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狂人和病人
大明最后一个狂人，死于顺治十八年
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一个叫“三耳生”的人，突然找到徐增，说：“我要见金圣叹先生。”
徐增是金圣叹的好友。当时，妖魔化金圣叹的声音很多，来人不会也是一个“思想打手”吧？于是问他：“你这么急切要见圣叹，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三耳生说：“我见世之贬圣叹者，不但欲杀之，而必使之入十八地之下而后已；间又见称圣叹者，若恐形容之不尽，而非推之到三十三天之上而不快：夫一人能使人极其赞、极其贬，必非常人也！”
原来，是一个对金圣叹的传说感到好奇的小粉丝。
徐增本人也曾对金圣叹“路转粉”，面前的小粉丝，勾起他当年追星的记忆，就喃喃地讲起往事：
我呀，最初跟着人家骂，骂金圣叹是妖魔，骂了许多年。后来，见了金圣叹，才知道他不是妖，不是魔，这才开始替他在世人面前辩解。朋友听到我开始说金圣叹的好话，纷纷与我切割，说我着魔了，没救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认谁做偶像都没关系，但认金圣叹做偶像，是需要勇气的。
▲金圣叹生活的江南，风景大概如此。
1
金圣叹是个鬼才。即便放在他的家乡、人才济济的苏州，他也是永远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他出生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一个略显尴尬的年代。此时，他的同乡前辈唐伯虎等“江南四大才子”已经故去数十年，晚明风流，凋零近半。
这是一个政治比文化吃香的年代。江南士人抱团结社，不是为了风流耍酷，而是为了权斗党争。
金圣叹20岁的时候，看到了魏忠贤的垮台，也看到了东林党人的雄赳赳气昂昂。
但他似乎对眼前的政治大事件无感。20岁的他，选择了一条诡异的职业道路——扶乩，开始做降神附体、神鬼沟通的工作。
几年之后，金圣叹凭借这项特殊本领，打进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圈。东林党的一些领袖和成员，比如钱谦益、姚希孟等当时的红人，都曾请他到家中扶乩降神。
时人记载，金圣叹声称慈月宫陈夫人附灵于他，他因而能通神灵、知宿因。他在扶乩过程中，“无意识”写下的诗文“长篇大章，滔滔汩汩”，连有道行、有地位的士人大佬看了都很佩服，对他的这一套神神鬼鬼深信不疑。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金圣叹的出名是因为评点《水浒传》等“才子书”，但他在晚明的名气，更主要是源于他的灵媒身份。
28岁那年，他给当时执文坛牛耳的钱谦益举行扶乩降神仪式。通过附在他身上的天台泐法师，彻底征服了钱谦益。
金圣叹为钱谦益示因缘，是有附加条件的。他请求钱谦益为他“作传一首，以耀于世”。事后，钱谦益很诚恳地照做了。
通过钱谦益的诗文，主流文化圈都知道了金采（金圣叹原名）这个人。
视科举如儿戏，因而在科举路上毫无成就的金圣叹，却以这种方式博得大名。最爱君也是服了，他的头脑构造确实异于常人。
很多人说金圣叹的灵异附体体验，是他凭借个人文学才华的一种装神弄鬼。这种事，的确不好评价。只能说是老天爷赏饭吃，但一般人真吃不来。
当时，另一位江南名士叶绍袁，也曾多次把金圣叹请到家中扶乩。1634年左右，叶绍袁向附体在金圣叹身上的泐法师问到对时局的预测。泐法师说：流贼必不渡江，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
11年后，顺治二年（1645），病中的叶绍袁想起泐法师的预言，一一应验，不觉心惊。
▲文坛盟主钱谦益，对金圣叹的扶乩降神深信不疑。
2
胡适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
他的怪，怪在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金圣叹早年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而每次去，都不好好发挥，都是抱着做“张铁生”的心态去的。清人笔记说他，“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所以，每考一次，就被除名一次。他倒也有耐性，换个名字，再来一次。
视人生出路，如同游戏。
很多人据此称赞金圣叹的反叛精神，但是你反叛一次也就够了，反叛这么多次，不嫌无聊吗？如果你真的痛绝于仕途功名，那就彻底做个优游林泉的读书人，为何还要三年高考五年冲刺呢？
只有一种解释：他确实无意于科举功名，但却想成名，想走捷径，所以屡屡以科考上的特立独行之举来引起时人的瞩目。
就像他一度热衷扶乩降神，也是如此。在钱谦益作文写诗“称颂”他之后，金圣叹逐渐退出了扶乩的行当。反过来说，他当初进入这个行当，或许只是为了图名。
