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三）
「三星堆研究」真的遭到隐瞒了吗？ | 短史记
这两天，因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六座“祭祀坑”，并出土了500余件重要文物，“三星堆文明”已变成了一个大热点，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讨论文章极多。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着“三星堆文明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大主题展开。其中有些说法很荒唐，却又流传甚广，所以本文略谈几句。
一、中国历史学家隐瞒三星堆研究？
这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的出现，挑战了“中国文明的原发性”。故此，针对三星堆的研究，“中国的潜规则是不讨论，不发表论文，长期捂盖子”。
这种说法在事实上不成立。
首先，与所谓“历史学家隐瞒三星堆研究”之说相反，今人关于三星堆文明的种种讨论与争议，尤其是三星堆文明是否与西亚、南亚的输入有关，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考古学界，就已经公开讨论过了。
仅以学术期刊《四川文物》为例。
早在1989年，《四川文物》便已刊登过学术论文，题为《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作者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①。1991年，《四川文物》又翻译刊载了一篇美国学者的论文，该文推测认为，“尽管三星堆文化的发祥地仍是个未知数，但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发展是与中原青铜文化毫不相干的。”②
1993年，《四川文物》又刊文《三星堆海贝来源初探》，作者是长期参与三星堆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敖天照。文章推测称：三星堆海贝可能有四种来源，第一是中原地区；第二是“有可能通过‘北丝路’传来”，即经由中、西亚传入四川；第三是“有可能来自东南沿海的越南、老挝等地”；第四是由古代的“身毒道”从印度输入。③
同期，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段渝，就“三星堆文化”的学术论争，做了十项总结，其中一项便是“三星堆金杖、雕像的文化来源”。该项争论的一个支派认为，金杖与雕像“并非土著文化，也不来源于中原文化”，有可能来自华南濮越系，也可能来自西北的氐羌系，甚至可能来源于“西亚、近东文明”。④
类似的学术意见，此后始终没有中断。比如2017年《四川文物》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施劲松的论文《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内中便提到：“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生产受西北地区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三星堆的青铜器中还存锻打技术等，与中原商文化的主流技术也有不同，但却可能和西北地区有关。”⑤
综上，可以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以来，三星堆文明是否受到中、西亚文明和南亚、东南亚文明的影响，便一直是学术界公开讨论的话题。所谓“中国历史学家隐瞒三星堆研究”，只是一种阴谋论。
♦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人头像，图片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二、三星堆为何突然停止发掘？
此说经常与“中国历史学家隐瞒三星堆研究”同时出现。它的流传，可能与2005年国家文物局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项通报批评有关。该批评文件称:
对于此次违规，曾参与主持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学者陈显丹，有这样一番解释：
♦ 三星堆出土的玉琮，图片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在此次违规之前，从1987年至2005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过。
如1990年“对遗址东部的‘土埂’进行解剖性发掘”；1991年、1995年、1999年，“又对三星堆遗址南边的麦家院子‘龙背’、胡家院子、三星村公所、东岳庙等几个点，由西向东进行了试掘”；1998年还“对仁胜砖场拟取土区域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00年12月，又启动了“三星堆遗址月亮湾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2005年3-4月，在“三星堆遗址位于月亮湾与西泉坎之间的青关山”进行了发掘——也正是这次违规，让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暂停了一段时间。
