家的事情总是滔滔不绝。
 
她比我(我妈是60后)大一轮,但因为结婚生孩子早,所以我跟她大女儿勉强算是同龄人。
 
桂枝祖籍江西,年轻时跟着老乡来开荒,后来就在这边成了家。桂枝的男人是家里的老大,一家人对长孙的期待让头三胎都生了女儿的桂枝受尽白眼。生下第三胎后,婆婆直接就把孩子抱走,桂枝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第三个女儿到底是被婆婆扔掉了还是送人了。
 
终于在1976年,桂枝生了一个男孩。
 
家里人将孩子取名“来丁”,这一年,桂枝24岁。因为孩子生得太密,前几胎生完女儿也没有坐过月子,生完来丁后,桂枝再也没怀过孩子。
 
包括桂枝在内,全家人对来丁这根所谓的独苗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两个女儿初中没毕业就跟村里的大部分女孩儿一样,去沿海制衣厂剪线头。
 
有些男孩子也辍学去打工,春节回来,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由气息让来丁羡慕不已。来丁也想出去闯荡,他跟桂枝提出要出去打工,遭到了桂枝的一顿毒打,说什么也要让来丁继续念书。
 
上高中后,来丁常跑回家跟桂枝说,他实在学不进去,老师讲的东西在他听来跟天书一样,每天坐在教室像个傻子,他坚持要出去打工挣钱。
 
桂枝夫妇认定了是学校教得不好,花钱托关系给来丁转校。在把县城里所有高中都转过一遍后,夫妻俩最终还是拗不过来丁,把他送到了两个女儿那里,千叮万嘱让两个女儿照顾好弟弟。
 
两个姐姐那时都在流水线做衣服,就去找老板说情,给来丁安排了一份扛布料的工作。
 
一卷布料几十斤,需要从卸货的地方扛到流水线上,十几岁的来丁受不下来这份苦,干了没几天就躺在员工宿舍睡大觉。老板只能辞退了他。
 
 
后来几年,来丁换了好多工作:洗碗、看门、做鞋子,两个姐姐每次写信都跟桂枝抱怨:没有一个工作来丁能坚持超过一个月,上班时间还没有歇着的时间多,经常伸手找我们要钱,吃要吃好的,烟要抽好的,就是什么累活都不想干。
 
1995年,桂枝夫妻俩把家里的老宅拆掉了,用多年种地攒下的钱和这些年两个女儿寄回来的钱,在原地基上建了一栋三层小楼,成为村里第一个盖起楼房的人家。这房子盖起来,是给来丁的。那一年过完春节,来丁没跟两个姐姐外出打工,而是听桂枝夫妻俩的话,留在了老家。
 
房子盖起来了,接下来就是张罗来丁的婚事。
 
崭新的三层楼房立在那,加上来丁长得不差,媒人没费什么功夫就相中了镇上一家的姑娘,两家人坐一块儿,很快就把婚事风风光光给办了。
 
第二年,来丁的媳妇头胎生了一个儿子,后两年又连着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孩子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孙子孙女也都有了,按理说可以不用再那么操劳了,可桂枝夫妻俩一天清福没享,反而比以前更忙了,盖房子加上娶媳妇进门花光了两口子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亲戚一点钱。
 
他们多做一点,来丁的压力就小一点。
 
事实上,来丁没什么压力,地里的活儿他愿意干就干一上午,不愿意干就在家里躺到天黑,反正父母都会干完,孩子也是桂枝夫妻俩养着。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去打工,加上连续几年不是干旱就是洪水,种地越来越不赚钱。桂枝男人农闲时就骑车去采石厂打短工,工资日结,一天50块,比种地强多了。
 
后来男人索性把家里的地交给桂枝和来丁种,自己全职在采石厂干,每天吃过早饭出门,采石厂管午饭和晚饭,吃完晚饭再骑车回家。
 
2009年立冬后的一天,桂枝男人和往常一样,在采石厂吃完晚饭骑着摩托车回家,天黑得早,加上路上也没有路灯,男人撞上了停在路边运送石子的大货车。据桂枝说,丈夫是当场去世的。
 
