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特别识时务，自来熟地叫我妹妹，叫张豪为弟弟，当场改口叫幺爸为爸爸。
小时候，幺爸的家里，隔三差五就会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杀人啦，杀人啦，痛死老子了！”堂弟张豪满屋上蹿下跳，一边灵活地躲避他父亲挥来的棍棒，一边扯着嗓子求救。
“你还敢自称老子？你他妈的再说一遍脏话告（试）一哈？我*****个仙人板板，老子今天要把你收拾安逸！”幺爸怒火中烧，他骂出一串刺耳的脏话，试图以暴制暴地让儿子屈服。
幺爸家住一楼，有时战火从屋内燎到屋外，父子俩的吼叫声在小区回荡，没有一个人劝架。邻居们见怪不怪，称张豪壮硕的身材是“皮厚经打”，伴随着张豪的鬼哭狼嚎，大家调侃道：“张豪那娃又在屋头吃‘竹笋炒肉’了。”
幺爸打完转身离开，我赶紧关心张豪的伤势，他两手将眼泪一抹，弹到我的脸上，嬉皮笑脸地说：“他狗子勒战斗力太戳了，雷声大雨点小，痛都球不痛。”等他彻底看不到幺爸的身影后，张豪对着幺爸离去的方向比中指，往地上吐口水，接一句：“张老幺，哈嘛批。”
小区里的人提起张豪，其他人就围拢在一起，掐着嗓子将张豪做的人神共愤的事情从头到尾数落一遍，各个添油加醋，同一个事件被不同的邻居反复咀嚼，人堆久久不会散去。
张豪在读幼儿园时，由于他“手欠”，用火柴点燃了邻居爷爷停在小区里的三轮车。火烧到了遮阳棚，幸亏邻居们及时发现，纷纷端盆子来浇水，才避免一场火灾。上了小学，他骑着幺爸的自行车出门玩。晚上，他灰头土脸地空手而归。在他翻墙时，自行车被小偷顺走了。张豪免不了再次挨一顿“竹笋炒肉”。
那次，他挨打后便被撵出家门，幺爸放狠话：“找不回老子勒车子，你狗子勒不准回家！”
那几天，张豪在小区附近游荡。陆续有邻居向幺爸转述情况，说他浑身脏兮兮的，在公园的长椅上凑合睡了几晚。奶奶听了心疼不已，连忙去幺爸家附近找张豪，偷偷给他送饭。奶奶极力劝说，幺爸仍不心软，拒绝让张豪回家，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次必须好好教育他。
那辆自行车是张豪在公园里偷回来的。幺爸一眼认出那不是他的自行车，但是他没有揭穿。之后，幺爸就每天骑着那辆自行车出门。
许多年间，张豪多次偷走家里的东西，除了现金，还有阳台上晒的香肠、爷爷收藏的邮票、幺爸泡的老酒、奶奶的银镯子。
幺爸对张豪的管理办法十分粗暴，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但是对我却很大方。
果然，幺爸前脚走，张豪如期而至。他搂着我的脖子，头贴在我的肩膀上，嬉皮笑脸地对我说：“我最耿直最漂亮勒姐，你懂勒起噻，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啊。”张豪经常对我实施甜言蜜语的攻势，我很吃他的那一套。
幺爸给我的零花钱还没被我揣热乎，就被张豪转手拿去买烟。长大后，我回想起来，那时的张豪压根没有烟瘾，是“抽包口”做做样子。他蹲在马路边上吐烟圈，有一条腿抽风一样地猛抖，再把烟蒂弹到马路中间。
拿了钱，张豪会用狗腿子般的殷勤报答我这个吃货。每次幺爸问我想吃什么，这时，张豪学会了抢答，他打着我的旗号，狠狠地敲幺爸一笔钱，一溜烟跑飞快，给我打包一大袋我最喜欢吃的辣卤鸭舌。辣卤鸭舌即便摆在大人的餐桌上，也是一道昂贵的小吃。若要是靠它产生饱腹感，需要消耗我一个月的零花钱。
每当张豪和我一起吃鸭舌，是我唯一和幺爸统一战线的时刻——张豪太能吃了，啃鸭舌的嘴皮子和他吵架的状态如出一辙，翻得贼快。
风卷残云一番后，看到张豪心满意足的样子，我心里的气愤几乎要挤破喉咙：“你拿了我的钱，你个人去买噻，嗯是腾到闹不扯票。”
张豪跟我插科打诨，说：“只有你们女娃娃才喜欢啃这些，我吃霉了把钱拿来买吃的，我要把钱拿来做大事勒。”我不甘心，质问他能折腾什么大事，他狡黠一笑，从来也回答不出。
爷爷秉承“儿孙自有儿孙福”的不管原则，从不插手晚辈的事。但是，爷爷却私下对我说了很多次，让我多包容张豪。爷爷说他的幺儿子不会教娃儿，动不动就打孩子，张豪又从小没有妈妈在身边，没有人教他成为一个好孩子。
1991年，张豪尚在襁褓中，幺妈连月子还没出，幺爸就出轨了。
