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之路

来源: 2020-05-29 13:40:11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外籍院士马佐平:中国芯片之路他很失望!

2020-05-21 · 先涨娱乐大师

 

2014年中国政府有关当局,意识到我们中国每年进口的芯片数量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了,

原来是最大宗的进口是石油!

但是芯片已经超过石油,所以就痛定思痛。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中国的芯片产业把他能够迎头赶上,其实以前马教授是中科院的外籍院士,

以前每次有机会他就把他的这个建言在原单位里面提出来等等的,但是后来没有什么大的效果。

  
 

  所以他想这次可能是一个机会了,所以就找朋友约了大基金的总经理,跟他谈一谈,

提出一些小的建议,结果那天就跟大基金经理说我们来谈一下有关这个大基金怎么用?

  
 

  把建议提出来以后,这个经理给教授说,马教授,其实你讲这些我们都很清楚,也很认同,可是呢,

我只是一个总经理,是执行的,这个要主管方出面才行的。经理说他上来马上明年就要有业绩,

后年有业绩,连续三年要有业绩。

  教授说那时候建议就是说只要拿百分之几也就5%的大基金拿出来支持基础的一些研究长远的,

持续的。这样我们也需要十年,有些成绩要20年,真的到时候能看出一些很好的效果。

  经理说这个他也认同,可是做不到,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做那种长远的事,所以教授非常失望,

觉得这次可能又要打水漂了。果然后来拿这些钱买了几个小公司就草草了事了,再后来就另外动脑筋,

要自己盖厂,结果在后来的两三年里面就破土建了24个芯片厂,每一个平均是50亿美金左右,

耗费很大的,还有一个武汉的厂子,耗费240亿美金。

  
 

  技术都是买来的,又只能买人家十年前的,或者甚至15年前的。

盖完以后,也许可以生产一些芯片,但是已经是落伍的芯片,这样长远来说,

你每次都要再去买新的技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教授又一次感慨非常失望。

  
 

  台湾在这一点上就做的不错,他们为什么能从零到有,在半导体方面从设计、制造、

封测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这是他们成立了一个专家团队,虽然这个团队没有一个台湾人,都是外国人。

  最重要的是这个团队的人都没有私心。

而在国内教授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国内的专家团队往往有自己的私心,他们是裁判兼球员。

 


 

  他们既要制定大基金的审核制度,又要自己的团队来申请基金。

并没有把基金给到真正需要这笔钱的人手里。

教授觉得,政府应该要有更大的心胸,因为中国有这样的能力做到。

中国应该找一个有经验的,有前瞻远虑这样的专家团队。可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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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片的问题,

14年前这位美国华裔科学家就预料到了

来源:优米网  2018-05-04

这是14年前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当时采访的华人研究芯片的美国工程院院士马佐平教授,

他当年提到的中国科技体制的问题,各自为阵的问题其实每年都存在,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芯片问题,明天还会有别的问题,问题的本质不改变,皮毛的东西改变其实结果未见得好!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的成立工作,二期拟募集1500亿-2000亿元人民币,计划今年完成。

知情人士称,国家基金二期的出资中,中央财政、一些国有企业和一些地方政府等都将出资该基金一期

已经投资超过20家上市公司,包括中兴通讯和中芯国际等。这样的方式来应对芯片危机,是不是还是个皮毛?

芯片是个慢活,一个急功近利,对失败零容忍的文化氛围能搞出来芯片这样的科研创新吗?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的。

作者2004年和马教授合影

下面是采访马佐平教授的内容,看完您就明白为什么芯片砸钱和单纯依靠一家几家公司很难有好结果。

 

耶鲁马佐平语重心长谈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瓶颈

王利芬/文(写于2004年)

 

 

我想写马教授并不仅仅因为他是美国国家工程学院中唯一的华人,也不是仅仅因为他是耶鲁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和耶鲁大学微电子中心共同主任,更多的是因为马教授与中国已有十多年的业界交流,从而他有着局外人的独特眼光,另外,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吸引着我。

 

在与马教授接触不多的几次中,我强烈感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结晶后且超越这两者的优秀品质。既便你与马教授接触时间很短,也会由衷地说,马教授真好,真的很好。至于要说是什么好,还真说不出来。细想一下,大体可以这样来概括,冷静而不失热情,周到细致而不繁琐,直爽而不失温和,执着而不失弹性,坚持而又包容,平和而不失个性。

 

其实这些特点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兼有是极难的,也是少见的,如果这些品质在一个人身上混合不好,你会觉得很怪,可放在马教授身上却很成功,原因是他将中西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进行了化学性的融化,而不是堆积,而且在融化的过程中,度的问题把握得很好。

 

