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273）
征稿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2020年，舅爷在疫情中因糖尿病并发症离世。丧礼上，表弟小索忙活着为亲友倒茶，一旁的表哥戏谑地问他：“你还会藏语嘛？怎么长得越来越像汉族娃啦？”
小索听闻，没有回应。第二天，表哥故伎重演，小索仍没说话。第三天，表哥又来，小索终于没忍住，恶狠狠地回了句：“关你屁事！”表哥怔住了，不再说话。
这是小索离家求学的第八年，那条线仍然泾渭分明地横亘在他面前：一边是城市，另一边是藏族故乡。
1
小索出生在川西高原的一片辽阔草原上，那里曾是纯正的牧区。他的母亲是一位藏医，与我母亲是表姐妹。表姨的个头很小，怀孕时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临产时专程赶来我家所在的州医院。生产的过程很艰难，持续了很长时间，小索才平安出世。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小索有些“问题”——他的头型呈橄榄球的形状，额头和后脑勺都凸出了一大块。家人带他做了所有检查，但也没有检查出任何病症，直到医生确凿地肯定小索的大脑与所有小朋友都健康无异，我们才放下心来。
因为表姐妹间的深厚感情，小索成长中的大小事，表姨都会询问我母亲的意见，母亲自然也对小索偏爱有加——可是我却对他“深恶痛绝”，因为他总是在我家肆无忌惮，常常大吼大叫，想要什么，我母亲都有求必应。
我一直对他没好气，他可能也感受到了我的排斥，总是远远地不靠近我。一天，母亲和表姨有事出门，只留下我和小索在家。那时小索刚满两岁，我正读初中。他到处跑、到处抓，我管不住，气得怒火中烧，不顾他的哭闹抗拒，使劲抓住他的胳膊吼他。刚开始，小索一直大声地哭嚎，哭着哭着竟然开始吐了起来。我吓得慌了神，一边帮他清理，一边哀求他别哭了。
那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小大人，责骂“唯我独尊”的小索是多么的正义，长大后才觉得，自己成天和一个两岁孩子置气，也真够小气的。
等小索再大了些，我们的相处就愉快多了。每到寒暑假，他都会来我家久住。平时我在家上网，他喜欢靠着床沿坐在我身后，荡着小腿，像坐在一只小船上，滔滔不绝地向我分享他刚看的篮球比赛，讲述他挚爱的科比如何创造“神话”。他开始有模有样地做些家务，穿着秋衣秋裤，系上围布，有惊无险地洗碗。我带他逛书店，看元宵灯展，吃我爱吃的上校鸡块。假期结束要分离时，我们约定开学后要给对方写信。
我很快就收到了小索的来信。信纸是一张田字格的作文纸，上面写着小索工工整整的铅笔字。信中的内容我已不甚了了，只记得表姨告诉我，小索写完信后用502粘住了信封，郑重其事地说：“这封信不能给除了老姐以外的人看。”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和这个小表弟的命运，会紧紧绑在一起。
那一年，小索即将小学毕业，班里成绩较好、家庭环境较好的同学都去了外地，参加省城或省城周边中学的入学招考。班里剩下的孩子就不多了，好几次，班主任都有些讶异地问小索：“你不走了吗？要在这里读初中了吗？”
“走，要走的，过几天就走。”小索说，如今回想起来，他还略有些尴尬。
其实，在我小学时，这种送孩子去外地读书的风潮就已兴起。我所在的城镇汉人较多，藏族汉化的程度也很高，我小学毕业时，同年级数十个同学都去或近或远的城市就读初中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面临选拔考试，也是第一次知道读书与金钱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因为户口不在当地，我们入读都需缴纳一笔不菲的“建校费”。那个夏天，父亲拿着一叠百元钞票，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这不是一笔小钱，你要好好读书。”
等小索到了要读初中的年纪，到“州外”读书已经成为很多学生家长的自然选择。
当小索在教室如坐针毡时，我也临近大学毕业，正在北上、南下、还是留在武汉之间犹豫不决。母亲一直想说服我去深圳工作，一家深圳媒体也给我发了offer，但我却始终犹豫不定：一来那家媒体并不是我的理想之处，二来男友仍在武汉，要比我晚一年毕业。犹豫之间，我恰好得到了武汉一家媒体的邀约，岗位也是心仪的，立即决定留在武汉。
后来，我这才知道母亲为什么极力希望我去深圳——她原本一直希望，等我在深圳稳定下来、她也退休了之后，就带着小索就读深圳的学校。她的一些好朋友也在那里，学校也都打探好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在深圳定居。而我最终留在武汉的决定，加上小索入学户籍的问题，让入读深圳学校的计划也告吹了。
小索这才在全家奔走的一波三折中，匆忙进了省城的中学。
2
进入初中后，小索变了，沉默寡言，喜怒无常。家人问他在学校里的情况，他也什么都不说。
工作后的一个小长假，我回去看望他。虽然小索的中学隶属省城的一个中心城区，却离市区有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车上，眼看着周围都是稻田，路两侧越来越荒凉。
当小索看到站在教室窗外的我时，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可一回到租住的房子，就又板起了面孔。
那时，小索的外公外婆（我的舅爷舅婆）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照顾小索的生活。回到家，小索完全不和长辈说话。被我拉出去吃火锅时，也全程带着耳机，完全不理会大家，只是一脸不耐烦地自顾自地吃。
是舅爷舅婆待他不好，还是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或者是在这里太想家了？无论我怎么问，小索都只是略带嫌恶地说“没什么”。
忽然，我仿佛感觉到了什么。饭后，我甚至是有些难以忍受，打电话给母亲，斥责她硬要把小索送去外地读书的决定：“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外读书会经历什么！”
当初，在母亲和表姨要把小索送出去读书时，我就极力反对，我告诉他们“出去读书”——在我们的语境里，“出去”几乎是到汉地、到省城的代名词——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好。虽然所有人都认为我读了大学、研究生，进入了不错的单位，就证明了这条路是上佳之选，可真实的不适感，只有我自己清楚。
