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妹

 

 

厂妹14年，这是我能拼到的最好生活丨人间

原创 老布 人间theLivings 2020-05-25

 

有时候迷惘，自己喜欢安稳，总窝在一个地方不曾出去闯荡，是不是慢慢活成了《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布，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害怕出去面对新的环境和认识新的人。

 

 

配图 |《奇迹的女儿》剧照

 

 

 

 

 

 

 

1

 

2006年初，19岁的我提着行李来到深圳一家日资企业——姐姐的朋友李雪在里面做工，听她说待遇不错。彼时的我，已经辍学两年，在一家电子厂待过一年，工资不高，人却极辛苦。

我到的那天是正月十四，厂里已开工一周，李雪打听到下次招人可能得等一星期。没办法，我只好趁人多混进她宿舍住一阵。白天别人去上班了，我就趴在窗前，好生羡慕那些穿着粉红色工衣打打闹闹上下班的女孩。一周后，工厂发布招工30人的消息，条件还挺苛刻：只招女工，年龄18到25岁，身材匀称，视力好。

“也就是太矮太胖太瘦都不行，听说脸上痘多的也不招。”李雪调侃道，“不过，即便这样，想来的人也很多，毕竟这里底薪加班费都严格按劳动法规定执行，加班多，也按时发工资，从不拖欠，年底有双薪。你得早点去候着。”

我知道，这样的厂并不好找，便按李雪的嘱咐一大早就去排队。所幸，可能因我站在前面，被挑了出来，随后的考试、测视力都很顺利。当天下午，我便如愿领到粉红色的工衣，也分到了自己的宿舍，6张上下铺，12人间。

 

这家日资集团公司当时在深圳落地10多年了，总部在香港，东莞和中山都有分厂。主营业务是生产电子塑胶产品，没有自己的品牌，只做进口来料加工，有注塑机80多台，有将近8000人。负责生产的主要是组装部和涂装部，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被分到了组装部下全厂唯一可以坐着上班的车间——测试PCB板。

试用期3个月，白夜班两班倒，底薪700元，转正后能到810元，加班费另算——每天加班4个小时，吃饭的半个小时，也算加班。工作也简单，就是将比指甲盖还小的电子元件PCB板放进机器里检测，按检测指示灯区分良品和不良品就行——不过，做久了，容易在犯困时将不良品放到良品区里，QA（质检员）抽检被查到的话，就要全部返工。

那时候订单量很多，周末很少休息，有时候一个月只休一两天。我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就有1600块，往后几个月都差不多，我已经很知足了。

家里虽清贫，但好在哥哥姐姐也在自己打工，父母务农，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往家里寄钱。妈妈说：“你们自己赚的钱自己存起来，别乱花就行。爸妈没什么本事留给你们什么，但也尽量不拖你们后腿。”厂里吃住都有，所以我每个月都能存下2/3的工资。

宿舍有个女孩叫小满，湖南人，脸蛋圆圆的，特别可爱。她妈妈在我们厂食堂上班，她的工资卡由她妈妈保管，每个月只给她三四百的零用，伙食在工资里扣。可她很喜欢打扮，总想买些时髦的衣服，也常去网吧上通宵，因此，一到月底零花钱花光了便到处借钱，可又从不让她妈知道，下个月就找借口向她妈多要点。

剩下的几个女孩里，阿媚是广西人，跟我一样话少，她的工资大半要供她哥哥上大学，每个月基本剩不下钱；秋华是河南人，比我们都大，已经结婚生子了，老公也在附近打工，她的钱都是一块掰成两块花，“得寄给在老家的娃”，她说自己吃不惯南方的米饭，经常中午只吃泡面，晚上去外面的夜市吃，那时夜市的炒面只要两块五。

宿舍里和我最要好的是娇娇，我俩同时进厂还在同一车间，她长得娇小，眼睛又大，整个人如洋娃娃一般。记得第一个月发工资时正好上夜班，一大早我俩就跑去逛街，中午才回到宿舍，拿出一堆刚买的廉价化妆品，往对方脸上抹。

粉底、眉毛、眼影、口红，腮红什么的都不太会用，抹了又擦掉，然后又换个颜色，最后两人看着彼此五彩缤纷的脸笑到肚子疼，一直玩到下午三四点，才不得不洗脸睡觉，因为晚上8点还得上班。

