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更像一间青年旅社。
屋里塞着上下铺，6块木板搭成的小床，一个挨着一个，紧贴墙和窗户，过道只够一人通过。
这里毗邻繁华，透过油腻污浊的玻璃窗，能瞅见筷子般密不透风的高楼大厦。
一公里外，是重庆市地标建筑解放碑。
这里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每天凌晨3点多，闹铃声开始此起彼伏。
晚上到了12点，租客才一茬茬回来。电视里嘈杂的声音、爬木梯时的咯吱声、如雷的鼾声交织在一起。
屋里充斥着老人房间特有的潮闷味儿。6个老头占据着这些上下铺，他们中最老的已经81岁，
最年轻的也有61岁。年龄加起来差不多400岁。
74岁的房东王甘德不久前才搬出这间屋子。老伴尚在世时，他俩睡中间的下铺。
这是所有人都觊觎的床铺，它不仅免去了爬梯的辛苦，整理被子时双臂还能自由舒展。
随着老伴病逝，81岁的孔老头搬入，王甘德不舍地腾出了这张床，挪到冷清的客厅。
在这间屋子里，没人能说出其他人的全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孔老头、瞎子、廖神头、覃荒儿、罗棒棒、周三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人一只眼瞎了；有人当过流浪汉；有人去过北京，有人一辈子没迈出过重庆。
相同点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无儿无女，许多都是五保户。
在生命的暮年，他们挤进了这个房间。他们会倚在床上摆龙门阵、吹牛，也会为一桶油、
一袋洗衣粉闹得脸红脖子粗。命运的风将他们从各个方向吹进这间狭小的屋子后，
每个人都有不想走、走不了的理由。
比“幸福院”还幸福的家
81岁的孔凡中最先被外界注意到。这位房客口中的孔老头，在解放碑一带卖了21年糖葫芦。
扛着糖葫芦棒子走路时，他的背拱得像龟壳，移动速度也堪比龟速。
也正因衰老，和其他竞争者比，他获得了极大优势——从没城管忍心找他的麻烦。
当他皱巴巴的脸和红彤彤的糖葫芦一起被镜头捕捉后，有网友惊叹，“这么老了竟还在卖糖葫芦！”
记者跟随他回家，发现了一个更为震惊的事实：在这个黑黢黢的房间里，还住着这么多老头！
而且跟学生时代的宿舍一样，密密麻麻全是高低铺。
在房东王甘德的记忆中，这样的生活已有20多年历史。
原先是在附近一处14平方米的房子里，两层大通铺，七八个租客和他们老两口横着排开，
中间用小木块隔着。
王甘德在街道上拖垃圾车，老伴除了帮忙，也会接零活。
房子的前主人是一位孤寡老人，在他风烛残年之际，王甘德的老伴作为护工照顾了他1年多，
每天给他翻身、洗澡、把屎把尿。老人去世后，居委会出面，将房子给了王甘德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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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个孤老头留下的房子，成了一群孤老头的容身之处。
几年前，房子拆迁，王甘德用补偿款买下一套39.5平方米公房的使用权。
出过车祸、落下二级残疾的儿子搬进小房间，租客们搬进大房间。
新住处有了厨房，有了厕所，甚至还有了一个可供吃饭的小客厅。
王甘德对新家甚为满意。他把银行送的对联贴在宿舍木门两侧，门上还贴了一个大大的“福”字。
这个大红“福”字既不是正的，也不是倒的，而是歪的，因为王甘德不识字。
这个老头把养老院统称为“幸福院”。去居委会楼上那家“幸福院”考察后，
