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272）
1
如果不是“被升职”，我是没有机会听到王德庆因为放了笔房屋抵押贷款、阴差阳错丢了工作的离奇故事的。
2008年冬季的一天，还在新城支行营业室做柜员的我在家轮休，却被办公室秦主任一个电话喊去单位。我一路连跑带颠，气喘吁吁地进了他的办公室，刚把屁股落到椅子上，他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老弟呀，你掏上了（东北话，得到了大好处），宋行长要派你去分理处任职呢。”
秦主任的话出乎我预料，但并不令我惊讶。当时我进入银行工作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1米8多的块头，塞在低矮的柜台里，连腿都伸不开，实在憋屈得很，早就琢磨着“逃”出柜员岗位了。数月前，我偶然听说新城支行一把手宋行长和我一样，也是A大学金融系毕业的，就直接跑到他办公室，表达了想去客户部锻炼一下的愿望。
宋行长耐心地听完了我的“毛遂自荐”，微笑着未置可否，热情地勉励一番，就打发我走了。现在看来，他还真拿着我的诉求当个事办了。我只道是自个儿资历尚浅，去客户部太过奢求，但不当柜员，干啥都行，能去网点当客户经理，也算是喜事一桩了。
“快去感谢一下宋行吧，领导在办公室呢。”秦主任对我说道。
宋行长见了我，啥也没说，只是拍着我的肩膀半开玩笑道：“去分理处好好干，别给我这个老学长丢脸啊！”
宋行长特意叮嘱秦主任，让我当日上岗。我交出业务办讫章和操作卡，秦主任开车载着我去网点报到。
东大分理处业务人员齐全，营业室配备4名柜员、1名会计主管和1名勾挑员，但大堂很缺人手，只有一把手李主任忙前忙后。秦主任向网点员工介绍完我后，大家反应有些冷淡，似乎不太欢迎我的到来。
秦主任离开前叮嘱我：“东大（分理处）王德庆（副）主任目前不能正常履职，你要多替李主任分担压力。”我以为他只是要我“多干活”的意思，郑重地点了点头，其实完全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意。
那天临近周末，吃过午饭后，李主任对我说：“明天我想休息一天，你周六上（班），我周日上（班）行吗？”
“没问题！”我不假思索地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周六，我早早到岗，开始在大厅分流客户、指导填单、营销产品，忙得不亦乐乎。让我有些费解的是，到了午餐时间，会计主管问我“先暂停哪个窗口？”下班前，又让我定夺下周一从金库调款的额度——按说，这些事儿都应该是分理处主任的职责范围。可当时的我正沉浸在脱离柜员岗的喜悦情绪中，疑惑一闪而过，没多思考其中缘由。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干了好几个礼拜，直到有聪明人指点，才揭开了宋行长派我到东大分理处的真实用意。
东大分理处的会计记账员郑南是退伍兵出身，虽然只比我大3岁，但上班已有10年光景，他业务精熟，为人机灵，这些天来对我的态度比其他员工更热情一些。不知道他是不是察觉到了我的迷惑，一天营业终了、关上卷帘门后，他突然对我说：“走啊，咱俩喝点去啊？”
我俩来到一家火锅店，红绿菜品铺开一桌时，铜锅里已经沸腾开来。郑南用筷子夹起筋弹的毛肚在翻滚的红汤里蘸了六七下，刚变了颜色就送进嘴里，腮帮子一鼓一鼓地说：“市行张滨（副行长）真是你叔吗？”
“谁说的啊？”我闻言不由得惊得张大了嘴巴，停顿了一会儿才解释说，“我只知道张滨是市行二把手，和我同一个姓，可能五百年前是一家吧。”
“嗐！我也是听别人瞎传的。”郑南说，“大家看你这20多岁的小伙来顶王主任的位子，能不背后议论你是哪个领导家的亲戚嘛？”
“不能吧？我来时没人和我说接替王主任的职位啊？”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个说法。
“反正上班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办公室主任亲自开车送一个普通员工上任的。”郑南把嘴一撇。
听他这么一说，我有些明白为啥李主任总是和我“AB角”换班休息，她不在单位时让大家有事都请示我的缘故了。
莫非宋行长真有“一步到位”提拔学弟的意图？我心中揣摩着，但这事不靠谱啊——支行中层干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无论王副主任是病假也好、事假也罢，总有一天会回来，何来我顶替他的说法呢？
我干脆直接问郑南：“王主任为啥不能‘正常履职’啊？”
“你当真不知道王主任在拘留所里呢吗？”郑南有些不相信，“大家都在念王主任的好呢，人家因为一笔倒霉的贷款出了事。你这一来，不说是趁火打劫吧，更重要的是，基本意味着行里放弃保护王主任喽……”
2
彼时新城支行总共有300多名员工，因为入行年头短，我之前与王德庆并不相识。郑南说，王德庆是1971年生人，经济师职称，原来一直担任新城支行信贷科科长，虽然手中权力很大，却没啥架子，接人待物和蔼可亲，尤其讲哥们义气，人缘和口碑都很好。
他的父亲曾是我们银行一家支行的行长，他刚进入新城支行工作时，老爷子还在位，所以各路“神仙”多少给点面子，工作也一直顺风顺水。在那个讲究论资排辈的年代，他三十五六岁就当上信贷科长，羡煞了一大票人，假以时日，混上个副行长也是很有希望的，然而，已经混到正科级的他，却因为2007年放出的一笔贷款捅了“娄子”，被“贬”到东大分理处当了副主任。
王德庆当信贷科长那阵子，常去一家离新城支行本部大楼很近的“隆盛洗浴”洗澡。这家浴池老板牛磊是个“社会人儿”，喜欢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得知王德庆在银行上班、还是个科长，就经常拉着他去喝酒。王德庆本来就为人豪爽，面对牛磊的“盛情”，自然“难却”，一来二去，两人就混熟了，成了“铁哥们”。
