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39）

【华夏文摘】芸娘：此生若梦成追忆 一一 少女篇

 

 

发表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 由 舟巷

 

到南京的那年我十三岁。一个从没见过大世面的北方小县城的小姑娘，突然来到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大城市，显得那么懵懂无知、乡气十足。这里的南方人的生活习俗与我们北方人是如此不同，在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北方人眼里，车水马龙的街市繁华与热闹自不必提，连这里的日常生活的一切细微处，吃的穿的用的，与沧州老家的相比，都显得那么精细，干净和讲究。有时候因一些从前没见过不熟悉的新生活细节，让我在外人面前不免自惭形秽，然而我在南京本地人面前说的那一口字正腔圆的标准国语，足以让他们绝望，这也极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因孤陋寡闻而生出的自卑。

 

1947年秋天的南京，洪武路新街口，四面通衢的中心位置，矗立着一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站立铜像。铜制的孙中山右手指向前方，表情庄严而忧戚。那时候13岁的我每次路过那尊铜像，都忍不住驻足片刻抬头凝望一会儿，每到这会儿，心中不禁又响起在老家小学校里每周一升旗时必唱的那首歌“我们国父，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

 

每天上学放学，从小火瓦巷到新街口，必经过总统府和介寿堂（为祝贺蒋介石60寿辰而新建不久），建筑雄伟厚重，前面的大街是一码的用鹅卵石铺成的“弹格马路”。

小火瓦巷53号，那个小院子，那几间平房，平房外烧饭的小灶间，充满了温馨的亲情和家的味道。

大姐一家在南京生活了十多年，大姐夫又是场面上人，社交人脉极广又好请客，家里经常朋客满座。在大姐家，请客聚餐与家常便饭是分不清的，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吃饭。

 

 

大姐夫除了经常结识新朋友之外，还有一个较固定的老朋友圈，也就是所谓的“兄弟帮”。每天下班必有这几个人中之一二到来家里蹭晚餐，他们是：孙盈斋，苗全普，王真光，刘贵炎，他们有的是在铁路局任职，有的在别处工作谋生。他们与我的堂叔，大哥二哥也都熟识。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在南京生活的那几年，生活虽不富裕，却是让我感到最温馨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南京是个让我安心让我依恋的地方。对于南京，我并不惊奇于它的热闹繁华，因之前我也曾在寒暑假里到天津，北平小住过多次。我高兴的是终于来到了亲人身边，见到了久别的母亲，见到了哥哥姐姐，又能认识许多的新朋友。在南京我从不想念家乡沧州，苏东坡有词曰“此心安处是吾乡”，南京就是我的心安之处。我对南京特别依恋还另外有个特殊原因，因为我的少女春心的萌动是在那里发生的。

 

 

每天晚饭后，在我们家这几间陋室和一个小庭院里，经常是欢声笑语嬉戏喧闹的。大姐夫是个要朋友要面子的人，招待重要客人，他可以倾其所有甚至不惜借贷也要酒肉丰盛，但上面提到名字的这些人不属于宾客，而是与亲兄弟一样的至爱亲朋，就是今天年轻人常用的“铁哥们”称谓，完全可以和家人一样，粗茶淡饭招待足矣。我刚到南京时，家里经常吃的是炒萝卜丝，粗糙的籼米饭。当时我觉得这饭这菜那个香啊，百吃不厌！以上的这几个朋友，即使大姐夫不在家，我们的饭桌上随时都有他们的一副碗筷，菜好坏不论，饭是一定管饱的。

 

他们在一起说话是很随意不拘的，山南海北，异地奇俗，时政秘闻，市井消息，俚语趣闻，电影戏剧，明星八卦，雅俗笑话，无所不包，当然，也有读书心得；他们互相调侃，讽刺挖苦；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又嘻笑颜开，热闹一阵，各回各的住处。不用约不用请，常常第二天傍晚又自动来齐聚。

 