金圣叹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他后来追忆早年志向，说儿时自负大才，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总是觉得“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独沉屈”。
有才能却不见用，这是任何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悲哀。金圣叹对此尤其敏感。他在《西厢记》张生唱“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一句后，批道：“哀哉此言，普天下万万世才子同声一哭！”
可见，对于时运不济的怨艾，他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自负”和“沉屈”的感慨，成为他一生的基调。
最后一次游戏科举考场被除名后，金圣叹笑着对人说：“今日可还我自由身！”
人家就问他，什么是“自由身”？
他炫技式地解释说，“酒边多见自由身”，这是张籍的诗里说的；“忙闲皆是自由身”，这是司空图说的；“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说的；“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说的；“三山虽好在，惜取自由身”，朱熹说的。
展示完他搜索引擎般强大的记忆力后，他不再作进一步解释。但从他特意检索出来的这些诗句，我们大致也可以拼贴出他心目中的“自由身”，其实就是一个无拘无束、无荣无辱、诗酒自娱、珍惜自由的人。
说到底，金圣叹是有圣人情结的。他虽然推崇，却不想学陶渊明做个隐者，否则他就没必要做出那么多带有表演性质的、吸引舆论关注的举动，他也不会因为有才不见用而深感郁闷沉屈。
他原本可以过得更简单，更快乐，而不仅只是在文字里意淫“不亦快哉”的种种快感。
▲满清征服江南，是很多文人心中的恐怖记忆。
3
金圣叹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不甘心空抱才华而无所用于世，又不愿意为了博取功名而牺牲底线，牺牲自由，最终只好牺牲了自己大半生的好心情。
他要是早生一百年，赶上晚明嬉笑怒骂、歌哭无端，人皆不以为意的时代，或许仍是一个落魄的才子，但至少不用活得那么辛苦。
偏偏他生活在朝代鼎革之际，政治、民族矛盾取代个性解放的潮流，成为社会的风向标。金圣叹的江南才子气质，一下子就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
时代挤压了才子的生存空间，金圣叹感觉到疼痛，终其一生，却可能连痛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一生孤高傲世，放言无忌，到头来落落寡欢，成为时人眼中的妖魔鬼怪。
金圣叹还在世的时候，同郡的名士归庄就曾公开说：看了他的书，听到他的所作所为，恨不得将他掐死。归庄有强烈的反清思想，后来对“哭庙案”中被害的十七名文人表示哀悼，但独独对金圣叹之死拍手称快。
尤侗，一个暗自以金圣叹为模仿对象的才子，在公开场合却时时诋毁金圣叹，骂他“狂放不羁”。这显然更懂得与时代妥协。
更多人站出来，骂他“迂”，笑他“愚”，甚至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一个人的思想若与时代错位，领先时代愈多，所受痛苦就愈烈。
在时人看来，金圣叹的罪大恶极是为《水浒传》《西厢记》等诲淫诲盗的“邪书”唱赞歌。他们编排段子，说施耐庵写《水浒传》，导致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西厢记》，导致人头落地，这都是报应啊。
其实，金圣叹的个性，很多学的是前辈李贽。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通俗文学的推崇，也是延续了冯梦龙等人的识见。但他生前死后所受到的毁谤，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前辈少。
金圣叹多次无奈地说：“我辈一开口，便疑谤自兴。”只要我一说话，甭管说啥，人家就先诽谤一通；只要我的书一出来，甭管写啥，人家也是一顿痛毁。
从这一点看，明末清初的思想氛围，较之前确实有了不小的退步。
只有少数人，比如徐增，才透过金圣叹坚硬的躯壳，看到了他的可爱与温情。
在徐增的眼里，金圣叹有着随和的性格，可爱的脾气。他说：“圣叹无我无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婆，遇赤子则啼笑宛然。”
这样的金圣叹，很会与人打交道，也很能融入、顺从别人的爱好与个性。与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离经叛道，判若两人。
难怪徐增会对他“路转粉”，说金圣叹是“魔”的话，那他愿意为他“着魔”。
▲金圣叹生活在朝代鼎革之际，时代悲剧强加于个体。
4
朱光潜说，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
