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几个小时营业，回家过年，请大家速来选购。”东辛店村一家杂货铺，吊挂在门口的喇叭重复播放着一段录音。这天是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的“小年”，是准备年货、祭灶的日子。而这家杂货铺，几乎成了整个东辛店村“年味”最重的地方。
疫情在这个冬日卷土重来，各地骤然收紧的防控给原计划返乡过春节的人们画了个圈，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圈在了原地。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的东辛店村是北京典型的“倒挂村”，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者。根据朝阳区政府2020年的资料，该地的户籍人口仅有1167人，而流动人口则有22934人，“倒挂”比例达到1比19.7。综合现居东辛店村的外来务工者的说法，村里房租普遍在1000至1500元之间。
当地居民告诉全现在，大约自1月起，村口就设了“关卡”，进出都需要出入证，没有出入证的则需要7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村里的建筑以两三层高的平房为主，外墙被漆成黄色，有的房子一层有五六户，每户都是独立的出租房。临近春节，村里却几乎没有店家在摆卖送礼食品、春联等年货，遍插的国旗，几乎是村里唯一的红色来源。
“家里哪有挂红旗的，都是挂大红灯笼啊”，65岁清洁工李云华掏出手机，靠着垃圾车，对着村道一边拍视频，一边打趣。她把视频发在老家亲友的微信群里，告诉大家今年回不去了，答应的年饭也赴不了约了。
李云华5年没回家了。她是辽宁鞍山人，前些年在酒店做保洁，哪怕过年也只有短短几天假期。2020年，她成了东辛店村的清洁工，早早就计划着换班回家过年，远在老家的儿媳妇也给她买好了腊月二十八回家的火车票。听说回去要隔离后，她和丈夫商量着把票退了，留守北京。
“老家年味比这强，（腊月）二十三可热闹了”，李云华感慨。同村的几个年龄相仿的清洁女工也围了上来，彼此交换着记忆里家乡的年味——“大红灯笼高高挂，年味就来了，小年就开始放鞭放炮了，哐哐哐”，“家家淘米压面做年糕，二十三要吃灶堂，还要送灶门爷上天！”
“要是没疫情，肯定就回去了”。李云华说。
“回乡证”
2月4日中午，村道上，一个30岁上下的男人拖着银色行李箱匆匆走过。路面并不平坦，行李箱上挂着的吊牌随着路面起伏。近段时间，“做核酸了吗”成为熟人碰面时的口头禅，紧随的一句是“过年回家吗”。小饭馆里，老板、客人和送货师傅都在分享核酸检测场所的信息，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俨然成了一纸“回乡证”。
一名老家在黑龙江的客人结账后，跟老板讲起自己的纠结——过年到底要不要回家。根据他打听到的信息，回家有可能被集中隔离。听到“集中隔离”四字后，老板立刻建议，那就别回去，但客人补充说，也可能只是居家。老板态度马上转变过来，表示“那回家待着就好”。
在东辛店村经营了15年卤味小吃店的王芬告诉全现在，过去的半个月，东辛店村里不少外来务工者都经历过这种纠结。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消息，规定农村地区“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聚集、不流动，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但十一天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六不准”，不许地方政府在执行返乡防疫政策时出现“层层加码”、“一刀切”的问题，明文规定“不对返乡人员实施集中和居家隔离措施”、“不对低风险地区跨省流动到城市的非重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王芬透露，最初的消息发布后，村里不少外来务工者不打算回家了，看到政策变松，态度又再度翻转。目前，有人已经回到老家，也有人像她一样，还在观望政策和疫情的变化。
王芬老家在河北省燕郊镇，开车只需40多分钟。她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上学，一家四口都住在东辛店村。往年春节，她都会回家过，但她又觉得留在北京也关系不大，“在北京住了这么久，这里已经跟家差不多了”。
