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第7个夏天了，这家烧烤店终于换了装潢。
“等一下，明天你自己回沈阳还是我来接你？”父亲叫住了着急下车的我。
“我自己回吧，抚顺到沈阳也挺近的，再说我明天不一定几点起床呢，放心吧。”
“少喝点儿臭小子，回家也别太放肆了。”
“就我这祖传的酒量，顶多两杯，放心吧哈，走啦。”
我用力关上车门，疾步朝店里走去。刚要拉开玻璃门，一个人把门从里面用力推开，正好撞在了我的手臂上，疼的我大叫一声。我捂着胳膊刚要理论，可一抬头，火气就全消了。
“我的妈呀宁哥，你这一年没白健身啊，这一推差点没给我撞飞了。”
“小尹啊，你多吃点儿比啥都强，赶紧进去吧，大哥二哥已经满杯了，我先出去抽根烟。”
没有多余客套的寒暄，即使一年一见面，还是熟悉的亲近的感觉。从初中开始，我就和他们三个厮混在了一起，宁哥虽然块头最大，但年龄最小，同时也是我们几个里面的学霸，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那种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我刚坐下外脱掉外套没过多久，宁哥从外面回来，坐下来就张罗了起来。
“来来来，一起走一个！”
“哟呵，宁哥你今天咋这么活跃呢？有啥好事儿要分享吗？”
“我小弟，你见过吧，他考上十中了，没花钱。”
虽然早已经从那里毕业多年，但一提到“十中”这两字，就还是会让我想起很多人很多事。学生时代的十中校园，操场还是一片黄土地，每次雨后都会变得泥泞不堪；教学楼前空旷的草坪上，始终矗立着一颗貌似很古老的柳树，显得非常突兀，但又成了学生们夏天成荫纳凉的宝地。
“厉害了弟弟，那以后他就是我师弟了呗？用不用我帮你动员动员关系，联系一下我班主任，她在我们学校挺有名的。”
“哈哈哈，不用了，我姥爷以前是十中校长，也算是有点门路。”
“啊？我爷也是十中校长啊！”我错愕的看着他，赶紧接着问下去，“不会这么巧吧！我俩认识这么多年我从没听你说过啊！”
“我一直以为你肯定知道呢…就是和你爷一个时期的，他当时是副校长，你爷爷是正校长。”宁哥干了杯中的酒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姥爷以前经常提到的‘老尹头子’就是你爷爷吧，肯定没错！”
“不会这么巧吧！尹英华，我爷叫尹英华！和你姥爷说的是一个人不？”
“哎呀有啥不信的！十中打建校起，就一个姓尹的校长，而且我姥爷说，尹校长其中一个眼睛是假的…”
“假的？”我惊声打断了他，“我一直以为我爷那只眼睛是…白内障…或者是什么别的病呢！”
宁哥不慌不忙点上一根烟，深吸了一口然后把烟雾吐了我一脸。“你这孙子咋当的，咋啥也不知道呢？先自罚一杯再说别的吧。”
带着一肚子疑惑，第二天我早早回到了家里，想从父亲的口中寻找答案。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世家。母亲是中学教师，爷爷是高中校长，奶奶是小学校长，伯父伯母都是高中职工……好像从我开始记事起，我儿时很大一部分的生活，都是在长辈们工作的不同校园里度过的。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和氛围下，我父亲却是一名商人，和教育一点关系没有，文化程度也只是大专，年少不懂事的我总是拿“不爱学习遗传自我爸”来当做不写作业的借口。
回到家，看见父亲在厨房正收拾着一只乌鸡，母亲一直都是体质比较差，父亲便总是会隔三差五的买些山参乌鸡之类的补品给母亲炖汤喝。
“回来了啊，先去洗个手，桌子上有切好的水果，”父亲放下手里的活，递给我两只牙签。“别都吃了，给你妈留一半儿。”
“好。”我回到餐厅把牙签插在了一块切好的苹果上，“对了老爸，问你个事儿。”
“啥事儿？”由于从我小时候起，父亲由于经商需要常年在外出差，我和父亲之间的交流一直是寥寥无几，即使偶尔回家也只是简单寒暄，对于我少见的发问，父亲也是一脸的意外，于是他把鸡肉放进了砂锅里盖上盖子，打开灶火调好火候，打开水龙头洗干净了手，边摘围裙边从厨房走出来。
“说吧，啥事儿。”
“我爷……是不是有一只眼睛是假的？”
父亲先是怔了一下，然后走到阳台坐在了椅子上，娴熟的摆弄着面前茶几上的茶叶和茶具。
“是啊，没错。怎么突然问这个？”
“昨天吃饭听宁哥说的，他姥爷以前是十中副校长，”听到父亲肯定的答复我更疑惑了，“为啥是假的啊？是得了什么病吗？”
“被打的，被人打瞎的。”
“啊？！”我被这个答案彻底的惊到了，“被谁打的？什么时候的事？”
父亲滤好了茶叶，熟练的分别倒了两杯茶，把其中的一杯推到了我面前。
“被他曾经的几个学生。”
“什么？！”
“别急，先喝口茶，听我慢慢的给你讲，讲一些许多我从没告诉过你的，属于那个年代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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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自述
一
“这得从建国前开始说起。我们尹家的老家其实不在辽宁省，而是吉林省，吉林省的四平市。我爷爷，也就是你太爷出生时，刚好是日俄打完仗之后，老毛子输了，四平就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在管理。”