这一年桂枝57岁。
 
以前有什么事,都是男人出来办的,桂枝很少走出萧山垅。男人去世后,那些事都得桂枝自己来。也就是这一年,我跟桂枝熟悉起来。
 
事情发生后,桂枝一家让货车司机和采石厂各赔10万,对方讨价还价了大半年,最后一共赔偿了13万。一条人命换13万,当地人都觉得不亏。
 
桂枝拿出10万给来丁,剩下3万给两个女儿每人一万,自己留一万。就是给女儿的那两万块钱,让来丁夫妻俩十分不满,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
 
 
在来丁夫妻俩看来,嫁出去的女儿算是外人,是没有资格分遗产的。而且一直以来桂枝夫妻俩的钱都是交给他,从没有给过两个姐姐。来丁让两个姐姐把钱退回来,两个姐姐不同意,为此还大吵了一架。为了避免桂枝把剩下那一万又给了两个姐姐,来丁让桂枝把钱全部交给他保管。
 
虽然桂枝的身体还算硬朗,精神也没有因为这场变故垮掉,但没了男人,地里的重活她已经干不动了,最终还是把那一万块钱给了儿子。
 
拿到最后一万块钱,来丁很快就意识到,一直以来支援自己的母亲,如今已经变成了累赘。
 
来丁把楼房通往老宅旧厨房的门用砖头封起来,又在厨房朝西的方向单独开了一个小门。儿媳妇把桂枝的东西全部装进包里扔到客厅地上,之后夫妻俩就上了二楼。意思很明白,他们想让桂枝“单烧”(我们老家说法,意思是独居)
 
后来桂枝跟我说,那天她在客厅的小板凳上坐了很久,她想起生完大女儿的第二天,婆婆就让她去河边洗一家人的衣服;想起被抱走的那个孩子;想起这个房子的钱,有一部分还是两个小小年纪就跟她一样去外地谋生的女儿给的;想起她把西瓜切好在老宅的桌子上摆成一排,让来丁吃过瘾了他们再吃。她不知道如果老头子没死,来丁会不会这么对她。或者如果她没有给两个女儿那两万块钱,是不是今天就不会被赶出去。
 
这一切不知是从哪开始错的。桂枝撑着膝盖慢慢地站起来,半弯着腰挪过去,默默捡起地上的包。她一手拎着包,一手还抱着老头子的遗像,从楼房的正门到侧面厨房的门,短短几十步,桂枝回了三次头,最终进了她的“新家”。“新家”里有灶台和锅碗瓢盆,有吃饭的桌椅,再加上桂枝用砖头和木板垒起的床,其他什么都没有。
 
“单烧”以后,桂枝没有什么积蓄,这么多年,夫妻俩的收入大部分都贴补给来丁的小家庭了,她右边那条腿连着腰也经常痛得整晚睡不着觉,要不是两个远嫁的女儿偶尔还会给自己一点钱,桂枝恐怕连饭都吃不上。来丁从来没给桂枝拿过一分钱,儿媳妇买鱼买肉做了好吃的也是一家人关起门来吃,从来没有人端一碗给桂枝尝尝。
 
即便是这样,逢年过节,桂枝还总是想着给孙子孙女一些零花钱买吃的。时间一长,两个女儿知道后也气不过,不再给桂枝寄钱了。家里的地让来丁或占或卖,桂枝彻底失去了经济来源。
 
眼看着家里的米马上就要吃完了,这天晚上,桂枝蹒跚着绕到大门前,小声乞求来丁给自己拿一点米。桂枝顾及来丁的面子,特意趁天黑下来才去要米,可来丁厌恶地看了他母亲一眼,把大门重重关起来,之后里面便再也没有动静。
 
