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话对谁说？

马笑冬，你的话对谁说？

 

－－作者：叶维丽

 

 

 

作者按：马笑冬是震动中国社会的1980年“潘晓讨论”的责任编辑。

1988年夏她携子赴美，拿到博士学位后于1999年秋到上海工作。

90年代中期我与她在美国波士顿相识，共同做口述成长史，

我们的书《动荡的青春》2008年在北京出版。马笑冬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是在病中度过的。

她在冬天出生，“刚出生就会笑”，故取名“笑冬”，她也是在冬天走的，

于2019年11月29号在北京去世，终年69岁。

 

 

 

 

2008年夏天，我去看望住在上海的马笑冬，看护她的秀花姐告诉我，她在撕照片呢，随后拿来一只小竹篮，我一看，不是撕，是把照片攥成一个个团儿，总之是毁了，但也有几张完好的，其中一张是她和牛牛在美国波士顿家中，看起来六七岁的牛牛扭头对着相机乐，系着围裙的笑冬笑眯眯地看着孩子，桌子上有盘切开的蛋糕，是在给牛牛过生日吧？

 

 

那年去上海时，我和笑冬共同做的口述对话成长史（中文版）《动荡的青春》即将出版，书的扉页上将印出这样一段话：“希望圆圆（叶维丽之子）、牛牛（马笑冬之子）能够懂得一点他们的母亲们及她们那一代人。”我的母子照已经交给了出版社，正需要一张笑冬的，这张照片及时收进了书里。

 

 

那段话是我写的，后面还有一句：“并以此书献给挚友马笑冬---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一代女性的身影。”

 

1994年我和马笑冬头一次见面，当时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打量一下年龄相仿，最重要的是几句“接头”式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我们几人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

 

 

我当时正处于“认同危机”中。生活在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美国，耳边不断响着“历史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胜利的欢呼，而其他的经验和探索都被认为是毫无价值和完全失败的。此时英语读书界正流行着几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写的书，作者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或家属，以张戎的《鸿》为代表。因为从小目睹近亲长辈受难，我明白书中的内容仅是当年实况的一角，写下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都是交代。

 

但同时，这类书籍形成一种话语“尺度”或曰霸权，如果用它来衡量我自己的历史，令我珍视的一些经历将无处置放。我陷入了说不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困境，由此冒出回顾和反思我本人和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想法。但我本人的经验太过单薄，加上读过国内三位学者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对话录，觉得对话的形式很有意思，恰在这时我认识了马笑冬和她的朋友，第二次见面就对她们说了我的想法，她们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同在波士顿的中国女性，周末轮流去一家，坐下来对着一个小录音机，开始了我们的对谈。带着成年人审视的目光，我们力图重拾少时的记忆，认真清理品味。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轨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不可分，我们的经历既是个体的，也可以看做一代人的几个成长个案，要梳理它们，就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我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质疑对一个复杂时代非黑即白的叙述，另一方面我们须直面那个时代的严重问题。

 

我读国内“老三届人 ”的回忆有个印象，即我们的同龄人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令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存在巨大遗落。对话中我谈到文革初期卞仲耘校长之死，这是我近三十年来头一次认真地讲述那件对我刺激极深的1966年8月5号发生在我中学校园的暴力事件（北京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我说了很多……。我们对话的氛围是友善、宽松、坦率和互信的，这让我愿意说。

 

 

 

马笑冬也开口了，我至今记得她开始时语调中的迟疑和表情的不自然。她讲了1966年8月下旬参与动手打一个女“阶级敌人”的详细经过，然后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安心”，“今天是我第一次把它说出来”。当年打人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后来主动承认的有几人？我佩服马笑冬的勇气和真诚，她完全可以什么都不说。

 

 

与同龄人共同正视一页不堪回首的往事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数年后我开始调查“八五事件”；马笑冬则从自己家做起。她的母亲文革前是北京一所女中党支部书记，文革爆发后挨学生批斗、被剃“阴阳头”。事发后少年马笑冬依然积极革命，心里说服自己不能与群众对立。母亲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即去世，弥留之际说的是那天挨斗事。马笑冬并不知当日详情，更不知父母的真实反应，以为他们就像她那时看到的一样，“和平常差不多”。

 

因为做口述史，笑冬决意去问父亲，让她没想到的是，父亲立刻拿出他对当时情况的详细记述，就好像它一直就放在他的枕边。三名子女中，只有笑冬终于想要知道。书中这一段笑冬的叙述极为感人：她讲到父亲为挨打后的母亲揩伤时“泪如泉涌”，也讲到她读父亲叙述时“几次泣不成声”，“艰难地、分了好几次才读完”。我在书中此处发了一点感慨：做历史的人记述事件时往往忽略“感情层面的东西”，而那“才是有血有泪的活历史”。今天重读那几页文字，仿佛再次面见笑冬。她情感充沛，做人做事带着真情善意，和她做朋友是件很容易、也很自然的事。

