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一道又一道铁门后，我被领到504监室，狱警拎着一大串钥匙打开监室门，我战战兢兢地挪了进去，我开始疯狂地想家。
—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09个故事 —
下午五点，监室广播的开饭信号响起，我跟号房的狱友们挺直腰板，各自拿出存在盒子里的萝卜干（每天早餐发，吃不完可以存起来）齐刷刷地面朝铺板坐齐，等待“小红帽”（监室内提供生活服务的嫌疑人）分发饭盒。
统计馒头数量时，我要了两个，她们笑着说我最近的胃口不错，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我尴尬地陪着笑，心里却难受得想哭，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监室门，幻想着家人来接我。
半个月了，自从上个月会见律师后，我总是频繁地梦见哥哥来接我回家——等待家人接我回家，成了我在这里活下去的动力。
一周四次夜班站岗，使得原本睡眠质量就很差的我，变得更加神经衰弱，每次两个小时的站岗都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站岗时要必须站直，不能随意走动，夏天里的蚊子又多又毒，不到两天，我的脚踝便长满了蚊子的咬痕。
由于抵抗力低下、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兴许还有点水土不服，一开始站夜岗的时候，我曾发烧呕吐，
甚至两次晕过去，着实把同监室的阿姨姐姐们吓一跳。
漫长而艰苦的日子里，一千多公里外的亲人成了我的精神寄托。
深夜，我总是控制不住地思念父母、哥哥姐姐以及年幼的外甥。
我经常想，如果过去我不那么叛逆，乖乖听话，按部就班地读书，现在也才刚刚大学毕业，怎么会沦为阶下囚呢。
想到这里，我对自己曾经与家人的针锋相对后悔不已。
啃完一个馒头后，我开始低头喝着南瓜汤，眼看着天快黑了，心里特别绝望。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出不去，
那就至少要到下周一才可以出去。难道，真的如她们所说，要待够37天才可以走吗？还是，根本就走不出去了？
“余叡徨，释放！”管教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整个监室突然沸腾起来：“快，拿上你的钱卡赶紧走！”
“我就说你可以走的吧！”
在狱友的祝福声中，我头也不回地走出监室。走出看守所大门前，我看到墙上的“珍惜自由”几个大字，心里五味杂陈。
我叫余叡徨，90后，出生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农村，在家里排行老小，家境不错。
从小，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所有人看来，我会按部就班考上好大学，拥有体面的工作。
然而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原本在镇上有着稳定工作的父亲被迫下岗，为了养活妻儿，他背井离乡到省会城市打工，
原本计划将我送到私立重点中学的计划也因此搁浅。而我的母亲，除了照顾我的起居，基本不会过问我的学习。
青春期、纪律涣散的学校、突然自由起来的我，交了几个不爱学习、整天逃课泡吧的朋友。
经历了第一次逃课后，一直贴着乖乖女标签的我，尝到了放纵的滋味，开始无心学业。
父亲有时候打电话回家问起我的学习成绩，我总是敷衍搪塞过去。
最终，我浑浑噩噩地过完了初中三年，只考上了一所普高。
在我初中毕业时，哥哥姐姐们已经陆续参加工作，父亲的压力骤减，也是为了方便管教我，
他决定回家乡，做一份收入低微的工作。
高中，我依旧混着日子，学习成绩惨不忍睹，父亲看着曾经被称之为“别人家的孩子”的幺女变得叛逆乖张，心里落差很大，他试图把我拉回正轨，软硬兼施地督促我学习，然而已经自由惯了的我，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被管束。
我开始变本加厉地逃课玩闹，父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家里经常是父亲的谩骂声、母亲的哭泣声以及我愤怒的摔门声。渐渐的，我跟父亲之间筑起了一堵厚厚的墙。
2014年夏天，高考一塌糊涂的我连志愿都没有报，只身来到深圳打工。
自命不凡的我，认为不读书也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短短一个月，我每天在仓库里挥汗如雨，也由此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廉价劳动力”。
终于到了休息日，我一个人待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吃着泡面，对生活充满了失望。我开始想念家里舒适的席梦思大床、每日荤素搭配的三餐，以及每晚睡前的新鲜羊奶。
高中老师得知我回家，隔三差五地劝我继续读书，那时候正是专科补录的时间，他希望我参加补录，去学校学点东西。我坚决拒绝，直到补录时间过去，他突发奇想地劝说我复读一年，甚至用自己曾经的复读经历来鼓励我。
我依旧谢绝他的好意，表示再过几天会出门找工作。但实际上，我对未来毫无规划。