2007年初的一天，牛磊在酒桌上说想扩大经营，把浴池改成新兴起的那种带餐饮的洗浴中心，这在当时是一桩包赚钱的生意，但是牛磊说“手头还差点资金”。
王德庆一听，就问他差多少钱。牛磊就说还差七八十万，王德庆遂告诉他，这点钱完全可以贷款，还问他有没有抵押物。牛磊说自己还有一处房子，王德庆立即表示，这事儿好办。
王德庆这样说是有底气的，那时各家银行的房贷业务管理把关宽松，贷款余额野蛮生长，放贷款支行一级就能说了算，他这个分管信贷的科长，比现在管着200多人的正处级行长还管用。
哥们的事，说办就办。王德庆让牛磊准备身份证、结婚证、房屋所有权证明等材料，又拿了份《个人住房借款申请书》让他填，然后去了趟牛磊要抵押的房子亲自调查。
牛磊的房子坐落在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套使用面积160多米的三室两厅。王德庆是老信贷员出身，在里面转一圈，就估摸个差不离了：“值个70多万吧，评估价能到50万。”
“大哥，能不能帮老弟想想招儿，评估得高点？”牛磊说。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王德庆把胸脯拍得山响。
虽然2004年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要求贷款银行要委托独立的房产评估机构对房产进行评估，但当时房地产评估机构已经从政府系统分离变成了企业，是需要盈利的，他们七八成的业务都是来自于银行推介，怎么敢得罪银行的人？王德庆作为大行支行的信贷科长，指定哪家公司，就是嘴一歪歪的事，评估公司更是对他的话“唯命是从”。
在王德庆的关照下，评估公司将牛磊的房子评出了100万的高价；然后王德庆又帮“兄弟”做了个70%的最高抵押率。这样一来，市场价格70万元的房子，愣从银行贷出70万元，实现了100%的流动性。牛磊对王德庆千恩万谢，哥俩去房地局送完办理用作抵押的“他项权证”（指在他项权利登记后，由不动产登记中心部门核发、由抵押权人持有的权利证书）的材料，中午又敞开肚皮喝了一顿大酒。
王德庆是资深银行信贷从业人员，虽然醉了，但头脑还挺清醒的，在银行上班的人有一条不宣的纪律：“钱、票证、印章，亲爹来拿也得防。”撰写《房屋抵押贷款风险评估报告》时，他仔细捋了一遍牛磊提交的资料：两口子婚姻状态正常；经营的浴池他也总去——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充当抵押物的房产证他看过，是没问题的，而且经过实地调查，房子坐落在黄金地段，根本不愁卖，这些年来房价持续上涨，就算走了熟人关系把评估的价格弄得很高，应该也没啥实际风险。
牛磊的“他项权证”在房地局当天办不下来，王德庆就吩咐手下的经办信贷员洪正涛过一周找个时间去取。还没等到周末，牛磊又来新城支行找王德庆喝酒，一进办公室，就随手把“他项权证”放在桌上得意地说：“我一个哥们就在房地局上班，这不，帮着找了人隔天就办下来了，我正好顺道送来。”
照理说按银行的规定，去房地局递交贷款资料办理、取回“他项权证”，必须由银行的人现场监督。王德庆捏着证书的一角，冲着阳光假装看水印似地说：“不能是刻个萝卜章、自己盖的吧？”
牛磊闻此言，猛地一愣，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才好，直到看到王德庆翻开证书封面、核对了里面一下信息后就扔在一摞贷款资料里，才木讷地笑了笑——这下，房抵贷的各种手续算齐全了，王德庆大笔一挥，先签了字，又找来信贷员洪正涛也签了字，最后拿去让分管信贷的李副行长审批。
就这样，不到一周时间，额度70万元、期限10年的贷款就放了出去。王德庆帮了牛磊的大忙，哥俩的感情更进一步，隔三差五地洗澡、喝酒，就算是“贷后管理”了。王德庆亲眼所见，牛磊确实将贷来的钱用于浴池扩大经营，生意也很红火，按期还息。
一晃就过去了一年多。事情要是就这么着了，就说不清等到哪年才会出事，也可能根本就不会出事。
3
那几年国有四大行迈开了股份制改革的步伐，为了尽早上市，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摸底“不良贷款”。于是，市行下达了“限期核查各类贷款抵押物”的通知，我们银行相对较慢，但也赶上了这趟车。
如火如荼的核查工作开展没多久，牛磊这笔贷款就爆了雷——市行信贷处查出，牛磊用作抵押的“他项权证”是伪造的。王德庆一听，脑袋里轰的一声，赶忙去房地局窗口核实——那本“他项权证”是假的，没跑。
王德庆满腔怒火、气势汹汹地拎着那个“废本子”去找牛磊算账。事实摆在面前，牛磊也不得不认了账：原来第一次去到房地局递交材料时，王德庆并没有亲手把贷款材料递进窗口——牛磊自己拿着材料排队，轮到他时，趁着王德庆不注意，他变了戏法，将材料塞进了自己的包里，转过身来谎称交给了经办员。
所以，牛磊的房产根本就没有抵押登记，他第二天交给王德庆的“他项权证”，就是找了个办假证的给伪造的。
王德庆被气得气血翻涌冲他吼道：“你马上提前还款！”
“没钱。”
“没钱你就卖房子！”
“房子我早就卖给别人了。”牛磊那往日毕恭毕敬、打勤献趣的小老弟姿态一扫而空，露出了无赖的嘴脸。
王德庆从牛磊处悻悻而归，把这事的详细经过向李副行长报告了。分管信贷的李副行长可谓是见多识广、处变不惊，私下流露出这样的意思：这笔“房抵贷”虽然抵押物不存在，也还是不声张为妙——既然牛磊一直按期还息，就让他能还多少还多少，减少损失。当然，催收工作也是要同时做的，就算最后真的进了“不良”，也是虱子多了不咬。