“那时候四平还叫四平街市，日本人在这掌管所有的经济建设，盖市场建医院，后来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以后，还在四平成立了一个军官学校，叫满洲国兴安军官学校，我爷爷叫尹根森，他就是这所军校里第三期学员。后来由于关东军对蒙满血统祖籍筛查的非常苛刻，我爷爷就被赶出了军校，分配到了四平市下属县的一个火车站当站长。”
“据说，四平曾经是慈禧的老家，很多皇宫里的人的祖籍都在东北这边，所以溥仪从北京逃出来之后，在东三省成立的满洲国，而随着溥仪一同从北京出来的，不仅仅只有家眷，还有很多金银珠宝翡翠琉璃，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此时作为掌管交通要道的我爷爷，自然会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重视。”
“即使是紫禁城出来的人，在日本人的地盘也得看人家的脸色，好不容易逃难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可没有日军的安排，就只能饥寒交迫的原地待命。所以很多从京城逃到东北的皇亲国戚，都靠从宫中带出来的奇珍异宝来巴结我爷爷，我爷爷便把他们一个一个安排到他们想要的那列火车上。”
“日积月累的财富和影响力，爷爷成了地方的一个小头目，在郊外盖了一座硕大的四合院，手下还有伪军分给他用的几十名士兵，其中比较年长袁伯负责打理大宅里的大大小小。虽然还是隶属于伪军，但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加上当时日本人在前线打非常焦灼，更是无暇针对性的管理地方武装，我爷爷便在他所在的四平街市怀德县逐渐稳固了自己的实力。”
“即使是生活变得富足，爷爷也只是娶了我奶奶一个人。奶奶是山东逃难到东北的，曾经家里是世代经商旺族，国家动荡之后生意便变得惨淡。加之奶奶是裹了小脚的女人，那时从山东开始自全国，掀起了一股「以娶小脚女人为耻」的风潮，迫于诸多原因，便逃难到了东北，爷爷也是在帮他们家安排去处时，结识了奶奶。”
“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接管了当地的所有事物，而爷爷始终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他的部队便被国民党方面强行收编，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特务一直处处打压爷爷，每天都会被特务以「找地下党」为名闯进大门盘查。特务的手段非常残忍，甚至经常用孩子作为人质，以此要挟对方来获取情报。恰逢当时解放战争尾声，国共双方打的非常焦灼，爷爷趁着事态还没发展到不可挽回，为了让家人免受伤害，便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分别托付给了可靠的人，带着他们去安全的省市避难，奶奶则留在大宅，自己和袁伯一起努力着动用一切办法给孩子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爷爷和奶奶一共有五个孩子，分别叫尹新华、尹英华、尹丽华、尹振华和尹淑华。除了这五个，还有一个爷爷认养的日本的战争遗孤，取名叫尹秋华。他们都出生在共和国建立的前，而我父亲逃离四平是最惊心动魄的。”
“那是1946年的早春，当时东北的事态愈发严重，国民党强行撕毁了国共双方的停火协议，战争一触即发。四平市内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出现了很多地下党，其中就包括原先爷爷最亲近的一个叫秦海的部下。秦海是内蒙人，是从爷爷被军校赶出来时结识的，也是最早跟着爷爷「占山为王」的那批人。父亲逃离家乡的前一年，秦海和爷爷参与了当时兴安军校的起义，在那之后便加入了四平地下党，一直和东北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
“到了1946年的5月，国共双方在四平打了好几个来回，街市一片废土，周围的乡镇不断被双方势力互相占领着。由于地下党势力的缘故，国民党特务对爷爷的监控愈加严密，不断地拷问和盘查爷爷原先的部下和亲信，想从中获取关于地下党的信息。此时其他四个孩子早已经被安排逃往各地，宅邸内的孩子只剩下秋华和父亲。”
“当时父亲才十四岁，秋华更是只有十岁，在硝烟四起的战事中，把两个孩子偷偷从特务的监控下运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与此同时，四平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对驻守四平的民主联军步步蚕食，不断的发起猛烈攻势，位于四平东北部的大宅虽处在主要交战区的边缘，但也有零星小规模战斗爆发。在国民党军火力压制下，战况急转直下，民主联军节节败退，四平将再一次被国民党军控制，如果到那时两个孩子还没有撤离交战区，那往后会发生什么将难以想象。”
“在接到上级下达战略撤退的夜里，秦海敲开了尹家大宅的大门，进来仅仅说了‘事不宜迟’四个字，爷爷便马上回屋叫醒了两个孩子，把我父亲和秋华藏在了用来运草垛的两轮车上，秦海为了掩人耳目，还从附近拉来几具国民党兵的尸体，我父亲和秋华就是躺在一车的尸体里被运出四平的。在把车拉过交战区后，父亲和秋华被安排与剩余的反抗部队一起向辽宁方向撤退。就这样，父亲因为战争被迫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