那时，我和发小在同一所中学就读。尽管那所学校以及所在的城市，都有不少藏族人，但刚刚进入学校时，我们俩的四个字的名字仍然成了同学的笑料。我们很快就“收获”了各种绰号，面对的问题也多以“你们山上……”开头；无论我们学习好与坏、做出任何举动，他们都会将其归结为“少数民族”“蛮子”，然后再加上一句感慨：“果然不一样啊！”
因为发小的名字带“扎”和“吉”两个字，同学都叫她“炸鸡”，没多久，校门口又开了一家德克士，更让大家“兴奋不已”。我也给自己取过一个汉名，想用力撕下那块贴在血液里的标签。以“海”为名，姓氏随了姑爷——他是我们家族里唯一的汉族。但始终没人呼唤那个名字，很快也就没人再记得了。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包括我和发小努力地改变，班里的同学才逐渐接受我们不是“怪物”，与他们没有太多不同，慢慢与我们结下同学情谊。
小索经历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但他的道路比我还要崎岖。这是若干年后他上了大学后，才告诉我的。
那时，小索是他们班乃至学校初中部那几年间唯一的藏族学生，加上仓促入学，他所在的班级也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一个。
入学后，他寿星公般的大脑袋和怪异的藏族名字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同学们津津乐道的笑料。在家乡的小学，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一直是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在这里，他多年积累的自信很快被环境蚕食了。
他听不懂很多老师的地方方言，对他的班主任更深恶痛绝——那个在家长面前西装革履、面露微笑的男人，总是喜欢体罚学生，还常常醉醺醺地来到教室。
小索顶撞过班主任几次，都被告状到我母亲那里。小索告诉母亲和表姨班主任是什么为人，但没人相信。和大多数家长一样，她们都不相信是老师的问题，坚信一定是孩子自己的问题。
很快，一桩飞来横祸彻底摧垮了小索。
一天早自习时，小索进门就看到一个男生把杯子里的水故意洒在了自己的椅子上。他让那个男生擦掉，男生不肯，两人争吵起来，直到上课铃响，争吵才停止。小索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晚自习前，他刚在座位坐定，背后沉重的一脚就踹了过来。
只有1米5的小索被一脚踹起，头撞到桌角，满脸是血。那个接近1米8的男生看着小索脸上的血，吓傻了，立即把小索送到了医务室。
伤口很深，几乎挨着眼睛，一直血流不止，缝了好几针。所幸没有伤及眼睛。学校处分飞脚男生停了近一个月的课。
在小索的担惊受怕中，飞脚男生返校了。好在那时候，高中部毕业班有几个藏族学生找到了那位男生，警告他不要再欺负小索。小索并不认识他们，辗转才知道，那几位高三学生得知初一有个同胞兄弟被打伤了，也没有跟小索打招呼，就帮他出了头。
但这种“同胞的关心”也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毕业前那几个学生参与了一次斗殴，学校随即出了个不成文的规定：以后不再招收藏族学生。
这样一来，整个学校就真的只剩小索一个藏族孩子了。
3
在学校那扇“大门”关上时，家里这扇“窗户”并没有为小索打开。
刚入学时，小索每天拿着电话卡给表姨打电话，大大小小的事都会向表姨倾吐。但表姨总是闷声不响地听，也很少主动给小索打电话。小索告诉我，表姨从小对他就是放养，既不批评，也很少表扬，也可能是习惯于我母亲的插手，表姨很少热衷关注小索的学习与生活，致使学校多数时候都会直接和我母亲联系，而不是表姨。
小索当然希望表姨能多关注他，可惜总也得不到回应。渐渐的，他也不再主动向表姨倾诉了，电话越来越少，通话时间也越来越短。另一边，做唐卡画师的表姨父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他对小索很严厉，并一直主张孩子不能有太多零花钱。他常常批评小索各种行为，还严厉要求小索在家里必须说藏语。不止对小索，对我后来说不好藏语，表姨父也总是嗤之以鼻。
表姨父是位纯正的康巴汉子，从小接受藏语教育，汉语说得磕磕绊绊，要不是小索在外就学，常年在藏区画画的他基本都不会去汉地。表姨父初到城市时，小索非常羞于与他逛超市——比如，路过干果区，他会旁若无人地抓把瓜子，悠哉悠哉地边吃边走。小索已深谙城市生活的规则，他也知道自己的任何一个小差失，就很可能被贴上“落后”“陋习”的标签，只能一再纠正表姨父。
我当年还有发小做伴，在学校里，小索却一直没有关系亲密的同学。他成绩与脾气都越来越差，成天脏话连篇，沉迷于游戏与网络小说，成了家人眼中典型的“问题少年”。他的口音也很快成了彻头彻尾的当地口音——以一种近乎刻意的尾音与我们保持着某种界限。
后来，我总在回忆，我也曾经历小索的语言变化期，用矫揉造作的平舌与儿化音，融入当地同学的语言圈层。语言仿佛成了一种“保护色”，也是一种安全感。但总有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你始终不属于那个群体，你不过是低劣的伪装者。这无疑让我们进一步成为一种双重“他者”——汉族同学称你是“山里来的”，故乡的亲人说你成了“大城市的”。
等小索初中毕业时，舅爷舅婆说因为身体不好想回小城休养，小索这才忽然感觉到一种茫然失措，开始反思自己对家人的点点滴滴。
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让小索一下长大了。
那时表姨的一位同事也在省城，那个阿姨拥有典型的藏族五官，温柔美丽，总是笑脸盈盈，也一直对小索关怀备至。
一天，我母亲忽然打电话告诉小索：“阿姨想见见你。”阿姨工作的地方离小索并不近，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她突然提出想见面，多少让小索有些意外。去见面之前，母亲还特意让小索向所有人保密。
那是炎热的夏天，小索穿着短衣短裤，阿姨却裹着长衣长裤。她依然温和美丽，但有一种让人揪心的憔悴。小索怜惜地看着阿姨，陪她说了好多话。直到从阿姨的住处离开后，母亲才告诉小索，阿姨被丈夫家暴，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小索后来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的脆弱与善待家人有多重要。
另一桩算是一个“意外”。
