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9）

【华夏文摘】

 

吴乃龙：从海归到归海 一一 我的心路历程

 

 

 

发表于 2020 年 09 月 24 日 由 舟巷

 

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出国研究生。1980年8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留学。1986年6月，在澳洲完成学业之后，我立即携妻带子，回国工作。

1991年11月，我在北京天文台任副研究员期间，赴美国参加天文数据处理国际会议。会后参加哈勃空间望远镜图像处理的研究工作。1994年10月，在美国完成研究工作之后，我独自一人，技术移民加拿大。直到1997年6月，妻儿才得以根据家庭团聚的理由来到加拿大。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在这两次长期出国后作出不同的决定，先海归，后归海？经过长期的回忆和思考，我终于动笔，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出来。

I.澳洲六年 —— 海归

一.

1989年春天，记得是在3月，柳树开始发芽的时候。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金老师通知我们几位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后，接受中央电视4台（英语频道）采访。一天上午，我们来到流动站办公室，与电视台女记者见面。随后，我们跟着记者和她的两位助手，来到校园里一个安静的大水塘旁边。在一棵大柳树下，助手们架起摄像机。记者站在摄像机后面。轮到我了。我站在摄像机前数公尺处。记者用英语问了我的姓名之类的问题，接着问我的简历。我用英语回答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留学，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做了一期博士后，现在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做第二期博士后。记者没有听懂“北京天文台”的英语，要我重复。我再说了一遍，她还是没有听懂，于是让我用中文说出来。（我用英文说过无数遍“北京天文台”，可以保证发音准确。“天文台”的英文不常用，许多人不知道。）短暂停顿之后，正题来了。

问：关于研究条件，你认为是国内好还是国外好？
答：我认为国外好。
问：那你为什么要回国呢？
答：我出国的目的是学习，学习完了就回国。如此简单。

问答终止。

大柳树下的采访结束后，我们来到西校门内竖立着的校园大地图前面。记者在这里采访一位从英国回来的无线电系（电子工程系）博士后。采访完毕，我们几位博士后自行回家。

过了几天，我在无线电系办公楼门口遇到一位研究生。他对我说：我昨天晚上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当天晚上10点，我在家里打开电视机，拨到中央4台。果然，节目重播。那位女记者的开场白之后，开始播放采访镜头。西校门内的校园大地图前面，那位博士后用英文说，他热爱祖国，所以回国。接着播放几位博士后的短暂镜头，包括我自己，只露脸，动嘴唇，没话音。我知道，记者的问题千篇一律，对谁都一样。只有那位博士后的回答含有“热爱祖国”的言辞，合乎需要，才把他的声音播放出来。我的回答，完全不合要求。

二.

“我出国的目的是学习。学习完了就回国。”这就是我海归的简单原因，与“热爱祖国”之类的崇高精神境界不搭边。我的想法和行动，是当年主观和客观条件顺理成章的产物。

（1）1970年3月，我和女朋友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一起被分配到陕西省商南县。待在这个偏僻山区小县，我们没有前途。特别是，由于我被同学告发在文化革命期间“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我们长期生活在政治阴影下。1978年，我们全力以赴，又得到贵人帮助，终于通过考试，脱离困境，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挣脱了套在身上的枷锁，获得了解放。

我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出国研究生。不仅是研究生，而且是出国研究生，超出了我的期望。当时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我的想法很单纯：努力学习，尽量弥补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学业中断造成的损失，将来在科学研究中有所建树。至于此前在商南县的困境，已成过去。我没有忘记，但在作决定时，不再是一个考虑因素。

（2）北京天文台，特别是导师王绶琯先生，对我很信任，很照顾。对此，我怀着感激心情。我也很喜欢我的射电天文专业。学成归国，回到天文台从事研究工作，是我的不二选择。记得1964年入学时，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天文专业已经停办。对此，我感到惋惜。结果，我被分配到大气物理专业。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是无线电爱好者，中学大学都玩无线电。我既懂理论，又有动手能力。考取射电天文专业的研究生，与我的兴趣和特长，数学、物理、无线电，完全重合。可以说，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3）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与北京天文台有着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从一开始，电气工程系的人就把我当成北京天文台的人，按照北京天文台的需要安排我的学习和工作。1981年初，我的研究生导师Frater博士离开悉尼大学，接替他的是新来的Cole教授。Cole教授和我第一次谈话，问我：在完成学业之后，你打算干什么？我回答说：回到北京天文台，从事研究工作。他点头表示赞许。我当时这样回答，也真心实意这样想。从此以后，Cole教授再也没有询问过。我的想法，也从未改变。

（4）我的学习和研究进行得很顺利。1983年4月，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国际知名的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信号处理专刊ASSP上发表，标题为An explicit solution and data extension in 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最大熵方法中的一个显式解及数据外推）。我被邀请担任该专刊的审稿人。这个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光明日报驻堪培拉记者张泽权采访了我。8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张先生的报道，标题是“我国在澳进修[原文如此]研究生吴乃龙/研究最大熵方法引起国际重视”。10月1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张先生的报道，标题是“《间接成像中的测量和处理》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悉尼举行”，报道中提及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最大熵方法中的显式解和隐式解”的学术报告。（后来，我又在IEEE信号处理专刊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和博士论文摘要，在国际知名的Astronomy & Astrophysics（天文与天体物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

这些成功，使我产生一个念头，学成回国后组织一拨人，开展最大熵方法研究，一定能在理论上和应用上很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天真地认为，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文章，将有助于我达到这个目的。

（5）1986年2月，我的研究生导师、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琯先生访问澳大利亚。他告诉我，根据李政道先生的建议，国内决定试行博士后制度；北京天文台将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欢迎出国留学生归国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王先生带来的消息，成为我海归的最后推动力。

随后在4月，我收到悉尼大学工程学院（Faculty of Engineering）发来的正式通知，我的博士论文，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adio Astronomy（最大熵方法及其在射电天文中的应用），获得通过，无需修改。6月14日，星期六，悉尼大学举行学位授予典礼。我从工程学院院长Glastonbury教授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受到悉尼大学校长Black爵士的接见。我的导师Cole教授，还有我的妻子和儿子，出席典礼，见证这个庄严时刻。