桂枝纠结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决定放下面子去找村干部,她想让村干部给她申请一个“五保户”的名额。可村干部告诉她,五保户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年满60周岁,第二必须是无儿无女或者儿女没有赡养能力的老人。桂枝显然不符合第二条。回去后,她思来想去也没有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无奈下,只能把来丁告上了法庭。
 
 
这件事在周围几个村庄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村里人闹矛盾无非是吵一架,顶多拿着锄头铁锹打一架,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把事情闹上法庭。
 
更不用说,是母亲告自己的儿子。
 
来丁夫妻俩当时气得在桂枝的门口跳起脚来骂,“不死的老货,不得好死,以后没人收尸。”村干部跑去劝他们,他们就连着村干部一起骂。
 
桂枝说她从床上扯下两坨棉絮塞住耳朵,拿着老头子的遗像,一边抚摸,一边默默流着眼泪。
 
桂枝没告诉任何人什么时候开庭,但开庭当天,消息还是传开了:桂枝要求来丁每个月给她300块钱赡养费,来丁推脱说自己担子重,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每个月300块钱太多了。最后调解很久,来丁才同意每个月支付100块钱赡养费。虽然100块钱一个月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但桂枝好歹算是胜诉了。大家津津乐道了大半个月,认为法院既然已经判了,来丁不想给也得给。
 
然而不到半年,桂枝又把来丁告上了法庭。
 
关于桂枝二告来丁的原因,有人说是来丁每个月给桂枝100块钱,但把桂枝养的鸡鸭全部杀掉吃了;也有人说是桂枝找来丁要钱,被来丁老婆打了;还有人说是桂枝前段时间生病,100块钱看了病就没钱吃饭,想让来丁另外支付看病的钱。
 
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我想应该跟桂枝上次说的事有关:法院判决后的前两个月,来丁倒是按时给桂枝拿钱,可是他拿过来的全是一角、五角、一块的硬币,用清明烧的黄纸包着。
 
来丁将钱往桌上一扔,硬币哗啦啦到处滚。
 
桂枝心里像被刀扎,但她没有办法,她要一口饭吃,所以就算来丁给她的全是硬币,她也只能忍着。桂枝坐在桌子旁边,一边抹眼泪,一边按面值把硬币一摞一摞捆好,凑成整数再拿去用。但是从第三个月开始,来丁就不给桂枝拿钱了。
 
 
这次开庭,来丁的两个姐姐也去了。
 
法官问来丁为什么不继续支付赡养费,来丁说上次判决结果不公平,桂枝不止他一个孩子,应该一家一个月,轮流出钱。两个姐姐也不甘示弱,把这些年攒的一肚子苦水通通倒出来:“来丁住的房子都有一部分是我们出钱建的,老头子的赔偿款也大部分被来丁一个人拿去,他自己说嫁出去的女儿没有资格分老头子的钱,现在轮到要出钱养老的时候,他又不把我们当外人了?
 
几个人在法庭上吵得不可开交,庭审一度进行不下去。两个姐姐提出,如果要一起赡养桂枝,房子就算了,但老头子的赔偿款必须三个人平分,要么就等来丁把多拿的那部分赔偿款当作赡养费先花完,再谈轮流赡养的事,不然她们不会答应。就在这时,来丁当庭拿出一瓶百草枯,旁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他就拧开瓶盖仰头灌进了嘴里,接着往地上一躺,浑身抽搐。
 
大家乱作一团,纷纷冲上去抢药瓶。
 
桂枝吓得又叫又跳,她连滚带爬地跑过去抱住来丁,看着口吐白沫的儿子哭得撕心裂肺:“我不告了,不告了……儿呀,妈不找你要钱了,妈不该找你要钱呐!”来丁立即被送往医院,桂枝披头散发,像是失了魂一样瘫坐在手术室外的地上。
 
医生装上设备正准备给来丁洗胃,来丁却忽然坐起来,冲着医生摆摆手说自己没事,不用洗胃,然后自己打开手术室的门走了出来。手术室外的人看着来丁目瞪口呆。还是村长最先反应过来,他拿出百草枯的瓶子闻了闻,不像是农药。
 