“秦海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带着父亲和秋华不断的转移安全区，东躲西藏，终于辗转来到了沈阳。在沈阳，父亲见到了之前先撤退到这的弟弟振华。从振华的口中的得知，新华和丽华随着解放组织逃到了黑龙江，而淑华则从大连港上船，朝着奶奶的老家进发。”
“秦海每几个月就会来一次沈阳，除了给父亲他们带些缴获的巧克力，还有就是来自家乡父母的信件，秦海也是他们和家里唯一的联络方式。可是从1947年年底，秦海就再也没有来过，父亲后来多方打听才得知，秦海在解放四平的战役里牺牲了，那好像是四平战事的最后一战，秦海在攻占红嘴子的战斗中被流弹击中，牺牲时身上还揣着他们写给父母的书信。”
二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他们一直在沈阳读书，原以为着战争结束了，很快就会重新和父母兄弟团聚，可由于建国初期的混乱和贫困。父亲他们在沈阳一住就是十年，和老家亲人只能靠时断时续的信件维持沟通。这十年里，振华放下了书本，和我父亲一起义无反顾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培育和照顾下，父亲一直读书，考上了沈阳师范大学。在父亲大学毕业前的一天，振华带来了一个噩耗，爷爷病危了。于是父亲与学校以及党组织商量后，决定和两个兄弟马上动身北上返乡。”
“这是战争结束后，我父亲第一次返回家乡。回乡沿途中，他看到了很多正在战后重建的东北同胞。虽然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但人们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新中国的希望，让我父亲决定，一定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父亲还是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到了四平之后，爷爷早已咽了气。袁伯把爷爷临终前写的一副字交给了父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父亲把这幅字紧紧抱在怀里。奶奶把孩子们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每人都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我们家「出门饺子回头面」的传统就是从这开始的。”
“袁伯年事已高，不再便于打理大宅事务，丽华便留在了老家。因为多年的漂泊生涯，其他的孩子早已在各地都有了难以割舍的新的生活，奶奶便让其他孩子们不必留在四平，让他们开始在新的环境继续新的生活。大家在临走前，都各自带上了奶奶给每个人准备的一份韭菜馅饺子。虽然父亲不爱吃韭菜馅，可我长大之后，每逢过年佳节，母亲也总是会包些韭菜馅的饺子，父亲总是吃的很慢，而且从不蘸醋或者酱油，他和我们说，这样吃才能吃出家的味道。”
“另一个让父亲回到沈阳继续读书的原因，就是母亲。父亲在大学校园里，认识了母亲。你的奶奶也是沈阳师范毕业的，他们两个人毕业之后便结了婚，党组织后来把他们共同分到了抚顺去，从基层教育工作开始做起。当时我父亲就被分到了十中，母亲则去了一个党政机关下属的一所小学任职。”
“那时候的十中刚刚建校三年，校舍还只是一个二层的小破楼，学生也只有不到五十人，算上我父亲一共也才6个老师。那时候还没有操场，周围到处都是杂草丛生废弃田地，只有楼前的一颗柳树下，有一块可供学生下课活动的区域。那个年代的条件非常艰苦，几个老师努力支撑着整个学校，每个老师都身兼数职，为了让这些学生顺利毕业考上大学，我父亲在刚参加工作时经常和学生们住在一起，为的就是能在学生有需要的时候，及时的帮助到他们。”
“在父亲和几个老师的多年付出下，当时的十中学子都用最优秀的成绩回报了他们，十中的优异也让组织对十中的教育环境开始重视了起来，我父亲便不断的和组织商量着，重新修建教学楼，扩充操场面积等等，组织也对父亲提出的议案表示赞同，并且对我父亲几年以来的教学工作表示了高度的认可和支持，决定让我父亲担任下一届十中校长，并且全权负责十中的扩建工作。”
“从这开始，十中便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父亲担任校长后，将教学楼扩建了三层，然后暑假带着学生和老师，一起把学校楼前田地里的杂草清理了干净，硬是用双手‘拔’出了一块操场。父亲为了能让更多的孩子来上学，便经常去市内各个初中走访，动员学生以及家长不要初中毕业后便放弃学业。后来一段时间，父亲为了照顾很多学校离家很远的孩子，还自己出钱在教学楼右侧盖了一个宿舍楼，让他们得以安心读书。”
“父亲担任校长后三年，学校增设了初中部，学生数量已经达到了四百多人。由于老师数量严重不足，父亲需要教学生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还有音乐，还用自己一年多的工资，托远在黑龙江的哥哥新华，从当时的苏联买回来了三架白俄罗斯牌的钢琴，供学生及老师上课时使用。父亲在大刀阔斧的对学校进行改建的同时，我们三个孩子分别出生了。我姐尹红最先上学，就在我母亲的那个学校，后来我哥和我又分别去那所小学读书，而那时母亲因为工作出色，也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小学教师。”
