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 作者：天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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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学者挑刺易中天：清算品三国 作者：天行健
　　《清算品三国》前言及目录
　　前言：叫好与挑错第一章 我看“易中天现象”
　　一年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以来，围绕着易中天《品三国》所展开的争论，堪称是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大奇观。报刊和网络上搞得沸沸扬扬，一方面是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又是嘘声不断。我浏览了网络上和报刊上的一些言论，数量虽然很多，但多是相似的重复。千条万条，概括起来，也不过那么几条。观点方面的，主要是对曹操的评价是否恰当；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提法，是否会对世道人心有消极影响等等。方法方面的，不外乎这种讲法是否有失教授的尊严、有失学术的品位？还有什么庸俗化、娱乐化、粗俗化、娼妓化等一大堆帽子扣了下来；对学术与商业，学者与电视的关系等命题，也都见仁见智，各说各话。
　　有人问我：你对易中天现象及其《品三国》的看法如何？我的回
　　答有两条：一是叫好，二是挑错。这就划清了两条界线：一是划清了与“易粉”、“乙醚”的界线，他们是光叫好，不挑错，这有失理性。二是划清了与“反易”人士的意见，他们是光挑错，不叫好，这有失公正和厚道。
　　为什么叫好？因为易中天对普及历史知识做出了贡献。把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从追捧影星、超女、歌星、玩电子游戏、看无聊的肥皂剧的现场拉到“百家讲坛”来。能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总比拿着个荧光棒在台下起哄、迷失自我强得多。人人争说易中天，人人 品三国，总比人人争说那些娱乐明星、人人去关注“超女大赛”有文化品位。
　　为什么挑错？因为我在拜读了《品三国》之后，发现它在内容上还有许多瑕疵，心中感到不安。这书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很多青年人影响更大，不能用错误的历史观点、历史文化知识来误导他们，所以我要义无返顾地来挑错。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说：在赤壁之战以前，鲁肃、诸葛亮和周瑜，帮助孙权算了三笔账：政治账、联盟账和军事账；现在我要帮助易中天算四笔账：学术账、知识账、逻辑账和语言账。
　　有人断言：“我想易中天之所以会‘火’，本身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至少不会有‘常识性错误’，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易中天，史学界的超女》，重庆出版社：《为易中天补牙》，39页。）
　　但在我看来，易中天的要害之处，不在于他的讲史方式如何，而在于史学观点和史学知识方面不时出现错误，甚至在解读、翻译古书方面，也有些底气不足。有人说：易中天不是学历史的，就不该在电视台上讲历史。我以为不然，史学界这一亩三分地不是禁区，应该欢迎任何人来玩，不管你娱乐化也好、商业化也好、借鉴于评书、
　　相声的手法也好，凡是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欢迎。但不要把科学的历史观点搞乱了，不要把历史知识搞错了，不要把古文资料翻译拧了，逻辑上不要欠通。这是一个底线，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正因为易中天在这些方面存在着问题，所以我要挑错，要帮他算账。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需在不断地清算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百家讲坛”也好，易中天也好，都需要不断地有所改进、有所提高，作出更好的节目，写出更好的书来，为普及文化知识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为易中天叫好，也给易中天挑错。叫好不忘挑错，挑错是为了再叫更大的好。当然，希望易中天先生和广大读者也给我挑错，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提出宝贵意见。至于叫好，那就不敢奢求了。
　　天行健
　　第一章　我看“易中天现象”
　　1 满树的枣，先红了一个
　　电视，好象从来就是明星的天堂。打开电视，不管频道有多少，除了新闻及专题栏目外，几乎都是影星、歌星、体育明星、超女、名模在那里作秀；有幸在观众席上拿荧光棒又摇晃，又欢呼，给被他（她）们想得神魂颠倒的“梦中情人”捧场的，大都是“追星族”（听说“追星族”这个词已经宣告死亡，或者至少是奄奄一息，现在时髦的名词叫“粉丝”。我说“几乎”都是明星的天地，当然不是“全部”。除了新闻和时事性，文化性的专题节目之外，有文化品位、知识含量的节目，实在是太少了。央视有一档节目，好象叫“发现之旅”吧，很有知识含量和文化品位，头几年我看过两三期，颇有“开屏有益”之感。但我后来就不看了，因为那节目安排在午夜，白天还不重播，以年过古稀的衰老之躯，深更半夜，点灯熬油的，实在是受不了。这么好的节目被打到边缘又边缘的时段，而在黄金时段或准黄金时段，对不起，那主要是娱乐时间，吃的是快餐，喝的是可乐，要想品位陈年老酒吗？也给你安排了，要等到人家都酣睡时，你再打开电视机，但不要把别人吵醒了。总之，现在的电视，娱乐性太强了，文化品位太低了，知识含量太少了，尽管频道不断增多，但再多也是贫矿，没有多大的开采价值。
　　曾几何时，在央视的十套里，《百家讲坛》栏目异军突起，有几位名家，在那里讲汉代人物，讲三国，讲红楼，讲清代人物，他们大多用通俗有趣的语言，富于启迪性的叙述方式，再辅以评书、相声等手法（表现的并不突出，只是稍有痕迹），以其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特点，倾倒了一大批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其中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易中天的《品三国》，以其内容生动、有时代感、语言风趣而更为走红，真像俗话所说：“满树的枣，先红了一个。”且说这易中天的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还出现了许多粉丝、易迷。文字版的《品三国》出书后，易中天到处讲演、签售，所到之处，虽然不是万人空巷，也堪称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竟至一书难求。在网络上，易中天热不断升温，粉丝们的赞颂仰慕之词，纷至杳来，甚至有的人喊出“嫁人就嫁易中天”的口号。不仅此也，据媒体披露：文字版的《品三国》问世后，经济收入也颇为不菲，不仅易中天“一夜暴富”，出版社也都得到了一大包沉甸甸的银子，其商业运作也是非常成功的；出版物的策划、出版、营销的流程，也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
　　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易中天现象”，不仅人们在茶余饭后唧唧喳喳，也成为各种媒体的热门话题，尤以网络上更为活跃，出现了“人人争说易中郎”的奇观。
　　人们都说了一些什么？那可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不能按照“语录”和“主旋律”统一认识。除了粉丝们那种虔诚狂热的“一边倒”倾向外，质疑、批评、嘲讽、拷问之词也不绝于耳。什么如此“品”法，算是学术吗？是“品”三国还是“嚼”三国？是通俗化还是庸俗化？过分的趣味化，是否会亵渎学术的尊严？是否会使学术异化？还有人提出这是学术的商业化，娼妓化等等，甚至有的历史学者对于易中天闯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颇有微词，说易中天是学中文的，怎能让这样的外行来讲历史？至于易中天的高额收入，人们除了震惊之外，也难免有人吃醋，有人觉得“不平衡”。当然，以上那股热闹劲儿，多来自粉丝和一般观众，学界中人只有少数人上阵，发了言，多数人还没有出来表态，媒体的说法是“冷眼相对”。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无声胜有声”啊。那些“喜怒不形于色”的、资深的、重量级人士还没有杀出来呢！
　　写到此，性急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你对“易中天现象”是怎么看的呢？好吧，下面我就分段阐述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不到一家之言，不过是一孔之见耳。
　　2 学术的通俗化，趣味化，娱乐化(1)
　　学术，从来就被认为是严肃的、崇高的、高深的，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禁脔，芸芸众生是不能靠近，不能染指的。近现代以来，提倡学术大众化的声浪此伏彼起，但时至今日，学术仍然未能很好地从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头。拿历史学来说，大众化没有什么显著进展，却被影视界糟蹋得不成样子，人们从电视荧屏上接受了许多“戏说”式的所谓“历史剧”，它们严重地乖离了史实，把历史知识完全搞乱，在荧屏上出现的武则天、唐明皇、雍正、慈禧、特别是反复被改编，版本众多的康熙、乾隆二帝，都远不是他（她）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只是编剧和导演主观意志的形象化。请看下面这则不算笑话的笑话：
　　甲：雍正和乾隆都是谁的儿子？
　　乙：……
　　甲：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雍正是康熙的儿子，乾隆是雍正的儿子啊！
　　乙：不，他们都是编剧和导演的儿子。
　　为什么史学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够，历史上真实的武则天、康熙、乾隆等等，“长在深闺人未识”，就让那些胡编乱扯者钻了空子。毛泽东说过：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我们可以套用一下：“史学不去占领，胡编乱扯者就要去占领。”这就给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加快史学知识普及化的步伐。
　　学术诚然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但我们说它严肃，甚至可以说它神圣，是说我们研究它的时候，要有严肃的、严谨的、认真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但一旦产生了成果，除了要用专业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写成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或专著公诸同行，同好之外，还应该用通俗的形式、把它向广大群众、芸芸众生进行传播，否则你的成果（比如史学成果）就不能产生社会效应，就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由于个人的取向和条件不同，你可以不搞普及工作，而是坐在象牙之塔（研究室、书斋）里搞你的纯学术，这也是一种分工，总是有人要搞这项工作的；但你不能反对别人以通俗的方式传播学术的成果，不能认为谁那么干就是“不学术”，就是破坏了学术的尊严，破坏了学术的崇高神圣，就应该率领你的“小子们”（研究生、本科生、助教之类）“鸣鼓而攻之”（出自〈论语〉，孔老夫子就这么干过）。你歌你的阳春白雪，他唱他的下里巴人。尽管你是美声唱法，他是民族唱法，但你不能阻止人家赶歌会，录影碟啊。在当今社会，如果从书斋里走出来一位穿长袍马褂的史学家，对人们说：“学术是不能随便碰的，你想搞史学吗？那就请先熏香沐浴，剃头更衣，然后向藏有《二十五史》、《十三经》、《明清实录》等古书的书库磕几个响头，这才叫对学术的严肃态度。”人们必然以为他是疯子。
　　除了所谓学术的严肃性之外，反对易中天如此“品三国”的人，还提出了庸俗化、娱乐化、商业化、异化、娼妓化等问题，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一下。
　　什么叫庸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平庸鄙俗，不高尚。”什么叫“平庸鄙俗”？什么叫“不高尚”？这可很难界定，而且庸俗化和通俗化往往是难以区分的。我们不妨这样说：那些为了取悦观众，提高收视率而胡编乱扯的所谓“历史剧”（其实是以某一朝代为布景，以历史人名为符号的剧），应该算是庸俗化吧？还有相声《歪批三国》中，从“既生瑜，何生亮”，“无事生非”的说法中，引申出周瑜的姥姥家姓纪（既生瑜），诸葛亮的姥姥家姓何（何生亮），张飞的姥姥家姓吴（无事生非），这当然更是庸俗化了。但相声是允许这种庸俗化的，没有人能误会这是学术上的结论。有人批判易中天把学术庸俗化、娱乐化，根据主要是用现代化的语言或事物来比拟古人，以追求娱乐效果。如说诸葛亮是“帅哥”（按：此例出现多次，如说周瑜、孙策、袁绍、刘表都是“帅哥”）；把刘备说成是“绩优股”，袁绍是“垃圾股”；把三国各军事集团的首脑人物称为“老板”等。这是易中天讲史的一个特点。我以为不能以偏概全，发现有几处不合适之处，就说全书都庸俗化了。关于用现代化的语言或事物来比拟古人，我在下面有专章来讨论，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关于娱乐化。把大众化等同于娱乐化，当然是不对的；但若说大众化不允许有一定的娱乐成分，这就不对了。我们普及历史知识，在内容方面要尊重历史，这是一个前提；但在表达形式方面，加上一些娱乐性的成分（比如借鉴评书、相声的表达表演方式，做一些合适的古今名词，事物对比等），以吸引观众，增加传播知识的效果，寓教于乐，有何不可？问题是：要把握适度，做到乐而不淫，幽默而不庸俗，人们看到的是教授在讲史，而不是教授在说相声。
　　关于商业化。中国古代社会多采取轻商政策，视商业为末业，称商人为“贱丈夫”（孟子语），士人多看不起商业和商人；但在眼下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学术和商业也绝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以理工科为例，可以有一部分人搞基础研究，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生活由国有的或民营的科研部门来承担（通过工资、奖金或提成的方式取得），不必亲自去闯市场。另一部分人则搞应用科学，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商业利益。文史科学隔行不隔理，也有这么两部分人：在象牙之塔（研究室、书斋）里搞提高的，和在十字街头搞普及的。后者当然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取得一定的效益，包括个人的收益在内。从政治经济学的道理来说，这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易中天和电视台、出版社的合作，当然也包括了商业运作在内。不过，这需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学术是学术，商业是商业，学者不屈从商业利益，商业也不能片面强调自己的利益，而迫使学术异化。这样就不是学术的异化、奴仆化，或者危言耸听的娼妓化了。当然，学术和商业二者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商业要求最大的利润，学术则以科学求实为先，如果一味屈从商业利益，那就是卖身投靠，说是异化或娼妓化，岂非不幸而言中？
　　3 内行与外行(1)
　　易中天在电视上讲史走红，但易中天出身于中文系，在大学讲的是文艺学，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是外行，因而有的内行便说：让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讲历史，这怎么行！其实，所谓内行和外行是相对的，有时外行也可以超过内行。在京剧界的老前辈中，有个言菊朋，文化水平较高，当过县长，却迷上了京剧，由票友下海，自成一派，称为言派。这派在唱法上独辟蹊径，非常委婉动听，是京剧中非常高雅的一派。再如鲁迅，本是学医的，却成了大文豪。出身于文学系的易中天，与史学相距并不远，由涉猎而专攻某个朝代或某些专题，从而达到专业的水平，怎么就不行呢！其实人生苦短，科班出身的历史学人，也不可能每个朝代，每个专题都精通。
　　学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能把某一学科视为禁脔而不许别人染指。不看出身看水平，不论门派比武功；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但内行和外行，一般来说，毕竟难免有些差距，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有的人会通过努力，来赶上这个差距，变得比内行还内行，有的人则永远难以弥补。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学医的鲁迅成为文豪，无论在国学根基、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方面，都是佼佼者。而言菊朋却不同了，不是科班出身，从小没有练过武功，用内行的话来说：“身上没有东西”（包括武功和做功都不行），尽管创造了优美的唱腔，自成一派，享誉菊坛，却只能唱一些文戏。象科班出身的李少春那样，既是很不错的俞派老生，又是出色的杨派武生，既能演以唱功见长的《借东风》、《将相和》，也能演非常吃功夫的武戏，甚至连猴戏都能演，言菊朋能办到吗？
　　回过头来说易中天。在我看来，他讲的三国，不是象苏文茂《歪批三国》那样满嘴跑火车，至今也尚未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谬误；抛开那有争议的讲述方式不谈，从学术的层面看，还基本上是持之有故的。
　　但话又说回来，易中天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从更高的学术角度看，他研究和讲述三国史，难免会出现底气不足的现象，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运用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清代朴学家王先谦、赵一清、何焯、王鸣盛、钱大昕、沈钦韩、潘眉、侯康、梁玉绳等人的注释考证以及丛书、类书中有关三国史的资料等等还没有充分利用。上述的资料，有许多是零金碎玉，搜集起来颇费功力，但专攻三国史的人，这项工作必须要做。此外，今人之著作，采择面也比较窄，史家和书名太多，恕不一一列举。
　　第二． 文中有不少硬伤及注释翻译欠妥之处，我在后文中将一一指出。
　　第三． 有些逻辑思维方法和学术见解不无需要商榷之处。
　　第四． 易中天的历史观点有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他的史观只是强调人性、制度、文化等等，而没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来看问题。现在有些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冷漠了，连自称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尽管不是全集）不算太年轻的易中天在央视上讲史，也让马、恩二公靠边站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最近看到一条信息，易中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是外行讲给外
　　行。首先我是中文系教授讲历史，所以同其他中文系教授、历史系教授都不是同行。其次，我讲三国主要讲给喜欢历史的非专业人士听的，说白了，就是外行讲给外行听。我蒸出来的馒头并没有请专家吃啊。别人在吃，你非要在旁边说这馒头不好吃，干吗呀！”（《中国青年报》06年12月29日）
　　有人说：易中天随着声名的如日中天，变得越来愈牛气，越来越霸道了。确实如此。我虽然不是“易粉”、“乙醚”，但我对“易中天现象”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听了易先生的这番话，也不能不感到吃惊。
　　首先央视的《百家讲坛》是什么地方？请的人不可能都是各学科的外行，而是在各学科中有成就的人。易先生虽然是出身于文学专业，但人家还是按照内行的要求请你的，认为你对史学的了解不比一般的内行差（当然也不能要求你有大师的水平），这个讲坛的宗旨怎能是“外行讲给外行听”呢？
　　其次，难道摘了“内行”帽子，讲史就可以随便讲吗？讲错了可以不负责任，可以免去别人的批评吗？以蒸馒头为例，我们可以把专家和一些有见解的受众比喻为质量检查和监督部门。你蒸出的馒头，广大的消费者说好吃，却不知道还有质量问题：里面有雕白块，防腐剂超标，还是用硫磺熏的，卖馒头的能对质检部门这样说吗？“我蒸的馒头也没请你吃，你干吗呀！”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余秋雨先生要求摘去作家的帽子，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易先生也要求摘去“内行”的帽子，你们干吗呀？
　　4 怎样看易中天的一夜暴富
　　原来在报纸上看到：易中天《品三国》一书出版的版税收入是180万元，最近又听央视《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爆料说：易中天《品三国》的税前收入是262.5万元，央视得到了37.5万元。但我们不知道央视所得的这37.5万元是否包括在易中天所得的数额之内。揣摩万卫的语势，好象不包括在内。那就是说：易中天的个人的税前收入是262.5万元，央视另外还得到了37.5万元，加在一起整整是300万元。最近听说由于书的印数不断增加，易中天的收入也不断上升。对此我们不必深究，我们不是易中天的经纪人，管那些干什么！反正结论是“易中天一夜暴富”，这是新闻媒体以显著的版面登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有很大的震撼力。于是人们在下面窃窃议论起来，但在公开的场合（如报纸、网络）议论的并不多见。
　　人们在下面的窃窃私语，归纳起来，不过是短短的两句话：一曰：值吗？二曰：合理吗？对此我的回答也是干脆的：值！合理！
　　为什么？我们不妨链接一下周围的背景材料：
　　一个女孩子，嗓子好，会唱几首歌，长的漂亮，又会作秀，有幸选上了“超女”，其经济收入主要是广告、形象大使、出场费等等，何止200多万，恐怕要以千万计了。
　　一个歌唱演员或影视演员，因为唱红了几首歌（有的是一首），或演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有的是一部）走红，收入也要远远地超过易中天。何况她们的走红，还有幕后的许多的隐秘，也并非全凭实力。
　　一个小孩子（不过是小学的学生），编出几部离奇古怪的童话，自称独立完成，没有爸妈的事，（尽管他爸还是当编辑的，）因为戴着“神童”的桂冠，成为畅销书，版权还卖到外国，其收入也不是易中天能望其项背的。
　　一个体育明星，因为得了世界冠军，国家奖励、地方奖励、社会贤达（多为港人）奖励，这还是个小头，大头在广告收入上，谁也不知道他们一共收入多少钱，恐怕超过易中天多少倍。
　　如果要问：这些都值吗？合理吗？我的回答是：体育明星的暴富，值，合理。因为体育明星能够在世界上夺冠，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还要勤奋，有超人的毅力，最后结出了硕果，为国家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他（她）们是国家的瑰宝，民族的骄傲，让他（她）们富起来，人们服气。而且他们取得的成绩，是在公开、透明、众目睽睽之下取得的，没有走后门，没有拉关系，没有给评委送红包，所以太值了！至于其他那些暴富者，恕我不敢恭维。但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想必有它的道理，只是老朽过于冥顽，不能理解罢了。
　　我们书归正传，且说十载寒窗（这是套话，其实不止十载），铁砚磨穿，啃过多少书，费过多少脑，写过多少字，讲过多少课，熬了多少夜，点了多少油，现已年近花甲的易中天，由于时来运转，上了电视台，在给电视台，出版社创造了丰厚收入的同时，得了那几百万块钱，难道不应该吗？我看是应该的，和那些“超”字号、“星”字号的高额收入对比，一点也不亏心。在易中天那里，学术升值了，这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说一声“同喜同喜”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有知识分子的份了。我们希望：这是学术升值的一个信号，他代表的不仅是一片绿叶，一朵小花，而是整个知识界、学术界的春天！
　　作者天行健答网友的信
　　《清算〈品三国〉》作者天行健对于广大网友的公开答复拙著《清算〈品三国〉》已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最近在新浪网《读书》频道连载，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其中支持肯定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谩骂者亦有之。这都在作者的意料之中。我在此要向广大网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赏光点击阅读，感谢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也感谢对我的批评。说到底，批评也是一种支持，是支持的另外一种形式。对于谩骂者，有网友说得好：“骂人者，自贬其人格耳。”
　　“用不首骂来骂去的，反而显得自己素质差。”(本文所引网友的话，多源自新浪网《读书》《清算〈品三国〉》(连载)的留言。除另有出处者外，后面皆不再加注。)为了回应网友提出的意见，特提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与广大网友探讨。
　　一、名人不能批评吗？
　　百家争鸣是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批评是文化学术发展的动力，我想这无需讨论，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