堂叔袁忠斌是常客，二哥是驻客。每逢主客齐聚，我们便在家常菜之外，再加一碗南京板鸭，南京话叫做“斩碗儿鸭子去（南京话念“Kei”）！” 一伙人七嘴八舌地谈天说地，无拘无束。有时候堂叔会主导聚会，搞一些恶作剧的游戏来给大家逗乐子。记得一次他说: “今晚呢，我们做个游戏！先关掉电灯，然后每个人都闭上眼睛！” 他还亲自用手摸一遍，以检查每一个人是否都真的闭紧了眼睛，然后开灯说：“很好，你们都闭上眼睛了，现在可以睁开了！” 一瞬间每一个人都看见别人有一双黑眼圈都哈哈大笑，却忘记了自己的眼圈也是黑的，最后是满屋子人哄然大笑。原来是堂叔用摸了锅底黑灰的手指头给每个人化了熊猫妆。

 

常来大姐夫家的还有一个人，是个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老实人。堂叔也是照样拿人家老实人开涮。有次他偷偷放了一只生鸡蛋到老实人裤兜里，并不经意的样子把鸡蛋撞碎。大家嘻嘻哈哈地看着老实人从裤兜掏出黏糊糊黄腾腾的鸡蛋汁时的尴尬的样子，齐声谴责堂叔。反而是老实人不介意，傻呵呵地笑笑就算过去了。从那时候起大家就都互相提醒要提防我这个堂叔，并给他起了个“缺德鬼”的绰号。

关于我的堂叔，我实在忍不住要多费点笔墨说说这个人，特地单独给他写了一个家族人物列传外篇，题为《我的堂叔》。

我不爱在客人面前露面，即使在家人面前也是沉默寡言时居多，除了热闹时喜欢躲在帘子后面静静听他们的热烈交谈议论之外，独处时唯一的喜好还是看书。看书是我消除独处无朋的寂寞的主要方法，而聆听他们的交谈是我了解新环境乃至外面大世界的主要渠道。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原先孤陋寡闻的我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很多五花八门的社会百科，与我从书籍阅读中获得的思想知识营养互相对照映证，让我建立了最基本的有关“做人的道理”的基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基本的“三观”。在大姐家认识不同类型的人，也为我以后的成长乃至走向社会，丰富了必要的认知和阅历。

 

这群朋友当中有个小伙子名叫王真光的，是很值得特别一说的重要人物。我的整个少女时代，他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崇拜和恋慕的对象；到了中年直至现在的暮年时期，他仍不失为益友。他是山东人，是大姐夫核心朋友圈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早年毕业于美国传教士在山东滕县创办的华北弘道院。他一米八的修长个子，浓眉，高鼻梁，面容俊朗，温文尔雅，一双深邃闪烁而会说话的眼睛和一张稍具女性化漂亮的嘴巴。整体看是颀长俊朗的山东小生，称得上英俊潇洒。在每次的聚会中，他很少高声谈笑，但每出声发言必有些内涵。

他从不说低俗的笑话，不开不雅的玩笑，在大家偶尔讲些比较低俗些的内容时，他只是淡淡一笑，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年龄的差距和“丑小鸭”的心理，让我只有旁听和在一旁拾笑的份儿，从不敢参与其中。这种心态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注意，同时我也暗中观察他对我的关注。

 

我爱唱歌，他教我唱些教会赞美诗，介绍我唱中国名歌和一些外国歌曲，至今能记得的有《牧羊姑娘》，《夜歌》，《雷蒙娜》等。他对我当时爱唱的龚秋霞，白光，周曼华，李丽华等电影明星所唱的流行歌曲持否定态度，我从此再也不在他面前唱那些流行歌曲了。

 

我在南京有段时间曾与二姐同读夜校，他建议我读正规中学。我于是同时考取了中央大学附中和南京第三女中，最后选择了不收费的中大附中。总之我对他言听计从，几近崇拜。

在中大附中读书期间，我和同龄的大外甥王振铭同班，这让振铭受足了委屈。因我的各科成绩都比他好，我在这个家又成了榜样、宠儿。振铭常在被家人与我对比之后挨骂挨批遭贬。其实家人不知道，在我的眼中，与我同龄的外甥王振铭也是我的羡慕对象。我在学校学习成绩好，是因为我不知道我除了上学读书之外我还能干什么，或者说喜欢干什么。而振铭在十五岁初中毕业之后即不再上学，到上海大隆机器厂当了一名学徒，开始自食其力。两年半后他又报名参军，赴朝鲜参战，成为“最可爱的人”。因作战勇敢，回国前升至坦克兵中尉。他回国之后的事业生活都无愧于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比我这个当年读书比他好的小姨有出息得多。