那年暑假，小索学校的教务处长到我们当地旅游，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与当地人产生了纠纷。他通过小索的班主任找到我母亲。我母亲托人帮忙进行调解，顺利解决了纠纷。教务处长不止郑重表达了感谢，高一开学，就把小索安排在了最好的平行班里。这个“意外”让小索遇到了他的铁杆室友，也是人生中第一个在城市里结下的死党。
4
小索告诉我，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新宿舍时的情景——和他担心的完全不一样，他发现室友们都超乎寻常地友善。一番交谈后才知道，大家都是篮球迷。宿舍里7个人都爱打篮球，不打篮球的那位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指挥家”，对NBA的30支球队的主力球员如数家珍。
很快，一宿舍的男生们就一起保持着惊人的同步：总是早早起床，最早到达食堂，把限量供应的面条连吃好几碗，再坐在座位聊上好一会儿；周末返校的夜晚，大家也会凑钱买上肯德基全家桶，熄灯后遮住门上的玻璃，全体席地而坐，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
其中，有一个身高1米87的男生，是同期学校最高的男生，和小索最要好。
187每天6点起床，用手一遍遍地抹头发弄造型，哼着歌曲挤痘痘，《小情歌》的一句歌词被他一唱就是一学期。小索在187的身上发现了无数笑点，跟他越来越亲近，直到后来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每天一起上课下课，一起打篮球打游戏，之后还一起做起了“小买卖”——若干年后，小索无意中向我炫耀起他的“商业头脑”，我才知道他曾在宿舍经营的“商业帝国”。
那时候，他和187一起，拉着一个一直偷带手机上学的同学，每人“注资”500元，开启了在男生宿舍楼里售卖奶茶、泡面、土豆泥和自嗨锅的小生意。因为“合伙人”的亲戚有做自嗨锅和吸管包装盒的生意，他们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进货。一盒自嗨锅进货12元，他们如果进50盒以上，可以压价到10元一桶，再以25元卖给同学，一盒自嗨锅就能赚15元。泡面成本1.7元，他们卖5元，帮忙泡再另加1元。
每天在晚自习后，他们就开始营业。为了让生活老师帮忙“行个方便”，每周还会送一提牛奶过去，有时还特意买只烧鸡。
宿舍的小生意没做多久就非常火爆，不止同年级同学，整个楼栋的男生都来向他们买。小索很快还提出了周卡、月卡服务。虽然时常遇到有学生“欠账”，但小索和两个“合伙人”也不甚在意，遇到低年级的孩子来买，小索还会主动降价，“看着他们小小的，怪可怜的”。
生意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小索开始每周花费100元请一个比较拮据的室友帮忙冲泡奶茶，再后来，他干脆减少了自己的利益分成，做了甩手掌柜。那一年半的经营，让他收获了好几千块。他不用跟家里要钱，就轻松地买下了好几双心仪的球鞋。
等又是一年暑假，我和先生在家乡的草原举办了婚礼，忙完所有仪式后，我赖着要让小索背我。他竟乐呵呵地答应了，背着我在草地上跑了好一会儿。看着我们欢笑打闹的样子，家人们无一不惊诧小索的“改变”，我也暗自为他高兴——他虽然仍有少年的烦恼，但这一年，他才算终于走出了融入城市的“阵痛”，在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成为很多人身边的第一个藏族人，有人觉得我们很脏，有人对我们抱着野蛮的偏见，也有人对我们的文化有着真挚的兴趣与热爱。但穿越时间，我们终于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我们不过也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我们虽有着迥然不同的姓名，却并不怪异。
小索终于走出异类的敏感与焦虑，有了自己的集体。他的话越来越多，我知道，他终于重拾了久违的快乐。
5
高一那年，小索的成绩排名倒数第一。进入高二后，班里来了一位新语文老师，和之前的老师们不同，她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组织学生看时事新闻，每周带大家去图书馆看书，介绍好的文章，安排读书交流，鼓励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小索和同学们都爱上了语文，自信又一点点回到了小索身上。没多久，这个“差生”就在一次考试中拿下全年级第三、理科班第一的成绩，成为“理科班唯一杀进前五的男人”。
小索与这位语文老师结下了很深厚的感情，他一度“恨铁不成钢”地评价自己的这位老师，“只会认真钻研学术，却不懂人情世故”。他说自己还曾向老师建议，“你有空时给领导送点东西嘛，多交流交流，我经常看着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说有笑，跟领导在一起反而没好脸色”。老师反而尴尬地告诉他，自己不会那一套。
后来，这位老师的父亲出了车祸，头部受了重伤，能报销的比例很低。小索得知后，立即塞了200块给老师，对于一个学生而言，这已是不小的一笔了。老师好半天没反应过来，只说感谢小索的重情重义。
如果说语文为小索提供了一个再次成为好学生的契机，那么，小索暗恋的女孩为他的最后冲刺再加了一把柴。
“百日誓师大会”时，小索知道基本没了上本科的希望，心里在出国与“单招”之间挣扎——出国花费太高，单招去专科他又不太甘心。这时，他喜欢的女孩告诉他，“该冲一冲了，你要努力，我相信你”。此后，他的状态像疯了魔，宿舍生意扔下了，每天疯狂做题，100天里做了500套理综试卷。
高考成绩出来时，所有人都在感叹——最后100天，涨了100分，从入学时的倒数第一名，变成了正数的前四名。
和所有青春期朦胧的感情一样，小索最终并没能和那个女孩走到一起。小索去了西北一所高校，女孩留在了省城的一所学校，187经过层层筛选，进入了一所民航学校，未来将成为一名飞行员。
进入大学，小索认识新的同学，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新同学问小索名字的意思和他的姓氏，他不再不快，而是戏谑地笑道，“好兄弟，别问了”，然后拉着对方去打球。
他没有特意寻觅学校中的藏族老乡，“好兄弟们”都有着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虽不常念经，他却从母亲那里要来一串佛珠缠在了手腕上。小索笑着告诉我，现在，他唯一的隐忧是，如果他未来找个汉族媳妇，会不会被表姨父撵出家门。