可惜娇娇在厂里做了半年就离开了，她男朋友在市内上班，帮她找了个卖化妆品的工作。那时我渐渐发现，漂亮又活泼的女孩子一般在厂里是待不久的（李雪这时也离开了）。而像我这样放在人堆里不扎眼、性格又内向的人，才不会轻易挪窝——当然，也没那机会。

娇娇走时给我留了个号码，但那时我还没手机。等我有手机时，她的电话已是空号了。

 

 

2

 

一晃两年，日子过得平静，我也踏踏实实做好分内的事儿，每个月的绩效评定都是优，会额外有100元奖励。娇娇走后，我没太遇到更贴心的朋友，所幸这里上班时间长，每天车间、宿舍、食堂轮着转，也没多余的心思。

2008年，我已经调去当物料员，工作就是从仓库把生产所需的物料开单领回来分给相关人员，同时也将他们做出的成品打包记账，然后每天报数给负责管理这个机种的办公室主管。工作繁琐，好处就是不需上夜班了。

干了几个月物料员后，车间里的班长要辞职回家结婚，张主管见我和其他部门的关系处得不错，而且做事踏实细心，觉得我有做管理方面的特质，硬推我当班长。其实我不太想当，一来我胆子小又不爱出风头，不太想管人；再就是当时的部门经理是个厉害人物，虽然我很少见到他，但只要他来车间视察，每个车间上到主管下到工人都如临大敌，当了班长，还不得时时应对他阴鸷的眼神？

不过既然被张主管推荐了，我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况且她还说，“当班长后公司内招文员你可以去报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班长和员工的底薪一样，只是每月多300元的职务补贴。

班长每天早上需给员工开会，那时我负责的车间有60多个员工。头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讲话，我不免有些紧张，头天晚上辗转难眠，索性写好纸条列出早会要说的问题点，无非就是“产能”、“品质”、“纪律”、“5S”等。

可到了第二天，看着下面员工排成几排的队伍，我有些哆嗦了。最要命的是，张主管在后面听，我刚讲了两句，她就喊道：“大声点，后面听不到。”我只能尽量提高音量，准备了6个问题点，不到5分钟就说完了，最后还得张主管来补充。

好在这个车间人员、业务我都熟悉，早会多说几次胆子也就大了，和大家也相处得其乐融融。可这样的好日子只持续了3个月，我就被调去生产加湿器的车间。

当时这个车间因赶货新开了一条生产线，全是新员工。我此前从没接触过加湿器的流水线，相关流程都不熟悉。车间的秦主管是经理的小姨子，以泼辣闻名，工人犯了错就要狠狠骂，常把人骂哭为止。她可能不太喜欢我这种温吞的性格，连工人都说：“你说话太温柔了，就算板着脸讲话，人家也不觉得问题多严重，还是跟你嘻嘻哈哈。”

秦主管没让我学习加湿器的组装流程，只是让我管好纪律、5S，做好报表、催物料等。每当我闲下来想去学一下，她便叫我做其他事儿，“你又不用坐工位，做好管理就好了”。不过，一旦生产线出了问题，秦主管批评的却是我。没办法，我只能私下向别人请教，结合作业指导书，将每一个流程都学会。

可她还是不满意，时不时找我的茬儿，比如去工具房领工具，有时碰上一两样刚好发完，她就指摘：“怎么别人都能领到，就你领不到？”有时跟她汇报工作，别人都听明白了，她就挑刺：“说话要说清楚一点，你有没有上过学？”

听人说，她背地里常说我做管理不行，“不知当初是怎么会被提拔上来的”。我心里不好受，也只能默默忍着，但情绪总要找到释放的窗口，那段时间赶货加班的夜里十一二点，我都会冲出去吃宵夜，好像只有胃里塞满东西才能让我心里有些许慰藉。几个月时间，我便长胖了20斤。

回到宿舍，室友看到我闷闷不乐又暴饮暴食的样子，也没多说什么。阿媚前一年就辞工走了，她哥哥大学快毕业去实习了，不再需要她寄钱，家里给她物色了个对象，和我熟一点只剩小满和秋华了。

小满还在原车间，她越来越会打扮了，还在网吧认识了一个外地男朋友，她妈不同意，因此每次去约会她都很小心谨慎，生怕被撞见。秋华这时也经常来食堂吃饭了，因为夜市的小吃都涨价了，而食堂没涨。她在这干了七八年了，文化程度又不高，接受能力有点慢，经常哪里缺人就调哪里去，工作总是不稳定。