金圣叹给人的幽默感，临死前都不忘调侃狱卒的幽默感，在这个时代往往被理解成了骨气与勇气，但有多少人懂得，这仅仅是他骨子里的沉痛？
历史，终究没有给予金圣叹大展宏图抱负的机遇。
在他37岁壮年之时，大明亡了。
很多人来不及准备，就要站队。有的人，比如顾炎武、归庄，至死不与清人合作，而有的人，迅速变换头脸，迎接新主，甚至不惜坑杀同胞，献上投名状。
不管是否愿意，金圣叹也要作出选择。
他在明朝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除了有点儿名气，一概全无。而这名气，一大半还是骂名。
但他还是守住了一个读书人的底线，未曾因为现实的不如意而猴急猴急地投奔新主。相反，他对战争感到厌恶，因为战争的残暴而对清人缺少好感。
他在评论唐人郑谷的诗时说，“我读此言，而不觉深悲国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真不知其何以为活也”。又评吴融的诗句“咸阳久已变荒原”时说，“所谓劫火终讫，乾坤洞然，虽复以四大海水为眼泪，已不能尽哭”。
一个自负的文学评论家，时常带着哭腔，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
在满目兵戈之际，他的小外甥降生了。他写诗说：“造物真轻忽，翻欢作泪零。”本当欢喜的事，反而悲哀落泪，那是多么沉痛的岁月。
清人入关这段岁月，显然是他很不好的记忆。他后来说，他的记忆中只有少年和老年的时光，壮年这一段，好像遗失了，不知道丢在哪里，想找都找不回来。
他唯一的一次失态，是在死前一年。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朋友邵点从北京给他带来一个消息，告诉他，顺治皇帝读到他的文章，嘱咐词臣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
53岁的金圣叹登时失态，向北望空而拜，叩头谢恩。
紧接着文思如泉涌，写下了《春感八首》，甚为得意地自夸：“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他甚至在诗中幻想，自己去做吕尚、诸葛亮那样身系国家安危的贤相，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很多人因为金圣叹的这次狂喜，说他“丑态毕露”，丧失民族气节，老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最爱君倒觉得，这是金圣叹真性情的体现。他一生主张、贯彻真性情，推崇“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要喜便喜，要哭便哭。他要真是一只擅于掩藏的老狐狸，他才不会在此时露出尾巴，自己躲在被子里笑就好了。
他一生自负大才，却命途多舛，理解者少，嫉恨者多。一个人孤独地走着，走了很久很久，突然听到有个声音，还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声音，要加入他一起走。知音已难求，这么位高权重的知音，更可遇不可求。他的感激之情，他的热泪涕零，也都可以理解了。
更何况，金圣叹连抱大腿都来不及，他的命运很快就翻转直下。这阵狂喜，终究只是他内心的一段小插曲。
▲晚清人传说，金圣叹的遗言是“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
5
一年后，这个终生怀才不遇又满是幻想的穷秀才，再次见识了人生的黑色，一点儿也不幽默。
欣赏他的顺治帝，竟然驾崩了。
皇帝之死，对金圣叹来说，就像之前捡到一张彩票，一对开奖号码，还是特等奖，欣喜若狂来不及兑奖，又掉到水里，泡汤了。
梦醒的时候，才是最残酷的时候。
说起来，金圣叹之死，与顺治之死也有一些勾连。“哭庙案”的发生背景，正是吴县诸生在追悼顺治帝的仪式上，要求撤换鱼肉乡民的新县令任维初。
多种证据表明，金圣叹并未参与“哭庙”，他也不在最初被捕的11人名单内。
不过，“哭庙案”次日，出于正义感的金圣叹写了一篇名为《十弗见》的杂文，声援诸生的抗议活动。这才被牵连进去。
他有一段时间担心被捕，藏匿了起来。两个多月后，他还是被押解到了南京。
金圣叹等人原本罪不该死，但是经手办案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害怕被牵进知县贪污案脱不了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一场和平请愿的“学生运动”，办成了谋逆案。
办案官员要求，“谋逆案”的首犯必须要有相当的名气。金圣叹于是首当其冲。
恰好此时，朝廷指派的满族大臣正在江南调查并处理江南士绅投奔郑成功事件，金圣叹和其他十七名诸生成为了高压政策的牺牲品。
一生追逐名气，到头来反为名声所累。金圣叹的人生，总是跌落得让人唏嘘。
而这一切，他本人或许自始至终都蒙在鼓里。临刑前，他还大惑不解：“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金圣叹被斩首而死，死于莫须有的“叛逆罪”。这一年，他54岁。