　　一位学者成了名人，还能批评吗？这似乎也无需讨论，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涉及到批评名人，那就好像捅了马蜂窝，麻烦可就大了。有那么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位名人的粉丝)，认为他们心中的偶像是不能批评的，哪里有个风吹草动，便一哄而上，对批评者群起而攻之。最近我在新浪网上的遭遇便是这样，有的网友就干脆称之为“围攻”。
　　但名人真就不能批评吗？我看愈是名人，有错就愈应该批评。；比如一般作者出书，卖上个一两万册就不错了，而易中天和于丹二位教授的书，一卖就是几百万册(通过电视听讲的人还远不止此数)。如果普通作者和名人――畅销书作者的书中都有错，哪个误导面更大呢？哪个更需要赶紧澄清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被捧红了的名人，不仅有风光无限，名利双收的一面，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要承担更大的社会 责任，在学术质量方面接受全社会(包括文化学术界)更严格的监督。
　　二、“粉丝八段锦”粉丝反对批评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惯用的手法是向批评者打棍子，扣帽子。铁杆的粉丝一般文化层次都较低，讲不出像样的道理，多数人只能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么几个概念：1、谁出名就批谁；2、看人家出名，你嫉妒了；3、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或者称为酸葡萄心理)；4、为了赚钱，跟风炒作；5、红眼病；6、借别人的名而出名；7、文人相轻；8、有本事你也上来讲(或：有本事你也写一本)；此外还有一些，而这八种说法出现的频率最高，可以称之为“粉丝八段锦”。他们并不能有的放矢，而是先把屎盆子扣在你的头上，恶心你一下。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使人有口难辨。我说你嫉妒，你就是嫉妒；说你是红眼病，你就是红眼病；说你想出名、想赚钱，你就是想出名、想赚钱；这不是一种极端和专断的态度吗？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这个目的？你是未卜先知，还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按照这种说法，名人就不能批评了，就不能沾边了。在广大粉丝的保护下，名人就理所当然地垄断了话语权，乐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乐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他说煤球是白的，那就是白的；说兔子比象大，那就是比象大，谁若是牙崩半个说不字，那就是嫉妒、红眼病、想出名等等。这样下去，还有百家争鸣吗？还有言论自由吗？
　　可见，把这“粉丝八段锦”做为法宝，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要先问批评者的动机，只能就事论事，根据人家的具体言论进行论难。他哪一点批评得不对，可以有理有据地进行反驳嘛！在真理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你并没有道理好讲，那就闭上嘴，听听别人讲道理，对你也许还能有些好处。
　　三、为偶像做辩护的种种歪理1、非学术说。有些网友认为“易中天不是学历史的，他的《品三国》，不是学术专著，不是科研报告，不是大学讲义，他是“品”三国，而不是“教”三国，因而没有必要提高到学术的水准来要求他，批评《品三国》没有学术意义。甚至有的网友说：“老百姓就是图个乐，管他讲得对错呢？”而这些说法，又和易中天教授本人的说法是如出一辙的。易中天教授在去年年未声称：“我是外行讲给外行听。我做出来的馒头，并没有请专家吃啊。别人在吃，你偏要在旁边说这馒头不好吃，干吗呀？”
　　(《中国青年报》06年12月29日)我虽然写书批评了易中天，但我对“易中天现象”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是为易中天叫好的。看过书的人，都明白我这个基本态度。但听了这话，却不能不使我感到吃惊。
　　央视的《百家讲坛》是个什么地方？请的都是各学科的外行吗？即或你不是研究历史的，是个外行，人家也以为你对史学的了解不比内行差，在一些基本的学术观点、常识性的文史知识方面，总该不出大问题吧？难道当初央视请你去讲，其初衷就是“外行讲给外行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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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科普工作，所传播的知识都是学术成果，不过是用通俗的语言、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来传播罢了。不管你讲得怎样通俗，讲的应该都是学术的东西，而不是东拉西扯地侃大山。无论是学术专著，大学讲义、科技报告还是用通俗的方式传播知识，都是离不开学术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说到底也是学术的沉淀。只不过学术专著、科学报告等要求学术上的创新，而科普式的传播只要求把知识(包括形成共识的基本观点)讲对了就行。如果讲错了，别人指出就要纠正，而不能以外行、非学术为理由、不接爱批评。
　　2、无对错说。
　　有人认为历史记载本来就不可靠，因而谁也不能肯定自己讲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企图用这种说法来为易中天的硬伤进行辩护。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历史就是不可知的了，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和各种历史科研机构，所讲的都是伪科学了。
　　历史真是不可知的吗？我们分几个层次来谈。第一，人们把历史的真实过程称为第一历史，史学的记录称为第二历史。第一历史不会重演，我们现在研究、学习历史，只能根据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真实性。但你不能因此就说：第二历史是完全不可靠的。有些历史情况，各种史书和古典文献的记载完全一致，历史学家也没有提出过什么异议，如今已成为常识性的知识，这是不必怀疑的。第二，有的问题古书上的记载有矛盾，经过古今学者的研究，其中的某种说法合情合理，又有资料的支持，为史学界所认定。除非又有了新的资料出现，可以推翻原来的结论，否则就应该承认它，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三，有些历史情况大的脉络清晰，具体情节不太全面，那就知道多少讲多少，疑者阙(缺)之。总之，第二历史具有相对性，不完整性，但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也不能因此就说历史没有对错，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一位网友说：
　　“天行健依据历史资料挑了易中天的一些错误，有人就说：历史资料往往有许多错误，以此来为自己的偶像辩护。难道天行健所依据的资料都错了？易中天没有资料依据的说法，对资料理解不正确的说法倒是正确的？！还有人用一家之言来为易中天辩护……错误就是错误，不能用“一家之言”做挡箭牌。“
　　3、勿纠缠细节说。
　　有人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大多数人认为历史情节基本符合事实，对某些细节纠缠不休，就没有道理了。
　　我们知道：历史事件是由若干细节组成的，很多细节讲错了，就应该吗？指出细节错误的人怎么算“纠缠不休”？怎么算“没有道理”？难道讲错了反而更有道理吗？何况易中天讲错的也不完全是细节呢！
　　4、非硬伤说。
　　有人竟认为：我所挑出的许多错误，都不是硬伤。那么什么是硬伤呢？非得把三国鼎立讲成六国鼎立，刘备讲成诸葛备、诸葛亮讲成刘亮，才叫硬伤吗？瞪着眼睛不认账，这种粉丝实在是太有才了。有消息说：某地的一位教授对易中天讲韩信就挑出了40多处错误，在这些粉丝们看来，当然这也不算是硬伤了。
　　此外，粉丝们的歪理尚多，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列举，读者们自行留意好了。
　　四、什么叫“清算”？
　　有的网友对“清算”二字很有意见，现在我来解释一下：
　　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编的《现代汉语辞典》，“清算”有二解：1、彻底地计算、清算账目。2、列举全部罪恶或错误并做出相应的处理。我用的是第一个意思，也是“清算“的原意。我在《前言》中说：
　　“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说：在赤壁之战以前，鲁肃、诸葛亮和周瑜，帮助孙权算了三笔账：政治账、联盟账和军事账。现在我要帮助易中天算四笔账：学术账、知识账、逻辑账和语言账。这就叫做‘清算’。”
　　这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有的人为什么偏要往坏的方面牵扯呢？
　　06年未收看凤凰卫视的《网罗天下》栏目，主持人梁文道说：“要清算本栏目一年来的工作。”他所说的“清算”，也是算账的意思。
　　我们过去经过太多的政治运动，有一根太敏感的神经，有一些词语被赋与了特定的政治色彩。“清算”一词，曾长期与“斗争”联系起来，于是人们闻“清算”而色变。这种情况还要维持多久？“清算”二字应该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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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粉丝两面观
　　粉丝，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在三国人物中，诸葛亮就做过准粉丝，张飞就做过粉丝。不信，有史书为证。
　　据《三国志8226;刘巴传》及裴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载：刘巴，“少知名”，是个名士。在家乡零陵郡（治所零陵县，今广西全州西南）做了户籍史主簿（相当于现在民政厅的一名干部。）曹操进攻荆州时，他做了曹操的掾属，为曹操招降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不久曹操在赤壁战败北归，刘巴与曹操断绝了联系，便想远赴交趾。诸葛亮当时还在督管临烝（今湖南衡阳东），他仰慕刘巴的大名，想要让刘巴留下来，便派人去追，但刘巴没有回心转意，还是到交趾去了。后来刘巴北返，做了益州牧刘璋的参谋人员。刘备攻成都，向军中下令：有杀害刘巴的，诛及三族。刘备定蜀，用刘巴做了左将军西曹掾（相当于人事局长）。张飞仰慕刘巴，前去拜访，要在刘巴处留宿，以便彻夜长谈；而刘巴根本就不理张飞，甚至竟不屑和张飞谈话，不用说留宿了。张飞愤愤而退。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然是武人，但仰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也。”（足下应该稍微屈就一些）刘巴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我怎么能与大兵交谈呢？）东吴方面知道了这件事，张昭对孙权说：“刘巴太狭隘了，不应当拒绝张飞。”孙权说：“如果让刘子初随波逐流，取悦刘玄德，交非其人，怎么能称得起高士呢？”以上的故事说明，诸葛亮仰慕刘巴，但还算不上是粉丝，只能算是准粉丝；而张飞却可以称得起粉丝了。
　　另据《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当时有个名士叫高岱，仰慕的人甚多。孙策因为一场误会，把他囚禁起来，要杀了他。他的朋友和“时人”（当时的士人、百姓等）在孙策的官邸前静坐请愿，孙策登楼眺望，见人群填满了街巷，长达数里。孙策“恶其收众心”，竟把高岱杀了。易书《品三国》里也谈到了这件事。看来这么多的“时人”，都是仰慕名士高岱的，也就是古代的粉丝。而东吴的粉丝，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蜀，形成不小的规模了。
　　粉丝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好意思，恕我直言：是青春冲动的虚拟满足方式，明星成了“梦中情人”，追星实为一种爱恋的冲动，这方面我不想多说。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情况， 粉丝是一种崇拜狂，崇拜某个公众人物，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竟至失去理智，不辩是非，把崇拜对象神圣化、偶像化、理想化、绝对化。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实在因为粉丝（原来叫追星族）在我脑中盘旋了许多年，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现在回到正题，我听说易中天也有许多粉丝，在网络上出现了“易粉”“乙醚”等名号。我的态度如何呢？正如上面小标题所揭示的，要做“两面观”。
　　一方面，两害相权取其轻。一部分人的崇拜对象转移到学者头上来，总是粉丝族文化层次提高的表现，崇拜知识、崇拜学者，总比拿着荧光棒在台下为娱乐明星狂呼乱叫强得多，起码可以学点知识，远离无聊。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种粉丝的出现，又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学术是理性的、平实的、又是严肃的，岂能照搬娱乐界的一套运作方法？何况娱乐界的粉丝现象也不算正常？粉丝现象在社会上的蔓延，既或不算这个社会得了重病，也算是伤风打喷嚏，不可取法也。学术要的是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不需要盲目崇拜，尤其是不希望出现崇拜狂。所以我要站在易中天的立场上说一句（如果易先生不同意，可以提出抗议）：易中天拒绝粉丝！
　　不叫粉丝叫什么？叫学生、学员、学友、同学、弟子。按照古代习俗，亲身传授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弟子之弟子，弟子之弟子之弟子）为门人。另外还有徒弟、门徒、门下、门生、学子……名词多着呢。
　　第二章　切磋30题
　　6 戏说与趣说
　　从语义上来讲，戏说与趣说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近年由于《戏说乾隆》等“戏”字号的电视剧的出现，“戏说”已经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解释，就是专指那些脱离历史实际、胡编乱扯的作品而言。于是戏说有了特定的含义。
　　我是反对脱离历史实际的文艺作品的，甚至包括《三国演义》在内。我承认《三国演义》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的瑰宝；但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它却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个说法并不太准确。如果从大的历史框架来看，说它“七实三虚”是可以的，甚至说它“九实一虚”也未为不可。但从具体的故事情节来看，又何止“三虚”！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赤壁之战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庞统献连环计、苦肉计、借东风等，全是没有史实为根据的。其他如关羽的斩华雄、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华容道放走曹操、斩车胄、玉泉山显圣等等，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都不是历史上的实事。中国朝代众多，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三国，而人们对于三国历史的认知，主要是从《三国演义》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得之于史书，这样就把历史知识搞乱了，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堆本来不是历史，却误认为是历史的三国故事。至今在若干旅游景点中，有许多假的三国遗迹，是根据《演义》附会而来，而人们却当做真的遗迹来瞻仰，就是《三国演义》及其所派生的戏曲、评书等所形成的误区。当然，不仅三国一代如此，以其他朝代为题材的作品，也多有这种现象；尤其是近些年来，清史的剧目迭出不穷，仅仅康熙、乾隆、慈禧等人，就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编剧和导演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就是瞎编），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在人们的头脑中，清史成为一盆糨糊，越看的多就越糊涂，观众都成了“小糊涂仙”、“小糊涂神”了。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是坚决反对戏说的。我要大声疾呼：编剧先生、导演阁下：题材多得很，你们不要再拿历史开涮了，这么继续干下去，人们头脑中还能有真的历史观念吗？
　　那么，历史题材就不能用了吗？不，尊重历史，恢复历史原貌（当然是相对的），有文化品位的历史剧尽管拍，有一些艺术上的渲染和加工是可以的，但不可游离“历史”这个坐标太远。好的历史剧，是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戏说”是个内容问题，那么“趣说”就是一个形式问题了。我认为：在不违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一些生动有趣的语言来叙述，甚至借鉴一些评书、
　　相声的手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人批评易中天讲三国是“戏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按照我们在上面所界定的标准，他是“趣说”，纪连海讲清史人物也是“趣说”。易中天好在讲史中混入一些现代名词、现代事物，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得太滥，不能造成古今观念的混淆和误导，这就需要有所选择，应该有个度。至于何者说说无妨，何者不可滥用；怎么说？造成一个什么语境？我在后文中还要和易先生商榷，这里就不多说了。
　　。
　　7 兼容并蓄，不拘一格
　　由于易中天在电视上的成功，便在人群中（主要是在易迷中）出现了一种说法，好象讲史都应该像易中天这样讲，否则便算不合格。有的中学生听了易中天讲三国，便不爱听历史老师的课了，说是讲得不如易中天有意思。有的人在书店里遇到有关三国历史的书，翻看了几页，便不屑地说：“哪有易中天讲的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说到底，是一种狂热的崇拜心理。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色彩缤纷的世界，各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人们的选择和爱好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求；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你爱打拳，他好游泳；你爱喝热茶，他爱喝冷饮；你爱听越剧，他爱看二人转；你爱看书，他爱上网，怎能强求一致？拿讲史来说：易中天的讲法，只是其中的一种风格，而且还是一种有争议的风格。我们撇开这些争议不谈，也不能因为有了这种风格的讲史，就把其它风格的讲史都废除了，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易术“。为什么呢？因为各种讲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不同的功用，适合于不同的人群。你喜欢某种讲法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否定其它的讲法。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一个女孩子说：“易中天比我们老师讲的好”时，真想告诉她说：孩子，你们的老师和易中天没有可比性，在中学的课堂上，像易中天这样讲是不行的，中学教学有教学大纲，首先是有时间的限制。易中天讲赤壁之战，加上前因后果，一共讲了五集，相当于五个课时，而在中学课堂上，整个的三国史就只能讲一两个课时，赤壁之战顶多能讲上15分钟。就是在大学课堂上，拿历史学专业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来说，赤壁之战也只能讲一个课时。像易中天那样的讲法，在时间上就不允许。同时，中学是普通教育，所讲授的各科知识必须是已有定论的、没有歧义的基础知识；而易中天所提出的一些概念，什么四个版本的《隆中对》呀，曹操是“可爱的奸雄”呀，袁绍是“垃圾股”、刘备是“绩优股”呀，诸葛亮要找的“好老板”是刘备呀……如此等等，是不能在中学的课堂上讲的。如果这样讲的话，会有不少麻烦，如会考、高考等怎样答题？学生的成绩不好，历史老师还能继续讲下去吗？或者被炒了鱿鱼，或者被“提拔”为教导干事或后勤人员。
　　在央视的屏幕上，还有一些讲史或讲古典名著的学者（如讲明清历史，讲《红楼梦》、讲《聊斋》等等），他们风格不同，各有千秋，也受到了不同口味的人群的好评。例如：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风格严谨、平实，语言精炼，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没有废话，也没有什么噱头，丝丝入扣，声声入耳，带给观众的不是什么娱乐的效果，而是知识的魅力，文化的品位。尽管思想不是跳跃式的，没有易中天那样活跃，但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却基本上是翔实的，因而也受到了对明清历史有兴趣的许多观众的欢迎。听他的讲史好象喝了一杯白开水，虽然喝不出可乐和果汁的味道来，却也不必担心防腐剂的含量会超标，可以保证是有益无害的。我的意思不是想把阎崇年和易中天作什么对比，他们二人风格迥异，适应的人群也不尽相同，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还有刘心武讲《红楼梦》、纪连海讲清代人物，也都各有特点，也不能简单地比较。我只是说：不同的风格，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欢迎其共存共荣，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不同风格的共同提高，才有利于学术普及工作的发展。
　　拿出版物来说，道理也是一样。以历史读物为例，专家学者需要古典原著，一般读者也根据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有的需要通俗化的读物，有的出于兴趣，有的专门猎奇，有的志在秦汉，有的钟情唐宋，岂能完全雷同？说到底，人们的爱好不同，追求各异，只有采取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方针，才是正确的做法。
　　1 三国的年代(1)
　　先讨论一个对广大观众（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年代学上的问题。要研究三国的历史，这个问题尽管枯燥，也是要首先解决的。
　　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开始，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国为止，是三国时代，共45年，这是传统的说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以前归入《汉纪》，算是汉朝；这以后归入《魏纪》，算是三国；直到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才归入《晋纪》中。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公元220－265年，是三国时期。以后中国的史书大都遵循这种划法，解放前后出版的大中学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年表，也大多沿袭这种划法。这是以汉朝皇帝的在位与否为根据的。
　　但当代史学界多认为这种划法有问题。自汉灵帝中平无年（公元184）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政权已经逐渐名存实亡，国家分裂，皇帝逐渐成为权臣的傀儡，这个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三国开始的年代，不应以曹丕篡汉为标志，而应以东汉政权实际上的崩溃为标志，因而这个年代应该提前。而且如果三国从公元220年开始，很多史事和人物都不太好说。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而官渡之战发生在公元200年，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夷陵之战发生在公元221－222年，岂非只有夷陵之战才算三国时期的战争，官渡、赤壁
　　二战都不是？再拿人物来说：吕布死于公元198年，公孙瓒和袁术都死于公元199年，袁绍死于公元202年，郭嘉死于公元207年，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周瑜死于公元210年，荀彧死于公元212年，庞统死于公元214年，鲁肃死于公元217年，夏侯渊和关羽都死于公元219年。另外，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曹丕篡汉建立魏国是在曹操死后；如果说以上这些人（包括曹操在内）都不是三国时代人，那三国还有多少人物和故事可讲？
　　那么，根据史学家们的意见，三国史的年代究竟应该怎样划分呢？
　　三国史有个上限和下限的问题。关于上限的划法，史学家们意见不一，大体上有以下的一些划法：
　　1.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黄巾大起义后一年，东汉政权已经衰落。
　　2. 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董卓入京，控制朝政。