跟她俩说起我的烦恼，她们却觉得我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小满说：“你也是刚去那个车间，等你熟悉了就好了。有些人想当班长还当不上呢！你看你现在不用上夜班多好，我老上夜班，皮肤都变差了。”

秋华也说：“对啊！加班多，工资才高嘛！受点委屈算什么呢？像我老是被调来调去，经常都没有班加，一点都不稳定，我都不想干了。”

听她俩这么说，我也不好再当着她们的面“矫情”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时拿着3000多的工资，虽说不算低了，但心里真的不开心，每天早上很恐惧去上班，总怕秦主管刁难，而要变成她喜欢的泼辣模样我也做不到。

我想到了辞工。打电话给家里说了我的想法，我妈说：“可是你回来又能干什么呢？”爸爸叹了口气：“出门在外打工，总要受点委屈的，再忍忍吧！”

对啊，穷人家的孩子没资格任性。当年辍学，也是受不了迟迟交不上的学费被老师在班上点名的“羞辱”，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多少有些虚荣心作祟，此时想来也是后悔。如今自己能赚点钱了，只好忍着吧。那之后，我也想明白了，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让秦主管尽量少找茬就得了。

 

 

3

 

2010年，厂里内招文员，我之前在家里的电脑培训班学过两个月，但仅限会五笔打字而已。我瞒着秦主管去报了名，没曾想，却还是被她知道了。她直接在晨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怪腔怪调地说：“哟，要去考文员了，考上了可别忘了请大家喝水啊！”

那眼神里的鄙夷和戏谑，让我背脊发凉。原本这件事我不想告诉任何人，怕没考上惹人笑话。既然人尽皆知了，我也只能拿出股狠劲，不能失败。有时间，我就去厂里的网吧学习表格制作，熟悉厂里的企业文化、年度目标、品质方针。

经过笔试和经理面试，我考上了，结束了在这里当班长的噩梦，也搬离了曾经的宿舍，住进了条件更好的两人间干部宿舍。

在仓库做文员，经常和数字和电脑打交道，一年多后，我眼睛就近视了。相对于生产线的班长，这里的工作我做得得心应手，工资高了些，每个月算上加班费有4000上下，时间也相对自由，认识的人也多了。

丹丹她是仓库的小组长，老公也是我们厂的工人，工资没她高。她生孩子时正常产假是3个月，她孩子刚满月时，工厂很忙，主管问她愿不愿意提前回来上班，给她升职。她便毅然回到岗位，小孩从老家带过来，婆婆帮忙带，早上出门前把母乳放冰箱里。她工作很拼，对钱看得很重，也很节省，有时候周末不加班还去别的地方做临时工。所以，她看起来也比同龄的人苍老些。

我问过她为什么这么拼。她说：“还房贷，养孩子，养老人，一家人的开支全指着我们两口子，没有家底不拼怎么办？”

我这才知道，她公婆自从他们结婚后，家里的一应开支都问他们两口子要。原本在老家建新房花光了二十几万积蓄，见别人都买房投资，她又在城里借钱首付了一套房。

当然，像丹丹这样在厂里顺利“成家立业”的女人还是少数，所以我很佩服。

此前提拔我的张主管30岁出头还没有嫁人。她身材长相都不错，只是在厂里做管理久了，性格不免有些泼辣，眼光也高，比她级别高的男人大都结婚了，级别没她高的她又看不上。我听别人八卦说她喜欢厂里技术部的一个日本人山口，但山口不喜欢她。

同事小米长得漂亮，会打扮、嘴也甜，做文员经常要去各部门印发资料。她干了不到一年，就辞工结婚了，老公是我们这技术部的一个主管，据说为她离的婚，孩子归前妻。这种事在工厂挺多，这里年轻漂亮女孩子多，想换老婆的男人也很多。

小满谈男朋友的事还是被她妈妈知道了，便棒打鸳鸯让她辞工回家了。后来在食堂碰见她妈妈，问起小满的近况，说她在老家已经结婚了。

那时我也24岁了，爸妈倒没有说不能找外地的男朋友，但还是希望我不要嫁太远。其实他们多虑了，我长得又不出众，在这个肉多狼少的环境里，找个男朋友挺难的。家里也介绍过一两个，但人在异地，也没什么共同话题，聊着聊着就不了了之了。我不太爱说话，但却喜欢话多、乐观幽默的人，至少得能聊得下去。父母拗不过我，也不催了。