6月16日，星期一，在获得博士学位2天之后，我们全家乘飞机离开悉尼，前往泰国曼谷看望我的叔父，然后途经香港回国。

（6）在广州我见到中国科学院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研究员C先生。C先生是信号处理专家。1983年我在IEEE信号处理专刊上发表第一篇最大熵方法学术论文后，C先生主动与我取得联系，称赞我是在IEEE上发表最大熵方法学术论文的第一位中国（大陆）人。是年年底，C先生带领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研究人员访问澳大利亚，我在悉尼与C先生会面。这次途经广州，我到他的工作单位拜访他。我和他谈自己的打算，全心全意搞研究，认为像文化革命那样的运动，不会再发生了。C先生是文化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他反问我说：你就那么乐观？ 不幸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的忧虑并非多余。

（7）在广州逗留期间，广东侨报记者张柯和通讯员熊兆东采访了我。我讲述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中学和大学的求学经历，大学毕业后的努力，以及在澳洲留学的情况。记者问我：你的导师有没有挽留你？ 我如实回答：没有。7月23日，广东侨报刊登他们的报道，“侨乡父老为他骄傲/访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生吴乃龙博士”。8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张柯的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　博士載譽回侨鄉”。过了几天，我收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席宗泽先生的来信，他说：看了这篇报道，很受感动。

所有这些，增长了我的乐观情绪，加强了我对海归后取得成功的信心。

（8）在所有记者采访中，我从来没有说过“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之类的话。但是，回头想想，我究竟有没有考虑过，完成学业之后留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老实说，我是考虑过的。1978年我考取公派出国留学生。接着，在导师王绶琯先生的帮助下，申请到悉尼大学的奖学金。1980年年底，到达悉尼不久，领事馆的留学管理人员李先生召集留学生开会，传达文件，内容是：个人申请所得奖学金归个人，但是要归还机票款、置装费。这样一来，我在留学期间一切费用自理，成为“公派自费”。

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分成四类：[1]“公派（公费）”：由国内单位派出，由驻澳大使馆（领事馆）发放各种费用（包括机票）。[2]“自费（自派）”：在国内时由自己申请得到大学入学许可和签证，留学费用自理（通常是靠奖学金）。[3]“自费公派”：在国内时由自己申请得到大学入学许可和奖学金，单位插一手，算成是“公派”，帮助办理出国手续（包括申请签证）。[4]“公派自费”：由国内单位派出，但是留学费用自理（通常是靠奖学金）。

另一方面，澳洲政府对外国（包括中国）留学生有自己的分类方法，分为：（A）Government sponsored oversea student（外国政府赞助海外学生）和（B）Private oversea student（自费海外学生）。中国留学生的[1]类属于前者（A），其余属于后者（B），也就是说，澳洲政府只看“费用”来源。两类海外学生的管理方法不同。例如：每年延长学生签证，前者（A）是到移民局办理，需要递交中方发出的证明，包括留学资金证明，以及由ADAB （Australia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Bureau，澳大利亚发展援助局）发出的证明。后者（B）则是到教育部办理，只要递交导师的信件证明学习进展正常，以及学校的奖学金批准书，与中方毫无关系。

由于中方和澳方管理方法对于不同类别的留学生都存在差异，[2，3，4]类即（B）类留学生的自由度高于[1]类即（A）类留学生，根源在于前者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但是，无论何类留学生，当年澳方有一规定是相同的：完成学业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特殊情况除外。各类留学生，要申请完成学业后的工作签证或Permanent Residency（PR，永久居留权），都必须克服这个障碍。（其中的[1]类“公派”留学生，还有其他重要障碍。）然而，办法总是有的，就看想不想干。有的人和澳洲人结婚，有的人搬出亲属关系，声称要“继承遗产”，等等。有的人，干脆离开澳洲，到加拿大去，到欧洲去，甚至到非洲去。私下办理申请手续，不辞而别，一走了之。如果要回澳洲，过几年再申请。采取这些方法而成功的人，不在少数。

在“学习完了就回国”的思想指导下，我只是有意无意中了解到要“留下来”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产生“留下来”的念头，更没有采取行动。但是，1991年我去美国，想法就不同了，想法变成行动。我的想法是如何转变的呢？是如何采取行动的呢？听我慢慢说来。

II.北京五年半 —— 转变

三.

1986年6月，从香港回北京途中，在广州逗留数天之后，我全家陪同我的叔父回到梅县，看望我的母亲。然后，又回到广州，于7月14日到达北京。10月，我正式成为北京天文台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所谓研究工作，就是自己选题，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没有参加天文台的任何研究项目，只是想利用这段自由时间，系统总结过去的最大熵方法研究成果。我发现，天文台里不少人对最大熵方法感到新奇，但是，没有人真正愿意参加这项研究工作。我认为，传播最大熵方法的最好途径是到科学院研究生院讲课。于是，我向天文台表示这个意向。有一天，天文台研究员胡景耀领着研究生院电子部主任李象霖到办公室找我，商谈讲课事宜。谈妥后，我在1987年1月收到研究生院的聘书，聘请我为兼职教师，讲授最大熵方法。

在科学院研究生院讲课，与自己单独从事研究工作完全不同。现在，我要面对学生，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引向新成果。因此，我花了大量时间，准备讲稿，包括一些投影仪胶片。这个课程对于传播最大熵方法，起了良好的作用，也为我后来写作最大熵方法专著打下了基础。

四.

在天文台做博士后期间，我的研究兴趣发生变化，决定改变研究方向，把我最擅长的最大熵方法和图像处理研究从虚无玄妙的射电天文转到人间的实际应用。于是，在一些人的帮助下，在完成天文台博士后研究工作后，于1988年10月，我转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做第二期博士后研究工作，并且打算在完成后留在清华工作。没有想到，由于1989年突发事件的影响，我最终又回到了天文台。

1989年的民主运动及六四屠杀，就不用我多说了。这个经历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我的发展前途发生深远影响。为什么我会深度卷入其中，受到调查和惩罚？回想起来，如下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1）澳洲留学六年，使我逐渐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获得的全新资讯。当时在留学生中传阅最多的是领事馆发送的人民日报，以及留学生私下传阅的香港杂志《争鸣》和《七十年代》（后改名为《九十年代》）。从人民日报我了解到北大和其他大学的竞选活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等。从香港杂志我了解到许多前所未闻的事实和观点。我还从悉尼市公共图书馆借阅一些国内的“禁书”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英文版）奥威尔《动物庄园》（“Animal Farm”），（英文版）维特克《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我不再盲目相信官方宣传，厌恶以至痛恨共产党发动的政治运动。这种改变一旦发生，就不会逆转。