　　3.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关东群雄起兵讨董卓，军阀混战开始。
　　4.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开端。
　　下限主要有两种划法：
　　1.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
　　2. 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分归一统。
　　易书以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为三国
　　时期，长度是90年。但这种划法虽然在史学界早有人这样主张，却是有缺点的。
　　先说上限。公元190年是董卓入京的第二年。这年关东群雄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与董卓的军队交战，却为了争夺地盘而自相火并，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但这还不能算是新朝代的开始，因为新朝代的开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旧皇朝的皇帝被推翻或名存实亡；
　　2. 新王朝已经诞生或事实上已经诞生。
　　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公年190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当时
　　小皇帝汉献
　　帝（只有10岁）被董卓所控制，而董卓还只能算是一个军阀，还没有推翻皇帝建立新王朝，不久就死于非命；而新王朝的魏、蜀、吴，这时还没有一点影子。曹操还是奉袁绍为盟主的一股不大的军事力量；刘备率一小股军队还在地方上游荡，上不了台面；孙坚还依附于袁术，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军事力量。汉朝尽管已经奄奄一息，日薄西山，毕竟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
　　到了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奠基。这时候朝廷的第一把手，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包括汉献帝在内的整个朝廷，都要按照曹操的意志行事。那么，汉献帝是第二把手吗？不是，连第N把手也不是，他是傀儡，由提线人来摆弄，并没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汉朝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仅仅是一个符号，毫无实际内容；而魏国的太祖曹操，已经为新政权奠了基；所以应该以这一年作为三国时代的开始。
　　再说下限。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了晋朝。在两年前，即公元263年，蜀国已经灭亡，到这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变成了晋、吴南北朝对峙。因此随着新王朝的诞生，就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了。
　　易书以公元280年作为三国的下限，也是沿袭了已有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这时已经“三分归一统”，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以前，还有吴国的存在，不能认为三国结束。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王朝，如东汉、唐、宋、明、清等，在建国之时，国家并没有完全统一，以后经过若干年（长短不一），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例如清朝到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时，才基本上实现了统一）。所以我们不应以统一之年作为三国时代的结束，而应以晋朝建国之年作为结束。
　　总之，易书以公元190年和280年作为三国时代的上下限，虽然是沿袭了旧说，其实这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对比之下，公元196－公元265年的划法要更合适一些。这样说来，三国历史的长度就不是45年，也不是90年，而应该是69年了。
　　事实上，汉末、三国和晋初的历史共有100年左右，这百年历史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时期，即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整个历史时期，讲三国史的人（包括《三国演义》）都是把这百年历史联系起来讲的，只有这样，才能始终连贯，首尾分明。但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说，又需要划几条线，把汉朝、三国（魏）、晋朝明确地分开。
　　2 历史的三种形象(1)
　　易中天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他又说：“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还原’，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二是要‘比较’，就是看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项工作，来为大家品读三国”。（9页）
　　三种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他要做的三件事：还原、比较、分析，立意也很好。这样来品读三国，自然可以使问题更加深入，对读者可以大有启迪。不过，在这三件事中，“还原”和“比较”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毕竟有些史书和古代资料可以作为凭据，可以在“还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例如：《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和诸葛亮是历史形象，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描写、以及戏曲舞台上所塑造的曹操和诸葛亮的形象为文学形象，（称之为文艺形象、似乎涵盖面会更宽一些）。我们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就可以和演义小说以及舞台上的文艺形象进行比较，二者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于是我们会发现：曹操的历史形象并不像文艺形象那么坏，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也不像文艺形象那么神。当然，这种复原只是相对的，只是一定程度的。覆水难收，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原。我们综览易书，发现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复原与对比工作，还是做了不少，这形成了易书的特点之一。当然，这两件事做起来也并不太难。
　　最难的是“分析”。所谓“弄清历史形象究竟为什么会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这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就拿《三国演义》的许多故事来说，它不是源，而是流。就是说：这些故事不完全是作者罗贯中主观编造的，而大部分是有所传承的，他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那么，从什么地方传承来的呢？除了史书之外，我们现在只能从比《三国演义》成书更早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元曲（元杂剧）保留到现在的少量剧本中得到一些信息。于是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如桃园三结义、王允巧使连环计、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古城会、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借东风、关云长单刀赴会、陆逊被困八阵图等等。在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中就有了。而这也不一定全是源，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也应该是有所传承的。但我们再往上推：宋金戏曲、唐宋传奇……可惜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佚失，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真是微乎其微，甚至是接近于零了。这件事，应该通过思想史、文学史、戏剧史、俗文学史、民俗史、甚至宗教史来进行研究。但既然没有资料，谁也难作无米之炊，怎么个研究法？
　　至于民间形象，易中天提出的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纯属于理论层面上的东西。比如曹操，我们通过史书，可知其历史形象；通过《三国演义》和戏曲，可知其文艺形象；但谁又知道曹操的民间形象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一个曹操的形象，那就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大白脸，其实也是从说书唱戏中得到的印象，归根结底还是文艺形象，并非另有一个民间形象。据我所知，民间关于关羽和周仓的传说甚多，在传说中，周仓是一条莽汉，关羽则是一位智者，他用智慧使周仓折服，周仓只好乖乖地接受他的领导。这应该算是关羽的民间形象吧，但这形象竟与那个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关羽的历史形象大相径庭，和关羽的文艺形象也相差甚远，似乎只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传说，与历史形象，文艺形象并没有什么关系，很难说有什么演化的痕迹。
　　总之，易中天提出的三种形象的还原、比较和分析，分析是弱项，民间形象也没有什么着落。当然，分析历史形象怎样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只能靠资料来说话，不能光靠推理和臆测。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实在太少，除了有待于考古新发现以外，还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古书中去发掘，那工作比沙里淘金还难，成本高、费力多、收益少，不用说像我这样年届八旬的人难以办到，就连年近六旬的易中天也以不插手为宜。只能希望有一天，有一批不计功利、甘耐寂寞、甘受清贫、甘愿为学术作出牺牲的年轻的仁人志士出来，在国家或某一大财团的赞助下，来干这件事，也许一生中翻烂了古书，会找出几条来（不会太多）。
　　现在的问题是：比较这三种形象有什么用？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易书在这方面语焉不详，我不妨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与易先生和同好者商榷。
　　一个历史人物，其最初的形象应为历史形象，他在同代人中的印象，一般地说，应与这历史形象没有太大的出入。后来有人编成了文艺作品，就有了文艺形象（或文学形象）。在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辗转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想、好恶、审美情操等，对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不断地丰富、发展、修正甚至异化，便出现了民间形象。当然，也有原生的民间形象，不是来源于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而是由民间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自发地形成的。如解缙、徐文长、唐伯虎、刘罗锅（刘墉）等人，就都有其民间形象。而三国人物的民间形象，我们至今还所知甚少。可能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太深了，把以前的民间形象给冲淡了。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三种形象呢？目的应该是：
　　第一，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提高人民的历史知识水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新生活的借鉴。
　　第二，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为历史学、文学史、戏剧史、俗文学史、民俗学等提供素材。
　　第三，对当今历史小说、历史剧的写作提供素材和借鉴。我心目中的历史题材的新的文艺作品，不应该是三种形象的异化，而是三种形象的和谐统一。就是说：文艺形象不能歪曲历史形象，而应该使历史形象更充实、更丰满、更具有感染力。至于民间形象，随着历史普及工作的深入开展，应该基本符合历史形象。三种形象和谐统一局面的出现，也就是我们民族历史知识水平，文化素质提高的具体表现。
　　3 历史的三种读法
　　易中天说：“其实，正如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历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谓‘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就是‘个人意见’。任何人讲历史，都不可能不涉及这三种意见。”
　　但究竟怎样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怎样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怎样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历史？易中天没有解释，恐怕钱穆先生提出的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就说“历史意见”吧，古人多矣，立场并不相同，究竟岳飞的意见算“历史意见”，还是秦桧的意见算“历史意见”？至于曹操、诸葛亮、孙权、司马懿等人，他们的观点也不可能一致。就说历史学家吧，陈寿以魏为正统，习凿齿以蜀为正统，意见也是大相径庭，谁的意见算是“历史意见”？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似乎又不能这样认识问题。今人有个人意见，历史人物也是有个人意见的。岳飞、秦桧、诸葛亮等人的意见，谁也不能代表“历史意见”，而只能算是“历史人物的个人意见”。现代人的不同意见，则只能算是“时人的个人意见”。
　　那么，什么是“历史意见”呢？我认为可以分两方面：
　　第一，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考虑问题，而不是把今人的观念强加于古人。例如：诸葛亮才华横溢、德高望重。刘备死后，他没有篡位，而是扶保懦主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用现代观念来看，他是“奴才哲学” 、“顽固的保皇派”；而用当时的道德观、价值观来衡量，却是高风亮节、是忠臣的典范，而为人所景仰。
　　第二，用当时通行的历史观点来看历史。例如：易书中常常征引的陈寿、裴松之、孙盛、傅玄等史学家的观点，便可以代表当时的“历史意见”。尽管他们的观点互有出入，毕竟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未免陈腐，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主流意识，是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念的。
　　但我们用“历史意见”来看待历史，只是为了正确认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活动的理念，了解历史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而科学地认识历史，还得站在时代的高度，来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这就需要“时代意见”。具体地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过去的历史。而在历史观点方面，我们今天不宜太强调“个人意见”，而应将个人意见统一于唯物史观中，不然岂不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史观，可以易书所征引的张升的词为代表：“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三国演义》卷头词：“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是这个意思。这大约就是中国的“无是非史观”，也可称之为“闲话史观”，“笑谈史观”，既然历史成为“闲话”，“笑谈”，还有什么凝重、严肃的品格？还有什么启发借鉴作用？
　　4 “真小人”与“伪君子”(1)
　　易中天在讲到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时，根据孙盛《杂记》的记载，说他发现自己杀错了人，说了一句话：“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宁可我对不住别人，不能让别人对不住我。）”这句话由裴松之收在《三国志》注中，又由《三国演义》渲染成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于是千载以来就成为曹操的一大罪状。毛宗岗说“读书者至此，无不诟之詈之（詈，音立、骂的意思）、争欲杀之矣。”（毛宗岗：《三国演义》批语）毛宗岗接下来又说:“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易中天也和毛宗岗的意见相同，并引申说：“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毛宗岗和易中天的意思是：“真小人”比“伪君子”好，如果只有这两种选项，那就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易中天认为:作为“真小人”的曹操，他是蛮可爱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不虚伪，说真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就是小人，我就是杀了吕伯奢一家，我就是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你能把我怎么的？
　　小人说真话也可爱，真是匪夷所思。假如在一个长途大巴上，有几个歹徒劫持了司机，把住车门，手持尖刀，对乘客说“我们是歹徒，也就是劫匪，我们要抢诸位的钱和值钱的东西，请诸位配合一下，把钱、手机、珠宝首饰都拿出来孝敬我们，隐匿不交的或者敢于反抗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说的是真话吗？是。可爱吗？你说呢？
　　又假如：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正在发表“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言论，碰巧吕伯奢回来了。（因为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世语》：曹操杀人时，吕伯奢没在家）他看到曹操杀了自己的一家，又说出这一番话来，会觉得曹操“可爱”吗？那么，说曹操“可爱”、“过人”，恐怕不可能是“历史意见”，也不可能是“时代意见”，更不可能是吕伯奢的“个人意见”，只能算是毛宗岗和易中天的“个人意见”吧。
　　易中天在写曹操杀吕伯奢一家这桩公案时，实在是费尽了脑筋，又运用了咬文嚼字的技巧。据孙盛《杂记》记载：曹操发现自己因为误会错杀了吕伯奢一家，“继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悲伤之意。易中天从这两个字里发现了曹操的“人性”，发现了曹操还有一部分“善心”，并没有为自己杀错了人而理直气壮。但我们却不明白：如果曹操还有一点“人性”，一点“善心”，那么他发现自己杀错了人，就应该有点负罪之感，起码是抱歉之感，就应该说：“我负人矣！”怎么还会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样霸气十足，毫无悔改之意的话来呢？易中天是这样解释的：“（曹操的）意思是：虽然我错杀了人家，对不起人家，但现在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走投无路，也只好是宁肯我对不起人家，不要让人家对不起我了。”（《品三国》15页）易中天不但口才好，文字功底也不错，这是大家所承认的。但在这个地方，却令人觉得文字竟是那样蹩脚，道理也讲得苍白无力，为曹操所做的辩护词，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
　　其实，孙盛《杂记》的这段文字是有问题的。用“凄怆”的语气说出那么霸道的话，总使人觉得感情和语气无法调和。我试验着表演过，总是很别扭，有点违反表演规律，就像是“难过地笑着说”、“高兴地哭着说”，你怎么表演？合理的解释似乎应该是这样：曹操发现自己错杀了人，一开始有些难过，接下来把心一横，换了一付狰狞的表情说：“错就错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子就是这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曹操有两重人格，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一刹那间，这两重人格几乎是同时显现了，终于还是魔鬼那一面占了上风。
　　至于所谓“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个命题也很蹩脚。你只提出了“真小人”和“伪君子”两个选项让人家选，这立项本身就有问题。就好像你问人家：用枪杀人的强盗和用刀杀人的强盗哪个好一些？包养二奶的贪官和到澳门豪赌的贪官哪个好一些？你叫人家怎么回答!
　　有人说：“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好些，因为“伪君子”之所以伪，是还有一些顾虑，还考虑道德底线。但我虽然不同意易中天的“真小人”比“伪君子”好的看法，也不同意“伪君子”比“真小人”好的看法。“真小人”和“伪君子”都是小人，至于谁更坏一些，那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真小人”更坏，有时“伪君子”更坏。“真小人”由于其无所顾忌，心安理得地在做坏事，有时确实表现得更加凶恶，如董卓就是一个“真小人”，其暴行令人发指，从来就不加掩饰，又无意节制，只能坏上加坏；而“伪君子”由于其含而不露，可以精心策划出一些大罪大恶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在旧史家看来，王莽就是一个“伪君子”（尽管从现代视角来看，他还是个改革家），作出许多假象来争取人心，最后却篡夺了西汉的政权。司马懿也是一个伪君子（尽管他在历史上有一定贡献），此人外表沉静老练，实际上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有时“真小人”窃的是钩；“伪君子”窃的却是江山社稷。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曹操是“真小人”，曹操这个人要复杂得多。是不能简单地用君子、小人的概念来加以界定的。
　　5 曹操好说真话吗？(1)
　　易中天认为曹操的可爱之处是好说真话，“想什么就说什么”。“曹操是真实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诈、狡猾、残忍、暴虐，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然。”（《品三国》20页）这里出现了悖论：奸诈怎么会是真实的、本色的？残忍、暴虐怎么能用“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然”来形容？这对残忍、暴虐是批判还是欣赏？古有嗜痂之癖、逐臭之夫，还没听说有欣赏残忍、暴虐的！
　　易中天为了说明曹操的真实、本色，举了很多例子。但那只能表明：曹操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对某些人说的是真话，而不能说明他不说假话或少说假话。下面我也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证明曹操说假话。其中的例子易中天也讲过，只是说明的问题不同罢了。
　　例一：据《三国志8226; 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曹操少年时放荡无度，他的叔叔经常向他父亲曹嵩打小报告，曹操当然会因此受到父亲的责难。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叔父，装作口斜脸歪的样子，叔父问他怎么了，他说中了邪风。叔父赶紧向曹嵩报告，曹嵩唤来曹操问道：“你的叔父说你中了邪风，已经好了吗？”曹操说：“我并没有中邪风，只因失爱于叔父，所以叔父才说我的坏话。”此后，叔父再向曹嵩报告曹操的事，曹嵩便不相信了。曹操因此便更加肆意而为了。
　　可见曹操从小就撒谎。
　　例二：建安二年（公元197），张绣投降了曹操，曹操纳了张绣守寡的婶母，“绣恨之”。张绣有个贴身的卫士胡车儿，勇冠三军，曹操暗中拉拢胡车儿，送给他金子。为了这两件事，张绣降而又叛，把曹操打了个措手不及，曹操中了流矢，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贴身的爱将典韦都战死了。事后曹操对诸将说：“张绣投降，我错在没有取他的家属作人质，以致于打了败仗。我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大家可以看到：今后我再也不能打败仗了。”（见《三国志8226; 武帝纪》和《张绣传》）
