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嫌疑人:我替你顶罪,你却要杀我女儿

来源: 2018-07-21 02:46:36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非常嫌疑人:我替你顶罪,你却要杀我女儿

刘焱 

我的律师朋友刘焱接触过许多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有少年时行凶,案发后逃亡了18年“老好人”;有为了一点零用钱,残忍杀害医生的乡村未成年;还有两个人,蹲了十几年牢狱,出来后想做笔大的,杀人之后嫁祸旅店老板……

 

虽然都犯过大事儿,但这些当事人都对刘焱挺信任,毕竟这能帮助律师收集信息,让辩护顺利进行,谁不想多洗脱点罪责呢?

 

今天的案子,可有点蹊跷。当了多年律师,刘焱就没见过这么不配合的当事人。

 

在这个案子里,受害人行踪成谜,生死不明;一个嫌疑人对罪名矢口否认,另一个嫌疑人反复翻供;唯一的目击证人,证言被质疑没有资格采纳……

 

因为牵扯进这个扑朔迷离的案件,刘焱还头一回,作为普通人被警察传讯了。

 

事件名称:不可信的证言

事件编号:罪行05

亲历者:刘焱

事件时间:2017年6月

记录时间:2018年7月

不可信的证言

刘焱/文

 

2017年6月5号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XX派出所的民警。

 

刚开始,我以为是手头一个申请办理取保候审的案子有了结果。

 

没想到对方语气很不好,“知道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你过来一趟,有案子例行询问。”

 

听我讲完电话,同事紧张起来,毕竟刑辩律师进监狱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职业因素导致我们容易得罪人,也有些同行会涉及到教唆作虚假供述,伪造证据等非法操作。

 

来到派出所,一位二十几岁的民警在把玩烟盒,见我来了,他抽出一根烟在桌子敲了敲,点燃,说了句云里雾里的话——“老实说,有个涉嫌故意杀人的案子,你是不是知情不报?”

 

我没有说话,只是望着他。

 

他将一张名片扔桌上,瞪着我说:“这个怎么解释?还用得着明说吗?”

 

我算是明白了,这警察有点拿我当嫌疑人进行传唤的意思,仅凭一张名片就夹枪带棒地诘问,我心想再这样下去,就马上去投诉他。

 

这个时候,走进来一位40多岁的刑侦大队副队长。

 

副队长直截了当地问我,认不认识罗雪和孙文斌?

 

我不大确定他说的是谁,没有给出答案。

 

他拿出一张照片,叹了口气道:“这是一桩故意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在他家客厅茶几上发现了你的名片。”

 

 

警方出示的照片,应该是做备案资料时拍的,照片上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半身照。我确实认识她。

 

 

大约20天前,这个女人来到我们律所,她当时披头散发,黑眼圈明显,休闲裤的带子没有系,部分衣角扎在裤腰里。我还以为她是个头脑不清醒的拾荒者。

 

我问她有什么事。

 

她突然拍打办公桌,不停地说,“我妈不见了,被我弄丢了。”

 

我猜她是受了刺激,精神有问题。

 

这个女人名叫罗雪。我倒了杯水给她,让她冷静,并告诉她人口失踪的案件不归我们管,得找警察。中国每年有近50万老年人口失踪,只能自己用心去找。

 

罗雪不停挠着头发,手上很油腻,接着又颤巍巍地端起水往嘴里灌,然后将纸杯抓成一团攥手里。她看着我说:“我妈真的走丢了,所以,我要离婚。”

 

这时,律所的同事在群里发消息说,这是狂躁抑郁性精神病的症状。

 

我倒认为罗雪没有什么大问题,遭遇不幸婚姻的女人大多状态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我问了一下她的情况:离婚的理由是什么,有无过错方,丈夫是否有家暴史以及其他不良嗜好,关于财产的分割以及子女的抚养权归属问题有没有协商。

 

见她不停地摇头,我补充了一个问题——她母亲的走失是否与他们夫妻俩的矛盾有关。

 

罗雪情绪激动,将手里的纸杯扔在了地上,让我不要问那么多。我没多想,觉得她大概嫌我啰嗦了。

 

