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59)

 

我的铁饭碗，能在编制改革前保住吗丨人间

原创 曲辰 人间theLivings 2020-05-24

 

体制内的事儿呀，有时候还真是不能遂心，但又总让你感觉还有希望，都是错觉。

 

 

配图 |《颠覆》剧照

 

 

 

 

 

 

 

1

 

2019年7月的一天，老李突然来到我办公室。他的头发有点乱，衬衣还解开了两个扣子。

“什么事儿呀？老李。”在我的印象中，老李一直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每天皮鞋都擦得很亮，衬衣从来没皱过。

“有烟吗？来一根。”

我愣了一下——老李在单位抽烟，我还是头一次见。我拿出烟递给老李，调侃他主动找烟抽很稀奇，老李摆摆手，叹了口气。 

在单位的小花园里，我给老李点上烟，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老李深吸了一口，说：“我也不瞒你，最近确实有些愁呀。”

2018年机构改革开始了，行政单位先改。2019年初，我们听说事业单位也要改革，全额事业编制的人倒都不怎么关心，差额事业编制的人都一直在四处打听，生怕这次改革会影响到自己。

老李虽然是事业编制，但他是借调到局里的办公室的，编制在我们局的下属事业单位机械厂。机械厂就是一个“差额”的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除了财政给一部分，还要自筹一部分。这些年，机械厂的效益不好，经常发不出全额的工资。局里早就传开了，这次事业单位改革，要把机械厂改成“企业”。

“改成企业不也挺好吗？现在的条条框框太多，变成企业，说不定是好事儿。”我说。

老李把烟头一扔，用脚踩灭：“你怎么也说出这种话来，真是跟你没关系，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从我手中拿过烟盒，又抽出一支，“在机关干了一辈子了，别临了不是‘公家’的人了，那丢人可就丢大了。”

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北方的四线小城，没什么大企业，环境不怎么好，挣钱也不多，但是很安逸。这里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编制奔波——有了编制才是“公家”的人，“公家”的人才算有正式工作，才能在亲戚朋友中抬起头。

在很多当地人的眼中，编制之间也有三六九等，“行政编”和“全额事业编制”最稳，是“铁饭碗”，像老李这种“差额事业编制”稍差，工资不稳定，有时候还不能按时发，最重要的提拔受限制。

这次改革一旦开始，老李就要从“公家的人”变成“企业的人”了。他跟机械厂的几个老伙计商量过好几次，最终合计出一个还算可行的办法：在事业单位改革之前，把编制从机械厂转到我们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辅导站去。在90年代，辅导站和机械厂同属一个单位，后来分开了，两个单位的工作内容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我打断老李：“这个短时间内好办吗？”

老李摇摇头：“难也要努力一把。”

要做成这件事儿，三个“关键点”必须拿下：第一个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老任，要是自己单位的领导都不同意，那肯定干不成；第二个是“编办（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得同意；第三是辅导站负责人老聂要同意，毕竟编制最后要转到人家那里。

机械厂的几个人商量之后，觉得老李在局里待的时间长，认识人多，就由老李去跟老任还有老聂沟通，剩下的人去协调编办那边的事儿。

老李已经想了好几天，还是不知道这事儿该咋办。但这事儿肯定不能再拖了，他决定先去找老任聊聊，毕竟机械厂的兄弟姐妹这么多年也为局里做了不少贡献，关键时刻不能“见死不救”啊！

 

 

跟老李抽完烟回到办公室，我的心就有些感慨。

说心里话，工作这几年我是特别感谢老李的。

我进单位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老李，报到那天，我正挨着屋儿看门牌的时候，老李刚打完水经过，问我找谁。我说自己是来报到的，老李就让我跟着他。

老李很健谈，带我的这一路上嘴就没停过，他的口音很有意思，普通话不像普通话，方言不像方言，说话的声音拉得挺长。

到了三楼，老李给我指了指方向，就分开了。当天下午，他还专门来办公室看了看我。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老李的人缘很好，脾气好，遇事儿不急，不管是跟年轻人还是上岁数的都能说到一块。

我进单位半个月，一天快下班的时候，领导让我写一篇简报，我写完发现老李还没走，就拿给老李让他帮忙看一下，看哪里还需要改改。当时听说老李是我们单位的“笔杆子”，领导的讲话材料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文件都是他写出来的，单位很多人写完材料都要让他把把关才放心。