　　曹操的话是言不由衷的，他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并没有如实说出张绣降而复叛和自己打败仗的根本原因。他的“真诚”在哪里？“实话”何在？
　　例三：建安九年（公元204），曹操攻入邺城，祭祀了袁绍的坟墓，还哭了一场。（见《三国志8226; 武帝纪》）晋代史学家孙盛认为曹操是在作秀。他说：“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脱）骖旧馆，义无虚涕。苟道乖好绝，何哭之有！”（克制自己的怨恨与人家友好，是古代哲人引以为耻的；遇到故人之丧而停车吊祭，没有假哭的道理。如果走不到一起，友情破裂了，哭个什么劲儿！）（《三国志8226; 武帝纪》裴注引）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宋代学者唐庚说：“刘、项（刘邦、项羽）受命怀王，约为兄弟。而绍与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绍又为盟主，虽道乖好绝至于相倾，然以公义讨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义（不因为私恩掩盖公义），亦不以义废恩（也不因为公义废除私恩），是古之道也，何名为失哉？（怎么算是做得不对呢？）（《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 8226;唐庚：《三国杂事》卷上）
　　唐庚所说，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曹操和袁绍虽然过去是朋友，又共同起兵讨董卓，毕竟两个人已经反目为仇，双方已经打得难解难分，还有什么友谊可言？曹操不是作秀是什么？其目的很明显，不过是演给冀州人看，以此来缓解冀州人对他的反感，消除冀州人的观望怀疑心理，以便更好地吸收冀州的官僚士大夫继续为自己干事，使冀州百姓服从自己的统治，如此而已。不久，曹操下令：免除河北（冀州）今年的赋税，禁止豪强兼并百姓土地，于是“百姓喜悦”。（《三国志8226; 武帝纪》）这和哭祭袁绍陵墓加在一起，是争取河北官僚士大夫和人民的一整套措施。
　　曹操在政治上需要作秀，哪有那么多的“真实”与“本色”！
　　例四：曹操在征讨袁绍之子袁谭时，河渠中的水结了冰，命百姓出劳役去凿冰。同时规定：逃亡者不许自首，抓到一律处死。后来有的逃亡百姓到曹操那里自首，曹操说：“不处分你吧，算是违令；杀了你吧，你又是自首的。赶紧回去躲起来，不要让官员抓到你。”百姓感激垂泪而去。但后来还是被官吏捕到杀死了。（《三国志8226; 武帝纪》）
　　看来曹操只是许了一个空头人情，他放走了百姓，只是虚晃一招，百姓并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根据这件事，你说曹操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例五：建安十五年（公元210）12月，曹操让出了阳夏、柘、苦三县的食邑两万户，只留下武平县的一万户归自己享用。他为此下了一道令，公开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简称《述志令》）。在这道令文中，他述说了自己起兵以来的经历和自己的志向。如说：有人教自己让出兵和权力回到自己的武平侯国去，这是不行的。为什么？恐怕自己交出了兵就要为人所害。为子孙着想，也为国家着想，我都不能这样做，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
　　这大约是肺腑之言。
　　同时他又声明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也就是没有篡夺皇位之心。这是不是实话？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个人也认为这并非实话。这个令文写在赤壁之战以后，由于他统一中国的希望已成泡影，三国鼎立之势已逐渐形成，他不得不放慢了篡夺皇位的步伐。正如清人黄恩彤所说：“始知大物不能骤致（这才知道国家政权不能一下子到手），利器又不可假人（兵权又不可交给别人）。于是豪夺之计，一变而为巧偷矣。（豪夺是篡位称帝，巧偷是逐渐盗窃国家权力，为自己或儿子的篡位做准备。）（《三国志旁证》卷二引文）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也就是曹操逝世的前一年，孙权上书称臣，并“称说天命”（说曹操是天命所归，劝他称帝），曹操“以权书示外“，把孙权的书信广为宣扬，让大家都知道，目的是听一听群僚的意见。曹操说：“这小子是想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接下来，群僚果然反应强烈，侍中陈群、尚书桓阶以及大将夏侯惇纷纷劝进。（《三国志8226; 武帝纪》裴注引《魏略》。另据同书同纪裴注引孙盛的《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惇劝进之后，曹操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有归，吾为周文王矣。”按：“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出《论语》，是孔子的话。意思是：把我的主张落实到政治上去，就是起到了当政的作用。言外之意是：我现在虽然没有当皇帝，实际上是起了皇帝的作用。如果天命归于我曹氏，我就作周文王吧。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还没有推翻商朝，到他儿子周武王时，才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曹操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他的子孙篡汉自立准备条件，打下基础。
　　用以上的资料来解读《述志令》，可以表明曹操并不是没有篡位称帝的野心，只是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篡位会在政治上造成麻烦，成为众矢之的，就像被放在炉火上烤一样。他已经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为什么非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不可呢。位还是要篡的，那就要留给儿子来干了。由此可见，曹操在《述志令》上说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乃是谎言，而且不是一般的谎言，乃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
　　例六：曹操马踏麦田，以发代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故事出自《曹瞒传》（《三国志8226; 武帝纪》裴注引）易书也引用过，是做为正面的例子来引用的，说曹操的法令不仅是约束士兵的，自己也在遵守。其实这也是在做秀，如果你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古代叫“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精神，为什么不砍掉自己的脑袋？易中天认为：“其实割发在古代也是一种肉刑，叫髡（音昆）。后来曹操整崔琰，判的就是髡刑，可见也不完全是轻描淡写，装模作样。”（《品三国》114页）髡刑是全剃，周围留一圈，俗称“鬼剃头”，样子非常难看，以表示对人格的侮辱。而曹操割发，割多少？资料未提，但肯定不是“鬼剃头”，估计不过是割下几根，做做样子罢了。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象征性的而已。《曹瞒传》作者（不知姓名）的结论是：“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但他似乎说得有点重了。“以发代首”虽然不是“彻底革命”，但在古代将帅中还是很难得的。当时其他的将帅未必能做到，就是象征性的也未必能做到。但现在我们的节目不是“
　　今日说法”或“法制在线”，我们讨论的是曹操是否常说真话？是否真实、本色？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曹操是在作秀。
　　曹操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他也说真话，也在一定的场合，对一些特定的人，说一些肺腑之言。但不能因为他说过真话，而忽略他也说假话，而且有时还是弥天大谎。在易书中，曹操说真话的资料很丰富，几乎是搜罗殆尽。而对于曹操说假话、不本色、作秀的一面却忽略了。因此我补充了几个例子，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比较全面了。在《三国志8226; 武帝纪》之末，陈寿有一篇评论，其中有“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的提法。什么叫“矫情任算”？就是克制自己的感情，充分运用自己的谋略。换句话说：他为了运用谋略，就要作秀；所谓“不念旧恶”，也是作秀。其本质不是真实的，而是虚伪的、造作的，绝非本色的。有实有虚，有真情有假意，有出自内心的，有徒具形式的；作为政治军事统帅的曹操，在三国那种极其复杂甚至万分残酷的环境中，不这样行吗？
　　6 曹操的复杂性格(1)
　　关于曹操的性格，易中天说“
　　“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看来，曹操好像有好几张脸，但又都长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矛盾，这真是一个奇迹。”（《品三国》20页）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也不神秘，人性中本来就有善与恶两种成分。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叫做“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不过易中天上面所概括的却更加生动有趣。
　　问题在于：只是把曹操的复杂性格，通过故事展现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增加人们的困惑。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复杂的性格，应该怎样解释？它是怎样形成的？根源在哪里？易中天在书后附录《我的历史观》中说：
　　“我‘品三国’，讲到最后，将会回答这些问题。我在前期，是想把这段历史尽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来，结论是放在后面的。”(《品三国》224页)
　　可惜他的“品三国”下卷，现在还没有出版。对此我想先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与广大的读者(观众)共同思考，也许对易先生会有一些参考作用。
　　易中天在《我的历史观》里谈到了人性善恶的问题，我就以此为切入点，开始直抒己见。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在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毫无结果。直到近现代，由于资产阶级启蒙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现，才使人的思维方式有所更新，另辟蹊径。但严格说来，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人性是善还是恶？我认为：人作为一种动物(尽管是高级动物)，最初并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善恶，而只有本能，这种本能和其它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其目的是维护本身的生存和种的繁衍延续。老虎吃羊，对于羊来说不是好事，是残暴、是恶(姑且借用这些名词)，而对于老虎来说，是本能的需要，最正常不过了，无所谓善恶。原始人吃鱼、吃动物，甚至在原始社会对同类的以强凌弱，都是本能，都是生存的需要，无所谓善恶。原生态的本能(包括人和兽)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自私、个人主义(顶多是亲族主义)和生存竞争，这不是恶，也不是善，是维护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孟子把“赤子之心”作为善的开端，不是的。所谓“赤子之心”反映的就是本能，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把几个一两岁的孩子放在一起，在他们都饥饿的时候，你扔下一块点心，保证他们会抢夺起来，而且还有可能打起来。这就是本能。所谓孔融四岁让梨，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已经不是原生态的“赤子之心”了。
　　但人与其它动物不同，是社会的动物，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下去，人们组成了社会(氏族、部落乃至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保障全社会的利益，就产生了本能以外的社会规范(习俗、制度、道德、法律)，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当人们服膺于社会规范，自觉地抑制本能、抑制个人主义膨胀的行为，就叫做善，反之就叫做恶。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那一天起，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虽然创造了许多社会规范，使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本能意识逐渐让位于社会意识，但本能中的恶的一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并没有消失，在很多情况下，大公无私实为大公有私。试问：有多少人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收入、工资、职称、行政级别、汽车、房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私之心谁都有，但发展严重了就成为恶的根源。本能的自私心理和社会规范的矛盾，是人性中的主要矛盾。有的人完全(或基本上)克服了人性之恶，做到“从心所欲不逾距”，便是圣人；有的人虽然仍有自私之心，但能以社会规范为先，便是君子；能保持社会规范的底线，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便是常人；无视社会规范，我行我素，损人利己，便是小人。圣人和小人毕竟是少数，真正称得起君子的，人数也不算太多，大多数人是常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性中有善有恶。既矛盾，又统一；既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
　　归结到曹操，在他的复杂的性格中，便体现了善与恶两种因素的矛盾与统一。而由于他的性格是敏感型，开放型的，地位又比较特殊(易中天说他是准皇帝，我看他是太上皇，比皇帝还皇帝)，处于一种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地位；而他的政治利益(主要是争夺地盘、篡权窃国)，又经常面临着严竣的、激烈的挑战，就使他的恶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而随着权势的不断膨胀，愈往后便愈恶。从另外的方面看，他读了很多书，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诗文写得很好，颇有才华，也很富于感情。所以他人性中的那个天使，出场时光彩焕发，极富魅力，往往非常动人；而他人性中的那个魔鬼，显现时又异常狰狞，其坏无比，常常令人发指。这既是人性上的问题，也是制度上的问题，当然，制度后面还有更深的根源。因篇幅关系，不便展开讨论。
　　曹操为什么有时善，有时恶？对什么人善？对什么人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其实是有踪迹可寻的。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对自己有害的；一个是对自己有益的；一个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一个是由于感情的冲动。
　　曹操对于保皇派很残酷，心黑手辣，剪草除根。如对所谓“衣带诏”一案的处理，对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一案的处理，都充分显示其恶。对于杨修，说杀就杀，绝不手软，这是因为怕以后干预曹丕和曹植之间的嗣位之争。许攸和荀彧 都对自己有大功，但曹操竟也翻脸无情，除掉了他们。这都是认为对自己有害的，那就对不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了。
　　陈琳替袁绍作檄文，把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曹操却没有杀陈琳，还让他进了自己的写作班子。这是因为陈琳有才，对自己有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宽恕陈琳一事作秀，让冀州人看到；像陈琳这样的人我都不杀，你们还怕什么？不管你为袁绍干了什么，我都可以许可他重新做人(与之更始)。可见这也是策略上的需要。当然，这有一个前提：要认定陈琳是无害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量陈琳也不会兴风作浪。
　　魏种是曹操最信任的人，但他却去投了张邈。曹操非常恨他，声言不会饶了他。但魏种被俘后，曹操说：“惟其才也。”(他是个人才啊)“释其缚而用之”。别驾毕谌因为母亲、弟弟、妻子都被张邈劫持，逃到张邈那里去。后来被俘，曹操因为他是个孝子而宽恕了他，还用他做了鲁国相。因为他们都是老部下，原来对曹操很忠诚，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投了张邈，现在张邈已经一败涂地，不会再起来了，魏种和毕谌对曹操都是无害的，宽恕了他们既可为自己所用，又可以使自己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在策略上是大有好处的。至于边让的被杀，是因为他有才不为曹操所用，留他只能便宜了别人。
　　曹操屠徐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他的魔鬼的嘴脸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个例子。他打着“复仇东征”的旗号，颇有血亲复仇的色彩，但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争夺地盘的需要。不发生曹嵩一家被杀事件，曹操也是要争徐州的，不过是这件事使他找到了借口而已。他屠徐州，当然和感情冲动有关，但这恐怕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时曹操既要对付吕布，又要争夺徐州，他的兵力和物力都比较紧张，屠徐州是为了削弱陶谦的人力物力(因为徐州百姓既是兵源、役源，又是赋税的来源)，然而他却因此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恶。善恶有凭，功过昭然。曹操的复杂性格其实也不难理解。
　　像曹操这样心黑手辣的人，竟然在《遗令》中不谈军国大事，写出“分香卖履”那样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话来，这是为后人所难以理解的。然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却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据明人孙能传《剡溪漫笔》记载：司马光对他弟子刘元城(刘安世，号元城)说：
　　“昨看《三国志》，识破一事。曹操身后事，孰有大于禅代(汉朝皇帝把天下禅让给曹氏)？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而无一语及禅代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
　　司马光的意思是：曹操故意这样做，其实是把天下遗留给子孙，自己则享有“汉臣”的名声。这样看来，如果司马光的发现是对的，那么曹操的《遗令》不过是虚晃一招，用婆婆妈妈、儿女情长的闲言碎语转移人们的视线而已，可谓欺世盗名了。哪里还有什么真实？怎么能算是“说实话”？
　　7 能臣8226;英雄8226;奸雄8226;奸贼(1)
　　曹操去见汝南“月旦评”的坛主许劭，大约是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曹操想让许劭给自己下一个评语，以便炒作，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取得一些名声。但许劭一开始不想给曹操下评语，由于曹操威胁他(用什么手段威胁，今已不详)，他便只好开口了。这个评语传留至今的，有三个版本：
　　1. 孙盛《异同杂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2. 《后汉书》：“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3. 《世说新语》：“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三个版本，实际上是两个版本，《后汉书》和《世说新语》基本相同。它们何者为真，后人看法各异。张作耀先生认为《后汉书》为准，易中天则认为《异同杂语》较胜。我个人也认为《异同杂语》应为正版，因为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曹操想一下，在治世做个“能臣”固然很好，在乱世做个“奸雄”也没有什么不好。乱世嘛，你不“奸”也雄不起来。何况“奸雄”和“英雄”也没有什么泾渭之分，人嘴两扇皮，怎么说的都有。失败了，可以落个“奸雄”之名；成功了，谁又能说他不是“英雄”？曹操大约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听许劭说完后，便大笑而去。
　　这评语的本意应该是：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但易中天还有另外的理解：
　　“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或者要看他想治理天下还是想扰乱天下。”(《品三国》25页)
　　我觉得后一种理解是与文势不合的。这三个版本虽属传闻异词，但文势是一样的。如果“治世之能臣”可说成“治理天下的能臣”，那么“清平之奸贼”能说成“清平天下的奸贼”吗？“治理”是一种动作，“清平”是一种状态。而且“想扰乱天下”云云也不合理，只能有人要治理天下，哪有人要扰乱天下的？就是有人真的在扰乱天下，他也不会公开承认是在扰乱天下啊。
　　在我看来，能臣、英雄、奸雄、奸贼等四个概念，在曹操的身上是可以相通的，这恰恰是他的复杂性格的具体体现。
　　曹操是“能臣”吗？
　　是的。在年轻时做雒阳北部尉，执法如山，不避权贵。任济南相时“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奏免其八。”“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三国志8226;武帝纪》)好厉害呀，这是说济南国十几个县的县令，县长(汉制：大县为令，小县为长)，因为阿附贵戚，贪污腐化的，被曹操奏报朝廷，罢免了八个。济南国的不法之徒，纷纷外逃，境内的秩序非常良好。
　　曹操在朝廷中任司空，加强法制，广招人才，兴屯田，通河渠，使朝廷的直辖区（畿辅）秩序井然。
　　曹操不是“能臣”是什么？
　　曹操是“奸雄”吗？
　　是的。按照易中天的解释，“奸雄”是“奸”而“雄”者。曹操用尽奸谋独揽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消灭了二袁、吕布等军阀，当然算是又“奸”又“雄”了。
　　曹操是英雄吗？
　　是的。自己吾起兵直到病逝雒阳，三十多年来，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当然算是英雄了。
　　曹操是奸贼吗？
　　是的。他挟持了天子，专断了朝政，在汉室老臣的眼中，是一个窃国大盗。据《后汉书8226;伏皇后纪》说：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曹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现在解释一下：自从献帝随曹操定都许县以后，仅仅守着那个皇帝的虚位，毫无实权。宿卫宫殿的禁军，都是曹操的党羽和亲戚。议郎赵彦，曾经向皇帝陈述时策，曹操犯忌把他杀了。其余内外之人，被杀的很多。后来曹操有事到殿中朝见献帝，献帝不胜愤怒地说：“你若能辅佐我，就应该待我宽厚一些，不然的话，请你开恩舍弃了我吧。”曹操闻言大惊失色，没过多大一会就告退了。按照汉朝的老规矩，三公领兵来朝见皇帝，要由禁军架成刀阵，朝见者从下面穿过。曹操钻出了刀阵，看了看左右，已是汗流浃背。从此以后，便不敢再朝见皇帝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曹操挟持皇帝，皇帝有如囚徒，他实在受不了啦，便请求曹操“垂恩相舍”。但那像匪徒劫持人质一样，岂能轻易放你？在《述志令》中，曹操说自己并无“不逊之志”，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更不用说杀死有身孕的董贵人以及害死伏皇后时，连她所生的两个皇子也被杀死了。
　　曹操最残暴的行为是以报父仇为名血洗徐州。此案共杀了多少人？史书记载不一。《三国志8226;武帝纪》说是“多所残灭”来个障眼法，显然是有意回护。《三国志8226;陶谦传》说是“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水经注8226;泗水注》说：“屠其男女十万，泗水为之不流。由是数县人无行迹。” 《后汉书》说是杀了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参考了《后汉书》及它书，说是“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之不流。”又说：“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我们去了一个最高分(数十万)，去了一个最低分(万余)，取其中间值也不下十万之多。从这些记载来看，曹操给徐州人民带来多大灾难！“三光”政策也许不是曹操发明的，但至少他是个执行者。
