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学术界多次开展了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李约瑟於1964年最先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他的问题是： “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正如范岱年先生所言“其实，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韩琦在《关於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一文中，就介绍了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 Parrenin）、启蒙思想家伏尔泰（F. Voltaire）、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F. Quesnay）、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 Diderot）的有关论述。而中国学者，早在本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任鸿隽的“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引人注目。梁启超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化学家王阧则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王阧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冯友兰的观点是：主要不能归之於地理、气候、经济，……而主要应归之於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哲学。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吸收了佛家与道家的学说，而佛家也是主张自然的。新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寻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求控制内心。这样，民族思想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
综观上述学者的论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於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等，而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制度。
1944年10月李约瑟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内举行的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并认为其答案是：“此当於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於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与会的竺可桢对中国战国、秦汉直到近代的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殷墟时代起，即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古代帝王多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他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与二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们相比，这次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把中国科学的落后归咎於社会经济制度。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是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他一生致力於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与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著重大作用，因此，对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於李约瑟的解答。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近代文化比较研究方面，韦伯胜过李约瑟。
愛因斯坦在1953年致斯威澤(J.E.Switzer)的信中曾經寫道﹕“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在歐幾裡得幾何學中)發明了形式邏輯體系，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聖賢沒有做出這些進步而感到驚訝。這些(兩個)發現竟然面世纔是令人驚訝的。”
四九年后，毛泽东虽假惺惺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历史已无情地宣告，那不过是他“引蛇出洞”、以从思想到肉体来消灭异己的阴谋权术而已。尤其是那场灭绝中国文化传统、彻底地扼杀科技文化的文革，更使“李约瑟问题”没有容身之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学术界才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热。而关於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或“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也又一次被纳入人们的视线，和所谓的“钱学森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一起受到关注，并被广泛讨论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其中影响较大、值得关注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他们采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把科学看成是社会中的一个内部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他们认为西方有构造性的自然观，逐步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科学与开放性技术体系相互促进的循环加速机制，因而近代科学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中国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不进行受控实验，大一统型技术不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因而不能形成近代科学加速发展的机制。
