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7）

【华夏文摘】芸娘：

 

巨流中的家族变迁 一一 我的大姐

 

 

 

发表于 2020 年 09 月 11 日 由 舟巷

 

 

 

 

我的大姐叫袁芸静，生于一九一五年农历七月初七。比我大了整整十九岁。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她的所作所为在我们沧州那一片虽不太偏僻闭塞

却也不太文明开化的地方应该算是非常稀有的解放牌前卫女性了。

 

我的祖父辈一般不会让女孩子上学读书，倒不是负担不起学费，

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已经有了区别于私塾的“新式洋学堂”，几乎不收学费，

然而在他们的观念里女孩子是不必读书识字的，因为反正长大要嫁人，给人家生孩子做家务，读书有何用？

但我大姐在袁家的家长看起来却是个很不安分极其不守规矩的女孩子。

她不安心在家老老实实学习女红，却经常跑出去偷偷跟识字的人学文化，

甚至还大逆不道地与陌生男孩交往！

 

据母亲说，大姐从小就聪明活泼，从未进过私塾学堂的她，不知什么时候就忽然会识字念书了。

后来才知道其实她每天偷偷跑去的地方就是沧州唯一的一座基督教堂，那里有很多有文化有学问的人。

那里有牧师讲道，有圣经查经班和文化学习班，唱诗班，还给被父母带去的孩子们发点心糖果。

对一个被传统封建家庭禁锢而本身又具有强烈自由意志的女孩子来说，

有明显西洋文化象征的基督教堂是极具诱惑力的。大姐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女医务工作者，我们都叫她胡护士。

她是在洋学堂学医护的，我们全家的女性，大病小病全找胡护士看，她是我所知道的沧州那片地儿唯一的西医。

 

大姐下面还有二姐和三姐，她俩就没跟着大姐一块儿“疯”去，相比之下，母亲没少为大姐发愁，

也没少听到街坊邻居和亲戚们的关于袁家大小姐的蜚短流长。

当然，母亲也没少骂她，但是大姐是我行我素，教训规劝警告全当耳旁风。

凭母亲的禀性和在家庭的地位，根本管不住她，只能暗自流泪，恨起来就骂一声她“大疯子”。

 

终于有一天，这大疯子不见了，几天没有回家。

母亲慌了，与二姐三姐一起到她经常去的胡护士那里打听下落，又经教会的什么人证实，

说是看见她好像跟在教会里认识的一个外地男人走了。

家里人一听顿时都慌了神。依照那时的中国传统观念、社会风气和家族规范来说，

出现这种事无疑是天上打下一道威力巨大的炸雷，同时又是一件伤风败俗的绝不可外扬的家丑。

想了解详细情况只能在非常有限的小范围内进行，即想打听又不敢到处随便打听，想寻找又不敢公开到处寻找。

正在六神无主之际，我的一位堂叔得到了一条可靠消息，说她跟着一个男大学生跑到南京去了！

这个男人比她大十多岁，山东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现在在南京“官面儿上”做事等等。

 

这些事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是我长大懂事之后听别人给我讲大姐以前的这个浪漫故事的时候才知道的。

实在蹊跷！从地理位置上说，南京距沧州这么远；

从学历上说，一个大学生，一个没有上过学，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呢？

家里人对此从来没做出任何解释。据我现在分析，我大姐长相不错，可与当时的某些电影明星相媲美，

又有自强好学的精神和爽朗自信的性格，为当时年轻女性之少见。

而她对知识和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对大学生的崇拜，应是她敢于冲破阻力强大的传统礼教束缚的最大动力。

 

祖父为此整日指责我母亲对大女儿管教不严，娇惯放纵，姐姐哥哥们全都屏气噤声不知所措。

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的泪水不知流了多少。

 

终于有一天，我那个去南京打探情况的堂叔回来了，带来了大姐的消息：

她和那位大学生结婚了，采用的是新式文明结婚——就是不用媒人，不坐花轿，没有男方到女方家迎亲，

没有拜天地，揭盖头等繁杂过程，只是在教堂牧师面前举行仪式，就像现在的影视中见到的那样。

堂叔还带来了不少照片，新娘穿白纱裙，新郎着西装。有只有一对新人一起照的，有与伴郎伴娘一起照的，

有和一对男女花童一起照的，还有和婆家父母一起照的，就是连一个女方娘家人的影子都没有！

 

