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

作者：松竹散人

 

田姐的五味人生

 

 

    

    田姐是成都近郊农村人，20多年前和丈夫离婚，带着刚会走路的孩子，一个人来到成都流浪。

    离婚的原因是其夫一天到晚酗酒，喝了酒对田姐非打即骂，孩子一看到爸爸喝酒，就大气不敢出，躲到墙角偷偷的看。

    田姐在这种酗酒、打骂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年，开始还期望男人能良心发现回心转意，但渐渐感到无望，生活实在无法继续，死了心，离婚带着孩子，身无分文到成都流浪。

    先是到成都找工作，几天露宿街头，大的餐馆不要她，二十多年前，农村人进城务工，人员多，岗位少，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叫做属于“人口红利高发期”。

    田姐虽然年龄不到二十五岁，但带着孩子，没有文凭。那时稍微正规点的餐馆招服务员，基本条件都是年龄二十五岁以下，未婚，身高1.55米以上，五官端正，田姐的条件只有身高一样符合。

    那时男的超过三十五，女的超过二十五找工作就相对困难了，除非你有大专以上的文凭和特别的技能，那时很多大的国企、名气较大的民企招保安都要大专文凭，说法是讲究企业形象，改善职工文化结构。

    田姐身边带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等米下锅，最终在一个老的社区内，遇到一个开面馆的老板收留了他。

    说是老板，老板员工就他一个，一个简易停车棚改造的所谓商铺，带着孩子走累了在这吃面，和老板说起自身的情况，老板本身就想招个帮手，田姐要求低，管吃住，随便给点零花钱就行，有个落脚的地方先生存下来。

    二十年前的餐馆没有现在竞争激烈，一个上万人的社区就这么一家面馆，田姐本身在家饭就做得好，做四川口味的面，算是轻车熟路，原来的老板只有一种牛肉面，在田姐的建议下，品种增加了炸酱、煎蛋面、海味面还有素椒面等等。

    附近的电力局、保险公司还有技校的学生中午来这里吃面的，还要排队等。

    老板读了几天小学，父母去世得早，疏于管教，在社会上流浪多年，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没有工作，长相也是了无新意。

    自从田姐来了后，支了几招，这生意日渐红火，他感到田姐身上带有财运，于是频频献殷勤，田姐虽然内心有所不甘，但也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孩子和自己生存必须摆在第一位，爱情和面包二者必选其一的时候，只能先选择面包，有了面包才有资格谈爱情。

    一年后两人办了结婚手续，两个人租住在本小区内一个单间里，三口人的家初具规模，虽然简陋，也算家。

    孩子读小学，两口打理面馆，一家人的生存就靠这个小面馆，两人悉心打理，不敢稍许松懈，渐渐的面馆在周围小有名气，一家人靠这个小面馆生活水平接近小康。

    手里的钱多了，男的变得不那么勤快了，面馆主要的客流时间是早上和中午，下午就基本没有事了，早早关门后，男的就备上几个小菜，慢慢喝酒，喝了酒话多，常常发生冲突。

    两个人受教育程度经历的差异，造成两个人沟通不在一个层次上，鸡同鸭讲，有时冲突难免激烈，每到此时，田姐就偃旗息鼓，以沉默应对。

    男人常常酒后骂人发酒疯，但极少动手，孩子也读中学了，男的还是要考虑到影响。田姐和周围的邻居不时谈起，这辈子最恨喝酒的。

    儿子中学毕业后就不想继续读书了，孩子自出生都在一个酗酒吵闹的环境中成长，性格变的孤僻、沉默寡言，对读书学习没有兴趣。

    有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对他好，交往一段时间，女孩子的父母觉得男孩子沉稳、懂事，就让他帮着女同学的哥哥卖菜。

    女孩子的哥哥从事蔬菜批发业务，自己买了一个汽车，从农户手里直接收菜，然后在批发市场卖，几年下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客户网络资源。