 

文员工作清闲，舍友小曾便提议我和她一样去自考文凭，到时候想换个工作也容易些。

小曾和我同龄，老家在江西，高考落榜后出来打工。她男朋友是她高中同学，在部队里当兵。她在厂子的报关部做文员，宿舍里有自己的电脑，教了我文档编辑、Excel表格的制作，也教会了我网购、农场偷菜、植物大战僵尸。

她前一年就报了成人高考，每周末都要去上课，原本她约了我一起去考，但我没有高中毕业证不行。这年，她又让我报没有学历限制的自考，“哪怕只有小学毕业也能参加，虽然门槛低，但含金量却比‘成考’高，毕竟最终能毕业的极少，不到25%，你可以试试。”

开始我不明白，后来我用了6年的时间证明了这句话。我选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一则我喜欢文学，二则这个专业省钱，专业性太强的课程要报培训班才能学得懂。

两年后，小曾拿到毕业证，跳槽去了别的公司做报关员，而我的自考之路走走停停，没有伙伴的影响，总是三分钟热度，就在我想放弃的时候，遇到了我后来的老公张洋。

那是2014年10月份，我去莲花中学参加自学考试。我学的专业一年只考2次，每次可以报4科，但那段时间我有些想放弃，便只交了1科的报名费。去找考场时，遇到张洋，便一路同行。他是专升本，专业是电子商务，工作是采购，考证只是为了跳槽时更有资本。我问他，会不会觉得我选的专业不切实际，学人力资源或会计更有前途吧？

他说：“女孩子只要有养活自己能力，学一门感兴趣的专业是一件好事。男人不一样啊！以后要养家，事业第一位，兴趣才是第二。”

当时对这个有些许大男子主义的男孩产生了好感。我问他：“那你的兴趣是什么？”

他嘿嘿一笑，说：“现在是赚钱，等老了当一个没有压力的农民，养花钓鱼。”

后来我们经常周末一起去图书馆学习、共同监督，最后终于我如愿拿到了毕业证。学信网上也终于有我的名字。

 

 

4

 

也是在2014年，我因表现突出，被调到了大办公室负责生产计划方面的工作。办公室拿月薪，每月4500元，虽不比当文员时高多少，但非紧急情况基本上不用加班。我那时想着多学点东西再去换份工作，但日资厂的分工是很细的，能学到的东西也有限。

当然，也有突如其来的“学习机会”。有次，课长找我，说同部门的负责生产部包装材料的小谢因为怀孕胎位不稳见了红，要即辞即走：“她的工作得跟你交接下，尽快学，明天就得你来办了。”

小谢负责的工作繁杂，交接时，我问她有没有计算每周“包材用量”的表格。

“没有——这要看第二天生产什么，你就通知供应商来什么货就行了。”

“如果生产计划提前了呢？”

“他们没提前通知就不是我们的责任。”

总之，小谢做事的原则就是“凭经验”。我也知道原因——负责包材仓库的林主管是她表哥，通常情况下，林主管会去现场查看第二天需要的包材再告诉小谢，她只需安排供应商来料就行了，所以不会出现太大失误。

我和林主管接触得少，只知他为人风评不是很好，喜欢吹牛、勾搭小姑娘。起初，我想拜托他能否像以前一样，意料之中，他拒绝了，说那不是他分内之事，只是因为小谢是亲戚才帮忙的。

最后好说歹说才，林主管同意帮我“过渡一周”。那7天，我几乎没睡个囫囵觉，忙着整理BOM表，查询作业指导书，去仓库熟悉包材的种类，做出了一个只要输入生产数量就能自动算出一周包材用量的计算表格——这样，往后只需我自己分类统计用量就行。

课长看我工作努力，多接一个人的活也没发牢骚，给我写了升职报告。工资也由原来的4500元涨到了5500元，职级也从最低等级的文员升为了主管——再往上的级别便是课长、经理、总经理。

 

在大办公室里，我才感觉算真进了“日资企业”——以前在生产线很少见到日本人，这里日本人却很多，大都是经理以上级别的。他们经常四处转悠，看你是不是偷偷上网或在看小说、玩手机，所以大办公室的日子并不轻松，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你似的。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很强，汇报工作这样的事情必须要课长职位以上的人直接向上一级汇报。他们大部分人表面都是很客气和善的，但经理佐藤是个例外。他很强势，经常动不动就拍桌子大声嚷嚷。曾经有一个女主管因为工作问题和他起了争执，他用那不太标准的汉语说：“能做就做，不做就走人。”女主管也相当有脾气，把文件往他脸上一甩扬长而去。