“后来，我姐初中毕了业就直接去厂里参加了工作，我哥尹青马上从十中高中毕业的那年，我开始了在十中初中的学习生涯。其实自打我开始上小学起，对我来说就是开始了非常煎熬的时期，不是因为学习，而是因为那个年代。”
“那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我问道。
父亲目光看着窗外，表情逐渐变得凝重。
“1966年。”
三
“1966年夏天，我跟着父亲一起回四平老家，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见我的奶奶，第一次见到父亲从小一直生活过的大宅，只不过没能见到父亲常和我提起过的那些来自皇宫里的瓷器和宝物。后来我才知道，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就已经来过好多次了，抄了整个尹家大宅。他们在院外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还进屋把所有爷爷收藏的字画都搜刮了出来付之一炬，所有的精美的瓷器琉璃都被堆到了院子中央然后砸了稀碎。奶奶这时早已经上了岁数，经不起他们三番五次的来骚扰，也是正因为这个，丽华这才把我父亲他们这些兄弟叫回家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新华和淑华也一起留下，等风头稍微缓和一点就把老太太搬出大宅。激进分子的骚扰，让我们没办法再在四平久留，短暂的团圆之后，尹家的子女们又四散到了祖国的各地。从吉林回来，父亲发现文革的批判风潮已经影响到了抚顺，起初我们都没有太在意，可没想到形势愈演愈烈，对我来说噩梦般的学生时代开始了。”
“当时，一个叫「白卷先生」的人火遍了大街小巷。因为当时的主要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批斗，这位「白卷先生」考试的时候一个字儿没写，交了白卷，结果成了全民高呼「向他学习」口号的对象。仿佛一夜间，「学习」这件事变成了一种错误的、不正确的行为，按时上课认真听讲成了一种耻辱。很多我父亲的学生，都抛弃了书本，走上街头，喊着各种各样的革命口号，加入了红卫兵的行列里。正值复兴建设的抚顺市第十中学，被这股文化革命浪潮重伤，我父亲多年的辛苦和努力，逐渐的被蚕食、被摧毁。在文革的影响下，学校的学生数量骤减，甚至一整个年级的人数都凑不足一个班。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父亲虽失望学生的这种行为，但始终相信着组织的决定和安排，相信党的领导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一开始，红卫兵们只是游行，喊着口号，挨家挨户的敲门派发新的宣传报和革命纲要，口号中抨击着走资派，那时他们的批斗对象还只是一些商人。可随着革命的深入，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红卫兵们的批斗逐渐变本加厉，批斗和抨击运动的对象也逐渐从富商，转而变成了对所有「当权者」的批斗行动，作为十中校长的父亲，毫无疑问的成为了红卫兵们首当其冲的批斗目标。”
“个别学校的老师因为惧怕红卫兵，而选择闭门不出；学校里仅剩的一部分学生，因为怕被报复和排挤，一半加入了红卫兵，一半选择在家逃避学校。虽然文革的影响巨大，但仍然有一小撮的学生，不舍得放弃书本放弃学业，依然坚持着每天在红卫兵们的恐吓之下按时上学上课。父亲心疼这些真正想学习的孩子，为了保护他们不被红卫兵打扰，父亲决定铤而走险，偷偷的把想学习的学生全都接到家里来。在那个人心惶惶草木皆兵的年代，父亲这样大胆的决定，得到了同为人民教师的母亲的支持，于是我们自己的家，就这样变成了那时候学生们上学的学堂。从那时起，每天都会有八九个学生，偷偷的从一楼爬窗到二楼来到我家，我父亲和母亲一起给他们上课。父母对他们悉心照顾着，把白米白面都做给他们吃，早知道在那个年代，我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白面松软的馒头，即使父亲是校长，我们家也一直过的非常节俭，甚至比别的家庭更清贫。条件虽艰苦，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超过了对恶劣环境的畏惧。一整个夏天，我家这个十几平米的小客厅，成为了那几个学生用来汲取知识最后的避风塘。但世上从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那是一个清晨，天还没完全亮，我被一阵非常猛烈的敲门声吵醒。与其说是敲门，更像是在砸门。母亲急匆匆的刚把门打开，五个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夺门而入，径直冲进屋子里，不断大声的呵斥着我父亲的名字，他们边叫喊着便冲进每个屋去寻找，最后从里面的卧室把我父亲从床上拖了出来。其中一个领头的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指着那张纸告诉我父亲这是组织上下达的决定和命令，随后便拽着我父亲的衣领，另外两个人分别从后面押住我父亲的两只手臂，把我父亲像古时候的犯人似的从屋子里带了出去。”