再后来，一位远房表弟想到外地读书，询问小索的建议。小索告诉他，“我喜欢城市的生活，但外面没你想象的那么好，要找个伙伴并不容易”。最终，那个远房表弟还是选择了跟小索一样的路，小索得知后，常常敦促他要好好学习，并教他如何与别人打好关系。
“外面的世界”已然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小索。他能言善辩——甚至可以称得上巧舌如簧，穿着时尚，朋友成群，深谙社会规则，对世界有了一套自己的认知体系。他似乎不再需要我们的过分关注，就能如鱼得水地开始一段又一段生活。只有面对家里老人对他“汉化”的一些“指控”时，我才能隐约感受到他的敏感与一丝焦虑。
2020年夏天，母亲带我、小索和一位表妹去青海的塔尔寺。寺院对藏族免收门票，但进入一个佛殿时，一个年老的僧人拦下了我们。他脸上堆着笑，语气却透露出强烈的不信任，他用藏语指着表妹问母亲：“她不是藏族吧？”
母亲哈哈笑道，说她是纯正的藏族，在青海上大学还学的是藏语翻译。老僧人“嗯嗯”应承着，转脸指着我说：“她更不像藏族，完完全全是个汉族！”随后转向小索，还没待他说话，小索用藏语向他打了招呼，他才作罢，挥手让我们进去。
进入佛殿后，我久久不能平静。背负着民族的标签，我们长久地面临着两难——亲人不无痛惜地认为我们已不像藏族，但在外地人的眼中，我们身上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解。
我想起两年前在台湾花莲偶然相识的一位老人。在一个日据时代的建筑里，老人杵着手里的扫帚，在没有游客来访的防空洞里休息。攀谈起来，才知道老人是太鲁阁族，在这处景点作清洁工已有数年。他出生的村庄早已不复存在，民族语言脱退的最后痕迹只剩他脑海中的几句民歌。在防空洞里，他为我轻轻吟唱儿时母亲教他的童谣。
我为老人的歌声感动，也在心头升起这样的疑问：若干年后，我们的民族语言是否也会只留存于具有表演功用的曲目中，或只剩下舞台上的那身华裳？就像年少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如何更好地自处，面对这样的时代命题，我仍然无解。
小索告诉我，他很庆幸自己当时离开家乡，让他早早学会了理解与包容，才能成长为一个开放而多元的人。我很想告诉他，这个良性的结果，也有着我们很多看不到的代价——我想，那可能也是另一种遗憾。
但我没有讲这些的话，因为走进了城市，我们唯有大步向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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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秋季开学，我担任高一年级的班主任。高一开学第一周是军训。8月24日傍晚，我正在班级总结军训第一天同学们的表现，我班的数学科任李老师推门而入，她冲我笑笑，然后面向同学：“孩子们，我是咱班的数学老师，数学的重要性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军训之后就要学习文化课，为了让大家赢在起跑线上，咱们的数学练习册统一用《XX学练考》，这本教辅资料非常适合咱们，重点突出，讲解到位，而且习题配备难易适度，对提高成绩非常有好处。”
这是开学第一天，学生们对这所重点高中充满了信赖。听李老师这么说，同学们急忙在纸上写下了那本教辅资料的名称。
“这本教辅资料除了咱们学校门前的A书城，别的书店都没有，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让家长到书店去买。住宿的同学可以让走读的同学捎来。咱们开学就讲这本资料上的题，如果不买，就没法上课。”
最后，李老师强调：“后天早上军训之前，我要来班级检查购买情况，同学们自己利用课余时间预习第一课，并且，把第一页习题做好。”说完，她也没看我，径自走了。
就在李老师让学生们去买练习册的第二天，我们学校的杨老师也找到我，向我推荐了那套《XX学练考》。杨老师承诺给我前所未有的优惠：因为是独家经销，所以，学生买不给打折，但是，却给我60%的提成——她说，给其他老师都是50%的提成，接着又对我说，如果我能劝我们组里的其他老师一起“行动”，每本书额外给我提2元钱。
杨老师原本在一所普通高中，因为教学能力突出，8年前借调到我们学校。她很快在教学上崭露头角，成为学校的学科骨干。说来，杨老师和我有些拐弯抹角的关系——她的舅舅是我的同乡和同学，小时候她来舅舅家做客，我曾经见过她。因为有这层关系，杨老师和我也不见外，按辈分也叫我舅舅。
杨老师神秘地靠近我的耳边：“舅舅，我把底儿都告诉你了，在你这里我没想赚钱，只想打开市场。”
我知道她此言不假。一年前，她在我们学校附近开了一个“书城”，也就是李老师口中的A书城。表面上杨老师说书城是她的亲戚开的，但是，明眼人都明白就是她开的，否则，她不会凡事亲力亲为、下大力气搞宣传。
毕竟是一个学校的同事，到哪儿买书都是买，刚开始，我也推荐学生去她那里买过几次。可是，她的书城对面有一家W书店，已有10多年的历史，老板为人厚道，口碑不错，在选书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眼光，不论是教辅资料，还是学生的课外读物，都很讨学生心思。所以，很多学生都去书店买书。一年下来，杨老师书城的生意远远不如人家书店。
杨老师认为，生意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没给老师相应的提成。于是，新的学年开始，杨老师准备大干一番，给了同事们诸多“优惠”。做生意找熟人，我做班主任工作多年，她也试图在我这里打开局面。
教育局三令五申不许老师给学生乱订资料。大多数老师都能按照教育局的要求去做，我也从未做过违反规定的事，因此，对于杨老师的请求，我内心里很是抗拒。
但杨老师大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和我说个不停。我不好当面拒绝，只好真诚地对她说：“小杨，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做生意，我于情于理都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可是，我的能力也有限，不能保证能帮你到什么程度。首先，你说的提成我不会要，既然咱们是熟人，帮你也是理所当然，况且，我做的都是力所能及的事；其次，我会在适当的机会向学生介绍你的书城，这点你放心……”
有了我的“保证”，杨老师才高兴地准备告辞，走时还不忘说：“我说的那些优惠，必须给你，而且，我也只给你一个人。”
看着杨老师的背影，我只当她什么也没说。
2
