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白莲教徒,死生何苦(全文)

一、 【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白莲教徒,死生何苦(上)
西汉末年的绿林起义,还算是真正的民间起义。草根义士振臂一呼,召集乡民对抗朝廷。到了东汉末年,造反者的主力已经是宗教组织,奉行“天地失衡则入世杀人”的道士们提着嗜血的长剑斩杀权贵,是为除魔卫道。南北朝时期道教被阉割,转身变成了看风水抓鬼的江湖术士,不再守卫天地大义。但是道教留下的大义守护者的空缺位置,总归要有人来坐,而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明教,也就是白莲教的前身身上。
明教起源于波斯拜火教,其经义为二元对立论:世间之事,总归是善恶对立,光明与黑暗长期抗争,教徒应当心存光明,抵御邪恶。这种思想,其实相当接近道教天地阴阳平衡的教义。公元216年出生的波斯圣者摩尼在拜火教教义中吸纳了佛教的神佛体系以及极乐世界理念,将之改造为更加纯粹的造反者之教:在对抗黑暗的战斗中死去的教徒,如有大功则可成佛称祖,即便普通战士也可以进入极乐世界享无尽之福。明教教义至此完全成型,它充满着入世精神以及对最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并且又具备佛教的精神麻醉能力,令教徒悍不畏死。
在视底层民众为刍狗的古代社会,明教的出现,无疑是石破天惊。圣者摩尼因此被波斯王朝的统治者视为眼中钉,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明教教义已经完全成熟,相对于其它宗教而言,它可以算是底层百姓的终极信仰,比其它所有的信仰都要强大。中亚地区和欧洲古罗马地区有着宗教信仰传统,对明教的出现极为警惕。天方教和基督教都排斥其它信仰,这就不用说了,甚至连波斯帝国的拜火教本身都容不下明教,最终明教教徒被全部肉体消灭。明教无处可去,只能转身向东传播,在宗教问题上处于不设防状态的中国,成为了明教的沃土。
公元6世纪左右(南北朝时期)明教传入中国,此时道教刚刚被阉割成为了装神弄鬼的养生驱邪之教,而明教适逢其会,刚好填补了道教留下的空白,一步步发展成为底层民众的首选信仰。明教第一次发起叛乱,是公元920年,五代后梁末年,明教领袖母乙在河南南部发起叛乱,起义范围覆盖整个河南南部和安徽北部。
但这时的明教依然在政治上处于相当幼稚的阶段,母乙的义军没有成熟的政治诉求,甚至连稳固的内部组织都没有。母乙匆匆忙忙的称了个帝,转头就被消灭了,在历史上的长河中连个浪花都没能翻起来。但是这次起义给了明教以教训,他们开始成熟起来,并启动了内部的组织化进程,也就是大小“明使”制度。后来明使的称谓被金庸用于《倚天屠龙记》,“光明左右使”的名号真是显得特别酷。
五代之后的北宋时期,虽然朝廷屡次三番的明令禁止明教传播,但教义显著超越了同时代其它任何宗教的明教,在信仰领域根本就没有对手。明教假托佛教在底层传播,并迅速与底层的封建帮会组织合流,发展为民间第一大宗教。尤其是在东南地区,明教与贩卖私盐的盐帮合流,帮会的组织力量+宗教的精神力量,终于在北宋末年,催生出一场波澜壮阔的方腊起义。
对于方腊起义的背景,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北宋时期在内部最核心的矛盾,就是皇权与内部士大夫阶层之间的矛盾。出身儒教的士大夫阶层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而平民阶层贫困潦倒,军队则孱弱不堪。北宋末年,王安石试图强化皇权的变法失败,士大夫阶层变本加厉的吞噬社会财富,终于再次导致“有灾不赈”的恶性局面出现,不仅如此,灾区所有赋税还要加倍征收,民与官之间彻底决裂。如此局面,当然就要发动明教教义之中教徒挺身而出以抗黑暗的光明之战了。
