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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校招进入了一家国有加工制造厂。这家公司隶属于某央企集团，每年的净利润在1.5亿左右，在业内的名声是响当当的。所以，就算招聘条件再严苛，每年还是有很多名校应届毕业生削尖了脑袋想往里进。
正式入职前，我在单位组织的集体军训里认识了大学校友李林和张超。因为专业不同，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抱着将来互相照应的心态，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
按正常情况，军训结束后，单位会按专业把我们分到各个分厂去。结果，我和李林是正常分配，去分厂搞技术，此后经常加班连点，赶上“大干”，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可张超却意外被分到某分厂的经营科，与一线生产任务不沾边。
“经营科”听名字感觉像是负责全盘运营，但分厂没有什么独立运营的权力和实力，所以这个科室的大部分工作是听从安排，上传下达，负责考勤、培训、党务、保密、安全等琐事。
相比我们，张超的工作十分清闲，他的同事有的上班划水，有的搞着或大或小的副业，还有人是特意调进来的，不求晋升、不求绩效，只图旱涝保收的五险一金。
转眼到了2016年年底，好不容易完成了生产的任务，我们仨才有时间在一家火锅店聚聚。几杯啤酒下肚，还没等我和李林吐苦水，张超就开始表达对我们工作的羡慕。
直脾气的李林一下被惹急了：“你小子天天到点上下班，跟我俩成天到晚地加班挣一样的钱，羡慕个球呀？我要是能找到人，肯定也调过去猫着，多稳当。”
张超涨红了脸，把酒杯磕到桌子上，说：“我那活儿傻子都能干，哪像你们搞技术的，熬几年有的是出路。”
之后，他就一股脑地讲起了自己这大半年的烦恼。
张超大学毕业时，既没打算留在压力大的一线城市，也不想回老家。
他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安稳了一辈子，只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赶紧回家乡找份体面的工作，然后抓紧时间结婚生子。可张超不愿意，他将自己和父母的希望折中，找了这家邻省的国企。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进入国企是成功的第一步。国企挣得虽少，压力也小，不用时刻担心被私企老板压榨、抛弃。
到了单位他才发现，整个企业园区占地面积达8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的天通苑大小，里里外外有1万多名员工。虽然地处城郊，但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园区内的环境也不错，每个分厂门口都修了小型的健身广场，厂房附近的空地都铺了草、种了树，甚至在大领导聚集的行政大楼附近还修了一个假山坡，造了小喷泉。
作为“外来户”，张超自己清楚，除了校友、老乡这种关系，他在单位没有其他靠谱的人脉了。所以，园区行政大楼里的机关部门自己肯定去不成，就算去了，如果升不上去，也得在基层待一辈子。
张超所在的分厂，厂房有三层：一楼是大车间，工人们在这里操作机床加工零件；二楼是技术科、资料室、经营科这些办公室；三楼是厂领导们的办公室。一层一层，泾渭分明。
张超想做技术，毕竟在生产厂里，凭技术吃饭也能吆五喝六的，还不用厚着脸皮讨好领导、看人眼色过日子，快活得像大爷。所以，他给自己定下目标——这辈子，得混个“专家”当当。
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张超没被分到专业对口的技术科，而是被借调到当时正缺人干活的经营科，工作内容是负责签订劳工合同、整理档案这些杂七杂八的事。
领导给张超配了个“师父”，姓王，是北方人，50多岁，头发花白，挺着一个将军肚，为人热情又豪爽。熟悉之后，张超了解到，王师傅早年从技校毕业，年轻时凭着勤奋苦干、能力突出，当上了车间主任。但随着后来工艺技术、生产设备不断更新，大学生纷纷涌入，他没跟上什么大人物的“顺风车”，就被撸了下来。
自从远离一线，挂了个 “专家”的名头，王师傅的工作劲头就比以前差了许多。加上经常因工作跟比自己小一轮多的新科长闹矛盾，他一气之下，宁肯放弃“专家”的名头、下调待遇，也要调走。
他前后找厂长闹了几次，才被安排到经营科来“养老”。在这里工作，王师傅如鱼得水。他在厂子里积攒了几十年的人脉，再难办的活儿到了他这里，都能靠人情处理，至少场面上可以说得过去。比起其他混日子的同事，王师傅倒是强得多。渐渐地，他又被领导看重，虽然没有提拔，但至少在待遇上是有保证的。
领导给张超安排了这样一位师父，也算是一种看重。张超却没有信心，毕竟专业不对口，怕出纰漏。
王师傅很实在，一天趁着午休没人，便跟张超交了些实底，说单位规章制度多，模板也多，即使不是专业人士，也能照猫画虎地干；科室里的人学历大多不高，除了年纪较大因历史原因留下的，其余大多数是靠背景进来的，“没有技术能力又不想去楼下吃苦，关系又没硬到可以去机关大楼，也就留在这混日子了”。
那天谈话末了，王师傅又可惜张超的学历，“在这算是埋没人才了”。张超笑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2
师父所言不虚，张超办起业务很快轻车熟路，还因为学历高、文采好，被主管领导魏科长格外关照，说要重点培养，做个储备干部。按说，这是矬子里面拔大个，升职加薪指日可待，不成想，乐呵没两天，张超就摊上了一个大麻烦。
一天，分厂各级领导去园区内的行政大楼参加管理学培训，经营科只留下张超独自填表、整理文件。一个40多岁的大姐突然敲开办公室的门，笑呵呵地向张超打听领导们的去向。
那个大姐高高瘦瘦的，脸有点黑，身穿工厂统一的蓝色工作服，盘起的头发都塞到了安全帽里。张超以为她是一楼的工人上来办业务，于是随口告诉她，领导都去行政楼开会了，晚点再上来。
谁知大姐没搭茬，也不走，直接挪了把椅子坐在张超旁边跟他瞎聊，一会儿打听厂里的新政策，一会儿问人事上的变动，甚至还打听起张超的学历背景和个人问题。
张超的性格有些腼腆，想着都是同厂的同事，不好直接撵人，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他多番暗示，可这个大姐就是不识趣。这时，魏科长来了电话，让张超将一些文件送到行政大楼去。他正准备脱身，没想到大姐也跟着起身，说自己正好要去行政大楼办事，“一起走吧”。