曾给他带来好消息的友人邵点，后来解释过金圣叹的罹祸。他说，金圣叹做过一个梦，梦里有高人警示说，你什么诗都可以批解，但切记不可说《古诗十九首》。金圣叹毕生引以为戒，但后来醉酒中纵谈“青青河畔草”，未守警戒，终成绝笔。
这种解释，早年热衷扶乩降神的金圣叹，若死后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有些时代，可以诞生金圣叹，却不配拥有金圣叹。
他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应了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
一辈子落魄，半辈子被骂，金圣叹终于没有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或许才是他最应获得尊敬的原因。
金圣叹死后，“康雍乾盛世”来了。盛世之下，文人的毛发被捋得服服帖帖的，纪晓岚、刘墉、袁枚，那些个时代的才子们，一个比一个精致，一个比一个油腻，不狂傲，亦不狂喜，但也无个性，无底线。
那样的盛世，如骂金圣叹者所愿。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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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一号病人，死于1424年
朱棣的后半生，一直都活在篡位者的焦虑症之中。
1402年，在历经三年叛变作乱后，43岁的朱棣终于率军攻入南京城，但朱棣的侄子建文帝却在宫城大火中离奇失踪，为此，这成了朱棣一生的心病。
他疑虑、焦躁，为了探寻建文帝的行踪，从永乐五年（1407年）起，他连续14年派出建文帝的旧臣胡濙，以寻访仙人张邋遢（张三丰）的名义，“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
陆地上的暗访一直毫无消息，于是，就在篡位登基的第二年，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又派出宦官马彬出使爪哇等国，暗中探访建文帝是否已漂洋出海，到了永乐三年（1405年），他干脆派出郑和率领27800多人的庞大船队正式下使西洋。
此后，在朱棣活着时的永乐三年至永乐二十一年（1405-1423年），郑和共有六次下西洋，且每次都是率领着近三万人的庞大军队航行。如果是一般的航行，根本不需要规模如此庞大的船队，对此史书记载，朱棣“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此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朱棣认为建文帝或许已经逃亡海外，并且组织了海上武装势力，为此，他需要郑和率领庞大的军队航行，以应对可能遇见的建文帝的武装力量。
▲郑和奉旨下西洋，重要目的之一是寻找建文帝
1
一位叛变起家的帝王，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的反攻和清算。
为此，他需要堵住天下的悠悠众口。
朱棣攻入南京后，先是按照他的谋士姚广孝的建议，召见被称为士林领袖和“天下读书种子”的建文帝主要谋士方孝孺，并要方孝孺为自己起草即位（篡位）诏书。
方孝孺被带入宫殿后，当众为建文帝痛哭失声，悲恸响彻殿宇，朱棣强忍不悦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
方孝孺直接质疑说：“成王安在？”
朱棣只得勉强回应说：“伊自焚死。”
于是方孝孺又以书生意气逼问说，“何不立成王之子？”
不耐烦的朱棣只得又说：“国赖长君。”
于是方孝孺又说：“何不立成王之弟？”
面对耿直硬扛的方孝孺，朱棣一时理屈词穷，只得亲自起身离开坐塌，向前亲自跟方孝孺说：
“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
然后，朱棣又下令强行塞给方孝孺纸笔，要他以天下士林领袖的身份，为朱棣起草即位（篡位）诏书，朱棣还特地说：
“诏天下，非先生不可。”
没想到方孝孺却刚直不屈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怒了，父亲朱元璋遗传给他的阴贼狠毒终于爆发出来，于是他威胁方孝孺说，若不听话，将诛九族。方孝孺则怒斥回应说：“便诛十族奈何！”
于是，怒不可遏的朱棣下令用刀将方孝孺割裂其口至双耳，接着又诛灭方孝孺十族亲友共873人，株连之广亘古未有。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
以方孝孺的死为开端，此后，为建文帝赴死的大臣络绎不绝。在朱棣看来，尽管建文帝在位只有四年（1398-1402年），但却如此深得人心，一干重臣甚至不惜株连十族，都甘心情愿为建文帝而死，这种精神的力量，让这位效仿父亲朱元璋、信奉以残酷暴力治天下、通过起兵叛变夺位的枭雄，内心深处极感不安。
于是，朱棣开始在南京大开杀戒。
为了剿灭建文帝的忠臣和死党，朱棣在南京先后酷杀、流放建文帝的朝臣及其亲友达数千人，其中杀吏部侍郎练子宁，虐杀弃市151人，抄家戍边数百人；杀佥都御史司中，诛杀其亲族80多人。