因为刚刚升入高中，每天我们都会要求学生在军训前半个小时到达班级，班主任老师要利用这个时间把学校的规章制度传达给学生，以便日后的管理。第三天军训前，我来到班级，看到每个同学的桌上都有一本《XX学练考》，不经意间，我看到了练习册的封底定价：89.80元。我问一名学生，多少钱买的？学生回答，89元。
我不禁一愣：平时我们也会去书店买一些教辅书，书店会给我们打8折，即便学生去买书，也会有这个折扣；但是，这本书只给抹了一个零头，让我有些意外，也多少明白了其中的秘密——多年前，我们学校曾处理过一个向学生推荐教辅资料的老师，她先和书店老板谈好价钱，然后让学生自己到指定的书店去买，学生买书时，书店老板只装作随意地问问学生是几年几班的就可以——这背后的原因不言自明，老师既想撇清关系，又想从书店那里多拿一些回扣。
这本《XX学练考》定价都在八九十元钱，如果如杨老师承诺，提成为50%，那么每本书的提成都会有40多元。按每班60个学生计算，平均每个老师教两个班，那么，李老师不费任何力气就能赚5000元左右。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正在我暗自感慨的时候，李老师再一次推门而入。一进教室，她就要求学生把那本练习册摆在桌上，说要检查前天留的作业，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她从第一组走到第四组，不时点头，露出满意的微笑。
忽然，李老师走到王小晨跟前站住了，继而音量高了八度：“为什么你不买书？你知不知道到了高中哪科最重要？”
王小晨声音低低地说：“昨天忘记和走读的同学说了。”
“老师布置的任务你都能忘了，你还能记住啥？这可是咱们第一次布置作业，刚刚升入高中就这么大惰性，以后还考什么大学？干脆别念了！”
王小晨下意识地抬头看了李老师一眼。不曾想，这一眼竟激怒了她。李老师扬起胳膊，照着王小晨的胸部就是一拳，我想拦都来不及。王小晨一个跟头，险些跌倒，眼睛里充满了怨气。
我本来就不赞同李老师的做法，这一幕更激起了我的反感：“李老师，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李老师趁势下了台阶，随我来到教室外。
“李老师，你对学生要求严格我不反对，可是，我们作为老师，要从良心出发，要确实为了学生好。首先，我想问你，高中课程哪门不重要，高考数学满分，别的科都不好高校就能破格录取吗？其次，你在课堂上怎么要求，那是你的事，请你以后不要连招呼都不打就闯入我的班级。第三，如果你失手打坏了学生怎么办，你承担起后果吗？”
李老师大概也感到了自己的理亏，连连给我道歉：“对不起，我有些过分了，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刚开学，给同学们下个马威。以后我不会擅自闯进班级打扰您，原谅我这次吧。”
同事一场，看李老师这副模样和我说话，我不好再说什么。
李老师是邻班的班主任，因为对学生特别严厉，学生们送给她一个“灭绝师太”的称号。她平时我行我素，和同事的关系也不是很友好，有求于你时，会和你特别近乎；而平时就像不认识你一样，走对面都不会和你打招呼。对于接下来的合作，我还真有些苦恼。
来到班级，确认王小晨没事，我才开始开会。
军训很快结束了，学校以最快的速度下发各种学习资料，平均下来每科都有5本左右，包括教材，也包括各种练习册。我清楚地听到有学生说：“数学有练习册，老师为什么还要咱们订？”
说句心里话，学校发的这些教辅资料，学生们都没有精力和时间都看、都做，更何况科任老师订的那些资料。作为老师，我们都知道，和教材配套的教辅资料才最贴近实际。可是，我留意到，李老师几乎不让学生做学校发的练习册，个别学生如果做了，遇到不会做的题，问到她，她也只是搪塞过去——李老师只讲她推荐的那本，把那本练习册吹嘘得神乎其神。
开课仅仅一周左右，学生们的课桌上又出现了《XX学练考》其他科目的练习册。有学生课下问我：“老师，咱们这科怎么不买《XX学练考》呢？”看着学生清澈的眼神，我说：“咱们有学校下发的练习册就够了。”
我很想说，“咱们把学校下发的资料都弄会就可以，根本没必要去买那些课外的资料”。然而，咬咬嘴唇，我克制住了。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一个和书商以及老师有关的利益链就会呈现在学生面前，老师的形象在孩子们心里就会大打折扣。
一个月之后的单元测验，每科的教学组长出题。为了让学生们心服口服，凡是购买了《XX学练考》的科目，组长几乎把该练习册的题原封不动地拿来当作考试题。结果，平均分自然很高，学生高兴，老师高兴，领导也满意。而我们这些没买《XX学练考》的科目，平均分就没有那么高。
3
9月25日，第六节课下课，主管我们年级的林副校长（我们学校有1位“大校长”，7位副校长，其中只有3位副手是‘年级校长’，分管高中3个年级。林副校长是分管高一的年级校长）在群里发信息，叫所有班主任老师马上到他办公室开会，不得迟到。
本以为有什么重要指示，大家急匆匆赶去，推开门一看，却见林副校长办公室里已经规规整整地摆好了椅子，每张椅子上放着一些水果，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往墙上调试投影。
见我们进来，女子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并让我们吃水果。正疑惑间，林副校长从里面的套间走进来，点名之后，他清了清嗓子：“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老朋友宋旭，已经和咱们合作两年了，大家一定配合。具体的事情，请宋旭和大家进行交流。”说完，林副校长推门而出。这时，去年就在高一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张老师悄悄告诉我，“这是要推销学习软件，去年就是她来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墙上的投影，果然，出现的是“某某网”的名字。
简单地自我介绍后，宋旭开始轻车熟路地介绍起这款软件的功能。这是一款包含学生们高中三年假期作业的软件。我心里纳闷，每学期我们都要给学生发放假期作业的，哪里还需要这款软件？见有的老师不解，宋旭接着介绍，这款软件不仅仅是假期作业，平时也可以用，这里有一些内容是针对高中生的心理辅导、以及高考志愿的报考等，“对学生学习大有帮助”。用宋旭的话来说，这是一款具有百科全书式的软件，“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并且，“省去了学生假期去补习班补课的费用，一举多得”。
老师们马上就猜到了宋旭的用意——既然林副校长都亲自出面召集班主任开会，出了事有校长负责，那我们还怕啥？