公元1120年10月,平民出身的明教圣公方腊在安徽黄山地区发动起义,以信仰明教的盐帮教众为起义主体,到12月底,起义军就攻入东南中心杭州,整个江浙、江西和福建地区的教徒闻风而动,纷纷对当地的地方官僚家族展开屠杀。一时之间,整个东南地区官不聊生,士大夫阶层几乎在肉体上被屠杀一空。这种针对权贵家族的血腥屠杀,与当年的道教起义模式一模一样,“以光明之名杀人”,自此成为明教的典型特征。
方腊起义引发了北宋统治阶层的巨大恐惧。公元1121年1月份,北宋朝廷将原本集结用于北伐辽国的大军南调,由著名的太监将领童贯率领,去剿灭方腊义军。而此时方腊义军依然深陷于宗教式的仇恨之中,致力于搜捕并屠杀士大夫阶层,当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统治秩序,甚至连正常的补给募集能力都没有建立起来。面对童贯的大军,方腊义军连续败退,于2月份退出杭州。一个月之后再次集结起来的义军尝试反攻杭州,然而方腊既然无法建立起真正的统治秩序,当然也无法与北宋朝廷进行真正的国战,这场反击很快就失败,到4月份,方腊本人被俘,其它各路义军一直坚持第二年年初,才被陆续平复。当然,这场起义之后,整个东南元气大伤,士大夫阶层几乎被屠戮一空,整个家族不分男女老少,全部以各种残忍手段虐杀。北宋最大的赋税之地自此被伤了根本,无法再向北宋朝廷提供经济支持,这也算是北宋到1127年,也就是方腊起义六年之后就亡国的原因之一了。
方腊起义是明教第一次大规模起义,事后北宋朝廷对起义者的搜捕也不算彻底,大量的明教教徒在起义过程中受到了系统的军政方面的组织化锻炼,积累的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将会在明教之内日积月累,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公元1130年,明教教徒钟相杨幺再次在湖南北部地区发动起义。这时候是南宋初年,湖南北部地区事实上是南宋政权势力未能有效到达的边缘地区,流寇纵横,民众生活困苦。从这个角度上看,钟相杨幺举事,甚至都不能说是起义,而应该定义为“地方割据”。这里顺带说一下,赵构之所以能够在杭州以南逃的士大夫阶层为核心建立起南宋政权,是因为杭州地区原本的权贵阶层已经被方腊杀了个干净,南逃的士大夫刚好可以占据这一片空白的膏腴之地。言归正传,钟相杨幺吸取了方腊的教训,第一时间就建立起了稳定的政权,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等贵贱均贫富”。钟相在举事当年就在与流寇的战斗中兵败身亡,杨幺继续举起大旗,豁免占领区的钱粮赋税,平息境内流寇以恢复生产秩序,因此民心拥戴,其势力范围扩张到整个洞庭湖区。
公元1135年2月,南宋朝廷以岳飞为主将征讨杨幺。岳飞步步为营,执行严格的清洗战略。官兵每推进一步,就烧光农田,迁走居民,以掘断杨幺政权的统治根基。面对这种残酷的步步清洗,杨幺无可奈何,到6月份就兵败身亡。但明教在洞庭湖地区的统治长达五年,明教信仰得到了深入传播。岳飞此后驻守洞庭湖,以明教教徒为主体训练军队,建立起名震天下的岳家背嵬军。边患不止的南宋朝廷也不再禁止明教信仰。即便在岳飞被冤杀之死,信仰明教的岳家军也没有被解散,依然镇守于两湖地区,其后人依然长期担任南宋高级将领,在抵抗胡族第一线的襄阳地区,为南宋朝廷浴血奋战。在这场长达七十余年的国战中,明教的血脉之中,逐渐融入了“为维护中华正统而杀人”的基因。自此之后,无论是抗击蒙元,还是反抗满清,明教教徒始终站在战斗的第一线。
此外,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南宋时期,明教重要的改革者茅子元借鉴佛教的修行仪式,建立起明教的整套祭祀仪式,教徒定期聚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稳固的宗门和传承制度,这意味着明教在先进的教义、高层的组织化建设之后,完成了最底层的组织化建设。自此之后,明教摇身一变,被称为白莲教。白莲教徒,自此之后,将成为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噩梦!