他撅着嘴摇了摇头，“那儿没有阳光”。他得意的是，自己打造的这间宿舍有扇向南的窗，
虽然紧靠着的两张木板床将它割得四分五裂。
最关键的是，“幸福院”一个月得交1300元，这儿一个床铺每月租金才150元，水电气全包。
算下来，一天只花5元。干了20多年“棒棒儿”的房客罗召福，跑遍了“下里巴人”聚居的中兴路，
没找到比这更便宜的地儿。
王甘德还制订了一些“人性化政策”。
“宿舍头三天不收钱”，王甘德想借此考验租客——过去曾有人“手脚不干净”，被他扭送到派出所。
房租按实际居住天数算，房客回老家时不收费。
不会记账、连日历都不会用的王甘德，全凭脑袋记下日期。
几乎所有房客都奔着极低的房租搬来。
在这里，没人需要占用唯一的衣柜，一床发黄的被褥、床头拱起的衣服堆就是大部分行李。
剩下的就是各自的锅碗瓢盆，它们搁在厨房布满污渍的木架上，有些表面比炭还黑。
对大多数房客来说，这个简陋的“家”，就是唯一的家。有几人甚至和王甘德夫妇同住了十几年。
王甘德常打趣，大家冥冥中有种缘分。
他掰着手指头笑着说：“看嘛，这里住了两个‘棒棒儿’，两个‘荒儿’，
两个‘糖葫芦’，都是刚刚好两个！”
扁担是屋里最重要的物品。
三分之二的房客靠它吃饭，无论是肩挑背扛送货的“瞎子”“罗棒棒”，
还是以收废品为生的“覃荒儿”“周三儿”。他们每人都备有两根扁担，
因为干活小憩时这件宝贝经常被悄悄顺走。
他们都在重庆生活了几十年。在这座山城，靠着人力和工具，楼房从石头里蹿出来，
向着天空一节节生长，而他们在逐渐老去。曾经扒上一碗大米饭、
补上一觉就能重新长出来的气力，正抽离他们的身体。
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卖力了17年的一家百货商场垮掉后，廖厚华不得不搁下“象征强者身份”的扁担。
因为年轻时发过疯，廖厚华的绰号是“廖神头”。这个大块头男人自豪地回忆，
当年去重庆这家老牌百货商场应聘当棒棒时，还需要考试——将一百四五十斤的货物径直扛上4楼。
他几乎大气都没喘，“实在太简单了”。
等到这家国营商场倒闭，廖神头才发觉自己已不适应竞争。
原单位会照顾年老者，给他们分配轻松的活儿。而在残酷的外部市场中，他一屁股跌到最底层。
没了年轻时的气力，也没有手推车之类与时俱进的先进工具，
正如一部纪录片所形容的，廖神头成了“游走狮群边缘的孤独鬣狗”。
他挑着几床破铺盖，从宽敞的单位宿舍钻进了这间屋子。一床铺盖自己用，
剩余的全部送给了房东王甘德。挨着廖神头睡的孔老头觉得他可怜，同意收他为徒。
拜师学艺只花了一天——孔老头带他找到糖葫芦厂，廖神头抵押了30元，接过一根神圣的糖葫芦棒。
孔老头常对人强调，解放前，在街头卖糖葫芦的可都是“地下共产党”。
在房客们看来，糖葫芦这门生意已算很大的门路。
王甘德记得，十几年前他为同样的事求过孔老头，对方死活没应。
鸡蛋追着他往前跑，也追着他的命
和廖神头相比，宿舍里另外两个棒棒儿相对幸运。因为长期扛上百斤的货物，
他们的肩膀和脊背已完全习惯这种重量。经验告诉他们，刺骨的疼只会在撂下扁担后出现。
凌晨3点多，“瞎子”和罗棒棒起床了。往返的圆心是石灰市集贸市场。
发灰的夜色中，已有一群棒棒儿杵在集市口，焦虑地等待货车运来他们的生计。
它们可能是蔬菜、禽肉、海鲜、毛血旺，可能是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从一个个背篼和扁担挑着的纸箱里，它们被最原始的人类气力转移至餐馆、肉铺和小摊上。
这种气力比箱子里的货物廉价得多，一件50斤的货物，从抬下车到上架，只值2元。
背着它走上一公里、爬坎上楼，值5元。
“瞎子”淹没在一群身形高大的同行中。这个左眼失明的男人本名叫李志安，他身高不到1米5，
天天穿的黑西服搭住了膝盖，看起来像个滑稽的“小矮人”。
常年负重形成的“筲箕背”，让他更显土气。
