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起源于中国」（晚清版vs当代版）

晚清版「英语起源于中国」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3-05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学术界”有一种流派，宣扬的是“英语起源于中国”，更具体来说是起源于湖南。

最近读晚清史，发现这种论调在晚清士大夫们当中早已有之，且颇为流行，实在是一点都不稀奇。

 

比如，在光绪年间做过军机章京、被后世称为启蒙学者的陈炽，便认为“文字之兴，肇于中国，而辗转流布，渐达于泰西”

——天下所有的文字都始于中国，后来才辗转传到了西方。

 

 

陈炽提供的“史料依据”，主要有两条：

 

（1）埃及尼罗河流域出土的那些古文字，“大类中国古时虫鸟之篆、钟鼎之铭。会意象形，宛然可指”，和中国的古文字很像，显然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2）意大利两千年被火山埋葬的古城，其城墙房屋街道的形制与布局“率同华制”，与中国完全一样；还发现一种铜乐器，“其声凄壮高清如中土之画角”，奏出的声音和中国的画家一样。这些显然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陈炽还说，据他推测，以前黄帝的宫殿在昆仑，“当日万国来同本无中外”——那黄帝是世界之主，人世间不存在中外之分。后来出现大洪水，各地百姓才彼此隔绝，“秦政焚坑而后必有名儒硕彦抱器而西致海外诸邦”——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必定有中土的知识人带着器物典籍跑去了海外，然后就把中国的文字和其他学问都传了出去。①

 

♦ 陈炽《庸书》内文

 

另一位晚清启蒙学者王韬，也有相似的见解。他说：“中国，天下之宗邦，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不但天底下的所有文字都源于中国，天下各国的礼乐制度与科学器物，也都是从中国流传出去的。理由之一，则是仓颉造字之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欧洲人的开化远比仓颉造字要晚。

 

王韬还说，欧洲的数学知识、历法知识肯定也来自中国，毕竟中国在尧帝的时代就已经可以“制器测天”了。欧洲的乐器也一定是中国传过去的，包括欧洲乐曲里的“行军之乐、铙吹之歌”，也是“中国向固有之，至今失传耳”，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不过中国后来失传了。②

 

♦ 王韬像

 

活跃于1890年代的宋育仁，也是一位启蒙学者，曾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得到过亲赴欧洲考察异域文化的机会。但他仍坚信欧洲文字必定起源于中国。宋的“考据”过程是：

 

“中文直行主形，与埃及文为一派。埃及为西方文字之祖，其兴在夏商间。中国开辟最先，有结绳传音，易之以书契；外国开辟晚，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易以点画传音。”③

 

大意是：既然中文与埃及文是同类文字，中国又开化得最早，埃及文又是“西方文字之祖”，那么，早期的西方文字必定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书契”（指刻在兽骨、龟甲、岩壁上的文字符号）。

 

♦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

 

但是，以上种种旨在证明欧洲文字起源于中国的“考据”，全都存在着一个难于逾越的现实难题：汉字是方块字，英文法文等全是拼音字，二者的形体差异极大，要证成后者起源于前者，光靠“中国开化最早”和“埃及文字为西方文字之祖”这类说辞，是远远不够的。仅就传播环节而言，中间缺失的环节就太多，很难让人真正信服。这也直接导致，“泰西文字始于中国”之说的支持者虽多，但终究不过是一种“我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于是，又有人做出“开创性贡献”，自佛经中找出一段文字作为证据，声称上古时代的造字者其实是兄弟三人，长兄叫做“梵”，老二叫做“佉庐”，三弟便是众所周知的神话人物仓颉。其中，仓颉造出了最优秀的中文，流传至今；梵和佉庐的造字水平差一些，但也造出了两种文字：

 

(1)“墨子衍怯卢之绪，……其后传入西域而为右行，即今之西文也”——二弟“佉庐”创造的文字被墨子继承，后来传入西域，然后便形成了今天的西方文字。（2）“蒙古书皆左行，盖用梵体”——大哥“梵”创造的文字流传至今，便是今天的蒙古文。④

 

如此这般，不但能“证明”所有的西方文字都起源于中国；还可以“解释”为何字母文字与中文同源、形体上却又大不相同。

 