我的情窦初开应该是在十三周岁以后的事情。我记得1947年我从天津到上海所乘坐的轮船，在海上漂了四天四夜。我们买的是四等船票，没有床，只是舱底的一片大通铺。航行途中，有一次在甲板上手里握着本书，凭栏远望海天交接处边发呆边哼唱，有一个年轻男生过来与我搭讪，问我看些什么书，会唱些什么歌等，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好感。我那时是刚从小地方出来的13岁单纯女孩子，只懂家教的礼貌，不懂世故，凡事有问必答，答必如实。但我并不想主动和他讲话，只是看书，哼哼歌打发无聊的时间。不过他好像是个有心人，竟从我堂叔嘴里打探出了我的很多情况：包括姓名，年龄，读几年级，兴趣爱好，甚至在南京的联络地址。

第二天这男生干脆把他的床铺挪到我们的旁边，整天和我们没话找话，扰得我不胜其烦。到南京后不久，竟收到了一封从台湾高雄寄来的信件，署名“张雨萍”，自此便不断来信，还寄了一些台湾名贵的蝴蝶标本和台湾花卉标本，并附有分类介绍。他的细心和殷勤，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们有了书信来往。这立刻引起了哥姐们的警觉。

当他再来信邀我到台湾旅游时，大哥的一封信帮我拒绝了他，从此再无联系。这算什么呢？是我少女时期的一段生活小插曲而已，对我的后来成长完全不构成什么大影响。但既然是插曲，又是我的第一位追求者，就有一定的价值。这个价值，我想，就是我此生在刚进入青春少女期之际，第一次偶然得到了一个赖以用女性的眼光进行自我衡量评价的参照标尺吧？而让我第一次真正对异性有感觉的，应该就是前面提到的王真光了。

 

某一天，王真光在我独自在房间里看书时，拿出一本书走进来递到我面前，微低着头，闪着一双摄人魂魄的大眼睛看着我。与他的目光接触了几秒后，我慌乱地接过书，看到封面上的两个字《简·爱》。 我身高一米六二，他大约一米八，他站的离我很近，低着头，我正好仰视着他。他递书时的沉默和眼神里含情的深意我当时都能立即感觉得到，以致这一刻的镜头在我脑海里存留了六、七十年。每每想起，宛若昨天，几秒钟的瞬间已然构成了我的永恒记忆。

从此我和他的接触便不像以前那般自然随便。再与别人提起他时，立刻表现出亲近，私密，怕被人看穿却又不打自招的面露羞涩。毕竟我太年轻，这点小变化很快被大姐二姐这两位“过来人”发现。她们并没有大惊小怪。两个姐姐一向对我的评价是看书太多太杂，思想早熟，感情丰富。对于王真光，两个姐姐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大姐看好这个小伙子，认为他正派，本分，没有不良习惯，外貌很不错，可以把这事挑明；二姐则有工程师情结，认为她这个小妹从小这么优秀，前途无限，以后起码要嫁个工程师。

我不理会她们的意见一致不一致，正好趁机让王大哥带我把南京的景点玩了个遍。我常常通过大外甥振铭传递小纸条与真光兄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在与他接触相处中，他自然，我拘谨；他博学，我浅陋；他是大哥，我是小妹；他是先生，我是学生。他大我九岁，我知道我和他之间有很大距离，但是我就是喜欢与他在一起，因为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有安全感。

 

每晚睡觉前，我就在想此时此刻真光大哥在干什么呢？他是否也时常惦念着我呢？我不能确定。我看完《简.爱》之后，加重了我与他的不平等的感觉。我对他的感情是毫无瑕疵的、纯洁而有时孤独无助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在他心里是什么位置。终于有一次他在带我到南京鸡鸣寺后山上游玩时，说笑间他突然把我揽入怀里拥吻起来，那是我的少女初吻。我开始紧张继而慢慢放松下来，幸福热流洋溢之间我觉得我是得到了那个答案的。那一年我14岁半。

 

我决心像简.爱那样，一定要先做到自强自立，争取将来与他般配。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好好学习。听大姐夫说他文笔很好，是个作家，我更加崇拜他，处处以他为师。

1949年4月南京被共产党接管后，有一天他给我看了一个小红绸布条，是参加什么党员干部会议时佩戴的那种参会凭证，上面写着【致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王真光同志】于是我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对他在崇拜之上又加了一层敬重。

