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奈

青春无奈

 

－－作者：葛剑雄

 

 

这几年常见到“青春无悔”的口号，特别是用于回忆知青上山下乡、或经历文化大革命及各种政治运动，

 

以表示回忆者的达观，显示其“革命豪情”，并影响没有这类经历的青年一代。对此，我绝不赞成。

 

 

这完全是歪曲历史。所谓“无悔”，只能是就个人曾经作出的选择而言，

 

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完全是在被强制或受欺骗的情况下才参加或卷入，

 

只能说是无奈。

 

 

这完全是在欺骗。既然“无悔”，何不干下去？

 

但高唱“无悔”的人今天基本都是官员、企业家、学者、富人、名流、留学生，

 

至少已回到城里安家立业并进入小康，有几个还在农村、山区战天斗地？

 

既然“无悔”，完全可以回去，或者把子女送去，但这些人中还有人这样做吗？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那些人“无悔”的事物，都与文化大革命和此前的极左路线密切相关，他们“无悔”的结果，

 

岂不是在用事实肯定这场浩劫和此前的序幕？莫非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所以，当我在回忆自己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至“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时，

 

深感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并非是由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这段历史所造就的。

 

是的，我们曾经被愚弄，被欺骗，被压抑，也曾经被煽动，被吹捧，被利用，既作为“革命动力”，

 

也当过“革命对象”。我们当然应该深刻反省，毕竟青春无奈！

 

 

 

中学生活自然也给我留下过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在人到中年后，更免不了会感叹岁月无情，青春难再。

 

但我宁可为了未来而走向死亡，也不愿意再回首那无奈的青春。

 

不过，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历那样可怕的年代，我不得不一次次回忆并记录下这段无奈的青春。

 

下面先摘录二则：

 

 

 

中学生的“大跃进”

 

我是1957年进中学的，“大跃进”兴起时正读初二，当时的狂热和荒唐至今记忆犹新。

 

印象最深的几件事，一是“放卫星”。

 

当时报上每天都在“放卫星”，各种奇迹不断涌现，产量天天翻番，

 

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哪里知道什么真假？

 

整天唱着“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沉浸在狂热之中。

 

不知是出于学校领导的布置，还是少先队员出于革命热情而自发行动，或者兼而有之，

 

学校里也开始“放卫星”了。开始的口号还比较谨慎，如有的班级提出“消灭不及格”，

 

但在其他班级“消灭3分（五级记分制，相当及格）”的口号面前，

 

马上有人放出了“全部5分（优）”的“卫星”。可是不几天，“全部5分”的口号也显得保守落后了，

 

因为据说别的中学已提出在初中学完高中课程，有的学生还准备著书立说。

 

 

于是，一个个具体的“卫星”放起来了。

 

如三天消灭错别字，办法是每天测验几次，教师来不及批改，就组织学生批改，

 

甚至同一座位互相交换批改。很快就有班级向校党支部报喜，最近一次测验证明全班已消灭错别字。

 

消息传出，其他班级也喜报频传，不到三天全校就放了“消灭错别字”的“卫星”。

 

 

又如全部通过“卫劳制”（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标准，初中生虽然是初级，但也有规定的指标，

 

如60米跑、400米跑等都有具体的时间，短短几天之内如何能全部达到？

 

于是没有通过的学生就在操场上不停地跑，累了就歇一下再跑。

 

在这种情况下，照理不可能越跑越快，但一遍遍下来，不通过的人居然会越来越少。

 

直到天黑，不知是学生们真的越跑越快，还是计时的教师也放了卫星，奇迹终于出现，

 

全校学生全部达标，报喜的锣鼓又敲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门前。

 

 

 

 

二是大炼钢铁。

 

“钢铁元帅升帐”似乎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记得具体的口号是“为1080万吨钢而战”，

 

以后指标又成了1800万吨。不久就轮到中学“大炼钢铁”了，

 