幺妈是个能干的人，我见过一次她工作的样子，她头顶着一张湿毛巾，麻利地爬上比她高出许多的大车，一埋头便钻进驾驶室。她身材臃肿，脸颊绯红，眼睛被挤成一条缝。
而幺爸出轨的对象，是一个身材纤细的女人，涂指甲油，浓妆艳抹，烟不离手。
幺妈不是善茬，她风风火火地冲到那女人工作的酒店，在众目睽睽之下扇了小三两耳光。隔天，就和幺爸领了离婚证，没有丝毫犹豫。
没多久，幺爸将那女人娶进家门，她的名字叫刘花，成了我新的幺妈。等我读初中时，刘花和前夫生的儿子刘醒被接到幺爸家生活。
刘醒和我同年出生，比我大一个月。他特别识时务，初到幺爸家时，自来熟地叫我妹妹，叫张豪为弟弟，当场改口叫幺爸为爸爸。
张豪敏锐嗅出刘醒将撼动他本不稳固的父子关系，当机立断把刘醒放在与他对立的位置。
他俩经常打架。刘醒虽是哥哥，但他个头矮小，在身经百战的张豪面前，并不占优势。幺爸知道张豪在人前人后都叫他“张老幺”，而没有血缘关系的继子，嘴巴像抹了蜜一样，天天叫他爸爸。为了一碗水端平，幺爸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手等两个男娃去搏斗。
后来刘醒对我说：“张豪咋说都是弟弟，我会打不过他？让到他而已。”张豪不服气，气急败坏地要找刘醒单挑，说他吹牛也不晓得打个草稿。幺爸买的鸭舌，我试图邀请两人一起吃，但是谁也不服谁，赌气似的不动筷子。
初到成都，刘醒没有继续读初中，他母亲提出送他去学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手艺，在厨师和理发师这两个选项里，刘醒选择了后者。
毕业后，刘醒跟着一个师傅在理发店里当小学徒，那家理发店和幺爸家相隔一条马路，刘醒便长期住在幺爸家一楼花园隔出的房间里。
每次我到幺爸家，都能感受到他家里的氛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张豪和刘醒会变着花样地讨好我，两人一边谄媚地拉拢我，一边见缝插针地抨击对方，我也非常嘚瑟地乐在其中。
从那时起，张豪再也不会油嘴滑舌地骗走我的零花钱，刘醒会用他微薄的学徒补贴给我买好吃的。我就非常愉快地当起墙头草。
刘醒的学徒补贴很少，买一次辣卤鸭舌要消耗掉他大半个月的工资。每次见到我，他都大手笔地买来给我吃，没落下过一次。吃鸭舌时，刘醒不动筷子，眼巴巴地守着我吃完整袋辣卤鸭舌，这让我心里的天平渐渐向他倾斜。
有一次，刘醒问我：“鸭舌好吃吗？”我心想这不是问的废话吗？我连连点头：“我的最爱。”他又问我，“知道鸭舌是什么东西吗？”
“我只晓得是肉。”我说。在四川话里，“舌”被读成平舌音，我从来没细想过，“鸭舌”两个字被转化为普通话，到底形容的是哪个部位。
刘醒说，鸭舌就是鸭子的舌头，他提起自己在农村老家曾养过好多只鸭子。他看着它们出生，守着它们长大，最后，鸭子被城里来的收货人统一打包买走。小时候，刘醒还会每一只鸭子取名字，后来，他就渐渐麻木了。
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家里没有父亲，每一只鸭子都是他和他奶奶活下去的本钱。
刘醒绘声绘色对我描述着，他在老家如何和发小下河沟里摸田螺。他还提到他的亲奶奶在家门口种了一棵夜来香，晚上坐在门口的小院里，花香扑面而来，天越黑，越好闻。
我说以后有机会要去他老家玩，他眼神闪烁，说他奶奶去世了，他是不会再回去了。
有一天，张豪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刘醒的父亲是个杀人犯。
从那以后，张豪开始忌惮刘醒，难得地表现出客套。刘醒看到张豪示弱，主动邀请张豪一起吃东西，张豪竟也欣然接受。后来，张豪恍然大悟，刘醒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不可能找他算账，他又挺直le了腰板开始找刘醒的麻烦。
那次，我啃着鸭舌，小心翼翼地在刘醒面前提起他的父亲，他问我是哪个爸爸？我到像做贼心虚一般，解释说不是我幺爸。
他说他和他奶奶养鸭子，就是他父亲在家时张罗的活儿，就不再接话。这种说辞跟他以前有些出入，可我当时也并未放在心上。
高中时，我频繁请假往返医院，同龄人都在上课，大人们也要上班，辍学的张豪和工作自由的刘醒，有时会被幺爸安排轮流陪我去医院。