28岁的赵娇生则属于无论政策怎么变，都必定要回家过年的人。妻子和9岁的儿子在山西老家，他每年至少要回家两趟，放暑假时，妻子也会带上儿子到北京来。一年下来，一家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左右。
赵娇生是外卖骑手，一天大约要工作十个小时。他打算在家留到农历十五，好好陪着儿子。他告诉全现在自己的春节假期计划：“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过个半个月，然后回来再挣钱。”东辛店村紧邻望京，后者是商业写字楼的集聚区，对外卖需求大，东辛店村也因此吸引了不少外卖骑手落脚。
出租屋平房的过道和村里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电动车。它们的后备箱多是一个保温箱，印着人们熟悉的外卖、闪送品牌。距离春节还有一周的下午，这些电动车没有跑在马路上，而是安静地停在村里，其中一些车的主人已经离开了北京。
“人哗啦啦地都回家了。”赵娇生发现，“六不准”出台后，东辛店村人少了，他自己则买了2月9日农历二十八回家的动车票。
看着村里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保洁员王菊香轻声嘟囔：“也不知道都是往哪走的”。她的老家在黑龙江。几天前，她从村里的微信群里得知，家乡要求外地返乡人员一律隔离，能不回去就不要回去，有人的家门甚至因此被上锁。
回家的路远且漫长，中途还要换好几次车。王菊香左思右想，她更怕的是途中沾上病毒，自己倒不打紧，染给家中小孙女就糟了，光想想“内心就直打鼓”。因为疫情，她去年春节也没回家，孙女是2020年正月初六生的，“到现在都会走路了，我们还没见过呢”。王菊香惦记孩子，但最终还是决定不回。儿子电话打来，她只闷闷地说：还是回不去啊。
东辛店村的另一边，山西人任山虎也刚刚掐断回家过年的念想。这两天，他一直给县城老家的小区物业打电话，对方的回复强硬而明确：有核酸阴性证明也必须隔离，居家14天，一家人都将被限制出入小区的大门。他琢磨着，一来一回隔离28天，干不了任何事，一个月6500元的房租就打水漂了，不划算。
年过五十的任山虎和哥哥一起在东辛店村经营一家面馆。十几天前，哥哥和另一个老乡先后带着一纸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回到了农村老家。任山虎听说，哥哥只是被叮嘱尽量别出门，另一老乡的家门则被上了锁。好的坏的消息交织，让他越发不安和困惑，最终决定不回去了。
正在任山虎店里吃晚饭的赵娇生打抱不平：“你只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他就没有权力隔离”。近来，赵娇生反复研究返乡隔离的政策，也与村里打电话确认过。他建议任山虎与物业据理力争。任山虎摇头叹气：县城和农村政策也不一样，每一天形势都在变，而且一个地方一个班子，“不同小区说的都不同”。
“奶奶，你想我咋不回家啊？”
晚上10点后，任山虎的山西面馆外，陆续有外卖骑手的电动车停下。骑手们刚送完一天的餐，终于可以坐下来，慢悠悠地吃晚饭了——他们一边刷短视频，一边吸溜着一大碗面，吃完再多坐一会儿继续玩手机。也有三三两两一起来的，叫几瓶啤酒，聊着各自送了多少单，碰到了什么难搞的客人。
正值腊月二十三，北方过小年，陕西人苗江涛送完最后一单外卖后，回了东辛店，摘下手套跨进面馆，他和另外三个室友就租住在楼上一间10平米左右的屋里，摊下来每人一个月房租只要400多元。
出租房里连桌子都没有，他的晚饭基本都在面馆解决，他喜欢点大盘鸡，每次还不忘喝上一两瓶啤酒。工作十多个小时后，喝酒能让他快点入睡，这样才能休息好，第二天继续上路。
往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准备回家了。春节返乡政策出了后，苗江涛决定不回了——在家隔离14天，来了再隔离14天，“那多耽误事儿”。去年春节疫情正严重，他一直在老家呆到3月才被允许返京。这次不回，至少还能挣点钱，春节期间除了跑单，每天还能有300元值班费。
但如果能回，他是不会留在北京过年的，“在外辛苦一年了，不可能为了这几天多挣两三千块就不回家。”
苗江涛32岁了，过年对他来说，早就过了小时候的热闹劲儿。最近几年，同村的伙伴很少回家过年了，人少了，“没啥意思了”。
