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与天运

天命与天运

——五十叙怀

 

 

● 杜君立 

 

　　 对现代人来说，成功是最大的人生追求。当孔子老了的时候，他这样谈论自己的成功：“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过完五十岁生日，我发现自己正处于孔子所说的“知天命”。对我来说，所谓“天命”，也就是一种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命中注定的事情，大不可强求。

　　

　　 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对应的是一个人的才、力、命。立德需要一个人像“雷锋”一样自砺和努力，甚至是自虐；立言是一种创造，靠的是天赋和才学。立功——用现在人的说法就是事业，这多半要靠时运和机会；一个人要成功，需要“正确”的选择，需要与人合作，需要外界的支持和帮助。

　　

　　 到了这个年级，突然会遇到许多老同学聚会。想当初我们都来自附近的村庄，都在一个班上，有一样的老师，学一样的功课，但后来中学毕业分道扬镳，如今各自都有不同的人生况味。那些事业比较成功的同学，无一例外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英美国家，甚至有一些已全家移民。

　　

　　 我相信，现代社会必将走过这样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乡村的沦陷，人类失去故乡，母语方言被标准国语取代，乡村被城市取代；第二个阶段，是国家篱墙的崩塌，人类失去祖国，各种国语被英语取代，全人类和所有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重新配重，精英聚集于世界最好的地区，贫富之间篱墙成为最大边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地球时代，对一个精明的现代人来说，故乡和祖国都是一种回忆，与现实无关。

　　

　　 1

　　

　　 一个人一生，有很多戏剧性的过程。有的人天赋高，后天又很努力，最后运气也不错，遇到合适的机会，功成名就。有的人天赋平庸，后天也很努力，但运气不好，疾病缠身，负债累累；反倒是有人既没天赋，也很懒，但运气好，结果像张好古一样“连升三级”，或者跟着所谓的“贵人”鸡犬升天。

　　

　　 就我自己而言，略有一点文艺方面的天赋，喜欢各类艺术，但都是泛泛涉猎，浸淫并不深，因此要靠天赋“立言”，也只是勉力为之。我生性散漫，对什么都不上心，一副粗茶淡饭无欲无求得过且过的样子，因此要“立德”也真是难事。对于立功，在我看来则更是畏途，从我出生以来，各种机会并没有特别垂青于我，也就习惯了走背运。

　　

　　 对于今天的我，我是知足的，我觉得我已经足够幸运。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度过了人生许多坎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活到今天。

　　

　　 我的人生应该比我父亲幸福得多。他一生起早贪黑地劳作，没有吃过几顿饱饭，没有穿过几次没补丁的衣服，最后只活了四十五岁。

　　

　　 我娘常说，我比我爹“本事大”。但我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论天赋和努力，我爹都比我强得多，他只是运气不好而已；反过来说，我比起我爹来，我也只是运气好一点罢了，即使我与很多同龄人而言并不见得好多少。

　　

　　 2

　　

　　 人是时代的产物，一个人面对一个时代，就想一条鱼面对大海。作为普通的个人，根本无力去改变这个时代，只能去适应这个社会。这比较符合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

　　

　　 事实上，在相当一个时期，一个人很“成功”，只是他比较会“混”而已，“混”得好就是成功。有时候更残酷，一个人的不幸，只是他生得不好，比如他出身在一个“反动地主”家庭，那他连最基本的上学工作结婚生活都会非常难。

　　

　　 汉文帝曾经感叹李广“生不逢时”，他说，李广要是在秦末乱世，那他会成为项羽那样的大英雄，但现实就这样残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李广一生都逃不出卒伍之列，最后老迈苍苍时自杀身亡。

　　

　　 中国人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有些时候，你根本无法选择，或者说，你无权选择，焚琴烹鹤，明珠暗投，这就是“命”。

　　

　　 路遥在他的小说中，一直纠结与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从开始的对抗到最后的妥协，其实是彻底放弃自己，他将这种投降看作是一种成熟——走向“平凡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时代车轮下的沙子。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好混得好，首先要“识时务”，用现在的话说是“政治正确”“懂规矩”。

　　

　　 现在有句很励志的话，叫命运总是照顾有准备的人。当命运来敲门，而你恰好一直在等她来敲门。人走时气马走膘，兔子走时气，猎枪打不着。用现在的话说，风口上的猪也能飞上天。

　　

　　 时势造英雄，一个人的命运往往被时代所注定。正像余华小说《活着》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地主遇到1949，注定要被枪毙，一个农民遇到1958，注定要被饿死，哪怕这个地主多么节俭，哪怕这个农民多么勤劳。同样是做买卖，在这个时代是犯罪（投机倒把），在另外一个时代却是劳模。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感叹在时代面前个人的卑微——“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3