这可把袁家老爷子的肺都要气炸了，发誓申言绝不承认这桩婚姻，不接纳这个孙女婿！

但是第二年，也就是我出生的一九三四年，大姐和她的夫婿王颂仁，带着祖父的重外孙子，

一个健硕的大胖小子回娘家来了。管你承认不承认接纳不接纳！

我的大姐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宝宝，我的大姐夫拖着大箱大包，站到老爷子面前来了。

不顾长辈们表现他们的惊喜和愠怒，也不等平辈们表现他们的惊讶与欢欣，大姐夫立刻打开箱子，

拿出一盒盒南方的各色食品和土特产，分发着给每个家人准备好的礼物。

 

母亲在慌乱中从大姐手里抱过小外孙，端详着，爱抚着，泪眼婆娑。

而祖父呢？愣了，傻了，显然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他杵在那儿，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家主威风。

停了片刻，他选择了一种最好的下台阶方式——悻悻然地离开家，到他参股的酒厂里去了。

 

上面的故事都是后来母亲和三姐陆续告诉我的。

这一幕发生时我才几个月大，比我大姐的儿子王振铭只大了三个月，可他也必须叫我阿姨。

同是婴儿，我已当了长辈，岂不荣幸？

 

到了我九岁，记忆很清晰的时候，已是一九四三年。

这年的夏天大姐带着她的两儿一女，挺着个大肚子从南京回到沧州探望娘家。

写到这儿，我不得不佩服大姐的魄力：一个即将临盆的女人，带着九岁的老大，五岁的老二和三岁的老三，

背负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几个人的生活必需品，还有一大包准备为孩子们改制冬装的旧衣衫，

从远隔一千多公里的南京乘两天一夜的火车，回到沧州小城。

 

我无法想象她一个大肚子人是怎么把这堆孩子和这两大包东西弄到家里来的。

当时正值战乱时期，除了守城的日本人，在沧州四周围地区，国军游击队和共产党都时有出没。

我都不记得我们的小县城有什么交通工具，有自行车还是骡马大车？

我家住在西河沿的运河边上，从火车站到家还有相当远的路程，

这段路她是怎么带着几个孩子挺着大肚子背着大包行李走完的？

她没有三头六臂，是谁帮了她？如今我都无人可问了。

 

大姐这次回娘家住的时间较长，有半年。在这半年中她办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回家不到一个月，生下了她第四个孩子，是男孩，起叫王振尧，乳名小铁。

 

第二件事，她逼走了我的“大嫂”。这大嫂加引号是有来由的。

父亲因生意上的需要，为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大哥包办了一桩婚姻。

那是个粗壮的乡下妇女，看上去年龄比大哥要大好几岁。

大哥无法接受这个他不喜欢的新娘，在成婚当晚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了。

这可急坏了祖父和父亲，他们无法面对他们的生意伙伴兼亲家；这也更愁坏了母亲。

对儿子的牵挂，无法排解的担忧，无奈又无助，除了哭还是哭。

 

大约过了一年，有一天母亲从亲戚处带回一张小纸条，极神秘地给我看。

这七十多年前的几个字，至今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我在北京大明眼镜公司学徒放心儿泉字”。无详细地址，无日期。但这足够了！

这个消息让母亲和我高兴极了。当然，要对祖父和父亲严格保密。

 

大哥失踪几个月后，“大嫂”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仍然天天做饭，洗衣，

照顾我们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后来从母亲和亲戚们谈话的片语只言中，我似乎明白了嫂子的一些情况：

当初她是带着身孕嫁到我家来的。未婚先孕，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天大的耻辱。她父亲和我爹做了一笔秘密交易，

把女儿嫁到袁家，我爹由此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而且新娘过来时还带来一套不错的嫁妆。

 

怪不得！我那时候就曾奇怪，她每次问我母亲“娘，咱做嘛饭？”时，

右手总是习惯性地扯一下她的衣裳下摆，原来这是为掩饰她那日渐隆起的肚子！

 

大姐在南京获知这事的始末之后，反应非同一般。大怒之后，便有了这次拖儿带女回娘家的一幕。

大姐没回来时，大嫂每天只为公婆家里简单的三四口人做饭洗衣铺床叠被；

大姐带着一群人回来又生了老四，家务事陡然变得繁重。

每日烧水做饭端水端饭伺候床上的月子婆，洗涮尿布打扫房间，负责照看几个不听话的孩子，全是大嫂的活儿。

大姐的脾气好像这次回来后特别火爆，与以前的性情大不相同。

 