赋闲在家的日子，我依靠网络度日，每天追剧网聊，时间久了，也觉得乏味。时间很快到8月底，一些同学在社交空间分享即将去上大学的消息，也有一些已经进入各行各业打拼。
心高气傲的我，渐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坚决要参加工作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了。
后来有一天，一个关系不错的高中同学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她明天就要去新的学校复读了，询问我对以后的打算，我说还没有考虑。挂完电话，我在QQ上询问了几个中学好友，他们一致认定，我应该考虑一下复读。
8月31号，在高中老师的鼓励下，我向父亲提出复读的想法。没想到，一向希望我上大学的他，这次居然直接拒绝了我。
当着老师的面，父亲指责我不过是借口复读想去学校再混一年。他的一句话像针尖般狠狠地刺伤了我敏感的神经，也加剧了我对他的敌意。三天后，我收拾行囊再次外出打工，电话里，我向哥姐指责父亲不舍得为我花钱。
初涉职场，我断断续续经历了培训、游戏等行业，收入勉强可以养活自己。
当然，家人都没把我当初的一时气话放在心上，我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待上几天，只是跟父母的关系依旧冷淡。
2017年，姐姐的婚礼在深圳举行，临近过年，我辞去令我身心俱疲的销售工作，父母及老家的亲戚来参加婚礼，我忙前忙后地招待。
父亲听闻我辞职，来了后就训斥我一顿，说我读书时逃课，工作了动不动就辞职，简直就是烂泥扶不上墙。我指责他从来不为我的未来考虑，这再次加剧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恶化。
到了2018年下旬，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得风生水起，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也加入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互金公司，任职资产管理岗。
这是一家小型的网络贷款公司，公司员工加上老板不过二十来人，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向用户发放贷款，而我入职的岗位，属于资产管理部的“提醒专员”，主要工作是通过电话提醒到期以及刚刚逾期一两天的用户及时还款。
小公司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由于我入职时公司已经积累一批信用良好的老客户，所以逾期客户并不多，我的工作也比较轻松。
大部分客户在接到我的提醒电话后会表示抱歉，并在一两个小时内自行还款，偶有失联的或者恶语相向的，我会选择放弃，因为逾期时间长了，会有其他专门的同事去负责。
后来我才知道，公司一个D省客户恶意逾期，甚至扬言：“凭本事借的钱不需要还”，在与催款人员争吵后，以“被诈骗”为由举报了公司。
2019年7月3号，D省警方以涉嫌诈骗为由将我们全体员工拷上手铐带至派出所，简单地做了笔录后，我们被关在拘留室里发呆。
4号凌晨两点，警方要求我们提供家属的联系方式，本人签名确认后，警方将拘留三天的通知书寄给了家属。我想，这次我真的完了。
当晚，我们一行人就被押上火车前往D省。第一次坐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火车，只有面包和白开水充饥，我刚治好的尿路感染复发了。
由于我频频要求上厕所，一个年轻警察开始恐吓我，倒是一个年长的警官笑着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他关怀的语气让我开始想念父亲。
抵达D省派出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我们被连夜审讯，主要是说清自己在公司负责的工作。我满身疲倦地做完笔录后，我们被男女分开关在一个墙上都是泡沫垫的小房间里。
迷迷糊糊之中，天亮了，我吃过一个冷硬的馒头后，警方又将我们送往医院体检，并各自在被拘留30天的通知书上面签了名字。
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我失眠了，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五天了，家里没人找我吗？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难道他们不想理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拘留通知书寄到家的那天，父亲一边看一边发抖，最后躲到房间里嚎啕大哭。不知道哭了多久，冷静下来的他给我的叔伯兄弟们打电话商量。有人提出也许可以找找渠道花钱把我弄出来，至少要花几十万。
没想到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说：“有这个可能吗？有的话我马上去筹钱。”
最后是一个当过兵的表哥劝阻了他，表哥说：这种花钱弄人的事情可能性太小了，不如请个律师去会见，多打点生活费，让妹妹在里面过得好一点。父亲才稍稍冷静下来。
6号那天，经历了一系列的常规入所体检后，我们十来个女生被押送至D省某看守所。
穿过一道又一道铁门后，我被领到504监室，狱警拎着一大串钥匙打开监室门，我战战兢兢地挪了进去，我开始疯狂地想家。