张豪每次总是抱怨我拖了他的后腿，每次输液的针刚推进我的手背，他迫不及待地拔腿就跑，溜去网吧上网。我在病房憋尿憋得痛不欲生，等我回家后，也不见他的身影，幺爸因此狠狠地揍他。挨揍的第二天，张豪会稍微收敛一点，他躺在我的病床上，猛打呼噜，我盘腿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生怕扰了他的清梦。
他会拿热水袋垫在我输液的手臂下，一会儿摇高病床靠背，一会儿又放低，确保我躺得舒适。我要上厕所，他会蹲在地上帮我穿鞋，用他的大腿帮我垫脚，再小心翼翼地把药瓶挂在洗手间的墙壁上，一遍遍地提醒我不要把手抬高，注意回血情况，再礼貌地退出去。
17岁，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刘醒对我这个“妹妹”的关照，他却莫名其妙地向我表白了。
我心惊胆战地跟刘醒划清界限，并且警告他，这件事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尤其张豪。
之后那几天，我心虚得不得了，思来想去，我恐惧的源头居然是怕被张豪知道。
尽管我自认为滴水不漏地和刘醒保持着距离，张豪还是神秘兮兮地揽着我的脖子，凑到我耳边对我说：“给我买一包烟，封口费。”
我后背惊出冷汗，试探着问他为什么，他只报了刘醒的名字，我便败下阵来。
等我给张豪买完烟，他嬉皮笑脸地说，他看我总躲着刘醒，只是诈一下我，我主动给他买烟，他就拿到实锤了。他嘲笑我：“你还是太嫩，哪里是刘醒的对手，他娃阴得很，小心他把你霍（骗）得团团转，有你哭的时候。”
我求张豪替我保密，他让我协助他做一件事，才答应将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
每年，张豪能在他生日当天见一次母亲，一年仅一次。他母亲接电话时，会紧张兮兮地提醒张豪不要发出声音，她在现任丈夫面前撒谎，说自己是和朋友聚餐。每次分别时，她会再三嘱咐张豪，一定不要主动给她打电话。
那天，我表明自己的身份后，张豪母亲在电话里愣了一下，说打错了便匆匆挂掉。半小时后，他母亲回我电话，张豪夺过手机，提出让母亲给他五万元，作为他创业的第一桶金。
一年后，幺爸说：张豪从他母亲那要到了五万元。他问我对此是否知情，我假装不知道。
而我拒绝刘醒后，他的生活一切如故，仍然每星期回我爷爷奶奶家一次，帮我的奶奶按脚，提着各式卤菜和酒，陪爷爷喝上一杯。
每次他前脚跨进我奶奶家，我就心虚地找找借口出门。他后来对我说，不用这样躲他，他是真心来看看爷爷和奶奶，因为他自己的奶奶不在了，我的奶奶就是他的亲奶奶。
那时，他已经从一个理发小学徒，发展为那家规模不小的理发铺里收费最贵的理发师了。
我大学临近毕业时，早已抛开那段懵懵懂懂的青春往事，可以坦然地和刘醒相处。那时，他自己创业，加盟了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理发店，自己做了老板。恰逢那是我最臭美的年纪，就经常去他的店铺里折腾我的发型。
当刘醒把手指插在我头发里东抓西抓时，他对我说：“我妈和我爸离婚了，你晓得不？”
我十分惊讶，连忙问他原因。他唉声叹气，“因为张豪那个批娃娃太浑了，在屋头和妈妈吵架，他动刀子了，举起菜刀撵妈妈出门。”
那时，张豪不在幺爸家住了，天天在外鬼混，我有半年没见到他的人影。刘醒说他怕爷爷奶奶担心，两人离婚的事，就一直瞒着。
我对张豪失望透顶，却拿他没辙。成年后的他人高马大，自从有一次幺爸揍他，他反手一拳把幺爸揍倒在地，幺爸再也不敢管他了。
长大后，我才明白，在幺爸和张豪的关系中，谁的力气大，谁就是食物链的顶端。
那之后，我在QQ上看到张豪在玩游戏，给他留言，询问他情况，他从来都不回复我。偶尔，他的头像闪烁，是找我借钱，也不多，一般不超过50元，说是网费，让我“江湖救急”。
幺爸再次离婚后，刘醒仍频繁地回爷爷奶奶家探望他们，刘醒给爷爷带的下酒菜里，一定有辣卤鸭舌，他还说我爱吃，让奶奶留给我。
幺爸遇到突发情况，也会给刘醒打电话，他也会骑着摩托车，义不容辞地赶回家。
2018年，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里的人凶神恶煞地问我认不认识张豪，说张豪欠了他们很多钱，我是张豪提供的第一紧急联系人。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能接到这样的催债电话，让我不胜其扰。我回复催债的人，说我联系不到张豪，对方威胁我，对我一顿乱骂。