试想，家里一下子添了五口人，有正调皮捣蛋的浑小子王振铭，有整天嗲声嗲气爱哭爱闹的女孩王振华，

有正在患肠炎整天拉肚子的老三王振涛，还有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月子婆和日夜哭闹不停的小婴儿。

更要命的是，这位大姑子姐整天百般挑剔万般刁难，稍一不如意就对这个弟媳妇劈头盖脑一顿大骂，

一看就是故意找茬的！

 

火气上来时大姐话中带毒刺地对弟媳妇鼓胀的肚子加以猛烈攻击，

偶尔还会在她身上拣皮肉软薄处下手狠掐一把，这局面谁能招架忍耐得住？

我这位大嫂倒也不傻，心里明白这“夫家”算是绝对呆不下去了，遂暗自收拾了细软，

星夜溜回娘家去了，从此再也没回来。

 

由父亲亲自操办的第一个“大嫂”就这样被大姐给赶走了。

后来回想，大姐她这是为了帮助大哥，特意千里奔袭赶回娘家驱逐走这个可厌又可怜的弟媳，

就为了把她的弟弟救出一生的苦海呀！

父亲从苏州回来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惊讶之余并没有做出我们所担心的咆哮之举。

这件事就过去了，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大哥好像从来没有“娶”回家过这样一个媳妇，

家里人好像都彼此很默契地闭口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似乎也并没有把先前收取到手的钱财退还给女方家里。

不过家里人都感谢大姐的搅局，让父亲炮制的这桩买卖婚姻泡了汤，让大哥得到了彻底解放。

 

说起大姐这次回娘家办的第三件事，那真是惊险刺激又大快人心。

父亲在魏家庄我母亲的娘家买了十来亩地和十几只羊，一直让亲戚代为管理，没有正式的租赁关系，

只在年终时随便给几口袋玉米粒。至于羊嘛，我们从未过问过，也从没吃过羊肉。

 

这里插一句，就是这点家产加上酒厂和货行的生意，使我在十年之后被划成地主兼工商业的家庭成分。

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的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下面潜台词就是“天下地主一样狠”。

从那个理论上，可以倒推出我的家庭该是何等罪大恶极的剥削者，应该过着何等骄奢淫逸的生活！

可是天知道，小时候我家常年的主食是玉米面，辅以其它杂粮，

抗战时期还经常吃高粱面窝头和榆树皮面做的饸饹，以致常常拉不出屎来。

我和佩珍就曾互相抠 屁 眼 儿来解决拉屎难的问题。

 

逢年过节蒸馒头成了全家的大事，过年老娘必须亲自操持，生怕姐姐们技术不过关把面发不好，

造成来年不发（财）的恶兆。我小时候不知大米为何物。

有一次隔壁邻居家办喜事请客，吃的是大米饭红烧肉，我惊叹天下竟有这样好吃的粮食！

还是我那在南京长大的大外甥王振铭给我普及了有关大米饭的基本常识。

 

大姐亲眼目赌了我和母亲的生活状况，又早对父亲在苏州娶小老婆过奢侈生活非常不满，为母亲深感不平。

她决定为我们改善生活。她先跑回母亲娘家的乡下魏家庄赶了五六只羊到沧州城的家里来，

先拖了两只羊到集市上卖了，回来时带回来好几袋白面，然后就陆续开始杀羊吃肉。

那段时间我们几个孩子算是过足了羊肉瘾，羊肉饺子，羊肉面，羊骨头汤，炒羊杂…..

这都是趁着祖父到天津姑妈家小住时，偷偷干的，我们一群小孩当然是欢呼雀跃，只顾吃的开心，

母亲却整日提心吊胆：这还了得！这简直是造反呐！

“大疯子”赶走了我那大嫂已不知如何向父亲交代，现在又明目张胆不经允许动了老爷子的家产老本

更是罪不可赦！老娘时刻担心着风暴的来临。

 

大姐是有准备的，她反正豁出去了。她早就想找袁家爷儿俩算算账，出出这些年来的恶气了。

我记得是祖父先回来的，当晚无话。第二天一清早，就听祖父高声大嗓地喊：“大红！大红（大姐的小名）！”

大姐慢吞吞出来走到老爷子跟前：“叫我干嘛？”