当时全行上下都在为股改做前期准备，新城支行客户部正“五加二”、“白加黑”地梳理上报不良贷款资料——当年新城支行贷款余额9000多万元，不良率竟然是100%，其中既有国家摊派的政策原因，也是几十年来信贷业务粗犷经营、野蛮生长的结果——有贷款抵押物莫名其妙丢失的；有贷款抵押物是一堆无用废铁（淘汰下来的机械设备）、还得倒贴库房租金存着的；甚至还有早年借款申请写在烟盒上就放了款的……有一次上级行来检查的领导看了一屋子信贷档案，憋不住笑了，问当时的行长道：“你说咱俩抬着1000万的现金，借给100个出早市的商贩每人10万，你觉得能不能有1个人按期归还？”
对数额惊人的不良贷款，上面会怎样处理，领导们有着不同的猜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不良贷款笔数太多，如果严厉追责的话，要处理的可能会有上万人之多，当年的那些信贷科长，如今很多人已经当上了高管，所以放宽对责任人的处理、把“不良”一次性全部核销，是大概率事件。只要上级行不追究，到了支行一级，一般都是“模糊处理”的。
然而，信贷员洪正涛一听这话音，不干了，他坚持要向公安机关报案。
洪正涛认为，王德庆和牛磊是“铁哥们”，两人成天泡在一起，这里面指不定有什么猫腻呢。作为这笔贷款的经办员，他也是签字留痕、落下责任的，自己一分钱的好处没捞着，万一摊上官司，岂不是比窦娥还冤？
洪正涛是个又倔又较真的人，报案这事，行长和科长都劝不住，这样一来，事情就瞒不住了。由于伪造“他项权证”的犯罪事实是明摆着的，公安局经侦支队很快就拘捕了牛磊。
按照规定，“不良贷款100万以下，属于自查发现案件，可从轻、减轻有关人员的责任”。事情如果就此打住的话，王德庆大约最多受个记大过处分，扣发半年的绩效工资，少赚个几万元钱。
没想到牛磊有个妹妹，也是生意人，很有些“能量”。一听说哥哥被拘了起来，就跑到新城支行来找王德庆，想让他作证时护着哥哥点，她说自己这边找人把牛磊往出捞，欠银行的贷款也能帮着还。王德庆听了她的一番保证，顿觉压力大减——如果贷款能收回来，自己应该不会受什么大处分。
可他怎么也料不到的是，就是这个妹妹，后来在本市司法界捅出个天大的娄子。
4
牛磊的妹妹走马灯似地围着公、检、法三大“衙门”跑前跑后，跑了足有两三个月，“钱串子倒提溜着花”，能搭上关系的人都托了。这期间，银行这边也不好受，光是经侦支队找王德庆和洪正涛做笔录就不下五六次。一开始只是了解案情，后来越来越多地询问这两位银行员工和牛磊的个人关系，似乎在怀疑存在职务犯罪的可能。王德庆和洪正涛经常被扣下48小时，拘了放，放了又拘。
彼时宋行长刚来到新城支行当一把手，他和王德庆的父亲（此时人已经退休）关系不错，让办公室秦主任代表单位密切关注案件的动态，力保王德庆。秦主任和王德庆个人关系也很好，他在车后备箱里备上十几条软中华和几瓶茅台，只要王德庆和洪正涛被扣下，他就不分白天黑夜守在经侦支队里，给人家递香烟、赔笑脸、求人情。
牛磊的妹妹花了大半年时间一番运作下来，法院最终还是认定“牛磊伪造他项权证骗取贷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处了牛磊有期徒刑6年。牛磊的妹妹一听宣判结果——自己托了一圈人，花了几十万，竟然一点没减轻刑责——当场在法院撒泼打滚闹了起来。
照理来说，大闹法庭，把牛磊的妹妹拘留几天就完事了，可偏巧当天有个法院的领导在现场——此人听说是一位收了钱的领导的死对头。他一听这女人嘴上冒出了“死对头”名字，两眼放光，找个房间，让她慢慢说——都托了哪些人、花了多少钱。
牛磊的妹妹被激愤蒙蔽心智，上了头，把托了谁、每个人分别收了多少钱，竹筒倒豆子般抖了个干净。那位法院的领导面带微笑，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拉了个清单，亲自交到了省检察院。
一桩普通的经济案件，就这样闹大了，一下成了本地的一桩新闻，凡是收过牛磊妹妹好处的“大小头头们”被来了个连根拔。公、检、法系统内被“扒皮”、获刑的，有七八人之多。图个一时嘴上痛快的牛磊妹妹，也被判了行贿罪，还有几名司法口的分管领导也受到牵连、挨了处分。
因为这事源头出在银行，相关领导就将怒火发泄在银行身上，专门给省行打电话施加压力：“我们公务员都开除了，你们银行不收拾犯事儿的人有点说不过去吧？”于是，省行找市行、市行找支行，宋行长受到巨大的压力。
好在按照银行内部的《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王德庆的错误还够不上开除，宋行长就先做出个落实责任追究的姿态，免去了王德庆信贷科长的职务，在2008年秋天把他“发配”到东大分理处做副主任，躲下风头。
事情闹大到这个地步，王德庆也知道想官复原职已经不可能了，认下这个处分，在分理处干到退休，就算是烧高香了。
可人走衰运，挡都挡不住，王德庆来到东大分理处任职没两个月，他和洪正涛就被公安局正式批捕，从单位直接带走拘押了起来。后来行领导一打听，才知道检察院对王德庆、洪正涛两人提起了职务犯罪的公诉，由法院另案审理。
王德庆一直认为自己是骗贷的受害者，自己审核不严，最多落一个“记过”的内部处分。洪正涛更是没想到“犯罪”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词会和自己沾上边——按照他的老观念，信贷员只要是没拿好处费、没把贷款资金往自己腰包里塞，这么多年也没见处分过谁。现在想想当初非得报案的决定，估计他肯定肠子都悔青了。
两个人被关在城乡结合部的市第一看守所。顿顿白菜汤倒也没啥，最难熬的是每天早上醒来就得盘着腿，后背直溜坐在铺上，一会儿身子就麻了，稍微动一动就可能挨“管事的”一记耳光。李主任曾经托了人去看守所趴着铁门的缝看过他。放风时，王德庆和一群犯罪嫌疑人排成长队绕着操场走圈，他神情落寞，眼神呆滞，想必是吃了这辈子从来没受过的苦。
5
一晃我在东大分理处代理副主任有10个月之久了，慢慢和同事们相处得融洽起来，大家渐渐不再念叨着常请分理处全体员工吃烧烤的王副主任回来了，偶尔再提起他时，只是表示惋惜。