“宋老师，你就直接说这款软件多少钱吧。”有老师提议，其他老师也附和。
宋旭接话说：“这款软件其实价位不高，3年才450元，尤其是疫情期间，可以在家学习，里面有‘在线课堂’，名师讲解非常到位，上一届学生都很喜欢。并且——”她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公司对各位的宣传是有回馈的，每推荐一名学生购买，给班主任老师提成50元。”
听到这里，有的老师小声议论起来：“这么高的价位，才给50元的提成，是不是少了点？”
宋旭马上接过这位老师的话：“各位不要急躁，除了提成以外，公司还给每位班主任老师准备了一件丰厚的礼物，绝对物超所值，让你们意想不到。”
有的老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还差不多。”
积极响应宋旭的，都是那些私自让学生订了《XX学练考》的老师。我心里霎时涌上一股反感：学生的钱，就那么好挣？表面上说为学生好，其实，那只是一个噱头而已，真正的目的就是一个字：钱。
宋旭现场建了一个群，然后走到每位老师面前扫描二维码。几分钟时间，一个40来人的群便组建成功。宋旭反复强调：“购买的时间截止到10月2日。”
散会后，褚老师拦住正要去班级的我：“怎么办，怎么向学生开口啊？”
“能怎么办？这种昧良心的钱我挣不来。说是有心理辅导，可是，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有几个？说是有高考志愿指导，可是，高考结束之后还不是花钱找报考机构？再说，每年学生都要花钱买假期作业，这笔钱已经包括在每年交的书费里，如果还要额外买假期作业，那之前为啥要交那么多的书费……”
褚老师是我多年的朋友，为人正直善良。因为性情相投，我们俩走得很近。说到最后，我俩意见一致，这些东西一旦和利益挂钩，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可是，这事是校长出面的，公开抗拒又使不得。我们俩决定，一切看情况。
宋旭说到做到，第二天，礼物就到了，林副校长打电话来，让每位班主任亲自到他办公室去取。我接到电话时，推脱有事，没去。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褚老师竟把礼物给我送到办公室来了——原来，他和我一样没去取礼物，最后，林副校长亲自给他送来了，还让他给我也捎一份。没办法当面拒绝，褚老师只好收下——宋旭给我们的，是一台电饭煲。
收了礼物，我更加为难：班级里有好几个学生来自低保家庭，平时的生活都很艰难，我怎么能让他们雪上加霜？再说，这些资料并非学习必需——我打定主意，不管林副校长怎么催，我也不能在班里和学生说，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这关。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一天的时间，有很多班主任老师已经把订学习软件的学生名单统计好发到群里了，上报的班级，都是“全员购买”。
4
平心而论，所有的高中教辅资料大同小异，都是教材中知识点的再现和运用，学校发的资料足够学生使用，让学生熟练做好一本资料足矣。如果有多余的精力和物质条件，练练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同学而言，并没有多少作用。
我一直装作没事一样每天上课下课。一节课间，我忽然接到宋旭的微信好友申请，在备注一栏，宋旭写到：林校长让我加您微信。稍微思考之后，我通过了。
寒暄之后，宋旭直接问我：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和学生以及家长说买软件的事？如果是这样，可以把她拉进家长群，由她和家长直接沟通。我稍加思索，告诉宋旭：“不必了，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好。”
我决心死磕到底，不想，褚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林副校长找他谈话，有意无意提醒他，每年的班主任人选都是“校长团”最后决定，如果连学校工作都不支持，来年的班主任也就希望不大了。我们学校每个月的“班主任费”在1500元左右，褚老师上有老下有小，妻子没有正式工作，全家人都指望他挣钱养家，如果不做班主任，家里的生活质量就会打折扣。
“没办法，我已经把通知发到家长群了，不过我说了，自愿购买，现在，已经有40多个家长报名了。”
对着电话，我说了一声“哦”，便不知该说什么了。好在林副校长没给我打电话，否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9月28日，忽然有一个家长给我电话：“老师，别的班级都给学生订学习软件了，咱班怎么没订？”
我回答家长：“我不知道咱班学生是否有需要，所以就没有发消息到群里。”
不想，这个家长非常迫切：“当然需要！只要是对孩子学习有帮助的，我们都要！老师，你赶紧把付款二维码发到群里吧。”
我问那个家长，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告诉我：“一个自称是咱班学生家长的人打电话告诉我的，如果不是这位家长，我还不知道呢。”
霎时，我恍然大悟——每年开学，我们都要调查学生家庭住址和家长联系方式，以防万一。这些资料林副校长都要备份，如果我没有猜错，肯定是他看我没有动静，让宋旭冒充家长给这个家长打的电话。
潜意识里，我还不想扩大影响，只把付款二维码给了这个家长，他却把二维码直接发到了家长群。
我最后还是未能扭转事情的走向。事后，我得了1750元“辛苦费”。拿着这沉甸甸的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本不是我的劳动所得，这钱得的名不正言不顺。
班级有3个低保户同学，我便将这笔钱以校友基金会的名义，给了他们每人500元。剩下的250元，我给全班同学买了签字笔。
之后的一天，路遇一位关系不错的副校长，谈话中我们说起了给学生订资料的事。这位副校长对这事也有耳闻。听完我的苦恼，他意味深长地笑了。据他透露 ，3位“年级校长”的订教材教辅和软件的提成，占其收入的一大部分。
他的话让我忽然想起，有一年我在高三，一位“年级校长”在退休前夕，不顾“大校长”三令五申，隔三差五召集教学组长们开会，每次都遮遮掩掩，先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最后无一例外都落到同一个主题上：订阅“资料”。那一年，仅仅是年级范围内订阅的资料就超过了5本。大多数学生根本无暇去做那些练习册，有的同学甚至连看的时间都没有。毕业前夕，很多完好无损的资料被同学们摆在甬路上叫卖，几十元钱订的资料，最后只卖了几元钱。