张超愣了一下——行政大楼里的领导级别可比分厂领导都要高，她这是要办什么大事？但因为面皮薄，没深想，也就没有拒绝。
快到行政大楼时，一路都没见帮忙的大姐，突然从张超手里抽出一半文件抱在自己怀里，随后又从张超的左边走到右侧。张超心里纳闷，没想到刚过了门口的保安岗，大姐就一股脑地将东西还回来，一声不吭地跟张超分道扬镳了。
张超合计不明白，就去送文件了，等准备回分厂的时候，行政大楼里突然爆出了撕扯、叫骂声。从高处远远地望下去，一楼大厅中央围了不少人，好像是一个女精神病人当众脱了裤子。还没等张超看清，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就气急败坏地指挥保安找东西挡住这女人，还吼叫着让围观的人回办公室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张超也不敢再看热闹，绕过他们直接回去了。
第二天一上班，魏科长就把张超叫去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张超进门便看到几个领导，正一脸严肃地围着电脑看。
魏科长问张超：“你认不认识刘春华？”
张超否认，可魏科长把电脑屏幕一转，正是他和那个大姐一同进入行政大楼的监控画面。魏科长说，“这个女人就是刘春华”，要张超给个合理的解释。
张超无奈，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得知他并非拿人好处替人办事，分厂党委书记明显松了口气：“陈部长，您看这就一新来的小孩，谁也不认识，肯定不是故意的，也就是被刘春华赖上的。”
一旁的大领导仍压不住火：“我管他赖不赖的！你们厂的人搞出来的事，你们不解决谁解决？”
气氛紧张起来，魏科长赶紧给张超使了个眼色，他立马识趣地从办公室退了出去。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魏科长又把王师傅也叫了过去。
王师傅回来的时候，脸色铁青，一进屋就骂骂咧咧的，屋里人好奇地问怎么了，他愤愤地说：“还能怎么了？不就是那个刘春华又跑大楼闹事，让我去联络！万一她又犯浑，又脱又闹的，她不要脸我还要呢！小张，都你惹的事，换个衣服跟我一起去！”
张超麻溜地收拾桌子，换下厂服，跟着师父出了厂门。路上，王师傅跟张超通气，说带他出来，主要是为了“互相做个见证”，防止“被讹上”，还让他一会儿少说话，看自己的眼色行事。
3
左拐右拐，他们来到园区外的一家韩式烤肉店。一进门，张超就看到刘春华正在靠窗户的餐桌旁发呆。
刘春华脱下了厂服，穿了件带紫色碎花的高领毛衣，旁边椅子上还挂着件红格子的呢大衣。她普普通通的，和那些逛菜市场的大妈无异，旁人完全想象不出这个女人刚搅起了一片风雨。
师徒俩一落座，王师傅便凭借着以前的交情跟刘春华拉起了家常。气氛很融洽，刘春华甚至还为自己不小心牵连到王师傅的徒弟向他道歉。
可当王师傅问起行政大楼里发生的事，气氛一下就冷了，刘春华插着胳膊抱怨道：“上次去，我本来也没想闹，就想找个大领导谈谈我儿子工作的事。结果还没说几句，大楼里那些狗就开始跟我打官腔，还叫保安来跟我拉拉扯扯的。要不是有人拦着，看我不吐他一脸！”
王师傅没搭茬，招手让服务员倒茶水，又询问起刘春华孩子的情况。刘春华缓了缓脸色，转而抱怨儿子不争气、不爱学习，“没像他爸一样考上大学”，技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直闲在家里。
不知刘春华从哪儿听说有人借由子把自己的外甥女办进了单位，她动了心，想把儿子也弄进来。王师傅说，那是传言，现在国企招工不再允许员工子女接班，都是公开招聘，最后的招工结果也要报往集团审批，“你儿子条件不符合，肯定招不进来”。
听到这话，刘春华眼圈一红，眼泪当即就掉下来了。她开始哭诉老公因公殉职后，剩下卧床多年的婆婆要她伺候，孩子不听话，也要她照顾。“这老伴走得早，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支撑一大家子，这单位要是不管了，我也活不下去……”
饭店里的其他客人听见哭声，纷纷把目光投过来，张超手忙脚乱地递纸巾。王师傅只愣了一下，随即镇定下来。他赌咒发誓，说回去就向上级反应情况，只要刘春华宽心等几天，肯定会有结果。
听了这话，刘春华立即停止哭泣，直言就相信王师傅这一次。要是结果不满意，她还会继续“向上找（领导）”的。
后来，王师傅告诉张超，他俩都不过是“传声筒”，起到维持体面、短期安抚、方便下次谈判的作用罢了。刘春华大概也清楚，所以才没跟他俩过多纠缠。
双方商量得差不多，见面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刘春华婉拒了王师傅留她一起吃饭的邀请，离开前，她变戏法似的从地上拎起一个袋子，里面的打包盒已经装好了菜——当然，菜钱记在王师傅的账上。
送走刘春华，王师傅明显松快不少，招呼服务员点菜上酒。他清楚此事难办，领导不会深究细节，就打算饭后直接回家休息，明天再汇报情况，于是要求张超统一口径：“就说一直被刘春华缠住脱不开身。”
几杯酒喝下去，王师傅的脸色好多了，张超忙询问刘春华的情况。王师傅斜了他一眼，直言他倒霉，“摊上刘春华这么个智勇双全的主儿”。
王师傅说，刘春华和她丈夫老杨都是厂里的技术员，自己以前还跟老杨共事过，周末常常一起出去钓鱼，颇有些交情。
15年前，老杨被派到南方某合作公司驻厂1年，也许是不适应气候，一到那边就头疼脑热。因为总是身体不舒服，没到半年，他就请假回来了，可去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单位领导认为，老杨这是找借口不想出差，赶上当时任务急，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就又把老杨派了过去。不成想，第二次过去南方没过多久，人突然就没了。
当年尸检也没查出死亡原因，刘春华却一口咬定丈夫是因为出差过于劳累才去世的，是工伤。她狮子大开口，索要巨额赔偿，可单位只肯按规章制度走，最多额外给点“人道抚恤金”。一来二去没谈妥，刘春华的“上访之路”开始了。除了找单位各级领导的麻烦，她还去政府闹，以至于后来成为重点防控对象。
有段时间，刘春华好像放弃了，不哭不闹，单位逐渐放松了警惕。谁知，刘春华竟瞒着所有人偷偷跑到北京，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门路得知了集团董事长的行程。她埋伏在董事长上班的必经之路上，看准了车牌，直接扑到车前大喊冤枉。幸亏当时车速不快，司机及时刹车，才没有惹出祸端。董事长吓了一大跳，又担心事情声张出去会产生恶劣影响，他没有找警察，只好下车亲自安抚，好说歹说才把人给劝住。