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知罗雪和丈夫生了一个女儿,今年8岁。我让她去交一下前期的费用,说会去她的家里了解具体情况,想和她女儿谈谈父母的婚姻状况,再问一下小孩愿意跟哪一方。

 

罗雪打了个激灵,连忙理顺刘海,语气缓和不少,说自己离婚不为别的,就为了一门心思找到母亲,不想拖累家庭。

 

临走之前,她要走了我的名片和一份委托书。

 

没过两天,我在单位楼下的小巷子里又看见罗雪,她比之前更邋遢,眼神涣散,在给寻人启事的背面刷胶水。

 

寻人启事左上角贴了失踪者的彩照,一个端庄典雅的老太太,嘴角带有笑容。

 

上面写着:李书存,65岁,身高1.63米,身穿中袖浅绿色印花衬衣,黑色裤子,黑色平底鞋。四天前于合农路口走丢。若有知情者请拨打电话,必定重谢!

 

不少路人围观,关切地问着各种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老年痴呆,怎么走丢的。

 

罗雪有气无力地回答:“我妈从来不得罪人,不至于有人要害她。”

 

时不时有好心人打来电话,提供一些信息。接完电话,她明显情绪不好,再次贴传单时,手不停地抖。

 

 

我侧着身子从旁边走过,没和她打招呼。地上散落了几张传单。有人默默地将它们捡起交给罗雪。她没有说谢谢,面无表情地接过去了。

 

还有人试图安慰她,罗雪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去了另外一条街。

 

当天晚上,我看到微信朋友圈以及一些群里也在到处转发这则寻人启事,很多人都在帮着祈福,希望老人平安归来。

 

后来我差不多每天都能见到邋里邋遢的罗雪,机械式地刷着传单。

 

直到6月1号下午,她没再出现。

 

我把和罗雪接触的情况如实跟刑侦大队副队长说了。副队长听完我的描述之后,点了点头,“你这个说法逻辑是通的,他们到现在还不肯如实供述,也不会和你说什么,至于罗雪想离婚,很正常。”

 

 

6月9号,我被警察传讯的4天后,又一次接到警方的电话。这次他们是帮忙传话,转达嫌疑人罗雪想聘请我当辩护律师的正当诉求。

 

我问为什么是自己?

 

民警说:“可能她只认识你这么个律师吧。”

 

挂电话前,民警告诉我,死者的尸体还没有被找到,希望我在会见时劝说一下嫌疑人如实供述,这也是在帮她,毕竟她还有一个8岁的女儿。

 

通过几翻沟通,我成了罗雪的律师,我们律所的副主任成了她丈夫孙文斌的辩护律师。

 

目前的情况对我和主任而言比较棘手,法院方已经有了证人以及口供,要以故意杀人罪诉讼罗雪夫妻。但罗雪夫妻均否认故意杀人,也没有找到尸体,该案最终的走向愈发不明朗。

 

罗雪签完刑事授权委托书,埋头哭了一小会,抬头对我又是那句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我要把婚离了。”

 

我告诉她,当务之急,是要办好这桩刑案,离婚的事先放一边。

 

谈到案件,罗雪说有点累,不想说话。我没有勉强,告诉她如果想见我,可以让管教给我打电话。

 

我们主任也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会见,他说孙文斌认为自己是被警方诬陷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冤案,案发那天,他和罗雪回老家了,有不在场的证据。

 

我问主任,这句话没有记到调查笔录里去吧。

 

主任说肯定不会,“既然他没有杀人,怎么会知道哪天案发的?”

 

不过警方那边也确实有点勉强,没有其他重要证据,也找不到尸体,就一个报警口供,连证人证言都成问题。

 

我们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检察院批捕了,就做无罪辩护。

 

几个月前,罗雪的女儿孙耀晖曾陪外婆李书存一起,到派出所报案。

 

李书存这次来派出所,是为了寻找不小心遗落的手包。她穿戴整齐,虽然已经65岁,但神态还是显得很年轻。

 

她双手向民警递去身份证,说了具体情况,想让民警帮忙查一下监控,看看落在哪了。

 

民警招呼老人家坐下,让她不要急,回忆下走过哪些地方。

 

李书存说,人老了,记性不好。

 