二、 【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白莲教徒,死生何苦(下)
公元1279年南宋亡国,蒙元入主中原。信仰长生天的蒙元朝廷一开始摸不清白莲教的虚实,竟然允许其公开传播。这个时候的白莲教已经在思想和组织上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状态,在贯穿整个南宋朝的国战中,转为军户的教徒们又得到了充分的实战锻炼,其内部由茅子元制定的师徒传承制又足以确保这些珍贵的组织和军事知识能够代代传习。如此叠加的结果,白莲教在几十年间,就覆盖了整个中原大地。
蒙元对中原的治理模式非常粗放。一般的中华王朝,治权大都可以下沉到县域,然而蒙元的权力触角只能下沉到州一级(相当于现代的地级市),县域以下就无法实现有效管控。地方上的管控处于空白状态的结果,一方面引发了元代空前繁荣的文化大爆炸,我大中国现代的各种曲艺形式都发源于元代。另一方面,就是白莲教趁势而起,填补了地方权力的空白,真正掌控了底层民众的组织权。白莲教对底层的渗透,在今时今日看来实在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民众的生死嫁娶,交粮纳税,都可由白莲教宗门一言而决。
到了这样的程度,白莲教与蒙元朝廷的冲突当然不可避免,于是白莲教不断发起武装起义。公元1280年,也就是蒙元刚刚逼得崖山十万宋军投海的第二年,江西的白莲教宗门领袖杜万一就揭竿而起,这场起义的过程仓促,影响也很小,但这算是白莲教第一次发动抗元起义。到公元1289年,浙江杨镇龙起事,就已经是经典的白莲教起义模式了。杨镇龙原为南宋中级军官,南宋覆亡后,杨镇龙回到其家乡浙江宁波地区,建立起完善的白莲教宗门组织,并对教徒进行军事训练。
公元1288年,江西和福建地区的畲族移民发动叛乱,蒙元朝廷焦头烂额,一年之后都无法平息。杨镇龙趁势起事,以经过初步军事训练的白莲教徒为核心,迅速组建起十万大军,占领了整个浙东地区,建立起“大兴政权”。蒙元朝廷一开始以疏于训练的地方驻军应战,被打得全军覆没。于是蒙元开始抽调中央军参战,杨氏义军依然可以跟中央军打得有来有往,不见败势。这种强大的军事能力,当然是由于白莲教的核心组织成员具备真正的军事素养。最后蒙元迫于无奈,被迫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精兵,以打“国战”的姿态来迎战杨镇龙义军。面对这种攻势,杨氏义军无法正面抵抗,于是转为游击作战策略,一直坚持到1297年,起义才被平息。
公元1308年,元武宗实在无法再忍受此起彼伏的白莲教起义,于是下令禁止白莲教传播。然而这个时候白莲教大势已成,蒙元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想要跟白莲教争夺基层政权的控制能力,根本就力不从心,于是十年之后,蒙元朝廷又向白莲教妥协,解除了禁令。此后蒙元朝廷就在禁教与开禁之间左右徘徊,犹豫不决。想要彻底铲除白莲教,在实践上就没有可能性。在此期间,白莲教起义根本就没停过,1325年,河南赵丑厮起义(这个名字还真是接地气);1337年,河南胡闰儿起义;1337年,江西彭莹玉起义。对这些此起彼伏的义军,蒙元朝廷也没啥好的应对办法。地方驻军在富有军事经验的白莲教将领面前就是一碟小菜,动不动就被打得全军覆没,要抽调中央军平乱,这么多年下来中央军的战力也在持续下降,最后大都是随便打一打,然后招安了事。

到了公元1351年,黄河溃堤,蒙元朝廷实在不忍心“有灾不赈”,于是“以工代赈”,组织几十万灾民重修大堤,并向民夫提供衣食,以解民困。白莲教趁火打劫,发动民夫起义,还弄出一句“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著名口号。这场起义,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终真正建立起全国政权的唯一一次宗教起义。红巾义军很快就席卷黄河以南的大半个中国,蒙元朝廷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各路义军攻占郡县,建立政权,自始至终,连像样的镇压行动都没有。
各路红巾义军的问题在于缺乏统一领导。最早发动起义的韩山童号称当世白莲教圣主,素有威望,可惜死得太早,刚刚发动起义就英勇战死。此后各路义军相互不服气,在各自占据一块根据地之后,相互之间越来越看不顺眼,终于大打出手。这场白莲教的内部战争类似于养蛊,最终心最狠手最黑的朱元璋在这场内部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蛊王,整合了各路义军,然后挥师北上,轻轻松松就将蒙元驱赶回到了北方草原。朱元璋一统中原,建立起“大明王朝”。在这个时候,白莲教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自此之后,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朱元璋建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转身清洗白莲教,严禁白莲教传播。这当然是由于朱元璋深知白莲教的可怕威力,如果任由白莲教传播,朝廷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对基层的掌控。对白莲教的清洗运动的同时在官场和民间进行。在官场的清洗,就是所谓的明初四大案,朱元璋随随便便找了些理由就大规模屠杀官员,比如空印案,地方官员在上报中央的账本上提前在空白页上盖了几个章,以备查账时方便修改有误的数据。这其实不算啥大事,甚至是一种合理的处置手段,但是朱元璋依然借此下令,杀了三四万大小官员。身为蛊王的朱元璋当然不会轻易发疯,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杀戮,只不过是在清洗充斥于官僚体系中的白莲教徒罢了。