上面这段考据，引自晚清启蒙学者薛福成（曾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日记。不过，薛很可能只是引述者，而非最早搞出这番“考据”之人——首先，同时代之人张自牧的《蠡测卮言》里，也有一段几乎相同的文字，薛有可能是照抄了张的考据；第二，张自牧是郭嵩焘的好友，郭嵩焘也深信“西国始制文字原与中国相同”⑤，郭的这种认识，很可能便是来自张自牧。

 

♦ 薛福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英语起源于中国”的案例，全部发生在晚清启蒙学者的身上——虽然有些晚清启蒙学者，喜欢以“西学中源”这种论调来粉饰给自己的改革主张，以减轻舆论阻力，但“英语起源于中国”这件事情并不属于这种情况。陈炽也好，王韬也罢，包括做过驻外使节的薛福成、郭嵩焘和宋育仁，他们均是发自内心地“希望英语起源于中国”，进而也发自内心地“相信英语起源于中国”。

 

也正因为如此，当王韬后来得到机会，可以与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他才会对自己从前的幼稚论调感到汗颜不已，转而批评那种“先有于中国而后流传至彼”（中国先有，然后才流传到西方）的论调，是“攘人之美据为己有”的可耻行为，还否定了自己早年关于“东来法”的考据——欧洲人曾把代数学里的某些内容叫做“东来法”，王韬早年认定这个“东”便是中国；后来他承认自己搞错了，纠正说：欧洲人口中的“东”指的是阿拉伯，与中国毫无关系。

 

 

♦ 晚清英语教材

 

事实上，晚清知识界以“西学中源”这种论调来粉饰改革主张、以减轻阻力的做法，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成功。恭亲王奕?在1860年代创设同文馆遭受攻击时，搬出的便是“西学中源”之说，结果毫无效用，同文馆既招不到好学生，毕业者也得不到清帝国官场和知识界的尊重。

 

启蒙学者自1850年代开始，反复“论证”包括英语在内的西方语言起源于中文（如前文所言，许多人是真如此认为），也从未改变晚清主流知识界对英文的反感——当1890年底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时，帝师翁同龢在日记里写下了“伤哉！”二字⑦；当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在1892年开始学英语时，引来了京中士大夫的群起非议，许多好心人“函劝鸿章不可”⑧。

 

1920年代末，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四川广安向中学生做公开演讲，仍在大谈特谈“英语起源于中国”。吴说：

 

“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的《河图洛书》。……英文26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没有文字以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简为繁，本源遂无人论及。”⑨

 

吴佩孚生于1874年。他接受教育之时，正是“西学中源”论和“英语起源于中国”之说大流行的年代。结果，他一辈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谬论。

 

 

①陈炽：《庸书外篇》卷上“西书”篇。

②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③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90页。

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59页。

⑤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60页。

⑥王韬：庚申《中西通书》序。

⑦《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4页。

⑧《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4998页。

⑨黄应乾、陈祖武、刘克俊：《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间的活动》，《文史资料精选》第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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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版：

 

“英语起源于中国”：

英国学者在三百多年前也曾有过同样的结论……

 

 

 

“英语真的起源于我们古华夏。”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副会长翟桂鋆日前的这番言论遭到了“群嘲”。翟桂鋆称，黄色是秋天叶落的颜色，英语发音几乎就是“叶落”（Yellow）；“商铺”（Shop）的英语发音基本就是其汉语发音；心脏、脑袋，这是人体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英语发音就直取汉语其意：“核的”（Heart，Head），只是稍有变音而已。

 

不仅英语起源于古华夏，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教授也在3月20日第三届中国“一带一路”博士论坛上演讲公布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称“英国人来自大湘西”。这一成果引起舆论争议。以杜钢建、翟桂鋆为代表的这批学者，还发表过“人类文明发源于中国大西南地区，后来远古华夏人西迁，开创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等观点。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令今人感到啼笑皆非的研究成果——“英语起源于中国”，仅仅就这一结论而言，翟桂鋆等人的“学术成果”并不是新鲜的。在350年前，英国学者约翰·韦伯就曾经提出，中文是世界所有语言的原始语言。

 

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一结论同样显得非常荒谬，事实上，在他的时代，该结论也遭到了同行学者的批评，但也有不少人对此表达了宽容、理解，甚至是采纳。那么，是怎样的动机让身处不同时空的学者关注到这样一个共同的领域？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从各自不同路径得到的类似结论，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学术反响呢？

巴别塔，老彼得·布鲁盖尔，1563

 