小姑娘抢着答话,说自己叫耀耀,她能清楚地说出她和外婆一共走了几条巷子,在哪里歇息了多久。

 

到了监控室,李书存眼神不好,耀耀在一旁盯大了眼睛,与民警一起,足足找了40多分钟。李书存说话很轻,坐在旁边一直道歉,说给民警添麻烦了。

 

监控画面显示,手包遗落在桃红路广场,被一名男子捡走了,民警说他们需要点时间展开调查,有结果会通知。

 

走出派出所,耀耀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对李书存说,“妈妈嘱咐过,咱俩在外面打车要先记住车牌号,只能坐后排。”

 

老人家气度很好,小女孩聪明懂事,给派出所民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时隔4个月的儿童节,耀耀再一次来到派出所,几个民警还记得她的名字。

 

耀耀一进门就哭着喊外婆。派出所民警在此前已接收李书存失踪的案件,以为耀耀是太想外婆了,一位女民警过去安抚她的情绪,告诉她外婆只是走亲戚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小女孩停止了哭声,身子不停地发抖,把头埋在椅子上,她抽搐了几下,小声地说,“我知道外婆在哪里,昨晚梦见她了,她住的地方破了个洞,进了水,她说很冷。”

 

女民警继续安慰,说现在是夏天,外婆不会冷的,过几天就回来了。

 

小女孩突然身子站得笔直,“外婆不在了,爸爸妈妈做了坏事,我在门缝里看到他们把外婆推地上,装箱子里头带走了。”

 

民警们面面相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派出所立刻乱成一团,民警反反复复地询问耀耀各种问题,政委打电话向上面汇报情况,儿童心理咨询师以及刑侦专家都往这边赶。

 

警方问耀耀,是否对父母有什么不满,有没有人对她诱导唆使,包括她供述案发时的每一个细节,都再三进行确认。

 

最终警方发现这个小女孩思维逻辑清晰,感知力,记忆力,表达力都没有问题,前后描述没有矛盾,不涉及情感纠纷以及经济利益。

 

当天,罗雪和孙文斌被逮捕。

 

 

6月17号,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嫌疑人的口供也没有承认杀人,没有其他辅助证据,耀耀作为8岁女童的证言不适合采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我于6月20号主动会见罗雪。

 

我兴冲冲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罗雪,没想到她说了一句让我哑口无言的话:“我已经认罪了,但是抛尸地点,我不记得了,就这个没有说。”

 

我问她,认罪是指?

 

罗雪告诉我,她上午和警方坦白了自己一个人杀死母亲的事实。

 

她的这番举动让我措手不及。面对当事人临时改变口供,律师往往不知道该用什么手段进行辩护,之前做的准备也功亏一篑。

 

还有一点,警方去李书存家里搜查取证时,在阳台上找到了寻人启事里李书存失踪时穿的衣服和鞋子,这说明罗雪说了谎。据邻居反应,他们听到房间里发出过大的争吵声。

 

再三询问下,罗雪告诉她之所以改口供,是因为审讯时有警察让她必须认罪。我非常生气,很少有当事人那么没有主见,仅仅因为审讯时警方的一句话就改了口供。

 

我对罗雪说,这样是害死我,警方会怀疑我在串供。

 

罗雪认罪后第二天,我打算去找她的女儿耀耀。从私心上来讲,如果能从耀耀这里找到突破点,或许能让罗雪改变口供。

 

事发后,耀耀被寄送到隔壁邻居家中。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双明亮的大眼睛,说话思路很清晰,不论如何反复地发问,她都能作答。

 

我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派出所的民警、心理学专家都问过了,他们认可她的证词。

 

“耀耀,你现在爸爸妈妈被抓进去了,你知道吗?”这句话我憋了很久才说出口。

 

“我知道,大人犯了错,也要接受批评和教育,我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原谅他们。等他们认识到错误了,就让他们回来。”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希望外婆也回来。”

 

关于耀耀,无论警方还是是我们,都很心疼这个小女孩。当然,除了她奶奶。

 

听说事发后,耀耀奶奶过来就一巴掌将耀耀拍地上,“白眼狼居然害起自己的爸妈来了,赶紧和警察说清楚,你是胡说八道的。”

 