　　

　　 陈志武先生有一本书，叫《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问题在于，勤劳与富裕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农民起早贪黑以粮为纲，最后还是被饿死了。勤劳是努力，而富裕并不见得一定要努力，努力也不见得就能富裕，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时代背景，也就是“天命”。

　　

　　 对个人来说是“天命”，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天运”，人们常常说“命运”和“命运共同体”，对同处一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完全被捆绑在国家的战车上；人无法离开国家而单独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与国家确实构成“命运共同体”。但在有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代表国家的命运，甚至有时候，国家的发展要以人的牺牲为代价。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见证了中国这半个世纪从古代农耕走现代工业的历史跨越，无法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对人类历史来说，五十年算不得什么，或许只是一瞬间，即使对国家而言，五十年也极其短暂，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他的大半生。

　　

　　 夏虫不可以语冰。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出处，也不能选择时代，尤其是当一个时代剥夺了你所有的选择权时，国家的命运往往也决定了你的命运。

　　

　　 司马迁《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对个体来说，十年时间已经足够让一个人从少年变成青年，或从青年变成中年。从个人感受来说，一个国家的“天运”，即使以十年来计算，就已经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在这50年所经历的变化实在是太多了，不妨说是，五年一“小变”，十年一“中变”，二十年一“大变”。

　　

　　 4

　　

　　 1969年，我出生。

　　

　　 当时中国最大的新闻，是《毛泽东选集》发行量突破1.5亿册；世界最大的新闻，是美国人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直播。那时候的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阿姆斯特朗，更没有人看到人类第一次登月直播，人们甚至不知道电视为何物。

　　

　　 我是在我们家里的土炕上出生的。当时人们都是在自己家里生孩子，由一些老年妇女接生。我娘生我前一天还在干活。

　　

　　 我出生时正是十冬腊月，天寒地冻，破土坯房四面漏风。当时没有柴草烧炕，炕冰凉冰凉的，我娘只能一直把我抱在怀里保暖。

　　

　　 缺吃少穿没得烧，换洗的尿布也很少，尿湿的尿布在屋里立马结成冰。一家人只能轮流把尿布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热把尿布暖干。即使这样，我还是被冻得脸发紫，哭个不停。我娘也哭。我爹没办法，只好出去找烧的。

　　

　　 那时候农村人根本没有钱买煤，也不敢砍树、折树枝，因为树要留着长大成材，做家具做棺材。烧火的柴草只能靠庄稼秸秆和秋天落叶，庄稼秸秆都被喂了公社大队的牲口，导致农民普遍缺燃料。

　　

　　 人是熟食动物，人不仅要吃饭，而且要吃熟食，因此离不开火。没啥烧的，但最起码要保证做饭的燃料。有的人家一天只能吃一顿热饭。

　　

　　 我爹踏着厚厚的雪出去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几片树叶，最后在渭河滩上，挖开积雪，找到一些草根……

　　

　　 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冬天，就是靠这些草根的温暖活下来的。

　　

　　

　　 5

　　

　　 1979年，我十岁。

　　

　　 这一年，中国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一场规模不小的战争，一直打了很多年。这场战争让人们第一次知道打仗竟是这样残酷残忍，这与一直以来的电影和宣传完全不同。

　　

　　 这一年，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

　　

　　 当时我正在我们村小学上三年级的第三个学期，全班有80个学生，全校365人。“先生”都是本村的，经常会到我们学生家里吃派饭，走时留下两毛钱和二两粮票。

　　

　　 从四年级开始，学校将从春级开学改为秋季开学，并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半日制改为全日制。红小兵也改为少先队员，红领巾还叫红领巾。

　　

　　 当时功课有语文、算术和常识，其他课没有课本，如体育、图画、唱歌、大字。当时我们最重要的训练是大字和算盘，写好毛笔字和打得一手好算盘，将来在村里会排上大用场。

　　

　　 六一儿童节，全公社举行广播体操汇演，学校选了50个人，其中有我。我娘跑遍了村里，也没有借到一件机器织的白洋布衬衫，最后我只好穿着粗布衬衫上场，让人笑话了很久。

　　

教室在娘娘庙里，没有玻璃，冬天风穿烂窗纸，我们要用黄纸给窗纸上打补丁。当然，我们每个同学也都跟我一样，穿着娘亲手织手缝的粗布衣服，上面少不了补丁。教室的黑板上方，挂着两张主席像：毛主席和华主席。