    由于女孩子的哥哥生意诚信，和他打过交道的一些机关单位的食堂采购，都乐于和他打交道，后来就约定采购方下单，他就直接送，那些采购也就不用天不亮，冒着严寒酷暑每天跑蔬菜批发市场。

    田姐的儿子就帮着批发、送菜，吃住在女同学家，田姐也看到这家生意人诚实勤快，于是有意促成儿子和同学的婚姻，在和女方父母若干次沟通下，双方修成正果，于20岁那一年就领了结婚证。

    田姐儿子在婚前几年帮忙，没有领多少工资，婚后其岳父就给他买了一辆面包车，把送菜的客户让出来一部分，让其独立发展，和小舅子的业务分开，虽有合作，但独立核算。

    田姐的面馆还是继续开，但生意已经没有前几年那么红火了，小区内的餐馆已经近十家，面馆在周围也开了两家，现在开面馆的收入仅仅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收入，除掉房租水电，每月的收入不足一万元，和打工差不多。

    田姐计划餐馆不能停，再有两年就退休了，在艰难也要支撑到退休，我问她你是近郊户口，退休能有多少退休金，她问过社保估计有一千左右，笑着说够吃饭了就行。

    孙子出生了，田姐一边打理面馆还要顺便带孙子，她更忙了。说再忙也愿意，看着孙子的胖嘟嘟的笑脸就不累，孙子是精神支柱。

    将退休的时候面馆基本支撑不下去了，田姐果断的把面馆以一万元的价格转了出去。

    自己带孙子，即将退休。老公退休还要五六年，这五六年总还是要找点事情做，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儿子生意做的虽然不错，但老人的心理都一样，不愿增加儿女的负担，不愿意伸手向子女要钱花。

    老公先买了个摩托在地铁口拉客，每天能赚个50到100元，后来共享单车到处都是，摩托拉客没有了生意，又去找到社区，社区给他联系站街道，戴个袖套举旗子的那种义务交通员，后来又在社区当治安巡防员，每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下。

    儿子的送菜生意这几年也算是做大了，客户有部队、学校、大国企、政府机关，手下还请了几个人帮忙，自己在城东买了一套商品房，田姐住过去帮着带孙子做家务。

    田姐老公没有文化无特长，只是能吃苦，儿子干脆让他用原来拉客的摩托车送菜，汽车送大批量的，摩托车送少量的，不同的客户群体把它细分出来。

    社区根据他们家无房的现实，叫他们填表申请了一套公租房，一年后住了进去，套一，50几个平方，月房租300左右，不交物管费，还是装修好的。房子也在东郊，离儿子住房不远。

    儿子婚前从不和生父来往，婚后在家族人劝说下，会偶尔回去看看父亲。

    生父身体不好一直未婚，酒也不能喝了，医生说他的病，再喝酒就要死。生父说对不起他们娘儿两，一年后生父死了，是肝癌。住院期间田姐还回去看望过几次。

    一个月以前我接到田姐的邀请，说儿子生了二胎，到某酒店去吃满月酒，作为多年的邻居，我和家人都去了，就是为了见证这个喜庆的时刻，和田姐开心的笑脸。

    作家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完整的故事，有的人生是一首诗，有的是一首歌，而田姐的人生，五味杂陈，到目前为止的经历，是一部未完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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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爷之死

 

四爷是爷爷的弟弟，爷爷弟兄五人，爷爷排行老三。四爷死于文革期间，属于非正常死亡。

    四爷解放前曾任日本人的保长兼乡长。权势熏天，身上带着盒子枪，穿着长袍，带着随从，称霸乡里，所到之处，路人侧目。爷爷的其他四个弟兄,均对他敬而远之。

    那时爷爷的母亲尚健在，我应当称为太太。五弟兄住在一个大宅子里。但生活是分开的。这个老宅子就在村后边的土台子上，现在尚存，春节前回去看，只有五奶奶一人住在哪里。

    因为爷爷和四爷爷争一块地，爷爷苦惯了，自然钱财看得重，决不让步，触怒了四爷。于是四爷叫来一干人把爷爷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带打。据家族中的人讲，爷爷被打的大小便失禁，惨叫声此起彼伏。后来爷爷的母亲，我太太跪求四爷，才算保住爷爷一命，没被打死。