原来是来丁为了吓唬桂枝,事先在洗净的百草枯瓶子里装满雪碧装在口袋,法庭上两个姐姐站在一条战线针对他,情急之下,他当众拿出瓶子猛灌几口,然后在嘴里咕唧一顿再把泡沫吐出来,一时之间让大家都以为他真的喝了剧毒农药。
 
一场闹剧结束,桂枝像被霜打趴下的茄子。
 
她拖着身子走出医院,回到家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我和村里人实在看不过去,在桂枝门口放一些米、面、油,或者做好饭端过去,站在门外好言劝慰桂枝,无论如何要吃点东西。桂枝在门里小声地应承着:“谢谢你哦,我晓得了哦。”
 
过了几天,桂枝去了村长家。一进门便手扶着地然后顺势跪到地上,还没开口老泪就流了下来。村长赶紧把她扶起来,让她有事情好好说。
 
桂枝从兜里掏出一副手帕,里面放着一对金耳环,这是来丁结婚时,桂枝专门买来充门面的,也是她唯一的首饰。桂枝把耳环拿出来放在桌上,说她想找村里买几棵树,给自己打一副棺材。村长听完长叹一声,他将耳环拿起来递给桂枝,让她把耳环拿回去,树的事情不用担心。
 
不久,村长就把几根圆木送到了她门前。桂枝请来木匠,几天后棺材做好了。按照当地习俗,谁家的棺材要是封顶,村里人需要拎着东西去祝贺,主家还要办一顿酒款待这些来祝贺的人。
 
桂枝把送东西来的人全部挡在了门外,谁也没让进去。第二天一大早,来丁打开门,发现自己的母亲吊死在了他家门前挂灯笼的铁钩上。
 
这一年,桂枝60岁。
 
 

作者珠匿,辅导机构老师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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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户里走出的留学生

 

刘鑫 真实故事计划 2021-04-23

 

 

"
前一阵,中科院博士黄国平的论文致谢走红,寒门子弟奋斗的历程,打动了无数人。今天的女主人公来自一个云南边境地区的低保家庭,她凭借一点不甘心,走出了家乡,独自一人去前往非洲打工,又拿到奖学金前往欧洲留学。命运贫乏,总是有人不服输。
01
 
我出生在云南边境一个小县城里,家到越南的距离比到昆明还近。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家乡凋敝且落寞,不堪忍受的人都到省城去打工谋生了,留守的很多人靠领取低保度日。从小,我就跟父母蹬三轮车四处摆摊,那时候还没有淘宝和连锁超市,整个县城依赖着锡工业开发蒸蒸日上,后来工厂衰落,许多人因此失业,我家的小买卖也随着超市业的兴起,渐渐陷于绝地。
压力灌注在家庭内部,父母的争吵变得特别频繁。我的父亲性格孤僻,对周围一切都漠不关心,他甚至不知道母亲的手机号是什么。也不爱干活,很大程度上家里买卖都靠母亲操持,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赌博,总流连于城里各台老虎机前,母亲常常要找遍每一处开设老虎机的门店,才能把他骂回来。每当他们吵起来,我就一个人躲进房间,把音乐声音开到最大。
没过多久,父母就离婚了,父亲之前就显露迹象的精神问题也更加严重。有一天我回到家,他突然特别严肃,跟我说你不要吃家里的饭、喝家里的水。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人投毒了,你要小心,有人在用红外线监视我们。我当时十三四岁,信以为真,整天都很害怕,后来才发现事情不太对。
| 和父亲生活的县城
当时我读初中,学习成绩很一般。但举目四望,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我了,除了我自己。我就开始努力学习,成绩很快稳定在了班级前三,回回月考都能拿到几百块钱的奖学金。这些钱会和每个月900块的低保一起,供养我和父亲两个人的生活开销。
我不止一次想要陪爸爸去医院看病,但他根本不配合。他觉得去医院就会死。他对这个世界怀有无限恶意,我始终无法说服他。有一次我冲出家门,气得给120直接拨电话,想让他们把父亲直接抬进医院,接受治疗。电话那头却说,精神病人必须自己去就医,120不能受理。我又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却说,我已经跟他离婚了,也没办法管。那一刻,我真是万念俱灰。
象棋是我们父女最后的交流语言。周末回家,我会和爸爸下象棋打发时间,老旧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像一道奇异的屏障,将我和父亲无情分割为两个世界中。他的精神世界里就是处处危机四伏,如这棋子,刀光剑影,一不留神就会死于某个对方之手。所以他保持警惕,高度紧张,时刻对环境充斥着审视,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妄想中——跟棋局的规则一样,逻辑自洽,彼此啮合。我深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他,我只能说服自己,在考上大学之前坚持下去,尽可能用妄想型人格能接受的方式跟他接触。
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会逃到山上的公园,想干脆离家出走算了。等天色渐渐黑下来,我的情绪被恐惧平复,才会回家。