（2）有了澳洲作为参照，与出国前相比，海归后我在国内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了，甚至感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我经常想，到底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这个社会很先进，自己的思想落后跟不上？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想通了。我的逻辑是：一个正常社会，不需要靠谎言维持。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必须靠谎言维持，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社会。这是一个简易可行的判据。当下的社会，充斥着谎言，撒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生存的需要。如果说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代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那么，习以为常的谎言则代表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我不愿意撒谎，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因而与这个社会发生冲突。责任在于这个社会。我的结论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而不是这个社会很先进，自己的思想落后跟不上。1989年，说真话的机会来了。因此，我要站出来说真话，支持学生。

（3）澳洲是自由民主社会，官员比较清廉，原因之一，是贪腐的官员会受到严厉惩罚。当时发生一件哄动全澳洲的事。一位联邦政府部长从国外归来，在悉尼国际机场过海关，把一部彩色电视机当作黑白电视机申报，当场被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当工作人员指出时，那位部长竟然说：我是XX部长，你不知道吗？ 部长的这句话惹了大祸，海关工作人员把这事捅给了新闻界。因为根据海关规定，带入彩色电视机需要交税而带入黑白电视机不需要交税，这位部长被认为是伪报物品以逃税，将要被罚。更想不到的是，另一位部长出来为这位部长说情，结果惹怒了海关雇员工会。最后的结局是，总理把两位部长都解职。

对比之下，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官员比较腐败。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86年6月，我们从悉尼乘飞机前往泰国，在曼谷国际机场过海关。一位海关官员开始乱翻我们的行李箱。我正在发愁如何整理原来放置有序的物品之际，那位海关官员发现我们带的几件纪念品，拿起一个很精致的悉尼歌剧院模型，示意要我送给他。为了行李安全，我只好示意，让他拿走。于是，他手拿歌剧院模型，在大庭广众之中，大摇大摆地走到他的办公桌前，当着同事的面，打开抽屉，把歌剧院模型放了进去。他转过身子，回来继续检查我们的行李。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他只是用手指着其余的行李箱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回答说，是衣服，是书本。不用开箱检查就放行了。

所以，当时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开放的中国，是朝澳洲（清廉）的方向发展，还是朝东南亚一些国家（腐败）的方向发展？我当时的看法是，正在朝后一个方向发展。我的根据是回国后遭遇到的一些事。比如：到有关部门办事，经常要送礼，要托熟人关系等等。（我在澳洲6年，公事公办，从未有过这种情况。）1989年，学生们揭发出腐败的事实，喊出“反对腐败！打倒官倒！”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我当然和学生们站在一起。

（4）我刚从悉尼大学毕业不久，还有不少“学生气”，很容易与大学生共鸣，产生同情心。记得4月28日，和我合用办公室的研究生对我说：我本来不参加那些活动。但是，4.26社论气势汹汹地说学生运动是动乱，太气人了。我昨天也去游行了！ 假如我还是在天文台工作，不和学生们密切接触，我不会如此深度卷入学生运动，至多是随大流参加游行，就像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那样。

（5）以前在陕西省商南县劳动和工作的时候，地处偏远，地位低下，没有安全感。在受到刁难、歧视时，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答，只能逆来顺受，回想起来，还有受辱的感觉。现在不同了，我是洋博士，安全感大大增加。如果受到惩罚，我还可以自找出路。我和妻子商讨过，如果被清华大学解雇，我可以凭一技之长，到五道口开一个无线电修理部，重操旧业，自食其力，稳赚不赔。

（6）我的良知没有泯灭。当我看到大学生们有困难时，敢于出手相助。我不是理论家而是实干家。我主动帮助北大学生广播台“自由论坛”，维护广播器材，整顿和扩大校园广播网。事后受到追查和惩罚。对此我无怨无悔。

（7）清华大学认定我是“动乱分子”，派人调查我的活动，禁止我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且扬言，博士后期满后不得留在清华工作。1990年10月，我离开清华，回到北京天文台工作。清华又把整我的“动乱分子”材料，转到天文台。结果，天文台党委不准我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因此，我彻底不相信“出（境）入（境）自由”的说法了。并且发生联想，那些文化革命中整我的材料，可能没有销毁，没准有一天还会翻出来整我。就在回到天文台不久，人事处处长小吴突然对我说：你的档案呢？台里没有。 我当即答道：我的档案我自己不能接触，我怎么会知道呢？ 她没有再追问。这事加深了我的怀疑，对我的整肃并没有结束。文化革命后，当局赌咒发誓，不再搞政治运动。对此，我从将信将疑，变成了完全不相信。

（8）89六四过后，我们回到二龙路的家。这个家，与接收大量伤亡人员的邮电医院，只隔着3个门牌的距离。岳母对我们说：你们走吧！ 6月3日，岳母听了一晚的枪声，受到很大刺激，才会说这话，让我们出国去。我们听了，心里油然产生一种凄凉的感觉。本来，1986年从澳洲回国后，我多次说过，以后我只会短期出国，最多半年。现在，我已经改变想法。我和妻子商定，如果以后有机会，只要一人出国，先站住脚，然后全家在国外团聚。89六四是推动我转变的最后动力。

 

 

III.美国三年 —— 归海（一）

五.

由于得到北京天文台台长李启斌的保护，在我的出国开会申请表上签字，我才得到1989年后的出国机会。1991年4月，我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同年11月，我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参加天文数据分析软件及系统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次的美国之行，使我的想法成真。在美国工作3年之后，技术移民加拿大。正所谓天助人愿。但是，过程曲折，永远难忘。

1991年11月3日，我乘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洛杉矶。在飞机上与邻座的美籍华人聊天。他得知我是到美国开会，问我：你还回（大陆）去？ 在洛杉矶机场入境时，我如实告诉移民官，我的目的是开会，会后访问一些研究机关。结果，移民官只给了我一个月的逗留时间，1991年11月3日至12月2日。这出乎我的意料。当初在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办理出国手续，在取回带有美国签证的护照时，我发现上面只标明入境截止日期，没有逗留时间。我问外事局办事人员，有的说，允许逗留时间，没有写明，就是半年。有的说，限3个月内入境有效，允许逗留时间也是3个月。现在，只有一个月逗留时间，开完会，差不多就要动身回国了，没有回旋余地。这大大增加了我在会后活动的难度。不管怎样，我得先找Shutter bus（摆渡车），前往去图森的航站楼。我刚走出机场大厅的门，那位美籍华人刚好在我身旁，对我大声说道：不要回去！

六.