没多久，董事长秘书的一个问责电话就把我们单位的几个领导吓坏了，他们紧急商讨，立即派人去北京把刘春华“请”了回来，又决定“割地赔款”——除了法律规定的抚恤金，单位再多给刘春华50万元的“人道补助”，之后，按月给他们家发一笔不菲的生活费，逢年过节或者重大会议召开前夕，还会派专人上门送米面粮油，安抚情绪。
这样一来，拿到实惠的刘春华不再闹腾了，领导们的乌纱帽也保住了，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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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事情原委，张超发出惊叹，王师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说：“刘春华的事好解决，也不好解决。”
在王师傅看来，之前“割地赔款”是上级指示，特事特办。钱虽是公家出的，但集体决策不存在贪污腐败、私相授受的问题，又确实解决了基层矛盾，谁来审查也挑不出错误。
可现在的这出闹剧，却没什么正当由头——如果单位领导轻易答应刘春华让儿子进厂的要求，就会搞得其他上访户争相模仿。更何况，这事解不解决，都不算领导的工作业绩，他们左右不过互相推诿，外加个“拖”字诀。领导们都准备好了，已经安排保安严管门禁，不放任何上访户进厂区，就算刘春华混进来，也无人搭理，等把她的锐气磨没了，也许事情就能不了了之。哪怕最后还是压不住，也可以顺坡下驴，彼此各退一步——如果能将这些烂事拖到下届领导手里，那就更好了。
虽然师父这么说，张超还是担心自己之后会被处罚。王师傅觉得处罚是没影儿的事——跟科里的其他人不一样，张超年轻学历高、办事认真、勤快又听话，科里正缺人干活，要是因为这种破事把他给逼辞职了，或者弄得自暴自弃像个滚刀肉一样赖着不干活，得不偿失——毕竟，这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那天魏科长疾言厉色，也不过是做样子给领导看看。或许，领导们之后都不会再提了。
听了师父的分析，张超豁然开朗，频频点头，王师傅笑他小孩子见识少。他说起早年赶上重大活动时，经营科有一个算一个，都要去本厂上访户家门口轮流站岗放哨，去火车站堵截。毕竟，一个大型国企需要时刻注意社会影响。
自从来到经营科，王师傅接触过不少上访户，或见过或听过许多人的故事。
90年左右，楼下有个车床女工的丈夫出轨了，回家闹离婚，女工被人指指点点，精神受了刺激。一开始，她只是在角落里嘀嘀咕咕的，后来就疯疯癫癫的要找领导“伸冤”——在那个年代，国企包办员工的一切，领导就像大家长。
闹久了，领导也不堪其扰，只能派人把这位女工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医治。直到后来时代变了，企业强制送医的权力被收回，女工才被儿子接回来。
因为断了药，每年天一转冷，女工就会犯病，她常趁人不注意从家里溜出来，在厂门口又跳又唱，还是要找当年的领导“伸冤”。
法制还不太健全的时候，上访的缘由千奇百怪，大多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一些精明的访户摸准了单位的底线，尽力扩大影响，比如：拉横幅喊话，但绝不打砸抢；最多折腾自己，但很少闹出人命；互相传递消息，对哪里开大会、巡视组什么时候来等消息门儿清。
折腾久了，领导们发现给点东西或钱，上访户们基本就能消停，故而没人再愿意主动接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多是互相推诿，选择花钱了事。不过，偶尔也能碰到较真、实干的领导，真正地解决了人心中的问题。
曾经有个老头，天天吵着闹着要求公司给他恢复身份、补偿待遇。他曾是某分厂管生产的“二把手”，奋斗一辈子，却和工人拿一样的退休金。
当年负责接待这个老头的主任姓刘，他很耐心，真跑到单位的档案室里调出老头的档案。细细查看后，发现这个“二把手”当年是因为“作风问题”被拿下的：在一次午休时，“二把手”和几个同事踢毽子，他嘴贱，当众调侃了一个已婚女职工的胸部。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个玩笑话被有心人传了出去，结果女职工的丈夫气不过，直接向公司检举了。恰好赶上严打，“二把手”差点被定义为“耍流氓”，最后还是家人四处求情才把事情压下来。即便没进局子，他也被单位严肃处理，撸掉一身官职不说，这个污点还被永远地记录在档案里。
刘主任将老头找来，承诺可以帮他解决身份问题，不过为了“消访”，他提出要请老头的老伴、儿女孙子一起过来做个见证，把当年的事情一点点理清楚，再重新记在档案上。
老头一听，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算了——他怕事情传开，自己落个“为老不尊”的名声，于是悻悻地回了家，此后再也不闹了。
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高龄老人，是他的家人来闹。他们声称老人在建国前参过军、打过仗，建国后入厂工作，按照国家政策，他应该享受离休待遇，得到特殊优待。
这个刘主任依然没有花钱了事，他四处托人调查档案，后来终于查清这个老人确实在建国前参过军，不过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他当小兵没多久，所在部队就被打败遣散，建国后他成为工人，还幸运地躲过了特殊时期的麻烦。
不知老人是否把这段往事跟儿女讲明，这家人看到了记录，才终于消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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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一直静静地听师父讲这些往事，他想起刘春华这次上访的缘由，是因为有坊间传闻说有人借由子把自家亲戚弄进了国企。
王师傅说，这事完全是捕风捉影，这个“亲戚”就在他们厂，名叫张丽丽。这个女人个头很矮，稍微有点残疾，是单位为“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招聘进来的。因为只有高中文凭，张丽丽入职后就被安排在资料室，负责分装文件。