不久后，三星堆的发掘工作便又重启。如2012-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青关山台地做了进一步的勘探，并对2005年回填的区域进行了追踪发掘。2020-2021年这一次，更是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并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 铜纵目面具，图片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三、三星堆的青铜技术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非常大。实际上，它可以被拆分为如下三个小问题。
（1）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存在两种学术意见，一种是本土起源说，一种是西来说。本土起源说容易理解，不必过多解释。西来说的主要依据是：从考古发掘出来的青铜制品来看，中国境内各地域对青铜器的使用，在时间上，西北地区要早于中原地区，自西北到中原，存在着一条较为明显的早晚脉络。但西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中国西北地区青铜器独立发展出来后，传入了中原地区；另一种则认为，中原地区的青铜技术是经由中亚、西亚草原地区传入，西北地区是重要的传播中转站。
♦ 铜神树，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2）三星堆的青铜技术与中原的青铜技术之间，是什么关系。
目前的共识是三星堆的青铜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青铜尊、青铜罍等，与中原地区殷商时代的风格很相似；一类是青铜面具、青铜树等（也包括金杖、金面具等），很难在中原地区找到同类物品。多数学者同意三星堆文明是一种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但这种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学术界的判断仍存在相当的差异。高大伦曾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他的意见是：
另一位四川学者段渝的意见却是：
♦ 铜大立人像，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3）三星堆的铜来自哪里？
这是一个迄今仍无答案的问题。
1984年，学者金正耀对晚商青铜器矿料的来源，做了铅同位素研究，其结论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其矿料可能来源于云南。他猜测，这批云南矿料进入中原的途径，有可能是贸易，也有可能是贡纳，还有可能“与妇好征巴的战争掳掠有关”⑨。之后，又有多位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利用铅同位素实验来追溯商代青铜器的铜料来源，结果都与金正耀的结论相近，指向了云南的铜矿⑩。1995年，金正耀等人也对三星堆的青铜器进行了铅同位素研究，结果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大量发现了“高放射性成因铅”，而“这种高放射性成因的特殊铅普遍存在于商代青铜器之中”?。
♦ 铜罍，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但也有学者对上述研究成果持保留态度。理由是“并没有很多的考古学证据”来佐证，而且“铅同位素分析的数据是一个混合的结果”，需要辨析得到的数据到底是表示铅矿来源，还是锡矿来源，或者铜矿来源；加上矿产资料不完整，该实验所提供的矿料产地信息，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综上。总体而言，关于“三星堆文明”的许多问题，目前还处于一种难有定论的阶段。学者也好，爱好者也罢，多数时候只能处于一种“我倾向于认为如何如何”的状态。
当然了，如果有人说“我倾向于认为三星堆是外星文明”，那就只能当做笑话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学术上也毫无辨析的价值。只要稍微注意到遗址中出土有青铜尊、青铜罍、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人类早期文明的典型器具，便不会相信这种异想天开。
?刘煜：《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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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偷窥织女洗澡」根本不是古代神话 | 短史记
今天是七夕，说一说牛郎和织女。
因为长期被写入语文教科书，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不过，这个故事中有一处非常猥琐的情节：为获得织女，在老牛的唆使下，牛郎跑去偷窥织女洗澡，偷走了她的衣裳。然后在织女洗完澡找不到衣服的时候跳出来搭讪，博得织女的好感，继而结为婚姻。
实在是太狗血。正常的故事逻辑下，织女本该怒斥牛郎是个流氓。
其实，这个情节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自秦汉而下的历代牛郎织女故事中，都没有这种猥琐且弱智的桥段。