5
在正式上课的第二周，为了治理乱办班、乱补课、乱订资料，教育局组织各校签署了“我市教育系统在职教师不参与违规办班补课等行为”的公开承诺书。
那天，由“年级校长”陪同，全校所有的任课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向所教班级全体同学宣读承诺书，承诺书明确规定：教师“不做乱订资料，乱收费，体罚学生等有违师德的行为”。承诺之后，所有的老师当场签订承诺书，贴在班级最显眼的地方。教育局组织人员给承诺教师录了视频，学生们也似乎感受到了这所重点高中的正规。
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充满了滑稽。
一次课间，去操场的路上见到褚老师，他对我苦笑：“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干嘛要在学生面前装模作样地承诺？现在想想，真是恶心。”
我也笑笑：“兄弟，只要我们不主动去做就好，很多事情我们无能为力。”
本以为这件事过后就结束了，不想，10月12日，林副校长再次通知我们召开紧急会议。到了会议室，林副校长除了提了提常规工作以及教学要求，并无其他内容。正当我们以为会议结束要离开会场时，林副校长再次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朋友：贾云。
有了上次的经历，几乎所有班主任老师都猜到接下来的安排：“会场交给贾云。”
果然，又是一场关于订阅资料的“专场会议”。只不过，这次要给学生推销的是一本“纠错本”，而且，只是针对数学这一科。纠错本一年199元，每本给老师提成30元。这位叫做贾云的女子表达能力不是很强，反反复复说了半个小时，也没说得很清楚，大意就是：在高一阶段，大大小小考10次试，每次考试过后，都会给每个学生发一本专属于他的纠错本，本子里不仅会再现学生在考试中做错的题，而且，针对错题，还会相应地出一道例题和几道相仿的题让学生训练，以达到让学生熟练的目的。
没等贾云说完，坐在下面的班主任老师们就议论开了：
“刚订完学习软件，怎么又订纠错本？怎么和学生以及家长说啊？”
“这明摆着是乱订资料，哪个学生和家长会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也太频繁了，把班主任老师当成传话筒和赚钱工具了？”
……
也许是感受到了我们的反感，和宋旭比起来，贾云的措辞相当小心和诚恳。在台上，她一个劲儿地给台下的班主任老师们鞠躬、作揖，让我脑海中浮现出乞丐乞讨的画面。
有了上次的经历，这次我仿佛变得麻木了。即使我不在班级说，学校也会想方设法让学生和家长知晓，一个班60名学生，总会有一些家长“支持”学校工作。
和宋旭的做法相同，贾云也建了一个群，而且，这次她直接把林副校长也加进了群。虽然林副校长全程没说话，但是，看着林副校长的头像，总感觉他在盯着你一样，让人不寒而栗。
有的班主任老师实在不好意思和学生开口，贾云就到各个班级去讲，给学生洗脑。还有的班主任老师邀请贾云直接进了家长群，即便这样，订阅的学生还是不足学生总数的1/3。
贾云急了。一节自习课，我正在班级看班，她竟然敲门叫我出来，还没等我开口说话，就直接塞给我一个信封：“一点心意，麻烦您再给宣传一下。”我当时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赶紧推脱。贾云不死心，在走廊和我拉拉扯扯。
她的做法引起了我的强烈反感，最后我说：“我还要看班，请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见我义正辞严，贾云收回了信封，讪讪地走了。
事后我才知道，贾女士在信封里装了200元钱，作为班主任老师的“辛苦费”。
贾云每天都会在群里公布每个班的订阅数量，除了我的班和另一个班还没有订阅，其他班级都行动了，而且，订阅数量每天都有增加，我看到褚老师的班也订了30份。
除此之外，贾云每天都要在群里发一些“话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和学生说。纠错本的购买时间为10月12日至15日，共4天时间。按照贾云的说法，对学生和家长说这个事也要讲究循序渐进：第一天，主要讲这个纠错本的好处，并举一些例子让学生和家长信服；第二天主要讲开始订阅纠错本；第三天主要讲已经有很多学生订阅纠错本，“有的班级全班都订了”，给学生造成一种紧张感；第四天，是所谓的“冲刺期”，主要讲纠错本的优惠时间马上截止，“截止时间一过，纠错本马上恢复原价300元”。
虽然贾云煞费苦心，但是，学生不是小孩子，频繁订资料，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订阅人数仍不乐观。我仍然没有在班级和家长群里说这件事。
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林副校长终于让教学组长给组里班主任老师传话：“每个班至少要保证10个学生订阅。”
我心里一惊——这是明摆着向学生要钱啊！
李老师看我一直没有动静，终于按捺不住和学生说了。经她一渲染，我班里的订阅数量一下子达到了15人。贾云在群里@我，给了我一个竖起的大拇指。
每年的班费都要几百元钱，这次得到的450元“辛苦费”，我直接给班长保管做了班费。
有利益存在，就会有竞争。有的老师嫉妒别人获得了利益，自己私下里也偷偷摸摸地让学生购买其他书籍。我班的语文老师，一下子让学生买了4本小说，一时间，学生们在自习课上纷纷看了起来——学校明确规定不许学生在学校看课外书，当我阻止学生时，学生们却委屈不已：“这是语文老师留的作业，说对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有帮助。”
我的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合适的话。我知道，每让学生买一本书，老师都至少会有定价30%的提成。
和褚老师说起这件事，他说，他班也有这样的现象。
“没办法，上梁不正下梁歪。”褚老师摊开双手，无奈地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6
现实很快打脸了。
10月下旬，我们学校和几个兄弟学校联合进行期中考试，聘请第三方出试题。最后的评比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那几个订阅《XX学练考》的科目，在联考中的成绩纷纷败下阵来，有的科目甚至倒数——这在本校的联考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反倒是我们没有订阅课外练习册的科目，紧跟和教材配套的练习册，稳扎稳打，成绩都保持了领先。