2009年9月，新城支行组织新一轮竞聘的通知下达，李主任对我说：“看来德庆的位子是保不住了，你好好准备一下竞聘，安心在这儿当副主任吧。”
王德庆和洪正涛的职务犯罪案，一直到了2010年9月才开庭审理，靠上了个“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据说是属于渎职罪里面的一种——他们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总算是免去了牢狱之灾，但毕竟是担了刑责，不要说银行里正科级的位子，就是这铁饭碗也端不住了。
我在东大分理处网点总共干了两年多副职。2011年调任新城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和宋行长混熟后，我才知道：当年郑南请我涮火锅时说的话，猜得很准。王德庆被正式批捕时，宋行长就得到了第一手消息，他认为保住王德庆的职位基本上没有希望了，想起了我要去客户部的诉求，就找来一位客户部的资深经理谈话，想让他去东大分理处代理副主任，然后客户部腾出的空缺再让我去补。但那位经理怕王德庆的案件有反复，万一人家官复原职，自己在支行机关的“坑”却没了，就没同意宋行长的安排。
宋行长又一琢磨，这才有了我以“客户经理”的身份去东大分理处干副主任活儿的事。后来2009年9月，宋行长又得到王、洪两人必担刑责的风声，就举行了新一轮中层干部竞聘，我这才有机会踏入中层干部的队伍，混上了个副科级。
我来办公室任职前，以为王德庆的事情早就翻篇儿了，没想到上任没几天，监察干事老李就拿着一份文件，来给同时分管监察条线的我看——那份文件竟然是市行监察室下达的《解除王德庆、洪正涛劳动合同》的监察建议——由于开除中层干部的权限在省行，流程长，所以文件才下达。
有些事就是这样玄幻，因为王德庆摊了事我才有机会当上了副科级干部，现在又要我亲自拟定开除他的正式公文。老李教我拟好了解除王德庆、洪正涛劳动合同的文件后说，这文件还要送达被处分人签字，才算走完流程。
我这才有机会见到王德庆本人。
我连打了好几天的电话，好说歹说，王德庆才同意和我们面见。到了见面地点，王德庆胡子拉碴、形容消瘦，显得很是颓唐。我把处分文件递了过去，他翻来覆去阅读了好几遍，丢在桌上拒绝签字。我和老李一番劝说失败，只好在文件上注明了：“送达处分文件时，被处分人拒绝签字。”并“双签”了名字，就此，开除文件生效了。
返回支行的途中，老李说牛磊其实就是一个混子、无赖，他一开始就没打算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后来卖了房子，也不过是为了换一辆豪车而已。当时我们行早已经成功上市，和当年李副行长估计的差不多——银行历史上所有的不良贷款，一部分被一次性核销，一部分转移到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而新城支行历史上所有的“不良贷款责任人”，除了王德庆和洪正涛外，没有一个人被开除的。如果当年洪正涛没有报案，很大概率两个人都能平安无事，最多落下一个记大过处分，再往乐观里想想，如果催收手段狠一些，牛磊的妹妹或许还能帮着还清这笔贷款。
我把王德庆落入骗贷陷阱和后来阴差阳错的事，讲给在省直机关担任领导的姨夫，本是当作个段子讲的，没想到姨夫认认真真地听完后，严肃地告诫我：“当领导无论大小，但凡掌握点职权，见人献殷勤就得格外小心。正所谓无功不受禄，你要记住，人家给你一分禄的好处，以后必定找你办十分功的事情，小子你自己慢慢品吧。”
后 记
股改上市之后，银行的信贷管理越来越严密，一笔贷款从申报、审批到发放需要经过贷审会、风险例会、贷后例会等层层关卡，从前只凭信贷科长一张嘴决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伪造票证骗贷也极少有成功的了（成功的仍多是熟人作案疏于防范）。
落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向新城支行几位和王德庆关系不错的老同事了解了一下他的现状。他们说，王德庆被银行开除，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好在他父亲曾当过行长，家里老底不薄，老爷子出钱让他做了个不大不小的买卖，赚的钱足够日常生活，但跟当年大支行信贷科长的威风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王德庆的人生从那时改道，提起当年的事，他还是不停埋怨洪正涛报案的举动。
一晃10多年过去了，隆盛浴池早就黄了，牛磊应该也刑满释放了。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骗贷的2007年，是本市市民平均月收入和每平米房价比例最低的一年，那时一个职工每月工资就能买一平方米，从此往后，工资就渐渐赶不上货币超发的节奏，被房价远远甩在后面。
更玄幻的是，牛磊那房子所在对口的初中后来异军突起，连续3年重点高中升学率排名第一，拉动学区房房价大涨。牛磊当年费尽心机骗贷后又出售“双倍获利”140万的房子，如今已经涨到近4万一平，价值600多万了。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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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1年我刚到霍林河的时候，糊口的营生是在菜市场里卖菜。那个菜市场不大，一楼卖蔬菜和副食，东门右侧有个长方形的拐角，里边几张白钢柜台紧凑地排列着，有卖猪肉、牛肉和鱼的，叔是其中唯一一个卖豆腐的。
