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的，病危时想住高干病房，竟被告知：级别不够！

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的，病危时想住高干病房，竟被告：级别不够！ ?

90后小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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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名门，

曾是“民国四公子”之一，

他家财万贯，

所居宅邸堪称京城一绝。

 

他一生散尽家财，

只为留住国宝，

他一个人的捐赠，

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人说：

他的名字，

要么不知道，

知道了，

就再也不会忘记。

 

他，就是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侄，

张伯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

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

7岁那年，

他被其生父张锦芳，

过继给做总督的伯父张镇芳，

从此，张伯驹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张镇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内弟，

历任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职，

位高权重，家财万贯。

 

而作为张镇芳之子的的张伯驹，

自然是锦衣玉食，

吃穿用度，一应俱全。

 

他聪颖好学，

7岁入私塾，

9岁能写诗，

从小便有着“神童”的美誉，

深受张镇芳的喜爱。

 

 

 

身处官宦之家，

又生逢乱世，

家里人自然想让张伯驹做军官。

 

民国元年，

随父亲赴任河南都督的张伯驹，

被送入了河南陆军小学读书，

此后便开始了军伍生涯。

 

然而，生性淡泊的张伯驹，

看不惯官场之中的腐败风气，

自感做军人简直是一种“耻辱”，

于是，他毅然脱下军装，

赋闲在家，

每日只写诗作画，看戏唱曲，

过得好不自在。

 

 

 

不同于其他的富家子弟，

张伯驹虽家境殷实，

常与阔公子为友，

却丝毫未沾纨绔之气。

 

他生活素淡，

也不故作清高刻薄，

喜同名士交涉，

正因如此，

他对书画名品也有一定见识，

经常会为收藏名品一掷千金。

 

父亲让他打理银行事务，

他却只一门心思读书听曲儿，

闲时便背着手去书画行里闲逛，

只要看中，

再贵也一定要买下来。

 

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

“让你做官不去，

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

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每年，张伯驹都会被父亲派去上海查账，

而闲散之际，

他就经常会去一些风月场所走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张伯驹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奇女子

--潘素。

 

 

 

潘素生于姑苏，

祖上曾经做过宰相，

可无奈到她父亲这一辈时，

祖产已被挥霍一空。

 

幼年时，其母遍请各地名师，

教潘素研习音律、书画。 

13岁时，母亲病逝，

继母便将她送去了青楼。

 

因琴棋书画无一不通，

潘素很快就红透整个上海滩，

还获得了“潘妃”的美誉。

 

 

 

有一天，张伯驹查完账目，

就约着一众公子朋友去喝花酒，

正逢着名角潘素登台弹曲，

曲声和缓，余音绕梁。

 

张伯驹看她出落秀气，

颦蹙之间更显不凡，

断定此女子不俗，

就连忙问同行人：

“台上这人是谁？”。

 

当得知台上的，

就是有“潘妃”之称的潘素之后，

张伯驹便暗下决心，

发誓要娶潘素。

 

 

 

而风流倜傥的张伯驹，

也很快就获得了潘素的芳心。

 

但当时的潘素，

已经被一名很有权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

得知张伯驹有意潘素之后，

连命人将潘素软禁了起来。

 

强龙难压地头蛇，

迫于无奈，

张伯驹强抢不能，

只得买通看守的兵卫，

连夜将潘素带回北京

迅速成婚。

 

 

 

成婚之后，

张伯驹深感潘素聪慧非常，

又请人教给潘素画山水画，

晨钟暮鼓，琴瑟和鸣，

此后的几十年间，

潘素从未离开过张伯驹的身边。

 

潘素知书达理，

再兼二人兴致相投，

对于张伯驹收藏字画的爱好，

她一贯选择支持。

 

正因如此，

张伯驹更加醉心于名品字画，

整日里四处寻访名家，

收集奇珍异宝。

 

 

 

有一年，

与张大千有着“南张北溥”之称的溥儒，

想要把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转卖给洋人。

 

《平复帖》是陆机真迹，

乃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手迹，

上面盖满了各朝各代名士的印章，

素有“中华第一帖”的美誉。

 

而溥儒曾将国宝级画作，

唐代著名画马高手韩干的代表作《照夜白图》，

卖给英国人。

 

 

 

张伯驹听到消息后气得跺脚，

如此无价之宝，

一旦流失海外，

必成千古之恨！

 

于是他立刻找到溥儒，

问所需多少大洋，

溥儒张口便要20万，

一毛钱都便宜不得，

奈何实在有心无力，

张伯驹也就只能作罢。

 

直到1937年，

当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

正是缺钱的时候，

他二话不说，就借出一万大洋，

这令溥儒愧叹不已。

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

溥儒才终于答应4万大洋卖给张伯驹，

为中国保住了这一无价国宝。

 

 

 

此后，张伯驹又陆续买下，

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

十多卷珍品。

 

而其代价，

是变卖了家中，

在京津两地的几乎所有房产。

 

 