“母亲认出了其中的三个红卫兵是曾经父亲的学生，她冲出门口，大声的跪地向他们求饶，求他们看在师生一场的情分上。我和哥哥见父亲被压走，怒吼着追了出去，可无奈当时年幼，其中一个高个的红卫兵直接拽住了我们两个人的衣服，把我们俩拦了下来。母亲见到我们跟着冲了出来，便命令我们回到屋子去，不准我们出来，于是我们被那个拦着我们的红卫兵又拖回了屋子里，他站在门口一直看着我们俩，免得我们又冲了出去。我和哥哥回到屋子之后，赶紧跑到阳台打开了窗户。而在那之后我所看见的一幕，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父亲被那个领头的红卫兵，一脚踹翻在地，那两个架着我父亲的人，也同样对着我父亲拳脚相加。五个人里，其中有一个是女的，在其他人都在对我父亲施暴的时候，那个女红卫兵不断的对他大声怒骂着吼叫着，骂他「臭老九」，骂他「走资派」，骂他是「革命的敌人」，边骂边朝他的脸上摔各种颜色的纸。我母亲不断的在一旁撕心裂肺的哭喊着，跪着向他们磕头求饶，无力而又绝望的撕拽阻拦着暴徒，可每当她快要靠近父亲时，就会被一手推开，那个骂骂咧咧的女红卫兵还对她说，再敢往前靠近一步，连她一起打。”
“在一片混乱中，领头的那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几根棍子分给了另外施暴的两人，然后他们便用棍子不停的朝我父亲身上用力抡去，而那个领头人更是不断的击打着父亲的面部。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每当我回忆当年那天的事，我耳边就总能重新听到，那些棍棒打在我父亲身上时发出的那种沉闷的声音。”
“殴打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周围的邻居早已被楼下的纷扰吵醒，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去阻止这场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他们都只是偷偷躲在窗户后面，露着半张脸静静的冷眼看着。从始至终，父亲都没有还手，而他的脸上和身上卻早已经血肉模糊，整个人被打的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红卫兵们见父亲已经倒地不动，便停止了殴打，骂骂咧咧的扔下了几张纸之后，一个个都拎着棍子趾高气昂的离开了。此时的太阳刚刚冒出地平线，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而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副得意又满足神情，仿佛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仿佛自己又让革命前进了一大步。”
“母亲早已经哭到瘫软，我和哥哥见高个的人走了之后，就冲到了楼下把伤重的父亲和瘫软的母亲抬回了屋子。回到家之后，我们和母亲手忙脚乱的帮父亲处理身体各处大大小小的伤口，可他脸上的伤口却一直血流不止，左脸和身体许多地方都很严重的肿了起来。情急之下，母亲让哥哥从几个街区外，请来了曾经在十中当过一段时间校医的曹老师，曹老师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之后，决定应该马上送到医院救治。他发现父亲的左眼已经完全失去光反应，眼球内也有严重出血，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来到医院后，医生马上对父亲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医生说，父亲身上有很多骨折和骨裂，淤青更是不计其数，但最严重的就是左眼的伤势，需要尽快手术。可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的有限和国家形势的影响，父亲左眼的伤没有能得到条件非常好的治疗，加之眼球结构被破坏的非常严重，医生在征得父亲和母亲的同意后，决定将左眼整体摘除掉。手术持续了6个多小时，我和哥哥陪着母亲哭了一整晚。”
“在父亲手术后的仅仅三天，红卫兵又一次找上门来。这次他们冲进医院，全然不顾母亲的哭喊和医生护士们的劝阻斥责，把刚做完手术还在住院输液的父亲押上了一辆绿皮卡车。”
“拖着一身淤青和刚手术之后虚弱的身体，父亲始终不动声色的配合着红卫兵的各种行动。他们把父亲的双手从背后绑在了一起，在脖子后面又插进衣服里一个细长的牌子，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尹英华」，然后他们把一块又重又大的厚木板用最细的铁丝挂在我父亲的脖子上，木板上写着「臭老九，尹英华」，又在这后三个字之上打了大大的一个叉，最后还把一顶高帽，戴在了父亲的头上。卡车载着父亲驶向了市区，和另外的三辆卡车汇合之后，开始了游街。”
“另外三辆车上绑着的，也是一些曾经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这四辆车汇合之后，一起缓慢的沿着这座城市的主干道行使着，车顶上的大喇叭还持续播放着抨击和诋毁他们的批斗语。一路上，父亲和其他被批斗者顶着烈日，被整座城市唾弃。路边出来看热闹的人们，朝车队方向不断的投掷着石子，每个人都纷纷效仿着那些斗志昂扬的红卫兵，喊着整齐划一的口号，高呼着去打倒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人。”
“挂着牌子游街示众一天下来，拴在厚木板上的细铁丝已经深深地嵌进了我父亲脖子后面的肉里。直到父亲白发苍苍的几十年后，我还能清楚的看到父亲脖子后面那几道长长的疤。”