 

02

 

高考成绩发布,我考上了长沙理工大学的英语专业,是学校仅有的考上一本的四名学生之一。精神依旧时好时坏的父亲听了,也流露出骄傲的神色。
图 | 高考后,我拿课本换点零花钱
那年我18岁,第一次出省就是去湖南读大学。
9月开学季,长沙的街头被骄阳晒得火热,我的情绪也前所未有达到一个高点,对大学生活无比期待。然后第一次见到同学们,我的期待就投上一层阴影。
我发现,在同学里面,我是那个最“土”的人。别人大都有很好的家境,很会打扮。而我,当时既不懂化妆,也没有减肥,168公分的身高却有70多公斤体重,上身穿着一件紫色防水外套,下身穿着宽大的黑色运动裤,肩上背着的双肩背包,还是高中时上课用的旧书包……
不过还好,我的英语还算不错,起码还有一个优势吧。我这么安慰自己。结果第一堂课就碎掉了。
课堂上,老师第一句话就问,不知道我们班英语成绩怎么样,高考120分以上的同学请举手?全班都举起了手。又问,130分以上?半个班都举起了手。又问,140分以上?5%的人也举起了手。我打量着自己英语高考的120来分,内心是震惊的:我的天啊我的同学都是一群什么人啊!
各方面压力都来了,但我暂时来不及考虑。我需要最迅速解决的问题,是经济。虽然妈妈会帮忙解决部分学费,但生活费,衣食住行等日常开销,还是要靠我自己。所以从大一开始,我就在勤工俭学。
开始,我去食堂帮忙刷碗,虽然每个小时只给几块钱,但起码管饭,这就解决了最大的生活问题。其他没有课的时间,我会刷兼职群,找各种可能挣钱的机会,比如发传单、卖电话卡。大三考下教师资格证后,就开始比较多地做家教,为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补习英语,每小时能挣45块,英语熟练之后,我也能在大学期间接一些翻译相关的校外工作,这时候的日子才算好过一点。
由于做了太多兼职,并且本身也对学习没那么上心,我的成绩一直很一般。幸好有一个环境的影响和专四专八的硬性要求,身边同学都在刷美剧听BBC、背单词刷题考级,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被人群推着,我的英语水平客观上还是提升了不少。

 

03

 