林文照的《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该文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工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比较全面地（材料相对比 较丰富）回答了这个问题。
2004年9月，杨振宁教授在 “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以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的所谓归纳法，其实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例如：“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笔者认为从上述对“李约瑟问题”的综述来看，这个问题经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讨论，中外的各派学者们，以“摸象”的方式将“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个大象已通体摸了个遍，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技术、地理甚至环境气候等角度，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比较、量度，深入地思考和探讨了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称其“汗牛充栋”实不为过。虽各家的说法、观点各有侧重，有的只聚焦于某一点，有的甚至相左对立，引用的实例和根据也五花八门，但综合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实际上基本已勾勒出了这个问题答案的全貌，即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趋于完美臻善。这不是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简单问题，也不是某一个单纯的原因，而是牵扯到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
2017年8月7日王玉江先生在《华夏文摘》以《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 — 内因和外因》为题发文（此文最早发表在7月16日新浪的微博上），对“李约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王先生在文中谈到发表该文的初衷，“希望中国科学先进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找到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是每一个爱国的人的愿望。但是，什么是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现在仍然众说纷纭。”
王先生说“什么是中国科学落后的内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科学。科学是一个体系，一个个科学理论组成了这个体系。创造一个个科学理论是科学体系的基础。由于我们创造不出科学理论，只能学习别人创造的科学理论，所以中国科学落后。”这段话的立意大致成立。
王先生又说“为什么我们创造不出科学理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大脑想不出来。不是我们的大脑和外国人有什么不同，而是我们使用的思维工具，也就是文字和外国人不一样，导致我们和外国人思维不同。准确地说是只使用汉字思维的人创造不出科学理论。”王先生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李约瑟问题”研究的浩瀚成果为无物，标新立异地提出了“只使用汉字思维的人创造不出科学理论。”这个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即内因，就是使用了非拼音的汉字。这种“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值得嘉许，只是这个结论实在匪夷所思，没有任何根据。笔者希望能通过本文就这一问题与王先生探讨和商榷。
为了壮势，王先生煞有其事地说：“中文落后，或者说，汉字落后导致中国科学落后，这不是我的发现。这是中国打开国门后所有出国留洋的先贤们的共识。”也许本人专业所限，也许是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在正式场合听见过或读到过这样的高论。当然世界大了，保不齐有那位高人确实是王先生知音，英雄所见略同也未可知。但，我们衡量一个事物正确与否的依据并非某人是如何说的，即便他是圣人也不行，而是事实根据。
其实，文字只是表达思想的一个工具而已，通过文字人们可以将其思考的过程和所得的结论完整而准确地纪录下来，以便于保存和交流，也就是说只有科学理论或思想成熟、完成后，才会形成文字而问世。由此可知，文字本身对人类思考和科学理论的形成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更不会妨碍或促进思考。就像我们用碗盛饭，碗只是作为容器的工具而已，饭在盛到碗里之前，其成分、其色、香、味就早已固定，到碗里后，不论是价值连城的成化官窑碗，或是叫花子要饭的破碗，都不会改变饭的成分，更不能增加或减少其营养。
人类发明文字不过才几千年的历史，而人类的思维则可以追溯到从猿到人的百万年前。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观察、思考到实践，学会了使用工具和火，这也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实现的，只不过这种“科学的理论”的水平十分原始和低下而已，这些低下的“科学的理论”产生于没有文字，甚至语言也十分简单的时期，因而与文字没有任何关系，更谈不上使用了哪一种文字。人类包括对科学理论在内的所有事物的思考都只是大脑细胞的生物活动，与其有无文字、使用任何文字都没有关系。其实没有文字的许多动物、甚至是很低等的动物都有思维能力，这说明思维与文字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试想一下，当年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归纳出“进化论”、爱因斯坦创建“相对论”时，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幸运地面对呈现在面前“瑞祥”的蛛丝马迹，他们仔细地观察着、信马由缰地思考着，闪烁着智慧火花的思想流在无际的脑海中尽情地翻滚荡漾着，最终捕捉到了真理，捕捉到了对现代科学至关紧要的理论。