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紧张是假的，即使是作为医生，面对亲人在手术室里，我也只能是盯着钟表，站在老婆的手术门外，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在去年4月份来全民故事计划讲述了他的第一个故事：《癌症病房里的谐星》。
而在那个故事刊发前，也是在去年的3月份，身为肿瘤科医生的他，妻子却患了癌，他说自己也许是一位好医生，但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我和老婆相识于大学时期，铁杆异地恋，900多公里苦恋5年多结婚，几年来往返于石家庄和西安的火车票被她积攒起来做了一本纪念册，而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名光荣的列车乘务员，这件事经常被她自己笑称为“久病成医”。
婚后，我们很快迎来了可爱的儿子，享受了短暂的天伦之乐之后，生活又陷入无尽的奔波。一条京广线被她跑得烂熟于心，高速行驶的列车一闪而过时，她可以通过观察一座无名石桥告知旅客下一站还有几分钟到达。
只是昼夜的颠倒、透支的体力，还有车厢连接处从未熄灭过的二手烟，让她几乎每个月都会发一次烧。然而，老婆与我这个医生结婚，从来没有什么所谓的“近水楼台”，往往她生病的时候，我常常是在另一个城市照顾别人。
孩子过完百天，我便回到北京工作，小生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包括无穷无尽的鸡毛蒜皮和刀光剑影，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家里来的电话就会心律不齐。
小生命人人都视如珍宝，这也让生活的千头万绪在这小家伙身上系上了死结。异地夫妻本就难做，更何况我这个身在异乡的医生丈夫。
医生是那种经常需要放下碗筷冲回医院抢救病人的职业，沾满鲜血的双手，电话都接不了，更不要提照顾家庭。科室的领导也能体谅我的不易，占用周末的工作再也不安排给我，当然，有时不加担子也就意味着不给机会。
在一次视频吵架后，老婆讲：“我的工作本来就辛苦，你还总气我，我早晚得癌。”
2019年3月，老婆的单位组织体检，超声显示她的甲状腺和肝脏分别有一块可疑肿物，肝脏上的那块甚至达到5公分。年轻人患癌更加凶险，预后往往很差，这次体检让我忧心忡忡，在我的要求下，老婆决定请假去医院复查。
因为在外地医院上班，请假不易，我和老婆商量，等她做完检查我再请假回家。
出于经验，我告诉她，肝脏的那个肿物要查“增强核磁”，甲状腺的肿物要复查B超，去了医院就只需挂普通号，普通号相对人少，做了检查再带片子去挂专家号，这样省时省力。
“记住，做增强核磁前，早晨别吃饭，有人注射造影剂后容易吐，把机器弄脏了不好收拾。”检查前夜，我不忘职业病式地提醒她。
“你就不担心我对造影剂过敏，最后万一挂在台子上啊？”老婆看样子并不领情。
说不担心是假的，想着老婆身上的两个占位，第二天工作时，我的效率很差。
“我肝上的那个是血管瘤，5.1公分，这可怎么办啊？对了，人家医生说了，我这是被你气的。”老婆说。听到这里，我竟长舒一口气，“血管瘤”名字是瘤但并不是恶性，只是一种血管的迂曲，生长缓慢，并无大碍。但她这个血管瘤体积巨大，已经到需要治疗的程度。
“甲状腺左叶低回声结节伴少量钙化，T什么分级4a类。”超声诊断十分专业，以至于她阅读有些困难，但这个分级引起了我的注意。
“4a类的意思是，你这个肿块有5%到10%的几率是恶性的。”顿了顿，我说：“来北京吧，我给你找个专家。”说到这时，我其实有些后悔，病人在等待检查报告时就好像等待一张判决书一样，我不该让她独自面对这种残酷。
“才10%啊？赌一下？马上春运了，不好请假呀。”老婆受我平日的影响，知道甲状腺癌属于并不十分恶性的癌种，语气还比较轻松。
癌分许多种，比如腺癌、鳞癌等等，甲状腺癌再细分，绝大部分都是预后很好的乳头状癌，有不少因其他疾病死亡的患者尸检时发现同时伴发着甲状腺癌，许多媒体上常见的抗癌明星，大部分也是这种疾病的患者。但甲状腺癌也有十分凶险的类型，例如髓样癌、未分化癌等等，所以甲状腺上的肿块不能掉以轻心。
我的态度坚决，老婆听了我的话，乘高铁来到北京，火车上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作为一名乘客被人服务的感觉真好。我告诉她，作为一名疑似肿瘤患者，她的心态真不错。
辗转到我所在的医院，我找到超声科大拿，老师给的意见是“4b”，意味着恶性的几率更进一步，建议直接做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取病理。
从诊室出来，老婆也有些呆住了，问我：“穿刺？疼吗？如果真的是癌，正反都要切，我不就白挨了一针吗，手术还得再受一次罪。”