 

　　

　　 当时人很穷，穷到全村几乎见不到什么墙，所以标语只能写在村民房屋和学校教室的山墙上——打倒四人帮、抓纲治国、四个现代化之类。

　　

　　 这一年，我叔叔结婚，拜天地时，就是对着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完事。新娘的陪嫁是一面镜子和一只美孚煤油灯。

　　

　　 当时已经铺设了电线，但经常没电，所以夜里只能用煤油灯照明。对一个农民来说，只有三种日用品需要拿钱买：一个是盐，一个煤油，还有洋火（火柴）。其他都是自给自足。一些人家太穷，没有钱，他们经常向邻居借盐借煤油借洋火。

　　

　　 这一年，大队买了一台17吋的黑白电视机。当时全国只有一个电视台，一天也只有几个小时有节目，所以，不是没电，就是没节目。有电有节目的时候，全村人聚在一起看《加里森敢死队》和《大西洋底来的人》。当时最大的笑话是，一停电，马上就有人喊，点上灯接着看……

　　

　　 刚刚去世的汉学家麦克法夸尔说：“1949年是政权的更替，1979年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6

　　

　　 1989年，我二十岁。

　　

　　 这一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中国以外，老大哥苏联正走向崩溃的边缘。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让我们家的辣椒卖不出去，一斤跌到一块钱。

　　

　　 自从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散之后，各家种各家的，我家就在地里种上了辣椒。这些秦椒全部出口，一斤5元，一亩地能产400斤，种一亩辣椒就能挣2000元。种5亩辣椒就是一个“万元户”。我们原以为美国人也喜欢吃臊子面，但听县外贸公司的人说，美国人进口辣椒过去，是为了做催泪弹和辣椒水。

　　

　　 当时我正在一家兵器工业部的下属中专读二年级。从年初就不怎么上课，班里用班费买了一台电视机，放在教室里，一部何殇，一连放了一个月，天天放。作为一系列对比，如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也就是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也就是封闭的专制制度与开放的民主制度……这部不是电视剧的奇异片子以黄河为比喻，讲述中国人祖祖辈辈小心翼翼地围绕着黄河生活，既靠它获得食物，又因它的任性失控而家破人亡。虽然黄河九转十八弯，最终会流入蔚蓝的大海，但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要驾帆远航，去到一个遥远广阔的世界里放飞梦想。

　　

　　 当时我们学校有一台电话。作为一个二线城市，电话号码为四位数字。

　　

　　 学校还有一台计算机，为它专门修建了一所大房子。我实习时进去过“计算机房”，铺着厚厚的地毯，要穿过几道门，还要换鞋。里面冬暖夏凉，第一次听说这是有空调的缘故。老师告诉我们，计算机是美国人发明的，是世界最尖端的机器，需要恒温恒湿无菌安静，热了冷了脏了嘈着都不行。

　　

　　 7

　　

　　 1999年，我三十岁。

　　

　　 这一年，中国加入WTO。美国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炸使馆事件后的几天，许多大学生都在街上喊叫游行，街两边的墙上画着克林顿撒尿拉屎的漫画。这种漫画以前常出现在农村小学的厕所里。

　　

　　 当时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还都没有来郑州，大学生门便去围堵柯达冲印店。柯达用连锁模式，一两年时间便发展得三步一店，但转眼数码相机出世，柯达一夜间就都消失了。

　　

　　 到这一年，我已经做了好几年包工头。有了一点钱后，我买了一个足够栖身的小房子，一平方500元。我买了一台电脑，注册了一个电子邮箱和QQ。在BB机之外，我还有一部诺基亚手机，滑盖那种，《黑客帝国》的基努里维斯就用这个。

　　

　　 当时郑州不大，只有四桥一路，我去哪里都是骑自行车，40分钟内可以到达城市任何一个角落，即使从最北端到最南端。当时已经城市有了出租车，都是黄色小面包。很多人劝我买辆私家车。人们见面经常谈论车，不外乎桑塔纳、捷达、雪铁龙、夏利或者昌河。

　　

　　 当时电视机是最被看重的东西，已经有34吋大的，而且是平面直角带遥控的。比电视更火的是VCD，其实DVD也已经出来了。

　　

　　 这一年，我妹妹结婚，陪嫁是一辆自行车，一台21吋长虹彩电，一台爱多VCD。结婚时全村都来坐席，总共只喝了不到3瓶西凤酒。

　　

　　 8

　　

　　 2009年，我四十岁。

　　

　　 这一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并获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以4万亿救市给高企的房价打了一针强心剂。