 

约翰·韦伯：

汉语是“巴别塔之前全世界的通用语言”

1669年，本职是建筑师的业余学者约翰·韦伯（John Webb）发表了长达212页的《历史论文：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始语言的可能性》（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在1678年，这本书再版时，题目有所改变，加上了几个字：探讨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在巴别塔之前全世界通用语言的可能性。

 

在旧约当中记载：上帝看到人类建造的巴别塔就要通往天堂，他感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很可怕，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让他们相互之间不能够沟通，这样，众人都分散了。那么在巴别塔之前，人类说着什么共同的语言？这是约翰·韦伯提出中文是“原始语言”的背景。正因如此，《中国对英国文艺复兴文学的影响》（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一书的作者Mingjun Lu指出，韦伯论证中文是原始语言，其实想要解决的不是语言学问题，更像是要解决圣经的历史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心讲师陈怡在她的《约翰·韦伯汉语观初论》当中提到，17世纪关于中国的报道和关于中国语言独特性的介绍逐渐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与此同时，寻找原始语言的学者们也在猜测汉语是否就是原始语言，将这一猜测表达得最为彻底的就是韦伯和他的《历史论文》。

 

17世纪，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的传教政策要求他们主动适应中国文化，因此他们对汉语的学习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成就。约翰·韦伯没有去过中国，没有接触过汉语，虽然不能像万济国（Francisco Varo）、马若瑟等专门撰写汉语语法的人那样，给汉语归纳出相对科学的语言学框架，但是他也通过传教士著述当中介绍的汉语发音、词汇和语法的特征和规律，总结出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

利玛窦等人编写的《葡汉辞典》手稿

 

在他看来，在一方面，汉字具有直接表意能力，在几千年当中变化很小，韦伯也据此相信，汉语保持了古老的纯洁性，保存着原始语言的精华。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文字也不仅是中国人所独有，他意识到日本人、朝鲜人、苏门答腊人、交趾支那王国还有其他一些邻国和岛国的人也都认识汉字，汉字具有强大的普适性。陈怡指出，这其实是当时传教士和西方人普遍的对中国文字的误解，不仅误解了汉语的时代差异，也夸大了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当中的作用。

 

此外，韦伯还觉得中国人的语言有一种其他语言无法媲美的简易性。他指出，汉语没有各种各样的词尾变化、动词变化，没有数、性、态、时等麻烦的语法细节，而是彻底从这些错综复杂的东西中得以解脱，除了自然的启示赐予的，再不使用别的规则。“所以，他们的语言就像天然语言应有的那样平白、容易。”他看到，虽然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是最少接受到神的启示的，可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是所有民族当中“最多或唯一受神启指导的”。

 

 

汉学家“热情洋溢的理论”，

是”狂野而奇特的献礼”

约翰·韦伯认为汉语是世界语言之母的说法，遭到了同时代学者的嘲笑——1677年，马修·黑尔爵士（Sir Matthew Hale）在他发表的《从自然的角度对人类最初的起源所作的考察》（The Primitive Origination of Mankind, Considered and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Light of Nature）一文当中，批评了约翰·韦伯的理论，认为其完全是建立在推测出来的论据之上。但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接触了约翰·韦伯的观点之后，也对作为原始语言的中文开始感兴趣。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

 

莱布尼茨在青年时代就憧憬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文字，在与欧洲东方学家、在华传教士的通信中，他多次提到约翰·韦伯认为汉语就是原始语言的观点。莱布尼茨后来还在自己的语言学论文中称，“如果上帝真教过人类以语言的话，应该是类似于中文那样的东西。”他对汉语的痴迷在同一时代也有知音：1722年，法国科学院院士、当时欧洲学术界的重要学者埃狄纳·傅尔蒙（Etienne Fourmout）在《历史和科学艺术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演讲，他说，中文里，每件事物都有一个特定的字符，字符结构的优美组合是哲学和几何学的组合，在任何其他语言当中都不存在如此多的类别性。因而他也断言，中文字符的机构是人类最伟大的杰作，没有任何一个物质系统可以达成这样完美无缺的程度。

 

在1730年，崇拜傅尔蒙的德国汉学家巴耶尔出版了两卷本《汉语博览》（Museum Sinicum）。巴耶尔从19岁开始，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能够进入到神秘的汉语世界当中。“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够在这一领域取得小小的成就，我便会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孙、万王之王。”他下定决心要把所有与汉语相关的研究都收集起来，把它们编辑成为一本“类似字典或是介绍中国语言文学规则的入门读物”。