日常工作中，这个问题每次都问得我不胜其烦，我一般都告诉患者：不疼能看病吗？良药还苦口呢，直接手术切出来不是癌不就亏大了吗？其实这涉及一个医疗程序的问题，“术前穿刺”用来确诊，给了做手术充分的理由。
当下的医患关系如此紧张，这可以规避一些医疗风险。可即便在工作中我再斩钉截铁，面对自己的老婆时，我还是犯了嘀咕。
为此，我又咨询了超声科的那位专家。“老师，我是本院的，这是我老婆，依您的经验判断，这个肿块是恶性的可能到底多大呢？”
那天晚上，我与老婆谈了很久，把所有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包括甲状腺癌良好的预后、大概率是癌、是否放弃穿刺等等。
最终我们决定，跳过穿刺确诊的环节，直接手术，并且选择我所在的医院，这样我可以少请几天假，也可以亲自照顾她。用老婆的话讲就是“指使别人我不好意思，你比较顺手”。
如果不是在我所在的医院，或者如果我不是医生，或是我在医生面前表现出丝毫犹豫，大多外科医生是不会直接做手术的。毕竟现在恶劣的医疗环境下，没有医生愿意把自己置于做完手术、走上被告席的境地。放弃穿刺意味着我相信那位超声科医生的判断，并且愿意承担他判断失误的风险，毕竟医生是人不是神。
之后我们分头行动，老婆回家办异地医保转诊、联系保险公司、收拾行李；我在医院联系住院科室，并且找到了一位院内口碑非常好的手术医生。这位医生没有名气，有的专家一号难求，而他却是那种隐藏在普通诊室里的专家，这样的医生在医院有不少，原因大多是因为没有像样的科研文章，职称上不去。
我向那位老师说明不想做穿刺直接做手术的想法，并且表示所有风险我们自己承担，即便不是癌，我们也认，也愿意签字确认。
老师看了看我，笑着说：“给同行看病真是省舌头。既然你都决定了，那就来吧。”
甲状腺癌手术早已普及，难度不大，省医保拒绝开出转诊证明，并认为省内的水平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手术，想去北京只能自费。医保说的也没错，但老婆又不舍得自费，表示保险赔的钱一分不能少，得留着给孩子报课外班用。
既然决定不在我所在的医院进行手术，接下来挑选医院，还是有些讲究的。
石家庄的省级医院有好几家，但名气最大的医院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挑医院不如挑科室，挑科室不如挑医生。医学是一门经验学科，一名外科医生的技术水平绝对是在手术台上一刀一刀地练出来的，“无他，惟手熟尔”。
经过多方了解，我们通过挂号找到了专家田主任，住进了耳鼻喉科。
住院的前几天，老婆老是拿着手机在网上搜自己的病，“你看，这人做完手术之后嗓子坏了，声音变嘶哑了，我不会也这样吧？”
老婆艺术细胞充足，上学时就经常参加各种晚会，还一度想参加好声音的海选。
我本想去安慰她，但还是严肃地说：“这种可能是有的。谁也避免不了。”
我们把3岁的儿子送到奶奶家里，告诉他：爸爸妈妈最近有点事，可能以后几天不见人。
从家里出来，我们去了一家KTV，我要让老婆唱个痛快，并用手机录了下来。
那天晚上，老婆在KTV发挥完美，“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唱着唱着哭了起来，我也泪眼婆娑地对她说：“老婆，你得的是甲状腺癌，不是胰腺癌，不用这样。”
住院那天，我们起得很早，带上一个小拉杆箱便出发了，像是要出一趟远门。
每个医院都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流程，即使像我这样每天在医院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医生都被溜得七荤八素，在管床医生的指挥下，什么门诊楼、住院楼被我上上下下跑来跑去。像学生交作业一样，我将这些跑来跑去的成果交到管床医生的手中。这位医生姓刘，是田主任正在读研三的学生。我将资料放下后，转身要走。
“诶，诶，等一下。你不看看你老婆各项检查的结果吗？”刘医生赶忙叫住我。
刘医生将各项术前检查结果一一看完，又完善了病历，交待了手术可能出现的风险，我又签了三、四个字。最后，刘医生满脸疑惑地问：“病理呢？你们没做穿刺？”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对刘医生叙述一遍，刘医生说：“不行，没穿刺不能手术。”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这不符合医疗程序。
我说：“要不您给田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我们的决定就是不穿刺直接手术，一切后果我们自己来承担，我可以给您签免责书。”
稍显激烈的讨论最后，以我签免责书结束，刘医生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我能感觉出来，估计她开始怀疑我是同行。我不方便透露，在学科高度细化的今天，同为医生也是隔行如隔山，一知半解的同行有时更加难以沟通。