不过，有了女儿后，过年对他来说有了新的牵挂。女儿2019年10月生的，他上一个春节回家才见上，那也是唯一一次和女儿相处。平时他总想女儿，但孩子晚上九点就睡了，他十点多才下班，白天又赶着送外卖，最多在单少休息的间隙或者周末，才能通过视频看看孩子。
苗江涛每天的日子几乎一成不变，跑单占了他醒着的绝大部分时间，剩下就是吃饭、睡觉、刷手机，家里的女儿却在飞速成长，现在已经会说简单的话了。苗江涛希望听到“爸爸”两个字，但孩子总要媳妇儿教着才叫得出来。
夜深了，面馆老板任山虎还不舍得关门。哥哥回老家后，他招了一个临时工，一天也不敢歇。来北京多年，任山虎早先在大兴开店，半年前才搬到东辛店村。去年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去年腊月二十三，他赶在疫情暴发前回了老家，没想到一待就是半年，六月份才返回北京，返京第一件事就是交了快一万块钱房租。好在大兴房租相对便宜，后来赶上拆迁搬到了东辛店，房租涨了好几倍，生意却一直好不起来。他想着，今年可再也亏不起了。
山西老家中，他的妻子带着孙儿和两位老人生活。儿子和媳妇在太原的工厂里打工，打算挣上三倍工资，大年初五再返回老家。任山虎和老家的朋友在微信里聊天诉苦，朋友劝他，回来吧，钱是挣不完的。他有些无奈：出门在外，自己的难只有自己知道。
保洁员王菊香已经四个月没收到工资了。2020年，她的工作一波几折，年初时找好的工作因为疫情歇业被搅黄了，后来她干过各种零工——打扫公共厕所、给邻村村委会帮活，只要能挣点钱的都去。
来北京三年，王菊香一直干着各种保洁工作，从没回老家过过年。她记得，头一年月薪2000多，不回去是因为刨去房租没挣上钱，“不好意思回”；第二年工资高了点，赶上疫情了没回成；今年则是因为既被疫情政策限制，又没钱。
一旁的村民们皱着眉头：是啊，钱没赚着，都没脸回去。一个河北女人说：“我孙女问我，奶奶你想我不，你想我咋不回家啊？你说我咋答”。“过了病毒就回来啊”，王菊香苦笑着接话，“这疫情啊，也是帮着我们给打马虎眼了！”
1月20日，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指导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过年活动，鼓励企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安排文化娱乐活动，落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障。通过暖心举措，让务工人员留在就业地安心过春节。
作为私营饭店的保洁员，王菊香拿不到春节福利。年关将近，她只巴望着工资快点发下来，这样才有钱发微信红包给远方的孙女。她有点羡慕干着环卫工作的丈夫，平常工资三千多，不如她在饭店高，但胜在稳定，“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红包，但过年过节的，起码会发些米面油。”
丈夫大年三十晚上还要继续工作。王菊香计划着，白天去超市买点肉，用发的面粉包好饺子，等丈夫回家吃个不够团圆的团圆饭，年也就算是过了。
寻找年味
山西人石洪宇的杂货店开在东辛店村的边缘位置。一件红灰相间的运动外套，一条黑色皮裤，这就是他过年的“行头”——如果在老家，人们大都会置办新衣服，不过在北京，他没心思讲究。
收银台的上方，挂着一小袋红包，石洪宇指着红包说，那是两年前的，现在都还没卖出去。也因此，他的店里没有出售任何有“年味”的商品。
在整个东辛店村，几乎看不到有商户摆卖送礼食品、春联等年货。有不回家过春节的外地人告诉全现在，他们并没有准备年货，等到过年的时候，去超市随便买点吃喝的就行。
石洪宇从收银台里掏出一盒标价6.5元的烟，“这里住的都是穷人”。他觉得，“穷人”不会额外花钱来过年。更何况，过去的一年并不好过，因为疫情，不少住在东辛店村的外地人直到5月才回到北京，而年底疫情的反复也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石洪宇在最近一个月就亏了800元。
这也是石洪宇决定不回家的原因。去年一整年下来，真正做生意的时间实则只有半年左右，他担心回家之后，再回京就要居家隔离十四天——这意味着半个月光交房租却无法做生意。
“如果没有它，就不行。”石洪宇拿起摆在支架上的手机，晃了一下，这是他平日看店时唯一的消遣。在微信上，他可以跟在老家的妻子，以及出嫁了的女儿聊聊天。店铺是前店后居的格局，每天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12点。按照他的计划，春节七天假期的作息也大致是这样。