离开北京之前，王绶琯先生给我写了一封给美国NRAO（National Radio Astronomy Observatory，国立射电天文台）台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他安排我在NRAO工作一段时间。会议期间，见到原来在澳大利亚开会时认识的NRAO的Tim Cornwell博士。我把王先生的信给他看。他立即给NRAO台长打电话。打完电话后，他对我说，现时NRAO没有合适的研究项目，无法帮助我。

一天上午，在Poster section（海报展示时间），我在看一位NASA（美国宇航局）研究人员的展板（Poster）。谈话中他告诉我，在NASA工作，必须至少有绿卡；STScI（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是NASA的合同单位（Contractor），没有这个要求，你可以去试试。他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人说：他就是STScI的研究人员，你可以去找他。于是，我随即找到这位研究人员，Robert Hanisch博士。听了我说明来意，Hanisch博士说：今天我要主持报告会，请你明天这个时候来找我。

第二天，我在约定时间找到Hanisch博士。我给他看了我的博士论文复印本以及发表的论文目录。他立即告诉我，STScI计划成立一个图像处理小组，他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但是，经费还没有到位，现在还不能接收我，估计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他要求我与他保持联系。不管我在何处，只要经费一到位，开展工作，他就会通知我，前往STScI。

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去STScI之前，何处安身？回国等候，显然是下策。路费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不相信“出入自由”的说法了。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再也出不来了。这不是多余的忧虑。我自己曾经受过两次刁难，还有研究生同学在机场出境时被截留。因此，我必须在美国等候，至少是不回到国内。

只剩下约两星期时间，我必须尽快行动，取得效果。最有把握的是找NOAO（National Optical Astronomy Observatory，国立光学天文台）的同行。NOAO就在图森，是这次国际会议的主办单位。我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手续，包括获得洛杉矶和图森之间的双程机票以及会议期间费用的资助，都是NOAO协助办理的。于是，我去NOAO找到会议组织者之一，Jeannette Barnes。听我说明来意之后，她又找到Steve Grandi，NOAO的计算机服务中心负责人和我会面。简短谈话之后，Steve说，他们要商量才能决定，让我第二天回去找他。第二天上午，我如约来到NOAO。Steve告诉我，我可以在去STScI之前，在NOAO短期工作，暂定半年；但是，NOAO只能按普通访问学者标准给我提供生活补助。我立即接受Steve的Offer（录用）。只要能为我办理签证，留在美国，其余都是次要的。提供的生活补助，应该视为我的额外收入。

我把护照交给NOAO人事处，在填好的申请访问学者J-1签证的IAP-66表上签字，其余一切手续，由NOAO办理。我开始工作，任务是在IRAF软件包中研究发展最大熵方法应用程序。IRAF是一个广泛应用的光学天文数据处理（包括图像处理）电脑软件包（Software package），由NOAO的Doug Tody博士一手创建。STScI用于哈勃空间望远镜科学数据分析（包括图像处理）的软件包STSDAS是以IRAF为基础的，二者的编程语言、程序结构是一样的。因此，我在NOAO研发的最大熵电脑程序，将来可以直接放入STSDAS，为STScI所用。

我原来研究最大熵方法及其在射电天文中的应用，现在转向光学天文。由于二者的成像机制不同，我必须重新推导最大熵算法和计算公式。IRAF编程是用其专用的电脑语言SPP。因此，我从头开始学习SPP。经过7个月的努力，到离开NOAO前往STScI的时候，我已经完成IRAF中最大熵方法应用程序的第一个版本。

七.

*第一次延长护照有效期*

在收到Hanisch博士发来的通知和寄来的机票之后，1992年7月3日，我离开图森前往马里兰州巴尔的摩，STScI就在位于该市的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HU）Homewood校园内。第二天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假日过后，我立即开始研究工作。只是环境换了，工作内容与在NOAO时一样。

NOAO和STScI都由AURA（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for Research in Astronomy，美国大学天文研究协会）运作。所以，当初NOAO以AURA的名义为我办理的J-1签证，仍然有效。第一次申请的签证期限是1991年12月2日至1992年6月2日。（移民局实际批准的有效期多出1个月，即1991年12月2日至1992年7月2日。）第二次申请的签证期限是1992年6月2日至12月31日。（移民局实际批准的有效期是1992年7月2日至1993年1月31日。）我必须在签证到期之前由STScI申请新的（第三次）签证。按照惯例，申请的签证期限是1992年12月31日至1993年12月31日，即为期1年。（移民局实际批准的有效期是1993年1月31日至1994年1月31日。）。这下子问题来了。我的护照是在1988年为了去英国参加国际会议申请和领取的，有效期5年，即1988年4月6日至1993年4月6日。按照惯例，签证有效期不会超过护照有效期。因此，我必须在第二次签证到期之前延长护照有效期，至少到1993年12月31日。

记得我在图森的时候，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延长护照有效期很容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派人带着申请表和公章，到图森给他们办理手续，显得很客气。现在我向在STScI工作的中国访问学者咨询护照延长手续，得到的回答是：通过大使馆教育处办理，很容易，先打电话，然后把护照送去，2周后可取。

1992年10月13日，我打电话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教育处，说明情况，要求延长护照有效期。对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美国的？我如实回答：1991年11月3日。对方一听，态度立即变差，冷冰冰地说道：你把护照送来吧。10月16日，星期五，我坐通勤火车MARC从巴尔的摩到达華盛頓，找到中国大使馆，递交了护照。过了2个星期，我打电话到大使馆教育处，确认取护照时间。出乎意料，得到的答复是：不能给你延长护照有效期。无论我怎样解释和请求都没用。

这个答复让我慌了手脚。我给在图森的朋友们打电话。他们说，回图森来吧，也许这里能办理。我只好怀着碰运气的心理，准备回图森；回去之后，到NOAO找工作。11月20日，星期五，我再次坐通勤火车MARC从巴尔的摩到达華盛頓。在中国大使馆签证窗口前，我对窗口内的一位高个子、带眼镜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要求取回有效期没有延长的护照。当他把护照递给我的时候，说道：那你怎么办呢？我回答道：我也没有办法。他肯定是动了恻隐之心，想了片刻，对我说道：你等一会儿。他随即手持我的护照，转身离开窗口，进里面去。过了大约5分钟，他回到窗口，对我说：这样吧，你让北京天文台写一封信，说明同意你继续在美国工作和延长护照，我们给你办。我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我的护照留在了大使馆，我从華盛頓回到了巴尔的摩。