紧接着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被共产党占领，不久大姐收到了二哥的朋友罗灏白的来信。信中提到他曾经对二哥许诺，帮助我继续求学，来信之意就是让我去上海读书，他已经安排好。

罗灏白是我的第二位良师益友，是我一生不能忘也不该忘记的恩人。

 

〔附上罗灏白生平：出生于一九二七年的镇江，共产党员。一九四九年始，历任华东银行学校学科主任，长沙银行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合肥银行学校教师，《清明》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安徽文学院职业作家。一九四六年加入入党，一九四三年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文作品。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征雁千里》《被上帝遗忘的女儿》，《紫藤园》，中篇小说《郁郁芳草》，《诸葛黛》等。

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曾发配到安徽白湖农场劳改多年。“四人帮”倒台后平反，始在安徽《清明》杂志社工作。一九八六年因突发心脏病，向杂志社里要求调汽车送医院急救，遭拒，理由是“他不够派车的级别”！因而延误治疗死亡。 之前与他相依为命的妻子已经先他死于白血病，膝下无子女。〕

 

 

也正在我为去上海做准备时，原本支持我和真光兄交往的大姐，忽然告诉我，王真光经常收到上海某护士学校某张女士的来信，似乎已经有女友，而这时的真光兄经常外出，有时数月不在南京城，我们很难见到他，后来才知道，他在共产党员身份公开后就投入更加紧张忙碌的工作。

与真光大哥的约会接触已无法继续，靠家庭支持我继续上学也无望。面对灏白兄的召唤，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大姐大姐夫的支持下，我告别家人只身来到上海。我还记得那次去上海时的情景：心情是灰暗的，初次离家去投奔一个陌生人，我对前景一片茫然，对自己的形象毫无自信，好像一个穷苦的可怜虫去求人家的施舍。还有，我离宁赴沪前，没有办法通知到真光大哥，不知道此一去是否意味着和他永远分离？

我记得临走时是老娘用阴丹士林蓝布缝了一个书包，里面装了满满一书包煮熟的菱角，便是我在火车上一天的饭食了。

初到上海，接待我的是灏白兄和他的好友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军代表葛风，还有葛风的侄女俞磊。俞磊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比我大两岁，她便是我到上海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了。

1949年时，上海人民银行第一栋职工宿舍，位于上海南京西路540弄5号，条件相当的优越，这与1949年前的民国中央银行留下的高档设施有关。两人一个单间寝室，卫生设备几乎与现在的星级宾馆标准间差不多。楼下大厅里有钢琴，可供银行职员弹奏娱乐。每天三餐有专职厨师为我们烹制可口的饭菜，专职服务员按时送到我们的宿舍。

从贫寒家庭走出来的我，面对这样的高级生活，简直象不小心一跤跌进了天堂。这里的电灯开关不是拉绳的，而是都嵌在墙壁上。厕所是陶瓷抽水马桶，而不是木质马桶。我不会用抽水马桶，却不敢问，怕被人说是乡巴佬，只能自己研究。我诚惶诚恐，拘谨无措又疑虑重重，不知凭什么资格能接受别人这样的恩惠。对这种优厚待遇，我应否泰然享受？

 

到沪一周后，我已被俞磊领着到静安区武夷路上的上海人文中学报到并正式上课，一切都已安排停当，生活，学习都上了轨道。

秋天，上海的黄昏，我独自站在阳台上望着路上行人，望着被秋风吹下来的黄色落叶，思家之情油然而生。我想家，想家里的亲人，想母亲、想大姐、二姐、想帮工朱桂兰，想真光大哥。我真的就这样在上海待下去了吗？就这样离开家人，离开我习惯了的南京的生活和环境，离开了真光和那么多珍贵的记忆而又投入到新的环境中来了吗？南京洪武路小火瓦巷，南京的玄武湖，中山陵，燕子矶，南京的雨花台，栖霞山，鸡鸣寺以及它的后山坡，还有那双我心爱的白色力士鞋，我还能回去吗？

还有，罗灏白，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怎么和他相处？第一次见他那天，我刚下火车，是大姐夫王颂仁从火车站接到我并送我来灏白处的，大姐夫为我扛着个皮箱，见面和他寒暄了几句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一句话也不懂得说，他就安排我到银行宿舍休息，当天我对灏白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

 