“年味，在老家里边有，这是北京，这地方啥也不讲究。”石洪宇记得老家的年味——大街上卖什么年货的都有，摆满小吃摊，卖干果、饮料，还有弄鸡鸭鱼等各种肉类的档口，小孩会玩鞭炮。一走上街，满是过年的气氛。
“对联、年画上哪买？”李云华和她的清洁工老姐妹们站在东辛店村的大马路上，一边扫地一边讨论着怎么在北京过出年味。作为习惯了张罗的家庭妇女，她们仍然希望这个春节尽量像样。
传统观念里过年，食物上一定会下功夫。李云华掰着手指头算：“初一吃饺子、初二烙饼，年三十晚上要吃鱼、扣肘子、猪爪子”。一旁的老姐妹笑嘻嘻地接话：“对对对，最重要的是图些吉利话，猪爪子挠钱，吃鱼年年有余，还要吃生菜，意思是生财，吃丸子寓意着团团圆圆！”
马路尽头，头一回独自过年的任山虎还在头疼年三十的计划：“最难捱的就是除夕夜，我一个人吃啥呀？”他想象着，家里的春节一定会早早整出来几样小凉菜：腐竹、花生米，好几盆，想吃时就随时盛点拿出来。年三十那天，中午炖鱼，晚上下饺子，就着春晚再慢悠悠地吃。
没了家人就缺了年味，任山虎对过年的食物失去了兴致。他计划随便做点，或者干脆买点瓜子、苹果， 弄个小酒，坐那嗑嗑瓜子，拿手机看春晚。
2月3日晚上，吃完一碗大盘鸡后，苗红涛向任山虎提出：他和几个回不了家的外卖骑手，能不能在这里预定一个年夜饭？任山虎本打算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关门休息，听了这个提议，一口应了下来，“两个桌一并，往那一坐，提前给我点好菜，或者下几份饺子，咱们这年也就完事儿了。”
“都是五湖四海回不了家过年的，到时候我们跟老板一起吃这顿年夜饭，有啥菜就吃啥。”喝完最后一口啤酒，苗江涛打算趁着酒劲儿，赶紧回去躺下，暂时什么都不想了。
（文中王芬、李云华、王菊香、石洪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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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没回家”，中年父母们提前到来的空巢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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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黛茜、巴布尔
编辑｜杨迪
“我烦死了，不让回家过年。”1月11日下午，柳心接到了儿子贺哲发来的消息。
收到微信的时候，她正在镇子的集市上买菜。这个位于湖南邵阳西南的小镇，已经舒展出一幅春节的画面：肉铺里的铸铁勾子上，挂着一排排整扇的猪肉；路边的竹笼里，鸡冠红亮的大公鸡伸着脖子；街边商贩的摊位上，也摆上了湿烤花生、五香瓜子，以及五颜六色的糖果。
柳心站在路边，看着手机愣了神，过了半小时，才发过去三个“爱心”，四个“抱抱”，末了，加了一句，“到时候给你寄点好吃的来。”
这是22年来，儿子第一次不在自己身边过春节。
过去十年间，儿子贺哲在省城长沙上中学，后来又到北京上大学，工作。大学后，只有春节时，才一年一次回到她身边，不用隔着手机屏幕，看见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听他围着自己耳朵边喋喋不休。春节，是“儿子”这只远行风筝留在她手里的一根丝线。
2020年12月23日，北京顺义一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患者确诊，打破了北京市连续165天无本土病例的记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顺义、大兴陆续确诊了75例，先后有8个地区划为疫情中风险区。为了控制疫情发展，国家卫健委倡议大家尽量留在工作地过年。随后，全国有29个省区市都发布了鼓励“就地过年”的新政策，以及“返乡人员防疫措施”。
倡议之下，大多年轻人们选择留在原地过年，他们的身后是像柳心一样无数父母在家乡的独自等待。
与隔离“斗法”
整个一月份，柳心就在琢磨两件事，一个是过春节要准备些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解决儿子春节从北京回来隔离的问题。