我立即采取行动。研究所里各种通讯设备齐全，随意使用。我用电子邮件向我的研究生朱江说明情况，她很快就从天文台办好了证明信，邮寄给我。我立即转寄给中国大使馆。12月4日，星期五，我又一次来到中国大使馆，从签证窗口取回护照。护照上的“护照延期”栏目写明，本护照有效期延长至1993年12月31日；签发日期是1992年12月3日。也就是说，护照延长1年，是从签发延长的日期算起，而不是从护照原来的有效期终止的日期（1993年4月6日）算起，即实际延长了约8个月。不管怎样，STScI可以申请我的新签证了，有效期1年，至1993年12月31日；我可以继续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克服困难，延长了护照有效期，使我得以在美国继续工作。感谢那位素不相识的高个子大使馆工作人员，帮助我克服困难。在这次办理延长护照有效期的过程中，我看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只要有可能，中国政府就会控制你我，一位普通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不控制，那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控制，而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在当年延长护照有效期的问题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89六四之后，根据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于1990年4月11日签发的12711号行政命令，对在这个日期之前已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取消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如果有的话），并给予他们在美国工作的许可。即使护照已经过期失效，他们也可以在美国居留。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不可能通过是否延长护照有效期的手段控制他们，因而一律给予延长，显得非常宽松和客气。那些受这项行政命令保护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根据个人经历，告诉我延长护照很容易，就是这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打电话到大使馆教育处询问延长护照事宜时，对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到达美国的日期。当对方得知是1991年11月3日，在1990年4月11日之后，态度立即变差，因为我不在那项行政命令保护之列。这种不平等对待本国公民、歧视不受美国总统行政命令保护的访问学者的做法，引起我内心的强烈不满，从而产生想法：什么时候，我也要让你们控制不了！

八.

*第二次延长护照有效期*

1993年6月，研究所（STScI）通知，天文数据分析软件及系统第三次国际会议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加拿大B.C.省维多利亚（Victoria）举行。我们STSDAS项目的全体研究人员都可以参加。为此，我必须获得加拿大的入境签证。根据惯例，我的护照有效期自入境加拿大之日算起不能少于6个月，也就是起码要到1994年4月。问题又来了，我所手中的护照有效期只到1993年12月31日。我必须想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和妻子在来往信件中商量解决办法。当时，我的内弟是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客车司机，他自告奋勇，想法帮助我。他通过远洋运输公司的一位领导，找到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请求帮助。这位官员写了一封给他的一位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的大学同学的信，交给我的内弟。内弟把这封信寄给了我。信的内容大体是：在寒暄一阵之后说，远洋运输公司的某某某，他的姐夫谁谁谁在美国，由于某事需要延长护照有效期，请酌情办理。

收到信后，我给大使馆签证处的J先生打电话说，我手中有他的同学某某某给他的一封信，叙述了信中的大体意思。J先生和我约定时间，在大使馆见面。于是，我又来到大使馆，找到J先生。在会客室里，我把信交给他，又叙述了一遍延长护照有效期的理由。他收下我的护照，约定我去领取的日期。大概在两星期后，我到大使馆签证处取回了护照。护照上的“护照延期”栏目写明，本护照有效期延长至1994年7月31日；签发日期是1993年7月27日。也就是说，从签发延长的日期算起，护照延长1年。如果从护照原来的有效期终止的日期（1993年12月31日）算起，则实际延长了7个月。

这次延长护照有效期，搞得如此复杂，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衷心感谢内弟，远洋运输公司的领导，外交部的官员和他的同学。

九.

1993年9月15日，我带着护照，国际会议主办方的邀请信和研究所的介绍信，前往华盛顿，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在大使馆里等候约2小时即得。签证的有效期至10月30日。

10月12日，我和本部门的研究人员一起，乘飞机前往温哥华，然后坐跨海轮渡到达维多利亚。10月17日，回到巴尔的摩。

将近年底，又到了申请（第四次）签证的时候。这次申请的签证期限应该是1993年12月31日至1994年12月31日。（移民局实际批准的有效期是1994年1月31日至1995年1月31日。）。问题又又来了，我手中的护照有效期只到1994年7月31日。我必须想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打电话到大使馆教育处，得到的回答是，延长护照有效期凭科学院外事局的公函办理。于是，我发电子邮件给我的研究生朱江说明清况。于是，她开始办理天文台的证明，然后去科学院办理证明。

正在办理证明的过程中，研究所（STScI）人事处负责人来要我的护照，用于申请新的签证。我告诉他护照现有的有效期，正在办理延长的手续。他问：你一定会办理护照延长有效期吗？我回答：是的。于是，他把我的护照拿走了。办完签证之后，他把护照还给我。我打开一看，签证的有效期，是至1995年1月31日，居然超过我的护照有效期。不管怎样，我可以继续工作，至少可以到明年7月31日，甚至到更晚的时候。不会有人来检查的，反正我人在美国，签证有效。

第三次延长护照有效期，不是当务之急，被我暂时搁置。第三次延长护照有效期的故事，容后再讲。

十.

*办理移民加拿大手续*

1993年7月1日，美国政府开始实施“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这天向美国移民局邮寄永久居留权（通常称为“绿卡”）申请表。周围许多人在行动，使我受到很大的触动。我心想，大使馆、领事馆对那些受美国保护的人无可奈何，却来刁难像我这样不在保护之列的访问学者。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美国方面对申请绿卡的持J-1签证的访问学者，有“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豁免的条件是：取得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的“不持异议信（No Objection Letter）”，或取得美国政府的“国家利益豁免（National Interest Waiver）”，等等。我知道，对我来说，即使愿意办理这些，也或是不可能，或是特别费时间。因此，我没有认真考虑过。

10月的加拿大之行，成为我考虑问题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本来就知道加拿大正在大量接收移民，包括“独立移民（Independent immigrant）”，即通常所说的“技术移民”。这次旅行，加拿大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开始认真考虑移民加拿大。我使用的电脑SPARCstation，安装了互联网浏览器Mosaic和文件传输协议ftp，可以阅读和下载文件，非常方便。我从网上得到大量有用信息。我与周围的中国同事讨论，他们大力支持，说：你有澳洲的博士学位，肯定很容易，并且给我转发有关消息。我给在北京时教过的研究生、当时已经移民美国的王同学打电话，在说到回国问题时，王同学鼓动说：吴老师，你不要回去；你要是回去，不就亏了吗？！我打电话向已经移民加拿大的同学咨询，他们给我详细解释移民步骤，提供帮助。总之，百分之百支持，没人反对。