考试结束，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同学整日郁郁寡欢，有家长打开那款假期学习软件，想寻找一些心理辅导，结果，那些辅导和家长想要的总是相差太远，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还是来求助班主任老师开导学生。
期中考试总结会上，林副校长和教学主任大发雷霆，批评有的组不能静下心来教学生，心思都用在了别的方面。我看到，在他们批评的同时，有很多老师撅起嘴：“你们还不是一样？”
不仅如此，因为科任老师频繁地订阅《XX学练考》，并且每一本的价位都很高，有的家长承受不起，纷纷给“大校长”打电话、发信息，指名道姓地表示对某些老师的不满，要求校长严厉批评这种乱订资料的行为，否则，就要到教育局纪检科举报。
其实，家长此前之所以隐忍，一是因为之前订辅导资料的现象还不猖狂，二是因为孩子能考上我们学校很不容易，很多家长担心如果不听老师的话，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有的老师正是抓住了家长的这种心理，才变得有恃无恐。
“大校长”责令林副校长紧急召开教学组长会议，严厉斥责某些老师的行为，并告诫全体教学组长，一定不能再乱来，督促组员遵守学校规定。但是，可以预料，林副校长的话是多么没有底气。
让人纳闷的是，那些已经订阅资料的老师，学校却没给任何惩戒。不给惩戒，那就意味着在这方面还有操作的余地。
杨老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兴奋，因为她的A书城在新学期开学初就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照这样下去，“钱”途无限。虽然我没有给过她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因为很多老师支持，她已经不在乎我是否帮助她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于某位老师让全班同学统一到杨老师的A书城去买地图册。按照惯例，期中考试结束后，高一学生要面临着文理分科，选择理科的同学高考不考地理，但是，这位科任老师却要求全班同学都要购买。有同学小声说，我学理科，可以不买吗？这位老师当即回应：“不行！无论学文学理，都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见这架势，其他同学立刻不敢出声。
终于，一些家长联合起来到教育局举报了这个老师。教育局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展开了调查。那些曾经在书城订阅《XX学练考》的老师得知消息后，纷纷让学生把《XX学练考》藏起来，不能放到桌面上。学生不敢怠慢，把练习册放到书桌最底层。有些老师还是不放心，让学生统一把那些书放到一间空闲着的教室里。一时间，课也不上了，往教室送书的，送完书出来的，学生们乱作一团。
林副校长看到了这种场面，非但没做阻止，还督促学生动作快点。很明显，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对谁都不好。
有学生一脸懵圈，问我：“这些都是我们花钱买的资料，为什么要放到那里？”
见我一时无语，旁边一个同学马上点破：“这还不知道？这是老师私自订的资料，是违反纪律的……”
怕夜长梦多，晚上放学时，几个科任老师又把那些书给发了回来，并且反复叮嘱学生，放学后一定带回家，切记切记。此后，学生花几百元钱买的资料，就只好放在家里，束之高阁。老师也再不留那本资料的作业了。
这件事也给林副校长带来不小的震动。第二天，宋旭和贾云一一给班主任老师打电话，再三嘱咐我们，说是受林校长委托，要求有过转账记录的，赶紧删除。怕有的老师不会弄，还特地教我们如何操作。私信中那些“话术”，也不能保留，嘱咐我们一并删除。随后，她俩便解散了各自建的群。
就像做了一场梦，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甚至不相信是真实发生的。内心里既有一丝快感，又有一丝伤感。
虽然做了很多掩盖，但是，学生是诚实的。调查组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一查书的来源，均来自杨老师的A书城。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调查组进入学校调查后，W书店老板也举报了杨老师恶性竞争。据说，杨老师为了在竞争中压倒对方，相同书目存在故意压低价格的嫌疑。
在事实面前，杨老师承担了全部责任。稍后，学校专门召开大会，宣读了教育局对杨老师的处分决定：杨老师当年年度考核为不合格，取消其评先选优、薪级工资晋升资格，并回到组织关系所在学校——那是一所普通高中。
而那些让学生购买资料的老师，据说因为人数众多，只给了警告处分。
这个处分给了那些还对订阅资料蠢蠢欲动的老师们当头一棒，这也是建校以来最重的一次处分。宣读处分决定的是林副校长，他的表情极不自然，还数次擦拭额头渗出的汗。
那一刻，我感觉内心里曾经走远的某种东西终于又回来了。散会后，我和褚老师特意到校外的餐馆聚了一下，碰杯的时候，我俩都不自觉地长舒了一口气。
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但那些曾经让学生订阅过资料的老师们却还心有余悸。李老师甚至对学生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温柔了，让学生一时难以接受。整个校园又呈现出一派风清气正的局面。站在窗前，看着上下班时间行色匆匆的老师们，我暗自感慨：不知道，刚刚公布的处分决定，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是否会被大家遗忘。
后记
杨老师的A书城仍在营业。不时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去买书。和之前不同的是，都是学生自己主动去的。有的学生也会咨询老师买什么样的教辅资料更实用，老师们大多会耐心地给学生一些中肯的建议，而不是带有某种目的性去推荐。
我特意去书城转了一圈，学生购买的教辅资料，书城都会给打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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