这位阿姨60出头，热心肠、爱聊天，旁边坐着的是她的爱人。
进门时，阿姨正在说话：“小姑娘啊，告诉你，咱们这个病就是太爱操心。你看你才30岁，旁边病房还有个31的，也是个爱操心的命啊，自己干吧嫌累，让别人干吧又不放心，每天就是操不完的心，你说咱们不得病谁得病啊。”
我本以为老婆会觉得这位阿姨聒噪，悄悄问她要不要换个安静一些的病房，不料老婆却认真拒绝道：“我觉得我跟阿姨特投缘，她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了。你要是能干点，我也得不了这个病，她说的特别对。都怪你。”
原来老夫妻俩都是我们这个城市热电厂的退休职工，这次是阿姨的甲状腺第二次手术，10年前切了左侧甲状腺，如今右侧复发，用她的话说是“二进宫”“受二茬罪”，所以她十分建议我老婆把双侧一股脑全切了，“一了百了”。
两人互相倾诉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看人看世界的观点竟十分相似，“爱操心”被她们定义为甲状腺癌最主要的病因。
当然，她们边聊边分别指示大叔和我干这干那，边干边被她俩吐槽。
现代医学认为，肿瘤的发生主要是由先天基因状态和后天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爱操心”究竟是不是病因需要大量研究和统计来支撑。
甲状腺癌发病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比3，病房里聚集着很多30到50岁的女性，性格里居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于是患者间的关系异常和谐。走廊里，老婆看到颈部缠绷带的女性就会凑上前去，一番眼神试探后，上前接头：“疼吗？”
刚做完手术的患者还不能说话，有的点头，有的摇头，无论是哪个动作都可以算上接头成功，等到早些手术的人可以张口时，就会操着嘶哑的声音到床边传授经验。
那天，老婆怀着忐忑的心情跟随两位麻醉师进了手术室。手术室大门关上的一瞬间，我们对视一眼，我能看出她的恐惧。
老婆是上午的第一台手术，七点一刻，我俩准备完毕，家人朋友还堵在路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术室的大门无论什么原因被打开，都会有一众家属上前观望。
九点半。不知哪里发出的广播声叫了我老婆的名字，让家属到谈话区。
大家纷纷朝我看来，我告诉大家不要紧张，应该是术中病理的结果出来了。
说不紧张是假的，即使是作为医生，面对亲人在手术室里，我也只能是盯着钟表，站在老婆的手术门外，我什么也做不了。
面对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也在反思这几年自己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失衡。
现在回想起来，老婆生病半年前，就对我讲过她的脖子有点粗，我没有在意，竟然上手查查体都没做过。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病人身上寻找哪里长了个结节，哪里长了个疙瘩，居然到自己老婆这儿竟疏忽大意到如此地步。
等田主任手里拿着几个标本袋，对我说：“你赌对了，确实是癌，乳头状的。”
我的心情复杂，谈不上喜悦，毕竟是癌，这是一场没有胜利的赌局。
田主任接着说：“清扫出4个淋巴结，看形态疑似转移，结论还要看后面的病理。现在看来另一侧的甲状腺保不住了，建议全切。”
做完全麻手术的老婆还闭着双眼，呼吸微弱，蓝色的头套配上绿色的被子，颈部缠着的绷带让几位老人哭了出来，我也跟着心酸。
跟随麻醉师同老婆回到病房，她已经有了简单反应，呼唤她的名字可以微微点头，竟然还能微抬手臂迎来送往。很多好友对着老婆喊：“别睡，别睡。”其实没必要，只要患者呼吸正常，想睡就睡会儿，毕竟手术对人体来说是一项非常大的刺激，体力消耗很大，待麻醉药物代谢完毕，她自然就会恢复正常的作息。
等我把各位亲朋温柔坚定地送走后，病房中只留下我和岳母照顾。不一会儿，隔壁床阿姨的手术结束也被推了进来。
病房里一瞬间变得安静祥和，像守护两个婴儿般期待着她们平安成长，这可能是病人家属最虔诚的时刻。
岳母看我熬了3个晚上，让我回家休息。为了术后的妥善照顾，我也没有逞强。
甲状腺手术的创伤相对较小，老婆恢复得也很快，3天后，我们就顺利出院了。
回家的路上，老婆拿出手机，开始计算保险赔付的数额，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
“可以给儿子报个英语班，报个思维课，再学个游泳，可以买架钢琴了。我告诉你，
这钱是我用脖子换来的，你可别惦记。”我的心里满是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