想法变成了行动。1993年12月，我写了一封询问移民加拿大事宜的信，寄给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馆。过了几个星期，1994年1月，我收到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来信，说明移民事宜由领事馆而不是由大使馆办理。信中告诉我，技术移民申请分三步走。第一步，学术资格（Academic Qualifications）评估。要求我递交学历证明，公证过的复印件而不是原件。如果资格评估通过，进入第二步；否则，申请过程终止。第二步，填写各种表格和递交必要的文件。第三步，携带必要的文件到总领事馆面谈，时间另行通知。走完这三步，如果得到批准，将给我寄送Landing paper（通常称为“移民纸”）。我持移民纸和有效护照，入境加拿大（Landing），成为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

第一步。我立即通知在北京的妻子。她立即用国际特快专递把我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和澳洲悉尼大学博士证书原件寄给我。我收到后，去霍普金斯大学的公证处，获得这两份文件的公证过的复印件，以及（中文）北京大学毕业证书的公证过的英文翻译件。我的悉尼大学博士证书是英文的，无需翻译。我随即把这些公证过的文件邮寄给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

第二步。1994年3月初，我收到总领事馆的来信，告知我通过了学术资格评估，进入第二步。信中有供我本人填写的永久居留申请表，供我妻子填写的永久居留申请表和问卷调查表（Questionnaire），妻子和儿子的健康检查表。我立即把妻子和儿子的有关文件用美国邮政国际特快寄往北京家中。妻子把填写好的两份表，连同妻子和儿子每人的2张照片，用国际特快专递寄回给我。至于健康检查表，妻子和儿子在北京同仁医院检查后，检查结果由医院直接寄往加拿大保健与福利部。（虽然家属不随同我移民，也要办理这些手续。）

我把填写好的永久居留申请表，2张符合护照标准的照片，妻子寄回来的文件，以及申请费（342美元）邮寄给总领事馆。办完这些手续后，我等着总领事馆的回信，准备面谈（第三步）。

十一.

*第三次延长护照有效期*

在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面谈以及入境加拿大都必须持有有效护照。当时我手中的护照有效期只到1994年7月31日，这对于面谈，也许足够了，但是，对于入境加拿大，肯定不够。在去年（1993）年底办理第四次签证的时候，大使馆教育处答应，有科学院外事局的公函，就可以办理延长护照有效期。哪怕能延长半年，也就足够了。在当年（1994）年初，我收到研究生朱江的电子邮件，告诉我公函办妥，已经发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同时，我收到公函的传真件。我打电话去大使馆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收到。我说，我早就收到了传真件，凭传真件办理行不行？回答是：不行。我只能隔一段时间打一次电话去询问，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收到。于是我判定，他们是故意不给我办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转机终于来了。

1994年3月，研究所通知我，一个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将在巴尔的摩停留数天，访问我们的研究所（STScI），要求我参加接待工作。我立即就答应了。一天上午，我随研究所的汽车去BWI（巴尔的摩 华盛顿 国际）机场，迎接代表团，并且领着他们一行五六人，入住研究所附近的旅馆。

北京天文台台长李启斌是代表团成员。我们几位来自中国天文界的研究人员，请李台长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餐，参加李台长主持的座谈会。李台长当然知道我在研究所的情况。当我告诉他大使馆一直说没有收到科学院外事局的公函时，他愤然说道：他们撒谎！国内有信使给大使馆送文件，每月两次，不可能没有收到。接着他对我说：你等等，我和他们（代表团成员）商量一下。第二天，李台长对我说：他们查了，大使馆教育处负责人是教育部派出的，不是科学院派出的，说不上话。XXX领事馆教育处负责人是科学院派出的，我们要去XXX访问，见到他时会托他办你的事。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我接到从XXX领事馆打来的电话。对方询问我的姓名，简单说明来意之后，要我把护照和科学院外事局的公函寄给他。我说公函的原件已经从科学院寄给了大使馆，我手中只有公函的传真件。对方说传真件也行。于是，我赶快用挂号信邮寄护照和公函的传真件。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我收到邮寄回来的护照。护照上的“护照延期”栏目写明，本护照有效期延长至1995年7月31日；签发日期是1994年4月11日。也就是说，从护照原来的有效期终止的日期（1994年7月31日）算起，延长了整整1年。如果从签发延长的日期算起，则实际延长了约1年3个月。

李台长和同行的科学院人员，热心帮助，办事认真，使我深受感动。感谢他们，特别感谢素未谋面的XXX领事馆教育处负责人。

就这样，我第三次延长了护照有效期。

十二.

*办理移民加拿大手续*

第三步。1994年4月，我收到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寄来的面谈通知书，时间是星期三，6月1日上午10点，并且附有一份健康检查表。通知书要求我携带健康检查表到指定的华盛顿市内的诊所Yater Medical Group 作健康检查。检查结果由诊所直接寄送给加拿大保健与福利部。星期三，4月27日上午，我坐通勤火车MARC从巴尔的摩到达華盛頓，找到指定的诊所，做了检查，费用约为250美元。

信中要求我在前往总领事馆面谈时随身携带各种文件的原件。这些文件是：

（1）最近10年居住地警察与安全部门的Police certificate/clearance（“无犯罪记录证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FBI certificate。从1984年4月算起，我在3个国家居住过：澳大利亚，中国，美国。我发电子邮件给我在悉尼大学的研究生导师Cole教授请求帮助。他打听清楚后告诉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的地址，办理Police certificate所需要的文件如：申请信，我在当地（马里兰州）警察局采集的指纹，以及费用（银行的澳元支票）。办妥后，我把文件和支票寄往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几星期后，我就收到他们寄来的Police certificate。

我在马里兰州警察局办理了Police certificate。我又去一个联邦调查局地区办公室办理了一份FBI certificate。

我在澳洲和美国没有犯罪，顺利地获得“无犯罪记录证明”。至于中国方面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我在中国没有犯罪，但是我想不出办理方法。