 

巴耶尔的《汉语博览》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眼中是”一份狂野而奇特的献礼”。他看到，在这本书中，除了约翰·韦伯以外，还有不少会令今天的读者感到惊奇的说法——荷兰学者佛休斯（Issac Vossius）曾经盛赞中国的艺术和科学是世界之最，声称多么希望“自己是生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法国学者菲利普·马松（Philippe Masson）“证明”中文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希伯来语，他认为，《旧约》当中许多棘手的语言问题都可以从中文当中找到答案——例如，上帝哺育沙漠之中的以色列子民的“吗哪”（Manna），就是中文当中的“馒头”的变音；瑞典学者奥劳斯·鲁德贝克（Olaus Rudbeck）则认为，中文是最接近哥特语的语言。史景迁说，巴耶尔将这些“古怪晦涩、浩如烟海”的内容都综合起来，即使他们的理论“模糊肤浅”，或者让人“如坠云雾”，也不应该被轻易否决掉，因为在这些热情洋溢的理论背后，有先驱的“睿智和勤勉”。

 

 

结论都荒谬，评价为何不同？

对于当时中国语言学研究当中哪怕是最荒谬的结论，巴耶尔也不愿意完全否定——无论是认为中文是世界所有语言的原始语言的约翰·韦伯，还是用乐理知识构造中文声调的穆勒（Andreas Müller）——因为他看到这些人的学术生涯都展现出了“尝试理解中文的执着热情和令人尊敬的创造力”。史景迁也认为，在汉学研究先辈当中，有对喜爱的事物评价过高的情况，也会有过度的热情和轻率的折中，但是他依然喜欢思考这样的研究。

与巴耶尔、史景迁等汉学家对前辈学者荒谬结论的宽容相比，翟桂鋆的“英语起源于中国”遭到的质疑堪称残酷，不仅被网友“群嘲”，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向宝云在研究生院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用作“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负面学术研究案例，甚至还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人民日报》称，很难想象，在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近两个世纪后，在全球文化深度互动对话的今天，仍有人把中国作为其他文明的起源，把世界文明成就附会于中国的创造，“这折射着一种盲目的自大。”

有评论者将杜钢建、翟桂鋆等人的学术流派称为“学术战狼”，其代表作品是杜钢建的著作《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这本书论证了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埃及人、日耳曼人全部都来自中国。公众号“短史记”的评论文章 称，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希望通过证伪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来强调中国文明的古老与先进，将自己的所谓“研究结论”与“提升民族自信”之类的大词捆绑在一起。

《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杜钢建

光明出版社 2017-12

与这样的做法相比，或许，350年前，韦伯等欧洲汉学家对世界的热情和创造力，就显得更加笨拙和可爱一些。作为早期业余汉学家，韦伯对以前传教士零散的汉语知识进行了概括，并且对汉语作出了阐释。虽然他的论据夹杂着想象和虚构，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些令人好笑，但是陈怡看到，韦伯是第一个通过长达一本书的系统试图为汉语在世界语言当中确立位置的人。在欧洲早期汉学家那些热情而荒谬的作品被世人逐渐遗忘之后，学术上更加成熟的职业汉学家才逐渐涌现出来。

“在巴别塔之前，人类说着什么共同的语言？”这样的疑问显示出，在韦伯的时代，《圣经》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他的著作无疑也显示出：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西方人的文明观念正在经历更新，他们开始主动了解欧洲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这些不仅体现在研究中国语言的爱好者身上，也体现在其他领域——歌德和伏尔泰曾经受到《好逑传》《赵氏孤儿》等影响；创立“三权分立”学说的孟德斯鸠对中国也非常关注。由于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在教权衰落与理性精神兴起的过程当中，中国文化的西传和早期汉学也由此参与了17、18世纪欧洲社会大转型、思想大变革。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在西方早期汉语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逝去的童话：早期德国汉学家巴耶尔的中国猜想》张国刚 《中国文化》第37期

《约翰·韦伯汉语观初论——走近一部17世纪的汉语论著<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始语言的可能性>》陈怡 《国际汉学》2009年01期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美]史景迁 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Mingjun Lu, Routledge 20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