在虐杀忠于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铁铉时，朱棣命人将他的耳朵和鼻子割下来，放在火上烤，然后强塞到他嘴里，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铁铉至死都骂不绝口。
朱棣又杀死忠建文帝的礼部尚书陈迪，他先是将陈迪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将陈迪儿子的鼻子和舌头割下，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向凶手，怒骂不绝，最终被凌迟处死，宗族被流放者达180多人。
刑部尚书暴昭宁死不愿屈从朱棣，于是朱棣命人将他“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
明史中保留了许多朱棣下令虐杀建文帝朝臣的语录，在下令诛杀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和其家族共500多人时，朱棣说：“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
在下令诛杀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齐泰和翰林学士黄子澄时，朱棣甚至命令将两人的女眷家属全部下令轮奸，即使是仅有10岁的女孩也不放过，然后全部永世充为官妓。
在针对建文帝朝臣的残酷清算中，他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对外，他又自诩斯文地对群臣说：“不得已而用刑，权一时之宜···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剕宫并禁不用···朕···施仁政，以忠厚为治”，而实际上，杀人、割鼻子、断人手足、动辄凌迟，乃至下令轮奸忠于建文帝朝臣的女眷，都是他最喜欢干的事。
经过一番针对反抗者的残酷虐杀，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试图从身体和灵魂上都残酷凌辱反抗者的朱棣，终于和他的父亲朱元璋一起，建立起了一个诛灭人心的帝国，这种影响到后世，就是到了1644年崇祯皇帝上吊、明朝亡国时，当时北京城中，殉国者甚至还没有当初为建文帝殉难的人多。
对此，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李清在《南渡录》中写道，朱棣的所谓“靖难”叛变和后续针对朝臣正义之士的屠杀，给明朝造成的结果，就是崇祯上吊自杀后，当李自成和满人先后进入北京时，朝臣全无道义和骨气，“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2
在残酷的屠杀中，他内心偶尔，也曾掠过一丝的不安。
为此，他喜欢到佛寺，祈求佛祖的庇佑，因为行大恶者，对宗教表面的虔诚，似乎给人一种宽容的假象。
由于朱棣的父亲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因此朱棣也跟着信仰佛教，但这并不能为他带来些许的慈悲心肠，但作为帝王，他需要一种假装的伪像。有一次，朱棣到南京紫金山的灵谷寺祭拜，突然发现一只虫子爬在他的衣服上，于是朱棣先是用手将虫子拂落在地，然后又命令宦官将小虫子放到树上，还说：
“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
历经三年靖难之役，朱棣最终叛变成功、顺利夺位，为此，他对同样通过血腥政变、在玄武门之变后夺位的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敬仰，并处处以唐太宗为标榜。尽管对待政治对手残酷血腥，对反抗者随意灭族凌迟，但为了树立“仁政”，他对于死刑判决则要求“五复奏”，通过反复审查五遍，以此来为自己贴上审慎的名声。
相比于后世那些萎靡不振的明朝皇帝子孙，朱棣拥有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意志，史书记载，永乐初年，朱棣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然后“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在处理完上午的早朝后，朱棣下午还要开晚朝；外朝的事务处理完毕后，他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
由于他天生精力旺盛，加上通过政变夺位，这种得位不正、篡位者的舆论压力和自我焦虑，也在促使他以加倍的努力和付出，去为自己树立一个伟大君王的形象，这种表现，在暴力上表现为对反抗者从个人到家族、从身体到灵魂的酷杀和凌辱，从文治上则表现为自我期许，希望通过建功立业以缓解外界的质疑和舆论压力，从而通过暴力加功业的形式，在震慑朝野的同时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威，从而巩固自身的统治和威权。