叔的大名叫孙吉林，是和我一起倒烟的孙三的亲叔，他长着一副四方脸，络腮胡，说话笑眯眯的。因着孙三的这层关系，叔对初来乍到的我非常友好。“霍林河人少、风大、天气冷，但只要肯吃苦，都能挣到钱。在市场里别怕，有事咳嗽一声，叔给你做主！”说完，他就把一卷干豆腐扔在我的菜摊上。
叔住在市东郊机修厂的三间土坯房里，离我租住的小屋不到两百米。每天清晨，我和妻子推着三轮车从他家门口走过，都能看见滚滚的水蒸汽从豆腐坊里喷涌出来。
每天凌晨时分，叔就起来磨豆腐了；天刚亮，婶起来喂猪；到了周末，他们的一双儿女也跟着忙活。小院子里人欢马叫、热气腾腾，那热火朝天的景象，谁见谁羡慕。
1992年正月初二，我到叔家拜年，发现他家屋里更热闹——炕上一桌是妇女和孩子，地下两桌分别坐着亲戚、邻居和菜市场的同行。
酒足饭饱后，邻居们各回各家，剩下的人，一伙儿打麻将，一伙儿玩“斗鸡”（炸金花）。
婶一边倒茶，一边无奈地对叔说：“不怕你玩，一块钱的（筹码）我天天给你包饺子。”据说，叔运气不好的时候，玩一场“斗鸡”能输两三百块——那时一天的收入也就一百多块，除了过年旺季，从来没有超过两百块。
一群人打牌吵吵闹闹，我走到屋外透风。门灯和大门两边的红灯笼把叔家的院子照得通明瓦亮，西侧的一排猪圈里早已响起一片鼾声。东侧是两间豆腐坊，里边有锅灶、水缸和电磨，贴近正房的一排偏厦子里摞满了圆滚滚的麻袋——这是叔在外地收购来的黄豆，一共五万斤，正好够用一年。环顾四周，我觉得这应该是叔家最值钱的家当了。
这时，孙三出来上厕所，见我盯着那些黄豆，就说起了叔的“发家史”。他说叔以前在农村一穷二白，只有一把蛮力，有时天刚蒙蒙亮就出去铲地，可累死累活也攒不下几个钱，“后来我爸来霍林河，他就跟了过来”。
孙三说，叔刚来霍林河的时候，本地的豆腐都用石膏点卤，豆腐能包住水分，上秤重，但口感跟脚后跟一样又硬又哽，非常难吃。叔发现了这个商机，回老家跟邻居学用卤水点豆腐，再回霍林河，就一心一意磨起了豆腐。他做的豆腐口感水嫩润滑，虽然挣得少，但卖得多。
叔能吃苦，平常凌晨2点他就起床熬豆浆、过包（过滤）、点卤水，过包的时候，满屋子的热气，光膀子干活还挥汗如雨。逢年过节，豆腐销售量翻翻，叔和婶连续几天都不能上炕睡觉。有一次叔坐在豆腐锅旁睡着了，豆浆烧开后慢慢溢出锅外，把他的胳膊全烫伤了。
那时候，我们卖菜的菜市场还没有建成，叔夜里做豆腐，白天还要推着一只独轮车走街串巷去卖。不正经上学的孙三没事就帮忙吆喝：“豆——腐，6分钱一块……”之后他去串门，发现叔家光1分、2分、5分钱的钢镚就攒了两丝袋子。
我和孙三唠完进屋时，打麻将的人已经散了，“斗鸡”的还在。叔瞪着血红的大眼说，斗鸡不是自己的强项，“咱们推一会儿牌九”。
牌九是一项比麻将还古老的赌博工具，两寸多长，扁平，黑色，上边布满了彩色的圆点。玩法简单直接，一次发4张牌，比谁拿的点儿大，俗称“一翻一瞪眼”。
推牌九输赢太快了，婶第一个反对，叔冲她一瞪眼：“过年了，玩一次牌九能咋地？别瞎管闲事！”
婶是典型的农村妇女，逆来顺受惯了，在客人面前更不敢与自家男人争执。她转身离开时扫了一眼孙三，示意他劝劝，可孙三看了一眼意犹未尽的客人们，只好为难地劝婶：“过年了，就让叔玩一会儿吧，叔都憋了一年了。”
也是，他们辛苦一整年，也就春节这几天能放松放松。
我不懂牌九，便和孙三挤在炕上睡觉，一夜之间，耳朵里全是噼噼啪啪的牌九碰撞声、叫好声与输钱的叹息声。天亮了，我睁开眼睛，只见房间里烟雾滚滚，烟蒂满地，茶杯狼藉，婶靠在被垛上打盹儿，叔一手拎着酒瓶子一手抓牌，仍在“鏖战”。
这个春节，叔狠狠地玩了几天，过足了牌瘾。正月十五刚过，他又回到起早贪黑做豆腐的生活中去了，豆腐坊的电磨“轰隆隆”地响起来，一切看起来平常又顺利。
2
1995年，我和孙三合伙买了一台解放卡车用来贩运小麦。叔看着眼红，但钱不够，就与在机关给领导开车的侄子合伙筹集了11万元，买了一台尖头的“解放141”。
那时候，有台解放141是一件很“牛”的事，不愁没活儿干。菜市场的菜贩子去北镇拉菜，都给叔面子，我和孙三也经常雇叔的车往阜新送小麦、到沟帮子拉盐。为了照顾叔的生意，运费要比别的车多给不少。
可是没过多久，叔不在的时候，他的侄子就总跟我诉委屈：因为侄子会开车，他们爷俩就没有雇司机，三天两早晨还行，长年累月这样熬，谁也受不了。
而且，叔虽然不会开车，但每次出车都要跟着，他不放心自己的亲侄子，“毕竟加油和过桥费不是小数目”。叔体型胖，占了一个座位，货主想多加一个人押车都不行。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叔每顿饭都要喝一杯，还得有下酒菜，没好菜不高兴，时间长了，客户都不爱雇他们的车了。
这一点我能理解，无论是倒卖蔬菜还是贩运私盐，都是分秒必争的事，看着车主端着酒杯不急不慌的一口口享受，谁不气得七窍生烟？但叔有自己的理由：“我们拼死拼活为了啥？还不是为了一日三餐有酒喝？如果我不喝酒，那我养车干什么？挣钱干什么？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这理由多少有些耍无赖，可他是长辈，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俗话说“买卖好做，伙计难搭”。合伙做生意，挣钱了好说，一旦赔钱，所有矛盾就会暴露无遗。
那段时间，看我和孙三拉私盐挣钱，叔的侄子也蠢蠢欲动，于是偷偷摸摸到沟帮子装了一车盐。可他刚出北镇，就被盐业公司截获，盐和车都被扣了。他四处托人说情，交了罚款，半个月后，车总算开了回来，但一粒盐也没拉走。
一天，叔喝得面红耳赤，对这事发了几句牢骚。这车盐的本金是他侄子出的，罚款也没让叔掏钱，半个月不挣钱不说，两人在旅店的吃喝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侄子本就窝火，两人很快吵了起来。