她今年45岁，总穿着干净的素色裙子，脖颈间系一条粉红或者翠绿的丝绸纱巾，这身打扮让镇上的人常常忘了她的年龄，有人以为她才30出头。在儿子三岁那年，她就放弃了工厂会计的工作，二十年来以照顾儿子为工作。家中的收入主要靠着丈夫在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好在小镇生活成本较低，一家人生活简单而平静。
12月底，北京出现零星确诊病例的时候，柳心就开始担心，每次从新闻里看到有确诊病例的时候，都要根据流调地址，逐个输入手机地图查一下与儿子的距离。12月25日，一例确诊病例的工作单位在北京朝阳的利星行中心上班，她看到地图显示只有3公里，一下子就慌了，赶紧打电话，让儿子囤米囤菜，“万一被封锁了，也不会饿着”。
那时候镇子上传出消息说，北京回来的要居家隔离14天。最开始她是乐观的，甚至有点兴奋，“大不了在家待着不出门，一家人在一起隔离怕什么，而且还能在家待14天呢。” 自从5月，儿子从湖南到北京工作，已经七个多月没见，14天隔离，在柳心看来比7天春节假期划算得多。
没想到，一天之后，丈夫从街边带来了新消息，说当地会在春运开始的那天起，在高速公路路口和高铁站把守，截住所有从北京回来的人员，立刻送往县党校集中隔离。
县党校在小镇的最西头，一栋白色新建的四层教学楼，被几个小山包在中间，是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去年冬天，新冠疫情第一次袭来时，镇上的人都窝在家里，柳心一家三口总在下午三点出门，一路散步到党校，再爬上一个低矮的山坡，看着停滞不前的挖土机和施工到半途的黄泥土地，讨论着贺哲的未来。那时候的贺哲沮丧于自己被迫中断的留学计划，焦头烂额地四处投递简历，准备找一份工作，等待这场疫情过去。而柳心则安然享受着因为疫情而意外拉长的亲子时光。
最初，柳心以为县里的干部在高铁站拦截北京回来的人，是用查车票的方式。她便想了个办法，让儿子先坐高铁到长沙，然后联系一辆车牌号是长沙的出租车，再回到镇上，这样县里的干部会以为儿子是从长沙回来，可以躲过隔离。但是贺哲告诉她，人家都是通过手机定位去查的，她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
“要是儿子回来只能去党校隔离，我们就陪他去党校过年。”柳心后来跟丈夫商量，还跟人打听好了，党校里有多大厨房，有多少自由活动的空间，能放得下多少年货……
除了柳心，在这个春节，还有很多母亲同样在与各种隔离政策“斗智斗勇”，在她们心里，隔离没问题，但是得把我和孩子隔在一起。
生活在湘潭的刘雨慧也是从12月27日就开始筹划了。这个平日里热衷打麻将的女人，一边盯着新闻里的确诊案例，一边盘算着今年春节该怎么办。
最初想到过年时的人口流动，女儿若是从北京回来，路上感染的风险太大，她就想从湖南开车去北京把女儿接回来，近两千公里，两天的路程，但女儿说不用担心，疫情没那么严重，不想那么麻烦。
湘潭市疾控中心在春运开始前一天，再次发布了“加强春节期间市民健康管理”的通知。刘雨慧粗略地浏览了一番，只看到里头写，要是有人从外地回来，家里需要配一个有单独卫生间的房间给人隔离， “这就是在家里‘坐牢’，”她转发给女儿调侃着说。只要能回到家里，刘雨慧就觉得总比待在外面好，她都想好了，买上足量的一次性的餐具，一日三餐都放在房门口。
小区里单元楼下都张贴了通告，如果有人从外地返乡，要提前向社区报告。新闻里这段时间不断出现的词语就是“就地过年”，刘雨慧去单位上班，同事都问她，你女儿还回来吗？她心里想，一年就只有一个大年，还是得回来，“不然这算什么过年？”
一月底时，又有新通知说火车票和机票可以免费退改。越来越多的措施在说，“留在原地别动了。”刘雨慧猜测，是不是新冠疫情变严重了？女儿迟迟没有买返程的票，她打电话过去，“你要是觉得不好回，就还是别回了，怕有个什么事。”坐车时，刘雨慧看到路上挂着一些标语，“提倡市民群众在潭过春节”、“鼓励外地在潭人员就地过年”。家里的老人看了新闻发出抱怨，“说就地过年这么好听，不就是在外过年吗？”
刘雨慧还想去北京找女儿，“回不来，我过去还不行吗?”核酸检测，居家隔离，这些麻烦相比和女儿团聚一起过年，就都不是事儿。
但没多久，单位里也有通知了，不能去北京，因为那儿不断有新的确诊病例冒出。
团圆的意义
2月5日，农历的腊月二十四，是南方传统的小年。柳心发现自己几乎忘掉了这个日子。看见邻居的儿子回来，她才忽然意识到还有不到七天，就是春节了。
寻常年份的春节，过的就是正月来之前忙忙碌碌的准备。每年临近春节，柳心就早早的把儿子从学校接回来。腊月二十四，要去镇上山东人开的铺里买炒货，瓜子要挑炒干了的，糖果要颜色搭配，裹着红色的塑料袋沉沉地拎回来。