不过，因为要价明显低于市场价，瞎子找到了固定的活计。与街边等活的“野棒棒儿”相比，
他不算潦倒。老板不时塞给他一小袋品次差些的鸡蛋，过年还会发一两百元的慰问费。
装满鸡蛋，挎上背篓那刻，瞎子就像艘满载货物的船，身子猛地塌陷下去。
他的两条腿仿佛在泥里挣扎的桨，一刻不停地向前划。一双全新的解放鞋，
穿在他脚上，不到一月就会磨得面目全非。
他说，他有种感觉，鸡蛋每天追着他拼命往前跑，也追着他的命。
因为工钱低，老板经常打电话让他加班。有时，清晨搬了40几件鸡蛋，晚上又忙到11点。
春节，他在老家只待到初五，因为“鸡蛋不等人”。
老板不愿找别人替工，瞎子不好推辞，更怕丢了这份工作。
“瞎子呐，一年挣十几万！”房客们常开瞎子的玩笑。
在大伙眼里，他是最“拼”的一个，但他也“哈得很（重庆话，很傻）”，
邻居让他帮忙把衣柜背下楼，他不肯要钱。侄女婿说要买车，他立马掏出了全部积蓄，还不打欠条。
大家心知肚明，这位“有钱人”一天挣的也不过七八十元。
收废品的覃荒儿挣的少得多。他已经69岁，干不了太下力的活儿，只好选择这个相对轻巧的行业。
他每天在集贸市场打转，和拾荒的老头老太太讨价还价，但他们几乎都放不下几毛钱的差价，
宁可自己哆嗦着走去废品站。一连几天颗粒无收是常事。
转行卖糖葫芦的廖神头，并没踏上致富路。才61岁的他，显然还不够“老”，只能和城管打游击战，
“屁股一分钟都坐不下来”。他每天辗转不同商圈，有时去6公里外的观音桥，
有时跑去24公里外的机场。最惨的时候，一天只卖出5根糖葫芦，吃饭加坐车倒贴了20元。
最近，到了晚上，他悄悄溜回解放碑，躲在灯光黯淡处。孔老头发现后火冒三丈，
他最初和徒弟约定分区而治。更让他骂骂咧咧的是，为了增加销量，廖神头“半点骨气都没有”。
孔老头卖5元一根的糖葫芦，只要有人肯买，廖神头3元、甚至2元都卖。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后，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很固定：“今天找了几块钱？”这是生活中最严肃的问题，
它关乎床板下瘪下去的米袋子、兜里2元一包的本地烟。
没人讨论将来的事儿，除了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下雨天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
棒棒儿和“荒儿”还能想想办法，戴个草帽，脖上系块灰不溜秋的塑料布出门。
“糖葫芦们”几乎就手足无措了。毕竟，那一串串浇着蜜糖的果子，比人娇贵多了。
“老汉死了，我会过得很好”
架子上看得见底的白糖罐，是家里不多的奢侈品。
老伴去世前瘫痪在床，吃不下药，王甘德花了七八十块钱从菜场抱回这罐糖，尽管当时他已欠下一屁股债。
想起她了，王甘德会解开塑料袋缠着的小兜，拿出老伴的身份证，捧在手心端详一会儿。
照片上的女人皱纹不多，看着很精神。王甘德性格软弱，老伴泼辣能干。
没有她，就没有这套房，也没有这些租客。
在租客们的印象中，这位女主人有时脾气很暴躁。
夏天开始变得闷热时，有人打开锈迹斑斑的电扇，她冲过去，啪地关掉开关。
20多年来，租客们自觉遵守她定下的规矩：白天光线再暗，也不开灯，甚至晚上有时也不开灯。
这个强势的女人死后，家里开始硝烟四起。
儿子王林钢和王甘德逐渐形同仇人。
王甘德住院时，儿子再三嘱咐医生，“不要用太好的药，不然把钱都败光了。”
王甘德去派出所举报儿子偷自己的东西，儿子则在家用被子捂他的脸，直到有人进门才停手。
王林钢恨自己的父亲。他不断回忆那个飘雨的夜晚，刚刚20岁出头的他，开着一辆面包车送豆腐，
一辆大货车砰地撞来。在医院躺了4个月后，他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成了“废人”——腿断了，