“这羊是怎么回事？”祖父瞪着发红的眼珠厉声问。

“宰了吃呀！”大姐她没事人一样的回答。

这更激怒了祖父，他啪地一拍桌子：“不知道这是留着下羔子卖钱的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们娘俩（指我和母亲）也是人，也要吃饭！”大姐的声音渐高。

“饿着她们了吗？少了她们的棒子面了吗？”

“你每天有酒有肉，我爹在苏州花天酒地，我娘这里就该用棒子面打发，这是什么道理？

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就要改改这个规矩！”大姐毫不示弱。

老爷子一跳三丈高：“还反了你了！” 他一面骂着他那最解恨的几句经典龌龊话，

一面抓起桌上的杯盘碗碟噼噼啪啪朝地上摔，大姐也不示弱，也抓起东西跟着比着往地上摔。

 

我们全家人最讨厌祖父发火时那样不分对象的骂人，骂的脏话实在不堪入耳听不下去。

大姐的冲脾气和着一股怒气一起上来，干脆冲到老爷子的房间去砸他那些古董玉器去了。

好家伙，这招真灵！

 

“大红！别动！大红！你要敢动我就跟你拼老命！”老爷子吼着，有些气急败坏了。

他追进房间看到地上一个紫砂壶已经成了碎片，大姐正双手高举着一只古花瓶准备往下砸，

急得老头儿双脚象被钉住，不敢向前挪一寸，双手前伸不住地颤抖，声音轻得象低声哀求似的:

“哎哎，别，别，别……”李嫂眼疾手快，马上跑过来抱住大姐，祖父这才冲上去夺下花瓶，

一屁股颓坐在他的红木圈椅里，捂住胸口，大口喘着粗气。

我和大外甥振铭趴在屋外窗台上看到了这场全景戏，大快人心！

见大姐也欲停战，老爷子就坡下驴，故作威严地大吼了一声“滚！”，一场风波就这样暂告停歇。

 

当时既无手机也无电话，在这个小县城连拍份电报也不方便，何况祖父那老财迷也舍不得花那份钱，

因此远在南方的父亲对杀羊吃肉事件并不知晓。感谢那时的通讯不便，我们过了一段太平日子。

这段时间简直是天天象过年，每天有肉吃不说，隔三差五还有舅舅从乡下送来瓜果蔬菜嫩玉米。

从此老爷子每日在酒厂待到很晚才回家，有怒无处发。

隆冬将至，大姐要回南京了。母亲也催她快走，争取在父亲回来之前离开，免得再起祸端，

谁知这场灾难还是没躲过，父亲提前回来了！

 

到家那天无事，反正羊已处理完，爷爷也没立刻告状，家中一切正常，看不出什么异样。

后来和父亲的这场战争还是由我引起的。

 

我好奇偷翻了父亲带回来的一个小包袱，被里面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料和纱巾吸引，

很不识相地抽出来胡乱披在身上，跑到院子里转圈扮相臭美。

大姐看了连说好看好看，也凑过来翻看这些衣料，还教我等爹回来了就对爹说

“你给我买的这些东西太好看了！”，“谢谢爸！”之类的媚言。

 

正在翻弄着包袱里的东西，正好父亲从外面回来了，我哪儿敢开口，早已六神无主。

还是大姐满脸堆笑地迎上去说：“爸，这是你给芸慧买的吧？你看她穿在身上多好看呀！”

老爹立刻尴尬地板下脸来：“不是不是！快放下！快放下！这是给人家带的！”

我看着大姐的眼色没有放下的意思，老爹大吼一声，顺手给了我一巴掌打在脸上。

我一边哭一边把那些东西放回原处，大姐已怒不可遏，对我喊了一句：

“这些东西哪会有你的份儿，一定是给哪个小妖精买的！” 又转头对着父亲喊：“是不是？是不是？”

 

她的咄咄逼人的架势让老爹恼羞成怒，父女俩先是大吵起来，接着便扭打到一起。

局面已不可控制，没人敢上前拉架。撕扯了一会儿，只见大姐挣脱出来，噔噔噔地跑进厨房，

一瞬间见她一手拿着一把菜刀，一手提着一根绳子冲出来，往我爹面前哐啷啷一扔，

高声叫道：“袁墨林，今天我跟你老账新账一起算！有本事你把我弄死！”

 

据母亲后来回忆，父亲被大姐这副不要命的架势给镇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大姐趁势声嘶力竭地哭诉父亲这么多年对这个家庭的不负责任，对母亲的虐待，对子女的冷漠，越说越气，