“不可以撒谎的,大人做错了事情,也要接受批评和教育。”耀耀哭着说出这句话。

 

看着她脸上还未完全消去的五个手指印,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这个8岁小女孩的证人证言能否被采用,各方一直都有讨论。我们参加了专门的讨论会,出席会议的还有公检法三方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学学者。

 

最终法院同意对耀耀进行审查,再决定是否让她作为证人。

 

我和主任作为辩护人,本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一开始是否定证人的作证能力的,想要进行无罪辩护。但后来就事实来看,我们也默认了证人证言的合法性,不再提出质疑。

 

我私下和主任说过,证人到时应该不会出庭,这对一个小女孩来说过于残酷,不知道这一点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

 

主任说任何一个案子,从发生那刻起就是一个悲剧,后期的调查审理,都是为了尽可能的还原事实真相,以做出合理的判断。从律师的角度来说,他认可小女孩作为证人出庭没有问题,即使有了证言,目前没有尸体,依然不能对当事人定罪。

 

最后大家得出结论,初步认可小女孩的作证资格,但不一定要她出庭。

 

 

罗雪向公安机关承认自己杀死母亲,而孙文斌只是帮她把尸体抬到后备箱。交代完这些,她还是没有说出抛尸地点在哪里,只说自己忘记了。

 

这说明她想单独揽下所有罪责,可以说是一心求死。

 

我第三次坐在她面前,非常无奈。这种理论上可能判无罪的案子最为棘手,目前只有口供,没有尸体和其他物证,这种情况在某些国家可能会严格按照程序来走,但我国可能不太一样。

 

当前情况下,就算不判罗雪死刑,至少也是个无期,但我不相信眼前这个女人会蓄意谋杀母亲。

 

罗雪对我说过,李书存知道她经济拮据,经常给她钱补贴家用,连耀耀上双语幼儿园的钱都是李书存在出。而且李书存在罗雪婚后让出了自己的新房子,一个人住进了老公寓。从这方面我能听出来,她俩母女关系应该差不到哪去,罗雪对我说这些的时候也是感激母亲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罗雪的口供中存在漏洞,如果孙文斌当时没有动手,这个一米八的男子怎么可能阻止不了罗雪行凶。

 

直到罗雪跟我提要求的时候,我才找到了突破口。

 

她说她要口述一份遗书,让我帮着整理。我说不急,事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被拒绝后,她又说:“那你给我一支笔,我自己写,反正最后也就这么一个要求了。”尽管她说得轻描淡写,但越是这样,我觉得越有问题。

 

换作平时,当事人有这种要求,我就算冒点风险,也会满足他们。

 

这次我很生气,直截了当地对罗雪说,“你一个人把事扛下,然后拿签字笔往脖子上一戳,你知道我会面临什么麻烦吗?你想过耀耀以后该怎么办吗?依照我的判断,她爸爸很可能是主犯,死刑啊!”

 

罗雪双手抬起,摸了摸左侧的脖子,抿嘴看着我说,你还能想到这些啊。

 

我没有搭理她。

 

“我一个人把罪认了,他就能出去。我的死活不论,就算是对我妈有个交代。”罗雪还在想当然。

 

大多情况下,我们和医生一样,对案子哪怕有十足的把握,也不说绝对的话。

 

这次我破了例,严肃地告诉她,孙文斌一定活不了,即便是我主任那样的资深律师给他做辩护,也照样没用。

 

我又把话题往耀耀身上引,说她现在还小,笃定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等她回过头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耀耀肯定承受不住。那个时候罗雪得在,不然耀耀就没有情绪出口。

 

罗雪没有说话,我见她将捂在胸口的手摆在了桌上,觉得有必要及时说一下耀耀的情况,之前没想过要告诉她,是怕她担心。

 

“耀耀当时的样子……”

 

话还没说完,罗雪急忙把身子往前倾,连忙问怎么了?

 

我告诉罗雪自己见到她女儿时的情形——耀耀被奶奶打得半边嘴都肿了,脸上有五个红指印,还被孙文斌的亲戚诅咒要遭天打雷劈。

 

眼看罗雪的眼神变了,我又加了一句,耀耀多懂事,却被这么多人为难。

 

罗雪用双手抹了抹眼泪,又试着理了理刘海,问我:“我妹妹是不是也恨死耀耀了?”

