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十三）

天威吓坏洋人：晚清士大夫的荒唐脑补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4-20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个与“脑补”有关的故事。

 

1873年，各国驻华公使首次获允以近代礼仪，也就是鞠躬礼，直接觐见同治皇帝。

 

觐见的具体情状，如下图所示。该图来自1873年9月27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版画。版画的速写图，来自英国驻华使馆秘书玛勒特，展示的是“外国驻华公使代表们于6月29日早上9点觐见皇帝时的真实场景”。

 

 

《伦敦新闻画报》还以文字补充了一些版画无法表现的内容。

比如：当天皇帝没有穿龙袍，穿的是一件淡紫色的外衣。站在皇帝背后的是四位亲王，跪在皇帝脚边的是恭亲王。殿内左右两侧的官员们，身上全佩着剑。背对观众的五位使节，最中间的是英国公使威妥玛，他的右边是美国公使镂斐迪，再右边是俄国公使倭良嘎哩，倭良嘎哩的身后是德国大使馆的翻译璧斯玛。威妥玛的左边是法国公使热福礼，再左边是荷兰公使费果荪。费果荪旁边是一位姓名不详的清朝官员。①

 

觐见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同治皇帝坐在紫光阁“大内坛之座”上。各国公使从左门入殿，面向宝座向同治皇帝鞠躬一次；前进数步再鞠躬一次；行至宝座下方时第三次鞠躬。然后由俄国公使作为代表致辞（由璧斯玛将其译成中文）。致辞完毕，各国公使将国书放在桌子上，再鞠躬一次。同治皇帝微微欠身，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在同治皇帝脚边，负责传递皇帝的“细语”。皇帝说国书已经收下，恭亲王便起身走下台阶来到各国公使面前转述，完毕后再回到皇帝脚边跪下；皇帝说问候各国君主，恭亲王遂又再次起身下台阶转述。觐见仪式结束后，各国公使再鞠躬，然后退出。②

 

有意思的是，在当年的“京报”中，这场觐见的具体情形，却变成了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模样：

 

“ 英公使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③

 

这段文字，见于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京报”是中文报纸，但稻叶见到的是英文版，显然是有人将之翻译成了英文。稻叶将英文版译成日文版，后来由但焘将其译回中文。

 

浑身战栗、国书拿不住，问话答不出，脚也迈不动，汗流浃背浑身脱力至连宴会也无法参加的地步……简而言之，按“京报”的这段描述，各国公使全都被同治皇帝的天威给吓坏了。

 

这些荒唐的信息，明显不是事实，而是脑补出来的。

 

究竟是谁在脑补这种信息？

 

♦ 同治皇帝，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这得从“京报”的性质说起。

 

清代有官办邸报，皇帝起居与朝臣升迁之类的信息，均由邸报发布。但邸报系统靠手抄传递，速度很慢，且传递对象也须由上级指定。地方州府官员为了解京中动态，遂派人驻京专职抄录邸报，这些人有一个名称，便是“京报人”。乾隆时代，为管制这些“京报人”，不让他们乱抄乱传，出台政策，规定只有朝廷指定的人员有资格进入衙门抄录信息；只有朝廷指定的机构来有资格承印“京报”；所有刊入“京报”的奏章抄件均需盖有承办衙门的印信；“京报”的底本和盖有印章的抄本，还须每十天一次送至兵部验证存档。④

 

早期的“京报”相当于“内部发行的官场情报资料”。普通人被允许订阅“京报”，约在乾隆晚期嘉庆初年。到了晚清同治、光绪时代，“京报”已成了一种专门转载宫门抄、上谕和朝臣奏章的民营报纸——“京报”不是某一家报纸的名称，而是一大堆同类报刊的统称。同治年间做过英国驻华公使的阿礼国，曾去到北京的正阳门外参观这个行业，他见到的情形是：

 

“报房约有十家左右，印制有数千份。由报房直接分送给订购者，也有整批发售至外省。报房都是私人经营，以售卖京报谋利。”⑤

 

那时的正阳门外，从事“京报”生意者众多。他们或自称“某某报房”（如合成报房、同泰报房、杜记报房、信义报房、同文报房），或自称“某某堂”（如致和堂、敬慎堂），或自称某某号（如谦益长号）。所有商户共用“京报”这个名称，仅在自家报纸下注明“某某报房”以示区别。这些“京报”按日发行，多则十来页，少则五六页，一册约十文钱。因朝廷阁抄是每天下午发布，抄录出来再排版印刷，往往已是傍晚，这些“京报”也就约相当于今天的晚报。⑥

 

因抄录者不同，各家“京报”的内容会有些微区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只抄录或摘录，自身不生产新闻内容，也不对新闻内容做任何评价。自然，这也就意味着，“各国公使被同治皇帝的天威吓坏了”这段假新闻，不是报房脑补出来的，而是他们从别处抄录来的。