“那段艰难岁月里，好像这些可怕的事情逐渐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例行公事。每天早上，父母都会早早的起床，父亲换好一身脏衣服之后，等着红卫兵来敲门。等父亲被拽出去打一通之后，红卫兵把父亲放回来，母亲边哭边把早饭端给父亲，父亲简单吃完以后，便又要被绑在卡车上出门游街。以至于后来，母亲为了让父亲不会被红卫兵绑的太紧，甚至会事先把父亲的双手绑好再让他出去，而这么做也仅仅是为了让父亲能觉得稍微的舒服一些而已。”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后来可能是红卫兵们累了，也可能是批斗目标又换成了别人，逐渐红卫兵来上门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可每次来，父亲母亲都会照旧去准备，有时甚至还把一些一大清早来批斗父亲的红卫兵留下来吃早饭。我当时非常的不理解，每次他们来家里我都恨不得冲上去拿筷子捅瞎他们的眼睛。我问父亲，为什么不还手不反抗，反而还留他们吃饭？父亲只是沉默着继续做手中的事，嘟囔着敷衍着我。”
“往后的几年，父亲又多次的被抓去用各种形式批斗，我们全家一直都在惶惶度日。情况直到文革的后几年，全国的「批林整风」活动开始后，逐渐有了好转。父亲又重新回到了十中，学生们也陆陆续续开始回到了学校正常上学，看似这场革命已经快要结束了，但对我而言还远远没有。”
“在我班里，很多同学的哥哥姐姐都是红卫兵，虽然那些红卫兵已经远离了学校，但一些他们的极端思想和激进的做法还是影响到了和我同龄的这些学生。而我父亲此时已经回到了十中，重新担任十中校长。作为十中学生的一员，这些红卫兵的后辈们没法再去批斗我父亲，便把抨击的目标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正因为这个，那时我班里便出现了一个自称叫「红军旗」4人小团体。每天也不怎么认真上学听，他们的这个团体目标，就是研究放学之后怎么打我。因为他们，全班的同学都不敢和我做朋友，怕同样被他们四个盯上。那时候全国的敌人是「四人帮」，而与我而言，最大的敌人是班级里的这个四人帮。”
“这个小团体里带头的那个人姓王，据说后来因为强奸罪被判了无期。还在上学时的他，就经常因为打架斗殴和学习成绩的事，被我父亲批评和斥责，可往往在这之后，最遭殃的却是我，他转过头来就会在我放学之后，堵在我回家的路上，不断的追打我。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招架四个人的能力，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在学校里东躲西藏。我曾试过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可最后的结果也都是不了了之。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逐渐我就对上学产生了恐惧，开始抵触学校，不想去上学。”
“我开始逃课，有时甚至一整天都不去上学。那时候的我经常自己一个人背着书包，跑进我家后面的那个小山林里，然后爬到山顶，在山顶的小亭子里一呆就是一整天。那段时间应该是从文革开始以来，与我而言最快乐的时光了。那座后山成为了我自己的小天堂，山上的花鸟鱼虫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林间的树丛溪水成为了我的好知己。我甚至结识了一只我说不出名字的鸟，每天午后它都会飞到山顶，落在亭子里，叽叽喳喳的叫着，逗留一阵再飞走。我时常望着它飞翔的样子发呆，打心底里羡慕属于它的那种自由自在。”
“好景不长，班主任把我经常逃课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把我狠狠的责罚了一通。在那之后，我仍然找各种理由的逃学，父亲便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让我去读职业高中，换个环境。”
“所有的一切，从这开始，慢慢都有了好转。「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父亲也在之后被党组织平反昭雪，重新受到党和国家的重用与信任，母亲则成为了她所在的那所小学的副校长，坚持站在国家教育事业的第一线。父亲的兄弟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也曾落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中。振华作为沈阳一所学校的教师，也曾被游街示众，而新华和丽华则带着老母亲一直不断向北搬家，躲避文革的浪潮，现在革命结束了，他们又带着奶奶搬回了大宅，在故土开始了新的生活。淑华在山东嫁给了一位医生，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秋华在文革后，联络到了自己在日本的亲人，于是他在和这些兄弟姐妹们一一道别之后，启程去了日本寻亲。”
四