星期六晚上，灏白大哥来了。幸亏葛风和俞磊都在，我不用单独面对这位陌生的兄长。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其实我都已经知道，但仍然故作认真地听着。他又说了一些二哥绍雲与他的交情，说他从二哥那里得知我如何爱学习，如何聪明懂事，他让我坦然接受他的帮助，说这都因我二哥对他有恩在先（这一点我从未听二哥说起过），他只是做应该做的事而已。

他一面说着，我暗暗想着：我又遇上了一位良师益友，我又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只是不知道这位仁兄脾气如何，是否好相处。我同时还闪过一个先入为主的评价：和真光兄相比，这个大哥外貌不佳，那一口疙里疙瘩的镇江话也难以入耳。

 

1949年底，上海的社会形势看起来真是那么的一片平和繁荣。平日里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平民百姓，各行各业的普罗大众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对新政权，新生活的美好希望。从学校到工厂企业到主要商业街道，每天，乃至每时每刻有新中国新政权组织的以敲锣打鼓高跷秧歌为主的欢天喜地的各种名目的宣传庆祝活动。人们的心情在这种热烈气氛中被感染着，鼓舞着，不由你兴奋不起来。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也很快融入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被压迫者翻身得解放”的冲动。

学校里组织的一切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办板报，印传单，参加文艺宣传队；写文章，绘插图，跳舞，唱歌，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虽然读的是高一，可是天知道我的成绩！我只是文科科目尚能听懂一些，数理化则一窍不通。好在刚1949年，学校还没走上正轨，教学完全以组织政治宣传活动为主，学习课程也偏重政治时事。这阶段，我惊异地发现，几个月下来，原来我这样一个土不拉叽的北方小姑娘，已变成了一个能说会道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的活跃分子，好几次得到了老师和教务主任的口头夸奖，因而使我在这里生活的信心倍增。

 

我刚到人文中学时，因说一口普通话，听不懂上海话，曾被同学嘲笑，奚落，捉弄。他们在课桌上写一句话让我唸：“你给我吃五粒五香豆”。“我要吃五香豆”。我照唸了，引起哄堂大笑。后来我知道，这两句话上海话在下层平民俚语里的意思是“我要吃屎”的意思。

这件事激起我的怒火，我决心要会听会说上海话！没出半年，我学会了用上海话跟任何本地人交谈甚至吵架。再也没有人敢用上海话做遮幕或盾牌来欺我蒙我占我便宜。有了这个语言基础，我彻底融入了上海当地社会。我发现，这样的生活我是如此适应，如此如鱼得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际，我成为建国后上海第一批共青团中的成员，被任命为学校团支部委员，还曾参加过帮助某工厂学校的建团工作。一时间，觉得自己俨然成了新政权的骨干，是“重要人物”，得意之情抑制不住。

在上海人文中学读书的一年时间，除了在校学习，参加各种活动给我的锻炼之外，不能不特别提到我的第二位启蒙老师罗灏白。他不常和我见面，平时他住在上海马玉山路人民银行华东区银行学校的宿舍，只在到外滩上班时到江苏路的宿舍来看看我和俞磊。每次来，都不忘检查我的学习进度，成长情况。

他给我布置了政治学习作业：熟读《社会发展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著），《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著），闲下来还要看些经典马列著作。文艺方面嘛，那就多了，他的中外名著装满了书架书橱，让我随便看，但是他特别推荐我读俄罗斯文学，重点介绍的是俄国屠格涅夫的全套，然后是俄国的托尔斯泰、东尔尼雪夫斯基，也有英国的哈代和印度的泰戈尔……他有一房间的书橱，装满名著，我可以任意选读。

 

有一天，他悄悄来了，我正在房间里声情并茂地高唱1949年前的龚秋霞原唱的那首电影插曲《秋水伊人》。他等我唱完才进门，语重心长地说：芸慧啊，以后少唱这种歌曲了，唱点有品位的。然后他给了我两本歌曲集《中国名歌》，《世界名歌》。好的是这两本都是简谱，我很快就学会唱了。

我太喜欢这两本书了，很快学会了好多首名歌曲，（那时候谁能想到那本歌曲集里面的大部分“严肃高雅”的歌曲在多年后都被政权当局划为“反动”，“黄色”，“小资”的歌曲？）这大大提升了我的歌曲鉴赏力。以后他每来一次，总要检查一下我的文学阅读情况，给几句褒奖或批评，我则毕恭毕敬地听着，对这位兄长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九五零年六月底，高一的两个学期很快结束，两个月的漫长暑假到了。