　　曹操还大量屠杀战俘。官渡之战袁绍失败，过黄河逃走。“余众伪降，尽坑之。” 《三国志8226;袁绍传》但“伪降“之说，似乎不大可信。当时袁绍和重要将领已经退走，树倒猢狲散，群龙无首的几万降卒竟是“伪降”，谁组织的？怎么个组织法？几万人怎么就这么心齐？这件事实在是太蹊跷了。若说有一小部分忠于袁氏的死硬分子伪降，还是可能的；若说全是伪降，只能是曹操屠杀降卒的借口而已。或者是发现一小部分伪降者，就罪及全体，借机杀之。曹操未免太残暴了。
　　曹操坑杀了多少降卒？不太清楚。张璠《汉纪》说：“ 杀绍卒凡八万人(《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注引)。而《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献帝起居注》则说：“凡斩首七万余级。”上面所说的“八万人”或“七万余级”，是把在战场上杀的人包括在内的。坑杀的降卒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大体上也应该有数万之多。
　　曹操挟持皇帝，迫害后妃、杀皇子(包括肚子里的皇帝子女)，屠徐州、杀降卒，还不算是奸贼吗？
　　总之，正像曹操的性格非常复杂一样，他的为人也同时扮演着几个不同的角色：既是能臣，又是英雄，又是奸雄和奸贼，一身而四任焉，反正什么都沾边。易中天用“革命阶段论”的思维方式，说“能臣”和“英雄”、“奸雄”都是曹操的选项。他最初想当“能臣”，后来“能臣”之路行不通了，便做了乱世中的“英雄”，又因为种种原因，后期又做了“奸雄”。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曹操的为人同时就具有多面性，只是因为时机不同，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
　　8 曹操的四“可爱”(1)
　　易中天在《奸雄之谜》这一集里，把曹操的“可爱”之处归纳为四个方面。我们不妨也来品尝一下他这四杯爱酒，看看能否爱得起来。
　　一曰生活中的曹操很可爱。
　　他列举了曹操的衣着打扮不考究，会见宾客时风趣随和。这些当是事实，可以说明曹操平易近人。但世界上这样的人多得很，平淡无奇。如果不是对曹操有特殊的粉丝情结，似乎也说不到有什么“可爱”。
　　在曹操的私生活中，玩弄女人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我说“玩弄”，而不是说爱呀、情呀，就是因为作为“奸雄”的曹操，给人的印象是色魔，而不是情种。曹操有多少女人，已经无法统计，因为遗留至今的资料很不全面。从《三国志8226;后妃传》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曹操最早有丁夫人、刘夫人、卞夫人(后来拜为王后)。另从《武文世王公传》中，知道还有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宋姬、赵姬。这些人所以能载入史册，是因为她们(丁夫人除外)一共给曹操生了25个儿子，没生儿子的女人，当然还有。曹操在《遗令》中说：
　　“吾婕妤伎人，皆著铜爵(雀)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穗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伎。”
　　这里解释一下。婕妤(音捷予)，帝王妃嫔的称号。曹操为魏王，他的妻妾除王后之外，下有五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这里把婕妤与伎人并称，表示婕妤以下，地位卑贱，与艺伎差不多少，而艺伎除歌舞之外，也是曹操的泄欲工具。上述王昭仪以下的孙姬、李姬等共六个姬，都是婕妤以下的小妾。铜爵台，即铜雀台、爵、雀二字在古代通用。朝晡(音不)，指古代的两顿饭。古人采取两餐制，第一顿饭称朝食，在辰时吃(上午7－9时)；第二顿饭称晡食，在申时吃(下午3－5时)。脯(音府)、肉干、果干之类。糒(音备)、干饭。这段话的意思是：
　　我死之后，我的婕妤与艺伎都住在铜雀台。在铜雀台的大厅上放一张八尺的床，挂上带穗的帐子、朝食和晡食都要供奉干肉、干果、干饭之类，初一十五，要朝着帐子歌舞。
　　对女人的这些遗言，流露的是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她们的感情。所以陆机(西晋人)在《吊魏武帝文》中说：“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但仔细想想：那些失去了男人的女人们，可能有几十人，也可能上百，孤孤单单地住在铜雀台上，每日两餐都要向那张空床上供，初一十五还得对着那张空床歌舞。生活有困难，可以编点丝带草鞋之类的东西去卖(这是防止政治上有变故，正常情况下不会这样)。活着，你们要陪我；死了，你们也得守着那张冰冷的空床。这表现的是眷恋还是自私？是缠绵还是没有人性？
　　但曹操生前有这么多女人，还要不断地采择野花供其玩乐。易中天说曹操“生活上是比较随便。他吃不讲究，穿不讲究，长期在外行军打仗，对女人大约也只能将就，不能讲究。”(《品三国》34页)其实不然，在战场上他也不将就，吃的也是白菜心。
　　例如：吕布部下秦宜禄之妻生得非常漂亮，被关羽暗恋着。曹操和刘备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曾几次对曹操说：希望城破之后，能把这个女人赐给自己。曹操爽快地答应了，正如易中天所说：曹操是“豁达开朗，大气磅礴”的。但城破之后，曹操发现“这个女人不寻常”，竟把她纳为己有了。美髯公的心情如何？天知道！(见《三国志8226;关羽传》裴注引《蜀记》，并说“《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还有，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曹操发现张绣的婶娘(张济的遗孀)长得漂亮，便纳入帐中，逼使张绣降而复叛。好色之徒曹操被打败，自己中了箭，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爱将典韦都战死了。何苦来的！你对得起谁！
　　我们不能用现代观念去苛责古人，但也不能用现代观念去美化古人。古人对男女关系，对爱情的理解不可能和现代人一样，尤其是古代帝王的思想感情更不能和平民相比。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昇的《长生殿》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的诠释，失之于把帝王平民化；而易中天对曹操及其众多女人的感情的诠释，则既把帝王平民化，又把古人现代化了。
　　女人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如何？下面引证两个小故事来说明。
　　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有一爱姬陪曹操午睡，曹操枕着爱姬，对她说：“过一小会儿叫醒我。”她见曹操睡得很熟，便没有叫醒他。等到曹操醒来，发现自己睡过了头，便怪罪爱姬，把她活活打死了。
　　另据《世说新语8226;假谲类》：曹操常说：“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能随便接近，有人接近我，我便要砍人，我自己也没有知觉，左右之人必须小心谨慎。”有一次，他在假寐，有一爱姬给他盖被子，他马上便把这爱姬杀了。
　　以上所说，未必完全属实，但却是可能发生的事，绝不属于情理之外。帝王总是要防备有人害他，而且这种人根本就不尊重妇女的人格甚至生命。
　　生活中的曹操可爱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二曰战场上的曹操很可爱。
　　战场是什么地方？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一不小心就得人头落地。每个人一到战场上，就像凶神恶煞一样。即或是指挥战斗的将领或主帅，到了那里也得聚精会神，高度紧张。即或平时是温文尔雅的人，在金戈铁马的环境里也不能再有多少柔情蜜意了。
　　曹操与吕布战濮阳，中了濮阳大姓的反间计，误入城中，又顶烟冒火退了出来，从马上坠下，又伤了手掌。亏得司马楼异的救驾，才得以脱险。众将领的反应如何呢？《三国志8226;武帝纪》的说法是“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都担惊受怕。
　　另据晋袁晔(音夜)的《献帝春秋》说：曹操败逃时，吕布的骑兵追到曹操，却不知是曹操，问道：“曹操何在？”曹操说：“那个骑黄马的便是。”于是对方舍弃了曹操，去追那个骑黄马的去了，曹操得以乘机逃脱。不要以为这件事有趣，接下来就应该是一桩命案。敌人都去追那个骑黄马的去了，那人的脑袋还能长在脖子上吗？
　　延津之战，曹操利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的骑兵，击溃了文丑与刘备的六千名骑兵，又斩了文丑。那是玩命，曹操玩命的事多了。
　　通过上述的例子，曹操的军事生涯给人的印象是恐怖，惊险与尴尬。
　　易中天说曹操在战场上可爱，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曹操西征马超、韩遂，韩遂的士兵争着看曹操，曹操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只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易中天接下来评论说：“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可爱，还很洒脱。”(《品三国》27页)
　　这故事出于《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的确，话说得很风趣，算得上是战场上的一个花絮。但怎么这就“可爱”了？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与可爱不可爱不怎么沾边。
　　三曰作为朋友的曹操更可爱。
　　易中天举了曹操祭祀桥玄的例子，讲了只鸡斗酒之约。这很风趣，如果曹操对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说是“可爱”是可以的。可惜并不是这样。《曹瞒传》说曹操“酷虐变诈”，陈寿在《三国志8226;武帝纪》卷末的评语中说曹操“矫情”(克制感情，就是虚伪)，都说明曹操并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真诚，本色”。
　　《魏书》说：成皋的吕伯奢是曹操的“故人”，就是朋友，但他因为误会，竟杀了其家人。作为朋友，这“可爱”吗？
　　陈留太守张邈，原来是曹操最好的朋友。汴水之战，张邈派卫兹率兵帮助曹操。曹操征陶谦，临行前对家里人说：“我若是回不来，你们去投靠孟卓(张邈的字)。”后来曹操平安地回来了，与张邈“垂泣相对”。曹操以东郡太守出任兖州牧，全靠张邈和他弟弟广陵太守张超以及自己的部将陈宫为他活动。可是后来张邈、张超、陈宫等又都背叛了他，迎来吕布作了兖州牧，差一点把曹操逐出兖州。这件事实在很蹊跷，对他那么忠心耿耿的陈宫，和他那么要好的朋友张邈，怎么说变就变了呢？而且迎来的还是名声很臭，“轻狡反覆，唯利是视”(陈寿语)的吕布。难道他们以为曹操比吕布还坏吗？答案是肯定的，那些人就是认为曹操比吕布还坏。因为那时曹操杀了名士边让，特别是他几次血洗徐州，使人们忽然发现：阿瞒这小子不是天使，而是魔鬼！吕布不过杀了丁原和董卓，而董卓是国人皆曰可杀，杀了他反而是一大功劳。他们可能认为：就算吕布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吧，但也比杀得徐州泗水不流、鸡犬皆尽的曹操好多了，而且武艺高强，是个英雄。张邈背叛了曹操还有一个隐情：当时袁绍是盟主，曹操与袁绍联合。袁绍有骄矜之色，张邈批评过他，他怀恨在心，而且还听说吕布和张邈关系很好，曾“把手共誓”，便怂恿曹操杀张邈。虽说曹操并没有照办，但张邈会想：曹操这个杀人魔王毫无信义，早晚会杀了我的。后来曹操杀了张邈全家，张邈被自己的士兵所杀。陈宫后来为曹操所杀。
　　这件事很复杂，应该说双方各有是非，我不想加以评论。我只想说：通过这件事来看，朋友认为他是不可爱的，所以和他反目为仇。
　　据《三国志8226;崔琰传》：许攸“少与袁绍与太祖善”，和曹操是朋友。曹操击败了袁绍、许攸起了关键的作用。尽管许攸得意忘形，语言放肆，毕竟罪不当诛。而曹操却杀了他。从这件事来看，曹操作为朋友，可爱吗？
　　曹操和韩遂是年轻时的朋友。在与马超、韩遂的交战中，曹操在阵前与韩遂叙旧，引起了马超的猜疑，二人失和，导致作战失败。当然，兵不厌诈，从军事上说：曹操的作法无可非议。我只是想问：作为朋友，曹操可爱吗？
　　据《三国志8226;崔琰传》裴注引《魏略》：有个叫娄圭的人，“少与太祖有旧”，是曹操年轻时的朋友，在曹操手下为大将。有一次，曹操与诸子出游，娄圭也随从前往。他对左右说：“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这爷几个，看今天那个高兴劲儿！)”有人把这话报告给曹操，曹操认为娄圭“有腹诽意”，于是便治了他的罪。
　　“腹诽”，在心里诽谤，犹后世之所谓“思想犯”。但思想犯是把思想说出口来，而“腹诽”则不必说出口，我认为你那么想，你就是那么想，纯属一种“莫须有”的罪名。但娄圭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就算是“腹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倒是同传裴注引《吴书》，说得更明白些：南郡人习授与娄圭同坐一车，看到曹操父子出游，习授说：“看他们爷几个那个高兴劲儿！”娄圭说：“人生在世上，应当自己干出个样子来，怎么能只是观望别人呢！”习授把这话报告给曹操，曹操便杀了娄圭。曹操杀老朋友，大约是因为觉得娄圭有野心，话里话外，有取而代之的味道。(当然这是扑风捉影，无限上纲。)随着曹操权势的日益膨胀，他更加疑神疑鬼了。
　　我们还是不禁要问：通过这件事，曹操作为朋友，可爱吗？
　　总之，由于曹操特殊的身分与地位，他一生中朋友是不多的。年轻时和桥玄的那段忘年之交，或许有些可爱之处，但那只是孤证特例。从他一生中总的情况看来，他未必是交友的典范，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和别人的友情，大部分都破裂了，在这方面，我们只觉得现实是严峻而充满变数的，用“可爱”二字来概括，不是太小儿科了吗？
　　四曰曹操最可爱之处是说真话。
　　关于所谓曹操说真话的问题，我在上面已有专节讨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9 皇帝这张牌(1)
　　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把颠沛流离、穷途潦倒，年仅16岁的汉献帝刘协从雒阳迎到许县，开始打起了皇帝这张牌。易中天用长达三集的篇幅讲述了皇帝问题。仔细读来，主要是阐述了三个问题。下面我们便依次对这三个问题讨论一下。
　　第一个问题：董卓、袁绍和袁术三个人，在皇帝问题上都犯了错误。
　　董卓是废立。废掉了少帝刘辩，扶立了陈留王刘协为帝，历史上称为献帝。献帝是谥号，是死后才得到的称号，生前史书上称为帝、天子等等。臣僚们则称为天子、帝、皇帝、今上等等。但我们现在讲史，则常常称呼他的谥号献帝，这是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以及和其他皇帝有所区别。
　　袁绍是另立。初平元年─二年(公元190─191)，勃海太守袁绍和冀州牧刘馥等要立幽州牧刘虞为帝，由于关东各路诸侯意见不一，特别是刘虞本人坚决拒绝，这个计划便流产了。
　　袁术是自立。建安二年(公元197)，袁术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自号仲家。
　　易中天认为：对待皇帝问题的这三种错误态度，是董卓、袁绍和袁术在群雄角逐的斗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说：这三种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对皇帝问题不能估计太高、言之太重。
　　从大的背景来说：当时汉室凌迟、皇权衰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把皇帝当回事，皇帝这张牌，并不那么灵了。拿孙策来说，他过江作战，把江东看成好像是无政府的蛮荒之地，
　　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华歆，都是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而孙策败刘繇、捉王朗、降华歆，并未考虑到朝廷的因素，丝毫也没有尊重皇帝的意思。而这几个朝廷命官，也没打过朝廷和皇帝的旗号，他们和孙策之间似乎只是军阀之间的争斗，凭的只是实力，扬州、会稽和豫章等州郡，给人的印象都是独立王国，和朝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现实，皇帝的因素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其他军阀之间的角逐也无不如此。就说官渡之战吧，袁绍有抢皇帝之心，曹操也时时提防皇帝被他抢走，但这仅仅是名义之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曹操能够以少胜多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手里有皇帝(这和打扑克不同，打扑克抓到大王，作用要大得多了)，而是因为烧了袁绍乌巢的军粮和许多其它因素。
　　现在我们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董卓的废立和袁绍的另立，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董卓的废立。尽管当时人们出于维持现状的心理而表示反对，袁绍还因此和董卓闹翻，“横刀长揖而去”，亡命冀州；但董卓还是一意孤行，废了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当了皇帝，是为献帝。但立了也就立了，朝臣们照样三呼万岁，人们还是接受了。当袁绍要另立冀州牧刘虞为帝时，曹操还表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见《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自管北向冀州尊奉刘虞，我还是西向长安尊奉当今的皇帝(献帝)。”可见曹操承认了董卓废立的事实。人们反对董卓不是因为他废立皇帝，不管原封不动地由刘辩当皇帝，还是废了前者由刘协当皇帝，人们都照样反对他。反对他是因为他控制朝廷，专断朝政，是因为他的跋扈和残暴。在人们的心目中，“废立”这个因素，并不占什么太重要的位置。
　　袁绍的另立。袁绍、韩馥等人提出后，串连没有成功，计划流产了，因而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成功了呢？袁绍便有“另立中央”之罪。但这只是嘴皮子上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军阀之间的混战，凭的是实力，要的是硬件，手里有个皇帝，也吓不倒谁；别人反对他“另立中央”，用吐沫也淹不死他。也许大家会因此吵一阵子，双方都拿皇帝说事。但吵归吵、骂归骂，最后还得用武力来裁决。
　　袁术的自立。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当时人们的正统观念还很严重，很多人只能承认由刘邦传下来的那一支姓刘的人来当皇帝。刘辩、刘协、刘虞他们谁上谁下，人们并不那么在乎；而由姓袁的出来称帝，人们就无法接受了。“四世三公”又怎么样？“八世三公”也不行！于是袁术便成为众矢之的，吕布打他，曹操打他，刘备也堵截他，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不收留他，终于在颠沛流离之中死于江亭。
　　看来在易中天所举的废立，另立和自立三种错误做法中，废立和另立影响并不太大，实际的负面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的；只有袁术的自立却遭到现实的报应，使他自取灭亡。看来这在当时是一条高压线，是随便踩不得的。无怪乎曹操把自立称帝形容为“放在炉火上烤”，而至死也不敢问津了。
　　第二个问题：易中天关于皇帝问题的论述，特别剖析了“奉天子”和“挟天子”的本质区别。
　　易中天注意到：曹操方面的说法是“奉天子”。毛玠说：“奉天子以令不臣。”贾诩说：“奉天子以令天下。”而袁绍方面的说法则是“挟天子”。沮授说：“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
　　易中天进一步分析说：
　　“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品三国》71页)
　　这些话乍读之下，似乎令人觉得满有道理。但仔细琢磨起来，似乎问题也并非这么复杂，易中天使人有故弄玄虚之感。其实，袁绍方面所说的“挟天子”也好，曹操方面所说的“奉天子”也好，都是要把皇帝弄到手，利用皇帝的名义说事，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过“奉天子”说得客气一点，隐蔽一点，“挟天子”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而已。易中天不是盛赞曹操说真话的精神吗？不是说曹操“真实”、“本色”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曹操方面说的不是真话，反而袁绍方面更为真实、本色一些。反正“奉天子”也好，“挟天子”也好，前提都是君弱臣强，皇帝淪于权臣的控制之下。如果皇帝像高祖刘邦、武帝刘彻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那就会由皇帝“以令不臣”、“以令诸侯”了，就不需要权臣这么干了。而只要皇帝被控制在权臣之手，他就是傀儡，还有什么独立意志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第三个问题：奉迎皇帝的作用。
　　易中天认为：在皇帝问题上，只有曹操的迎奉天子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那么，曹操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易中天说：
　　“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收河南地，关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品三国》71页)
　　这话说得很对。这就叫取得了政治优势，迎奉皇帝确实有一些好处。但这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这些好处是相对的，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我在上面说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皇帝的牌也不那么太灵了。
　　在书的另一处，易中天又说：
　　“不要以为你掌握了个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
　　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了。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还得靠拳头打出来。”(《品三国》68页)
　　这话也说得很对。但和前面的观点相对照，则是矛盾的，起码在分寸上相差甚远。前面的说法把奉迎皇帝的好处绝对化了，这一说法则相对化了，甚至说曹操手里有皇帝也没有人听他的，打天下还得靠武力。
　　易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有的论点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使人觉得互相矛盾；但在易中天那里却不是矛盾的，这里说过了头，那里又拉回来，正反都有理，但却使读者糊涂起来，你的意见究竟是什么？
　　易中天又说：“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为曹操设定的这个“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给曹操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无私和弘扬正义这三大纲领，全方位地遏制着曹操的个人野心……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取现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称帝。”(《品三国》74页)这话不对。如果毛玠和荀彧真以为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就等于给曹操上了紧箍咒，可以遏制他的政治野心，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曹操是不会这么想的，曹操不是孙猴子，毛玠和荀彧也不是观世音，他们是不能给曹操戴上紧箍咒的。
　　若说是双刃剑，另一方面应该是：奉迎皇帝也给曹操带来了政治包袱，落了个挟持天子，专权窃国的恶名。在那个年代，挟持皇帝的事，一幕接一幕地轮番上演着：先是宦官控制皇帝，以后又是何太后擅政，接下来皇帝又相继落入董卓、李傕、郭汜、董承、杨奉手中，曹操迎献帝都许，人们认为也是换汤不换药，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曹操比其他挟持皇帝的人有政治头脑，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义搞出更多的名堂而已。在汉朝官员的眼里，曹操是一个奸臣，甚至是奸贼，他们的反抗此伏彼起，从来没有间断过。重要的有建安五年(公元200)的“衣带诏”事件；建安十九年的伏完事件；建安二十三年(218)的太医令吉本等人的反曹事件；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的西曹掾魏讽造反事件等等。每次曹操都杀了很多人，很多家庭被诛灭。皇帝的妻子(董贵人、伏皇后)、儿子(伏后所生的二皇子)也不能幸免。看来曹操并不那么善良可爱。易中天说什么他不是“挟天子”，而是“奉天子”；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义；品位、格调高等等，使人很难置信。
　　在这个问题上，易中天还来了一个“革命阶段论”，说曹操在前期是真心实意地“奉天子”，并无个人野心，后来又从“奉天子”转变为“挟天子”了。这话又怎能令人相信呢！其实曹操对皇帝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一开始就是想用天子的名义实现个人的野心，不过是后来随着权势的增长，越来越霸道而已。
　　10 “衣带诏”事件(1)