其实,世界上本质性的东西并不是很多,问题是在某某本质之下,量的把握和度的运用,这个运用就是生活的艺术。我一直以为,学工的在这种度的把握上要比学文的差一些,但马教授让我这个好多年的想法有了许多改变。

来自台湾的马教授其实生在中国大陆兰州市,父母都曾是国民党。1949年,父母带着当时只有四岁的他和刚刚出生的小弟弟到了台湾。1969年马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电子工程系,之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取得机电博士学位,1974年获博士学位后到IBM从事硅晶体管组件科技研究,1977年回到母校耶鲁大学任教,他所从事的研究对电脑及手机等微处理器向“小而精”方向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年年初,在美国国家工程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公布的年度院士名单中,马教授荣登榜上,是77人中的唯一华裔。

 

我与马教授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少时,在这两个多小时中,我其实是上了一堂极好的科学入门课,同时也对中国科学,尤其是微电子研究方面的发展,从他的角度有了一个概括性的理解。

 

我们的谈话大约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大学科研的组织方式,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他的角度看中国半导体行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所聚焦的说起来是两点,可是,从中让人所感悟到的却远远超出这些,在两点的枝曼中,有许多生活的哲理,当然,为了保证谈话问题的集中我不得删节了许多。

要点提炼:

1.中国高等院校的情况是参差不齐,消息还是很闭塞。人家早就不做的东西了,他们还在做。想自力更生,其实弄出来过时了。

2.科技发展最重要的是机制,尤其是半导体,市场变化太快,这样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多了一定行不通,一定要放手让人们去做。

3.中国的发展很快,一些在建的厂在国内就很有市场。在至今为止是一个制造中心,将来总是要加强研发的,否则永远在别人后面。

开放的思路:科学发展的制高点

王利芬:马教授,你一辈子致力于通讯技术的研究,通讯技术带给今天社会的革命已让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佐平:人类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可以用一种东西来概括,比如说铜器时代,现在可以说是硅器时代,这个时代可能会延缓一千年。

王利芬:以前的社会处于相对缓慢发展阶段,现在的速度快多了,所以,硅器时代会不会相对短一些,会有更新的东西来代替?

马佐平: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替代他。

王利芬:读者其实对信息产业的发展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前沿的产业,年轻人非常喜欢,你能简单说一下你做的研究是什么吗?

马佐平:我做的是芯片上主要器件的研究,现在记忆储存的关键的就是晶体管,CMOS,我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王利芬:信息产业一日千里,你们做这方面研究的是不是有一种紧迫感?

马佐平:我们做研究的要在市场出来前10到15年开始,公司有三年左右的提前期,而我们更早。

王利芬:那么这个预见性相当强。

马佐平:对,相当强。

王利芬:那么您十年前开始时,您所做的研究与生产链条有任何关联吗,还是只是一个观念上的?在中国我们常看到大量的科研成果在实际中并不发挥作用,死在哪里。

马佐平: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时,可能是各自为阵,大家各自发表一些文章,做一些研究。如果碰上了你的项目公司感兴趣,他们会来与你合作。可是在1994年开始,在以硅为主的半导体工业,大家觉得这样不行,这样投资量太大,会有很多浪费,后来就照着摩尔定律做了一个蓝图,十五年的蓝图,集思广益,找工业界,学界和美国政府,组织一个半导体工业协会,制订这个十五年蓝图。

王利芬:这个协会起的作用很大。

马佐平:非常大。那时就定下来,每三年订一个计划。这个协会是以公司为单位,但我们被邀请去参加讨论。

王利芬:这个讨论的信息是公开的吗?

马佐平:是公开的。这是一个路线图,相当于一个这个产业发展的路线图。后来是每两年往上修正一次,到了2002年,就每年修正一次,而且邀请的人包括国际的,不仅是美国的。

王利芬:中国有一些协会就起不到这个作用,因为对于信息的制高点没有占领,参加者也就兴趣不大。

马佐平:1994年以后,尽量照着这个路线图来,这个中间有哪些问题都被列了出来,我们的研究就针对这个问题来做,有人研究五年期的,有人研究十年期的。

王利芬:如果两个人撞车了呢?

马佐平:那么就要比,看谁的好。如果比较近的,那么工业界就找上门来了,就来谈合作。一般来说,工业界是研究三年内的。我们一般找更长远的来研究,也比较容易主导,如果很近,大公司本身就要主导。我们现在有20年以后的研究项目。

王利芬:工业界不是有研究所吗?