    解放后四爷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成为农村的四类分子（后来有了五类分子），被管制。爷爷说他因为担任保长的时间短，且没出人命，所以没有枪毙他。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族还是相互往来，后辈没有什么隔阂。家族中有个红白喜事，出了大事，还是要共同协商处理、参与。相隔咫尺但是爷爷从不和四爷说话。

    爷爷很少谈及他和四爷的事，也从未给我说记仇、报仇的话。我们后辈相处如故。我在外面工作了，春节回家，家族的人会轮流请我吃饭，四爷的唯一的儿子也不例外。

    有一次我进城丢了钱，四爷在城里清运垃圾，我找到他，他很慷慨的给了我两元钱，那时一元钱可以吃一顿饭。回到家我去还他钱，他怎么都不要。

    六十年代文革之风席卷全国，四类分子的厄运也随之到来。他们不但被安排干最脏最累的活，收工后，还要义务扫马路。村里开大会他们会带上臂章，臂章上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字样。其他村民坐着开会，他们带着臂章会站在前排左右。低着头，直到散会。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了配合形势，他们会被被隔三差五戴着臂章，戴上高帽游行，自己敲着锣边敲边说：反革命某某是坏人，做了什么坏事，说了什么坏话，一路边敲边说，从村头到村尾往返几个来回才能结束。四爷爷的生活当时就是这样。

    那时四爷大约是40多岁。

    记得在一年的夏天，又是一个批斗会，规模空前宏大，气氛也很紧张、激烈。全大队（两个自然村）的四类分子全集中起来批斗，带着臂章和高帽，跪在大队部后面的路边上，会场也设在这里。全大队有几十个四类分子，从中选出3个跪在桌子上，面对群众。这三个被认为罪大恶极，当时叫死不改悔。其他四类分子拿着木棍，站在他们三个背后，让群众检举他们的错误言行，群众发言，历数他们的罪行，随着检举揭发的深入，愤怒的群众就喊打，站在三人后面的四类分子就抡起木棍朝身上打去，主要打背和屁股，台上是阵阵惨叫声。其中有个邻村的女儿检举桌子上跪着的父亲，边检举父亲边被打，她还不能哭，哭了会认为同情坏人，随时可能受到株连。

    这次四爷没有跪在台上，没有被打。他在下面头深深埋下。是不敢看也许是不忍心看。

    那时我还小，围着看热闹，个子矮看不见，就爬在树上看。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会议结束后，跪在台上的三个人已经不能走路，背上和腿上血肉模糊，被家人架着回家。

    第二天我还在睡梦中，就被声音吵醒，睁开眼看见四爷的儿媳站在我家院子里，喊我奶奶、爷爷快起来。我听见他们说，四爷上吊自杀了。遇到这样的事，按惯例要通知其他四家来操办后事，后事依例有二爷的儿子主持，因为他是农村干部，也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那时的农村人很多都不识字，文盲占很大的比例。

    爷爷会炒菜做饭，爷爷在农村周围红白喜事都是请他去主厨，这次照例也是爷爷主厨，简单操办，没有张扬，怕又惹出其他麻烦。我去吃了饭，吃了饭照样和小朋友嬉戏打闹。爷爷做好饭，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旁边发呆，很少看到爷爷这样的神情。

    那时四爷去世年龄大约在55岁以下。

    料理四爷丧事的时候，听大人讲，四爷看到他人被打的惨状，怕次日轮到自己，就自杀了，是吓死的。

    那时爷爷五弟兄中只有三人在世，四爷和二爷离世。二爷是因病去世的。

    现在爷爷五弟兄已全部辞世。算起来从爷爷辈到现在家族已经是五代了。

    现在爷爷的下辈也就是我的父辈，也仅存两人了。风雨漂零、人事沧桑。

现在想起来不禁感慨系之。遂留下以上一段文字，也算对于那段历史片段的一丝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