 

 

 

成长在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该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这是我们的一个话题。笑冬的经历和感受可圈可点。她说起第一次来例假对她的强烈冲击，因为从心底不能接受男女生理上的差异，还说起在云南兵团时对此的“反抗”：从不因来例假歇工，哪怕是冰凉的水田也照样往里跳……。笑冬从小就争强好胜，处处拔尖，用她的话讲：“我一直把自己看做一个特殊的女人，男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不能接受一般女人的命运。”

 

 

笑冬对“一般女人的命运”是敏感的：她的姥姥在得知丈夫“另有新欢”后，在女儿（笑冬母亲）刚满月“即衔恨而绝”，导致母亲终生拒绝与生父联系；她的两个叔叔“参加革命”后“自由恋爱又结了婚”，乡下的两位婶娘一辈子守活寡……。母亲的身世对少年笑冬是个谜，成年知情后她每一想起“就感到痛楚”；谈到婶婶们的遭遇时，她语调中充满了同情。

 

 

对话中笑冬说她“从小就对男女不平等特别敏感”，我问这与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有关系吗？她说，“在潜意识里有”，并说，“不想做我妈妈那样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在学校担任领导工作的母亲在家里甘当配角，笑冬父亲则“很有些家长作风”。也许这在“潜意识”里为少女时代的笑冬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她的理想是当女兵，不是一般的女兵，而是像电影《战火中的青春》里女扮男装的高山，能把一个排的男兵管得“服服帖帖”。上中学时笑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就是为了像个女战士”，还特别喜欢军装，“想要一套都快想疯了”。

 

 

笑冬崇拜英雄，尤其是保尔和牛虻－－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偶像。笑冬解释说，打动她的是“性格坚韧、有献身精神的人”，是“特别能忍受磨难”“又不诉苦的人”，并说，“这样的人就是革命者的典型”。在对话中，她多次谈到此类英雄对她的人格感召。

 

笑冬病倒后，我会琢磨她的性格：她太崇尚英雄式的“坚忍”了！人在生活中难免有“苦”，我向她诉过很多苦，她没有向我诉过苦，有时说起一些事，口气是轻描淡写的。一个女性，敏感，浪漫（比我浪漫多了），有着强烈甚至激烈的情感，如何处置几乎人人都会在生活中遇到的不顺心、不痛快？不和朋友唠叨唠叨吗？难道就是一味地“坚忍”？那要怎样地忍？

 

 

笑冬“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是为“潘晓”“催生”：她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潘晓讨论”的责任编辑。世上本无“潘晓”其人。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青年》的编辑们敏锐地注意到旧有的意识形态说教已行不通，青年人中多有困惑和苦闷。杂志社通过在学校、工厂和街道召开的座谈会，发现有两个人的情况很具代表性，就请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分别写下来，两人一个叫潘祎（男）另一个叫黄晓菊（女）。马笑冬负责联系黄晓菊，她也是将潘、黄的文字“揉”成一篇的人。《中国青年》发表时，以黄晓菊文中“人生的路啊 怎么越走越窄”的问句为标题，取两人名中各一字，以“潘晓来信”的名义登出。笑冬说，“两人原来的文章都很长，我把问题的结构设计好，汲取了原文最精彩的部分，也保留了它们的感情色彩。……我把文章编辑好给黄晓菊看，她说，‘你真下了功夫。’”这篇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造成轰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反响，开启了“人生价值的大讨论”，成为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书中笑冬详细地讲述了当年的情况，并说，“在参与“潘晓讨论”的工作中，我自己也受着教育，我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挑战，我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我那么投入地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本人和这个讨论有深深的共鸣。”

 

 

 

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中国人的“形象解放”，尤其是女性形象，在这方面《中国青年》也走在了前面：一反以往只登“女劳模、女民兵、女战士”照，杂志的封面上登出一帧“留着披肩发，充满青春气息”的年轻女性头像。马笑冬与她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杂志同步，她本人的“思想解放”也伴随着“形象解放”，在对话中她饶有兴味地说起经历“女性美觉醒”的过程，头一次在镜中看到上淡妆的自己时，怎么“一下子愣住了”。其实笑冬从小就爱美，文革前夕她才变得“不爱红妆爱武装”。

 