 

来之前,我因为律师费的问题,和她的妹妹罗霖见过一次。

 

我和罗霖约在咖啡厅见面。她的状态比罗雪好一些,尽管表情也是焦头烂额,但至少头发一丝不乱,穿着有所讲究。

 

早在会见时,我就听过罗雪提到她的这个妹妹。当年上学流行包分配的中专,毕业后就有铁饭碗。李书存帮女儿们做了决定,全校第一名的罗雪中专毕业后被分在山沟里做小学老师。

 

成绩较差的罗霖却上了大学,进了父亲所在的建工集团项目部,嫁给了一名家境很好的财务主管。

 

当我在纠结怎么开口谈罗雪和案情时,她摊开手,说罗雪还年轻,耀耀那么小,接下来怎么办。

 

听罗霖这样说,我宽心了许多,问她耀耀有没有可能弄错了,毕竟小孩说的话,不一定可靠。

 

“不不不,不会。”罗霖摆了摆手告诉我,耀耀从小被外婆带着,李书存家教严格,对子女多有要求,所以耀耀向来不爱撒谎,她的口供极有可能是真的。

 

我本想让罗霖节哀顺变,但还是没能说出口。

 

“帮我问罗雪,妈妈到底在哪里,她可以不告诉警方,但一定要告诉我。”罗霖说这话时一字一顿,紧咬嘴唇。之后她反应过来,说自己失态了,要先照顾好活着的家人。

 

说到底,罗霖还是想要留住自己的姐姐,她说要买几件衣服给罗雪送进去。我嘱咐她,衣服不能买有帽子的,带拉链的也不要,鞋子不能有鞋带,最好是软底,到时候再去看守所给他们存点钱。

 

 

我把罗霖的举动告诉罗雪,她止不住眼泪,居然表示愿意说出真相。我有些惊讶,前半个小时她还想要自杀,现在又因为妹妹的事改变主意。不过我还是松了口气,虽然她的想法反复无常,但这次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罗雪对我说,每当好心人打来电话告知疑似母亲的踪迹时,她的内心也在遭受煎熬,“我知道我妈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去接她回来。”

 

在接下来的讲述中,罗雪一直在压抑情绪,将手指伸进嘴里咬着,避免痛哭出声,大多时候眼睛都闭着,没有看我。

 

其实罗雪心里明白,5月6号那天起,母亲再也不可能回来。当天李书存被她的丈夫孙文斌用凳子砸倒,最终倒在她的身上,直至呼吸停止。

 

案发后,孙文斌在李书存家里翻找出大行李箱,他用手对比了一下,说趁尸体还没僵硬,应该能装进去。说完他便将尸体蜷缩起来,让罗雪过来一起抬进行李箱。

 

罗雪知道母亲消瘦,但真正抬起尸体时,才发现母亲的身子很小。

 

罗雪告诉我,当时她吓傻了,原本只是不想让母亲毁了自己的家,却没想到要了母亲的命。

 

那几年孙文斌的红木家具生意不景气,开始对罗雪絮叨起丈母娘,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现在小女儿荣华富贵,大女儿汤都没捞一碗。

 

因为孙文斌的这些耳边风,罗雪开始改变对母亲的看法,以前她感激母亲的帮助,现在倒觉得母亲确实亏欠了自己,手头拮据就跑去娘家诉苦。

 

罗雪知道母亲对自己没上大学的事多有自责,就当着母亲的面,直说自己当初要是上了大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惨,每次都能从李书存那拿到一点现金,多则两万,少则上千。

 

第一次拿钱回来补贴家用时,孙文斌对罗雪感激有加,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菜,后来他盯上了岳父留下的上百万遗产,嫌这些钱不够,开始对罗雪破口大骂。

 

罗雪也打起了遗产的主意,她找到李书存,说妹妹家有钱,那点遗产对妹妹来说只是零碎,还不如全部给她,就当作投资他们夫妻俩。这个提议被李书存果断拒绝。

 

妹妹罗霖曾告诉过我,李书存的家教很严,对撒谎的行为非常反感,而孙文斌做生意连自家亲戚都骗,所以李书存很不喜欢他,这也是不肯借钱给自己女婿的原因。

 