然后，他们才把这些经思考、研究、归纳、发现的理论用他们熟悉的文字纪录下来，以便保存和交流，刚巧，他们擅长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而已。显而易见，这些不朽科学理论的思考、归纳、发现的过程，与他们所精通、擅长的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拼音文字并不会促进和帮助这个思考和发现的过程。同样，即便他们中有人精通汉语这个非拼音文字，也不会对这个过程有丝毫的不利影响。在他们的理论最后形成前，文字并没有介入，更没有发挥任何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因而，汉字或中文的使用，绝不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更不是内因。试问王先生，一个既懂中文，又懂其他拼音文字的科学家，文字对他提出科学理论究竟会有什么影响？
王先生说，“由于中文不支持科学理论，现在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在中国搞科研的人必须要学外文，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中国人的“科学素养不高”并不是中文的错，王先生打错了板子，就像责罚一个人犯时板子没有打在屁股上，却打到了脱下来放在旁边的裤子上一样荒谬。 中国人搞科研之所以必须要学外文，那是因为大部分科学文献都是用外文发表的，我们自己的科学落后，用中文发表的科研论文微乎其微，这不是中文或汉字落后，也不是中文的错，与中文没有任何关系。王先生竟然搞错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王先生毫无根据且武断地认为“中文不支持科学理论”、“使用汉字思维的人创造不出科学理论”、“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有可能创造出科学理论”，并故弄玄虚地声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另有专文介绍”。这是莫须有地栽赃汉字，是对拼音文字的无理吹捧！十分期待王先生的专文问世，不知王先生将用什么深邃的的理论把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说清楚”。
王先生所举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关系的例子，与文字和人类的思维风马牛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建议王先生能先认真地搞清楚计算机科学中的这些A、B、C，再看看可否把它们套到思维和文字的关系上。
纵观王先生的全文，从头到尾都是凭空对中文或汉字落后、不支持科学理论的指控，硬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内因赖在中文或汉字的头上，却没有给出哪怕一个字的原因，没有列出一条根据和理由，即便是站不住脚、荒谬绝伦的。这就有些不讲道理了。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梁惠王”事件发人深省，笔名“梁惠王”的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鹏因“在个人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频繁发布不当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违反政治纪律”而被开除。无独有偶，日前北大政治辅导员出身、誓死拱卫“宽衣帝”核心和“三个自信”有功的三十八岁政治小痞子陈宝剑被破格提拔，成了北大最年轻的副校长。这枚“御用宝剑”的出鞘，绝非北大师生的福音，绝非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的福音。这两件环环相扣、近日发生在中国两所知名大学的事件，从反面又一次回答了“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问题”。面对这些扼杀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血淋淋的事实，王先生应该清醒了吧，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或内因绝不是无辜的汉字。
我们祖先发明创造的汉字，即便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殷商甲骨文算起，至今也已有三、四千年的悠久历史，汉字的发明和使用，对伟大、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建立、普及和传承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近代远远落伍于西方，不论外因、内因都与汉字这个文化工具的使用没有任何关系。就像人走慢了、走错了路、甚至走到沼泽里面临灭顶之灾，能怪鞋子吗？
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面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大军，考虑到汉字的复杂和繁冗，不利于广大劳苦大众学和認，为了能尽快普及民众教育，尽快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许多先贤们提出了汉字拼音化的主张，并建立了数个不同的方案。提出汉字拼音化的初衷只是为了学习和使用的便捷，而并非王先生所谓的汉字落后、“中文不支持科学理论”。因着汉字本身的特点和发展历史，虽经数十年的宣传和推广，严酷的事实已宣告，即便是最优化的“汉语拼音方案”也始终无法取代汉字，只能在学习和使用汉字的过程中起一些辅助作用。于是，熙熙攘攘了半个多世纪的汉字拼音化才逐渐销声匿迹。
在世纪交替的IT革命中，汉字的输入成了计算机普及和使用的瓶颈，于是汉字拼音化的呼声又应时而出。与此同时，使用汉字的科学家们，投入大量的精力，经多年的努力，研究和开发出了数种堪与拼音文字媲美的汉字输入法，成功地将汉字带入了IT时代的大潮中，再现辉煌和峥嵘。有研究指出，拼音文字仅是表音的可读文字，而作为象形方块字的汉字既表音又表意，不仅可读，又和图一样可認。如把拼音文字视作一维，那汉字就是二维的。因而其优越于拼音文字，并有可能在今后的科学发展中，尤其是汹涌而来的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开发出更多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功能来。王先生所谓“不文字改革，或者说不使用汉语拼音，中国的科学永远落后。”的无稽断言一定会落空的。