腊月二十七，还要带儿子去乡下看杀猪，这是当地乡下筹备春节最重大的仪式。她会在前一天吩咐儿子早点睡下，“明早我带你去看杀猪哦，可有意思了。”贺哲年年都听这句话，年年都在腊月二十七这天看杀猪，杀猪的场面对他而言其实不是新奇的玩意。
他只记得第一次时，一群男人穿着黑色雨靴，宽大的斗笠罩在头上，迷彩衣服上到处溅着黄土泥点子，一把刀捅进去，猪的吼声震得房子都在抖动，他闭上眼睛，别过脸去，等没了声，再回头看时，猪就全然瘫软在盛满热水的大木盆子里。杀完猪，总会有一场酒宴在等着。宴席上，大伙儿黑红的脸上都泛着光，吃新的肉，开新的酒，端着酒杯，你来我往，充满豪气与喜庆。
柳心总是会把最好吃的肉给儿子夹上一大块。“尝这个，这个味道你到哪里还能吃得到！”
大年三十这晚，六点的年夜饭开始前，有一个仪式会等在那里，湘西人叫它“唱野”。门要九十度完全敞开，桌上要备上去世的亲人们生前最爱吃的菜，酒要倒满，人们相信这样的时刻，亲人的魂魄会温柔地走到面前，这时人双手合拢，把手臂长长伸出去，边拜，边说话，所有的话，亲人的魂魄都能听到。虽然是“唱”，可说出来的话是极平常的，去年做了什么，明年还要做啥。
在家唱野的时候，贺哲从不能自然地完成这个流程，他总不好意思对着空气说话，索性安静地跟在父母身后，把话放在心里，对外公外婆讲一遍。父母在前面一边拜着，说着他们要说的话，一边用余光扫到身后，悄声说，“你要跟外公外婆说啊，求祖先还不都是为了保佑你，我们还有啥要保佑的？”
过去的一年又一年，都是在祈愿儿子可以考一个好高中，考一个好大学，再后来，变成了出国留学能一切顺利。这回，儿子不在家里，柳心不知道唱野时要说些什么了。 “春节怎么能不回家呢？”她记得自己像儿子这么大的时候，每年春节都一定要回家。那时，乘船走十几公里水路，一进村子，门口的杨梅树，屋前的小池塘，父亲坐在小矮凳上磨刀刮鱼鳞的声音，都一下子让她找回家的感觉。
虽然女儿不回来，刘雨慧的春节仍然在按照计划推进着，家里婆婆和父母都在，全家都要聚在一起团圆。
可是没有女儿在，这个春节对她就更难了。结婚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春节是不吵架的，每年从腊月二十三起，夫妻二人就会因为是去婆家还是娘家争吵。她跟婆婆的关系不好，从没喊过一声“妈”，婆媳俩说过的话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年三十应付公婆，勉强吃一顿年夜饭，初一一早再奔波回到娘家，哥嫂和父母，一家十三口人等着团聚。可是这张桌上，即便是血亲家人，也有讨厌的人。二哥五年前跟她借了一笔钱，一直没说什么时候能还。前两年春节，二哥开回来一台新车时，也没提还钱，看看自己家十多年都没换的手动挡破车，她气得跺脚，“有钱怎么还不还！”。她和二哥心里有了嫌隙，平常连电话都没有。
但只要是过年，管它有什么不开心，不论今年赚没赚钱，坐在这张饭桌上，十三个小酒杯还是要碰在一起，团圆。过年的情绪始终让她挣扎，直到渐渐麻木了。
随着女儿长大，她有了伴，隐忍和不满有人在意了。女儿总是和她站在一条船上。除夕夜，电视里播着春晚，婆婆拉把凳子坐在一侧，丈夫在厨房忙活，帮忙准备年夜饭，她和女儿在沙发上呆坐着，“在家没看见他做过家务，”女儿小声说出她一直介意的事，“下一年，我们能不能在外婆家或者自己家过年？”她抿着嘴苦笑，反而宽慰女儿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一年，年饭和团圆都会依旧，刘雨慧心中唯一的温暖，却不在身边了。
“卫星”
每年的春节一过，短暂的团圆结束，儿子离家，丈夫恢复上班，柳心总是一家人里最后从伤感里走出来的。
她会在儿子重新离家的这一天发一条朋友圈，一张空荡荡的房间照片，配文是：“儿子去学校了，妈妈在家里发呆。”
年复一年，相同的照片，相同的配文，在同样的那一天发在朋友圈里。只是今年，这条朋友圈提前了，配文也变成：“儿子回不来家，妈妈在家里发呆。”
盼着儿子春节回家的喜悦，到送儿子出去的失落，柳心已经重复了十年。儿子12岁时，她就把他从小镇送到省城长沙去读寄宿初中，湖南省的中学课业非常繁重，即便是寒暑假，也都要留在学校补课，只有春节一个假期。柳心每年春节这天把儿子接回家，又在春节过后送回学校。
这些年，手机是柳心和贺哲沟通的唯一渠道。
中学的时候，学校里只让用老年机，没有网络功能，只能打电话。每天晚上，柳心都和儿子通个长长的电话。封闭式的中学生活里，没有太多的内容，只有密集的考试和对考试的复盘总结，贺哲的电话总是在诉说考试的压力。