教师和一些身高力壮的学生在操场上建起一座炼钢炉，其他学生全出动收集“废钢”。

 

我们那所中学是新建的，实在找不到什么废钢，学校周围是棚户区，都是非常简陋的房屋，

 

几乎没有钢铁可拆，大家就跑到苏州河以南的住宅区，将弄堂口的铁门、

 

一些房屋上的铁栅铁栏全部拆下砸碎，有的同学还把家里的铁器拿来，

 

有的工厂放在马路上的零件也被当废铁搬了回来。

 

晚上操场上炉火熊熊，师生们挑灯夜战，终于把“废铁”炉成了一堆黑乎乎的“钢”，

 

接着就是抬着这堆“钢”报喜－－不是向本校党支部，而是游行到区委。

 

 

 

再就是消灭麻雀。除了平时用各种方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外，还有集中的行动。

 

记得全市消灭麻雀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到了学校，我分到的任务是和一批人一起爬上三楼屋顶，

 

见到麻雀飞过就高呼驱赶，不让它们停留。

 

四周到处都有人放鞭炮，敲锣打鼓，挥舞旗帜，奔跑呼号，各显神通，据说战果辉煌。

 

虽然我们在屋顶没有抓到一只麻雀，但都相信自己为“灭四害”尽了力。

 

 

 

除此之外，我个人还有过一项“大跃进”的成果。

 

我们去育才中学参观了教育革命展览会后，学校提出要实现“电化教育”。

 

我积极响应，向地理教师建议制作一件“电化教具”。

 

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木框上放一张全国地图，底下用不同线路安装不同颜色的小灯泡，

 

用开关分别控制，演示时根据需要开灯，分别显示城市、铁路、河流等内容。

 

学校给了我们一笔经费采购小灯泡、电线等，木工为我们做了木框，

 

我和一位同学夜以继日忙了几天才制成，送往展览会向党献礼。

 

但以后再未见到这件教具，教师自然没有用过。

 

 

 

 

饥饿的记忆

 

初中时，学校附近的街道办了食堂，虽然还不像一些“共产主义”的典型或农村那样“吃饭不要钱”，

 

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我还能从有限的饭钱中省下几毛钱买书。

 

可是等我1960年进高中时，粮票的重要性已经尽人皆知。

 

本来在饭馆用餐，在点心摊买早点是不要粮票的，但不收粮票的地方越来越少。

 

特别是廉价饭馆和点心摊，每天供应的数量已很少，顾客必须提前排队，或等上很长的时间，

 

才能买到限量供应的一份。为了省下粮票，家里人曾几次到浙江路一家面店门口排队，

 

轮得到的话，每人可吃一碗素交面（就是在面条上放几小块冬瓜）。

 

不久，所有的漏洞都给堵死了－－饭馆、点心摊凭“就餐券”供应，食品店的饼干糕点凭“糕点券”，

 

与粮票一样严格配给。

 

 

 

进高中后我一直在学校的食堂吃包饭，午、晚餐都是八个人一桌，饭量可以各人自定，

 

每人有固定编号的碗。女同学大多定三两一顿，男同学普遍是四两，个别有定五两的，

 

食堂根据所定数量放米蒸饭。由于炊事员放米放水未必精确，有时四两的饭还不如三两多，

 

有时同样的定量却相差很大，当时同学间虽还相当克制，但心里却不能不计较。

 

如果同学间拿错了碗，定量少的吃了定量多的，那就更加尴尬。

 

轮到十天半月一次吃肉，大家就像过节一样，但轮到分菜的同学负担就特别重，

 

要是菜盆中的八块肉大小相仿还好办，要是有大有小就麻烦了。

 

开始时菜盆里的青菜数量还是充足的，尽管几乎没有油水；

 

后来连青菜也不见了，只有一些卷心菜的老叶。

 

到了冬天，饭碗里经常是“光荣菜”。

 