挂了电话后，我又收到一条短信，对方报出一个地址，说张豪住那里，让我赶紧通知他，会有黑社会的人去他家敲锣打鼓送花圈。
我又在微信上给他留言，他不回复，我就一直给他弹语音。他接起电话，迷迷糊糊地说：“我勒姐，我熬了通宵你催命啊一直打。”
我劈头盖脸地指责他，欠钱不还，还把我的号码设置为第一联系人。他理直气壮地骂我：“憨批，人家咋说你就咋信，我咋会坑你！”
我不信，反复复述对方是怎么骂我的，他一直辩解，说对方拿了他的通话记录，所以给他身边所有人打了催债电话，话术都是套路。
彼时，我对张豪的信任基本为零，我分辨不清他说的哪句话真，哪句话假。但我很担心他，甚至脑补了他被死亡威胁的画面。
当我敲开张豪家的门，和我想过的场景大相径庭。张豪穿着内裤赤着脚，睡眼惺忪的样子，没有任何“黑社会”。那天下午，我和张豪开启了从小到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谈。
张豪满不在乎地提起这几年的事，他向他的继母举刀，是因为看到刘花瞒着他父亲，和一个外国人在大街上亲亲我我。而他也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他有一次揍刘醒，是因为刘醒向我表白的那段时间，他在理发铺里有女朋友。
张豪最后说，刘醒加盟的理发铺，启动资金全部来自幺爸和爷爷。他骗过了所有人。
彼时，我听奶奶说，她有两年没见过刘醒了。我意识到自己也很久没有看到刘醒的朋友圈，翻出他的微信，给他发了条消息问好。
作者张小冉，一个话唠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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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还有什么勇气临摹“梦想”二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完成每天的任务。活着。
“爸爸妈妈请不要自责......我知道你们很爱我。希望以后没有我了，你们也要好好活下去，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
那是2020年正月初五。我们一家人生活在武汉，疫病正蛰伏在我们周遭，偏是这个时候，我的抑郁症复发了。我当着父母的面把遗言录在了手机里。他们沉默地听着，表情痛苦，但一言不发。
第一次确诊中度抑郁症是2017年，我靠着阅读和健身熬了过来。
复发前一个月，我刚结束第二次考研，备考期间一切顺利，自认为快痊愈了。回家前我坦然地记录下过去两年多的患病经历，给几个自媒体投稿，决意向过去彻底告别。我甚至想着这次过年一定要和父母多出门走走，去亲戚家也不要摆一副臭脸。总之，要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活泼一点。
然而，疫情的爆发改变了一切。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像是飓风过境，街上的一切被扫荡得干干净净，无法想象这里曾经人山人海，灯火辉煌。一打开微博，负面新闻铺天盖地涌入眼里。
除夕夜，父母试图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但我的心情仍异常沉重，还有种不祥的预感。
从正月初一开始，我失眠了六天六夜。晚上躺在床上总感觉头皮发凉，像有双手要把我的魂吸走，耳边飘荡着一句恶狠狠的诅咒：“这次你一定会死。”我当时感受到的恐惧也许是普通人的100倍。
为了寻求心理安慰，我和妈妈去诊所拿了一点药，但并没有什么用。我开始产生轻微的幻觉幻听，想象自己被一群医生护士五花大绑，他们把我当成疯子，逼我吃各种奇怪的药，对我进行电击。父母也把我抛弃了。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抑郁症复发，唯一的选择是去医院。但屋外疫情闹得正凶，医院并不安全。