▲明朝版图
为此，他命令郑和六下西洋、五次亲征蒙古、下令征讨安南（今越南）、筹划迁都北京，内中尽管原因很多，但都有着通过建立不世功业，来洗刷自己作为篡位者得位不正的名声、从而达到震慑内外的考虑。
由于朱棣作为藩王时就驻扎北平（北京），经常与元朝的残余势力北元蒙古对抗，这种在长期对战中培养起来的骁勇，也使得朱棣表现出与其他守成君主所完全不同的气象，为此，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第一次御驾北伐，亲政蒙古鞑靼部，并在斡难河畔大破第22代蒙古大汗本雅失里军，使得本雅失里仅以7骑西逃；此后从永乐十二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14-1423年）十年间，朱棣又四次御驾亲征蒙古。
另外在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又命大军南征收服安南（越南），并改安南为交趾，下辖15府36州181县，并分别设立卫所，加以控制；在命令郑和六下西洋的同时，他还在永乐四年（1406年）下令营建北京宫殿，此后他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一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落成，随后他下令正式迁都北京，从此延续奠定了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稳固地位。
通过建立系列的功业，他确信，他已经在威权上，足以泯灭当初天下人对他篡位夺权的质疑，这种通过建功立业来树立威权的套路，他已经在他的前辈，通过玄武门之变后夺位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及通过斧声烛影上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身上学到了精髓，而在身后，他的子孙则将他的庙号尊为太宗，一直到嘉靖皇帝期间，他的庙号才被改为成祖。
3
但焦虑始终困扰着他。
此前在靖难之变起兵叛乱时，朱棣曾经裹挟自己的弟弟宁王朱权共同叛变，并许诺事成后“当中分天下”，但1402年攻入南京后，朱棣很快就翻脸不认人，不仅如此，即使宁王朱权请求分封苏州和钱塘他也一概拒绝，只是改而将宁王分封在了南昌。
在以建文帝削藩的名义起兵叛变成功后，朱棣也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削藩夺权，此后，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就连跟朱棣同母的弟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裁除，从此，朱棣终于稍稍缓解了夺权后的焦虑。
为了倡导文治，他下令编辑《四书五经大全》、《孝顺事实》、《古今列女传》等书，其中《永乐大典》的编辑，更是让他的所谓武功文治达到巅峰，但不久，他又将《永乐大典》的总编撰、名臣解缙下狱拷打，使得解缙从宠臣遽然成为阶下囚，三年后，他又指使锦衣卫将解缙处死。
最是无情帝王心，在残酷的杀伐之中，他一路走向帝位，因而也倍加重视用权力巩固帝国。
建文帝在1398年朱元璋死后即位，针对朱元璋在世时设立的《大明律》过于酷罚的问题，建文帝开始放宽刑罚，但朱棣夺位后，又开始严格执行《大明律》，其刑罚之酷烈，甚至比朱元璋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元璋在晚年时，曾经对自己亲自设立的锦衣卫表达过忏悔，并下令烧毁了锦衣卫的刑具，并宣布锦衣卫不得私设诏狱，所有案件都由司法机关审查。但朱棣上位后，又恢复旧制，允许锦衣卫可以绕开司法机构私设诏狱，而且刑罚的花样持续创新；为了钳制天下，朱棣还任用宦官成立东厂，通过厂卫联合，从而开创了明代恐怖森严的特务网络。
因为只有在严刑酷罚中，作为君王，他才找到了丝丝的安全感。
▲剧照：朱棣设立东厂，开启了明朝的“厂卫联结”特务政治
但上天似乎在给予他某种警示。
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庚子日。刚刚才迁都立都三个月的北京雷雨交加，随后在闪电霹雳 中，耗时十多年才营建而成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个大殿，被闪电击中起火，最终尽化灰烬。
紫禁城动用百万民工、耗时十多年才营建而成，其中三个大殿更是耗尽心血，没想到却一朝尽化为灰。在崇尚天人感应的古人看来，这或许是对朱棣动辄滥杀无辜的警示，朱棣也内心震撼，于是他颁布《罪己诏》称：
“上天垂戒，朕甚惊惧，不遑自安。”
然而这种“不安”，或者只是持续了几天而已。由于重审此前的一起宫人诬告案，和发现宫女竟然私通宦官，朱棣在迁都北京和颁布《罪己诏》不久后，就再次大开杀戒，在皇宫中诛杀2800多人。