眼睛模糊了，记忆更是支离破碎。
他将车祸归咎到父亲身上。第一天开车时，他就说太危险，不想开了，
可王甘德放下狠话，“你不开，我就不认你了！”
“老汉死了，我会过得很好。”王林钢愤愤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父亲常年以极低的租金收留这些“扁担”，更是极大加剧了他的不满。
40岁的他最大的愿望是，把这群老头撵走，以更高的租金把房间租出去，讨个老婆。
他抱怨每月几百元的低保不够生活，“就差两百元”。没钱买米时，他偷吃租客放在冰箱里的冷菜剩饭。
孔老头对此咬牙切齿，一旦煮了牛肉之类的大菜，他会颤颤巍巍地端回房间，藏在床板下。
为了防止王林钢偷钱，王甘德给租客的房门上了锁。
几个月前，王林钢从自己房间的窗子爬出，试图钻进租客的房间。
瞎子正在上铺蜷着，瞟见窗外的人头，吓个半死，伸手一把拉住王林钢。窗外是33层楼高的悬空。
王林钢知道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脑袋有问题”“可怜又可恨”。
他也渴望找一份工作，离开这个“臭烘烘的地方”。
可当走路一瘸一拐、眼白上翻的他，站在菜场前的劳力市场，等待雇主像挑拣白菜一样挑中自己时，
没有一个人朝他走来。
他主动远离了朋友，“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样子”。
他把自己关在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成天看电视、想问题。
他告诉记者一个“多年来发现的秘密”：世界上有两个地球，这个地球上的他已经度过了“生死劫”，
可在另外一个地球上，他还没走出这个劫。
一个微不足道的共同点，就能让他们成为“亲人”
争吵声不仅出现在宿舍外，也出现在宿舍内。
有公司看到关于孔老头的报道后，寄来了生活用品。
孔老头将高级鞋袜和心相印卫生纸平分给大家，将一大桶油和米搁在自己床下。
包裹里还有6床铺盖，孔老头满满当当塞进了床旁的架子上。
有人不满，“刚好6床铺盖，应该平分呀！”孔老头不肯，坚称包裹上写的就是他的名字。
矛盾在孔老头发酒疯后彻底爆发。这个81岁的老人面色涨红，光着一只脚，坐在小方桌旁，
一边往嘴里灌小米酒，一边念念叨叨：“屋外有强盗，屋里也有强盗！偷我的洗衣粉！偷我的牛奶！”
瞎子冲进屋里，从门后掏出塑料袋裹着的洗衣粉，声音嘶哑地朝孔老头吼回去，
“老头，睁眼看看，这是你的洗衣粉吗？我穷得连洗衣粉都买不起了？！”
他委屈地告诉记者，上次不小心撞倒孔老头的糖葫芦棒后，老头说“摔掉了好几百”，要捉他“进鸡圈”。
王甘德的老伴在世时，看不惯孔老头。
前年，孔老头跟着干儿子“蔡草药”搬来，住了不到一个月，因为两人天天喝酒，被女主人赶走。
女主人卧床不起时，孔老头又出现了。他从老家坐了两小时大巴赶来，带着价值200多元的水果。
王甘德既诧异又有些感动，老伴去世后，他再次收下了孔老头。
“我的父亲我了解，人并不坏。”来看望干爹时，蔡草药扶了扶眼镜对记者强调。
这个头发稀疏、穿着衬衣的中年人，是宿舍里住过的学历最高的人。他高中毕业，说话总是文绉绉的。
他大方地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红色的百元大钞，一张塞给孔老头，一张塞给因生病蜷在床上的王甘德。
蔡草药在工地上做库管，没有固定工作，但每次来礼数都极周到：
总会带几斤孔老头最爱吃的金橘、一斤茶叶、一整条烟还有几瓶酒。
对蔡草药来说，孔老头是“唯一认的爹”。
因为父亲和继母都去了新疆，没管过他，他从小感觉“被亲生父亲抛弃”，亲爹去世时，他连葬礼都没去。