《中国青年》社记者马笑冬十分活跃，写了不少有社会影响力的报道，涉及了包括“家庭、婚姻、爱情和性”等方面的话题，也开始关注农村问题和贫困问题。对话中她讲述了对陕北安塞一所农村中学的采访：她进了学生们的窑洞宿舍，里面是“一条从门口到洞底的长炕”，每个孩子有只“比书包小一点”木箱。当日天色已暗，什么也看不清，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打开小木箱让笑冬摸，“好像要展览自己的奖状”，笑冬“摸来摸去，没有摸到比二面馍更好的东西”。最后笑冬说了这样一段话：

 

“告别了孩子们，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儿子，但因为陕北农村和他后来在波士顿的生活环境差距太大，我怕他完全不能理解……。只要想起那些孩子，我就像在他们中间看到了我自己的儿子。有时我甚至想，我今天做咱们这个成长史，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让牛牛看到。”

 

 

1987年笑冬带着牛牛来到美国，家庭团聚。她不是来陪读，而是自己也读起了研究生。我90年代中期认识她时，她正在东北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熟识了之后，她偶尔会把论文稿拿来请我提意见。文革前笑冬是初中生，后来的经历与英语毫不搭界，她能够在美国啃社会学，令我惊讶。我勉强可算英文科班出身，但用英语读书和写作的过程绝不轻松。每次读她的论文稿我都会说，如果我是你，写不出这样通顺的文字。中国人在美国写人文和社科类博士论文，挑战的不止是语言，更有理念和“框架”，马笑冬付出的汗水心血可想而知。别忘记，她还是家庭主妇，操心着柴米油盐，更重要的，是她拉扯养育着一个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中国男孩。牛牛的父亲拿到学位后到别处就职，有几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个中的挑战和甘苦只有自知。每一个在美国读学位的中国母亲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美国读书的那些年，马笑冬进入了与女性研究有关的领域，她在对话中说，“在妇女领域可以大有作为，可以做很棒的事。我这些年的研究一直和农村妇女有关。”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改革开放之后江苏某地农村妇女状况的，她的一个精彩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婆媳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婆婆”即将绝迹，马笑冬称她们为“最后一代婆婆”。这个观察至今为国内女性研究学界朋友称道。

 

 

再回到我们的成长史。做完口述后，我知道整理拉拉杂杂说了一年左右的口述材料是我的活儿。这时前面提到的第三位参与者表示要撤出。马笑冬在做博士论文，快到冲刺阶段了，我问她是愿意留下还是也撤？她说留。于是我把原本是“三条腿”的对话修成了“二条腿”---删除了那位朋友的材料，只剩下笑冬和我的。九十年代末我开始做我们成长史的中英文版。笑冬拿到博士学位后很快回国，去上海复旦大学工作。偶尔，我会请她给我发来补充材料，前面提到的笑冬父亲文革记述的那段就是她1999年回国后寄给我的。

 

2001年夏末我去上海找笑冬。那年我休学术假，可以在国内待一年。我手头已经有了中英文两个书稿，读来觉得笑冬的材料少了些，去上海请她先过目，再添些东西。我在她家住了二十多天，朝夕相处。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笑冬的记忆力有些问题，刚刚发生的事她就忘了，提醒她，她说小事不重要，大事从来不忘，几次三番提醒后，我不知再该怎么说。最后告别时，我想对她说是不是去看看病？话到了嗓子眼，又给咽回去了。后来多次责备自己，当时怎么没有说！

 

笑冬看了书稿，表示充分肯定，让我挑选可在将来用于书中的她本人的照片，却没有对稿子加一句话。事后我回想，也许那是她脑子出问题的征兆？笑冬还不满51岁，太年轻，我也太缺乏医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她除了记忆有时“短路”，其他一切正常，我没有想得太多。她和婆婆住在一起，请了一位保姆照料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婆婆的房间最敞亮，阳光充足。笑冬的父亲在北京，她的熟人朋友都在北京。她告诉我，所以到上海来，是为了照顾婆婆。在上海她似乎没有什么朋友，平常和她作伴的，就是保姆吴阿姨。

 

 

九月底我们在上海分手，我回北京，她去西安。如果记得不错，那一年的中秋和国庆正好在同一天，我回京和老父亲团聚过节，她是去陕北她的一个“点”，她说回国后她差不多每年的年节都在“点”里和老乡们一起过。她的研究方向是贫困地区妇女婚姻和生育健康，在安徽和陕北都有“点”。陕北那个“点”她80年代当记者时去过，如果我记得不错，就在安塞，那个有小木箱里放着二面馍的孩子们的地方。

 