年初，张丽丽站在椅子上翻找资料，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从她身后经过，不知怎的，张丽丽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之后躺在地上就起不来了，也不肯让人拉一把。领导闻讯赶来，张丽丽便开始控诉资料室椅子不稳，又说大学生走路太快带风，“把我从椅子上刮下来，现在动不了了”。
没办法，领导只好找来厂里的面包车，派几个人抬她去市里最好的医院检查。那个大学生更倒霉，跟着去排队缴费不说，之后送水、送饭加陪护，比伺候自己亲妈还上心。
结果，折腾了将近一周，还是虚惊一场。医院对张丽丽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也只是查出高血压、高血脂这类老毛病，最严重的外伤，不过是脚踝有些小挫伤。
没想到，张丽丽不死心，坚决要求按工伤处理，要住院休养，还要单位派人全程看护并报销医药费——当然，领导们理都没理。处理这种问题，领导们已经有经验了，手握三甲医院的检查证明，张丽丽上哪告状都讲不出理，只要没人搭茬，她能闹给谁看？更何况张丽丽本来就不爱干活，闹大了，单位也可以按照旷工开除她。
张丽丽很精明，只想稍微闹一闹，拿点好处就收。眼瞧着拿不到，就索性在家里歇着，等歇够了再去上班。所以从年初起，公司也一直没有催她上班，但工资还是照发。
这事传着传着就传变了味，上访户们纷纷眼红张丽丽的待遇。
在火锅店听张超讲这些事，我和李林都听得一愣一愣的，连连追问：“那最后刘春华的事是怎么解决的？”
张超点了根烟，讽刺地说：“还能怎么解决？放宽条件（把她儿子）招进来呗！又不是没给领导家孩子开过绿灯。”他说刘春华的儿子搞不了技术，又不想在楼下当工人吃苦，最后肯定会到经营科来打杂，“等这小子来了，人手够了，我也申请调回去，学点东西——那地方不是跟领导沾亲带故的，就是这么进来的，一点盼头都没有”。
张超又说起之前认识一个涂装厂的哥们，人大毕业的，学的人力资源，当人事干事绝对绰绰有余。可是他在科室干了四五年，啥也没评上，有次喝多了就劝张超趁年轻去搞技术，“再这么混下去，早晚待废了”。
说到这里，张超抖了抖烟灰，神秘兮兮地示意我和李林凑近，问道：“你们知道涂装厂那个事吧？”
我们当然知道——不久前，警车和救护车出现在园区里，据说是涂装厂的一位技术员趁午休时找了个没人的办公室上吊了，尸体是保洁发现的。
出事前的一个月，我曾和这个技术员有过业务来往，那时我就感觉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对劲，说话一惊一乍的。李林听说，这位技术员好像得了不治之症，上午出的体检报告，中午就自杀了，“听你这么一说，那这人是看没指望了，临走帮家里弄笔钱吧。厂里这下得出不少血吧？”
张超说：“出什么？那家人老实得很，没啥主见，来了俩人跟警察一起把人接回去了，没吵没闹的，全按公司流程走的。主要都是保险赔的，没几个钱。倒是那个保洁闹一闹，给了笔赔偿。那人真是可惜了。”
借着酒劲，我在想，张超“可惜”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人没了，也许是别的。
张超说，涂装厂做人事干事那哥们儿处理完这件事，好像突然想通了什么，很快向领导提出了辞职申请。他准备去珠海投奔学长，入职创业公司，据说他辞职的时候，领导许诺半年后给他提干，“早干嘛去了？”
半年后，张超拒绝了魏科长的百般挽留，也向厂领导提出了调职申请。他离开经营科，回到技术科，开启了生产一线的加班生活。也许，他以后真的能回到之前规划好的轨道上去。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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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有一天，我和她走在街头，她突然对我说：“考上编制与能够养一只猫，现在仿佛成了我的执念，得不到，也放不下，总觉得是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心里沉甸甸的。”
这只猫叫豆豆。2018年初冬，女儿带它来到我们家。彼时它才3个月大，活泼好动，天真顽劣。
10天后，豆豆被一位爱猫的女生接走收养。2021年2月21号，那个女孩因为个人原因，不能继续收养它，女儿又将它领了回来。此时，豆豆已是生育过两胎的猫妈妈，仿佛历经沧桑，波澜不惊。
猫生，亦是人生。与豆豆的久别重逢，亦是我们家夫妻、父母儿女之间，一个情感交融的过程。
我们家住在武汉市的远城区。4年前，女儿从一所二类师范大学毕业，在市中心一所公立小学里做合同制老师。那时，我们对她的期待就是考入体制内，能够有一份体面并且安稳的工作。女儿也听话，一边工作，一边努力考编，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和学习，当时她还在学校附近租房住，每个周末才回趟家。
2018年初冬，天气微寒。一个周四，女儿突然联系我，说同事家的母猫生了六七只小猫，因为家里地方小，送了几只出去，还剩了一只见人就躲的小猫。兴许是缘分使然，女儿去同事家时，这只小猫虽也低头不理，却并不躲她。于是女儿决定收养它，带回宿舍已经两天了。
听她说了一通，我就基本明白了，我猜她想着周五要回家，担心猫咪两天没人管，在向我求援。我说：“你知道你爸爸不喜欢养猫，你每个周又必须回家两天，目前不具备收养的条件啊。”
女儿小时就喜欢小猫小狗，我以为只是小孩子的天性罢了，没想到已经过了两个本命年，她仍然未忘初心。而先生一直不喜欢宠物，我曾以为是年轻气傲，看万物皆轻，谁知过了天命之年却成了老顽固，爱憎分明更甚。我本人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说不喜欢，我也就不喜欢。因此，听话的女儿小时候从来没有提出过养小猫小狗，这次想养一只猫咪，也是机缘巧合吧。
“我知道爸爸不喜欢。那我就找个好人家把它送走，可是这两天怎么办？”女儿声音低了下来。她从小特别温顺，对于父亲，她一向都是言听计从，再加上考编不顺，没有达到父亲的要求，遇事意见不合时，也不敢多违拗。
因为考编，女儿压力很大，平时总是郁郁寡欢，很是焦虑。我已经很少能感受到她的好心情，此时听到女儿说起猫咪时的温柔语气，我不忍心全然拒绝她：“这两天那就先带回家吧，不然它独自待在房间里怎么办呢，它还这么小。”