没多久,孙文斌把越南黄花梨当成海南黄花梨卖了出去,对方要求退款,言称不还钱就让他死得难看,孙文斌被逼得很紧。

 

也就是这时罗雪觉得,如果母亲再不肯借钱,她的家就要被毁了。

 

5月6号上午,孙文斌带着罗雪一起去了李书存住处,说要借款一百万。孙文斌跪了下去,说这是救命钱,就当提前分遗产。

 

李书存没有同意,将女婿痛斥一顿,径直去了卧室。

 

罗雪马上跟了进去,她觉得孙文斌说得没错,求母亲无论如何都得帮他们这次。李书存拿起桌上的书扔向罗雪,“你妹妹到现在只要过一根你爸的拐杖!”

 

话没有说完,孙文斌闯了进来,眼睛通红,指着李书存要她把钱拿出来,不然大家都别想活。

 

李书存被气得捂住胸口,缓过一阵后,不停找手机,说要让警察过来。

 

罗雪赶忙拖住李书存的手,跪下哀求不要报警。

 

此时耀耀被争执声吵醒,她走到卧室门口,推开一点门缝,从缝隙中看到爸爸正举起椅子往外婆身上砸,而外婆的手被妈妈紧紧地拉着,爸爸没有停手,一直在砸。

 

 

耀耀从门缝里看到了整个过程,她回到自己房间,躲在被窝里一直不敢露头,怕被父母一块给打了。

 

门缝的另一边,夫妻俩发现李书存倒下之后,罗雪哭着要喊救护车。

 

孙文斌捂住她的嘴,说李书存的瞳孔散了,只能赶紧找个地方埋了,不然全家遭殃,耀耀就成孤儿了。

 

罗雪愣在那里,胸闷,嗓子眼堵着,只能看着孙文斌在一边忙活,喊她帮忙就搭把手。

 

孙文斌将尸体塞进行李箱,拉上拉链,他长吁一口气,说“搞定了”。

 

提箱子下楼梯时,孙文斌让罗雪在前面看着点,如果遇上熟人,就说出去旅行。

 

李书存住二楼,那时正值大中午,他们没有遇到什么人,车子就在楼下,罗雪帮着孙文斌把箱子抬上后备箱。

 

罗雪对我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二次抱着母亲,第三次是抛尸的时候。

 

夫妻两人开车在郊区绕了很久,一时找不到安全的抛尸地点,孙文斌有些不耐烦,说直接丢河里,再买个钓鱼竿,伪装成失足的样子。

 

罗雪不同意,“我妈不会游泳,会淹死的。”

 

孙文斌说李书存已经死了,罗雪大声吼道:“她会被淹死的!”

 

他不敢再说话,开了几公里后,突然拍了下方向盘,说自己想到一个绝对没人能找到的地方。

 

说到这里,罗雪很颓废,努力用手撑起额头,看着我说:“孙文斌当时笑了。”

 

7个小时后,孙文斌将埋尸用的锄头铁锹抛在地上,自觉天衣无缝,对罗雪说,以后做点小生意,重要是一家人在一起。躲在被窝里的耀耀并不知道,自己的外婆已经死了,之后的几天里,她一直在等父母把外婆送回来。

 

罗雪晚上做噩梦,母亲在梦里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她。她开始在街头张贴寻人启事,她觉得很多时候,只要不和外界接触,自己就相信母亲只是暂时走丢了。

 

几个小时后,罗霖得知真相,将一瓶酒拍在了自己的额头上,缝了好几针。

 

 

因为孙文斌,执业多年以来,我和主任发生第一次矛盾。

 

当我把所有事实告诉主任,说自己要给罗雪做罪轻辩护时,他很反感我的行为,认为我在擅作主张。

 

孙文斌否认犯罪事实,坚持要求做无罪辩护;而罗雪坦诚了罪行,只是从犯。给罗雪做罪轻辩护,意味着事实被揭开,孙文斌会被认定杀人事实,从而重判,主任就会败诉。

 

我辩解道,这个案子本来就是孙文斌挑起的,他的行为恶劣,做无罪辩护,可能得不到法院的认定。

 