我也曾上过佐藤的黑名单。

那天坐我旁边的同事上班用电脑QQ聊天，把界面设置为半透明的状态，远看很难发现，但却没在打开任何文档。佐藤估计盯她很久了——毕竟，电脑上什么文档也没有，她却一直敲键盘。

佐藤走了过来，看到了聊天界面，立马让这位同事“下班”。他想让聊天界面明显一些，拍照作为明天通报批评的证据。可日本人不玩QQ，不知怎么弄，就叫来别的部门的中国员工，大家因为讨厌他，都托辞不清楚如何调试，他便只好叫来几个日本人细细研究。

我和那位同事关系不错，心想他们这样“研究”下去，迟早会弄出来，便假装弯腰找东西把脚下同事的电脑电源拔了再迅速插上。电脑就黑屏了，佐藤什么也没拍到，他肯定也知道是我在搞鬼，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第二天便向我课长告了状，课长也没怎么理会他，只应付说会批评教育。

不久，佐藤当上了总经理，想必是为了好好“惩戒”一下我们，开始实施各种奇葩规定：比如办公桌上不准摆与工作内容无关的东西，包括绿植；不可以带零食饮料进办公室；课长级以下的人员不可以使用文件座，当天的文件必须当天处理完成，等等。

好在，总经理的位置他只坐了3个月，因一次生产事故就被董事长撤了。这里虽是日资厂，但各部门管事执行的都是中国人，大家都不配合工作时，就算是个窜天猴，在这里也只能当个哑炮。

 

工作整体还算顺遂，2015年我和张洋结婚了。我们没在深圳买房，这里的房价我们负担不起，便在他老家常德按揭买了套三居室，首付15万，都是我俩这些年的积蓄，月贷两千多，也没有什么压力。

次年，孩子出生，我和张洋商量好了——别像其他父母那样只顾赚钱为孩子备好一两套房子就行，我们要把钱花在对孩子培养和教育上，以期他有足够的能力迎接未来社会的挑战。

婆婆过来帮忙带孩子，省了我不少事，公公在家里还有几亩田要照看，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大钱，但自给自足还是绰绰有余的。

丹丹总说我们这样太安逸了不好，劝我们再买套房子投资，说以后只有房子会不断升值。我们不想生活压力太大，况且觉得当所有人都觉得买房是稳赚不赔时，它也成了高风险投资了。况且，一二线城市的房子有投资价值，但我们负担起来实在太难。

 

 

5

 

2016年后，国际市场持续萎靡不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多客户的订单转移到了菲律宾和越南，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少。深圳在陆续淘汰这种落后产能且没有技术含量的行业，单纯的来料加工企业已经越来越难生存，周边很多工业区都空置出来。我们厂的规模已经缩减到2000人左右，工资也基本没再涨过。

到了2018年，中山和东莞的分厂已经卖掉了，集团公司就剩下深圳厂了，这年也开始准备裁减一些干部。

裁员方案是以自愿申请和公司决定为准，前者我们可以申请，但同不同意，老板说了算。听到这个消息，几人欢喜几人愁。有能力的人希望被裁，拿到N+1的工龄补偿，再出去找个工作不成问题。没有能力的人怕被裁员，因为这里的工作熟门熟路，管理也不严——都说日资厂管理规范，但这个厂已经20多年了，该腐蚀的都被腐蚀了。

老板当然不愿意有能力的人走，但“能力”这事也是各部门的老大说了算，他们只留听话的，能力是次要的。我也想过要辞职，可小孩开始上幼儿园了，老公换了几次工作，当年自考出来的学历确实起到了作用，他工资越来越高，同时也越来越忙。我时间宽裕，离家近又能方便接送孩子，每月扣完五险一金拿到手也有6000多，换到别的地方其实也差不多，跳来跳去图什么呢？

丹丹想辞职回家照顾孩子，当年她坐月子时就出来上班，孩子没照顾好，经常一点小病就要住院。可她做事能力强，勤快又听话，上司不想让她走，也就没帮她在老板面前说话。没办法，她只好自己去办公室找总经理闹，最后闹得很不愉快，只拿到了一半的赔偿——那些有关系想走的人，拿到N+1的赔偿是很容易的。