我变得迷信，强行把所有巧合联系在一起。我想到去世多年的奶奶和病重的爷爷，是不是他们两个老人家在埋怨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回去看看他们？正好那时联系的一位心理咨询师建议我先去看看生病的爷爷，拜拜老人家。只是车开到一半，我们才知道去往老家的路早就被堵上了。
等到在北京学中医的表弟骑着摩托车来到我家时，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只能吃一点流食。他给我针灸，效果甚微。父母在家里走来走去，想让自己忙起来，可那慌慌张张、不知所措的样子让我更加难受。那天晚上，身体积蓄的悲伤像洪流般忽然爆发，眼泪一行行往下流。我断断续续挤出几个字：“我爸想让我死”。然后嚎啕大哭。
第六天，我呼吸微弱。120急救车进不来，我爸又给市里的精神治疗中心打电话询问能否住院。所幸这家医院暂时没有接收新冠患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临走前，我拿镜子照了照，发现几天不睡觉，我连黑眼圈都没有，瞳孔周围是一圈红色光晕，那一刻我想到“回光返照”四个字。
从家到市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把头枕在妈妈腿上，嘴里自言自语，听不清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我把自己想象成死神和预言家，对着坐在对面的医生疯言疯语：“疫情永远都好不了，世界末日到了，每个人都要死。”
随后，我被父母拖着去了住院部。进入病房，我迷迷糊糊看到有个50岁左右的妇女。她的脸很粗犷，像个男人，更准确地说像我爸我奶和我姥的结合体。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自己来到了地狱。在床上躺下后，眼睛完全睁不开了，而脑袋沉得像一口大钟，耳边响起一团乱糟糟的声音。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从卫生间旁边的小小窗口望出去，是一方阴暗的天空。我瘫在床上，像被水打湿的一团泥巴，有劲儿却使不出来。
妈妈睡在我旁边的床上，待她醒后开灯，我才意识到昨晚看到的那个妇人也是一个病人。妈妈扶着我下床洗漱，爸爸从外间走进来，温柔地摸摸我的脸。他们安慰道：“没事了啊，我们到医院就好了，爸爸妈妈都在这里。”
吃完饭后我重新躺回床上，听到电视机里的新闻主持人结巴了，用词不严谨，充满口语化的表达。幻听又来了。我陷入发呆的状态中，无法思考，像一台机器机械地等待着别人的指令。
刚开始吃药时副作用很大，在走廊上站一会儿就觉得腿像灌了铅，心跳加速，喘不上气，脑袋一阵阵发晕。而且中午一定要休息，这种“困”不在正常人的休息机制内。我一面觉得整个身体像一团被揉皱的纸，一心只想舒展开；一面又觉得有双无形的手使劲地挠着脚心。我甚至怀疑毒瘾发作就是这种感受，唯有睡觉才能让我解脱。但每次睡醒也很难受，睁不开眼，要花上好几分钟才能适应周围的光线。
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慢慢好转，常常在吃完中饭后和妈妈一起在医院里散步，也算是重新认识了“精神病院”这个被外界妖魔化的地方。以我所在的这个医院为例，门诊部在前，住院部在后，住院部有好几栋，我住在悦心楼，这里的病人一般症状较轻，可以自由活动。一间病房住两人，还有多余床位，是免费为陪床家属提供的。附近还有一个羽毛球场，偶尔能看到有人打球。
我住在三楼，时间长了基本上都认识。同住一屋的阿姨白天喜欢去隔壁病房串门或者下楼散步，晚上会和我们坐在外间看电视，然后刷刷手机里的搞笑视频。她过年期间就住在医院，老公和孩子有时会打电话过来。
有一次我和妈妈去食堂打完饭回到悦心楼，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衣衫不整地坐在地上大喊大叫，几个医生和身旁的家属都试着拉他起来。整个下午，他一直在走廊自言自语，时不时砸下椅子，闹出特别大的动静。两天后，他转去了隔离病房。