我对老李说，这事儿不着急，明天有时间再看吧。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我一到单位，那篇简报就放在我桌子上了，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老李修改的痕迹。我去感谢老李，他还给我讲了半个多小时公文应该怎么写。

之后，老李在公文写作上给了我很多帮助，有时候还劝我：“年轻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在机关单位里混，笔杆子一定要硬，先从小的练，等领导的讲话稿还有单位的大文件也让你写的时候，领导就快离不开你了。”

我有时候还会纳闷，能力强，材料写得好，群众基础更没得说的老李，咋还是个“小兵子”？ 

 

 

2

 

那段时间，老李总是愁眉不展，经常一个人在单位的花园里发呆。一天，我又看到他一个人待在花园里，就拿上烟去找他。老李见到我，只瞅了瞅，没有打招呼，我递给他一支烟，问：“事儿怎么样了？”

“难呀，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几个不是分工挺明确的吗？”

老李叹口气说，那只是口头上分清了，事儿真办起来，一点头绪都没有。他要独自去“攻克”局里的一把手老任，但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跟老任说这件事儿呢？

一开始，老李打算去老任的办公室谈。一是他感觉自己跟老任的关系还可以，毕竟给老任写了这么多年材料；二是自己虽然是求人办事儿，但还是有一定底气的，他有编制，就算转了地方，也不用占别人的编制。

但准备去老任办公室的时候，老李又犯愁了。要是谈公事去办公室很正常，但这件事说到底还是私事。老任不工作的时候脾气挺好的，但上班时间挺严肃，再加上老任的办公室里每天人来人往，要是老任当时不同意，这件事就很被动了。

我建议老李晚上拿点东西去老任家走动走动，顺道把这事儿说了，这样会柔和很多，不会显得“硬”。老李双手摊开，苦笑了一下：“我还不知道老任家在哪。”

逢年过节，老李都不跟领导走动，他说：“有啥好走动的，平时又求不着他们什么，再说了，我这情况，厂子里工资低，还经常开不出工资，要是逢年过节再花钱给他们送东西，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把地址告诉老李，让他晚上就去，不要再拖了：“明天下午老任要去省里开两天会，到时候连人都找不到。”

当天下午，老李敲开我办公室的门，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们又来到了花园。这次，老李显得有些紧张，估计挺长时间没喝水了，嘴唇都有点干：“你说，我晚上去老任家带点啥？”

我盯着老李，觉得难以置信。平常，老李除了写材料还负责局里的接待工作，每次上面来领导，迎来送往都是他一手操持，无不办得妥帖周到。

“这个……老任爱喝茶，就带点茶叶就行吧。”我说。

老李长长地“哦”了一声。

当天晚上10点半，我给老李发微信，老李没回。等到11点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咋不回微信呀，见老任了吗？他同意了吗？”

老李深吸一口气，我在电话这头都感到沉重：“没，我在他家楼下待了二十多分钟，最终还是没上去。”

我都有些急了：“老李你想啥呢？都这时候了，编制都快没了，你还要什么脸呀？”

“还是明天去他办公室说吧。”说完，老李挂了电话，我心里真替他憋得慌。

 

 

老李原是退伍军人，转业之后被分到了机械厂。机械厂在郊区，效益不怎么好，也没人监督，在那儿上班的人都是上午待一会儿、中午喝点酒、下午打麻将。

老李刚到机械厂的时候干劲儿很足，厂门口有一块没有硬化的空地，一下雨，路就变得很泥泞，上下班都需要把裤腿挽高，很不方便。老李便找了一些砖头，把那块儿空地铺了铺。

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劝他：“不用这么卖力，在厂子里混混得了，咱们这儿就是后娘养的，升官发财别想了，轮不上咱们，不过也有好处，谁也不管咱们，混个潇洒。”