2019年，我迎来了自己入职这个厂以来的第六位总经理，是个中国人，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地改革：车间，走廊、办公室装了100多个摄像头，厂区和宿舍区装了闸机，要刷工牌才能出入，防止有人上班时间回宿舍。一些闲置的老旧机器、呆滞的物料能卖的就卖掉，一时间弄得轰轰烈烈，只是这其中的猫腻，得益的又有几人，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应该不会是老板。

接踵而至的是管理高层的人事的变动。负责生产的廖经理突然离职，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20几年了，有能力、有威信，只是有时太过强硬，连老板的面子都不给。当然，要说在这个位置的人没有点油水是不可能的，不然在深圳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怎能光凭工资就买得起两三套房子？顶替他的是钱副经理，他俩面和心不和很多年了，都想把对方弄走，只是老板想要制衡他俩的权力，谁也没能如愿。现在看来，这一局钱副经理赢了。

可钱经理扶正没两个月也离职了，听说是升职后要求加薪太多，总经理没同意。新任的生产经理是总经理带过来的，很多人都说，这其实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当然，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人升职了，多数都是新任总经理的老乡。老朱就是，他平时工作很是懒散，工作量没多少，嘴上总念叨着“忙死了”，三句话能解决的事，可以啰嗦半个小时。不过，他不是没能力，只要工资到位，他可以变得很全能，不知这次给他升职加薪，他的热情电量能续航多久。

我在这场暴风雨中没升职也没被裁，想着可能是我工作能力还行，安分做事，但却不善于奉承领导，也甚少邀功抱怨，所以不妨碍别人但也难有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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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混下去，没想到今年年初的疫情的突发，让公司经营更加雪上加霜，订单大幅减少和取消。老板一边要求营业部尽量开发新客户，一边也想尽办法降低成本，力求能渡过这个难关。

当所有成本已经压到不能再低，员工的薪资成本也就被调整了——拿月薪的干部从3月到6月降薪20%，工人周末的加班取消，即便加班，也是“最少的人员控制”。合同到期的员工全部不再续签，有自愿离职的，马上办理，不扣工资。

这样严格的措施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遇到，但都是为了生存，相互体谅吧。

 

 

后记

 

疫情平缓后，偶尔漫步在公司下的小树林，想想，不知不觉中我也在这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从一个一线员工到办公室主管，见证了这家日资企业从鼎盛到日渐衰落的过程。有的人相处成了朋友，有的人分开后就再没有联系过。

其实这么些年，看到这些跟我差不多的姐妹，纵使起点偏低，大多数都在努力生活，生活也都相应地回馈了。

阿媚出出进进这个厂好几回了，总是做不长久，疫情后一直还在家里，听说现在工作不太好找，就先不打算出来了——家里有田有地，总是饿不着的；秋华老家房子拆迁了，拿了笔拆迁款，在老家市场弄了个摊位卖菜，日子过得不错，也不担心疫情的影响，反正怎么样人要吃饭总有要买菜的。

小满在家开了个服装店，听说本来生意不是很好，疫情期间已在尝试着经营网店；丹丹为了给孩子看病，卖了县城那套房，小县城的房价没有涨多少，但好在还是赚了点，现在她的重心是孩子，只求平平安安就好，对钱倒没那么在意了。

小曾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和老公在深圳按揭买了房，她所在的公司待遇一直不错，每年都会涨工资，现在已经月薪过万了。疫情对他们的生活也有些冲击，房贷的压力比较大，她在考虑要不要私自接一些小公司的报关业务赚点外快。

我虽降薪了，但老公的公司业务本就做的国内市场，受疫情冲击较小，再说家里也有些积蓄。人近中年，有份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不敢轻易冒险。有时候迷惘，自己喜欢安稳，总窝在一个地方不曾出去闯荡，是不是慢慢活成了《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布，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害怕出去面对新的环境和认识新的人。

和老公讨论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成年人的世界里，兴趣和工作能兼容的人很少，而不管在哪儿能做到塔尖都是凤毛麟角，如果工作只是你谋生的手段，踏踏实实的，做好金字塔基座的工作，安稳一点又有什么不好？

工厂里，比我工龄还长的人还有很多，也许这个企业有一天会倒闭，而我们只关心到时是不是会有赔偿。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怕什么呢？船到桥头自然直，有手有脚又不懒的人，总不会饿死的。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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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布

因为小学老师的一句夸奖，

喜欢用文字写下回忆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