 

♦ 光绪年间的一份“京报”

 

这个“别处”，不可能是朝廷的正式文件，因为文风和体例完全不对。

 

前引“京报”的内容，也见于晚清人平步青的笔记。平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在翰林院里做过编修和侍读。1872年（也就是各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的前一年）辞官归隐。他在笔记中说，1873年秋天，从京城的“谦益长号”传出来一张“时事纸”，里面这样描述各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

 

“神机全营屯西苑门，皆明装露刃。法、米、英、俄、布、日本六国，共十二人，皆准其带刀，总理司员引进苑门。每进一门，即将其门上锁。至阁阶之下，总理大臣引上阁阶。皇上登宝座，使臣行六鞠躬礼，不跪。阶旁设黄案，使以次立读国书。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散出。恭王云：‘说是大皇帝不可轻见，你们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国叫此为草鸡毛!’举国以为笑谈。当时离宝座不过数步，据其自云，并未瞻仰天颜。人人皆言渠眼中必另有神物景象，故如此战栗也。”⑦

 

据平步青的笔记，上面这段文字，系原文引自“谦益长号”的“时事纸”。“时事纸”便是“京报”，“谦益长号”便是印刷发行京报的报房。“草鸡毛”云云，显然不可能来自朝廷的正式文件——按徐珂《清稗类钞》的解释，“都人呼人之好大言而无实济者曰草鸡毛”。维持与列强的和睦外交，是恭亲王此时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他绝无可能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嘲笑各国公使是一群言过其实的“草鸡毛”。

 

报房自己不生产新闻和评论，朝廷的正式文件又不会如此行文，唯一可能的出处，便只剩那些对“各国公使不跪拜同治皇帝”心怀愤懑的士大夫。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位替同治皇帝脑补天威的士大夫，本身便在京城官场任职，否则他很难了解觐见的具体情形（如设黄案放国书、结束后各国公使未参加清廷准备的宴会）。而这种官场身份，又很有助于他通过“京报”将这番脑补传递出去——毕竟，“京报”只搞转载，没有记者也没有编辑，除非官场中人主动提供，否则报房自己不会主动去寻找这类内容。

 

遗憾的是，这位脑补天威的士大夫究竟是谁，因缺乏线索，恐怕已彻底成谜。但他的脑补非常有效，许多人从那虚构的天威里获得了慰藉，忘却了“各国公使不向同治皇帝下跪”带来的沉重屈辱感。四十三岁的读书人李慈铭，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

 

“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⑧

 

大意是：这些不肯下跪的洋人，不过是些不懂君臣之道的犬羊罢了。平日没有机会见到庄严的“汉官威仪”，所以成天跳梁。如今亲眼目睹了天威，便只能“伏地恐后”，吓到瘫软。

 

李慈铭很开心，脑补者想必也同样开心。

 

 

①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下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604-605页。

②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187页。

③（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册，第60-61页。转引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37页。该文原始中文版不知何在，稻叶君山见到的是英文版（也就是读到《京报》之人所译）；稻叶将之译为日文，后由但焘将其译回中文。

④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3页。

⑤潘贤模：《清初的舆论与钞报——近代中国报史初（续）》。见《新闻研究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255页。

⑥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⑦平步青：《霞外攟屑·各国使臣觐见》。转引自《中国历代笔记选粹（上）》，孙文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3页。也许，稻叶君山所见英文版“京报”的中文版本，便是平步青笔记中的这一段。

⑧《越缦堂国事日记（三）》，第1114-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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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瞎辟谣，说什么「三纲五常被阉割，其实还有后半句」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7-22

 

说一说“三纲五常”。

 

原因是最近频繁见到一种“正本清源”的论调，说什么国人习以为常的三纲五常，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都是阉割版。它们还有后半句：

 

“三纲五常由西汉董仲舒首提，记于他的名著《春秋繁露》中，作为封建糟粕已经被批判了上百年了。实际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断章取义，每一句话都有它的后半句——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不唯如此，董仲舒还说了一纲，实际是四纲。这一纲是： 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

 

 

 

 

“三纲”没有后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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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如果活着，一定会被这种“辟谣”气到吐血。

 

他是写了《春秋繁露》，也确实在书中提出了“三纲”这个概念。但，将《春秋繁露》翻上一千遍，翻上一万遍，也绝不可能找到所谓的“三纲后半句”，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的“第四纲”。

 

而且，董仲舒根本就不赞成什么“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不正，妻可改嫁”。

 

下图红线标注部分，是《春秋繁露》对“三纲”的基本表述。臣从属于君、子从属于父、妻从属于夫，前者必须“兼功于”后者，才是董仲舒的真实主张。

 