最后径直走到他面前逼他“是用绳子勒死我还是用刀砍死我？反正随你处置了！”

父亲站立着始终一言不发，空气凝固。

呆立了一会儿，父亲不愧是走南闯北的明白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人，竟然嘴里嘟囔着什么走出家门，溜走了。

 

这场风波来得猛去得也快，这是我们没想到的。

这正应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讲理的怕不讲理的，不讲理的怕不要命的” 这句老话。

从此大姐就是我家正义的化身，也是全家人的精神依靠。

 

一九四六年大姐把母亲接到南京，次年我也去到大姐家与母亲、大姐、二姐同住。

此时，除了三姐早已嫁到北京外，我们全家就全团聚在大姐家了。

大姐夫王颂仁为我的两个哥哥介绍了工作，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平稳安定。

沧州只有祖父一人。父亲的生意这时开始惨淡，继而倒闭，与他的江南姨太太、我们称呼的小妈，

在苏州勉强度日。

 

大姐夫王颂仁这个人，毫不夸张的说，是个比较少见的另类。

类似他那样性格的人也时常能遇到，但是很少到达他那种极致程度。

如果要找一个最贴切的表达词，那“极端利他主义者”可能是比较适合他的。

王颂仁对丈母娘家里人个个都好，象对自己亲人一样关怀照顾，他亲自介绍安排工作给他的两个小舅子，

我的两个哥哥；我的二姐跑到南京投靠大姐，在他们家蹭饭五、六年，他完全不介意，从来没有表现不悦，

最后我也是来南京投奔他们的；他对我母亲，也时不时地塞钱给她老人家。

这种关怀程度超过我们这些亲儿女。这固然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尚没有自立能力，

但是在了解他的我们姐弟们眼里，这恰恰是却是大姐夫王颂仁的个人性格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善待我们袁家人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姐夫，与我们有亲戚这一层关系的话，

那么他隔三差五地邀请一些认识不认识的、熟悉不熟悉的、有交情没交情的、

有本事没本事的“朋友”到家里来喝酒吃饭，一般五六个，有时候一来就十几个，

挤得我们住的那个小屋子里满是晃动的人头和轰隆打雷般的划拳嬉闹喝彩声，

这应该足以说明他是个“独乐不乐，非与人同乐不可乐”的人了吧？

大姐夫于他所在的那个社交圈子里，绝对是个核心人物，他很享受那种被周围一大群朋友众星拱月的感觉。

 

正是由于大姐夫的这个慷慨豪爽性格，使他与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妻子、我的大姐之间，

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大姐并非吝啬小气之人，绝对有一副火热心肠，对家人如此，对街坊邻里如此，

对马路上见到的与己无关的可怜人也极富同情心。唯独和大姐夫经常碰撞出雷霆闪电般的火光。

他俩争吵甚至打斗的焦点，多半是为了大姐夫无节制地慷慨“招待朋友”，

甚至有时弄得自己家里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也“不能在朋友那里失面子！”。

 

也正是由于大姐夫的这个慷慨豪爽性格，使得他在那时候的南京，算得上是个“人脉广路子野”的能人，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给我的两个并没有很高学历的哥哥介绍有铁饭碗的工作。

插一句，也正是由于大姐夫的这个性格，使我有机会认识了我人生中少女阶段第一个暗恋的意中人。

 

大姐与姐夫好几次的大冲突都是在他新的计划大摆筵席请客的前一天晚上发生，

以致我们都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只要大姐夫一请客，他俩就可能大吵一架。

 

某天，又是要请客。家里准备的各种食材摆满盆盆碟碟大小碗盅，全家老小都忙得不亦乐乎时，

忽然大姐房里传出由低到高由弱到强的吵架声，继而愈发激烈，然后就见两人撕打着滚将出来。

大姐挣脱之后，大姐夫就便开始猛砸那些盛满半成品菜肴的盆盘碗碟，

我和她家的小保姆朱桂兰从听到他们的吵闹声开始，就赶紧提前转移那些易碎物品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幕一定会出现的。转移的地点就是隔壁张三哥家，

张三嫂也会很配合地到两家的中间地带来接应。这样的日子循环往复倒也维持了十几年，

直至南京被共产党占领。

 

一九四九年四月共产党接管南京以后，大姐以火一般的热情从家庭走向社会，

积极参与新政权号召发起的各种妇女群众运动。

多年梦想脱离家庭妇女地位，实现经济独立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她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政权的妇女组织所发起的社会工作当中，具体是登记南京的妓女，