注：本文参考和引用了范岱年《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一文，载于刘钝、王杨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39页。此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12月号。
作者投稿
王玉江：回复单若水先生的探讨和商榷
单若水先生2017 年 08 月 18 日在 CND 发文《中国科学落后的内因是使用汉字吗？》，对我的文章提出探讨和商榷。我首先表示感谢，下面是回复。
单先生说：其实，文字只是表达思想的一个工具而已，通过文字人们可以将其思考的过程和所得的结论完整而准确地纪录下来，以便于保存和交流……由此可知，文字本身对人类思考和科学理论的形成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更不会妨碍或促进思考。就像我们用碗盛饭，碗只是作为容器的工具而已，饭在盛到碗里之前，其成分、其色、香、味就早已固定，到碗里后，不论是价值连城的成化官窑碗，或是叫花子要饭的破碗，都不会改变饭的成分，更不能增加或减少其营养。
答复：首先，碗不影响饭的色香味，文字可是影响思想的表达，所以单先生这个比喻不恰当。其次，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将其思考的过程和所得的结论完整而准确地纪录下来”。有的文字表达意思不完整不准确。例如著名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三，文字（书面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使用落后的文字，根本就无法思维科学理论，遑论“才会形成文字而问世”。
单先生说：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观察、思考到实践，学会了使用工具和火，这也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实现的……这些低下的“科学的理论”产生于没有文字，甚至语言也十分简单的时期，因而与文字没有任何关系，更谈不上使用了哪一种文字……其实没有文字的许多动物、甚至是很低等的动物都有思维能力，这说明思维与文字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答复：一、低等的动物的思维与文字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不能证明识字的人思维和文字没有关系。你这个比喻也不恰当。二、科学理论起源于古希腊。早期人类“使用工具和火”不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实现的，而是偶然发现的。他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单先生说：试想一下，当年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归纳出“进化论”……刚巧，他们擅长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而已。显而易见，这些不朽科学理论的思考、归纳、发现的过程，与他们所精通、擅长的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拼音文字并不会促进和帮助这个思考和发现的过程。
答复：刚巧，他们擅长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而已。你这种说法显然没有说服力。世界上那么多的科学理论，抽签，中文也该抽中一个。所以我认为，不是刚巧，而是必然。
单先生说：同样，即便他们中有人精通汉语这个非拼音文字，也不会对这个过程有丝毫的不利影响。在他们的理论最后形成前，文字并没有介入，更没有发挥任何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因而，汉字或中文的使用，绝不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更不是内因。试问王先生，一个既懂中文，又懂其他拼音文字的科学家，文字对他提出科学理论究竟会有什么影响？
答复：我也打个比方。一个既懂中文，又懂其他拼音文字的科学家，就像一个既有马车又有汽车的人，马车不会影响他开汽车的速度。但是，一个人只有马车，没有汽车，他的速度永远也快不起来。现实情况是：一个人如果只懂中文，根本就当不了科学家。不信，你找一个来看看。你只要找到一个，我的观点立即破产。
单先生说：王先生毫无根据且武断地认为“中文不支持科学理论”……并故弄玄虚地声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另有专文介绍”。这是莫须有地栽赃汉字，是对拼音文字的无理吹捧！十分期待王先生的专文问世，不知王先生将用什么深邃的的理论把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说清楚”。
答复：专文已经投稿CND，等待编辑审阅，敬请期待。
单先生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梁惠王”事件发人深省……近日发生在中国两所知名大学的事件，从反面又一次回答了“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问题”。面对这些扼杀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血淋淋的事实，王先生应该清醒了吧，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或内因绝不是无辜的汉字。
答复：下面是我的一个段子《你的因为不所以》正好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鲁迅说汉字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具体的理由这里就省略了。有个热爱中华文化的人认为鲁迅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满清的闭关锁国以及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导致中国落后，所以汉字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人说得有道理。不过你看了下面我编造的故事，或许会改变看法。
一个人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说他右腿有一个疮，这个人不同意。他说因为他左腿有一个疮，所以他右腿的疮不是疮。用这种方法批评鲁迅的人逻辑思维都有问题。他们不知道，即使闭关锁国和封建思想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也不能证明汉字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
单先生说：有研究指出，拼音文字仅是表音的可读文字，而作为象形方块字的汉字既表音又表意，不仅可读，又和图一样可認。如把拼音文字视作一维，那汉字就是二维的。因而其优越于拼音文字，并有可能在今后的科学发展中，尤其是汹涌而来的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开发出更多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功能来。王先生所谓“不文字改革，或者说不使用汉语拼音，中国的科学永远落后。”的无稽断言一定会落空的。