（2）出生证。这和中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一样，我想不出办理方法。我的工作单位和户口在北京，去办理这些证明，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正在办理移民手续。那个年代在中国，“技术移民”是不被允许的。（根据加中协议，1995年1月1号才开始允许“技术移民”。）这成了我无法逾越的障碍。

正在无计可施之际，研究所的同事告诉我，霍普金斯大学的留学生刘同学为了办理移民，正在从四川老家办理出生证。这消息令我恍然大悟，从广东老家办理出生证！

我立即行动，给老家的表弟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在县公证处办理“出生公证书”，需要的文件是：本人护照的传真件和出生地乡政府的证明。于是，我给他发送护照传真，我的母亲去办理乡政府的证明。我给表弟打电话，确认文件齐全有效。他在电话中说，通常，国外的人在这里办理出生公证书，同时也办理“未受刑事处分公证书”。他问我是否需要。我立即回答：需要！

这两个本来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同事传递的信息和家乡亲人的帮助，通过合法途径顺利解决了。我衷心感谢他们。

（3）结婚证。我让妻子把结婚证原件用特快专递寄给表弟，表弟把它连同出生公证书、未受刑事处分公证书用国际特快专递寄给我。收到后，我到霍普金斯大学公证处获得公证过的（中文）结婚证的复印件和公证过的英文翻译件。出生公证书和未受刑事处分公证书有中、英文文本，不需要翻译。

（4）学历证书。我已经有了北京大学毕业证书和悉尼大学博士证书原件，以及（中文）北京大学毕业证书的公证过的英文翻译件。

（5）雇主推荐信。研究所（STScI）的Hanisch博士和我的研究生导师、悉尼大学电气工程系主任Cole教授都给我写了强有力的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6）有效护照。正在办理中。

备齐了这些文件。我买了巴尔的摩到纽约的Amtrak双程火车票。5月31日晚上11点，研究所的同事用汽车把我送到巴尔的摩火车站Pennsylvania Station。按照火车时刻表，我应该在11点50分登上从华盛顿开往纽约、路过巴尔的摩的客车。不幸的是，广播里播出通知，由于一列货运火车脱轨，发生化学物质泄漏，这次客车无法从华盛顿开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通车。这条消息把我急坏了。如果我不能按时到达总领事馆，那么，即使面谈资格不被取消，也不知道要改到什么时候。焦急地等待了约2个小时，广播里终于播出通知，火车恢复运行，客车大约在凌晨2点可以到达巴尔的摩。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火车到达纽约火车站Pennsylvania Station，已经是天亮时分。我在火车卧铺上多歇了一会儿，出站后在车站门口的咖啡店吃了两个甜面圈，喝了一杯浓咖啡，然后，我西装革履，手提公文箱，箱子里装着全部必要的文件和备用文件，坐上一辆的士，直奔加拿大总领事馆。

这次面谈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技术移民采用逐项评分，比如，计算机专业得10分，其他工程（机械，电气，电子等）专业得5分；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专业得1分；年龄满分10分，46岁开始扣分，每增加1岁扣2分，因此，50岁的申请人得0分，从而失去技术移民资格。按照当时的标准，总分70分即为合格。我在面谈之前的自我评估是60分。面谈的满分是10分。因此，我必须得到面谈的满分。

面谈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由于准备充分，有良好的英语，我在面谈中发挥得很好。根据移民官的言辞，我预感到我的移民申请会得到批准。

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本部门的秘书在送信时间交给我一个厚实的大信封，发信地址是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馆。我想，这肯定是移民申请审批结果。我又想，信又大又厚，多半是批准了；如果是被拒绝了，只要给我寄一个小信封，装几张薄纸通知我就行了。我小心地打开信封一看，哇！一叠印满文字的白纸，夹着一叠深颜色的移民纸（签发日期1994年8月11日），出现在我眼前。成功了！我在内心欢呼。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给在北京的妻子打电话：申请批准了！

IV.移民加拿大 – 归海（二）

十三.

一般情况下，访问学者J-1签证的有效期，总共不能超过3年；如果超过3年，则需要以特殊理由提出申请。经过3年的努力，我完成了最大熵电脑程序的第四个版本，在STSDAS中运行，性能优秀，可以和剑桥大学高价出售的最大熵程序相媲美。1993年12月，奋进号（Endeavour）航天飞机发射升空，宇航员修复了哈勃空间望远镜，我所在的图像处理小组完成使命。因此，从1991年年底开始、到1994年年底结束的数次J-1签证，没有延长的理由。实际上，我在STScI的工作合同，在1994年9月底终止。根据这种情况，我决定在10月初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

我到附近的旅行社买了一张10月8日从巴尔的摩到多伦多的单程机票，253美元。我原来的研究生朱江在北京天文台获得硕士学位后，已经移民加拿大，正在滑铁卢（Waterloo）大学电气与电脑工程系读研究生。她为我预订了从多伦多机场到滑铁卢大学的门到门（Door to door）长途汽车服务（车程约一小时），在大学研究生宿舍找好了一个房间。感谢朱江同学的所有帮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10月8日，朋友开车把我送到BWI机场。经过将近2小时的飞行，到达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我沿着移民通道，走到一个柜台前，把护照和移民纸交给移民官。移民官的第一句话是：Welcome to Canada! (欢迎来到加拿大！)。他让我在移民纸上签字，他也在移民纸上签字。他把其中的一张移民纸仔细折叠好，用钉书机钉在护照的一页上，再在移民纸上盖日期印章，写字注明：“No Goods To Follow”，然后把护照交还给我，说了一声：Good bye！整个过程，显得既温馨又专业。此后，我的过海关程序，和普通旅客一样。

我拉着行李箱，在空旷的机场大厅里，边走边想，有一种挣脱束缚、获得自由的感觉。从此，我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不再受护照有效期和签证有效期困扰。同时，一阵凄凉之感袭来。我已经年近半百，在这陌生的国度里，举目无亲，一切从头开始。然而，既然这是自己的选择，我一定能坚持下去站住脚，最终取得成功，就像我克服种种困难，成功移民一样。

小巴士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开往滑铁卢。车上只有司机和我两人，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司机是个话匣子，一路和我聊天，俨然是位名副其实的导游。到了目的地，他帮助我把两个行李箱拉到宿舍楼门口，真的是提供了“门到门”服务。

十四.