大三时,我为学业和就业奔忙之际,家中的姑姑突然打来电话:你爸爸昨天去世了。听到这个猝不及防的消息,我只感到眩晕,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一时之间我都难以接受。
上大学后,我和父亲聚少离多。对他的病情一直听之任之。他生前总有些奇怪的认知,比如一直觉得喝盐水是对的,一直觉得户外有人要害他,所以他每天喝盐水过量,也不出门不运动,最后就是因肥胖导致心脏病发而去世……现在每想到这些,都让我愧疚不已。
家人的冷漠,则从另一个角度让我寒心。父亲去世后,我的姑姑伯伯来我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走了房产证。毕竟爷爷曾经将他唯一的房产给了爸爸,早就让这些亲戚心生不满。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家族,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回去争这份所谓的房产,我只能逃避,我唯有逃避,当时一看到父亲曾经穿过的衣服,我都会突然陷入崩溃。至今,父亲的坟墓我也没有去祭拜,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但有时想起来,我也会很生爸爸的气——我明明是他的女儿,为什么他身体不舒服了不给我打电话?他没拿我当他的女儿?怎会有爸爸不爱自己的女儿呢?
回到学校以后,我还得强颜欢笑。每天仔细化好妆,衣着尽量大方得体,按着日程表去参加一场场校园招聘。我想回昆明,相关企业招英语专业的不多,或者就是一句“很抱歉我们不招女生”。我们像个商品一样,每天被人挑来挑去,但下一场还得笑盈盈的,去面对那些HR。就这样折腾了两个月,我才找到一个公私合营企业的国际贸易员工作,地点在昆明。拿到offer,已经是2017年11月份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特别地累。那样的家乡,那样的家庭,那样的求学,那样的打工,那样的精疲力竭。那时我还没从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每当闲下来时,对父亲的愧疚,就会如藤蔓一般将我缠绕包裹,令我窒息。
同学一个接一个离开学校,有的去实习,有的回了家,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其他几个空荡荡的床铺。到了傍晚,寝室的窗子还开着,没有人去关,长沙11月的晚风,像一道陌生的目光,裹挟了些许寒意,从我的桌面上扫过。桌上堆着弗洛伊德的著作和一摞凌乱的A4纸,间或里面夹杂着几张没有发掉的花花绿绿的传单;旁边是几个卷页的笔记本,打开的一页,写着的是我做家教时候的英文讲课笔记;一条宽大的、价值19.9块的半袖,被揉成一团,丢在椅子上……我突然不想再打工兼职了,我也不想学习了,我甚至也不想出门见人了。我忽然觉得,自己度过了失败的21年,脸上为面试而涂抹的化妆品的味道也让我厌恶。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呢?这时候父亲病态的声音又在我耳畔响起,他头发胡须乱糟糟的样子也浮现在我的脑海,仿佛又在向我描述有人要迫害他……
此刻,只有密集的枪声能驱散一切情绪的阴霾,把我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我开始沉迷于玩手机游戏,就是当时最火的“吃鸡”,我一天超过8小时都在玩这个,有时候甚至时间更长,昼夜颠倒。不再梳妆,不再打扮,像个野人一样,饮食靠外卖续命。最后到了我把电话打给店家,他们直接问“老样子是吗?”,我说,嗯。

04

 