老李笑了笑，不反驳，也不附和，对待工作还是很认真。

一次，领导去机械厂视察，结果就老李和门岗两个人在，领导有些生气，让他们把其他人都叫回来。老李挨个打电话，等人都到齐已经是晚上了，好几个工人还一身酒气。

领导开整顿会，开到一半儿突然停电了，下面一阵骚乱，这时候老李从兜里拿出了两截蜡烛，点燃放到主席台上，会场又安静了。

会开完，领导走到厂子门口问厂长：“你们这土路啥时候修的？”厂长说刚修完两个多月，“就是今天点蜡烛那个小伙子修的”。

那位领导回头，在人群中看了一眼老李，没多长时间，就把老李借调到局里给自己当秘书了。

刚到机关时，老李很不适应，领导交代的活儿能干，但让他写点东西就犯难。领导的要求又很高，一个词一个标点都不能出错。老李学历低，肚子里没什么墨水，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通知都要写好久，领导看完还要改几遍。

老李说，那段时间他很心急，可越急越写不出东西。领导就经常劝他：“没事，慢慢来，谁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写好材料的。”

为了写好材料，老李开始抄文件，从中央的到地方的都抄，老李有很多工作笔记，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摘抄，有时看到写得好的材料，他就剪下来粘到工作笔记上。后来，老李开始背这些笔记，因为下了这些苦功夫，写材料慢慢顺手了。

那位领导临退的时候，曾想把老李提拔成副科，但由于老李是差额的事业编，再加上单位还有很多行政编和全额事业的人没安排，最终这事儿就没办成。

之后，老李去了局办公室，专门写材料。新领导也很欣赏老李，讲话稿几乎都给他写，几年之后新领导要调走，走之前也打算提拔老李。当时，局里人见到老李就开玩笑叫他“李科长”，老李总是笑笑，也不否认。

但最后公布提拔的人员名单里没有老李，局里给出的解释是：老李这些年的工作能力还有成绩都是很不错的，但局里有些岁数稍微大点的同志，再不安排就没机会了，也不利于局里的安定团结。

我听局里不少人说过，当时有好几个人为老李鸣不平。那次提拔的人，不全是岁数大的，还有两个资质浅的。局里不提拔老李，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的编制在机械厂，没有从机械厂提拔人的先例。

两年之后，单位来了一个“地中海”。听局里的人说，“地中海”跟老李不太对付，时不时在人多的时候训老李，还经常挑他的毛病，弄得老李常常改材料到深夜。

一天晚上，老李值班，喝了点酒，正好赶上“地中海”带班，来到值班室就说了老李几句。那时候不像现在，值班喝点酒是很正常的事儿。估计是酒壮怂人胆，老李竟然跟“地中海”吵了起来，越来越激烈，还把“地中海”推倒了。

就这样，老李的第三次“提拔”也泡汤了。

此后，老李消沉过一段时间，请了半个月的假。老李跟我说过，那时候他曾想过辞职，但现实不允许——他不是刚转业回来的小伙子，身体也大不如以前，关键是不知道自己出去还能干啥——好像除了写材料，他已经不会干别的了。

最终，老李放弃了辞职的想法，开始自我安慰：“地中海”过两年也就退了，犯不上跟他置气。现在自己毕竟是“公家的人”，旱涝保收比外面的风风雨雨强多了，在局里待着总会有机会的，迟早有出头的一天……

 

 

3

 

第二天上午，我在楼道里遇到老李，还没张口说话，老李就把我拉到一边。他的手劲儿有点大，手还有点颤抖。

“成了。”老李笑笑说，“今天一上班我就去他办公室了，把事儿说完之后，老任说让我跟老聂商量好就行，他这儿肯定一路绿灯。”

这个消息让人兴奋，我感觉自己昨晚的担心有点多余了。老李毕竟为老任服务了多年，还是有感情的。

“第一关总算是过了，剩下的就是老聂和编办了，老聂那边好弄吗？”

老李拍拍我肩膀说：“咱们单位别人我不敢说，老聂肯定给我面子的。”

他之所以敢这么打包票，是因为老聂是他的“徒弟”——老聂是外地人，刚进单位的时候，领导让老李带他。后来，老聂的媳妇儿是老李给介绍的，婚礼是老李主持的，听局里人说，当年老聂买房手头没钱，老李给他拿了三万块钱，欠条都没打。

头些年，老聂爱耍钱，一次在茶馆玩了一晚上，输了一万多，人家把他扣下了。老聂不敢跟媳妇儿说，最后是老李拿着钱把他带回来的。前年，老聂的丈母娘不在了，也是老李去帮忙，把人从太平间抬了出来。