答复：这个研究荒诞不经，是不懂语言学的人瞎掰。首先，所有的文字（书面语言）都表意，也都“表音”（表音这个说法不严谨，所以我打引号）。其次，所有的文字都是一样的，要么都是所谓的一维，要么都是所谓的二维。（语言学界没有人知道这里的一维二维是什么。）
科学是普世的，全世界的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走向拼音文字，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汉字也一定会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最后，再次感谢单先生的探讨和商榷。
因黎：汉字与科学
近来《华夏文摘》刊登单若水【1】和王玉江【2】二位先生有关汉字是否是导致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的讨论，双方观点鲜明，各持己见。王先生认为汉字是导致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如不改革使用汉语拼音，中国的科学将永无出头之日；单先生则认为中国科学落后与汉字毫无关系，真正原因应该从中国传统不注重理性思维的文化和扼杀思想自由的体制方面去找。
所论题目不是新问题，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已提出，已有一百六十多年了。反省落后愚昧的种种原因，古老封闭的语言文字成了罪魁祸首，首当其冲的改革对象。首先是五四文化运动废除文言文，获得成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下一步似乎顺理成章地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废除方块汉字，使其拼音化，消除这一关键障碍后可望达到国人与世界在科学思维的竟赛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今天的结果来看，汉字拼音当然也获得成功，你正在看到的这些文字就是由拼音输入而成。但要废除汉字，完全用拼音取替，则看不到多少希望。尤其是Unicode的出现，使得汉字与其它任何文字一样，在计算机面前地位完全平等，原来消灭方块汉字的一点希望则完全渺茫了。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多元化的今天，再来一本正经地讨论地探讨这个问题，似有抄冷饭之嫌疑。但既然谈了，也不妨续貂一回。
为什么废除文言文那么容易, 但以拼音取替汉字却难上加难，而以致于不可能？答案可能有多种，但关键却有两点，都是语言本身的特性。
首先要指出“语言”是由“口语”和“文字”这两个实体组成的。通常所说的语言一般是指口语，如需二者都包括在内，则用“语言文字”一词为好。这里亦用此法：语言=口语。
第一点是文字和语言的依从关系。文字是从语言产生的视觉符号。人总是先会说话，再学认字，语言属于第一性，文字属于第二性。这个主次顺序直接主导人的思维方式，因为大脑接受外来信息有先入为主的习惯， 语言思维应占主要地位，文字思维则居次要。语言与文字构成听视两种工具，使得人类得以使用耳，眼，口，手四种器官同时进行思想交流，从而有别于其它动物，产生质的飞跃，文明社会得以产生。
与人类语言文字相比，现代发展的计算机语言却只有符号，没有也不需要相对应的口语。所有计算机语言符号，不管其形式如何，是写系统程序的还是写应用程序的，本质上都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最终它们都要被转换成汇编语言形式才能被机器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机和人类的语言不便直接比较。
第二点是语言和文字都不是静态的东西，而是和人类的生存状态及思想状态一样， 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不断出现的新的需求而不断发展。
直至清朝末年，中国几千年来文言文主要是用于少数士大夫阶层求取功名和传承文化的交流工具，其发展与大众使用的白话文大相径庭，两者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远， 以致日常交流时，从文言到白话之间需要一个麻烦的转换过程才能进行。到了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旧制，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言文赖以生存的空间大大萎缩，白话文占据绝对优势。文言文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被取替已不是问题，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尽管文言文被取替， 但汉字本身的功能并没有因此而下降。取替文言文的白话文也是由同样汉字组成，并且汉字是白话的直接视觉符号，交流中不再需要任何中间转换过程。这时如再用拼音来取替汉字，其效果仅是用一种符号来代替另一种符号，语言本身并无改变，思维方式也无改变。 除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熟悉新的符号之外， 并不带来任何实在性的价值。当然如果原有符号过于复杂，而新的符号能使文字学习过程大大缩短，那又当别论。但对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本土人而言，汉字似乎还不至于如此糟糕。现又经过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检验，只要能继续保持开放状态，加强交流，吸取营养，汉字自身的存在应不是一个问题。
历史证明，汉字语言本身的吸收和创新功能都很强大。虽然汉字总数本身没有变化，但其各种可能组合可以是无穷。 对已有的概念, 都有适当词汇表达。 如遇外来全新概念, 多数情况下都可找到新组词汇表达，少数可以直接由原文音译，并不需要改变任何汉字符号。典型的例子是阿拉伯数字引入中国，既引进了新的符号，更方便了帐目的计算，新老数字符号并存，并无不便。 利玛窦和徐光启将欧几里德几何学引入中国， 产生了新组词汇，如 “定理”, “证明”，等等，其中 “几何”，”逻辑”等新词的创造尤显汉字特有活力。 鸦片战争之后”洋为中用”, 西方的科学大批进入中国, 随之而来的新生词汇如雨后春笋, 不计其数。其中从日本转来的就有很多, 如”科学”, “民主”, “肯定”, “否定”, “浪漫”, 等等。今天这些当年的新词汇都早已汇入汉语主流, 除非专家，无人再需顾及它们的原始出处。
当然汉字拼音化大获得成功的也不乏其例，不过不在中国。一个是越南，另一个是朝鲜。朝鲜早在六百多年前就开始推行自己发明的拼音諺文取替汉字了，但中间过程极慢，直到一百年前的近代才又获得西风东进的巨大推力，取得諺文汉字各半的成果，与今天的日文差不多。但真正取得彻底成功，完全消灭汉字的胜利，还得归功于共产后北朝鲜的金一世，他坚决响应其导师列宁的号召：“采用罗马字也是远东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下令彻底取消汉字，一个也不留。南朝鲜没有那么果决，此后的日常諺文为主的文字里还时常见到汉字踪影， 直到21世纪才逐渐消失。