在最颓废的日子里,因为打游戏,我收获了一段恋情。
那个男生是我在游戏里加的好友,在游戏里,我们是彼此信任的队友,他会有意识的保护我,这种被保护的感觉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那时候心思单纯,不知道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所以我向他开口告白了,然后在一起。但这段感情只维持了一个月。
恋爱之初,我前所未有的胖,他透露要来长沙看我的时候,我开始拼命减肥。等到和他见面,我虽然减掉一些脂肪,但体重还在70多公斤上徘徊。双方见面了感觉还不错,我蛮喜欢他的,但他对我的体重似乎颇有微词。
回到学校,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对吃饭这件事产生一种罪恶感。我为什么这么胖,还这么能吃?我的体重为什么减不下来?我变得不能接受自己。那段时间,我吃完晚饭就吐掉,然后到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步,可以连着跑十几圈。
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产生的结果就是:我因为内分泌紊乱,把自己的耳朵搞出一个瘤,需要做一个小手术割掉才行。男朋友听到这件事感到很大压力,有一段时间对我很冷漠,彼此也不发消息,与好友列表里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别无二致。
有一天,我说,我们分开吧。他说,好。
失恋让我的心态变得更糟糕。我又疯狂打了一个月游戏,直到论文答辩的事情提上日程,我才渐渐结束了这种报复性的“堕落”。我告诉自己要回归一种正常生活状态,又在昆明打了一份工,但它非常枯燥,我只做了七个月。恋情和工作都不顺利,我在很长一段日子里被迷茫笼罩。
把我从这种状态里拉出来的是一个瑞典男人。平常周末,我会去翠湖公园英语角练练口语,这边有很多外国人。我和他就这样相遇了,他虽然年龄上大我很多,但我们还是迅速坠入爱河。
他是一个三观成熟的、能给人安全感的男人。遇到他以前,我对生活盲目,对自我自卑,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而活着。我的出身和家庭没有带给我任何荣光,我被前男友嫌弃,我在一家公司里随波逐流,二十多年茫无目的。但和他交流几次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说,你的英语很好啊,有很多单词我一个外国人都不认识,你却讲得头头是道;他说,你为什么总是抱怨你的父亲呢?他难道没有关心过你吗?你为什么不多想想他的好呢?他说,你不要给我讲太多你痛苦的遭遇,我们不能一味沉溺在痛苦的回忆中,我们每天见面、出去游玩,你不快乐吗?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美好的记忆记下来呢?他说,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你有很好的英文,你的世界和眼光不该被现实局限,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之前,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存在,虽是恋人,却像父亲、像老师、像好友一样,带给我这么多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他是真正影响了我人生的人。
他来中国学汉语,半年到期,就要回国。分别之际,我并没有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他走的那天,我的心情像翠湖的湖水一样,既深沉平静,又随着地球运转而暗暗涌动。眼下这份工作很循规蹈矩,它并不难,也不累,双休日不必加班,一切事宜按部就班,几个月下来,说它是个舒适区不为过。如果我家境好一点,或者已经有房有车,万事不愁,那么它一定算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我现在有什么呢?恐怕什么还都没有。这时,一只红嘴鸥畅快地舒展着洁白有力的双翅,黑色的尾羽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然后伸出红爪,向碧油油的水面轻轻一触,旋即再度飞起,飞向了高空,飞向了远处。原本平滑如镜的水面因之掀起波澜,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直到荡漾至岸边的我的脚下。
2019年3月,因为想见到他,也因为对乏味的生活下了某种决心,我开始筹备去欧洲留学的事宜。

 

05

 