　　

　　 这一年，我赋闲在家，开始反思自己，这20年在中国南北漂泊，为了成功苦苦挣扎，这到底值不值。同时，我也开始关注这个不可思议的社会。

　　

　　 我注册了博客，开始写一些小文章，发在网上。这些文章很快就有不少跟帖和评论，其中的赞扬越来越多，这让我在发现自己有写作天赋之余，也为自己才疏学浅而惭愧，便开始买书读书。

　　

　　 对职业的反思，让我产生了很多想法，这其中有很多关于一些抽象东西的思考，比如幸福与财富，兴趣与性格，专业与能力，还有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我将自己的想法大致勾勒了一下，发现可以写成一部很有意思的书。

　　

　　 写书的想法产生后，连我自己都下了一跳。但我还是马上付诸实施了。从3月开始，几个月时间，我便在一台10吋的上网本上写完了《职业人格》。

　　

　　 入秋，我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案场经理。

　　

　　 人常常要混口饭吃。

　　

　　 9

　　

　　 2019年，我五十岁。

　　

　　 中国“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美国正在美墨边界建墙。中美贸易战愈来愈像一场即将落下“铁幕”的“冷战”。

　　

　　 我带这几千册书搬到了西安，但我已经很少回故乡。

　　

　　 当家变成老家，那里已不再有我可以存在的空间。

　　

　　 少年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我的乡音一直被尘封着，还是30年前的土话，而他们却已经相互之间说起了普通话。

　　

　　 人常说物是人非，现在的村庄早已物人皆非，我成了一个陌生的他者。我和父亲曾经耕耘的土地，已经变成了高楼大厦和“城市中心”。

　　

　　 虽然从身份上，我那些父老乡亲还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了土地。他们生活中用到的每一种东西都需要从超市或淘宝上购买；衣食住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吃的菜和面粉。

　　

　　 当一切都可以变成钱，村里人已经卖光了祖宗留下来的所有土地，现在唯一可以出卖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体力。

　　

　　 没有了庄稼，也就没有秸秆和燃料。为了“防霾”，全村所有的土炕和土灶台都被封了。随着天然气管道入户，各家各户都不再缺乏燃料，除非没有钱买气。

　　

　　 村里人不是出远门打工，就是去镇上饭店宾馆做临工。一个服务员的月工资不到1500元。

　　

　　 早在前几年，村小学就被裁撤了，因为上学的孩子太少。

　　

　　 平常日子，村里安安静静，各家关门闭户，既没有孩子的嬉闹，也没有鸡犬之声。

　　

　　 10

　　

　　 在古代，没有国家只有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以船与水的关系比喻君与民，“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现代社会没有皇帝只有国家，我们常常被告诫：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你。或者，大河有水小河满。

　　

　　 至少在当下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依赖国家体制营造的外部环境生存发展；同样，中国也不得不依赖国际体系而生存发展。

　　

　　 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存在。

　　

　　 一叶落知天下秋。别说你与这个时代没有关系，而我们的时代确实到了一个诡异的十字路口……

　　

　　 经济学家陈志武说，中国过去四十年之所以能所取得巨大的成就，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因此有了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在之前是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的世界贸易体系，在晚清时要发展外贸，输出苦力，就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为商船保驾护航，否则派出去的商人、运出去的货物很难到达目的地。后来美国开始建设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有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通过出口制造，很快就实现发展，完全受益于这个自由贸易体系，没有这个大背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勢根本发挥不出来。

　　

　　 有人说，“改革开放”重点在于“开放”。中国在“改开四十年”——尤其是加入WTO以来这二十年的飞速发展，多半都是全球化的利好产物，而如今，全球化却面临严重分歧。

　　

　　 经过四十年的“超英赶美”，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大国崛起”甚嚣尘上。

　　

　　 四十年时间，中国所有的乡村都被连根拔起，变成钢筋水泥覆盖的城市，但充其量也只有现代社会的外形，而没有现代社会的灵魂。虽然几亿中国农民在一夜之间离开了土地和乡村，进入了灯红酒绿的城市，但从最底层到最高层，人们的行为和心理，说到底还是个农民，或者是暴富的农民，各种反智与审丑正是这个粗鄙荒谬年代的刺眼印记。

　　

　　 仅仅四十年时间，漫长的农耕时代便在一夜直接解体了，但过年这种习惯仍在延续，只是人们已经不知道怎样来过年。鞭炮被禁了，有些地方连贴对联也不行，人们涌进了电影院，从去年《厉害了我的国》《战狼》，到如今《流浪地球》——只有中国才能拯救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