越南情况基本类似。略有不同的是他们的拼音文字是法国传教士在17世纪中叶用拉丁字母创造的，开始时只在教会里学习使用，到了19世纪法国殖民期间推广到学校。但真正大规模推广到全民，还是20世纪后越南本土民族精英们的功劳，他们看上了外来罗马字简单好学的优点，在大规模扫除文盲方面比同是外来的汉字要好上数倍。于是他们没有太大犹豫地放弃了汉字符号，以罗马拼音取而代之，并将其尊称为他们的“国语字”。
今天来看，中国的这两个“小兄弟”选择放弃汉字都有充足的理由。最根本的是他们的语言与汉语言在基本结构上相距甚远，专为讲汉语的人而制定的汉字无法充分表达他们的口语语言，况且初学汉字的门槛对他们来说也的确是太高。虽然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依附了汉字及所属的部分汉儒文化，但实际上他们离完全汉化还存在一段语言上不可愈越的障碍，一旦有了更好的选择他们并没有充分理由来拒绝。摆脱邻近大国影响，增加民族自信也是一个因素，但应该不是第一位的。
与越, 朝相反，科学更为先进的日本并没有放弃汉字，今日保留的常用汉字还有两千多个，与中文世界常用汉字的数量相差无几。这从侧面显示汉字与科学落后与否没有必然关系。
回到汉字与拼音文字对科学发展孰劣孰优的问题。如上所述，不管是汉字， 还是拼音文字，都仅是某种语言的书面符号。对于同一种语言，如不增加新的词汇和内容， 任其书面符号怎样改变，都仅是换汤不换药，不会使语言本身有任何实质变化。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比较仅仅是两种不同符号的比较，而不是两种语言的比较。由于符号是属于语言的第二性的东西，真正有意义的比较应该在语言这个第一性的东西之间进行。 原来的问题应改为：汉字语言与某种拼音语言（如英语，俄语，阿拉伯语，印度语，等等）对比，那个对科学发展更优？如此一来，假如汉字真是科学落后的原因，那么汉语才是名副其实的罪魁祸首，真正要消除的不仅是汉字，而是汉语本身了！但令人奇怪的是至今还没听说过有哪位高人提出要消除汉语。如此奇事，恐怕很难怪到汉字头上吧。
显然，由于语言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孰优孰劣的比较只能在同一给定时间段里进行。用今天的汉语同五百年前的印度语相比，如同用今天的朝鲜语同五百年前的汉语相比一样不合逻辑。
先比较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 虽然他们都是举世公认的思想家, 至今仍影响巨大。但不难发现, 在科学思想领域是使用拼音符号的希腊哲学家们优势。他们对事物本质和理性的追求为现代科学和哲学垫定了基石。
再比较一千年前的北宋与欧洲诸国的情况。如今历史公认是使用汉字的北宋科学技术明显优势。
到了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之后, 无疑是欧洲的优势, 他们发展的现代科技改变了人类，一直引导世界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时代。
由此粗略可见, 欧洲拼音国度优于汉字国度三分之二强。 但是否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仓颉造的不是汉字，而是拼音， 那么中国的科学就一定会比别人强呢? 虽然答案无人知晓，但肯定不是如此简单。这个世界上有几十种语言，一百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使用拼音符号, 为什么仅仅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科学达到一流水平，而大多数只能随后呢? 可见使用拼音符号不是科学先进的充分条件。
以俄罗斯为例，他们的仓颉给他们造了简洁优美，地地道道的拼音文字。但在十八世纪之前此拼音文字并没有带给他们多少优势, 俄那时还是一个中世纪式的落后国家。 但彼得大帝的出现, 使俄罗斯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挤入列强之一。 其科学发展尤为迅速, 产生了数十位一流科学家, 在近代二百年里一直与欧美比肩称雄。 究其道理, 拼音文字并不是发达的充分必要条件, 真正的原因还是追求真理的渴望, 自由思想的环境, 善于学习他人之长的虚心精神, 及脚踏实地的行动。彼得大帝正是这样的一位先行者。 他借用当时文艺启蒙的西风, 率领大型使团去西欧各国取经, 长达一年半。 此间他不仅考察了西欧开明的生活方式, 文化, 学术和军事体制, 自己还学会了造船, 牙科医疗等技术。回国后, 他直接照搬西方模式, 在俄罗斯开始建立大学, 研究院, 博物馆等机构, 并给予与之匹配的开放研究环境, 聘请西方高级人才，包括世界最优秀数学家欧拉。同时进行社会改革, 破除保守落后传统旧习。 下令所有官员脱掉长袍改穿西服, 男人必须剪去胡须。 对那时俄罗斯东正教的男人, 尤其是贵族男人来说, 蓄一大把胡须是尊严和地位的像征, 视如生命, 不少人剪去胡须后还将其珍藏, 只到随葬于棺。 博物馆建成初始, 观者廖廖无几，彼得出一高招, 在出馆门口提供免费伏特加, 以此奖励参观者。此招一出，博物馆门前立时车水马龙，观者大增。 俄罗斯由此一跃而进入现代科学文明强国之列。
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使用不同符号的确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假如没有引进阿拉伯数字，中国人仍然使用“一二三四”，或“壹贰叁肆”来做数学题目，结果不想而知。
近代数学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近代数学是从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开始。 牛顿是英国人, 莱布尼兹是德国人， 两人几乎在同时独立地发明微积分, 意义重大, 不仅对数学, 对人类的发展也无疑是一重大贡献。 也由此引发了究竟谁是第一发明者的严重争执, 在英伦和大陆两人的朋友和弟子之间持续长达十数年之久。英伦一方坚持牛顿是最早发明者, 并指责莱布尼兹有剽窃嫌疑。而大陆一方则坚持莱布尼兹是最早发明者, 因为是莱最早发表微积分论文, 而牛顿的论文晚到九年以后才发表。不仅如此, 虽然是一个题目, 两人的出发点和使用符号也大不一样。 牛顿是从物体运动位置y 随时间 t 的变化函数y(t) 出发，物体的速度是y(t)的一阶导数，他用y上面加一点表示。但他并没有用“导数”一词，而是用“fluxion” 这一晦涩难懂的冷词来命名这种新式运算。而莱布尼兹则从纯数学的一般函数y(x) 出发, 先定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微分dx 和dy，再定义它们的商dy/dx 为该函数的导数。
牛，莱争执结果以牛方大胜而告一段落。牛顿以其巨大名声威望，直接参与了对莱布尼兹的围剿。最后在1713年动用权威，由自己掌控的英国皇家科学学会出版报告宣布自己获胜。而莱布尼兹一年半后才看到这一报告。