我归心似箭地回到了南京，为两个月内要读的书、要办的事列了个计划表。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忽然腰背酸痛，浑身无力，全身水肿，眼不能睁，话不能讲，虚弱到连坐起来都困难。

家人赶紧把我送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急救，诊断结果为急性肾炎，住院当天出现血尿，一夜之间就报病危。

在急救期间，大姐为我两次共输血800毫升。住院一个月，命保住了，接着回家休养，可是恢复缓慢。

母亲到处打听偏方，收效都不大。

后来也是不知哪里得来了一剂偏方，采用高蛋白疗法，即每天吃两条一斤左右的黑鱼。

具体做法是：将黑鱼去鳞破肚洗净后，往鱼肚里塞满剥好的大蒜瓣，用鲜荷叶将鱼包起来，外面糊上黄泥，

放到火炉上烤熟，剥开，把鱼肉和大蒜一起吃光，一粒盐都不能放，早晚各一条，再辅以猪肝蛋羹。

我吃了数日已忍无可忍，每次味同嚼蜡般吃这没有盐味只有腥味的鱼肉实在难受。

母亲每天为我仔细烤制，还要一面流泪一面央求我吃下去。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全身日渐消肿，体重日益增加。

半年后身体才完全痊愈。感谢我的老娘！只有亲娘才能有这样的耐心耐力。

这正是亲娘的这份母爱，让我恢复了健康。

 

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和恢复，时间已经到了1951年的春天。

回上海继续高中学业已不可能，因为不但高二的开学日期早已经错过，连高二第一个学期都已经结束了。

由于给我治病，家里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严峻的现实让我无法再继续我那带有狂热的政治色彩的高中学习生活，也无法实现我读书求学当作家的梦想，

我必须考虑工作挣钱帮助维持家里的生计。

现实是：一位老母亲，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嫂子，四个侄儿女，四个外甥外甥女加我十四口人，

全靠大哥和大姐夫两人的工资已无法维持温饱，大外甥王振铭在上海大隆机器厂当钳工学徒，

收入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嫂子，姐姐要照顾孩子无外出去赚钱的能力，只能打我这高中生的主意了。

一九五一年，对于我，是正式开始体验真实人生的一年，是值得回忆的一年。

这年的春节刚过，我回到了上海，正式进入人民银行工作，这还是靠了灏白兄的帮助才得以实现。

该年底，大外甥王振铭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参了军。在上海火车站送他参军时，

在苏联歌曲《再见吧.妈妈》的歌声中，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新战士与站台上的家人亲属们挥泪告别，

开赴朝鲜，准备同“美国侵略者”展开一番殊死较量。

那“生死何所惧，热血洒党旗”的悲壮场面催泪感人，也令为外甥兼儿时玩伴王振铭送行的我热血沸腾之余，

竟也突然生出“恨不男儿身”的感慨！这印象至今难忘！

 

这时我又想起了真光兄。

 

回忆初与真光的接触，大姐不仅默许，还颇有一些鼓励。

那段时间，随着与真光感情的日益加深，少女的我感到生活那么神秘美好，愿意就这样继续，不愿改变，

直到有一天大姐很严肃地和我谈话，说真光已有了女友，是上海某护士学校的一个女护士生，

叫我立即中断和真光的关系。我怎么办呢？

虽然母亲生我养我，可是大姐从来都是我的主心骨，在我真正踏入社会实现经济独立之前，

大姐一直是我的人生航标灯。既然真光兄已有女友，我只能听从大姐的意见，再怎么不舍得也没有别的选择。

如今已经将近两年了，没有一点他的音讯。真光兄，你在哪里啊？

当初第一次听说他有了女友，我一点也没有嫉妒没有怨恨，只有类似考试没及格而落选、

没上成好学校的失落感觉。谁让我那时候那么小那么不成熟那么不懂事呢？我不怪他！

后来知道他是调去了济南铁路局。

过了数十年，在我被划右派多年后发配到新疆，又熬过了那惨痛不堪的“文革”，下放到农场当苦工十年，

又经历右派平反恢复了教师工作，在历经了这一切劫波与平静的日子之后，

在这几十年间时常不经意闯入我脑海中的真光兄，我以为今生今世再无法联系更无法相见的他，

竟然设法让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一封试投的、写错地址和单位的、磨损到几乎露出里边信纸的信封，