我也仗着先生对我的宠溺，认为不过是一只猫的事，没必要跟他多说什么。一句轻描淡写的“白眼狼说这个星期要带只猫咪回来，同事送的，先放在家里待几天，找到一个好人家就送出去”，算是交代了。“白眼狼”是先生对女儿的称呼，因为眼看她一天天长大，未来还要嫁人，所以就抢先把“白眼狼”这个罪名加在她头上，来减轻他对于那一天终将会到来的恐惧。
次日黄昏，我和先生散步回家。女儿已经下班到家了，见我俩回家，她怯生生地说，猫咪已经安置在二楼的小阳台上。先生未置可否的态度，让我和女儿欢喜不已。我也走上楼，第一次见到女儿口中的小猫豆豆。我隔着纱窗看它，它瞪着一双像黑宝石一样的眼睛，天真地瞅着我，一声不吭。
晚上，儿子也回来了，对豆豆一见如故，根本不存在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儿子与比他只早两分钟出生的姐姐一样，都喜欢小猫小狗，从小没闹着养，也是跟姐姐一样，不敢多违拗父亲。
“这猫咪可真是超级无敌太可爱。”儿子惊叹道，甚至兴奋地问我，“它就这样待在我们家了吗？”
第二天早上，待先生出门了，女儿对我说：“是不是应该把猫咪换个地方？早上老爸洗脸的时候，猫咪趴在纱窗上看，老爸凶凶地说：‘你看什么看，再看我就把你送走！’”
我说：“那就放在三楼阳台上吧，三楼你老爸去得少，自然就见得少，也说得少了。”女儿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把豆豆带到了三楼。
这时我才正眼好好地看了看豆豆。我不懂如何欣赏一只猫咪，只是惊讶于它的干净与温顺。除了腹部和颈部那一圈毛色是雪白雪白的，它全身是稠稠的豆奶色。女儿已经为它置办了全套的生活必须品，加上打疫苗、驱虫、洗澡，花费了大几百块钱。
女儿笑着说：“怎么样，妈咪，这猫咪漂亮吧？它是美国蓝猫和暹罗猫的孩子，很名贵的品种哦。”她已经很久没有叫我“妈咪”了，是长大了不好意思，还是内心疏远的缘故？再次听到这声称呼，我心里也融化了，笑着点点头。
女儿难得欢快，替豆豆给我保证：“那就要麻烦你几天了，其实也不麻烦，只要吃饱了，只要猫砂里面是干净的，它就不会乱叫、乱动的。”
女儿每个周日下午去学校，上班之余跑步减肥、看书学习。考编已经成为她这一两年生活的重中之重，也让她成为先生眼中必须高度自律的对象，似乎除了工作和考编，她的生活中就不应该有什么别的乐趣。而她自己心里当时也这样认为，所以也给我说，她确实在积极寻找领养豆豆的家庭。
周一早上，女儿离家，我开始做铲屎官了。豆豆被安置在三楼的阳台上，阳台与房间之间的门一直是关着——怕它在家里到处乱跑，引得先生不高兴。我一开门进去，豆豆就过来缠绕在脚边，让人迈不开脚步。当我蹲下来轻轻抚摸它，它像一个乖顺的孩子，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任凭爱抚。我离开时，它跟了一脚又一脚，好像是说“再陪我一下下吧”。
天气晴朗时，我喜欢看着豆豆在阳光下踱步和睡懒觉，然后用一种天真的眼神看着我。有一天我对它说：“我们来拍个照给姐姐看看。”我举着手机，它朝我看了又看，怔了又怔，这正是拍照的好姿势。我又跟它说：“我们再拍个视频给姐姐看看好不好。”它好像听懂了，一下子就蹿到小凳子上，两只前爪先是优雅地并在一起蹲着，然后抬起一只爪子舔一舔又抹抹脸，左一下，右一下，再翘起尾巴舔舔，又放下尾巴甩甩，最后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好像是问：“这样可以了吧？”简直是萌得不得了。
那段时间，家里生意上遭遇接二连三的不顺利，我和先生心情坏到极点。豆豆这天真浪漫的举动，瞬间融化了我胸中的块垒。于是，我很快就爱上了它。
有一次，我离开时故意没有关上阳台门，豆豆调皮地跑进房间，再蹿到二楼，像小主人一样在每个房间的各个角落巡视着，姿态安详，落落大方。它以为这就是它的家了。那时先生正坐在一楼看电视，于是我制止了它准备下到一楼的举动，把它抱回了三楼阳台。
等我下到一楼，先生冷冷地问：“不是说要带走了吗，怎么又上三楼了。”
我打着马虎眼：“是要送走的，这不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家，找到了就送出去。”说这话的时候，我心想是否时间久了，先生也会像以往一样迁就我，自然就接受了。
聪明的豆豆，从此再也不会跟着我走出阳台的门，哪怕它已经感觉到，铺着木地板的房间与铺着磁砖的阳台，在这渐冷的初冬，踏上去的感觉是多么不一样。它仿佛知道它的处境，它要尽量保持乖巧温顺，或许才能留在这个家。
儿子工作早出晚归，偶尔有空也会上楼逗一下豆豆。聪明的豆豆在他面前倒是极尽活泼调皮的本色，每一次都把他的拖鞋扒得“叭叭叭”作响，好像非要闹出一点动静出来才高兴。
又一个周五。回家的女儿像披了一身明媚的月光，没再抱怨周五下午的地铁多么拥挤不堪，径直上楼陪豆豆。完了，她下楼跟我说，这周已经联系了好几个可供选择的收养豆豆的人，其中一个是40岁的单身女人，因为寂寞需要一只猫咪作伴；一个是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生，家里有一只土猫，公的，想找一只“童养媳”，然后生猫崽卖出去赚钱。
我说这两个都不行，特别是第二个，把豆豆当生育工具了？再说，一只土猫怎么配得上豆豆，就像是让我大学毕业的女儿去嫁给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那是肯定不行的。
我说：“不急，慢慢找，这个星期就不带走了，下次回来再说。”
女儿满脸为难，她也知晓家里最近的气氛，怕父亲不喜欢。
“怕什么，又不碍他什么事。”我知道，豆豆这时已经钻到我心里了。
星期天，女儿吃完午饭，把豆豆带到宠物店去洗了澡、驱了虫，还带回一包体内驱虫药，嘱咐我晚上布食的时候拌进去，然后才匆匆出门坐车回了学校。
这时先生在客厅看电视，看他因为生意愁容满面的样子，我邀请他跟我一起出门走走，他欣欣然答应了。可当我挽着他的手正准备出门时，一个久未见面的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坐坐，先生一听说我会半路上与他分手赴约，立马将换下的拖鞋又穿上去了，沉下脸回到客厅，说什么也不愿出去了。
我想现在他不至于因为这一点小事生气吧？于是就独自出了小区。但我心里不安，又站定打电话给他：“离朋友说的时间还早，我们可以一起走比较长的一段路，我现在在小区门口等你。”先生回绝了。后来想起来，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到了三楼，正在想怎么把豆豆关进猫篮里带出去扔掉。
晚上9点我回到家里，先生不在家。半个小时后，他回来了，告诉我他已经把猫送到一个地方去了。