 

1941年的一天早上，

寄居上海的张伯驹正要出门办事，

迎头走来三个大汉，

绑了张伯驹便走。

 

不久之后，

潘素接到了电话，

绑匪称没有200万，

就等着收尸，

这可急坏了潘素。

 

别说200万了，

一时间让拿出来这么多钱，

100万也凑不到啊！

情急之中，

潘素想到家中收藏的字画。

 

 

 

正当潘素准备变卖字画赎人的时候，

经过多方斡旋，

潘素终于见到了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而见到潘素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

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

我珍藏的那批字画，

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没过多久，

绑匪害怕事情闹大，

就把张伯驹交给了上海当地的的一个伪军头目，

等潘素去要人时，

头目一张口便是20根金条，

无奈之下，

潘素也只好四处借债，

才赎回张伯驹。

 

张伯驹曾对潘素说：

“我死了没什么，

它们才是我的命。”。

 

 

 

潘素也深知这些藏品对于张伯驹的意义，

一直都细心保管，

不敢有半点懈怠。

 

北平沦陷的时候，

为了保护国宝，

潘素将这些名品字画，

都缝进了被子里，

一路担惊受怕，

最终才把它们带出了北京。

 

 

 

1946年，

古董商人马霁川，

在北平拍卖一幅，

素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的珍品《游春图》。

这幅画布局得当，运笔细腻，

乃隋代著名画师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

 

当时抗战已经结束，

故宫正广泛收购民间珍品，

张伯驹闻言之后，

便请求故宫买下这幅传世名作，

以免流失海外。

 

马霁川却张口要价800两黄金，

故宫方面也只能望洋兴叹。

 

 

 

而就在此时，

有洋人称有意购得此画，

张伯驹气得捶胸顿足，

连忙放话给马霁川：

 

“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

万万不能出境。

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

把它转手洋人，

谁就是民族败类，

千古罪人！

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

 

马霁川也有些怕了，

就松了松口说，

“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尽管价钱已经减少了很多，

可对于家财散尽的张伯驹来说，

这笔钱也不是个小数目。

 

为了凑够买画的钱，

张伯驹只好变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

而这个宅子在京城之中，

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

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而建，

构建之宏伟，实为罕见。

 

连马未都曾感叹说：

“这宅子搁在今天，

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等凑够了钱，

张伯驹便立刻前往马霁川处买画，

可没过多久，

就愁眉不展地回来了，

一问才知，

这马霁川托辞黄金成色不好，

竟要追加20两，

此时已经是家徒四壁的张伯驹，

哪能凑出这么多钱。

 

无奈之下，

潘素只得回到房里，

将多年来珍爱的首饰金银，

一应拿到当铺当了，

才凑够了钱，

终于买下了这幅《游春图》。

 

 

 

后来，南京总统府遣人来买，

并称愿意出500两黄金买下《游春图》，

而张伯驹却一口拒绝，称：

“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而正是这些张伯驹用了半生守护，

不惜倾家荡产，

宁死不卖的国宝，

在1956年时，

被尽数捐献给了国家。

 

 

 

其中包括:

《平复帖》、

《游春图》、

《杜牧手卷》、

《范仲淹手卷》等，

8幅一级珍品。

 

而这8幅作品，

任拿出一件来，

都是价值连城，

不可估量地。

 

时至今日，

这些珍品还都是故宫的镇馆之宝。

 

 

 

当政府意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时，

张伯驹一口回绝，

只答应收下了一张文化部颁发的奖状。

 

当有人问起，

为什么会无偿捐献这些绝品时，

他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

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

其实，我是历尽辛苦，

也不能尽如人意。

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

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

真可睥睨外国。

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

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然而，一年之后，

张伯驹却被打成了“右派”。

 

 

 

年青的时候，

张伯驹就喜欢听曲儿，

还曾跟京剧大师余叔岩学过戏，

后来，为了发扬“国粹”，

张伯驹还创立了“国剧会社”。

 

建国后，为了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

他拉了一帮老艺人排演戏曲《马思远》，

没想到却被人扣上了封建余孽的帽子，

打成“右派”。

 

 

 

解放时期，

张伯驹曾和陈毅有过私交，

经常在一起下棋，

陈毅得知此事之后怒斥道：

“张伯驹一个读书人，

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

怎么可能是右派！”

 

 

 

但张伯驹却并不感到恼怒，还说：

“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

一个渺小的凡人，

生死得失，无关大局。

但要说我反动，实在是有些冤枉。”

 

对此，

陈毅还曾赋诗一首，

送与张伯驹：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1961年，

吉林博物馆候补有缺，

陈毅便安排张伯驹夫妇，

去长春做文物鉴定工作。

 

临行时，谈及此事，

张伯驹也只是恬淡笑道：

“国家大，人多，

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

也算不了什么，

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

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到了长春之后，

张伯驹将毕生所学，

悉数传授给了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们，

还将30多件藏品，

一并捐献给了吉林博物馆。

 