后来，蔡草药结了婚，女方是媒人介绍的。
结婚3个月，他回到女方家，发现女人换了锁。蔡草药意识到这场婚姻是个“骗局”，离了婚，
女方分走宅基地一半的拆迁款，他再也买不起房。
借酒消愁时遇见孔老头，蔡草药仿佛遇见了忘年交。
他索性和孔老头住在一起。十几年里，孔老头生病时，蔡草药带他上医院。孔老头则每天给他做饭，不算账。
连续好几年，蔡草药在孔老头老家过年。两人就着三四个菜，喝点小酒，
像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缩在被窝里看春晚。
这次出差路过重庆，蔡草药又回到宿舍，和孔老头睡一个铺。
孔老头在衣柜门上记下的唯一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蔡草药的。
在王甘德的宿舍里，停留最短暂的是那些有家庭的人。
曾有一家四口住下，女儿和妈妈睡一个床，当他们在城里扎住脚，很快就搬走了。
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往往长住下来，像浮萍一样聚在一起，一个微不足道的共同点，就能让他们成为“亲人”。
瞎子认了王甘德的老伴作姑妈，只因两人都姓李。他在宿舍一住就是十几年，
眼看着房租从几毛钱一天涨到了5元一天。王甘德生病时，瞎子经常陪他去挂盐水，
这个驼背的独眼老人甚至还会“多管闲事”地质问王甘德的儿子，“你老汉住院了，你怎么不去看？”
房客们离不开王甘德的房子，王甘德更离不开这些房客。
房租除去各种杂费，几乎所剩无几，但他更看重的是这些老人的陪伴。
有人做饭时会顺带给他端一碗，有人陪他报案，有人在儿子大闹时给他撑腰。
即便搬去了客厅，他大部分时间仍挤在那间热闹的宿舍里。
?萝卜配萝卜，白菜配白菜
孔老头是宿舍里唯一有儿女的人，但从没人见他们来过。
每当电视里提到“首都”，孔老头总会有些得意地讲起儿子在北京的房子，
“足足有100多平”“房价200多万”“沙发大到能睡四个人”。
他去北京时坐的是“大飞机”，儿子买的票。可只待了一年多，他就坐火车回了重庆。
票是自个儿偷偷买的，26个小时的硬座，什么行李都没带。
他说自己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太冷了”。进小区要输密码，到了楼下又要输密码，
他总是记不住那几个数字，经常在风中一站就是半小时。
“北京太贵了！一斤嫩黄瓜要快20元，一斤四季豆要12元！”孔老头伸手比划价格，
摇了摇头，“不想给儿子添负担”。也有人悄悄说，孔老头和儿媳妇合不来。
相比儿子的豪宅，他似乎更习惯这里寒酸的高低铺，没有门禁，没有拘束，“想去哪儿耍就去哪儿耍”。
剩下的房客里只有周三儿曾有过家庭。他沉默寡言，什么话题都不搭腔，只是笑笑。
他做事像慢动作录像片，别人抹把脸就能出门，他起码要半个钟头，洗脚要一个钟头，
洗衣服简直像朝圣，要两个钟头。碰见他扫公厕的嫂子，
王甘德才知道前妻甩掉他的理由：这男人做事太磨叽了，女人受不了。
罗棒棒则是自己甩掉了“姻缘”。他曾在村里趾高气昂，40多岁就盖起了砖瓦房。
有中间人带着一个湖北女人来找他，想把女人嫁给他，只是要给4000元的“介绍费”。
罗棒棒挥手轰走了她们。后来，女人嫁到邻村，生了两个娃，跑了。
回想曾近在咫尺的婚姻，罗棒棒神色黯然。“要是当时舍得出这点钱，就算人跑了，至少还能留下个娃娃啊！”
廖神头不后悔打光棍。19岁时，母亲让他娶一个驼背女人，他性子倔，死活不肯。
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发了疯，被送去歌乐山精神病院，关了3年。病好了，出院后，他再没回过家。
他在全国各地流浪，夏天坐轮船，冬天坐火车，靠给乘务员干活免票。
第一次去北京时，蓬头垢面的他被当成叫花子抓走，劳动了3个月。