他冷冷地说：“我没有伤害它，是一个宠物救助站，一个月给别人几十块钱寄养着。”
那一晚吵得天翻地覆。他像在公司开会一样，历数了他要丢掉猫咪的理由：“……一是她现在没有考上编制，有什么资格养猫？简直是玩物丧志！二是我早就说了这个家里不准养小猫小狗，为什么你们不听？三是这猫在家里一待就是好几天，我没有同意，你们凭什么留下它……”
看来他并不是不待见猫咪，而是对我们有意见，极力要维护他的父道与夫道的尊严。我无言以对，也觉得莫名其妙，这都是些什么理由？我不愿多理论，一心只想要他告诉我到底把豆豆送哪儿去了。我一句接一句地逼问，他一次比一次暴怒：“如果你再把它找回家里来，我就从这个家出去！”
那一晚，我的心一直被揪着，一阵一阵地痛，好像要喘不过气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宠物救助站是什么样子，只能理解为是收容流浪猫狗的地方。失去与担忧，折磨得我一夜未眠，手足无措。
第二天，我跟一位我很尊重的作家老师说了这件事。这位老师养着好几只猫咪，她与她先生因猫结缘，管他叫做“猫君”，还出了好几本写猫的书。从前我总是不明白，她为什么爱猫，当我爱上豆豆的那一刻，我理解了她。当我为豆豆的处境担忧的这一刻，我更加理解了她：那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怜悯，在这怜悯中，世间的一切烦恼都会风轻云淡，留在人心中的只有温柔的爱。
从来不立刻回微信的老师，这次秒回语音：“那些宠物救助站很恐怖的，会给猫狗们安乐死，要不，你还是把它送到我这里来吧。”
我用几乎是乞求的口气对先生说：“你到底把它丢在哪里了，你带我去，我也不把它带回家，我会自己想办法。”
先生想了想，答应带我去。突然之间，我觉得他是那么陌生。
这个宠物救助站的名字叫“宠爱有家”，离我家不过几分钟的车程，大概五六十平米的地方，挤着一个又一个的铁笼子，里面关着的全是猫狗。其中有一个体型很大的狗见了生人，一个劲地狂吠，别的狗也跟着叫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在里面，说他就是老板。我问昨天傍晚是不是有人送来一只小猫，老板说：“是有人送过来一只，当时我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没有看到送猫的人。只看到猫，一只非常漂亮的品种猫。”
这时先生停好车也进来了，对老板说：“是我送过来的，等了你半天，实在等不及，放在这里就走了，是我丫头带回家的，我不愿意放在家里，就送到你这里来了。”
我说我现在要把它带回去。老板把我领到一只狗笼面前，把狗笼上面的一只猫篮指给我：“我今天早上还给它喂了食的。”只见豆豆在它的猫篮里蜷成一团，那只脏兮兮的、大大的盛猫粮的盆子，真是委屈了它。
先生准备掏钱包付账，我冷冷地拒绝了他：“不用你破费了。”
本来我是想提着豆豆走路离开，不要坐他的豪车，但是先生殷勤地打开了车的后备箱，眼巴巴地等我们上车，我也不忍心再拒绝他。
我带豆豆去的地方是摩尔城大楼的空中花园。这天天气好，正午的阳光暖洋洋的。女儿说过猫咪最喜欢晒太阳，我要让受了委屈的豆豆享受自由的阳光。空中花园有树有花，还有一大片空地。
然而，当我打开猫篮门，叫了豆豆好半天，它才探头探脑地走出来。它不再像在家里那样缠在我脚边，而是冷静地在空地上踱来踱去，目中无人。对于我愧疚的抚摸，它不再发出开心的“咕噜咕噜”声，而是极力躲避，仿佛昨夜的从前，已经是它的前尘往事了。我无法想象被狗吠惊吓了一夜的它，内心经历了怎样被抛弃的痛苦。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哽咽着给养猫的老师发了微信。老师让我说服先生留下它，说猫是多么好的一种动物，会给我们家带来好运的。还有一位曾经挽救过我儿子生命的医生，他也养了两只猫，我问他怎么办，他说如果他还在武汉的话，他会直接开车过来把豆豆接到他家里，那就没问题了。是的，就像当年他刚刚从千里之外的广州调到武汉，就遇到了为了给儿子救命而走投无路的我们。
我还问了一位养狗的文友：“抗拒小猫小狗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没有爱心的人。”她转而又说，“这段时间你们生意上是不是有不顺利的事情？一定是你先生最近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的状态，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她一向自诩是心理学专家，特别是对男人的心理颇有研究。
我想她应该说得对。那时一位在公司工作了多年的管理层员工因为工资调整达不到要求，一赌气提出了辞职，引起了其他几位老员工心态的波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先生原本就不喜欢猫，这时内心焦躁的他，一点动静更让他烦乱。而如若岁月静好，他平静的心会包容这一切吧？所以，朋友们都让我劝劝先生：“也许他会爱屋及乌留下它。”
我还是冷静了一下，不愿意再去求先生，在这种情形下，求他也就是为难他。
那我带着豆豆可以到哪里去呢？再过几个小时就天黑了。初冬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已经没有热量了，屋顶上开始变得冷沁沁的。我提着猫篮，那种无家可归的流浪的感觉，真是难过。
我小心翼翼地给女儿打了电话，把事情简单说了下。女儿在电话那头伤心不已：“老爸怎么能这样啊？”转而又说有一个女生就在武汉某个城区，已经养了一只暹罗猫，想找个伴，本来说好这个周末来接豆豆的。这样一来，她就要让女生马上过来。而那女生一听说此情此景，决定立即过来把豆豆领回她家，稍后就在摩尔城门口见面。
这时，我又舍不得了。我对女儿说：“要不我们去求求你老爸，让豆豆回我们家。”
女儿这次却很坚决：“不，我怕回去了，哪天老爸不高兴了，又把它扔了。”
过了一阵，约好的女生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摩尔城门口。我带着豆豆过去，女生看见提着猫篮的我，远远地就过来迎接。这是一个长发披肩、说话细声细气的女生，一起的还有两三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应该是她的同学吧。她们争相围着看豆豆，一个劲地说，“好漂亮、好乖啊”。
我要回家把豆豆用过的东西都拿过来给她，女生说不用了，她家里都有的。我说：“不然我拿什么送给它呢，你们等10分钟啊，10分钟就行了。”