儿子上大学后，手机有了微信，微信的群聊功能，允许发图片，发链接，让沟通的窗口又变宽了一点。可是沟通的内容却渐渐少了，她能感觉到，儿子电话里，不再倾诉自己的挫折与不开心，永远都是嘻嘻哈哈。她知道在多年的异地生活里，儿子渐渐学会了怎样通过寻找身边的老师和同学解决问题，自己不再是遭遇挫折时第一个想到的求助对象。
柳心微信里的家长群里，都把孩子们叫做“卫星”，每次孩子买了春节回家的车票，他们会默契地发朋友圈——“卫星发来回程信号啦”。这种暗语，只有孩子常年在外漂泊的家长，能够瞬间会意。
柳心不甘心，她想为儿子解决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她就去发现问题。
读大学的时候，柳心和丈夫还大致的知道儿子会选课的科目，在期末季会问，“你是在准备高等数学还是准备线性代数？”尽管不知道这些名词背后的内容是什么，也帮不上忙，但总要问一句，好像这样知道了儿子在忙什么，心里有了踏实。
上班之后，却发现很难再掌握儿子的动向了，从前他读书的时候，父母大概能猜到一个读书人生活里都在忙什么，无非是上课，读书，复习，考试，循着那些想象，总可以一路摸出他生活的轮廓。
可他工作之后，绳索就断了，父母只知道他在“上班”，至于“上班”是在做什么，他们不了解，自然也就无从聊起，于是只能重复一些家里的琐事。电话的频率也因为儿子工作的疲惫从一天一次，降到一周一次。他们的新办法是看“微信运动”的步数记录，一万步，是一条标准的水位，低于5000步，他们就要打电话问问，怎么今天待在家里没出门？超出20000步，他们要问清楚，今天忙什么去了，走这么多路。
小镇上的人不理解，在他们看来，“就这么一个儿子，送出去，不怕以后白白丢了个儿子吗。” 柳心不在镇上人面前表达自己的主张，只在自己儿子面前说说，“什么叫丢？我就要我儿子有出息，一个没出息的儿子赖在家里，我立马拿扫帚赶出去。”
每年春节将近的时候，镇上的熟人都会问柳心，“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春节过去之后，人们又问她，“什么时候回学校？”她礼貌回着，但心底里始终想，这些人水平太低，是“去”学校，不是“回学校”，儿子只有一个家，只有回家的时候，才是“回”，去别的地方，不叫“回”。
今年又到春节临近，镇上的人又开始问柳心了，“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她挺直了腰杆，但不知道怎么回答。 晚上回到家，丈夫还没有下班，打开灯，家里到处都是冷的。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天更让她期待一个没有出息但守在身边的儿子。
“我要是有两个儿子就好了，一个有出息，在外面拼，一个没出息，在家里陪我”。
“学着放手”
刘雨慧的女儿，是四年前去广州读书时候，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她从没想过，女儿的成长与告别来得那么突然与决绝。
最初，女儿读书的时候，她每隔半个月就去一趟广州，从湘潭到广州只需要三小时高铁。每次去她都住在学校门口的宾馆里，房间的设施老旧，隔音效果不好，两人躺在床上看电视，就能听到隔壁房间聊天。在频繁探望女儿的过程中，她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要是在广州有套房子，那不是既可以满足女儿闯荡的决心，又可以离我不远了吗？”
刘雨慧想起湖南那套一直没装修的房子，卖掉就可以在广州凑个首付了。她想趁自己有能力时，既当投资又能给女儿买个稳当。“你是不是就在广州发展了？”这个问题刘雨慧问了几遍，女儿的答案始终模棱两可。刘雨慧还是做了决定，“要是买了房，肯定跑不了了。”
广州城里的新楼盘她买不起，中介带着去看一套修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住房，进到楼里，四周都是黑的，沿着扶手爬到六楼，站在屋子门口，她不知往哪伸脚，客厅的木地板鼓起来一个又一个的泡，墙壁发黄，一片片往下掉，厨房的管道露在外头都生了锈，厕所里一股霉味，她赶忙退了出来。在湖南那边，人们买的都是新房子，她没见过现在还有这么破的。
“我不会为了房子留在广州。”女儿从不陪她去看房。夏天很热，刘雨慧在广州城里跑，一天看五六套。她打电话给女儿商量，“你们自己出钱买，那就自己决定吧。”刘雨慧不想管女儿的情绪，想着先买一套，“反正都是她的。”
最后还是定了那套破房子，价格合适，又靠近城区。她想着那套房有两间卧室，等女儿毕业了，她就提前退休，大屋给女儿住，小屋自己住，一日三餐都陪着女儿。