“我在职高毕业之后，又读了大专，学了会计，后来被分到了当时我哥所在的抚顺市腈纶厂的一厂，从最基层开始干起。几年下来，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多老前辈的肯定。那时，我经常隐约感觉到，我们厂的厂长对我总是非常的重视和照顾，经常给我很多外出学习的机会，交给我特别重要的任务，而我也从没让他失望过，总能很好的完成工作中的所有事。那时的我年轻气盛，总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比别人「优秀」，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印证了我之前最初的想法。”
“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正处理着工作，突然房门被从外推开，进来的正是厂长。还没等我先起身说话，厂长直接兴奋的告诉我「找到了！」。他这一句话，我听的云里雾里，毕竟在我的印象里，厂长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沉稳的人，。我问他「找到什么了？」，他会回答我说，「就是当年打坏你父亲眼睛的那个人！我找到了！」。”
“当时听到这，我的头嗡的一阵轰鸣，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我等待这个报仇的机会很久了，现在终于到来了。虽然我非常疑惑，为什么厂长也知道这件事，而且还特意帮我去寻找这个人，可我当时也顾不及心里的这些问题，连忙追问他，那个人现在在哪里。厂长边走边告诉我，那个人现在正被关在东洲区的一个派出所里，而且厂长已经先通知了我哥哥，我哥此时应该正在去那个派出所的路上。”
“抚顺一直都是国家有名的老工业基地，九成的抚顺人都工作于大大小小的工厂里，基本上城市所有的社会配套建设都离不开抚顺市的几个大厂，而我们腈纶厂的厂长，同样还是当时抚顺市石油二厂的副厂长，因此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那个年代里，教师的丈夫是工人，消防员的妻子是工人，医生的孩子是工人，警察的家人也一定都是工人，无论各行各业，都和工厂有着密不可分了联系。所以当那个当年的暴徒被抓到之后，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我们厂的厂长。”
“当我赶到的时候，我哥已经在派出所外等我很久了，他想和我一起进去，去和那个暴徒当面对质。我们俩在厂长的陪同下，被一个民警带进了派出所，进去之后穿过了一条非常长的长廊，在最里面的那个屋子里，见到了那个暴徒。带我们进来的那位民警告诉我们，他是因为入室盗窃被抓进来的，经过询问盘查才发现，他与我们厂长所描述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厂长告诉派出所所长，说这里暂时交给他就行，让其他人出去休息着吧，顺便递了个眼色。所长心领神会，带着其他人离开了那间屋子。此时屋子里只剩下那个暴徒，厂长，我和我哥。”
“面对这个曾对我父亲下了毒手的人，我却一句话说不出来，而这时厂长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了两个警棍，塞到了我和我哥的手上。”
“「我出去抽根烟，让我再跟所长聊一会儿，一共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样子。东西你们手上已经拿着了，怎么做你们决定，无论是什么结果，发生了什么，出了事我负责，你们千万别有顾忌。」厂长拍了拍我的肩，转身走出了屋子，在屋子的门从外面上了锁。”
“半个小时之后，房门再次被打开，那个曾经的恶人浑身是血的被人架了出去。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和我哥把这么多年所受的所有屈辱和愤怒，全部倾斜在了他身上。在那一刻，所有的涵养、道德、甚至「尹校长的儿子」的包袱，全部被我们抛之脑后，留下的只有恨，对那个人的恨，对那个年代的恨。当时的我就像一只发狂的野兽，我要把当年他打在我父亲身上的，成吨成倍的还给他。棍棒打在他身上发出的那种闷响，让我所脑海中不断的重复我儿时那个清晨所发生的种种画面，而每当我想到这，我就会更加用力更加发疯般的去欧打那个人。我说要用成倍的伤害还给他，我是真的做到了。他在那个清晨，让我的父亲的一只眼睛永远陷入了黑暗。而在这个下午，我让他的两只眼睛都永远的失去了光明。”
“结束了疯狂的复仇行动之后，我哥在派出所门口发呆了很久，没和我告别便自己一个人走回了家。我在回厂的路上，把我之前的疑惑告诉了厂长。厂长了解了我的疑问之后，便给我讲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困难到我需要从周围邻居家借粮食才能生活。从小我就深知一点，只有读书上学才能改变我自己，改变我家的生活环境。那时我家远，每天上学放学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再加上沿途道路非常不安全，这些种种原因一度让我产生放弃的想法。可没过多久，我所在的学校就兴建了新的教学楼，还建了一个宿舍楼，一下就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又重新拾起对学习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