那是专为病情严重的病人所设。有时散步经过那里，我都能听到他们对着窗户大喊大叫，甚至唱歌。医院的绿植面积比较大，适合养心，医生会在固定时间带着隔离病人出来放风。
住进医院后我不再担忧疫情，只专注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从某种意义上说，医院是我的一处庇护所，在这里我非常安全，我就是一个病人，外面的世界与我无关。我每天要做的就是好好吃饭、睡觉，还有发呆。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记忆力也远不如前，所有费脑的事情都做不了。
主治医师李医生隔两天便来问问我的情况，对我进行心理疏导。有一次，他带来一个女助手，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因为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他让我先和助理姐姐沟通。当时我心里非常排斥，因为并不想再把过去的事重复一遍。助理姐姐说了很多老生常谈的道理，但胜在耐心与温柔，我们像朋友那样聊天，住院以来我还从未如此敞开心扉过。
后续和李医生的对话我大部分都忘了，只记得他说：“以后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和父母牵扯在一起，你该工作工作，该恋爱恋爱，也别把这个病太放心上。”他肯定了我对父亲心理不健康的看法，认为父亲是偏执型人格，但随着年岁渐长会慢慢变好。
偶尔，我会想起考研的事情，觉得这次发挥不错，进复试应该没问题。但查到成绩时，还是傻眼了。我强作镇定地告诉坐在一旁看电视的父母，话没说完便哭出声来。他们一直安慰我“没关系，不是什么大事儿”。事实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成绩并没那么重要。我之所以哭，除了伤心外可能还有表演的成分。我必须要表现出这个样子才对，倘若不哭不闹一脸淡定就太反常了。
几天后，爷爷去世。第二天一早，我爸和表弟准备开车回老家，临走前妈妈对表弟说：“记得替你姐磕个头。”我的鼻子一下酸了。当时疫情没有减轻的迹象，各地都加紧了管理，整整一天我都处在“爸爸可能回不来”的忧虑中。
那天我还和妈妈去了医院对面的草莓园。沿路走着走着，情绪就上来了。就是这个普通的傍晚，我心底充满了恨，咒骂着自己像个废人。而妈妈紧紧搂着我，带着哭腔乞求我别再想。
爸爸顺利回来了，还从家里带了些日用品和换洗衣物。我看到他的眼睛红肿着，一脸憔悴，却强打着精神对我宽慰地笑笑。我忽然泛起一阵怜悯，那一刻，他于我而言是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人。
医院的管理一天比一天严格，不再容许病人和家属随意走动，护士会在饭点直接把饭送来，需要什么日用品也是去一楼登记，买好后等待电话通知去取。很快，医院开始“赶”人了。这里即将接收新冠患者，我所在的这栋楼除了没有家属陪伴的隔离病房外，其他人都要在三天内出院。
把整理好的行李搬到车上后，我像一个月前离开家那样环顾一圈病房，竟然有些舍不得。回家后我的情绪还是不太稳定，每个月都要去医院验血，做心电图，所幸没什么大碍。
5月，吃药带来的副作用几乎消失，情绪渐趋稳定，睡眠质量也好了起来。我申请了一个自媒体，考出了驾照。9月，我在长沙找了一份比较轻松的编辑工作，薪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2021年元旦，我辞职了。半个月后，我又找了一份主播的兼职。
好朋友曾问我现在的梦想是什么？我一时语塞。毕业一年多一无所成，既没考上研究生也没挣到钱，还要时刻提防着抑郁症的侵扰。我哪还有什么勇气临摹“梦想”二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完成每天的任务。规划五年、十年后的图景，那对我而言一点儿都不现实，不确定性随时随地都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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