按理说这种符号的不同只是表面的东西，谁输谁赢都应无关大局，对于给定函数只要两种符号计算所得结果相同就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它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想像。原因是牛顿获胜后英伦数学界的“自我” 也随之膨胀起来，对莱布尼兹发明的哪套微积分符号嗤之以鼻，一概排斥在外，做学问时只用牛顿的“fluxion”。但问题是牛的符号有很大的局限性，除了计算物理运动轨迹之外，很难将其推广到一般数学范畴，更谈不上由之而产生新的概念。与之相比，莱布尼兹的dx, dy符号不仅简洁优美，而且自成概念单元，可以像其它变量一样地在方程公式中作各种变换，不仅使运算推导过程大为简化，还使一般多变量微分方程理论的建立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成为后来发展起来的诸多现代数学的基本概念符号。例如在现代物理学和其它学科里有着广泛应用的微分几何，莱布尼兹符号就直接成为一般几何流形空间上的基本矢量，并由之而产生所有其它几何变量和概念。可以说没有莱布尼兹符号就没有今天的数学和物理学。由此原故，英国数学发展在牛顿之后停滞了150年之久。而此期间欧洲大陆数学发展则突飞猛进，今天大多耳熟能详的一流数学家的名字都是出于那个时代的欧洲大陆，而出于英国的几乎为零，这与英国的近代科学地位极不相称。 此种情况直到十九世纪后才有所变化，莱布尼兹的符号已经成为世界数学通用符号，无一例外，英伦又重新发展，与欧洲大陆再次比肩。
由此可见有时符号确实有优劣之分。但因为符号是可以学来的， 只要态度端正，善于吸收他人之长，外乡的优势符号并不难变成本土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古老汉语的经典和特长，在信息高度流通的时代尤其如此。反之如果一味夜郎自大，专制蛮横，原有的优势也会变成劣势。纵观历史，世界一直就是这么发展的。
历史上曾经有过好多种象形文字及由之发展而来的数种语素文字，但都早已消失。起源于公元前32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的最后一片泥板还是公元后75年的事情；创始于公元前3000年埃及的古埃及字也在公元400多年后衰亡。 维有仓颉创造的汉字金鸡独立，与周围的各种拼音文字共存至今。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汉字的强大生命和适应能力。在通过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检验之后，在文化多元化越来越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天，除非中国再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汉字这一“四旧”之首彻底破除，这种共存状态无疑还将长久继续下去。
参考：
1. 单若水：中国科学落后的内因是使用汉字吗？
2. 王玉江：回复单若水先生的探讨和商榷
作者投稿
王玉江：评因黎先生《汉字与科学》
因黎先生《汉字与科学》一文谈到我和单若水先生的争论。下面我点评一下这篇文章。
1，因黎先生说，要废除汉字，完全用拼音取替，则看不到多少希望。尤其是Unicode的出现，使得汉字与其它任何文字一样，在计算机面前地位完全平等，原来消灭方块汉字的一点希望则完全渺茫了。
点评：因黎先生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因黎先生懂一些中国语言学界特有的理论。科学没有国界，凡是一个国家特有的科学理论，一定是错误的理论。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错误理论目前还统治着中国语言学界，严重误导人们的思维和判断。我希望通过对这篇文章的点评，能够让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理论。
2，因黎先生说，第一点是文字和语言的依从关系。文字是从语言产生的视觉符号。人总是先会说话，再学认字，语言属于第一性，文字属于第二性。这个主次顺序直接主导人的思维方式，因为大脑接受外来信息有先入为主的习惯， 语言思维应占主要地位，文字思维则居次要。
点评：这段话有很多问题。第一，文字和口语的关系不是依从关系。口语可以离开文字存在，文字也可以离开口语存在。我的证据是，人类发明文字之前，口语就存在。古人早已去世，古文依然存在。还有，文盲说话不使用文字，聋哑人使用文字不说话。
第二，文字不是口语产生的视觉符号。口语说话只能产生声音，不论你怎么努力说话，也产生不出视觉符号来。
第三，人并不都总是先会说话，再学认字。例如，聋哑人。
第四，人类确实是先创造口语，后创造文字。但是，这不是第一性，第二性，也不存在什么“直接主导人的思维方式”的主次顺序。我们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不需要通过口语来思维。
第五，人类思维，可以使用口语思维，也可以使用文字思维，但是，我们无法分主要和次要地位。
这些逻辑不通的说法并不是因黎先生创造的，很多中国语言学教授都在兜售这些不能推敲的错误理论。使用这种错误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很难想象能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
3，因黎先生说，直至清朝末年，中国几千年来文言文主要是用于少数士大夫阶层求取功名和传承文化的交流工具，其发展与大众使用的白话文大相径庭，两者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远， 以致日常交流时，从文言到白话之间需要一个麻烦的转换过程才能进行。到了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旧制，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言文赖以生存的空间大大萎缩，白话文占据绝对优势。文言文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被取替已不是问题，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点评：文言文的产生不是少数士大夫阶层为了求取功名和传承文化，白话文的胜利也不是亥革命推翻旧制，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要说因黎先生，就是中国语言学界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很多人认为文言文记录先秦的口语，这不是假说，是没有根据的胡说。
文言文是适应落后的中文书写工具的一种文体。具体地说，文言文就是毛笔写字不方便造成的。因为毛笔写字太不方便，能少写一个字，好一个字，古代中国人就这样创造了精炼的文言文。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中国人就知道文言文不好用，创造了白话文，当时叫变文。但是，好用的白话文取代不了文言文，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白话文的字数多，用毛笔写，要花很多时间。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效率，中国人还得忍受不好用的文言文。