　　关于这个事件，易书在第七集《先入为主》和第十三集《青梅煮酒》中都有论述。易中天在第七集中说：“这件事《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当是事实。”(《品三国》75页)又说：“不过这事也很难讲，因为正史所载也未必是实。陈迩冬先生就说：“‘衣带诏’事件实千古之疑案”，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也表示怀疑。”(《品三国》75页)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把《三国志8226;先主传》的一段记载抄在下面，并译成白话。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译文)先主(刘备)没有离开许都时，献帝的岳父董承自称接受了皇帝藏在衣带中的密诏，应该诛除曹操。刘备参与了密谋，但并没有发动。这时曹操从容地对先主说：‘现在天下的英雄，唯有你刘使君和我曹操而已，袁绍之流，是不能算数的。’这时先主正在吃饭，闻言大惊，吓得把小勺和筷子掉了下来。于是便和董承和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共同谋划诛除曹操的事。碰巧被曹操派遣到徐州去堵截袁术，这事便没有发动起来。后来事情被发觉，董承等都被杀了。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有没有“衣带诏”这件事。
　　按照上引的《先主传》，说“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辞受”，是自己说接受了“衣带诏”，别人并没有见到这种东西。
　　袁宏的《后汉纪》说：“建安五年(公元200)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被诛。”
　　这里仅仅谈到董承等人要谋杀曹操，并没有提到“衣带诏”的事。《三国志8226;武帝纪》也谈到了“董承被诛”，但没有说因为什么被诛。
　　言之确凿的是《后汉书8226;董承传》：“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
　　《后汉书8226;献帝纪》中也说：“(董承)受密诏诛曹操。”
　　但《后汉书》成书较晚，不仅大大晚于《三国志》，比《后汉纪》也晚了50多年，资料的原始性是逊于二书的。到了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没有采用《后汉书》的说法，而是采用了《三国志》的说法，写道：“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把《三国志8226;先主传》中的“辞”字改为“称”字，意思就更明确了，是说董承自称接受了“衣带密诏”，别人并没有见到原件。
　　综合各种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董承为了诛除曹操，自称接受了皇帝的密诏，与刘备、王服(王子服)、种辑、吴子兰等人秘密结盟，策划诛除曹操。由于刘备被派往徐州堵截袁术，没有发动。事情暴露后，董承等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夷灭了三族，并殃及了董贵人，多年后还殃及了伏皇后，她和二皇子都因此遇难。至于汉献帝，看来并没有搞过什么密诏。在曹操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个性情聪慧的小皇帝，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董承不过是假借皇帝的名义而已。
　　易书引吕思勉《三国史话》的话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付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吧？”(《品三国》122－123页)但我们知道：这时候董承的女儿已入宫为贵人，董承是献帝的岳父，就算他不是“公忠体国”的人，也应该为女儿和女婿着想啊。尽管他没有受到皇帝的托付，却自发地搞了一个反曹的小同盟，那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刘备加盟和出走的经过。
　　对于这件事，《三国志8226;先主传》和《资治通鉴》的叙述是一致的。《资治通鉴》应该本之于《三国志》，不过有些环节说得更得清楚一些。按照二书的资料，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排列一下：
　　1. 建安四年(公元199)，董承对刘备说：自己接受了献帝的衣带密诏，要
　　与刘备共同谋划诛除曹操。刘备答应了，但没有马上发动。
　　2. 刘备与曹操共食(所谓“青梅煮酒”是《三国演义》的说法，史书上只说
　　刘备“方食”(正在进食)，曹操说了一句：如今天下英雄，唯有你我二人，吓得刘备失落勺子和筷子。
　　3. 刘备坚定了诛除曹操的决心，便与董承、种辑等人正式结成同盟。
　　4. 曹操派他去徐州拦截袁术，他这一去就没有回来。杀了徐州刺史车胄，
　　背叛了曹操。
　　5. 董承等事发被杀。
　　纲目既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讨论了。
　　易中天说：“董承受献帝密诏谋杀曹操，刘备原本是没有参与的。”(《品三国》123页)
　　证据是：《先主传》的开头，有“先主未发”四个字。但“未发”不是没参加，而是没有发动。就是说：董承和他谈了“衣带诏”之事后，他答应共同去干，但并没有正式发动。下面还有一句：“会见使，未发。”是说与董承、种辑等“同谋”(共同谋划)后，碰巧派刘备到徐州去堵截袁术，所以还没有发动就走了。如果“未发”作“未参加”解，那么刘备既己与人“同谋”，结盟已成，为什么还说“未参加”呢！大约因为这两个“未发”的寓意有些模糊，容易造成误解，所以《资治通鉴》都删去了。
　　刘备东征袁术，是曹操派他去的，还是主动请缨？易中天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如果是刘备主动请缨，刘备的人品却变得可疑。你不是和董承歃血会盟，立券书名，赌咒发誓要消灭曹贼保卫皇上吗？怎么才见了根井绳，就像见了蛇一样溜之大吉了呢？到底是万岁爷的安危重要，还是你刘备的性命重要？你刘备不是拯救天下的大英雄吗？你应该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呀!至少，也应该留在首都观望一阵，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怎么能只顾自己逃命，置皇帝和董承等人的死活于不顾呢？”(《品三国》123页)
　　易中天发了一通议论之后，下结论说“恐怕是刘备请缨，曹操批准的。证据是：《三国志》董昭、程昱二传说：刘备走后，二人都对曹操进行劝阻，曹操回答董昭说：“吾己许之矣。”“许之”二字证明刘备是主动请缨，曹操允许，他才去的。而程昱劝阻后，曹操的反应是：“悔，追之不及。”
　　但据我看来，这里并没有主动请缨的意思，而且这段话前面还有“后又遣备至徐州要击袁术”的话，你怎么不引证？明明说的是“遣备”，派刘备去的呀！何况《三国志8226;先主传》中，先说“曹公遣(注意这个“遣”字)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术”，接下来又说“会见使”，既说“遣”，又说“见使”，说得多明白呀。所以“许之”二字，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他要去，我准许了。”而是董昭要求把刘备追回来，曹操说：既然我让他去了，怎么好去追呀！“许之”可以理解为“让他去”。
　　由此可见，刘备与董承等人密谋后，碰巧曹操派他去徐州拦截袁术，他就走了，也就将计就计，没有回来。并不是不顾别人，先跑了。
　　易中天觉得这事可疑。说是本来刘备没有参加（他把“未发”解作“未参加”）谋杀曹操之事，碰巧曹操说他是英雄，他就参与了。又碰巧被曹操派遣东征袁术，这才没有卷入此案。这么多的碰巧，不可疑吗？（《品三国》123页）
　　我们说：历史的必然性是由许多偶然性体现出来的，没有“碰巧”，就没有历史。拿官渡之战来说，袁绍的一万多辆粮车碰巧由草包将军淳于琼押运；碰巧许攸来投，提供了信息；碰巧袁绍决策错误，未派重兵支援乌巢；碰巧曹操率兵伪装袁军率轻骑偷袭，一路上骗过了袁军……如果没有这些碰巧，曹操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吗？
　　第三个问题：曹操为什么不杀刘备，却放走了他？这不仅是易中天的困惑，大约也是许多史学家和读史书者的困惑。其实，我们后人研究历史，主观推理的成分太多，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我们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一种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这段历史，没准那实际情况会是这样的：当初刘备投靠曹操时，程昱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见《三国志8226;武帝纪》从曹操的话来看，他不杀刘备，一是因为要“收英雄”，使刘备为其所用，二是怕影响不好，但第一点还是主要的。曹操虽然认为刘备是个英雄，但当时还没有把刘备看做是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对手。刘备当时还是一个流浪汉，还看不出将来有称王称霸的可能。虽然他对刘备难免要提防一些，可也没有把刘备太当回事。论实力，他都不如袁绍的一个大姆脚趾头，拿他当回事干什么！那天与刘备共同进食，难免要喝点酒。大概曹操是喝多了，谈起天下英雄，顺便说了一句“唯使君与操耳”。曹操不过是自我陶醉，顺便也恭维刘备一下，未必是“敲山震虎”或“火力侦察”。《华阳国志》叙述此事有一句话：“公亦悔失言。”(曹操后悔自己失了言)(《华阳国志8226;卷六8226;刘先主志》)。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竟触动了刘备那根敏感的神经，吓得丢了勺子和筷子。刘备毕竟反应快，竟拿打雷来自我解嘲。据《华阳国志》说：当时外面下着雨，正赶上打了一个响雷，刘备说自己丢了勺子和筷子，是“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这事过去后，刘备那根敏感的神经却没有恢复常态，竟正式与董承等人结盟，共同谋诛曹操。(史书上虽无更多的记载，但应该有歃血为盟，共饮血酒之类的举动。)但曹操还被蒙在鼓里，还把刘备当作可以依靠的力量。为了堵截袁术，把刘备派往徐州，给他调拨了兵，还给他配备了朱灵、路招两员大将共同前往。可见曹操这时对刘备并没有猜忌之心，而是放心地委与了重任。直到董昭、程昱二人提醒了曹操，曹操才后了悔，但已经来不及了。碰巧(又是碰巧)袁术走到了徐州，并没有强行通过，而是又折了回去，刘备并没有打过什么仗。于是他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公开地叛变了曹操。
　　从这件事来看，曹操并没有对不起刘备，而不顾哥们儿义气的倒是刘备。看来此时抱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理念的，倒不是曹操，而是刘备了。
　　11 官渡曹兵知多少？(1)
　　易书在第九集《一决雌雄》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曹操虽然拥有政治上的优势，军事力量却明显地不如袁绍。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曹操是怎样出奇制胜，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呢？”（《品三国》85页）官渡之战是一场“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战争，是迄今为止，史学界的一个共同看法。但再具体地说：袁、曹之间的兵力究竟相差多少，却是一个历史之谜。易书在《胜败有凭》一章中说：“袁绍精兵悍将十万人，曹操的兵力却不过万余(当然裴松之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品三国》99页)对于双方兵力对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看来易中天基本上采取了一万对十万的说法，但这是大有问题的。
　　先说袁绍的兵力。据《三国志8226;袁绍传》：袁绍的总兵力是“众数十万”，在这次战争中，出了“精卒十万，骑万匹”。而《世语》却说：“绍步卒五万，骑八千”，总共不到六万人。孙盛评论说：“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众，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按照孙盛的推论，只是冀州就可以有三十万兵源，再加上幽、并、青州，兵源应该不下五十万，官渡之战出兵十万，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曹操方面能有多少人呢？
　　官渡之战时，曹操有一度失去了信心，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说出了想退兵的想法。荀彧给曹操写了回信，建议曹操不可退兵，必须要坚持下去。信中有“公以十分居—之众，画地而守之”的话。这表明曹操的兵力只有袁绍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万。《三国志8226;武帝纪》说：“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说的也是一万左右。上述荀彧给曹操的回信中，还有“公以至弱当至强”的话，表明二者的兵力相差悬殊。
　　再看袁绍方面的说法。田丰说：“曹公……众虽少，不可轻也。”沮授说：“北兵(袁军)数众而果劲不及南(曹兵)。”(皆见《三国志8226;袁绍传》)都说曹操的兵力少。不过，对于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裴松之却提出了质疑。下面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介绍如下：“魏武(曹操)初起兵之时，已有兵五千。以后百战百胜，打败仗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已。仅仅是破黄巾那一次，就接受了降卒三十余万，此外所兼并的兵力不能全记。虽然在战争中会有损失，但剩下的不该如此之少啊。结营相守和交兵决战是不同的。本纪说：‘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用兵虽然变化莫测，谋略世间少有，怎么能以数千之兵和十万大军长期去对抗呢？从道理上讲，我以为是不会的。袁绍的营盘东西数十里，曹公能够分兵扎营和他相敌，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一。袁绍若是有十万大军，理应形成全面包围的形势，使出入断绝；而曹公派徐晃去攻击他的运粮车，又自己出去攻击淳于琼等，扬幡而进，竟没有遇到阻拦，说明袁绍是力不能制，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二。诸书都说曹公坑杀袁军八万，或说七万。八万人逃跑，不是八千人所能抓到的，而袁绍的大军却都拱手就戮，是什么力量能制服他们呢？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三。这大约是记事的人想要以少见奇，并不是实录啊。根据《钟繇传》所说：‘曹公与袁绍相持，钟繇为司隶校尉，送马二千余匹以供给军队。’本纪和《世语》都说曹公那时有马六百余匹，钟繇的马在什么地方呢？”(《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另外，裴松之又在《三国志8226;荀彧传》中有关曹操与吕布作战的部分注释说：“当时徐州未平，兖州又叛，却说有兵十万之众，虽然是夸大之词，毕竟表明不是兵力寡弱。更足以证明官渡之战，不能说是兵不满万啊。”
　　清代学者何焯说：“上面已经谈到分兵扎营相敌，那么这是专指曹公自己率领的亲兵，但也必然有一二万人。说是兵不满万，并不是实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
　　根据裴松之和何焯的分析，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思考，当时曹操的兵力少于袁
　　绍，但也不会太少。所谓“以寡敌众”、“以弱胜强”，除了指双方在前线的兵力有差距之外，也是指总的兵力(加上后方的)和总的实力(特别是供应粮草的能力)而言。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袁绍在前线依沙堆扎营，东西数十里，曹操也扎营与之相敌，这需要用上很多兵力。裴松之和何焯都注意到这一点，以此来证明曹操的兵力不能太少，是很有见地的。这些守营之兵像钉子一样被钉在那里，机动性很差，曹操手里能够机动灵活运用的兵，数量就不多了。何焯认为所谓“兵不满万”，仅指所率的亲兵，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而且他还认为：就是亲兵，也不止这么多。愚意以为：袁绍出动十万大军，曹操至少也得有五六万甚至七八万人。但尽管用在前线上的兵力不会太少，双方总的实力却是相差悬殊的。假如袁绍的总兵力是三十万人，曹操的总兵力是十万人，人家用十万人上前线，后方还有三分之二的后备力量；曹操用五六万或七八万人上前线，尽管不算倾巢而出，后方也是相当空虚了。何况大部分兵力都被钉在东西数十里的营盘里，手头的亲兵还不太多呢！所以这次曹操实在是孤注一掷，是玩命、是哀兵。所说的“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如果这样来理解，大概就符合或接近真实情况了。虽不中，亦不远矣。
　　12 曹操取胜为哪般？(1)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因其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易书第十集《胜败有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但其中并无新意。因为对于曹操战胜的原因，从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起，直到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籍(包括大中学教材)都是着重从政治层面和个人素质方面给袁绍和曹操作鉴定，而很少把着眼点紧扣战争的实际。曹操手里有皇帝，有“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打胜吗？曹操知人善任，能倾听僚属的合理意见就一定能够打胜吗？也未必。政治和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只有和战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我们首先是上了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等人的当。这些人很有谋略，但也很会拍曹操的马屁，有时使曹操都觉得不好意思。他们对曹操的赞颂，当然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总是忽悠得太过分了，而且有的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视为经典，而应该理性地看待。如果他们吹捧曹操的话完全符合实际，那曹操就不是“奸雄”，甚至也不是“能臣”、“英雄”，而是“圣人”了。在无限拔高曹操的同时，他们又大力贬抑袁绍。是的，和曹操相比，袁绍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军事统帅(用易中天的话来说：不是一个好老板)，但也不至于孬到那种程度。如果袁绍一直是个垃圾股，从来没有升过值，怎么能在群雄角逐中占有了幽、冀、青、并四州，实力那样强大，以巨无霸的形象，使曹操望而生畏？尽管曹操常以阿Q式的口吻说袁绍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那是给部下上政治课的，他心里是个什么感受，天知、地知、自己也知，只是后代读史的人有时胡涂罢了。
　　从政治层面上看，曹操的谋士们所说的曹操胜利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皇帝和用人问题上。关于皇帝问题，他们说：曹操手里有了皇帝，就有了正义。谁若是攻打曹操，就等于是攻打皇帝，使自己处于亏理的地位。如：有一次，郭嘉提出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曹操是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其中的第二项“义胜”，谈的就是皇帝这张牌；“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傅子》)在这以前，荀彧曾说过：“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三国志8226;荀彧传》)所以郭嘉所说的“奉顺以率天下”，指的就是曹操手里有皇帝。袁绍的谋士们，有时为了刺激袁绍一下，也拿皇帝说事。如沮授说：“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是不正义的)”( 《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易中天基本上沿袭了这些说法，说袁绍发动这场战争，是“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关键是在于皇帝问题。然而，皇帝这张牌真那么关键吗？其实也未必。上面谈过，这是一把双刃剑。曹操方面声称自己“奉天子”是正义的，但人家也可以说你挟持天子，是个篡权窃国的奸贼，人人得而诛之。陈琳为袁绍写的那篇讨伐曹操的檄文中，说曹操“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挟持皇帝迁都许县），卑侮王官（欺凌朝廷的官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尚书、御史、谒者)，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想杀谁就杀谁），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蒙显诛（在公众场合说曹操坏话的，被公开处死），腹议者蒙隐戮（内心里不满的被秘密处死），道路以目，百僚钳口，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可见皇帝问题不单纯是往脸上贴金的事，也可以被人往脸上抹黑，并不是“一抓就灵”的。至于这个问题与曹操的胜利有什么关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还看不出来。
　　至于在用人方面，袁绍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曹操知人善任、豁达大度，这与曹胜袁败确实有重要的关系。因为战争是由人来指挥的，主帅不能采纳正确意见，就难免在决策上犯错误，影响战局。反之，能吸收正确意见，就可以形成科学的决策，至少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从曹操和袁绍的个人素质来看，荀彧和郭嘉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袁绍优柔寡断、决策迟缓，曹操当机立断，应变灵活；袁绍装腔作势，沽名钓誉，曹操以仁待人，不搞虚套；袁绍繁礼多仪，曹操体任自然。从治军的层面上来看，袁绍治军不严，法令不立，曹操法令严明，赏罚必行；袁绍不懂兵法，好玩虚招，曹操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当然，荀彧和郭嘉所说有许多夸大成分，具有忽悠的特点，我们打折的来看就行了。
　　不过，给主帅的为人作出鉴定，并不能代替军事方面的总结。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还得紧扣战争的实际来分析。
　　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建安五年(公元200)二月，袁绍派郭图、淳于琼、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20公里)，袁绍自己也引兵进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四月，曹操率兵北救刘延。他接受了荀攸的声东击西(实为声西击东)之计，不去白马而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袁绍上了当，赶紧驰援延津，曹操突然带领一小股(说是不满六百)轻骑兵奔袭白马，由关羽斩了颜良。曹操然后循河西撤，袁绍追到延津南。曹操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的骑兵击溃了文丑与刘备率领的五六千骑，斩了文丑。若说曹操以十分之一的兵力战胜了比自己多十分之九的敌人，这个延津之战是这样的。
　　延津之战后，袁绍进军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八月，袁绍在阳武和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之间，依沙堆修建营盘，东西绵延三十多里，曹操也只好在官渡一带“分营与相当”，当然也得绵延三十多里(这是曹操兵力不太少的一个证据)。袁绍又向前推进到官渡，起土山地道进攻。又构筑高橹(瞭望楼)向曹营中射箭。这时对于曹操来说，战争非常艰苦，士卒疲惫不堪，粮食又出现了危机。他有点坚持不下去了，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提出来要退兵。亏得荀彧回信激励他坚持下去，他才没有退兵。
　　接下来，曹操采用了荀攸之计，派徐晃在故市（今河南荥阳东北）烧了袁绍的粮车几千辆。正在曹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的时候，许攸背叛了袁绍，来投靠曹操。按照许攸之计，曹操亲自率步骑五千人，火烧乌巢粮车一万多辆。在这个关键时刻，袁绍手下的大将张郃，高览又投降了曹操。曹操乘袁绍军心动摇之时，全军出动，围攻袁绍军的营盘，一举将其击破。于是袁军一溃而不可收拾。袁绍和儿子袁谭过河逃走，余众投降，都被曹操坑杀了。