等冷静下来，叔侄二人都觉得过分了，虽互相道了歉，可是裂痕终究无法消除。为维护这份亲情，他们决定好聚好散。卡车卖掉后，侄子回机关上班，叔成了无业游民，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
霍林河的菜市场已经扩建，虽然卖豆腐的摊位增加了好几个，但如果要重操旧业，也有叔的位置。可叔觉得回菜市场没面子，毕竟是养过车的人，别的车老板都把“大哥大”抱在怀里，他却连台“BB机”都没混上。
于是，孙三向叔伸出了橄榄枝，他刚买了一台挖掘机，想让叔去工地帮忙管理油槽（罐），每天把每台车加油的账记明白就行。叔去了工地，一直到天寒地冻，挖掘机啃不动冻层才撤回来。
孙三那阵子回家就跟我诉苦，因为他工地上的司机都是老家的亲戚，管理起来非常困难。我就问叔在工地上咋样。
“别提了！”孙三叹口气，“按说叔只负责记账，没有必要天天往翻斗车里钻，可是我发现他不是一般的勤劳——三更半夜不睡觉，经常搭翻斗车出去买烟，然后就消失不见，不到天亮不回来。后来，我开皮卡车跟着，发现他竟然和几个老乡在一个废弃的桥洞子里‘斗鸡’！”
我听了哈哈大笑，孙三埋怨：“你还笑呢！叔在赌博上都吃过亏，他是吃一百个豆也不知道腥。”
孙三叔说，叔1989年刚来霍林河时，老老实实做豆腐，当年就挣了1万多，那时全国的“万元户”也没有几个。
有一天，叔卖完豆腐，菜场里的丁老四来找他玩“三打一”——这是东北非常流行的一种扑克游戏，每人抓12张牌，一个人“叫分”、“定主”，其余三人联合起来对付一家，得分够了为“破”，“主抠”翻番。
刚开始还很正常，可是有一把牌，叔竟然抓到2个“王”、3个“2”。这是难得一遇的好牌，啥也别说了，叔直接要了“一百分”，如果打光了，番几百倍，能赢不少钱。
可是，叔出牌的时候就发现有点儿不妙了，等他把手里的大牌用光，对面三家里有人老K“蹬殿”，连“破”带“翻车”，一共得了30分。算账时，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忽悠的，翻了300多倍，叔傻了眼，最后给了1万2才脱身。
这种赌局我在火车站经历过，除了上当受骗的冤大头，其余的人都是一伙的。叔以为只是打牌消遣，没想到却被熟人丁老四给骗了。
我对孙三说：“十赌九诈，凭运气耍钱那是糊弄鬼呢！如果叔心眼太实，什么人都相信，早晚还会吃大亏。”
3
那时候，孙三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年能在工地上挣回半台钩机。他每天下馆子、逛洗浴城，三天两头洗脚按摩，出门前呼后拥，即便叔再不靠谱，孙三也能给他一碗饭吃。
不过，叔却不给面子了，因为看孙三暴富，他的虚荣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打算正经八百地“赌”一把。
在叔管理油槽的这一年，霍林河的老菜市场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新菜市场的面积扩大了5倍，摊位一律用白钢打造，干净整洁且结实耐用。当然，出租价位也比过去翻了几个跟头。
中门是进菜市场的必经之地，所以两侧的摊位谁得到谁发财。到了拍卖的时候，不但做豆腐的人全部参与竞拍，连卖馒头、卖酸菜的人都掺和进来——有人打算自己用，有人则打算先把摊位搞到手，然后转租出去轻轻松松当“二老板”。
竞拍价格一路飙升，眼看年租金就要突破8万大关了，孙三再也坐不住了，他“嚯”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谁再跟我叔抢，我跟你没完！”
当时，孙三在本地小有名气，他虎视眈眈的样子把大家都镇住了。最终，中门附近最好的摊位被叔拿下了。
我怀疑这么贵的租金是否划算，叔却说：“你不懂，新摊位面积大，我可以租出去一半给别人。”
“那不影响你自己的生意吗？”
“租给你老姑，又不是外人，那个地方有多少豆腐都能卖出去。”
当晚的“庆功宴”上，叔非常低调，他一边给大家倒酒，一边说自己在霍林河混了快20年，啥也没学会，就是豆腐做得好。“这两年这儿跑那儿颠，没少折腾，没用！咱不是那块料，咱还得脚踏实地做豆腐”。
新菜市场开业之际，正好迎来了霍林河基础建设的狂潮。建筑工地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修建铁路公路、挖掘煤炭、开发房地产的各种施工队蜂拥而至，他们的到来给霍林河的服务行业带来了少有的火爆与繁荣。
叔和老姑共用一个摊位，尽管开足马力，做出来的豆腐仍然供不应求。没办法，叔雇了一个人，专门起早贪黑熬豆浆，又把自行车扔了，买了一台柴油三轮车专门往菜市场送豆腐。
一年时间，叔赚了个盆满钵满。
有了钱，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胡子刮得勤了，头发也舍得染一染了，之后又配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说话嗓门比过去大了许多。午饭也不能太简单了，别人要一碗面条，他必须下饭馆，没人陪他喝酒，他就翻开手机给酒友丁老四打电话。
丁老四在菜市场里卖牛肉。此人四十出头，身材短小，仅看外表，很难想象他能把一头千把斤重的老牛放翻、剥皮。与叔豪放耿直的大眼睛相比，丁老四的眼特别窄小，小眼珠滴溜乱转，透着一股精明劲儿。
有段时间我从辽宁拉回几十桶柴油，全卸在叔家的院子里。这是个非法的买卖，只能在早晨和晚上交易，可是连续几天，我都发现叔家本该灯火通明的豆腐坊竟然没动静。
我问婶，她叹了口气说：“你叔最近天天不着家，也不做豆腐，我听卖豆芽的说，和丁老四在一起呢，两人勾搭连环，准没好事。”
我急忙给孙三打电话，然后分头去打听叔的下落，结果孙三在一家饭店找到了他。
那几天，叔一直和丁老四在一起，他们白天“斗鸡”，晚上就到一间地窨子里推牌九。这次叔没有输钱，不是他学“奸”了，而是赌注太小。地窨子是矿区初建时遗留的棚户区，卫生条件极差，里边住的人大多是外地来的盲流，手里没几个钱。