其中包括张伯驹最为珍爱的一幅，

南宋时期的《百花图》。

 

 

 

此画不仅是我国现存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

对于张伯驹来说，

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我终生以书画为伴，

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

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而就是这样一幅重要的画作，

张伯驹依旧选择了捐献。

 

但就在此时，更大的浩劫来了。

 

 

 

1966年，

文革爆发，

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隔离审查之后，

被下放到吉林舒兰县插队。

 

此时的张伯驹已经年近70，

舒兰县派来的人一看，

 “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

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

便拒绝接收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和潘素老两口儿，

也只得冒着大雪赶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老两口才发现，

原先的宅子已经成了大杂院，

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

 

无奈之下，

两人只得找了一个，

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住下来。

没有户口，也分不到粮票，

只能依靠朋友接济聊以度日。

 

 

 

谁能想到，

这个曾经挥金如土的民国公子，

迟暮之年竟却落魄至此。

 

但生活的清贫并没有让张伯驹自哀自叹，

相反，夫妇二人依旧在家赋诗作画，

好似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而同当时许多被侮辱和诬陷的人不同，

张伯驹并没有选择悼心疾首、愤愤不平，

而是一如既往地平静。

 

 

 

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也感叹道：

“我深深觉得，

他为人超拔，

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

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

顶多十年八年，

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

所以他能坐观云起，

笑看落花，

视勋名如糟粕，

看势力如尘埃。”

 

 

 

张家鼎盛之时，

曾有10位管家，

有4位负责中西餐的大厨，

每逢会客，

席间皆珍品无数，

令人叹为观止。

 

而多年之后，

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时，

只见他独坐在一个角落小桌前：

 

“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

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

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

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

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

 

黄永玉事后不禁感叹道：

“能喝此蹩脚红菜汤，

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1972年，

陈老总去世，

张伯驹闻言悲痛不已，

连忙前往吊唁，

可碍于“反革命”的身份，

张伯驹被挡在门外。

 

无奈之下，

张伯驹只得手书一挽联，

被放置在了会场的角落里。 

 

 

 

追悼会上，

毛主席无意间看到偏角里的这幅挽联，问：

“书法好，词也好，这是谁写的？”

陈毅夫人张茜一听，

忙说，“是张伯驹送来的！”

主席问，“他现在还好吗？”

张茜便如实讲述了张伯驹夫妻的处境。

 

主席听后，不觉慨叹，

嘱咐身后的周恩来说，

“你去安排一下吧。”

 

就这样，

张伯驹进入了文史馆，

潘素则进入了中国画院。

 

 

 

除了宠辱不惊、生性豁达之外，

张伯驹待人接物也从未有过派头，

在后辈面前，

更从来没有端过架子。

  

红学大家周汝昌和张伯驹熟识之后，

每每到张伯驹家中拜访，

自行翻阅藏书字画，

想来便来，

想走就走，

一点也不必拘礼。

 

收藏大家王世襄，

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

但又不好开口，

苦思许久之后，

才提出请求，

谁知张伯驹听完之后说，

 “你每次到我家来看，

实在是太麻烦了，

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吧。”

王世襄大喜过望，

连忙捧着《平复帖》小心翼翼回到家中，

生怕有丝毫闪失。

 

 

 

1982 年阴历正月十五，

元宵节的大红灯笼挂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张伯驹因为感冒，

住进了北大医院。

 

进入医院之后，

张伯驹被安排进了一间8人病房，

寒冬之中，

病房里嘈杂非常，

条件十分简陋。

 

潘素便向医生提出，

能否换一间人少一点的病房，

却被医院一口回绝，

理由是：不够级别。

 

84岁的张伯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目睹着一个个病人的死亡，

情绪十分低落，

而当潘素再次向医院提出请求，

又再次被回绝。

 

 

 

张大千的孙子前去探望张伯驹时，

张伯驹只得有气无力地握着他的手，

默默流下眼泪。

 

两天之后，

病房中又死一人，

张伯驹的病情急转直下，

成了肺炎。

 

而就在上级领导的批文下达的前一天，

1982年的2月26日，

张伯驹停止了呼吸。

 

 

 

当时，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

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

足够买下几座你们这样的医院！”

 

追悼会上， 挽联如雪。

经济学家千家驹感叹道：

“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

很多人悼辞上无一例外地写着‘永垂不朽’。

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

真正不朽者，

张伯驹是一个。”

 

 

 

他的一生，

如同一叶扁舟，

卷挟在历史的洪流中。

 

而他富不骄，贫能安，

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的境界，

更是常人所达不到的。

 

他行过的姿态，

优雅而恬淡，

他的格局之大，

后人更难望其项背。

 

而如今，

却鲜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名字。

 

当人们为一个个名士大师歌功颂德时，

张伯驹就像一页旧报纸，

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再无人记起。

 

时至今日，

我们再没有理由不知道他，

达者为先，师者之意。

请记住他的名字，

记住我们永远的先生，张伯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