集中起来给她们做“思想改造”，并帮助她们寻求新的生活出路。这时候她还不是在编的工作人员。

没有工资报酬，只是按照供给制一天三顿饭免费吃。

 

自从到了南京之后，我因为大姐是我实际上的家长，自小养成的习惯是唯大姐之命是从。

我十六岁那年，患急性肾炎生命垂危，是大姐把她的鲜血输给我，挽救了我的生命。

我时刻感受到大姐的血液在我体内流淌着，感受到我们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姊妹关系。

 

大姐说起自己的婚姻，常以自己是农历七月初七的生日为据，嗟叹老天注定的苦命。

1951年的一天，大姐夫王颂仁突然被上门来的公安局人员逮捕带走，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在他被押送去安徽劳改农场之前与大姐办理了离婚手续。

大姐夫究竟是什么时间从事了何种反革命活动，我们都不得而知，那时候根本没有法庭审理没有检方举证，

更没有律师辩护一说。

家属得知被捕亲人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闹市街头墙上的长达半条街的“政府公告专栏牌”，

上面密密麻麻地贴着一张张印有相片的政府判决告示，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新张贴出来的新公告覆盖旧公告。

那段时间大多数的告示上，犯人名字下面画着一个大红叉，那表示此人已经或即将命赴黄泉。

大姐夫王颂仁的名字也在上面，庆幸的是他的名字下没有红叉，那就是说没被枪毙，而是被判劳改去了。

大姐立即用离婚表示与之划清界线。

 

在表面看来，这是摆脱了几十年不和谐的婚姻的桎梏，让大姐身心得到了解放，

她自己表现出的满是喜悦和轻松，说自己“可从婚姻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了”，

可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谁能说那不是出于为家庭为儿女前途着想的不得已选择呢？

 

另一方面，王颂仁原来在旧政权的重要机构铁路系统任职多年，大姐也与不少丈夫同事的家属们熟识，

不少人在1950年至1952年的“镇反运动”中突然被抓，有的很快被枪毙，

寡妇孤儿数量在一段时间内陡然增加，这些事情大姐都看到听到，恐惧感迅速浸满全身，

她不能不为自身和尚未成年的孩子们的安危前途着想。

 

一九五二年，在上海大隆机器厂里做学徒的大外甥王振铭报名参军，

在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部队中成为一名坦克兵。

而这时的大姐随着与姐夫王颂仁的离婚和儿子王振铭的赴朝参战，

也就一跃从一个“反革命家属”而成为“光荣妈妈”了。

 

由于儿子成了“最可爱的人”，大姐凭着“光荣妈妈”的身份被政府安排到上海工作，

被分到上海某五金制钳厂干总务工作。

于是一九五二年秋，大姐带着老娘和小儿子王振尧来到上海，

住进了政府分给她的位于上海杨浦区江浦路的一间三角形小屋。

至此，我们这个原籍河北沧州盐碱地上的一家北方人，居然在东方第一大城市上海，有了自己的家，

有了自立稳定的生活。数年后大姐成了厂里的总务主任。

 

那时在上海人民银行上班的我和大姐共同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当时大姐唯一的女儿王振华已经被她的四姑（一位终身未嫁的医务工作者，基督教徒）收养，

二儿子振涛暂在南京初中读书，等待毕业后才来沪。

我平时住银行宿舍，每周末回大姐家团聚。我们远不是富裕家庭，但是其乐融融，乐在我们内心的满足，

乐在我们生活在浓浓的亲情之中。

 

每到周末，我回家小聚，老娘定会准备一桌在我看来称得上美味佳肴的大餐。

大姐每发工资，必定会买上海的各种点心零食给母亲放在专属她的食品柜中。

在我们那间几个平方的小屋里，没有餐桌，没有椅子，我们挤在床上，小板凳上，啃着手抓烧鸡，

品尝着上海的各色小吃和老娘亲自做的家乡菜，那种温暖感满足感，

是后来几十年生活中所再也没有体验过的幸福高峰！

 

随着大姐的工作努力和积极表现不断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表扬，三年后政府又调剂给大姐两间二楼的小房，

大约有二十多平方，位于杨浦区昆明路602号。这一下我们家可阔气了！有了两间方方正正的房间！

虽然有一间的角落被楼梯占了一平方，虽然每有人上楼都有咚咚的脚步声，虽然此房没有上下水道，

可是我们很满足，从此不再过几代人挤在一张床上的日子。

 