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观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已有“牵牛以取织女”的字样。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里，已出现了“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的情节。
牛郎织女形成较为完整的故事是在南朝。在殷芸的《小说》里，织女是因为勤于纺织获天帝奖赏，才嫁给牵牛的。二人后来被逼分离，只许一年一会，则是因为织女在婚后荒废纺织，引起天帝震怒：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紝。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会。”
大略同期的《荆楚岁时记》里，牵牛被迫与织女分开，则是因为他欠了天帝很多钱：
“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两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
到了唐代，传奇流行，出现了织女无视牵牛，与人间才子夜夜相会的香艳故事。张荐的《灵怪录》中有一篇《郭翰》，讲的是织女见郭翰“姿容秀美”，于是从天而降，两人直接“解衣共寝”。织女“夜夜皆来”，于是郭翰问她“牵牛何在？”织女答道：“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阻隔，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关他屁事，且隔着河呢，他不会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所谓。
颐和园长廊彩绘《牛郎织女鹊桥会》
当然，“织女与牛郎彼此相爱”仍是主流。一如宋人秦观在《鹊桥仙》里的咏叹：“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明代时，出现了中篇小说《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书中说，牛郎放牧、织女纺织, 二人相遇后互有好感。在月老等人的撮合下，天帝把织女嫁给了牛郎。二人成亲后沉迷夫妻生活荒废职责，天帝大怒，又把他们拆开，分散在天河两端。最后，牛郎、织女向天帝上书认错，获允每年七夕相会一次。
以上种种版本，均没有“老牛唆使牛郎、趁织女洗澡时偷走衣裳”这样的情节。就笔者所见史料，这个猥琐情节的普及，始于民国初年流行的京剧《天河配》。
该剧的大概情节是：商人张有才与兄弟傻三（也就是牛郎）同居，张妻嘎氏挑唆分居，牛郎只分得老牛一头。老牛嘱咐牛郎去碧莲池，夺取织女之衣。牛郎来到碧莲池，见仙女们在莲池内沐浴，在水中舞姿翩翩。牛郎盗走织女的衣裳。织女追上，向牛郎索衣。牛郎要求与织女婚配。织女不愿，牛郎再三要求，老牛又在旁极力强调二人缘分早已天定，织女无奈，只好应允。
这是一出典型的以调戏女性、对女性进行性骚扰为卖点的低俗剧。且看剧中“织女”的台词：
如此着意渲染牛郎以衣服为砝码、织女“赤身露体”向牛郎反复索要衣服，自然是为了让门票卖得更好。
据《中华画报》1932年刊登署名“可泣”的文章《天河配之沿革》，《天河配》原本是昆曲中的节令剧目，“并不序老牛破车故事，颇为简单”。剧名也不固定，有的叫《天河配》，有的叫《渡银河》。民国三年（1914）北平第一舞台成立后，王瑶卿“将原有之昆曲渡银河，翻为乱掸，并将老牛破车故事序于前场，加添浴池，……遂在第一舞台露演。……开演之日，第一舞台观众满坑满谷……嗣后他园亦皆效仿。昆曲之渡银河已无演者矣。盖此出剧情本无可观，只仗彩砌陪衬，与沐浴时露出人体美。”
图：京剧演员王瑶卿（右）
增入窥探浴池偷织女衣服的情节后，新京剧《天河配》全面战胜了旧昆曲《渡银河》。王瑶卿火爆后的次年，梅兰芳也演出该剧，其中有“浴舞一场，取法于西洋之蝴蝶舞”。稍后，又出现了二黄版的《天河配》和秦腔版的《天河配》，情节大体相同。
梅兰芳《天河配》剧照，1924年
京剧《天河配》编出“老牛唆使牛郎、趁织女洗澡时偷走衣裳”这样的情节，可能是受到了当时某些通俗小说的影响。比如，1910年上海大观书局出版的小说《牛郎织女传》里，已有牛郎在天庭调戏织女而被贬下凡、后又趁织女洗澡而偷走其衣服藏起的情节。与之相较，《天河配》里，牛郎不再是天神，被改编成了“商人张有才的兄弟傻三”，他对织女做出的种种猥琐之事，多了老牛在背后唆使。
1936年七夕前，天津天晴茶园排演《天河配》群仙入浴一幕
《天河配》里的这种香艳情节，在民国的市井中流行了数十年——1951年，艾青在《人民日报》刊文批评“牛郎织女”题材的戏剧影片，还曾提到：“（这些戏剧影片）采取打诨凑趣的态度，迎合城市小市民的落后趣味，……还有色情台词，等等。听说有的甚至放映仙女沐浴的电影……”
《申报》1943年8月6日的《新天河配》广告
再然后，课文《牛郎织女》诞生了。
也就是说：“牛郎偷窥织女洗澡、偷走织女衣裳逼其成婚”这类猥琐情节，直至民国，才因市场需要（或谓之恶趣味）在低俗小说和低俗京剧中出现，然后又因小说的流行和京剧的繁荣流传开来。到了1950年代，教科书的编写者不察，遂将这类情节当做“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神话”，写进了语文教科书，成了几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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