由于怀疑部分宫女试图谋逆，在对宫人行刑时，朱棣甚至亲临刑场，要亲眼监督如何将宫人们一一凌迟处死，对此有的宫人在临刑时当面大骂朱棣说：“你自家阳衰，所以人家才和宦官私通，这有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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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老了。
尽管雄才大略，平安南、五次亲征蒙古，但这位同样疑虑焦躁、凶狠残暴的帝王，也终于像被宫女所骂的一样，走到了身心“阳衰”的境地。
到了晚年，朱棣很喜欢吃方士进献的“灵丹仙药”，有一次朱棣人不舒服，太医诊断后说，近来皇帝你的“痰火虚逆”，估计是吃了道士的丹药所致，朱棣对此勃然大怒说：
“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就像每一位试图建立不世伟业的君王一样，他渴望战胜一切，包括战胜生命和死亡，而这，偏偏是每一位君王的阿喀琉斯之踵。
晚年身染重病后，朱棣吃了很多“仙药”，却一直没有效果，他内心或许是孤单寂寞，以致于吃饭时，也要求宫人要在一边陪伴，这在明朝是很特殊的案例。临死前几个月，已经65岁的朱棣，还要求朝鲜进献美女来“服侍”他。
他仍然爱折腾、不服输。就在第五次亲征漠北，却不见蒙古人踪影、无功而返后，回师途中，有一天，他对身边的近臣杨荣、金幼孜说：
“昨夜三更我做了个梦，有个像画中神人模样的告诉我：‘上帝好生’。难道上天有意保护他们（蒙古人）吗？”
行军途中，朱棣看到往年用兵时，死在塞外的兵士白骨累累时，不禁心生恻然，于是命人收拾路上的遗骸，并亲自写了祭文，悼念历年北伐阵亡的军士们。
就在朱棣临死前一年，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他再次御驾亲征蒙古鞑靼部，当走到宣府镇（今河北宣化）时，奉朱棣命令、秘密暗访建文帝行踪的胡濙突然在半夜到访，当时，两次外出暗访的胡濙，在外时间已达14年之久。
史书记载，当时朱棣已经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于是胡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出。”在这次谈话之后，篡位已经整整21年的朱棣，似乎是获得了有关建文帝生死去向的某种重要信息，于是，“至是疑始释”的朱棣才下令胡濙停止暗访，此后也是在这一年，当第六次下西洋的郑和回国后，此后一直到死，朱棣都没有下令郑和再次下西洋。
对于朱棣来说，胡濙带来的某种信息，极大缓解了困扰他心中多年的焦虑症，那就是建文帝或者已死，或者已经出家、完全放弃抵抗、遁身世外了。
他最重要的心事悄然落地，他的生命也即将接近尾声。
于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他再次踏上了北伐蒙古的征途，当年七月庚寅日，没有捕捉到蒙古人的明军无功而返，当大军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海拉尔）时，不可一世、戎马倥偬的永乐大帝朱棣终于在杀伐屠戮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朱棣去世后，随行的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密商，用军中的锡器熔铸成一具棺椁装殓朱棣，然后杀掉锡匠，对外则让人照常上膳，营造出朱棣仍然在世的假象，并派人密报太子朱高炽，随后，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而朱棣则下葬北京天寿山长陵。
▲朱棣画像
朱棣死后，依照他生前的遗愿，30多位宫人被要求殉葬，他最宠爱的爱妃韩氏在被迫上吊自尽前，一直呼喊着自己的乳母说：“娘，我去了！娘，我去了！”话还没说完，宦官们便将她脚下的小木凳给撤掉了，留下韩氏在绳索上挣扎了小一会，最后才气绝身亡。
而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得知的那个“强大昌盛”的永乐朝，实际上在朱棣驾崩时，整个大明国已经“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盐贼横生”，由于连年用兵、六下西洋，大明朝国库实际上早已虚空，其中朱棣在位时，全国更出现了多达40起“民乱”和“强贼”。
到了朱棣统治晚期的永乐末年，大明国内甚至连向来号称富庶的苏州、常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出现了成批的“强盗”和“流民”，如果不是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和孙子朱瞻基恢复治理、力挽狂澜，或许，朱棣也是一个亡国的隋炀帝。
在建功立业与焦虑狂躁之间，在圣君与暴君之间，他时而A面时而B面，历史不断反复，他有幸成为了创业者，而不是毁灭者。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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