老娘和大姐住一间，逐渐长大的还在上学的老四振尧和回家时的振涛住外间，

振涛平常住上海自行车厂里的集体宿舍。 那时是一周六个工作日，我周末回家的时候最多住一夜。

数年后我结婚有了女儿瑶瑶之后，回家时就带着瑶瑶和老娘睡一起，大姐和俩儿子凑合一下。

 

前几年去上海，振尧领我去看了一次我们当年那个温馨的家。

在整个上海拆迁新建工程遍地开花的大背景下，昆明路602号那个低矮的小楼竟然还猥琐地缩在那里，

一楼，二楼，三楼一点没变。一，二楼之间的亭子间，被我当年戏称“抽屉”的卧床，依然每晚有人睡着。

同为上海，外滩，浦东新区，静安，卢湾区和这杨树浦区，差别大得不是一点点。

 

不过，我真感谢这样的没变。

站在这小楼前，眼前立刻浮现出当年那些难忘的画面，回想起了当年亲人们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老娘为了节省一点煤球，每天早上先把前一天小火炉中未完全烧尽的煤球搓去外面泛黄的废渣，

留下里面小小的黑色部分以便再用，一双青筋暴出的手洗菜切菜的样子；

飘着缕缕白发在阳台上和我招手告别的情景……

 

上下二楼的楼梯，只能容一个不胖的人通过，每个台阶的宽度大约三十几公分，只能斜着走；

陡峭的程度呢，反正我不使劲拽着扶手是无法上去的。

现在又看见这楼梯，立刻想到当年我把女儿瑶瑶从襄阳南路带到昆明路的情景。

先乘42路公交车到外滩，再换24路无轨电车到大连路，背着瑶瑶走到昆明路的家，

一手拖着瑶瑶一手拽着扶梯走到二楼已是精疲力尽，把瑶瑶往老娘床上一扔，舒口气，喝一大杯水，

别提多安心了！只因这里有我的老娘，这就是我的心安之处！

现在又看见着楼梯，想到我那时都只有十几岁的外甥振涛和振尧。

家里每天吃用的自来水都由他俩从一楼提到二楼。振涛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每周回家一次，

上班前先将家里的水备足，不足部分由振尧补充，每天看着振尧斜楞着身子，提着两大桶水，

艰难地走那段缺德的楼梯，这景象，仿佛就在昨天。

幸亏友人帮我们在阳台上装了个漏斗式下水道，否则这倒脏水的事，还得交给他们兄弟俩。

 

大姐和姐夫离婚那年只有三十六岁，她一辈子的感情生活至此也嘎然而止。

大姐对新政权是非常满意的，是由衷感恩的。

到了上海工作之后，眼前的一切变化对她而言象是从天而降似的来得那么突然，

由此，她十分害怕发生什么意外让好不容易降临的幸福生活突然失去。

这时候她最怕的是什么呢？只有两样！

 

第一是那已经“划清界线”了的王颂仁突然又对她提什么要求，把她乃至全家人拖下水；

第二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自己千万不要传出有关“生活作风”的问题。

在今天的人看来，她已经是离婚单身了，谈恋爱也好，找男朋友也好，再婚也好，理所当然都是自由的。

然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中国1949年的“解放”，在某些旧有观念方面，

腐朽的摧残人性的成分不但没有革除，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加强了。

 

在我行将就木的今天又提及大姐的感情生活这个话题，我很懊悔惭愧。

那时候的我，刚好是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正思念着一个亦师亦友的男人，

盼望他回来带我遍游江南的山水景点和名胜古迹，对于大姐的感情需要不但无视，

甚至无意之间充当了维护旧礼教的帮凶，似乎异性之间的情爱，只能发生在未婚异性之间。

大姐与张三哥充其量只有眼神之间的暧昧：夫妻激烈吵架之后，大姐跑到张三哥家短暂停留的时候欲说还休。

后来到了上海，与同厂的工会主席秦某互有好感，有段时间来往较密。

 

母亲对此非常看不惯，我在旁边也有微词。

我不会直接说大姐什么，但心里也认为这个时候的大姐已经儿女成群，

只能恪守妇道以抚养子女为唯一生活目的。

如果大姐有再婚的念头，按当时的家人的观念，包括母亲，我以及大姐的子女们，一定是不赞成的，

甚至是坚决反对的。在饱受传统观念牢牢束缚的母亲看来，

大姐她理所当然地只能为扶养几个袁氏家庭的孩子而继续奋斗不息，绝对不应该有再嫁的念头。

 