我跑着过马路，跑着回家，跑着到三楼阳台收拾了豆豆所有的家当。其中有一片体内驱虫的药，我没来得及喂它吃，我对女生一再叮咛：“一定要好好待它，它真的是好乖的啊。”
女生认真又天真地说：“阿姨您放心，我现在已经开始很喜欢它了。”
我好像不会跟先生说话了。先生继续保持沉默，他想用沉默来坚持和维护他夫道与父道的正确，更是想用沉默来对抗他自己内心的无所适从。
与先生一起沉默的，还有儿子。他这天晚上下班回家才知道豆豆被送走。虽然忙得和豆豆打照面的时间也不太多，但是他以为来了就是来了，一切都好，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豆豆离开的。我也不想跟他说是因为他老爸不喜欢。豆豆的离开，无疑也令他很伤心，而他伤心的表达方式，也是沉默。
晚上，女儿发过来豆豆在新家的照片。我看见它正蹲在粉红色的棉被上，跟另一只猫咪一起玩耍。灯光下，它浑身浸润在台灯与棉被所氤氲着的粉色光彩里，那雪白与豆奶的毛色，看上去是那么高贵漂亮。此时此刻，它神态安详，没有了我所见过的天真浪漫，而是有着几分经历劫难之后的薄凉淡漠之意。
那一夜，我睡得很沉。第二天醒来时想，豆豆虽然在我家里只待了10天，但都说万物有灵，它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在想我？
我又开始怪自己。那一天傍晚我如果不是去赴朋友的约会，而是陪先生去散步，缓解他心中在生意场上无法言喻的焦虑，或者，豆豆第一天来到家里时，我就跟先生郑重其事地商量，也许此时此刻，豆豆还在家里，甚至可能会永远在家里。说到底，是我无意的轻慢伤害了他，继而伤害了女儿，以及豆豆。
我劝女儿说：“不要怪你老爸，看在他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长大的份上。”当年生下龙凤胎，儿子比女儿体弱，我无暇顾及女儿。从她出生第一天起，就是先生为她换尿片，除了无法给她喂奶，他为她做了一个小婴儿所需要的一切琐碎的事情。她是他捧在手心里的宝，为了她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他是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要求她高度自律。
没想到，女儿却反过来劝我：“你也不要对老爸有意见，我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应该主动给老爸说明情况的，而不是想着蒙混过关。”
人生有很多爱而不能得的事物，一切皆随缘。不能为了已经失去的爱，再去伤害正在拥有着的爱。真正的爱是无限的包容和有所克制，如同先生应该接纳豆豆，如同我会忘记先生的一时冷血，如同女儿对豆豆爱而不得的伤感。
没有豆豆的日子渐渐恢复了平静，大家好像慢慢忘记了这件事。只是先生不在旁边的时候，女儿会偶尔分享给我看那个女生发给她的豆豆的视频。还说她有好几个同学的爸爸妈妈，刚开始也是不同意养猫，猫到了家里以后，慢慢都变得比谁都爱猫。
大约4个月以后，女儿发给我一张豆豆的照片。照片上的豆豆端坐着，看上去优雅而又高冷，它已经完全褪去了不谙世事的稚气，俨然已经到达猫生的颜值巅峰。我怕时间久了，把这张照片弄丢了，便发在朋友圈里，一位平时很少在圈里冒泡的朋友评论说：“这猫好，一看就很厉害。”
2019年，女儿的考试仍然没有通过，但是她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先生终究不再掩饰他的心疼，每个周五的晚上女儿下班坐地铁回到家时，只要他在家里，他都会亲自给女儿做上她最喜欢吃的面条，加个荷包蛋或者牛肉丝。
2020年疫情期间，武汉的学校上了一学期的网课，女儿也在家里待了半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她说不想在外面租房住了，还是家里好，便开启了每天坐地铁上下班的模式，每天早上6点钟出门，晚上七八点钟到家，日子平静如水。
只是有一天，我和她走在街头，她突然对我说：“考上编制与能够养一只猫，现在仿佛成了我的执念，得不到，也放不下，总觉得是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心里沉甸甸的。”
那一天，我和先生随着两对朋友夫妇刚到普陀山。这已经是我们一行人第二次到这里来了。人在红尘，心中有多少无法纾解的结？求佛成了人们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这时我接到女儿的信息，大意是说，那个收养豆豆的女生跟男朋友分手了，男生准备回海南老家，让她把豆豆送给别人养，可是送谁她都不放心，问女儿现在还可不可以接收。
女儿问我想不想让豆豆回来，我说让它回来吧，女儿又说：“那你要跟老爸说好，他同意了，我才能把它带回来。不然，老爸又扔它，它怎么受得了。”
当初，那个女生是我们最放心托付的人，现在我们成了那个女生最放心托付的人，那么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豆豆接回家，再也不能让它颠沛流离了。
屈指一算，豆豆已经在别人家里待了2年零3个月了，此时此情，又仿佛它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一边走路一边心神不定摆弄手机的样子，引得先生直问“怎么了”。我犹犹豫豫一两个小时，才说：“收养豆豆的人不能继续收养它了，丫头问能不能让它回来？这也是我们跟豆豆的缘分，随缘吧。”
先生轻轻叹了一口气，脸别向一边，冲我摆摆手：“回吧回吧。”仿佛费了莫大的劲，才说出这句话。
那一刻，我相信，先生的心，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柔软。在2020年春天，我们的餐饮生意变得犹为艰难，但或许也是这种状态，让先生内心有了更多触动。或许也是这两年，看着女儿为了考编身心俱疲，他为了女儿的开心，放下了他自己的执念。我能够想象女儿的开心，她想在家里养一只猫的执念得以成全，而成全又何尝不是一种放下。
女儿彼时正在参加考试培训班的学习，第三天下午5点钟以后才能去接豆豆。怎么去接呢？如果坐地铁，从女儿上课的地方到女生家里得两个多小时，再到家又得两个多小时，显然是太远了。豆豆的生活用品此时去买肯定是来不及了，只能把它现在用的全套带回家。我对女儿说：“接豆豆回家的最好办法只有一个，我打电话给你曾叔叔，让他帮忙找个熟悉的出租车，先接到你，再去接豆豆，整个路程只需要一个半小时。”——“曾叔叔”是我们公司每天拖货的司机，已经是十多年的朋友了，找他绝对放心。