4
高价租来的摊位没有辜负叔的一片苦心，用“日进斗金”形容收入显然有点过，但每天十五桌大豆腐、上百斤干豆腐的销量的确让人眼热心跳，也是叔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那年进入年关，叔把自家喂养的大黑猪杀了，请亲戚朋友们吃饭。丁老四仍然是座上宾，他胖了许多，眼睛显得更小，几乎眯成了一条缝。
酒过三巡，丁老四抓住了孙三的手，非常诚恳地说起自己的往事。他说自己是农村出身，靠着在菜市场里卖鸡蛋的二姨才来到霍林河，二姨夫不待见他，把他扫地出门。后来，二姨让他学卖牛肉，收牛的本钱都是她从家里偷拿给他的。
“所以，我能有今天，我特别感谢我二姨。要感谢的第二个人，就是大老孙！”丁老四觉得在菜市场里那么多人，能交心的只有叔一个，“满菜市场，谁肯借钱给我？关键时刻，只有大老孙！三万五万，十万八万，只要钱打不开点儿，他从来没让我闭不上嘴……”
说到激动处，丁老四又讲起他和叔是“生死之交”：一次，叔跟着丁老四去北萨拉收牛，回来时下冒烟雪，丁老四被冻抽了，躺在雪地里一步也走不动，“我都等死了”。最后是叔用拴牛的缰绳把丁老四一步一步拖到公路上，救了他一命。“这辈子，我就是忘了我爹忘了我妈忘了我二姨，我都不会忘了大老孙！他是我亲哥，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孙三说，这事他知道，整个菜市场，都知道他俩关系最铁。我不无调侃地说：“就是，这年头不是骨肉至亲，谁会轻易把钱借给你？”
“错！”丁老四更正道，“这年头，至亲骨肉都不好使。但是大老孙好使，绝对好使。”说完，他还冲叔竖起了大拇指。
吃完饭，叔照例要玩几把“斗鸡”，不玩不让走。婶不得已，又把扑克找了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把自己的担心跟孙三说了——叔不但贪杯，还特别恋赌，可耍钱最忌讳喝酒，因为喝多了控制不了自己，会失去理智，还会上当受骗。“那个丁老四绝非善良之辈，我看他不但喝酒耍滑，耍钱也藏奸，叔绝对玩不过他。”
孙三也忧郁地说：“以后得看住他，别出去玩，更不能玩大的。”
时间过得飞快，一年又过去了，叔的儿女先后结婚，肩膀上的压力得到了释放。此后，他喝多酒时，嘴上也没有把门的了，一时间，连菜市场里看厕所的老太太都知道叔发了大财。而且，他跟一个有夫之妇“相好”的事，也开始在菜市场里疯传。
一天，我媳妇去市场买菜，回来后神秘兮兮且不无讥讽地说：“人一有钱就学坏，这话一点不假。叔可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但人牛X，钱也牛X。他现在过的可是神仙的日子，不！是皇上的日子。”
我不许媳妇在背后说叔的坏话，但我心里清楚，有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没过多久，婶突然来找孙三，说叔又失踪了。孙三给亲戚们打了一圈电话，都说“没看见”。我接到电话时，正在煤矿装车，第一时间就想：叔会不会又跟丁老四去收牛了？
可孙三说，婶已经去菜市场问过了，大家都说丁老四刚收的三十多头牛被查出口蹄疫，让防疫站给拉走了，他已经好几天没进菜市场了。
“得赶紧报警啊！别真的出啥事了。”我说。
孙三让我别急，他再去找找，“如果没有（找到）再报警”。
等我从煤矿回到市里，叔家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小院不见了，猪圈里的猪没了，鸡架里的鸡没了，仓房里堆积如山的黄豆也没了，眼前只剩下满地的泥泞和肮脏的垃圾。
孙三跟抢运作战物资似的，一夜之间把叔的财产搬了个精光。忙活完这一切，他才把叔耍钱输了的事详细地告诉我。
原来，叔失踪的这几天一直和丁老四在外面玩“斗鸡”。这次赌注有点大，刚开始叔赢了几万块，可后来运气不好，赢的钱倒回去不算，还把自己带去的1万多元输得精光。
叔想走，可丁老四拦住他：“哥，你输没了，我有钱，咱不能这么认输，太磕碜了，咱必须翻本！”他说自己带了5万，让叔只管玩，只管往回捞。叔谢了他，还承诺捞回来的钱分他一半。
就这样，叔越输越捞，越捞越输，把丁老四兜里的5万元输光后，又在“局东”那里借了22万，里外连现金带借款，一共输了28万。
等孙三找到叔的时候，这场赌局已经结束了。
叔被孙三送回家，进门就一头栽倒在火炕上，一句话也不说。婶得知消息，趴在炕沿上嚎啕大哭，一把把揪叔的头发，骂他、咒他、扇他耳光，可又有什么用呢？
孙三说：“婶你别闹了，咱们研究研究对策。”
叔翻身坐起来，络腮胡子乱糟糟的，一看就知道好几天没有梳理过。
他已经回过味儿了：“是隋老七他们一伙，咱惹不起。”
孙三顿时就傻了——隋老七是本地黑社会的老大，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有人，自己的名号再大，在隋老七面前也都不值一提。
“一周内得把借的22万和丁老四的5万元还上，否则他们会挑了我的脚筋。”叔说完，彻底蔫了。
如果凭“点”输，心服口服，如果被他们做局骗了，就应该报案。可孙三考虑再三，觉得行不通——叔这属于聚众赌博，如果报警，不但钱要不回来，人还有可能被拘留。另外，他还担心报案会让叔遭到更严重的报复。
孙三再次跟叔确认，他到底掏了多少现金。叔说就1万多块，孙三劝他干脆一走了之，那谁的钱都不用还了。
“走？回老家？”见孙三使劲点头，叔哭了，“那我这么多年不是白奋斗了吗？”
孙三说，只要叔走了，家里的这些东西他们不敢动，自己可以帮忙把房子、黄豆、牲畜处理掉，做豆腐的家什不值几个钱，老姑能用的，都给她。“菜市场的摊位谁用谁给钱，这些都瞎不了，你想想吧！”
是走？是留？几分钟后，叔终于下定了决心。
5
那天早上，叔和婶连饭都没吃，便偷偷搭上一辆拉煤的货车回老家了。