被那么多不同地方的有责任心的邮递员们接力棒一样辗转多个地区送到我的手中。

于是我和真光兄又取得了联系。

 

我们恢复了联系，真光得知我边疆购书不便，以及我正需要一些资料书。

他很快给我寄来了中国文学史，古文观止，唐宋诗词鉴赏等等书籍。

不仅对我，对我所在的语文教研组来说，都是雪中送炭之举。

“文革”期间，红卫兵逼着我们把除毛著以外的书全部烧掉，我们和当时的学校教研组长，语文教师等，

在办公室房间外砌了简单的火炉，比赛烧书，由革命小将在旁监督。

一本多年前真光兄送给我的莱蒙托夫《抒情诗选》是我偷偷缝到棉褥子里才保留下来的。

我们的联系恢复了之后，当然很多年也仅限书信往来。每至节日，我们互寄贺卡，籍以述说相互的思念与祝福。

一九九五年秋，在阔别四十六年后，我们约好在济南相见。

 

为这次见面，我脑中设想过许多个问题。在哪儿见？是在外甥女振华家？还是在真光兄家？

在公园里？在马路上？是我们两人单独见面还是有家人陪同？是谁先开口说第一句话？说什么？

是两人双双发愣还是先握手寒暄？等等。

我对与当年的这个初恋情人见面仍然有一种既忐忑不安又充满期待的心情。

真实的见面地点是在济南历城区某路的某小区门前。我的这次济南之行是由我先生老魏和大女儿瑶瑶陪伴。

我们先在外甥女王振华家住了两天后，电话约好真光兄到振华家见面。到了约定时间不见他来。

我们推测他不熟悉振华家所住小区的地点位置，于是让我和老魏去小区门口迎候。

不多一会，当我们还在东张西望的时候，一只大手从我的左侧夸张地向我右手拍来，

我赶紧迎上去，四只手相握，久久不愿松开。

在济南逗留的三天中，我们一起游了千佛山，趵突泉，黑虎泉，植物园等处，真光每天陪同。

那年他已七十周岁，身体和精力都不错。

老魏和瑶瑶尽量给我们创造单独在一起谈话的空间。

然而在多年暌隔之后，千言万语全都拥堵得象一团找不到头绪的乱麻，多少想说的话却总觉得无从说起。

而且，双方总是相互试探着，不知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生怕言语间流露出表错情或者会错意的状况，

或表达意思不准确有损对方自尊之处。

在千佛山景点石凳上休息时，

他问我：当年为什么离开南京去上海？我答：大姐发现你在上海已有女友，才让我忘了你离开南京。

他说：那只是我在老家时的一个普通同学呀！

我：我怎么知道呢？他又说：如果你不去上海，我就不会离开南京！

啊！如此的深情厚意，有这样的心扉，当初为何不肯为我敞开大一点？

现在看来，想必要么是有情未到深处，要么是嫌我太小太傻不够成熟，

要么还是确实有女同学正向女友方向过渡而对我不惜错过？

总之，阴差阳错也好，命中注定也好，我那短暂的寂寞的又可怜的初恋，就那样匆匆结束了，

结束得无声无息，象春燕飞速掠过的春水，涟漪散开后，留下的是一片沉静与空寂。

我不遗憾，我会安慰自己：大多数人的初恋婚姻都成终生遗憾；

而很多人在婚姻失败之后又回头觉得初恋弥足珍贵。

足以欣慰的是，从那次唔面重逢，我们一直通信通电话。

至今我俩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仍能借助手机，短信，微信，视频等先进通讯方式保持联系，

交流思想，互诉思念，互致祝福。

我曾经明知故问地询问过真光兄：当年做为一个毕业于教会学校的虔诚基督徒，

何以后来却加入了以消灭宗教特别是以基督教为主要打击目标的共产党？

他长叹道：“芸慧啊！我们当初都上当了！”

 

如今，真光兄是济南某基督教会的积极教友，经常参与教会生活和福音活动。

我们在晚年再一次找到了共同语言，有了不少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也经常互传一些近照，让对方看看自己的老态。

人的晚年，内心是时常需要彼此互相点灯照亮的，我和真光兄，就是能彼此互相点灯互相照亮的真挚朋友。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