*换中国护照*

我入境加拿大，用的是“因公”普通中国护照（护照上真有这两个字）。现在我已经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应该换成“因私”普通中国护照（护照上没有这两个字）。房东（准确说是“二房东”）W同学是来自华中工学院的公派留学生，在89六四之后，受加拿大政府保护，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他的家属也获得移民签证，来到加拿大与他团聚。年底临近，W同学要去多伦多购物，同时到中国总领事馆办理护照延长手续。和在美国那些受总统行政命令保护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他也告诉我，延长护照和更换护照很容易。于是，一天上午，我坐上他的小汽车，一同前往多伦多，准备去领事馆办理护照更换手续。

领事馆里，我在签证窗口排队，前面有10来人。轮到我的时候，我把钉有移民纸的护照递了进去，说明我已经是加拿大永久居民，需要把“因公”护照换成“因私”护照。里面的工作人员，面貌很像89六四时期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对我说：你的护照，不能更换，可以延长（有效期）。我说：那就办理延长吧。哪里料到，他立即翻脸，说道：你刚才说要更换，怎么现在又说要延长？我辩解道：是你说的，不能更换，可以延长，所以我说要延长。他一下子把我的护照扔了出来。我只好拿起护照，离开窗口。已经办完手续的W同学见状，打抱不平，大声喊道：你给我们大家办理，为什么就不给他办理？那位工作人员听了，气势汹汹地对W同学说：你叫什么名字？给我写下来！W同学不甘示弱，怼了回去：就不给你写！ 尽显九头鸟本色。

我拿着护照，去了另一个接待窗口，要求见教育处的官员，因为根据在美国时的经验，他们也处理护照事宜。窗口内的女士要我在下午2点以后再来。于是我只好离开领事馆。下午2点，我准时回到领事馆，见到教育处的官员，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态度温和，公事公办，说根据规定，要换领护照，必须从原工作单位获得证明，证明我不拖欠公款，没有单位的房子，已经没有公职。回到滑铁卢后，我立即给妻子写信，要她去北京天文台办理我的辞职手续。

第二年（1995）1月16日，我乘飞机前往B.C.省Penticton市，到位于该地的加拿大Dominion射电天文台短期工作。2月，我收到妻子寄来的北京天文台出具的证明。我只好委托在多伦多居住的北大M同学办理护照换领手续。我给M同学寄了一封挂号信，信中有我的护照连同移民纸，天文台的证明，留学人员换领因私普通护照申请表，我的委托书。M同学把材料交给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称我在约克大学工作，临时在B.C.省的一个天文台执行观测任务。M同学用电子邮件告诉我结果：领事馆收下了我的材料，办事人员同时提醒三点：1.收下护照不意味着一定会给办理。2.要等候3个月。3.到时必须本人亲自到领事馆领取新护照。看到这些，我在感谢M同学之余，又觉得M同学替我受过，内心深感不安和愧疚。

3个月过去了。6月14日，我收到M同学寄来的挂号信，里面装着我的新、旧护照。打开新护照一看，签发日期是1995年3月22日。可见，领事馆在3月份收到我的旧护照后，当月就办理好了我的新护照。官员提醒M同学所谓的“三点”，只是故意显示权力的傲慢，抖官员的威风，其结果是增强本国公民的离心力。我把钉在旧护照里的移民纸小心翼翼地转移到新护照里。我心想，在有效期5年的中国护照失效之前，我一定要加入加拿大国籍，获得加拿大护照，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免得再受这种窝囊气。

7月24日，我离开Penticton前往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10月1日，我离开卡尔加里回到多伦多，在约克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任Research associate（副研究员）。

是年（1995）12月31日，除夕夜，约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新年联欢晚会。多伦多总领事馆教育处官员钟先生参加了晚会。会后，学生会会长N同学对我说：传教育处人的话，你们谁有何种专长，请登记一下，领事馆会和你们联系，与国内沟通，为国家做贡献。我听了即刻回答：我在领事馆有很不愉快的经历，对此没有兴趣。

是的。我的经历很不愉快。我原来没有想到，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后，更换护照还会受到刁难。在加拿大国内居住，并不需要有效护照。护照问题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护照失效之后，如果需要出入境，我可以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凭此证件可以前往世界各国，唯独不能进入中国大陆。也就是说，在申请和获得加拿大国籍以及护照之前的三四年间，我无法前往中国大陆办事或探亲。1994年年底我在多伦多总领事馆更换护照失败之后，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那次在领事馆的亲身经历，更加强了我的看法：中国政府不平等对待本国公民；优待受外国政府保护的中国公民，歧视没有这种保护的中国公民；控制能力强时尽力控制，控制能力弱时只好放松。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都是这样的套路。另一方面，具体做法也与办事人员有关。那位多伦多总领事馆签证窗口的工作人员，是有意刁难。也许，他可以从中感受到快乐。相比之下，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属于正常。

十五.

1996年4月，我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家庭团聚移民申请。5月，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通知我妻子办理移民手续。办完家庭团聚移民手续后，1997年6月28日，星期六，妻子和儿子从北京乘飞机到达多伦多，我们一家终于在加拿大团聚。儿子很快办完所有手续，从北京大学转学到多伦多大学。至此，我们的归海行动圆满结束。

今天，我回顾自己从海归转变到归海的全过程。在我的心路历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89六四之后，我不愿意为一个屠杀本国民众的政权服务；亲身经历使我不再相信“出入自由”。在美国延长护照有效期过程中受到歧视和刁难，促使我下决心移民，争取自由，摆脱控制。毋庸讳言，Peer pressure（同侪压力）也对我起了作用。看着周围的同侪纷纷移民，我禁不住动心，而他们所有人，都对我表示赞同和提供帮助。最终的成功，靠的是看准机会，个人努力，众人帮助，还要有运气（偶然因素起作用）。

当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年逾古稀。

27年前，我年近半百。在从温哥华开往维多利亚的跨海轮渡上，眼望渡轮航行翻起的巨浪，翔游于浩瀚大海上的各种船只，还有在海浪中挣扎前行的海獺，我突然感悟，人生就如同航行于大海上的一艘船。人生在世，总要干点事情。一个渺小的海獭，还要在汪洋大海中奋力挣扎呢！

我已经无望成为一艘大船，不能翻起大浪，但也要尽力而为。在加拿大这个伟大的国度里，我从头开始，努力奋斗，生根，开花，结果。写下这个故事，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让亲戚朋友了解自己的奋斗历程，对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感激之情。也许，有朝一日，我们的后代能看到我写下的故事，了解先辈的艰辛，从而更加奋发向上。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三八期(cm092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