笑冬告诉我，因为她总往贫困地区跑，不好好在上海呆着，她复旦的同事们很不理解。

 

写到这里，我想起她从云南兵团返回北京上了工农兵大学，1976年毕业后再次下乡、去黑龙江莫力达瓦旗插队的事，当时也让周围人很不理解。那时候她二十几岁，这时她早已人到中年。

 

在上海的那些天，笑冬不止一次跟我说，她在陕北老乡中间感到“自在”，说起那里的婆姨娃娃，她眼睛发亮。她告诉我，她正着手写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题目叫“黄土地，我对你说”。

 

 

 

好棒的题目！我连声称赞，“黄土地”仿佛有了灵性，而“我”对那块土地和那里的人们满怀深情。笑冬学中文出身，据一位她云南兵团时代的朋友说，当年她报大学专业时写下了四个字：“立志学文”。1978年她在《北方文学》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四月》的小说。80年代在北京当记者时，她的文采在同行中当属上乘，由她执笔“揉”出“潘晓”，应该不是杂志社的随意决定。多年后，时任《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的彭明说，“经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

 

90年代末马笑冬回国后，很快融入国内女性研究的群体，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2000年2月她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也谈小脚美丑男权女权》，文字晓畅，观点犀利，读时我想，80年代以记者身份驰骋首都新闻界的马笑冬，经过在海外的“十年磨剑”，现在以学者身份亮相了。作为朋友，我为她高兴，对她充满期许。

 

我知道笑冬被诊断为“早老性老年痴呆”应该是在2003年。那年夏天回国，我又打算去上海，请笑冬给书稿加材料，因为还是觉得她的东西少，两人的分量不平衡。给马笑冬家打电话，吴阿姨告诉我，她去北京看病了。我马上去她北京父亲家中探望，笑冬的态度是拒绝接受医生诊断：“不可能”，她说。记得当时我在心里算了一下笑冬的年龄，尚不满53岁。

 

从2003年到2019年，生病的马笑冬活了16年，前六年左右在上海家中，由秀花姐照料；后十来年回到北京住在一家养护院。十几年来，只要有可能，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她，向照顾她的人了解情况，应该说，我对她晚年的基本情况是知晓的。

 

2006年春天我在国内，去上海看笑冬。她外表看来还好，我问她每天做些什么，她说捏泥人儿，我听了高兴，她拿来泥人儿让我看，我一摸，硬邦邦，不是新捏的，这时秀花姐一个劲向我摇头。我明白了。在波士顿时，为了补贴家用，笑冬教过美国小学生手工，用彩色橡皮泥捏小泥人和花草，我见过，夸她心灵手巧。笑冬错把当年作今日，确实糊涂了！眼前的小玩意一个个栩栩如生，我爱不释手，很想要一个做纪念，但又想，还是都留给牛牛吧！我拿起一小盆泥捏的红花，请秀花姐的孙女为我和笑冬照张合影。相片印在了我们书的封背。不知那些花草泥人今在何处？

 

 

2007年我去看她，她的背明显地驼了。我们俩到离她家很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我得把几样菜轮流摆在她眼前，否则她只知吃最近的那盘，也不太会给自己夹菜了。

 

2010年底或是2011年初，我得知马笑冬回到了北京。她入住的爱晚养护院地处大兴，是由废弃的生产队养殖厂房改建的，硬件条件实在不算好，但从院方到护工对笑冬都很呵护，开始的几年，护工称她“马老师”。我想，无论怎样，这个地方有人情味儿，管理也有章法。有时我一个人去看她，有时和朋友一道去。笑冬的情况在持续恶化。看过后我会记下简单的印象，最近几年，每次去都会拍些照。我不是个爱照相的人，但有一种想为笑冬留下存照的冲动。

 

我心中始终有个问题，就是笑冬还有多少意识和情感？最近三年我每次去笑冬都在沉睡，去年（2019年）十月份那次，她一度睁开了眼睛，叫她，没有反应。出了养护院大门，我在心里想，笑冬来日勿多了。

 

早些年她是有反应的，虽然话已说不清。这里引一段我2012年8月27号看过笑冬后写下的笔记：“……手不能握东西了，但能握人的手。还是笑，护工提到牛牛的名字，表情戚然，似乎冒出一个字‘走’，护工接着说，他走了。”

 