元朝中国进了一步，官方文字使用蒙古文，是拼音文字。明朝中国退了一步，又回到文言文，因为中国还在使用毛笔。清朝中国又进了一步，官方文字是满文，也是拼音文字。中华民国推翻清朝，又要回到文言文，不过这一次白话文运动成功了。为什么？因为西方的铅笔，钢笔已经进入中国，写字速度比毛笔快多了，白话文汉字数量多算不上缺点了。文言文省那几个字的优势，远远抵不了表达不清楚的缺点。两利相权取其重，从此，文言文穷途末路，白话文柳暗花明。文言文和毛笔是难兄难弟，随着毛笔字变成艺术，文言文消失了。文言文问题，我是工具决定论。
白话文里的汉字可以很好地对应说话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去掉汉字代表的意义，汉字就类似日文的假名。假名是一种字母，日文是字母文字，也叫拼音文字。也就是说，白话文和拼音文字只有一步之遥。
古代日本人学习中国汉字，并不是为了使用中国文言文。虽然有的日本人会使用中国的文言文，大多数日本人只使用几百个汉字写日文。或者说，日本人拿几百个汉字当假名使用，这种汉字假名叫万叶假名。也就是说，日本人一千多年前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写白话文了。后来万叶假名简化成现在的日文假名。日文假名就是日本最终的简化字。
在文字改革方面，一千多年前，中国和日本差距不大。由于朝代更迭，中国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了一千年，现在日本人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新中国最大的成绩就是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老一代海归们搞的方案将使我们再一次超越日本。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字改革停滞了。文革后拨乱反正，遗憾的是文字改革没有拨乱反正。因为语言学界主张文字改革的老一代海归们都退休了。
五十年代东西方冷战，由于帝国主义封锁，中国闭关锁国三十年。语言学界新一代基本上都是对拼音文字一知半解的知识分子。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辨别。这些人对文字改革不求甚解，他们也没有能力搞文字改革。现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随着新一代海归数量增加，中国的文字改革将会恢复正常的步伐。
4，因黎先生说，与越，朝相反，科学更为先进的日本并没有放弃汉字，今日保留的常用汉字还有两千多个，与中文世界常用汉字的数量相差无几。这从侧面显示汉字与科学落后与否没有必然关系。
点评：日本只使用汉字时和中国差不多落后。日本现代化是使用假名（字母文字）以后的事情，和日文里保留两千个汉字没有丁点关系。现在的日文，不使用汉字没有任何问题，不使用假名，一分钟也不能过。日本人现在还保留部分汉字，完全是一种习惯。随着电脑的发展，我认为日文会彻底抛弃汉字。
语言学里有一个理论叫任意性。也就是说，符号和符号代表的意义的关系是任意的。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汉字和日语，和汉语没有必然的联系。汉字一定会被抛弃，是日文先抛弃，还是中文先抛弃，让时间来见证吧。
5，因黎先生说，当然汉字拼音化大获得成功的也不乏其例，不过不在中国。一个是越南，另一个是朝鲜。朝鲜早在六百多年前就开始推行自己发明的拼音諺文取替汉字了，但中间过程极慢，直到一百年前的近代才又获得西风东进的巨大推力，取得諺文汉字各半的成果，与今天的日文差不多。
但真正取得彻底成功，完全消灭汉字的胜利，还得归功于共产后北朝鲜的金一世，他坚决响应其导师列宁的号召：“采用罗马字也是远东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下令彻底取消汉字，一个也不留。南朝鲜没有那么果决，此后的日常諺文为主的文字里还时常见到汉字踪影， 直到21世纪才逐渐消失。
点评：首先，文字改革的根本动力是为了提高工具的效率，和政治没有本质的关系。其次，汉字拼音化，这个说法不严谨。韩国朝鲜和越南的文字改革，都不是汉字拼音化。汉字拼音化只能写单音节word，达不到现代文字的要求。使用字母是为了写多音节 word。开个玩笑，汉字拼音化是换汤不换药。
6，因黎先生说，今天来看，中国的这两个“小兄弟”选择放弃汉字都有充足的理由。最根本的是他们的语言与汉语言在基本结构上相距甚远，专为讲汉语的人而制定的汉字无法充分表达他们的口语语言，况且初学汉字的门槛对他们来说也的确是太高。
点评：全世界口语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发出声音表达意思。说朝鲜越南的口语和汉语“在基本结构上相距甚远”，没有任何依据，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能说出口语的结构。
7，因黎先生说，维有仓颉创造的汉字金鸡独立，与周围的各种拼音文字共存至今。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汉字的强大生命和适应能力。在通过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检验之后，在文化多元化越来越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天，除非中国再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汉字这一“四旧”之首彻底破除，这种共存状态无疑还将长久继续下去。
点评：中国至今还在使用汉字，有人看到了，汉字的强大生命和适应能力。我看到的是，中国语言学界至今还不知道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差距。好比中国现在还在使用中医，这能证明中医有强大的生命和适应能力吗？显然不能，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的西医在数量上目前还满足不了中国人民的需要。
即使是文化多元化越来越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天，也无法改变客观规律。文字作为一种工具，效率是第一个要素。马车，再是一种文化，也会被汽车淘汰。汉字，历史再悠久，也将被中国人民抛弃。工具没有多元化，工具只有高效率。文字首先是一种工具，然后才是文化。虽然文化大革命阻碍了文字改革，只要中国语言学界一旦明白中文落后的原因，知道字母文字比汉字效率高，中国就会立即全面使用汉语拼音，到适当的时候，中国人民就会抛弃汉字。
8，不过，因黎先生这篇文章有两点应该肯定。第一点，因黎先生说，首先要指出“语言”是由“口语”和“文字”这两个实体组成的。通常所说的语言一般是指口语，如需二者都包括在内，则用“语言文字”一词为好。这里亦用此法：语言=口语。
点评：因黎先生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中文“语言”这个词既可以是language，又可以是口语。导致中国很多语言学教授说不清楚什么语言。中国绝大多数语言学文章，都有概念不清的问题。
9，第二点，因黎先生说，可见使用拼音符号不是科学先进的充分条件。
点评：因黎先生这句话是正确的。如果能加上一句，拼音符号是科学先进的必要条件，就全面了。
最后，感谢因黎先生对我的文章提出不同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