交房那天，她把钥匙递给女儿，被推了回来，一遍遍重复，“这是你们的房，我真的不要。”地铁站出来的人望着她们，刘雨慧觉得脸上挂不住，心里腾得起了火，用方言骂，“你个白眼狼，我们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你，你一天天在这摆什么脸色。”
女儿像一个弹簧，刘雨慧刚抱紧，松开手时，却发现弹向了反方向。给女儿介绍的工作，也被她推掉，自己一个人去了上海、北京。电话里的女儿很决绝，说别逼她了。刘雨慧无法接受，歇斯底里地对着电话大叫，你不回来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那边哭着哭着没了声，把电话挂断了。可是争吵之后，过不了十分钟，刘雨慧还是会把电话打过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地问，“你最近想吃什么吗？妈妈给你寄。”
去年春节，女儿从北京回家住了一个月，因为疫情，全家隔离在家，唯一的活动就是丈夫开着车带着一家人去遛弯。他们沿着河一路往西开，来到一片河堤，青草都枯黄了，坐在上头不扎人，阳光照下来，把人晒柔和了，女儿头靠着她，“出去的这一年多，其实很累......”话说得很慢，刘雨慧打断，“那你去广州或者回家啊。”
“我就想自己一个人。为了证明我可以，实习那一年我都没问你们要钱，用花呗、借呗，信用卡。正式上班半年后，才差不多还清。”女儿低下头，把枯草一根根揪掉，“我就是想证明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刘雨慧不知道说什么，觉得心疼，但还是不太明白这样的折腾。
年轻人们都一波一波地往外跑。山东招远的高春堂同样也不明白到底跑出去做什么，他的一双儿女，女儿在北京做美容师，儿子在上海外企，除此之外，他也再说不别的更多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自己的日子安顿好。
没有准备糖瓜，也没有祭灶神，在小年儿这一天，高春堂依然披个深蓝色的棉衣，脚上趿拉双棉拖鞋，慢悠悠地舀一瓢玉米面拌菜叶子倒在塑料盆里，小鸡们飞奔过来围成一圈啄食。他继续到羊舍、猪舍、鹅舍喂一圈，等着妻子上山来一起帮忙。
2020年5月，高春堂在村子附近山头承包了一块地，用来做些养殖的买卖。羊、猪、鸡、鹅……这几年，城里人都热衷于吃些纯天然的食物，村子里陆续有人做养殖赚了点钱，他便瞅好了这个买卖，决定趁着身体还行，再干上两年，给儿子继续攒点老婆本。
前阵子，儿子、女儿都打来电话说不回家过年了，他们表示理解，“疫情没控制好，路上有风险。”
往年，这几天已经忙活起来了，把家里从里到外打扫好，用扫帚把天花板的灰都打下来，床单被套全部都洗干净换好，再备好年夜饭的鱼、羊腿、海鲜、牛肉……蒸上一大锅外面吃不到山东的馒头，在山东，过年的时候会蒸上一锅五彩斑斓的馒头，当地人把它叫“饽饽”，最简单的，在圆圆的馒头上印一个红色的“福”字；复杂的，则把馒头做成各种形状，动物、桃子，每年过年，一锅五彩斑斓的“饽饽”一端上桌，年就开始了。
现下，儿女们都回不来了，夫妻俩干脆把心思放在赚钱上。两口子把镇上的买鸡订单都接了下来，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忙活着杀鸡，下午就一家家送上门。这都是自家养的跑地鸡，每次去送鸡，他都想着孩子们要是也能尝尝多好，可眼下不知道，儿子要到啥时候才能吃上。
随着春节越来越近，留在工作地“就地过年”的年轻人们，也拉开了阵势，开始张罗着马上就要到来的春节，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第一次围绕着自己的社交关系和娱乐习惯而展开的春节，也算是做一次真正的“成年人”。他们在豆瓣上开贴，约着一起租个民宿，玩“狼人杀”跨年，或者在微博上喊着组个麻将局。贺哲决定买上一大堆零食，下载一大堆电影，就在北京的租住屋里，醉生梦死般“颓丧”一次。
刘雨慧一天给女儿打三个电话，反复确认女儿到底回不回家过年。她琢磨着，要是女儿真回不来，那她今年就不回娘家了，和丈夫初二就开车北上，“总要团圆。”
柳心做了个儿子被洪水卷跑的可怕的梦。醒来后，她一边欣慰这只是个梦，一边想她终究是要“丢掉”这个儿子的，从十年前，她把儿子送出家门的那天起，就该慢慢学习如何放手了。
（文中柳心、贺哲、刘雨慧、高春堂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