第二回去北京，他学乖了，花几块钱理了发，借了铁路职工的制服，混在熙攘的人群中。
至今他仍穿着和身份不相称的制服，一个邮差送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廖神头那样洒脱。
在这间拥挤的宿舍里，多数老头还是向往过“爱情”——“找个心意相投的人作伴，
平时能说说话，病了能相互照顾”。但这种向往不得不屈服于市场原则——萝卜配萝卜，白菜配白菜。
瞎子曾带回过两个“女朋友”。一个老太太双目失明，吃饭洗衣都靠他，瞎子左思右想，
“不想倒还背包袱”。另一个身体健全，没两天就让他交出银行卡。两人都只住了半月就被送走。
覃荒儿曾从宿舍消失过一段时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拾荒的老太太，两人一起租了房。
女方发现他一无所有后，人和铺盖都消失了。覃荒儿打电话过去，对方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
他又背着被褥回到王甘德的宿舍。
每晚，他等着电视机里的《雾都夜话》，节目用重庆话讲述着虚构的爱情故事。
每当漫长的广告结束，节目开播，覃荒儿会大呼一声：“开始了开始了！”
这几年开始，几乎没人再提找老伴的事儿了。
人人都知道，以他们的年纪和条件，就像菜摊上越来越蔫的菜叶，“就算白送都不一定有人要了”。
屏幕和现实里的故事毕竟是两码事儿。
覃荒儿算是宿舍里的“知识分子”。他念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有一副自己的老花镜。
没事时，他会花一块钱买本薄薄的生肖书，坐在小板凳上凑近了看。
预测他会升官发财的段落，他一概跳过。“好事不准，孬事准得很。”他眯着眼笑笑说。
那些预测他可能“被狗咬”“被车撞”的内容，他会逐字逐句地读。
为了对抗生活的风险，廖神头秉持一个最简单的原则：
不攒钱。“今天死还是明天死都不晓得，攒下那么多钱，死了还不是归公。”
年轻时，当棒棒的岁月里，他就过着快活的日子，上午干活，下午逛电影院，一个子儿都不剩。
如今，他每天扛着糖葫芦棒东逃西窜，但他觉得自己远不是最惨的。
“当城管的也不容易，他们的面孔换得比我们还快。”
其他老人也是一样，能管饱肚子，生活就照过。收不到废品时，有人勾着腰在街边看人斗牌。
回到宿舍，有人喜欢看讲家庭琐事的调解节目，有人喜欢看《山城棒棒军》，觉得里面演的简直就是自己。
看腻了电视，有人用捡来的歌碟放草原歌曲，歌里轻轻唱着“春天来了”“回家吧”……
很少有人讨论最终的归宿。谁都知道，随着年衰力薄，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转去更低等的行业，要么彻底退出竞争市场，告别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回到早已荒芜的田地里。
百货商场倒闭时，廖神头的同事“杆子棍”选择了后者。
这个身子如鱼干般精瘦的男人，挑走铺盖时向所有人郑重宣布：“老子再也不回来了！”
宿舍里的老头们谈起他时，语气里透着嫉妒，“他享福去了”。
大家知道，杆子棍和他们不一样，他在老家有房，有家人，有儿女。
廖神头没有这样的家乡。他承接了杆子棍的床位，铺上自己的被褥，将所有衣物堆上床头。
他的糖葫芦稻草棒，静静地倚在客厅靠门的角落里，
明天上面又将插满冰糖、巧克力和草莓味的山楂果，他希望日子越过越甜。
何三畏：重庆出现“薄王孙余毒式养老”
6个老头，最小的61岁，最大的81岁，总计四百多岁，15平米，上下铺。
隔重庆最繁华的闹市中心解放碑一千米，密不透风的建筑森林里，黑黢黢的角落。
每人150元，他们租下这个房间，组成了一个家，打算在城市顽强地活下去。
