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层制下底层人物的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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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变形记》：一个科层制下底层人物的悲剧人生

    卡夫卡《变形记》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小说通过描写推销员格里高尔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的荒诞故事，刻画了一个底层人物及所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后的异化。

    一个世纪以来，评论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这部小说，探析了格里高尔异化的原因，但少有人从制度的角度来入手，笔者现从科层制的角度来讨论其中的原因。

    

    一、科层制及其弊端科层制，又称官僚制，最初指政府机构内部的文官制度，后来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扩展了其内涵，它既是一种组织制度，也是一种管理方式。

    韦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逐步由原始与粗放走向理性与效率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有严格的、精细的管理，只有消除了管理中的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因素，才能保证组织的高效运转，这也是科层制诞生的理论土壤。他指出，只有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理性化的行政组织，才是对员工进行管理的合理手段，在精确性、纪律性、稳定性、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形式。

    科层制有劳动分工专门化、权力等级化、高度制度化三大特点，它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一种高效的管理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广泛采用，因为它迎合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

    然而，科层制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标准化的科层制以“物的关系”替代了“人的关系”，将组织中的人定位于物的层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标准化的操作方式所替代，组织中的人关心制度，而不去关注个体自身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从而沦为物质与金钱的努力，最终表现为人性的异化。

    

    二、科层制社会：格里高尔异化的根源阅读《变形记》，可以发现格里高尔身上背负着两个重担：一是工作上的重担，一旦丢掉工作，他就失去经济来源；二是家庭的重担，全家人都靠着他的收入来维系。

    由于科层制社会，这种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使得格里高尔被异化为一个背着沉重外壳的甲虫，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1.公司成员关系的异化《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以甲虫的外形出现，它从一个柔软的人身异化为一个有着坚硬外壳的甲虫。卡夫卡以这一独特的形象，暗示了他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一切物质金钱至上的科层制社会，人与人之间已丧失了感情，脆弱的个体只能异化出一个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那颗柔软的心灵。

    格里高尔长年奔波在外，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早上必须准时赶5点钟的火车，如果他一旦错过，主任就一定会上报领导的。他只能每天将闹钟设在4点钟，担心上班迟到了被扣奖金甚至丢掉工作。

    当那天早上，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惦记的第一件事，不是想着自己为什么变成了甲虫，而是发现闹钟已经过了6点30，早已错过了火车，马上艰难地从床上下来，做好上班的准备。

    当主任发现他没有按时上班，前来他家询问时，他央求主任为他说几句好话，想竭力保住这个饭碗，完全忘记了他作为一个甲虫的存在。

    科层制下，整个公司如同一个铁笼，格里高尔被牢牢地锁其中。格里高尔的老板唯利是图，专制地管理着公司的事务；主任则监督着底层员工的一举一动，从不关心员工的死活，格里高尔唯一一次生病却被认为是装病。虽然格里高尔从内心深处非常抵制这份工作，但是为了家人他不得不忍受。

    公司里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任何感情与信任，这种制度下的人，必然走向异化，由一个人成为甲虫，这一意象的意义也就有了合理性。

    卡夫卡描述的官僚世界，如昆德拉所说：“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自由；只 有命令与规矩。”

    

    2.家庭中亲情的异化再看格里高尔的家庭。父亲破产欠下巨额债务，母亲因病在家休养，还有一个准备报考音乐学院的妹妹，一家人全指望着他的收入，格里高尔任劳任怨地背下了家庭的重担。

    但是，他的艰辛付出却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在他没有变成甲虫时，倍受家人的尊重；当他变成甲虫不能工作后，全家人起初是惊恐，接着觉得是家中的耻辱，最后将其当做累赘，当格里高尔在家里不小心闯祸时，遭到了父亲的无尽谩骂，然后被砸死。当格里高尔死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马上带着笑容外出旅游，开始了美好的生活，完全忘记了格里高尔的存在。

    可见，在格里高尔的家庭中，本来温馨的亲情已经被逐步异化，金钱变成了维系亲情的唯一纽带。

    导致格里高尔亲情异化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科层社会对金钱和效率的无限追求，使得人如同一台机器一般，不得不在制造金钱的科层体制上高速运转。

    

    三、科层制社会的悲哀：一个时代的悲剧在电影《摩登时代》 中，有一个滑稽又悲哀的画面：卓别林手里拿着工具根本无法停下，控制不住操作机械的动作，当他看见别人身上的纽扣时，也条件反射式地当做螺帽便往上拧，甚至看见女人胸前的纽扣也上去拧。卓别林此时已完全异化为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鲜活的人。

    强制的劳动分工导致了人类劳动的异化。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金钱欲效率的无限追求，则把人异化成了机器。

    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之后，他没有自暴自弃，试图与自己的勤劳 、善良、真诚，赢得主人的信任，赢得家人的理解。然而，格里高尔的美好愿望全部落空，它只被人们视为一个怪物。

    社会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提出了“内心向度”的概念： “内心向度本是否定性思考的力量，即理性的批判力量的家园，它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压制和调和对立面的物质过程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应。 ”

    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

    

    格里高尔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那个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手段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人类有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人，却越被强大的物欲挤压，物质成为统治人心的精神力量，而人的心灵逐渐委顿与异化。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认为，在一个科层社会中，社会各阶层都无不例外地屈从于各种体系和组织，并且他们都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而且人的主体性在消费社会中迷失。

    科层社会中，一切效率至上，金钱与物质成为操纵着人、统治着人。人被物化之后，就会产生心灵的变形，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感沟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与抛弃。

    卡夫卡作为一个有着敏锐眼光的智者，清醒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症结，他以寓言的形式，启发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引导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