　　从整个战争的过程来看，曹操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从军事层面来看，许攸和张郃的投降，特别是许攸的投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本是两个偶然事件，但在一定条件下，偶然会转化为必然。如果没有这两个事件，特别是没有许攸的来降，曹操不烧了袁绍的一万多车军粮，这些军粮安全地运到官渡前线，袁军吃饱了肚子就不会崩溃；而且曹操不到乌巢去烧粮，张郃、高览也不会来投降，只要再过几天，顶多用不上半个月，“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的曹操(曹操对许攸说粮食可支一月，那是谎言)，就会支持不住，被迫退兵，袁军就要追击曹军。饱汉子追击饿汉子，饿汉子受得了吗？不打就得趴下。到那时，曹操手里有皇帝呀，曹操知人善任呀，曹操治军有方呀，曹操的个人素质比袁绍强呀，什么都没有用了。荀彧和郭嘉所忽悠的“四胜”、“十胜”云云，岂非都成为千古笑谈！曹操是险胜，是侥幸取胜，是偶然性变成了必然性。在中外战争史上，偶然事件竟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并不少见，官渡之战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但我们反过来看，把双方的地位颠倒过来，曹操换成袁绍，袁绍换成曹操，比如说：曹操方面有人投降了袁绍，向袁绍献上了烧粮之计，“多谋少决”的袁绍没有及时行动，错过了良机，他能够取胜吗？在这种情况下，偶然性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了。所以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个偶然性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还需要有许多其它的条件。
　　第一，曹操主意正、胆子大，没有被袁绍那个巨无霸所吓倒，敢于面对强敌，奋勇应战，而且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还是瘦驴拉硬屎，对部下说什么袁绍“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那恰好都是孝敬我的)当然，曹操说这话，是为了安定军心而作秀，大约他的心里也在打鼓。但他的骨头毕竟是硬的，如果他是一个草包，早就吓得不战而降，向袁绍俯首称臣了。
　　第二，曹操很有谋略，也能信任身边的谋士，言听计从，在关键时刻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自己也能采取出奇制胜的战术取得胜利。如开局的白马之战，曹操如果不采取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挫败了袁绍的锋芒，延津之役，曹操如不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骑胜五六千骑，来了个开门红，一开始就被袁绍打趴下，整个战争的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第三，曹操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了。如果他不听荀彧的劝告，中途退了兵，那就会像荀彧所说的那样：“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曹操非死即逃，以后还有戏好唱吗？
　　第四，曹操在听到许攸的情报后，马上行动，甘冒风险，出奇制胜地在乌巢打败淳于琼，烧毁了袁绍的一万多车军粮，为击败袁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如果曹操错过良机，该出手时不出手，不是也没有戏了吗？
　　第五，袁绍刚愎自用，自己没有谋略，又不能接受身边谋士的正确意见，在战术上一错再错，因而也就成全了曹操。真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如果把袁绍换成了卧龙，凤雏，或顾曲周郎、吴下阿蒙，曹操岂不仍然是没有戏吗？
　　总之，以上的这些条件，既是偶然性的，也是必然性的，无数的偶然性合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就成为必然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13 曹操的用人之道(1)
　　易书第十一集《海纳百川》和第十二集《天下归心》，专门论述了曹操的用人问题。单从这两个题目，就可以看出他对曹操的用人，给予了高度的甚至是顶级的评价。本来曹操在用人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是古今史家和学者都承认的，但与易中天不同的是：古往今来的论者大多用理性的、分析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而易中天则是用粉丝的痴情和文人的浪漫一路在唱赞歌，把曹操的胸怀比喻为广纳百川的大海，其社会效果则是“天下归心”，令人颇有顶礼膜拜的感觉。
　　陈寿在《三国志8226;武帝纪》的卷末评论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运用谋略，征服海内)。揽(总括)申、商之法术，该(具备)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因其器(根据能力，授与官职。)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终于能够全盘掌握重大的机遇)，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易书也引用了这段话，但没有加以说明。这里谈到了曹操在群雄角逐中成功的秘诀，重点是用人之道。最后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对曹操的高度评价。但他在总结曹操的用之道时，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个地方是“揽申、商之法术”。申、商指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和商鞅，他们都是法家，在君臣关系方面，主张运用君主的威势，以权术来驾驭臣下。另外一个地方是：“矫情任算”。矫情，是克制感情、故意做作。任算，是运用权术。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说：
　　“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赵翼所说的“刘备以性情相契”，就是以真诚来团结臣僚，如他对于关羽、张飞、法正等。“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就是用感情来相处，如孙策之对周瑜；孙权之对鲁肃、周泰、吕蒙等。而曹操的“以权术相驭”，则没有真情可言，用赵翼的话来说，就是“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和易中天所说的曹操真实、本色，恰恰是相反的。毛宗岗在《三国演义》批语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虽然其反曹情绪甚浓，但我们只要不为他的过激情绪所影响，冷静地考虑他的合理成分，还是会有所启发的。他说：
　　“曹操有时而仁，有时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杀逃民而纵之，仁矣；又戒令勿为军士所获，仍不禁军之杀民，何其暴也。其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盖曹操待冀州之民，与其待袁绍无以异耳。杀其子，夺其妇，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则其哭也，真为慈悲乎？假为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复常人意量所及。”(《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批语)
　　如果我们从易中天的思维中跳出来，从古代学者的上述一些观点(权术、矫情、饬伪)来考虑问题，那么有关曹操在用人方面许多做法的奥秘，便可迎刃可解了。
　　那么，曹操在用人方面，都用了哪些权术呢？
　　第一，广泛搜集人才。每打下一个地方，必然把当地的名士、宿儒，当过官的老干部，没当过官的潜在人才都挖出来，加以利用。从敌人营垒跑过来的，要用；背叛过自己又回来的，也用；骂过自己的，要用；打过自己的，不打不成交，照样用。这就是陈寿所说的“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上述各类人才也有被他杀掉的。
　　第二，知人善任，因材使用，能把人用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特长。这就是陈寿所说“官方授才，各因其器。”
　　第三，用人不拘一格。有德的，用；有才的，用；有才无德的，包括盗过钱、偷过嫂子的，也用。总之，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不管你是什么人，能给我干活就行。
　　第四，用人观其大节，不拘小过。史称郭嘉“不治行检”(品行不好)，但曹操不闻不问。看来在曹操那里不搞“生活检讨会”之类的活动。
　　第五，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起来绝对大方，不小气，不抠门儿，常常使被赏之人“过其所望”。
　　第六，不埋没臣僚的功勋，时时把它挂在嘴上，写在奏章、教令上，使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说得当事人心里美滋滋的，觉得领导心里有一本账，我没有白干。如对荀彧、荀攸和郭嘉的功勋，不知说过多少次，仅仅在史书上可以查到的便有数次。当然，史书所著录的，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第七，御人有术。曹操都用了一些什么方法监控下属，我们还所知甚少。从史书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至少有三招。
　　一招是严刑苛法。
　　犯错误、犯罪的(有时是被认为犯错误、犯罪的)，决不轻饶。有个何夔(音奎)，被曹操任命为司空掾属，“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三国志8226;何夔传》)这是说：曹操对下属很严厉，掾属在公事上出了错，往往要打板子(打脊背或屁股)。何夔经常带着毒药，准备到该打屁股时便吃下去，以免受辱。其实，在曹操手下做事，打屁股不过是小菜一碟，杀头或灭三族的事也时有发生。
　　一招是让将领和掾属的家属集中住在邺城或许都，实质上是扣留人质。建兴六年(公元228)冬，诸葛亮进行第二次北伐，把魏将郝昭包围在陈仓。诸葛亮派郝昭的同乡靳详劝说郝昭投降。郝昭说：“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意思是：魏国的法令，你是知道的；我的为人，你也知道。我受国恩很重，而家里的人口很多。你不用说了，我只有必死而已。这是说：按照魏国的法律，投降是要杀全家的，我家那么多人口，宁死也不能投降呀。这是魏明帝(曹操之孙)时的事，曹操已死去数年，但这种规矩是从曹操时就立下的。我们查阅史书，发现曹操的部下很少有叛逃的，可能与此有关。
　　再有一招是加强监察力度，侦察文武官员。曹操为丞相后，在府内置右刺奸掾和刺奸内史，相当于监察机构。曹操还设立了类似特务机构的校事官。“上察宫庙(皇宫)、下摄众司(监察一切官员)、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以上十六字是说校事官的职权没有范围，随心所欲，什么都管。)”(《三国志8226;程昱传》)
　　总之，曹操的破格用人，是一种权术，是一定时期的政治上的需要。而当曹操地位巩固，羽翼丰满时，他对人才的态度便有了变化。正如赵翼所说：
　　“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札记》)
　　曹操杀了一些什么人才？难以统计。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公
　　元218)，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造反，进攻许都。《三辅决录注》记载了事情的经过，说是吉本的儿子吉邈率领家僮及杂人(临时拼凑起来的杂七杂八的人)攻击丞相长史王必，烧了王必的军营，王必受伤，十多天以后死去。另据《山阳公载记》说：当时曹操在邺城，听到了这个消息，迁怒于朝廷的百官，把百官都押到邺城审问。曹操问他们：“贼人烧王必军营时，你们干什么？”有人说：“我们去救火。”曹操说：“好吧，救火的站在左边，不救火的站在右边。”众人认为救火的必然没有罪，便都站在了左边。曹操说：“不救火的并没有帮助乱党，救火的其实都是贼人。”于是把百官都杀了。有人也许会觉得这件事太离奇，未必可靠。但这时曹操杀人毕竟还找到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他父亲被杀，是陶谦手下将领干的事，与徐州百姓无干，不也迁怒于百姓吗？这时迁怒于百官，杀了他们，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从当时的背景看，曹操统治地区的官员，在名义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朝廷的官员，称为“汉官”，一部分是由曹操直辖的丞相府和冀州的官员，曹操称魏公、魏王后，称为“魏官”。有的汉官不满曹操的统治，有时闹点事，但那只是一小部分，而曹操却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了大清洗，这又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吧。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曹操杀了太中大夫孔融。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认为自己是汉官，不买曹操的账，经常说些三七、四六的疙瘩话，还戏侮曹操，曹操罗列罪名，杀了他。
　　建安十七年(公年212)，董昭及列侯诸将建议曹操进位为魏公，荀彧持有异议。曹操派人给他送去食物，打开食器一看，里边是空的，于是他便自杀了。这种做法古代称为“隐诛”。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尚书崔琰被曹操“赐死”(令其自杀)，原因是根据崔琰的一封信而无限上纲，说他“傲世怨谤”、“意指不逊”，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尚书仆射毛玠也因为这件事的牵连被罢了官，险些丧了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丞相主簿杨修以“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被杀。杨修是个才子，曹操原来很赏识他。当时曹丕和曹植弟兄二人争做太子，杨修站在曹植一边为谋士。曹操指定曹丕为接班人后，怕杨修日后会怂恿曹植闹事，这是杀杨修的真正原因。
　　总之，重才、爱才、惜才的是曹操；轻才、毁才、灭才的也是曹操。实则曹操不是大海，士人也不是滔滔东去的江河，所谓“海纳百川”，不过是黄粱一梦而已。至于所谓“天下归心”，那更是谈不到的，曹操并不能和“握发吐哺”的周公相比，他的名声并不那么看好。
　　14 刘备鞭打督邮
　　易书在第十三集《青梅煮酒》中，讨论了刘备是不是英雄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刘备是英雄，因为他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在论证刘备的英雄之气时，他举出了刘备鞭打督邮的例子。但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鞭打督邮就是大兵撒野打人，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而是无理取闹。
　　若了解鞭打督邮的事实真相，根据《三国演义》是不行的，因为《三国演义》不仅是移花接木，把打人的凶手换成张飞，而且事情的真相和性质也被歪曲了。
　　据《三国志8226;先主传》说：刘备讨黄巾有功，拜官安喜县尉。(安喜县在今河北定州市东)。督邮因公事到县，刘备去拜谒，门下不给通报，刘备直闯而入，捆绑了督邮，用棍棒打了二百下，解下了印绶，挂在督邮的脖子上，把他绑在拴马桩子上，弃官逃亡而去。
　　《典略》也有记载，在情节上与《三国志》略有出入，而且要详细一些。说是州郡接到朝廷的诏书，凡是因军功而作了地方长吏的，都要淘汰，刘备听说自己也在被淘汰之内，刘备听说督邮住在传舍(驿站)，想要求见，督邮称疾不肯接见。刘备怀恨在心，回到了衙门，率领手下吏卒又到了传舍，突然闯了进去，诈称：“我奉府君(太守)密令，收扑督邮。”说着便从床上把督邮捆绑而去，押解到中山国的边界(安喜县隶属于中山国)，解下印绶，挂在督邮的脖子上，把他绑在树上，鞭打一百余下。想要杀了他，督邮苦苦求饶，方才住手而去。
　　根据以上的史实，我们不禁要问：刘备鞭打督邮，有其合理性吗？就是说：是否打得有理？督邮到县，是奉了朝廷的诏命，来解除刘备的县尉之职的。同时被解职的，一定还有另外一些人，分散在各地。上命差遣，公事公办，督邮本人并没有决策权，仅仅是执行命令而已。何况当时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已经逐步形成，朝廷要淘汰武人出身的地方官员，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刘备恨督邮的原因，是本想见督邮，走走后门，打通关节，而督邮却称疾不肯见他。这从消极方面来说：督邮有官僚架子，盛气凌人；而从积极方面来说：也有堵住后门，不徇私情的意思。当然，从督邮的角度来看，见一见刘备，做一些解释工作，缓解一下矛盾，也未为不可；而从刘备的角度来看，只因为人家不接见你，便把人家打得死去活来，未免太过分了。这适足以表现他作为一介武夫的嚣张气焰，打得不算有理。
　　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和他当代的一般统治者相比，确有仁厚宽宏的一面。但此人“喜怒不形于色”，很内向，有时也流于狡猾。在处境不利时，深明韬晦之道；而在机会到来时，出手又很毒辣，并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老好人。在当时群雄角逐的环境中，如果他仅仅是一个老好人，恐怕早就被逐出政治舞台了。作为一个“不甚乐读书”的武人，在他还没有发迹的时候，有过动手打人的“前科”，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若说这是英雄之气，那就不沾边了。就算刘备是个英雄，总不能说他所作的任何事情都是英雄行为吧？
　　15 刘备是英雄吗？(1)
　　易中天说刘备有“英雄之义”，这提法不够严谨。在他的当代人中，袁绍说他“弘雅有信义”(《三国志8226;先主传》裴注引《献帝春秋》)而吕布的部下却说他“反复难养”(同上书8226;裴注引《魏书》)，前者说他有信义，后者说他没有信义，是互相矛盾的。其实，无论是古人或今人，每个人都具有两面性。而作为群雄角逐中的一“雄”(不管说他是英雄也好，枭雄也罢)，就更为复杂一些了。他究竟有没有信义，还得从他的行动中来考察。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
　　在前期，他没有地盘，或者有地盘也未能保住，主要是寄人篱下，借地生财。易中天说刘备“五易其主”，是指其荦荦大者，其实要更多一些。我们算算：1. 最初跟随校尉邹靖讨黄巾。(《三国志8226;先主传》)2. 在平原人刘子平的推荐下，跟随了史失其名的青州从事。(《三国志8226;先生传》裴注引《典略》)3. 投靠大将军何进的都尉毌(音贯)丘毅。(《三国志8226;先主传》)4. 投奔幽州公孙瓒。(同上)5. 与公孙瓒的青州刺史田楷屯兵齐国(今山东淄博市)，受田楷节制。(同上)6. 离开齐国投归徐州牧陶谦。(同上)7. 陶谦死后，刘备领徐州牧，旋被吕布击败，投降吕布，屯兵小沛(今江苏沛县东)。(同上)8. 被吕布打败，投归曹操。(同上)9. 在徐州被曹操打败，投归袁绍。(同上)10. 离开袁绍，投归刘表。(同上)真是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在赤壁之战前，刘备竟十易其主，比易中天所说翻了一番。这么频繁地改换门庭，今天是许大马棒的人，明天又是座山雕的人，反复无常，算是“英雄之义”吗？当然，有几次易主，是形势所迫，但最重要的几次，如离开田楷、离开曹操、离开袁绍，都是主动跳槽的。离开曹操时，还拐走了人家的兵，杀了人家的徐州刺史车胄，可把曹操坑苦了。想当年，人家曹操待你不薄，“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好吃好喝的供着，还给你评了个高级职称—“天下英雄”，这名额只有两个，比现在的院士档次还高呢。谁想你这大耳朵哥们儿竟翻脸不认人：这算是义气，信义吗？当然，正如易中天所说：刘备对于自己的下属(如关羽、张飞等)是“弘雅有信义”的。但那只是内部问题，范围很小，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呢。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可谓“春秋无义战”。在群雄角逐中，讲的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谁还讲什么信义、义气？刘备坑了曹操一把，还算是轻的。后来进入了益州，名义是帮助刘璋讨张鲁，刘璋对这个本家弟兄，别提有多么重视了，出成都360里去欢迎，相见后“欢饮百余日”(《三国志8226;刘二牧传》)麻辣烫不知吃了多少。结果怎么样？刘备竟夺了人家的益州，把引狼入室的刘璋赶到荆州去过窝囊日子，那才叫惨呢！
　　那么，刘备是不是英雄呢？易中天说是，我也说是，其实古往今来的人都说是。我只是不同意“英雄之义”的提法，那不正确；“英雄之气”和“英雄之魂”也不提为好，那概念模糊，不好界定；只有“英雄之志”的提法，还比较平实和明确一些。
　　刘备为什么是英雄呢？很简单，因为刘备成功了，跨有荆益，三分天下，你能说他不是英雄吗？大凡我们后人看待古代历史上的事，往往用的是逆推法，某个人成功了，称王称霸了，在历史上有了地位和名声了，于是我们审视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甚至包括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就都有了历史意义了，就都是英雄本色了。你失败了呢？就是把天捅了个窟窿，史官不记，也不会有人知道。即或有一些记载，尽管是很露脸的事，人们也解释成是失败的征兆或前提。
　　成功了的刘备，为什么是英雄呢？这个题目好作，资料不少，俯拾即是：第一， 时人称他为英雄。
　　曹操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8226;先主传》)”
　　他还说过：“刘备，吾俦也。”(《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俦、同类，不相上下。
　　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三国志8226;武帝纪》)他又说：“刘备有英名。”(《三国志8226;程昱传》)或谓太祖曰(不知是什么人说的)：“备有英雄志。”(《三国志8226;郭嘉传》裴注引《傅子》)刘晔说：“刘备，人杰也。”(《三国志8226;刘晔传》)鲁肃说：“刘备，天下枭雄。” (《三国志8226;鲁肃传》)周瑜说：“刘备以枭雄之姿……” (《三国志8226;周瑜传》)上面所说的英雄、英名、雄才、人杰，意思都差不多。东吴的鲁肃和周瑜说是枭雄，那也一样，在那个时代里，英而不枭，也英不起来。
　　异口同声，舆论所归，可见刘备是英雄的说法，已经形成为那时的“时代意见”了。
　　第二， 有人对刘备特别看好。
　　曹操，除了自己外，只承认刘备是英雄。
　　中山大商张世平和苏双，以金钱资助刘备，使他拉起了一支队伍。
　　在曹操屠戮徐州的危难关头，徐州官员根据陶谦死前的遗言，把徐州让给刘备。
　　在刘备被吕布击溃的关键时刻，麜竺以家资助军，带来奴客二千，还把妹妹嫁给刘备。刘备的军队得以复振。
　　第三， 刘备有英雄之志。
　　刘备从小就做过皇帝梦。他家房子的东南角有一颗大桑树，高五丈余，远远看去那树冠就像一个小车盖。刘备儿时与同宗的小伙伴们在树下玩耍，发话说：“我定要坐这样的羽葆盖车。”(车盖以翠鸟羽毛为装饰的车，这样的车只有皇帝才能坐。)他的叔父急忙制止说：“不要胡说，这是要灭门的。”(《三国志8226;先主传》)曹操的谋士董昭说过：“备勇而志大。”(《三国志8226;董昭传》)刘备在荆州，从刘表的坐上起身上厕所，回来时流着眼泪。刘表怪问之，他回答说：“过去常常身不离鞍，大腿里侧的肉都消瘦了。时光如同奔马，不觉老之将至，而功业无成，所以感到悲哀。”(《三国志8226;先主传》裴注引《九州春秋》)在三顾茅庐时，刘备对诸葛亮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奸臣窃夺了皇权)，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蹶(使我遭受挫折)，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欲伸大义于天下”和“志犹未已”这些话，正好给刘备的“英雄之志”作个注脚。
　　总之，刘备的意志是坚强的，虽然屡遭挫折，到赤壁之战时，已经48岁，出道已经二十多年，仍然没有寸土，但英雄之志犹存。真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啊！
　　以上不厌烦琐，拉杂写来，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订正和丰富一下易中天的有关论断，共同完成一个命题：刘备是英雄。当然，正如上面所说：主要是刘备成功了，否则刘备便要在历史上靠边站，我们也用不着浪费笔墨了。
　　16 诸葛亮与郭嘉比较(1)
　　易书第十四集《天生奇才》，用了很大的篇幅，对诸葛亮与郭嘉作了比较。说他俩都是同一量级的人物，对刘备、曹操同样重要，两个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怎样相似呢？易中天认为：第一， 他们都是少年天才，出山时都只有二十六七岁。
　　第二， 他们都“审于量主”(谨慎地选择主公)。
　　第三， 他们都“谋功为高”。
　　第四， 他们都忠心耿耿、竞竞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第五， 他们和曹操、刘备的关系，也都至少在表面上做到了“如鱼得水”，甚至确有一些情意。
　　但我觉得：二人虽有若干相似之处，如上述之一、二、四项，但不同之处也不少。严格说来，在某些重要的层面上，二人是不能相比的。