他们都是孤老，活过去就行了。
当你走在强大祖国的街道上，你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吗。
他们像尘埃一样卑贱，如果不是挡了你的道，你多半不会注意到他们。
他们可是城市的劳动者，连最老的老头都在卖糖葫芦。
听听他们的名头，孔老头，瞎子，廖神头，覃荒儿，罗棒棒，周三儿，
你应该可以想像他们这一生是怎么过的。
我多少有点了解他们。
二十多年前，我还自以为对这个社会负有一份责任的时候，曾经关注他们，有时在路边跟他们聊几句，
还了解过一些人的身世，跟个别人建立过联系，我曾经在新浪博客上写过。
每一个城市都有他们。我不在重庆，但我知道，在重庆，他们叫的大名叫“棒棒儿”，
也就是挑夫，城市苦力。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阶层，有清晰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
我关注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么老，那是没有这么老的城市流民。
重庆的苦力蹲在街角，发现一个活儿，立即扛着棒棒飞奔过去。
三十多年前，他们大半三四十岁。后来，我看到到他们行动迟缓了，抢活儿的时候翻栏杆时显得越来越笨。
而城市街道越来越宽，栏杆越来越多，楼房越来越高，他们越来越老，活儿却越来越少。
终于，他们七老八十了。
这几个老头够奢侈的。他们还敢房子住，大家是因为他们大多手上还有一个活儿。
这也是他们能上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页的原因。
如果他们不租房，如果他们睡街角，我们便不会在手机看到他们的生存状况。
地铁站才是他们的归宿。感谢城市变高的同时，兴起了地铁。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寒冬腊月，他们躺在那里，带着一身的疾病和肮脏。
这样的生存就上不了可爱的媒体了。我有一些重庆的朋友，冬天给城市的无家可归者送棉被和大衣，
传统节日给他们送一顿佳肴。我跟着走了两次。
他们多半是农民身份。看他们的年龄，有的是民国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
多半也经历过农村全部的社会主义过程，土改，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集体伙食，大饥荒），
农业学大寨，责任田，农业税（江时代，各种税），计划生育，计生罚款，
然后，农地撂荒，成为城市苦力，流民。最后，他们老了。
李克强前几天说，不让一个家族因病致贫，对不起，他们“没有家”，你们可能没有统计到他们。
李总还说，“药品，特别是群众、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我们要大力降低进口关税，力争降到零关税”。
他们听都不会听这个好消息，更不知道救命的东西，降个关税要“力争”。
就算力争实现了，也跟他们没关系，他们自生自灭，跟你说的没关系。
至于301用的药降不降关税，除你方便。
其实这就是6个老头的群租房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应该在每一个城市都有。
这么低的端的人口，蚂蚁一样的自助养老模式，让人揪心。
它发生在重庆，应该叫做薄王孙的余毒，应该彻底肃清，
不能让那些离退休后享受都永远不会变的诸公总是牵挂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