当天下午，我走的时候见到老李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敲开门，只有老李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

“还不走呀？”

“今天发生的事儿有点多，我先缓缓。”

老李说他下午去找老聂了，老聂说他肯定同意，编办那边要是没意见，现在就可以走手续。但老聂又说，他虽然是辅导站的负责人，但编制的事儿不是小事，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得征求一下辅导站所有在编人员的意见。

老李反复解释：“我们有编制，绝对不占这边的编制。”

老聂笑笑，让他别多想，说这就是走个程序，开会的时候他会给大家说清楚，肯定帮着老李说话。

话说到这份上，老李也不好说啥了。

老李刚从老聂的办公室出来，就接到机械厂同事的电话，说编办那边已经搞定，没问题了。

“可以呀，现在老任也同意了，编办也同意了，就等着老聂那边开个会同意了不就得了。”我说。

老李却高兴不起来，他说现在事情到这个地步，自己反倒有压力了——他算了算，老聂管的那个辅导站，在编人员一共9个，几个上岁数的，老聂还算熟悉，但这两年新进的几个小年轻，老李就接触得少了，还有一小伙子，进单位一个月就去驻村扶贫了，都忘了人家长什么样儿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都这个时候了，硬着头皮也要上了，我准备挨个去跟他们通通气儿。”

接下来的几天，我总能见到老李在花园里跟别人谈事，有时候在楼道里给别人递烟，天天晚上组局请客吃饭。

周六，老李让我开车带他去了趟村里，给那个驻村的小年轻带了一条烟，还请他吃饭。老李本不能喝酒，喝一点就脸红，那天他喝了半斤多，眼睛都充血了，那个小年轻也喝多了，一再表示没问题，肯定帮忙，最后俩人相互搀扶着走出了饭店。

在回市里的车上，老李吐了两回，一直迷迷糊糊地说：“这下终于稳了，踏实了。”

 

 

4

 

阴霾一扫而光，老李又恢复了不慌不乱的状态，人也比原来风趣多了。原来老李不爱开玩笑，现在在楼道里遇上，他总爱开个玩笑，说两句俏皮话。

到了2019年8月底，老李又显得有点不踏实了，他又开始在单位花园里抽烟，下班也不回家，一个人在办公室发呆。

“你那事儿手续开始走了吗？”我问。

老李叹口气，说没有，老聂那边还没开会研究。“好几个在编人员借调在别的部门，人凑齐比较麻烦。”老李转口又说，“借口，都是借口，人凑不齐，你在电话里问一下他意见不就行了。”

“你也别多想，你跟老聂的关系，他肯定不会给你使绊子的。”

“我倒不担心这个，就是心里有点不踏实。我今天跟他们那儿的在编人员都打了一遍电话，他们明天上午开会，差不多11点的时候就知道结果了。”

我感觉老李跟人家打电话打听开会这件事有点不合适，但看他这个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第二天中午，我溜到老李办公室，想问问他结果，但没看到他人。下午上班也没看到他，只好晚上给他发微信：“老聂那边结果出来了吗？”

过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老聂回复：“哎，出来了，没通过。”

“几个不同意的？不行咱们可以再谈谈，争取争取。”

“全不同意。”

这下我傻眼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了。

连着好几天，老李都没上班，大家都知道老李的事儿了。老李再来上班的时候，大家又绝口不提。我想安慰老李，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感觉这时候说什么都显得做作与假客气，索性啥也不说。

老李的状态比我想象中要好，只是烟瘾比原来大，一块儿抽烟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事儿咋成这样了，老聂也太不够意思了！”

“不怪人家，体制内的事儿呀，有时候还真是不能遂心，但又总让你感觉还有希望，都是错觉。”

 

 

9月中旬的一个饭局上，我跟老聂遇上了。饭局散了，我站在酒店门口借着酒劲儿对老聂说出了自己的不满：“老李对你不错，关键时候你咋不帮一把？”

老聂一愣，没理我，把别人都送上车之后，只剩我俩，老聂把我拉到一个角落：“老李的事儿，咋说呀，确实对不住他，但我也没办法呀。”