马佐平:以前的贝尔实验室研究很强,连基础研究也做,因为当时他处于垄断地位,利润很高,没关系,这是未被解体之前。后来被解体后,所做研究是非常短期的,而且一定要做与产品相结合的东西,所以,研究力量相对弱下来了。现在工业界的研究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现象。

王利芬:这样不是很短视吗:

马佐平:还好,美国有国家科学基金会。它是国会要拨款的,这主要支持长期性的研究,学校也可以申请,个人也可以申请,不过我们认为钱不是很多。另外在美国生物科学方面,关于人体健康的研究,那个钱会更多,近期的远期的项目都有。还有就是美国国防部下的一个机构,专门找各种项目的研究人才,通常是跨学科,跨项目的,通常他们会开一个研究计划,你可以申请。还有一个是能源部,以前美国造原子弹也是在那里,他们下面有好几个国家实验室,也有许多研究项目。还有交通部,海军空军等研究项目。他会公开一些研究人才的需要,他不会说是为什么而做这个研究,只会说我需要什么样的研究人才。

王利芬:这样美国无疑就是吸引各种人才在这儿,为他服务。这种开放式的想法是美国能强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王利芬:马教授,您与中国合作这么多年,从您的角度看,中国在半导体研究方面的研究状况如何呢?

马佐平:我从九三年就与大陆接触。那时候大陆有很多电子研究所,第一个叫航天部,其中有一个部门研究人造卫星,其中有一个关键部门研究抗幅射效应的芯片,我那个时候在那方面研究算是比较领先的,怎么样在太空中抗幅射。我来了以后,走了很多地方,我那时感觉中国有很多很小的,技术水平差不多的研究所,第一次在北京见面时,发现他们有很多单位都在做同样的研究,他们这些单位也互相并不认识,因为我的到来,他们才知道还有一些单位在做着同样的研究,完全没有一个整合。

王利芬:中国除了研究机构,还有一些高等院校,您去那里看过了吗?

马佐平:我也去了,高等院校的情况是参差不齐,消息还是很闭塞。人家早就不做的东西了,他们还在做。想自力更生,其实弄出来过时了。

王利芬:那现在您看到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马佐平:现在好多了,有一个转折点是1999年,吴基传做信息产业部长时,他弄了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中国只有一个华宏—NEC,但影响不大。当时中国信息产业部找了海外的一些人开了一个会,我也在其中。结果我们那时候认为可能是来一个五年计划,开一个会,之后就没影子。但我们想,已经这么远来了,就要尽我们的力量是什么就讲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国内不好讲,我们讲了反正也拿我们没办法,既然来了就要讲真话,所以我们讲得相当直率。

王利芬:讲出来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马佐平:第一,最重要的是机制,尤其是半导体,市场变化太快,这样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多了一定行不通,一定要放手让人们去做。当时说不能只给这个工业这样,因为还有其它工业,我们说从我们建议的角度只能这样,能不能做到应该想办法。当然还讲了其它的。在会上当时联想的柳传志很生气,说华宏—NEC的故事,当时联想被要求买华宏—NEC,这是国内的公司,柳传志说如果你的质量和各项标准都合格,我们当然想用国内的,尤其是联想也是民族企业,可联想接下来与华宏联络,一直拖了几个月,都给不出一个产品名目,但还是被要求买,柳传志说我们用外国公司的产品,你还未说话,他每个月都寄一些新的产品的说明,服务非常好,而我现在与一个国有企业做,主动找上门,情形却是这样,这肯定不行。还有一个公司,倒是给了样品,但下个月需要200万时,根本制不出来,其实当时的样品是凑出来的。

王利芬:当时的那个会看来开得有成效,因为您说是一个转折点。

马佐平:对,当时的部长很认真,还有一个司长一直在记笔记。没想到现在中国所做的与我们当时提的不谋而合,现在中国的形势非常好。

王利芬:能详细说一下吗?

马佐平:中国的发展很快,一些在建的厂在国内就很有市场。在至今为止是一个制造中心,将来总是要加强研发的,否则永远在别人后面。研发在学校中有,尤其是重点的一些学校,其设备一点都不比美国的学校的设备差,但设备利用情况不好,比如暑假期间由于天热就不用,暑期其实是我们利用得最多的时候,也是最好做科研的时候,没有杂事打扰。其实这些机器五年后用处不大了,如果用得较少,投资就会浪费,因为每年都有折旧。

王利芬:工业界研究开发还是很少。

马佐平:对,中国现在只是院校在做,工业界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还来不及顾及这个。

王利芬:如果不做,不就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吗?

马佐平:这是实力在较量,有时没办法。

王利芬:如果中国有哪个大的企业要做研发请您回国,您怎么想?

马佐平:有可能会回来,只要能用得上力,我很愿意。

王利芬:谢谢马教授,您今天给我上了一课,一堂非常有趣的科学普及课,我相信我的读者也会从中受益,

              有时,一个局外人的眼光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马佐平:也谢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