而那时少不更事的我竟也从没考虑过大姐她做为一个女人实际上年华尚未逝去，正处在需要异性抚慰的年龄。

唉，人啊！就是这样，只有当自己到了那个年龄阶段，才能理解那个年龄段的心情，

可惜已是时过境迁，花落人亡，无法弥补了！。

 

就这样大姐压抑着自己的感情，顺应着世俗民意。

在少女时期的那一次大胆的勇敢浪漫行动之后，违反自然人性地选择了安静隐忍地度过了后半生。

生命之花，一次猛烈绽放之后，归于沉寂。

后来秦某与华某女结婚，两家成为好朋友，这段感情彻底画上了句号。

 

1963年春节期间，王颂仁劳改将满12年之际，劳改农场给他批了半个月假期回上海探亲。

这个消息直把大姐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立刻想到要避祸似的找个地方躲起来，绝不能和他见面。

她让儿子和我们应付他几天就赶快让他走。

这个处理办法，大姐和她的儿子们一致认可，只有我和老娘怀着报恩的心态好吃好喝地招待了他几天，

听他吐了这些年的苦水，最后装了满肚子的遗憾和歉意送走了他。

 

1974年家里人接到安徽劳改农场方面的来信通知，王颂仁得了重病需要保外就医，让家里派人照顾。

大儿子振铭是军人不便出面；大姐避之唯恐不及；女儿早已嫁到山东；

小儿子振尧在河南的国营企业里身居要职；结果是由王颂仁的妹妹接管了此事，

到他的二儿子振涛知道此事的时候，王颂仁已经在上海某医院里去世，父子没见上最后一面，

据说是死于肝癌，享年70岁。他从1951年进监狱到去世，不知因何事定的历史反革命罪，

不知判了几年，不知哪年刑满释放，全是一笔糊涂账，这是“新中国”的悲哀。

 

要是让今天八十五岁的、历经几十年风霜的我来重新回顾审视大姐夫王颂仁在

1949年之后所遭遇的那种不幸厄运，我几乎可以说，以他的性格特质，是注定躲不过的，

只是发生得早几年晚几年而已。

 

王颂仁的那种有点近似在沛县当亭长时的刘邦式豪侠江湖作风，在49年之后有个专门的专政用语来描述，

叫“此人社会关系复杂”，一般被划在敌我的中间线上，往往随便因为某年某月某日曾经与某个“汉奸”或者“反动分子”或者“阶级敌人”在一张桌子上吃过一次饭，喝过一次酒，划过一次拳，甚至递过一支烟，

都会成为一条在日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里足以丢掉性命的“历史罪状”。

 

何况王颂仁偏偏是个特别喜欢吹牛的、口无遮拦的人。

这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在1949年后的某次喝酒聊天时，

跟人吹嘘他于“汪伪”南京政府时期在铁路建设局任某职时如何如何风光而惹的口祸。

而且很有可能举报他的就是某个他自认为的“好友”。

那时刚好是1951年的席卷全国的“镇反运动”高潮中，“大杀一批”是最高指示，

是有明确比例和任务指标的。象他这样的“旧政权要害部门的留用人员”，

正是“大杀一批”的主要勾选群体。

 

他没被稀里糊涂地杀掉，已经是上天庇佑了！

当然，没被杀掉，也有一线的可能性是因为在审理他的案子的中共政法官员里，

碰巧有他过去广泛结交的朋友圈中的地下党，故意没勾他名字的缘故。

1963年那次劳改假期回上海探亲的几天中，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仍然不忘给我们吹嘘他在劳改农场如何为监狱领导写文章和讲话稿，

为狱友写家书等等而获得了某种优越于一般犯人的特殊待遇的“光荣事迹”。

 

唉！在时代社会巨变的洪流中，我们全都是毫无自主和自卫能力的浮草，生死浮沉，全都在无常的一瞬之间，

没有任何评理之处。与现代中国那么多知名人物所遭受的悲惨命运相比，我姐夫的这个又算的了什么呢？

 

我亲爱的大姐于1993年农历大年初一病逝于江苏省响水县她的大儿王振铭处，享年七十八岁。

我像怀念母亲一样，永远怀念我的大姐，永远不忘她对我的救命之恩，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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