那几年我每次去、包括和并不认识她的朋友一道去（她们是通过我们的书知道笑冬的），临走时，我都会最后回头再看笑冬一眼，每一次我都从她的眼睛中读出sadness，仿佛在说：你们都走了，走吧。2013年底，两位女性研究界的朋友去看望笑冬，其中一位很久没见笑冬了，看到很难过，笑冬对她没有反应。她就一面流泪，一面不停地抚摸着笑冬的脸，这时笑冬的眼角流出泪水。朋友告诉我这个情形，我说，“笑冬能哭。我也一直觉得她还是有感觉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灵魂”或是soul的说法，当然还有“潜意识”。笑冬的“显意识”混沌了，但她在朋友离开时脸上的表情，在友人抚摸时眼中的泪光，该做如何解释？她的“潜意识”和“潜感情”又有多深？

 

这些年来，看护笑冬的护工换过几位，她们都是劳动妇女，有着朴素的同情心，尽心尽力；医生刘大夫极为善良敬业，她不止一次和我探讨过笑冬的病。养护院中患有痴呆症的人不少，刘大夫过去不熟悉这个病，就去学习钻研，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上网跟专家上课进修。我对刘大夫充满敬意，对护工大姐们（她们每人看护不止一个不能自理的病人）十分感激。

 

 

听刘大夫和护工们说，“洪常青”不时来看望笑冬，他会对她说很多话，逗她开心，给她读《动荡的青春》，想方设法激活她深处的记忆，每次他一进屋就高声说，“洪常青来了！”他一来，笑冬“可激动了，比哪天都好”，养护院的人索性叫他“洪常青”。

 

“洪常青”？是的，他是笑冬在云南兵团文艺宣传队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舞伴，他俩跳的是剧中“常青指路”那一段，他饰洪常青。关于宣传队的事，笑冬在我们的书里说了不少。

 

 

笑冬去世后，我联系上了“洪常青”。他告诉我，2006年5月他去上海看望马笑冬，那是两人多年后第一次见面，笑冬不认识他了，他就说，“洪常青来了！”“马笑冬的眼睛立刻亮了”。

 

他还告诉我，笑冬去世前一年的2018年，正值北京知青赴云南50周年，一些兵团战友结伴看望马笑冬，大家为她哼出“常青指路”那段乐曲，笑冬听得“嘴角抽动，眼中流泪”。

 

我将信将疑。2018年笑冬各方面的情况已经极为恶劣。但也许那段乐曲真的一直刻在她的意识深处。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笑冬曾经是那么美丽的女子，她爱美，应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笑冬受过专业体操训练，跳起舞来，有型有款，有模有样。她在《娘子军》中吴清华的剧照，身材修长，面貌姣好，穿着芭蕾舞鞋，踮着脚尖，两拳紧握，两眼炯炯有神，表情坚毅，英姿飒爽，是我们书中最夺目的一张照片，给很多人留下了印象。少年时代的马笑冬崇拜英雄，最想当女战士，就让这张照片永远与她作伴、永远保留在朋友们的记忆中吧。

 

 

舞台上马笑冬是“吴清华”，现实中马笑冬最出彩的“演出”是“潘晓”责编。

不久前，因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纷纷回望“踩在1980年这个时代临界点的‘潘晓’形象”，

称它为“一根界桩，一个路标”，属于“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万千青年”。

 

一位新闻界资深记者写道，“1980年代社会思想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讨论，

 

第一次是“潘晓讨论”……。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

 

 

 

今后，人们也许会不断地回味“潘晓讨论”的意义。

只要它的意义还在，人们就不会也不该忘记“超标准合格”的责编马笑冬。

在80年代的首都新闻界，马笑冬是一位站在潮头的女侠。

 

 

马笑冬的步履并没有也不应该止于80年代，或90年代。

她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问题。

90年代末归国后，她义无反顾地将目光投向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她的生命展开了一页新的篇章，

马笑冬有话要说，要对“黄土地”说。可惜啊，我们永远听不到了。

 

 

在一定意义上，马笑冬代表了“老三届人”的“理想主义”，代表了它的极致，它“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和它“与时俱进”的能力。作为一名女性，那代人“理想主义”的偏执极端和高尚美好在马笑冬身上都有体现：青少年时代对“性别差异”的激烈反抗，和成年之后对处于社会底层妇女儿童的诚心关注。

 

我们这代人在凋零。

不久前，我插队的山西省山阴县优秀的北京知青杨百揆去世，我不认识杨，但心中戚戚。

我认识马，她是我的挚友。此文是我对马笑冬和我们那代“理想主义”朋友们的祭奠。

我自少年时代起就不“理想主义”，但我敬重这样的朋友，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

 

 

 

 

定稿于2020年1月16号美国波士顿

 

 

转自《成蹊当代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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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用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理堵塞得象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在我脖子上套着绳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但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1980年4月

来自《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