所谓“光荣菜”，就是以原来喂猪的豆腐渣为主，放少些菜叶、豆腐一锅煮成的。

 

味道是不能计较了，再说这是“政治”立场，再不好也得吃。

 

由于数量不少，吃下去的时候倒很饱，只是维持不了多少时间。

 

 

 

在家吃饭也同样吃不饱，因为除了凭小菜卡按人头买到的蔬菜（基本都是卷心菜的老叶）

 

和凭票买的几两肉、几分钱豆腐外，一切食品的来源都已断绝，

 

所以每家每户都在为了让这少米、无米之炊塞饱家人的肚子而各显神通。

 

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办法是先将米炒熟再做饭，原来一碗可以变成一碗半，吃饭时虽皆大欢喜，

 

却解决不了吃下一顿前的饥饿。报上还介绍生产小球藻，用人的粪便喂猪，

 

将饲料省下来渗入粮食一起吃。学校的生物教师辅导大家养小球藻，

 

到处是一个个放着发绿的水的瓶子，可以从来没有人吃过据说极富有营养的小球藻。

 

用粪便喂猪的确实行了，但人本身已极其缺乏油水和营养，粪便中还能有多少有效成分？

 

所以当时偶尔吃到的猪肉也是一层皮连着瘦肉的薄薄一片。

 

 

 

最倒霉的大多是各家的主妇、母亲，为了让家人和子女多吃一点，往往只能自己忍饥挨饿。

 

但在一些多子女家庭，即使母亲整天挨饿，也无法解决子女间的争夺，往往只能采取分食制。

 

我家的邻居家有六七个孩子，最大的是我同学，每天早上，母亲按各人定量将全家当天的粮食分好，

 

然后各人自己决定如何吃。所以他家的煤炉整天没有空，特别是分了面粉后，有的做面条，

 

有的摊饼。当然母亲做好了菜后也得分配，否则就无法使每人都吃到。

 

 

 

在饥饿的日子里，吃了上一顿就在等着下一顿，特别是上午第四节课时，都在盼快点下课。

 

当时高中生根本没有手表，个别家里有钱的同学也不敢戴手表。

 

轮到我们坐在靠窗一排时，就在课桌上放一个钢笔套，记下太阳影子的长度，用这方法来估计时间，

 

又通过手势或纸条告诉其他同学。饥饿和营养不良不仅使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人发育推迟，

 

身材矮小，而且患上各种疾病，每次体检都有新的结核病人被发现。

 

我在1962年5月的体检中查出患上了浸润型肺结核，只能立即休学，一年半后勉强复学，

 

因原班级已毕业，转入下一级。

 

但到1964年高中毕业时，肺结核尚未钙化，体检仍不合格，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

 

 

 

 

经常性的形势报告和政治学习，使我们深信，饥饿是由“连续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

 

并且是暂时的。

 

当我们听到“毛主席已不吃肉了”的消息时，更感动万分，因为我毕竟每旬都有二两肉票呀！

 

伟大领袖的生活比我们还艰苦，于是咬着牙省下一二斤粮票上交团支部。

 

我们更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虽然吃不饱，但党和政府还配给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会管吗？

 

要是他们那里遇到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劳动人民不知要饿死多少！

 

 

 

在学校附近的北火车站一带曾出现一些从乡下逃出来的饥民，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先是要饭，

 

说快饿死了，哀求救他一命，但哪里要得到？

 

于是就开始抢吃的，从别人手里抢过大饼、油条，拼命往嘴里塞，任凭如何打骂，他们一概忍受，

 

只是死不吐出到了嘴的食物。实在无法一口吃下的，如半碗稀饭，也会吐上一口痰，

 

使你只得让他吃了。学校立即进行思想教育，说明这些人都是农村的地富反坏，

 

不愿老实接受劳动改造才逃出来。不久这些要饭的果然被统统赶走，

 

我们自然毫不怀疑他们是罪有应得，共产党领导下还会有人饿死？

 

 

转自《私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