钱还是最艰难的问题。
决定要出国,我自己查了资料,一般有10万块钱也就够了。可我连这个钱也没有,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原始资本的积累。
我听本专业的老师同学说,懂英语的人可以接一些短期的外国劳务项目,月入一万以上不困难。
我连着投了几个这样的工作,最终选择了一个给钱最多的,去尼日利亚工厂的项目。
我带着憧憬飞去尼日利亚,工作的地点是一个用高高的围墙围起来的工厂,墙头上都安装着带刺的铁丝网,墙上用英文写着:危险,铁丝上带电,请勿靠近。入口戒备森严,厂内的树木又高又大,飞来飞去的鸟雀的怪叫令人心悸。这里大约有四五十人在工作,中国人和非洲人各半,他们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冶炼金属,我在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之间充当翻译。此外,事关采购、人事、销售等环节,也要我来参与,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早七晚七,有时还要加班,可以说除了睡觉,就是工作。
| 在尼日利亚工厂打工
尼日利亚赤日炎炎,把我晒得越来越黑。但为了这每月1.5万的薪水,我宁愿默默忍受。
从5岁开始就跟父母外出蹬三轮车摆摊的我,早就锻炼出一副不拘小节的性格。小时候跟父母摆摊累了,我就在市场里随便找个牛皮纸箱,把它撕开、铺好,席地而卧,一任周围闹市人流哄乱,我也毫不在意。
但我深知这边的工作不能长久,肉眼可见的工业污染,显然对人体有害;不时传来的中国人被绑架的消息,以及出厂必须警察陪同、荷枪实弹的待遇;老板出去嫖娼,都要我负责安排司机,这类工作太令人作呕……尤其是有一次,目睹一个员工摔伤,老板冷漠的样子,实在让我再无安全感可言。于是两个月后,我正式递上辞职信,回到了云南。
到手三万,工作还要接着找。在瑞典的他的建议下,我选择了一份去迪拜哈利法港口的翻译工作。他说迪拜的安全性起码有保障,并且这份工作又是中国政府和阿联酋政府的官方项目,各方面都非常正规。虽说月入一万,比上一份工作少,但我也同意了,还是要安全第一。就这样,2019年5月我又远赴中东,在迪拜度过了一年的务工生活。
在阿布扎比哈利法港口
到12月,原始资金积累的差不多了,我开始启动留学计划。从性价比的角度出发,我起初投了比利时两所大学的4个专业,但都被拒绝了,因为个人绩点太低,只有2.9分。我又投了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的两个专业,一个国际关系,一个亚洲中东研究,第一个还是被拒了,幸好第二个同意要我。
我猜,可能因为我迪拜的这段务工经历,给我加了分吧。
2020年5月,我终于拿到了塔尔图大学的offer。但全球越来越严峻的疫情,让我始终在担忧自己能否顺利入学。工地这边也因为疫情受到影响,最夸张的一个月,我陪工友去了7次医院,随时可能染上病毒。
在双重的惴惴不安中,学校方面传来了两个好消息,塔尔图大学仍然接收我们这批学生,只要符合隔离条件,两次核酸检测达标,就可以于8月底入学。更重要的是,因为疫情,很多学生放弃了留学,导致塔尔图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名额出现了一个空缺,于是给了我。这样的话,我就得到了6万块钱的补助,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06

第一学期的大学生活特别愉快。
这所拥有400年历史的欧洲大学非常漂亮,教授们都很开明,无论想干什么都会得到他们的鼓励。大家的讨论氛围也很强。包括看论文,以前我觉得阅读论文是件特别枯燥的事情,但现在我渐渐能从中找到价值和乐趣了。
| 在塔尔图大学上课
一个学期的学习让我喜出望外。本来我是因为要见那个瑞典男人才来欧洲留学,但是现在因为疫情,我们始终无法见面。不过,又经过半年的教育洗礼,我已经没有那种对他的执念了。我没有那么幼稚,不远万里来到欧洲,是非要跟他寻求一个什么结果。我只是想来这边感受一下,是怎样的环境教养,塑造了一个他那样正能量的人。我们现在的关系更像是好朋友,是那种可以一生互相交流的好朋友。
抛开他而言,我觉得我自己前25年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冥冥之中、不断被教育重塑的过程。因为家庭的压力,我从中学起变得好学,考上一本后,走出了这座云南小城;又因为兴趣使然,我选择了英文专业,所以大学期间我可以参加许多跟英语有关的社会实践,并从中挣到一笔笔生活的开销;毕业后,又因为英语技能,我认识了这个给我带来无限力量的男人。最后之所以能有机会外出务工、DIY欧洲留学,也可以说都是在我大学英语专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逆袭。
想起那些艰难的岁月,我觉得恍若隔世。我从黑暗曲折甬道里走出来,回过头,真的经历那样的一切了吗?
但我也知道,过去的岁月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的家庭曾带给我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某种意义上也促使我有勇气独立自主地面对现实,儿时风雨无阻摆地摊的经历,也让我养成了这种“固执”的性格。而现在,我的挣扎终于有了结果,我的学校带给我很大的希望。

爱沙尼亚是一个经济发达、景色漂亮的小国家,物价和房租的负担都不重,如果可能的话,读完研究生我想继续留下来读博士。我依然觉得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就像我高一时阅读的《飞鸟集》里,泰戈尔的诗句:“死和生都属于生命/举足落足都是在行走”,一切不过是在体验时间罢了。

 

— END —

撰文 | 刘鑫

编辑 | 林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