老聂说老李对自己有恩，他一辈子都感谢，但他们辅导站有一群人，他不能对不起这些人。别的事儿都好说，但就编制的这个事儿上他不好直接拍板，万一以后有什么政策上的变化，这事儿就说不清了，说不定手下的这些人要恨他一辈子。

“当时老李跟你们在编的人都通过气儿了，都说没问题，肯定帮忙，最后咋又都不同意了？”

“当面问人家，人家嘴上肯定说好听的呀，人家能怎么说，说不同意？”估计是酒精的原因，老聂有些激动，声音有些大，“如果你跟一个科室的人，干的活儿一样多，但你的工资比他少很多，你愿意吗？就算刚开始愿意，时间长了你能没想法？能没有矛盾吗？”

老聂说，辅导站是个“全额事业单位”，老李他们转来这儿，“性质”就不纯了。这对老聂这些老人来说是没什么影响的，但对年轻人就不好说了——现在看上去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五年十年之后就不好说了，编制的事儿涉及到升迁和工资，都是切身利益。同事们不傻，有隐患的事儿肯定不会同意的。

“说句不好听的，万一之后再遇上改革，自己这儿有全额的也有差额的，被改革就麻烦了，等推动不了的时候，上下就落下大的埋怨了。”老聂说。

“这事儿就没办法了吗？老任都同意了，再让他给想想办法？”我问。

老聂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当局者迷，老李在这事儿上看不透，你怎么也糊涂了？你还看不出来吗？老任压根就不想让老李办成这件事，他要是真想帮老李，还让老李来征求我的意见干啥，他是一把手，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去干不得了？这样我也能说得起话，还至于这样吗？”

老聂说，其实最想把机械厂改成企业的人就是老任。机械厂的效益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工人们经常找老任闹，这两年上访的人也越来越多，老任早就想借着机构改革，甩开机械厂这个包袱了。

“老任知道老李过不了我这关，就算我这儿能过，到了他那儿，他也会找理由让这事儿办不成。”老聂认真地说。

那天，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我的后背上出了很多汗，酒有点上头，我有些烦躁，老聂的话更让我有点心酸。

老聂搂住了我的肩膀：“别想了，老李是我老大哥，能帮他我能不帮吗？但有些事儿咱们都无能为力呀。”

 

 

5

 

编办的领导老申跟我是老乡，刚有了二胎，孩子过百天的时候我去了。那天老申很高兴，喝了还没半个小时，就已经有些微醉。

“对了，你们单位前一段时间有个事儿你知道不，有几个想转编制。”他提起了话头。

“我听说了，你们编办还同意了。”

老申哈哈大笑：“什么就同意了？同意啥了？机械厂那几个人真是不会办事儿呀，起码得先跟我说一声，让我知道这个事儿吧。越过我，直接去找的我的老领导。”

我说单位那边没通过，这事儿最终也没干成。

“就算你们单位同意，这事儿也弄不成。”老申说，那天他本来想委婉跟老领导说实话，但转念一想，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不如就嘴上应了老领导。“老领导开口了，这个面子肯定要给。”

见我不解，老申点透了其中的奥妙：他直觉就知道我们局不可能同意，退一步讲，就算我们局同意了，手续也走了，时间上也来不及——人事关系马上就冻结了，编制的事儿没几个月根本下不来，“等手续全走完，黄花菜早凉了，这事儿压根就没有意义”。

我“唉”了一声，没再说话，没想到老李折腾了半天，竟然是在一个死胡同里挣扎。

 

 

老李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好像这段时间的事儿从来没发生。他又开始自我安慰：“事情已经这样了，改制说不定也是好事，机械厂半死不活的，还不如来个大换血。”

老李离开单位已成定局，他却突然成了大忙人。我下班的时候爱去老李办公室溜一圈，发现他的办公室总聚集了好些人。

“李哥，晚上有安排没？咱们聚聚吧。”

“李哥，你这么多年帮了我很多，一直说请你吃个饭，就今天吧。”

“老李，上次那事儿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这工作肯定就掉地下了。看你最近爱抽烟，拿了两条好烟，别不要，你不要我晚上给你送家去！”

老李望着我苦笑了一下，随即就被几个同事围着，拉去喝酒了。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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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辰

我要抱着草长马发情的

伟大真诚去做一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