 

图：《春秋繁露》对“三纲”的表述

 

在董仲舒之前，韩非子也谈过“三纲”这个话题。他主张“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认为做到了这三条，天下就会大治，否则就会大乱。

 

反对韩非子主张的，是孔孟。孔子的主张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主张更激进，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不过，韩非子和孔孟，都没有造出“三纲”这个概念。“三纲”一词的发明权，仍属于董仲舒。董仲舒的那套东西，是秦汉之后“儒法阴阳合流”这股风潮的产物。

 

再后来，在东汉初年，“三纲”首次得到了朝廷的认证和强制推行。

 

时为公元79年冬天。汉章帝召集一干学者，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民众方方面面的行为。会议成果编成了《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发行。

 

该书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三纲六纪”。

 

 

 

《白虎通》既然是皇帝主持制定的，可想而知，它要以皇帝的利益为第一位，绝无可能写入什么“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不正，妻可改嫁”。将《白虎通》翻上一千遍、一万遍，也绝无可能找到这些所谓的“三纲后半句”。

 

相反。按《白虎通》的要求，合格之臣的基本标准，是必须“善称君，过称己。臣有功，归于君”——有了功劳必须归在皇帝名下，有了过错必须揽到自己身上。

 

好儿子的基本标准，是只要爹还活着，就“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不能拥有自己人身的处置权，也不能拥有个人财产的支配权。而且，即便父子关系已恶化到了无法共同生活的地步，也不允许儿子离开，理由是“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

 

最惨的是做所谓的“好妻子”。按《白虎通》的规矩，“顺德”是女人唯一的人生使命。不要讲什么对错，不要谈什么是非，女人在家庭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唯命是从。

 

《白虎通》由班固负责编撰成书。在汉章帝的注视下，班家人很自然地成了“三纲”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别欣赏屈原，在文章里说过“屈子之篇，万世归善”这样的话。“三纲”出炉后，班固只好另写文章，违心批判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数怀王”，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忠臣。班固的妹妹班昭，也不得不在婆家小心谨慎地过一种低眉顺眼、贱人一等的生活。她后来在《女诫》里说，自己嫁到曹家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活了四十多年，熬到姑、舅、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过了几天好日子。

 

 

图：(明)兴献皇后蒋氏撰写的《女训》，也是“三纲”的产物

 

 

“后半句”是在批判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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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三纲”里不存在什么被阉割的后半句，那么，“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不正，妻可改嫁”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是：这些话既不见于官方文件，也非出自鸿学大儒。它们真正的出处，是明清两代流行于底层民间的话本小说。

 

明代藏书家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里，收有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张子房慕道记》，一般认为是明代初年的东西（也有人考证说是宋元时代的作品）。小说借张良之口，斥责君王残暴无道，里面有这样一句：

 

“我王岂不闻古人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

 

其实，并不存在“古人云”，有的只是“作者云”。

 

宣传“君不正，臣投外国”最卖力的，是成书于明代中后期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比如，书中用了许多篇幅来描写商纣王如何迫害忠臣黄飞虎，然后旁人劝黄飞虎一干人等叛商，多次使用了下面这种说辞：

 

“长兄不必迟疑，君不正，臣投外国”，“语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

 

类似的词句，也见于清代小说《飞龙全传》《双凤奇缘》《五虎平南》《列国春秋》等。

 

这类词句在明清小说里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自朱元璋视君臣如主奴、创造出“廷杖之刑”，仅成化至万历的一百余年间，就有超过300名大臣被皇帝在公开场合打得屁股开花，其中还有29人被活活打死。按《明史》的总结，是“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入清之后，屁股虽然不打了，但朝廷对“三纲”的贯彻仍无丝毫松动，雍正在《御制朋党论》里说得明白：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天尊地卑，“为人臣者，义当惟有知君”。一个合格的人臣，满脑子只能有皇帝，有功要赶紧推给皇帝，有过要赶紧自己揽下，除此之外不能有别的想法。

 

也就是说，“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这些词句，其实是对“三纲”的一种批评，一种反叛。但没人敢将这些词句写入奏折，也没人敢将之写入自己的署名文集。它们只能在民间话本小说里作为一种潜流存在；而且，即便是在话本小说里，它们的存在感也并不强烈——绝大多数明清小说，仍谨守着“三纲”的红线。

 

这些旨在批判“三纲”的词句，绝对想不到，有一天它们会被“辟谣”成“三纲的后半句”。

 

（注：本文关于《白虎通》的论述，参考了徐广东《三纲五常的形成和确立 从董仲舒到「白虎通」》一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图：“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这句话，上一次被广泛传播，是曹云金对记者谈自己与郭德纲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