而在民间,白莲教则发起了规模庞大的起义。对一个刚刚建国的全新王朝来说,竟然会引发此起彼伏的民间起义,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简单列举一下:整个两广地区在洪武年间就没太平过,每一年都在起义,朱元璋派出的官甚至无法走出治所一步。福建地区,每三四年就爆发一次全省范围的起义。洪武十六年,江西彭玉琳起义,“自号弥勒佛祖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建立起了完整的政权组织“天定”。陕西地区的金刚奴起义,历时三十年不能平息。我再强调一次:所有这些起义,都是白莲教发起的,其起义口号都直指朱元璋的叛教。这些起义一直延续到明永乐年间,以山东唐赛儿起义为顶点。唐赛儿起义席卷整个山东,并威逼河北,兵锋直指北京。永乐皇帝朱棣战功显赫,面对唐赛儿义军居然也打得缩手缩脚,时不时就打出一场全军覆没的败仗。在艰难平乱之后,大明朝廷与白莲教终于相互妥协。大明王朝改变坚决封杀白莲教的国策,放了唐赛儿一条生路;而白莲教自此转入地下,成为一种隐秘信仰。大明王朝自此才勉强安定了下来,成为真正的大一统王朝。当然了,此后白莲教徒还是发动过几次起义,比如嘉靖年间四川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徐鸿儒起义,声势都很浩大,但是跟此前动不动就数省糜烂的局面相比,已经算很好了。

白莲之火,生生不息。大明亡于满清之后,白莲教骨子的嗜血欲望再次被激发出来,“以光明之名杀人”与“为维护中华正统而杀人”的理由,在满清王朝同时成立。白莲教在全国各地发起大小叛乱,或寻机刺杀满族官员,令满清朝廷上下闻之而色变。白莲教因此成为了满清朝廷眼中最大的敌人,满人在此后大肆修订史书,丑化白莲教的形象。今天我们眼中迂腐邪恶的白莲教徒形象,大都是受满清朝廷刻意污蔑的影响。
公元1774年8月,清乾隆年间,白莲教徒王伦在山东聊城地区发动起义,占领了县城,与满清正规军正面交战整整一个月才被平息。这场起义发生在满清国力最鼎盛的时期,算是对满清朝廷的一个正面警告。
公元1796年,也是嘉庆初年,湖北地区白莲教徒发动起义,并迅速蔓延整个湖北、四川、陕西及河南地区,史称“川楚教乱”。这个时候满清朝廷的国力已经在走下坡路,被打得措手不及,竟然来不及应对。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四省,将这四省之内的全部满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杀了个干干净净。然而义军缺乏统一的组织,也无法趁着这个时间空档建立起稳定的政权。一年之后满清朝廷终于完成军事动员,举全国之兵前来镇压,河南湖北和陕西地区的起义军因此被各个击破。1798年,各路义军的残余部队退入四川,但依然不能建立起统一领导,然而即便是这样,各路义军依然具备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依仗底层民众的全力支持,转战四川山区,将前来围剿的满清八旗军打得落花流水。1799年,嘉庆皇帝在内部清洗了和珅系势力,然后下罪己诏,检讨满清治国的种种错误,大规模减免川陕地区的赋税。同时嘉庆皇帝放开对汉族地方权贵的限制,允许建立地方团练。这算是满清的汉族士大夫练兵之始。此外,嘉庆皇帝颁发招抚令,宣布豁免参与叛乱的普通教民。嘉庆皇帝的这种种内部整肃动作,极大的提升了满清军队的战斗力。在满清八旗军以及地方汉族团练的联合进缴之下,到1804年,缺乏统一指挥和完善的政治目标的义军终于被最终平息。
川楚教乱乃是有清一代白莲教发起的规模最大的起义,清朝统治者被迫放开了汉族官员练兵的口子。这种转变将在后世带来巨大的影响。当然,这一次当然不是结束。公元1813年9月, 也就是嘉庆十八年,白莲教的北方分支天理教在河南发动起义,威逼北京。满清朝廷调中央军镇压,北京城内兵力空虚。河北白莲教徒林青趁机起事,以区区数百人,攻入了北京皇宫之内,并扫荡了足足一整天,最后在优势兵力的围堵之下才被迫撤出皇宫。这场战斗乃是白莲教最后的爆发。起义最终平息之后,嘉庆再次颁发罪己诏,全面减免赋税,并放松对汉族的管控。白莲教的生存空间因此日益缩窄,陷入分裂,最后逐渐消失。这样看起来,减税,乃是平息民乱的终极武器了。
(钉在故宫隆宗门牌匾上的箭头,据传就是攻入皇宫的白莲教义军所留,被嘉庆皇帝特意留下,以警后世。)
如果要给出一个尾声的话,此后白莲教的一个北方分支在山东地区转型为义和拳,它们将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相对丑陋的名声。而另外一个南方分支,则融入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最后发展为洪门,成为最终推翻满清的主要力量!然而关于洪门的故事,我们需要放一下再讲,因为马上就会有另一派造反者站上历史的舞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