这样的安排，我不能让先生知道。他同意豆豆回来，已经是难为他了，我不能得寸进尺让他不高兴。是否同意豆豆回家，是原则问题；怎样接豆豆回家，不是原则问题。既然原则问题他已经同意了，那么不是原则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就不是问题。
3天以后，也就是2月21号下午3点钟，我和先生结束了在普陀山的朝拜之行回到家里，晚上7点刚过，女儿也带着豆豆回家了。
当我把豆豆从女儿背上的猫包里面抱出来的时候，那种失而复得、久别重逢的喜悦，像一道电光一样击中了我。先生仍然坐在沙发上无动于衷，仿佛这件事与他无关。
豆豆被女儿直接抱到了三楼的阳台上，两年前的猫笼还在原来的位置，只是蒙上了一层岁月的尘埃。我将猫笼清洁干净，不是用来关住豆豆，而是用来放置它的生活用品；又将阳台的地面用抹布抹得干干净净，再也不把阳台与房间之间的门关上，就让它在家里做一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猫吧。
而豆豆，一边在阳台上来回走动，一边低头嗅着角角落落的气味，再抬头上上下下左顾右盼，显然是某些熟悉的感觉正在唤起它童年的回忆。它局促不安地看着我和女儿，只要我们稍有动静，它就赶紧躲到落地遮阳窗帘后，任凭怎么呼唤它都不理睬。女儿告诉我，猫换了新环境以后，至少得有一个星期的应激反应期，这期间最好不要理睬它，让它慢慢去适应，只保证它吃好喝好就行。
豆豆的回来，最开心的当然是女儿，她说这次豆豆一见到她，就绕在她的脚边，再也不肯离开，一路上待在猫包里一下也没有闹，就像知道她是来接它回家一样。她一边说，一边笑，那神情，于我来说如同这初春的光，那么明媚动人。
第二天早上，我再去看豆豆，只见它静静地蹲在房门口，看见我也不躲，只是静静地盯着我看，是那种历经沧桑后的淡定高冷，仿佛早就知道总有一天会回来。我也静静地盯着它看，与两年前那张颜值巅峰的照片比起来，此时的它更有着深谙世事的成熟与庄严。它轻车熟路地下到二楼，在它从前去过的房间里转了又转，嗅了又嗅，看了又看，一点都不胆怯。
显然，它是记得这个家的。那一刻，我决定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让它在这个家里直至终老，再也不会让它离开。
从女儿此后几天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总算是理清楚了豆豆两年来的生活，从而为曾经不能留下它感到深深的愧疚。
那个收养豆豆的女生从小父母离异，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她想要养一只猫咪，但是她的奶奶却天生对猫毛过敏，沾上一点点便会脸肿得老高，注定她不能在家养猫。那时她正好大二，在与同校一位大四男生恋爱，男生为她留在了武汉工作，在外租房住，她便买了一只暹罗猫养在男生的房子里，后来又收养了豆豆。女生忙于学业，只能周末去看豆豆，都是男生在照看着两只猫。两年时间里，男生多次换租房子，豆豆也就跟着颠沛流离。
在这颠沛流离之中，豆豆幸运又不幸地做了两次妈妈。去年秋天，女生大学毕业了，男生远在海南老家的父母提出让男生回老家工作，同时让女生一起过去。而女生的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让她嫁得那么远，男生等了半年，终于在陪她过完春节以后，提出分手回海南去了，不能被女生带回家的豆豆也失去了栖身之地。
送走男生几天后，女生幡然醒悟，一个原本不喜欢猫的人肯帮自己养两年猫，那是有多么爱，分手只能怪自己太“作”了。于是她要求复合，再远也愿意嫁，男生却说刚到父母给他安排的工作单位，一切都是重新开始，工作忙得应接不暇，暂时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同时也让女生冷静一段时间，也许她只是习惯了他，而不是真的爱，于是两个人就悬而不决着。
生活总是有着那么多的不如人意，爱与不爱，总会阴错阳差，遇见又错过。我只是心疼豆豆：每一次怀孕生产和哺乳，要承受多少做母亲的痛苦，小猫咪一只又一只地送人，它又要经历多少次与孩子们的生离死别，太不容易了。现在回到我们家了，我会等它安定下来以后去做绝育手术，让它无忧无虑地生活。
豆豆的回来，最开心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儿子。儿子原本就是暖男一枚，几天时间下来，跟豆豆笑咪咪地打个招呼，成了他上班出门前和下班回家后的习惯动作。
有一天，他不经意中抓拍了一段先生与豆豆的视频：豆豆在三楼“喵喵”地叫着，先生站在二楼仰面冲着三楼吼道：“吵什么吵，再吵就把你扔出去。”豆豆从楼梯扶手的空档里探出头来，盯着先生“喵喵”了两声，先生又吼：“怎么，不服气是吧，要吵架是吧？”豆豆执着地盯着先生，更加高声地“喵喵喵”了三声，先生只好回过头跟自己说：“完了，它再不怕人了。”豆豆长“喵”一声，仿佛是在说“对——”
这段视频每一次重放，都笑翻了全家人。那种没有由来的开心，又是那么的真切。
武汉的初春，倒春寒总是来势汹汹，我担心豆豆在三楼阳台会冷。三楼连着阳台的是一间客房，基本上没有人住，于是这里的床成了豆豆的床，它会在要睡觉的时候钻进被窝里。有一天，先生上到三楼，发现了被窝里的豆豆，问我：“怎么，都跑到床上去了？”
我以为他是嫌弃，便支支吾吾地说：“等天气转晴了，我就把被褥洗了收了，以后这床就空着吧。”意思是以后就不把床给豆豆用了。
先生听了这话，好像有点生气，一边下楼一边说：“你把被褥收了，它冷了怎么办？”意思是不要收被褥，就让它用着，别冻着了。我看着他下楼的背影，不禁哑然失笑：究其到底，他的心是柔软的。
女儿上班依然早出晚归，我俨然成了豆豆的全职铲屎官。2021年的考编时间又快到了，在这紧张备考的节骨眼上，学校领导在几个英语老师当中选了又选，最后决定让她代表学校去参加所在区教育局的学科赛课。能够被选上赛课无疑是对教学能力的最大肯定，而老师们最头疼的工作就是赛课，不说赛课，都说是磨课，折磨的磨，因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一来，在赛课结束之前的5月底，可能每个周末都得去学校加班，女儿在备考的压力中想放弃赛课，先生说：“选上了就去吧，备考也别放松，就是这段时间得多吃点苦，再说，再不济没考上的话，你还可以凭能力吃饭。”末了又说：“这社会，考上没考上，都得凭能力吃饭。当然了，考上了，你的生活就完美了，我的心也就安逸了。”
只要有一颗柔软的心，能够放下执念，去爱，去包容，去努力。无论生活怎样不易，一定会无坚不摧，与心中所想久别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