那天是星期六，监室内的人齐刷刷地坐在板凳上看电视，这时，每双眼睛注视着我，还没来得及害怕，两个戴着小红帽的阿姨就对我说：“把衣服脱了。”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电视剧里牢头狱霸欺压女犯的场景，竟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姐姐，轻声告诉我：“进来就别想那么多，守好规矩，有什么事找小红帽或者找我。”
我没有转身，背对着她点点头，瞬间又哭了，我想我姐姐了。
傍晚5点，监室的开饭信号响起，给我裸检的两个红帽起身，其中一个走到洗手池那边拿饭盒开始发放，另一个走到监室门边面向我们招手说道：“统计馒头了！吃两个的举手！”
随后，一辆造型类似于马路上的垃圾车在监室门口停了下来，两个红帽颇有礼貌地向师傅问好，菜汤通过门下方的小口子顺着特殊的管子流进提前准备好的菜桶，接着，坐在后排一个阿姨面带微笑地起身开始给大家打菜。
打到我这里时，她一下子舀了一大勺，我略带歉意地告诉她：“我吃不了这么多。”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直接去给后面的人打汤了。
后来，这个阿姨成了我被拘留期间最好的朋友，她叫张修沁，在这里已经待了很久。
看守所里的生活极其枯燥，没想到的是，这一个月是我有史以来过得最规律的一个月。
严格的作息，苛刻的卫生标准，几天下来，我浑身腰酸背痛。独在异乡，深陷囹圄，我常常睡不着，有时候刚睡下，又被喊起来值夜班。
失眠时，我常常闭着眼睛回忆过去，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错的。
一次，张修沁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我没睡，就压低声音与我聊天。
她告诉我，她与丈夫白手起家在H省拥有一份家业，后来他们收购了一家有问题的公司，导致夫妻俩双双被抓。她有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儿，所以第一次见我便心生怜惜。
见我心事重重，她问起我的情况，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值班员就催促我们赶紧睡觉。后来，我失眠的时候，就跟她互诉衷肠。
37天的日期，是她告诉我的。她在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肯定地说，等30天的调查期过后，再就是7天的等待期结束，我就可以回家。
她的一番话让我重新燃起对生活的信心，我开始尽量多吃点饭，睡眠质量也稍有好转。人在有希望的时候，日子会过得快一些，不知不觉，日子到了第30天，在经历一系列的信息核实后，办案人员将我们从看守所领了出去。
真的是哥哥，我日思夜想的家人，看清他时，我控制不住地大哭着奔向他。
我这才注意到，六个人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有亲属过来接。
哥哥打了车，送我到附近的酒店，从包里掏出一套新衣服对我说：“这是姐姐给你买的衣服，先去洗个澡，一会儿哥带你去吃海底捞。”
我拿着衣服进了浴室，忍不住用鼻子嗅了嗅，痛痛快快地把全身上下洗了好几遍。
从浴室走出来时，我看到哥哥正在给表哥打电话告知我的情况。随后，哥哥打开微信，让我跟家人逐一视频，当我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父亲，又一次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哥哥见状找了个理由挂了视频，拉着我出去吃饭。
回到家，迎接我的是父亲亲自准备的一桌菜，等我洗过手上桌，父亲颤抖着双手往我碗里夹了一块卤肉，我鼻子一酸，不管自己走到什么地方，他一直都惦记着我最爱吃的东西。
哥哥开了一瓶红酒，家人们碰了杯，彼此默契地吃着菜，没有人去提最近发生的事。
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得并不踏实，半夜醒来的时候，总以为是轮班的人提醒我排夜岗。像是一种后遗症，那种感觉很磨人。
父亲拿着剥了壳的鸡蛋往我的手里塞：鸡蛋怎么不吃？我想起在监室每天早餐分发的一个鸡蛋，以及关心我的几个大姐经常塞给我的鸡蛋（看守所里，鸡蛋是限量补充营养的食物），说实话，我现在看到白煮蛋就烦躁。
回来后的日子，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有点过分紧张，在家睡觉时，我没有关房门的习惯，恍惚醒来，看到他蹑手蹑脚地在房门处看着我。
整整一个月，我的面黄肌瘦令父亲不安，于是他变着法子给我炖各种汤。我跟他表示自己吃不下，不要再特地开小灶，然而父母对我的话置之不理，依旧给我加餐，并且乐此不疲。
面对他们的过度呵护，我很难接受，甚至时常联想到在看守所里的生活，有些恍惚。
她告诉我，我被抓的那一个月，父亲常常半夜跑到我房间，一个人偷偷地哭。原本是个话唠的他，竟也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得知我快回来，他又时常拉着母亲和姐姐念叨我过去的事情。
那时我才听姐姐说，曾经的父亲希望我靠读书谋前程，后来反对我去复读，只是在新闻上看到很多不堪忍受压力寻死觅活的复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