叔走后，孙三把叔家的东西迅速低价处理掉。晚上，他又雇了一辆农用车，把库房里最值钱的黄豆一股脑都倒腾到了老姑家。
一夜之间，孙吉林这户人家便从这个边陲小城彻底消失了。
叔逃走的消息很快传到那些人的耳朵里，可面对空空如也的三间土坯房，他们只能自认倒霉。事情暂时平息下去，孙三冷静下来，可他还是觉得憋屈。一天，孙三喝多了酒，到菜市场找到丁老四，问他为啥要和外人一起欺负叔。丁老四起誓发愿，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绝对没有跟外人合伙做局。
丁老四说，叔挣了那么多钱，眼红的人多了去了，好多人都在算计他。可他自己不知收敛，不但到处吹牛X，还和有夫之妇勾勾搭搭。“我们耍钱那家的老娘们儿跟他就有一手，要不能去人家家里玩吗？我也输了十来万，我还觉得冤呢！我还说是你叔和那个娘们合伙骗了我呢！”
孙三被气得目瞪口呆，可是丁老四有解骨刀在手，即使他再生气，也不敢怎么样。
很快，叔被人骗了28万的事就在菜市场里人尽皆知了。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没人替叔说句公道话，反而都说叔嘚瑟大劲儿了，发点小财不知天高地厚，喝酒、耍钱、嫖娘们。似乎他被骗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这些话，让在叔的摊位上卖豆腐的老姑愤懑不已，她回来说：“丁老四输的钱都要回来了，还到处埋汰我哥，他把我哥当成傻子耍，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可是，叔已经远在千里之外了。当事人不出面，亲戚朋友的抱怨与牢骚，都是隔靴掻痒罢了。
往年过春节，叔都会送我家几斤干豆腐和几块大豆腐，正好够吃一个正月。如今，我每次逛菜市场，看见曾经属于他的摊位，都会感到惋惜。
叔回到老家后，和姊妹合伙盖了三间砖瓦房。2015年春节我去看他时，院墙还没有圈完，园子里堆满了积雪，屋里只有一铺大炕，一只靠边站饭桌，空旷惨白的墙面上连台电视机都没有。
叔的鬓角白了，眼睛也浑浊不清，他拉住我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几杯酒下肚，叔有点后悔当初的决定，他说：“不如不回来了，如果不回来，一年就能挣20多万，那点饥荒算个啥？”
叔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老姑接手他的豆腐摊位后，两年挣了40多万。
“那你想不想回去？”我问。
“我咋不想呢！可是回去住哪儿？豆腐坊都没了，回不去啦！只有做梦还时常起早，拉电磨，开吹风机，有时好像睡在豆腐炕上，热乎乎的，突然就起来穿衣服，莫名其妙地下地，到外边一看，黑咕隆咚的，天还没亮……”叔哭了，哭得很伤心。
婶在一旁说，叔回来的第一个月，嗓子冒烟，满嘴都是水泡，不能说出话，足足在家趴了一个月才下地。那时候，他们住在三姑家，她家正好要盖新房子，叔就拿了3万元入伙，“要不咋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
等盖完房子，有了小园子，叔也没心思种，天天去村里的小卖店看热闹。等心情好了，脸色正常了，吃饭喝酒也正常了，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动不动就吹牛，还把在霍林河输钱的事拿出来显摆，不但不嫌磕碜，还像多英雄似的。
我问叔现在还玩不玩牌了，婶说玩是戒不了，但是农村的局小，叔小麻将不稀得玩，大麻将人家又不敢和他玩，因为他一边玩一边喝酒，谁都怕出事，整得麻将场里人人都躲着他。
2017年，霍林河开始打击黑恶势力，没人再敢跟叔讨要那笔赌债了。叔又回到这个边陲小城，只是他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他不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而是一个探亲的客人。
丁老四还在菜市场里卖肉，没发大财，却也没啥闪失，听说叔回来，说啥也要请他吃饭。说来奇怪，叔竟然欣然应约，他们之间的债务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顿酒喝完，叔和丁老四又成了好朋友。
叔对我们说：“事情都过去了，不计较那些了，毕竟我也没损失多少钱。”也许，叔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只记得别人对他的好，而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和事，他一概选择遗忘。
回吉林老家之前，叔偷偷去郊区看他的老房子，遗憾的是，所有的平房都不见了，那地方被霍林河坑口发电厂征用了。
2018年春节，婶给孙三打电话，说叔在麻将桌上突发脑溢血，经过抢救，落得一个半身不遂的毛病。婶说：“你们放心吧，以后，他再也不能喝酒耍钱胡哕哕（胡造）了。”
后来，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连续住了两次医院，把当年卖黄豆和房子的钱花得所剩无几。出院后，他生活不能自理，婶一个人无法照顾，遂搬到了女儿家。女儿在自家楼下租了间仓房给他们住，下班后照顾他。
2020年疫情肆虐，人心惶惶，4月的一天，婶再次给孙三打电话，说叔身体越来越差，想回霍林河，“他说就是死，也要死在霍林河”。
可是因种种原因，叔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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