主任生气了,将一堆材料扔在办公桌上,说不用我来判断坏不坏,他也知道孙文斌是个恶人。孙文斌在会见期间曾对主任说过,“早知道耀耀看到了(杀人现场),一起送走就好了。”

 

我连忙去帮着整理文件,心里很难受。把资料交到主任手上时,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下不为例,我以前还不是和你一个样。”

 

在法庭上,我第一次见到孙文斌,大概一米八零的样子,长相不赖,白白净净,耀耀和他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光看样子,怎么着都不像一个坏人。他一脸无辜,即便他否定一切指控,拒不认罪,一般人看起来好像也是情有可原。

 

主任大概没有跟他讲我的辩护思路,他还向我微微点头。

 

开庭前会议的时候,说到证人不出庭,我和主任没有异议。

 

出人意料的是,耀耀那天在罗霖的陪伴下,出现在法庭,她说想见一下爸爸妈妈。

 

耀耀走到罗雪面前,喊了一句“妈妈”,又看了看孙文斌,最终喊出了“爸爸”。

 

罗雪回了一句:“宝宝,妈妈在。”然后恶狠狠地瞪着孙文斌,当庭供出李书存的藏尸地点。

 

整个供述过程巨细无遗,将场景带回到凶杀案发后那一夜。

 

孙文斌所谓“绝对没人能找到的地方”,正是他自己家的祖坟。

 

案发当晚11点钟,孙文斌将车子开进山里,下车后他用事先准备好的锄头和铁锹挖开他父亲的部分墓穴,周围一直有虫子的嗡鸣,罗雪问他不怕吗?孙文斌说列祖列宗都在这里,会保佑他的。

 

就这样,生前有洁癖的李书存被埋在了孙文斌父亲的棺木边,连身干净的衣裳都没有。

 

回到家具店,孙文斌对母亲撒谎,他想念父亲,去把父亲坟墓的土堆修整了一下,之后要用水泥固定起来。

 

当晚,回到家的孙文斌还当着罗雪的面,打了一把手机游戏。

 

在罗雪供述期间,孙文斌不停点头,不停说了几十遍“我的错”,期间被审判长打断过一次,不再发出声音,但口唇仍在动,看得出来还是在说这三个字。

 

审判长宣布休庭。

 

警方以及检察院立即赶赴孙文斌老家。在搜查的过程中,遭到了孙文斌母亲的阻拦。

 

再次开庭时,孙文斌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至于为什么没有把相关情况及时反映给检察院,是因为我发现罗雪逻辑非常混乱,表述不清,她极大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孙文斌死刑,罗雪作为从犯,精神鉴定报告为“患有癫痫性精神障碍,辨认能力存在,控制能力不完全,评为限制责任能力。”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案件结束,所有人还在讨论,这个案件里的罪行是否就到此为止了。

 

我看着被告席上罗雪的背影,不知道她想通了没有。我发现她似乎很容易受人影响,如果有人告诉她必须怎么做,她就做了。帮孙文斌埋尸是这样,最后说出真相也是如此,或许在某天,她还会后悔自己今天的选择。

 

 

街上的寻人启事还没有被清除,有时我看到了,也会停留一会。

 

 

当事人的反复无常,让律师刘焱很头疼。罗雪无法自己做出选择,每个决定都受到他人影响。

 

罗雪早年活在李书存的规划下,成绩优异,全校第一。她发现母亲为自己做的决定不正确时,就心生怨念。

 

经过丈夫孙文斌的挑拨,罗雪很轻易地将生活的不幸归咎给母亲。凶案发生后,罗雪又呆若木鸡,麻木地听从抛尸命令。

 

哪怕到了看守所,罗雪依然在左右摇摆,多次翻供。

 

刘焱问过罗雪,为什么要替丈夫顶罪?罗雪说自己早该死了,她对不起母亲,可丈夫费尽了心机,自己要是说出来,孙文斌就死定了。

 

她却没想到,自己煞费苦心想要保护的丈夫,还对女儿动过杀心。孙文斌曾在会见时对律师说:“早知道耀耀看到了,把她一起送走就好了。”

 

罗雪要真的一人扛下所有罪责,等孙文斌下次动手时,她恐怕连收尸的机会都没了。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