“「后来由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学校里的学生越来越少，风气也越来越不好，学习倒成了一种罪过。我的老师怕我们放弃学业，便把我们接到了他家去上课，他对我们的百般照顾与无私奉献，让我们觉得感激涕零无以为报。结果后来他因为私自教课，被批斗被毒打，这些事都让我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出人头地，为我的老师洗脱冤屈。」”
“「想必听到这你已经猜出来了吧。没错，我所说的那个老师，就是你的父亲，我们的恩师尹英华校长，而我就是当年在你们家学习的其中一个学生。」”
“听完厂长的故事，我不禁感叹人世间的因果报应天道轮回。这次的复仇事件，我和哥哥一致决定不告诉父亲和母亲。后来的一天，我和父亲聊天聊起从前的事时。我曾试探着问父亲，为什么当时被打还不还手，为什么平反之后不检举那些坏人，把他们都绳之以法，哪怕让我去打他们一顿也行啊。父亲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对我说，「他们都曾是他的学生，都是年轻人，都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年轻人都会犯错误，就连我们的党我们的年轻的新中国，也会犯过错误。这种犯错是有价值的，一定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人就是在不断的犯错中学会进步的。以暴制暴，是永远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那只是一时的、自私的痛快……」。”
“从那一刻我终于认识到，我永远都不可能超越父亲了。其实从参加工作起，我一直被贴着「尹英华校长的儿子」的标签，无论走到哪，总会有意无意的被人提起关于父亲的事。这种看似光环一般的东西对我来说一直像一朵巨大的阴云一样，无论我怎么努力工作怎么做出成绩，最后总会被归结为「因为他是尹校长的儿子」。也是因为想证明自己，我离开了前途一片光明的腈纶厂，离开了体系内的工作，自己独立在外面做起了生意，开始成为了一名商人。”
“直到我父亲去世，我都没告诉他关于那天下午发生在派出所的事，我对父亲一半是敬，一半是惧。父亲对我们，总是严厉又苛刻，见不得我们做一丁点儿有损道德有损国家的事，宁愿自己受苦也绝不麻烦别人。父亲和母亲的严厉教育，对我哥和我姐影响颇深，他们的为人都非常善良，忠厚老实，以至于有些时候这种「老实」显得有些过分。曾经我姐上学时候被人欺负，在大冬天被人泼了一身的水，正好马上要出去参加升旗仪式。我姐就「老实」的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校服，站在东北零下二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我姐的衣服都结了冰，校服冻得硬邦邦，要不是老师及时发现，我姐可能会穿着这一身校服一直到放学吧。”
“我算是我们家的一个异类吧。也许是因为家里我最小，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惯着我一些，让我并不像我哥我姐那样的安分。但即使是这样，就算我犯了错误，父亲也会严厉的对我责罚，让我必须从头检讨，认识自己的错误。”
“所以回到最开始，你问我的那个问题，你爷爷是不是一只眼睛是假的，答案是肯定的。从那只左眼失明很多年后，一个你爷爷曾经的学生帮你爷爷在左眼里，装了一只假的眼球。你要是看照片就能发现，你爷爷基本上所有的照片，出门都是带着茶褐色墨镜的，其实就是为了遮挡住眼睛的缺陷。”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我们家族的全部故事了。你爷爷和奶奶，都是伟大的人。我和你妈妈不要求你做一个伟大的人，但你记住，你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父亲把杯中的茶一饮而尽，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爸爸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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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是2008年5月19日去世的，那是汶川地震全国默哀日的第一天。当时爷爷正在丹东进行健康疗养，据当时的护工说，当默哀仪式开始，鸣笛声响彻整片华夏时，爷爷从疗养院里的病床上颤颤巍巍的坐起来，自己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窗边，一只手紧紧的放在胸口的位置，眼神透过窗外，望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眼含热泪的喃喃自语着些什么。当天的晚些时候，爷爷便因为心脏的问题，去世了。
葬礼那天，来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有政客有法官，有医生有律师，有教师有警察，有商人有军人，他们都曾是我爷爷教过的学生，他们从祖国各地不远万里的赶回来，只为了来送恩师最后一程。
前些日子，我爸妈搬家时，从仓库里翻出了一副爷爷写的字，父亲把它平铺在了地上，给我拍了张照片发了过来。我点开之后，不禁感慨万千：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