　　首先，说郭嘉“谋功为高”是可以的，对诸葛亮却不能这样说。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几乎刘备所有的政治、军事活动，都有诸葛亮的出谋画策，所有的战役都离不开诸葛亮的参谋。他智计多端，料事如神，刘备无不言听计从。关、张之辈开始是嫉妒、吃醋，后来就变成服服帖帖地接受领导了。但我们查阅史书，在刘备的有生之年，诸葛亮在军事上多是靠边站的，对刘备并没有起到郭嘉对曹操那样的作用。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去见孙权，促成了孙刘联盟的形成，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以后就跟随在周瑜水军的后面，回到了刘备的驻地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北)。《三国演义》上所写的那些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等情节，都是小说家之言，并不是史实。火烧战船是周瑜和黄盖谋划的，并没有诸葛亮参与谋划。当然，刘备方面作为联军组成部分，也配合作战了，但我们在史书上并没有见到诸葛亮提出过什么奇谋佳策。接下来诸葛亮和赵云随刘备出征荆州南部四郡。因为这四郡原为刘表的地盘，又有被刘备推举为荆州刺史的刘表的儿子刘琦的文书，进军出奇地顺利，几乎是兵不血刃，四郡皆降。这时诸葛亮才第一次有了官职，被刘备任命为军师中郎将，督管零陵、桂阳、长沙三郡(郡治分别为今湖南永州、郴州、长沙等市，诸葛亮住在临烝，今湘南衡阳市东)，一住就是二三年。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刘备进川，把庞统、法正带去当参谋，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等留守荆州。只是到了取蜀战争的后期，才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入川，诸葛亮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参谋作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刘备进兵汉中，带去的参谋是法正，又不是诸葛亮。章武元年(公元221)，刘备大举伐吴，史称夷陵之战。这时庞统、法正已死，刘备仍然没有带诸葛亮前去，而是自己悍然率兵前往。总的看来，在刘备生前，除了早期的赤壁之战和作战不多的进军荆州南部四郡，以及取蜀战争赶个末班车之外，诸葛亮基本上是远离战场的，怎能和郭嘉相比？在郭嘉生前，曹操所打的重要战役，如战吕布、破袁绍、讨二袁(袁谭、袁尚)、征乌丸等，都把郭嘉带在身边。郭嘉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死于征乌丸途中，曹操非常难过，在表章中说：“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成，嘉辄成之。(我的计策还没有形成，郭嘉便帮助我形成了)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三国志8226;郭嘉传》)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惨败，叹息着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而刘备在夷陵之战惨败，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诸葛亮也叹息着说出了类似的话：“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法正若是活着，就能制止主上，让他不要东征；即或还是要东征，也必然不会打败仗的。)” (《三国志8226;法正传》)可见刘备在军事上所信任和依靠的，不是诸葛亮，而是法正。如果非要从刘备集团中拿出一个人和郭嘉相比的话，那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法正。当然，这是指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在谋略方面，法正是要逊郭嘉一头的。
　　为什么刘备信任诸葛亮不如曹操信任郭嘉？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刘备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并不看好。诸葛亮用兵谨慎，不出奇招、险招，这和郭嘉正好相反。刘备求功心切，不大欣赏这样的谋士。所以刘备把他定位为相才，而不是帅才。刘备出兵时，常把他留在后方作为后勤部长。正如《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所说：“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当然，这只是说诸葛亮的军事思想是稳健类型的，不表明他没有军事才能，刘备对他的使用是不正确的。如果夷陵之战把诸葛亮带在身边，用诸葛亮的稳健来纠正刘备的狂躁，肯定不会败得那么惨。
　　二是刘备对诸葛亮并不那么信任，这大约是和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吴官居要职有关。我们读史书时发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孙权派诸葛瑾到成都来讨荆州，从此以后，直到刘备逝世，刘备就再也没有给诸葛亮布置过军事方面的任务，使他远离了战场。这内中应该有隐情，不一定就是巧合吧！关于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有一篇论述，摘要译述如下：“诸葛公之心，是一定要存汉的，一定要灭曹的。不交结东吴，则要受东吴的牵制而难以兴起北伐之师。……而先主的心志则与此不同了。先主开始时想自强，后来则想自立为王，这种雄心不改，便与关羽合拍了。所以他信任诸葛亮不如信任关羽，而且不如孙权之信任子瑜(诸葛瑾)。怀疑诸葛亮与东吴的交谊太深，而且还怀疑他与子瑜相勾结……先主不死，吴祸不止，北出祁山的军队也走不出来啊……”
　　在诸葛亮初出山时，刘备和诸葛亮相处得过于亲密，引起了关、张二人的不满。刘备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人们根据这个记载，多认为刘备和诸葛亮是鱼水关系。但不知这话仅仅适用于“蜜月”期间，过了“蜜月”，便未必如此了。那么，郭嘉和曹操的关系是不是鱼水关系呢？也许一个时期是这样的。但如果不是郭嘉英年早逝(死时38岁)，再活上若干年的话，事情就难以预料了。荀彧功勋不亚于郭嘉，最后还不是因为触犯了曹操，而死于非命吗？也许另外还有一个空的食器是给郭嘉准备的呢！
　　17 何为《梁父吟》？(1)
　　易书说：“除了耕作和读书，诸葛亮还有两个爱好。一是喜欢‘抱膝长啸’（此为《魏略》所云），二是‘好为《梁父吟》’（此为本传所云）。啸，大约是一种气功导引之术；《梁父吟》则是一种悲凉的葬歌，或者由葬歌发展而来的乐府诗。”（《品三国》140页）
　　啸，古今辞典都解释为蹙口（或撮口）发出悠长的声音，就是打口哨，并不是什么“气功异引之术”。据《三国志8226;阮藉传》：阮藉曾经游苏门山（在今河南辉县西北），苏门山有个隐士，称之为苏门生。（《晋书8226;阮藉传》则称之为孙登）。阮藉对他谈论太古无为之道和五帝三王的思想，（《晋书》说还对他谈论导引之术），而苏门生很冷漠，不用心听。“藉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等到阮藉不啸了，“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看来古人有打口哨的习惯，有些人的技艺还很高超。阮藉和苏门生好象进行一场打口哨的比赛，得金奖的应该是后出场的苏门生。
　　至于何为《梁父吟》，至今还说不太清楚。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说：
　　“《梁父吟》，不知何义。张衡《四愁诗》云：‘欲往从之梁父艰’。注云：泰山，东岳也。君有德，则封此山。愿辅佐君王，致于有道，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诸葛好为此吟，恐取此义。”
　　姚宽是宋人，他先说：“《梁父吟》，不知何义。”足见早在宋朝时，人们已经不知《梁父吟》是怎么一回事了。但他提出了一个假设：是否就是张衡的《四愁诗》呢？我们就以此为切入点，来解释一下。
　　东汉大文学家(也是大科学家)张衡《四愁诗》的第一段是：
　　我所思今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泪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美琼瑶。路远莫至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译文：我所思念的在泰山，想要前去又怕受到梁父的阻拦，侧身东望，泪水沾湿了我的笔管。美人(譬喻君王)赠给我金错刀(一种金属货币)，何以相报，只有那美玉琼瑶。路途遥远送不到，倚门失望，心中无限烦恼。)
　　要理解这几句诗，必须要明白梁父是怎么回事。上面所引姚宽的一段话，他引用注文作了解释。但文字过略，有些事现代的读者不容易理解。下面我就把它重新演绎一下。
　　古代有“封禅”制度，秦汉帝王多好“封泰山”和“禅(音善)梁父”，简称“封禅”。当时认为泰山最高，到泰山顶上筑坛(土台)祭天，称为“封泰山”。封，堆土之意，筑坛必须要堆土。梁父，又写作梁甫，是泰山东南面一座低矮的小山，被看作是地的代表。祭完天之后，再在梁父开辟场地祭祀地，称为“禅梁父”。禅，原写作墠，是开辟场地的意思。而古人有时又把泰山比做君王，把梁父比做君王身边谗侫的小人。张衡《四愁诗》中“泰山”和“梁父”，就是这个意思。这首诗是和当时诸葛亮的心情相契合的。他觉得世事昏浊，小人当道，堵塞了自己的忠君报国之路，因而他有时悒郁低吟，有时抱膝长啸，用以抒发自己的壮志难酬的心情。他吟啸的曲调，大概就是《梁父吟》。
　　清代学者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
　　“蔡中郎《琴颂》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侯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传之词，盖非其作。”
　　蔡中郎就是蔡邕(音雍)，字伯喈(音皆)，是蔡琰(音演，即蔡文姬)的父亲，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越裳，国名，在今越南境内。西周成王时，周公辅政，越裳国王曾向周成王进贡白雉。所谓“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是说《梁父吟》的曲调很悲怆，内容大约是缅怀西周盛世，万邦来朝。而如今汉室倾危，天下大乱，何时再能出现一位周公，拨乱反正，天下大治，再出现越裳国贡献白雉的盛事呢！“武侯之志，其有取于此乎！”是说诸葛亮的志向要追踪周公，陪王伴驾，兴复汉室，统一华夏。而何焯所说的“今所传之词”，见《艺文类聚》卷十九吟部引《蜀志》诸葛《梁父吟》，明言为诸葛亮所作。其词曰：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荫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译文：走出齐国的东门，远远地看到了荡荫里。里中有三个坟，堆土累累很相似。若问是谁的坟？墓主是田开疆、古冶子。他们勇力过人，既可推倒南山，又能毁灭地基。一旦受到谗言的诬陷，便酿成了“二桃杀三士”的悲剧。谁搞的这个阴谋？乃是齐国的国相晏子。)
　　这里所说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见《晏子春秋》。春秋时期，齐景公养了三个勇士：田开疆、古冶子和公孙接。他们力能搏虎，很受到景公的重视。因为他们傲慢无礼，得罪了国相晏婴。晏婴对景公说：“这三个人，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幼之伦，有颠覆国家的危险，应该把他们除掉。”齐景公同意了，晏婴就想出了一个计策，让景公赏给三个人两只桃，要他们“计功而食桃”，比一比谁的功劳大，最后总要有一个人被淘汰了，吃不到桃子。于是三个人互相争功，因为互不服气，又都感到憋气，都自杀了。
　　何焯认为此词不是诸葛亮所作，现代学者也多持此观点，认为这不过是古代齐地的一首民谣。但此吟虽然不是诸葛亮所作，它传自唐朝以前，其形成应该是有来头的。就是说：《梁父吟》的形式应该是五言，是乐府体，而不是骚体或七言。这样，张衡的《四愁诗》就可以排除在外了。
　　《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写刘备二顾茅庐时，遇到一个风雪天，恰遇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骑驴踏雪而来，转过小桥，吟诗一首。诗曰：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刘备说：“适间所吟之句，极其高妙。”黄承彦说：“老夫在小婿家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适过小桥，偶见篱间梅花，故感而诵之，不期为尊客所闻。”
　　以上所说，我们当然不能认为这是三国时的名士黄承彦的说法，而只能认为
　　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梁父吟》是一部乐府诗集，其中有诗歌多篇，句式为五言，可以用一定的曲调来吟唱，“骑驴过小桥”
　　与上述“二桃杀三士”格式相同，自可用这种曲调来吟唱。但这部题目为《梁父吟》的乐府诗集，并不见古目录书的著录，更没有听说过有这种古书传世，恐怕这只能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梁父吟》的一种主观的理解了。
　　总之，《梁父吟》的真相如何，现在虽然还是一个谜，但我们通过以上的引录与分析，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它是一种乐府的曲调，旋律悲怆，歌词的形式为五言。像宋代的词牌一样，可以随便填词。传世的“二桃杀三士”的歌词，不过是其中的一首，并不是诸葛亮所作。诸葛亮所吟的《梁父吟》，内容不详。但梁父拦路，周公悲歌等说，比较符合诸葛亮当时的心情。蔡邕与诸葛亮是同时代人，年龄比诸葛亮为长，他的说法应该更接近事实。至于易中天说《梁父吟》是一种葬歌，这种说法早已存在，也并非他的独出心裁。但“悲歌”和“葬歌”毕竟是两个概念，悲歌可以悲而壮，可以哀而不伤，葬歌就太消极了。令我们不太好理解的是：胸怀大志的诸葛亮，常常唱葬歌干什么？这是抒发的哪一门子情怀？
　　18 诸葛亮为何选择刘备(1)
　　诸葛亮高卧隆中，待价而沽时，曹操、孙权也在广收人才。他本来可以北上投曹，也可以东行仕吴(而且他的哥哥诸葛瑾还是东吴的高干)，为什么却选择了当时还没有一块自己的地盘、正在寄人篱下的刘备呢？易书提出了一些看法，虽然也都言之成理，但有些看法总觉得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易中天说：“刘表太差，曹操太强，孙权的空间又太小。”(《品三国》142页)我们就先考察一下这种提法。
　　说因为刘表太差，所以诸葛亮不去投靠，这当然是对的。诸葛亮与刘表有姻亲关系(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住的地方离襄阳又很近(现在隆中就在襄樊市区内)，他的朋友庞统就在刘表手下做了南郡功曹，诸葛亮到刘表那里混个一官半职是最方便的了。而诸葛亮却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他在《隆中对》中说荆州是“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可见他认为刘表无能，保不住荆州，在此人手下做事毫无前途，怎么会去投靠呢？
　　但不到曹操那里去，是否因为“曹操太强”呢？这似乎不太好理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愿意投靠实力强大的主公呢？举现代的例子来说：你大学或研究生毕了业，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要你，一个“皮包公司”的小老板也要你，难道你不到“五百强”那里去，却要到“皮包公司”那里去吗？易中天的理由是：曹操那里人才太多，去了以后没有好位置，斯则谬矣！人才是在竞争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如果你真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到哪里也会脱颖而出的，似乎不必专在犄角旮旯里找冷门。
　　“孙权的空间又太小。”照易中天的说法，和前边的意思差不多。也是说孙权那里人才太多，而且关系密切。“任凭诸葛亮能力再强，本事再大水平再高，到了东吴，权位也只能在张、周二人之下，甚至不如鲁肃。这显然是诸葛亮所不愿意的。”(《品三国》143页)这能是诸葛亮的想法吗？如果他出山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是先考虑到那里去能当几把手，能混个什么级别，什么职称，我能不能凌驾于其他同事之上，能不能全闭了他们？那还是诸葛亮吗？岂非和现在的跑官要官之徒划了等号？不是太庸俗了吗？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北去投曹，东去归孙(捎带着和自己的哥哥团聚)，却选择了刘备呢？根据我个人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易书中的合理部分，我觉得原因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这是和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分不开的。诸葛亮志向远大，自比管乐(管仲、乐毅)，想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他的政治抱负是兴微继绝，以平定四海，兴复汉室为己任。他有封建正统观念，他所选择的主公，只能是兴复汉室的人，最好是皇帝宗室中人。当时皇帝宗室中人：幽州牧刘虞已被公孙瓒杀掉了，剩下的益州牧刘璋软弱无能，只有刘备是一个英雄。正如习凿齿所说：
　　“方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续。”(《周鲁诸葛论》，见《太平御览》)
　　第二，刘备的素质，具有干一番大事业的条件。主要是性格刚毅，思想坚定，虽然屡遭挫折，但雄心不改，壮志犹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志犹未己”(《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同时诸葛亮也指出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同上)这是难能可贵的，使诸葛亮发现了希望之所在。
　　第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篡权窃国，在政治上和诸葛亮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诸葛亮岂能和他同流合污？同时诸葛亮是琅玡郡人，当年曹操血洗徐州，曾打到诸葛亮的老家琅玡郡各县(琅玡郡属徐州，郡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北)，杀人如麻。当时诸葛亮13岁，这件事在记忆上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作为徐州人，他对于曹操有天然的仇恨，怎么会去投靠他呢？
　　最后，易书还提出了三件事，是需要加以辨析的。
　　一件事是：据《魏略》记载：诸葛亮的朋友汝南人孟建(公威)要北归乡里图谋发展，诸葛亮说：“中国(中原地区)饶士大夫(当官的太多)，遨游何必故乡耶？”易中天认为：这可以证明：诸葛亮不去投靠曹操，是因为曹操方面人才太多，“这至少是诸葛亮的想法之一。”(《品三国》142页)但针对《魏略》的说法，裴松之说：
　　“说诸葛亮为孟公威着想是可以的，若说他同时也为自己这样说，可说是没有洞察诸葛亮的内心了。……诸葛亮以兴微继绝克服为己任，岂能在边鄙之地(指非正统政权)出任就算了呢！”(《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注)另一件事是：诸葛亮伐魏出陇右，听说石韬(广元)在魏历任太守，典农校尉，徐庶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诸葛亮叹息说：“难道魏国人才太多吗？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没有被重用呢！”易中天说诸葛亮：“可见，见用不见用，总还是要考虑的。”(《品三国》143页)再一件事是：赤壁战前，诸葛亮到柴桑见孙权，张昭想要让诸葛亮留在东吴，诸葛亮不肯留。人问其故，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量(但是看他的度量，他能看重我诸葛亮，却不能让我发挥全部的才能)，吾是以不留。”(《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裴注引《傅子》)易中天认为：在刘备三顾茅庐前，诸葛亮没有选择孙权，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这三件事的性质是差不多的，都是说：在曹操和孙权那里，如果不是人才那么多，诸葛亮能够被重用，让他发挥全部的才能，那么诸葛亮也会投靠曹操或孙权的。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裴松之对此有充分论述，我在前面也谈了很多，不想再重复了。总之还是那句话：诸葛亮没有选择曹操和孙权，主要是政治原因，其它都是次要的，主要的症结还是诸葛亮的政治立场问题。用官场上的庸俗眼光来看待诸葛亮，便失之远矣。
　　19 三顾茅庐纵横谈(1)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一直脍炙人口。它见于正史《三国志》的《诸葛亮传》；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也谈到过这件事。但在史书中还有一个不同的说法，说是曹操平定了河北，诸葛亮估计荆州在下一步就要受敌，而刘表不通晓军事，难以抵御曹操，便到樊城去拜见刘备。刘备和诸葛亮原先没有什么来往，又看到他很年轻，便没有怎么重视他，对待他和普通青年士人一样。等到座上的宾客都告辞而去，诸葛亮单独留了下来。刘备坐在那里用牦牛尾编织“毦”（音耳、毦是一种用羽、毛编织起来的装饰品，多用来缀在旗帜上。）也不问诸葛亮留下来想要说什么。诸葛亮主动地上前对刘备说：“明将军应当更有远大的志向，怎能光是编织‘毦’呢！”刘备回答说：“这是什么话！我不过是借此排遣忧闷罢了。”诸葛亮说：“将军估量刘镇南（刘表）能比得上曹公么？”刘备说：“比不上。”诸葛亮又说：“将军估量自己如何？”刘备说：“也不如。”诸葛亮说：“如今都不如曹公，而将军的兵力不过数千人，用这个来对付敌人，不是毫无把握吗？”刘备说：“我也为此而犯愁，应该怎么办呢？”诸葛亮说：“现在荆州的人口并不少，而登记户口的人并不多。如果只是按照户籍征兵，必然会引起在籍百姓的不满。可以对镇南说：，命令境内所有的游户，都自己呈报户口，便能从中招收大量的士兵，补充自己的兵力。”刘备接受了他的建议，兵力大为增强。由此知道诸葛亮有谋略，便以上客之礼待之。
　　这段记载出自《魏略》和《九州春秋》。《魏略》为三国魏人鱼豢所撰，《九州春秋》为晋人司马彪所撰。后者比前者成书较晚，应是取材于前者。裴松之把《魏略》的记载引入《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注中以后，马上便批驳说：“臣松之以为：亮表（指诸葛亮《出师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降低身份，枉驾屈尊），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拜会）备，明矣。虽闻见异词，各生彼此（虽说听到和看到的说法不同，彼此之间有分歧），然乖背至是（但错误荒谬到这种程度），亦良为可怪（实在是很奇怪）。”
　　裴松之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长期以来，读史者受裴注的影响，也出于自己的理性思维，对于《魏略》的自荐说，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但近年以来，又有人对“三顾茅庐”说提出了挑战。撰文者前后不下数人，论点大同小异，基本上是炒《魏略》的冷饭。易中天引述的刘晓的《三顾茅庐质疑》，是其中的一篇。
　　刘晓肯定了《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自荐说”，认为“三顾茅庐”的逻辑结论，实在叫人难以接受。（引自易书150页，我手头没有刘晓的大作）但我们知道：研究历史是要用经过科学考订的史料为根据的，只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下结论是不行的，所以刘晓的“逻辑结论”，我们也是“难以接受”的。
　　好吧，你玩逻辑，我也玩一把逻辑；你搞推理，我来个反推理。我们就用空对空、虚对虚的方法来抬抬杠。（这不是讨论历史问题的正确方法，只能算抬杠）
　　第一． 刘晓说：诸葛亮是一定会要出山的，而刘备则是他最愿意选择的老板（这好象是易中天的话）。如果一定要等刘备三顾茅庐才肯出山，岂非等于说：“你刘备不来请我三次，我这辈子就在南阳耕地算了。”这是不通的。我说：你怎么知道诸葛亮一定要出山？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不一定非要出山不可，终老在家的人多着呢。就是不终老在家，有的人因为机会来的晚，不也出道很晚么？孔子50多岁才当了司寇（公安部长），姜子牙70多岁才遇到了文王。诸葛亮才27岁，还小呢！诸葛亮很矜持，有个知识分子的穷酸架子，正像徐庶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如果刘备不来请三次，他也可能终老在家，也可能晚些时候再出来。这没有什么新鲜，那年头，出来做官也未必是知识分子的首选，诸葛亮隐居时的忘年之交庞德公和司马徽（水镜先生）不也到老也没有出仕么？那水平也不比诸葛亮低。如果诸葛亮够得上博士，人家还相当于博导呢！
　　第二． 刘晓说：刘备虽然急需人才，但在遇到诸葛亮以前，他需要的是一群人，即一群“贤臣”，并不一定非得是谁不可；而诸葛亮需要的却是一个人，即一个“明君”，那就是刘备。诸葛亮的选择余地更小，甚至别无选择。（《品三国》150页）
　　我说：说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以前，他需要的“贤臣”，并不一定非得是谁不可，这是对的；但诸葛亮怎么非得就是刘备不可呢！诸葛亮认为刘备是自己最好的“老板”，那是“三顾”以后的事，“三顾”以前未必心里有数，怎么就非他不可呢！诸葛亮在没有和刘备促膝谈心之前，还真不知道这位自称“皇族”的人是不是“注水猪肉”，怎么竟会痴心到非他不嫁的程度呢！就算是“一见钟情”，也得“一见”啊！
　　第三． 刘晓说：以诸葛亮之敏锐，他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他早。既然机会对于他只有一次，他又岂肯在隆中坐等“三顾”？何况当时形势急如燃眉，哪里还有在隆中摆架子的时间？（《品三国》150页）
　　我说：诸葛亮和刘备谁先发现谁，我们现在并不清楚，这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清楚了。你怎么知道诸葛亮先发现的刘备？有什么考古新资料？“敏锐”就应该先发现？别说当时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就是现在住在一个楼门的人，还有互相不认识的呢！刘备在荆州不过是驻守在新野的卫戍司令，那名声也未必比卧龙凤雏还响亮，诸葛亮为什么就应该先发现他？就算诸葛亮先发现了刘备，就应该主动去见刘备吗？如果像现在大学生求职一样，在招聘会上排队等候叫号，那就不是诸葛亮了，也就没有“三顾茅庐”的千秋佳话了。你说机会对诸葛亮只有一次，那不过是我们后人研究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因为事隔一千七八百年以后，那段历史已经沉淀了，我们才能得出这个结论。而当时在诸葛亮的前途上，还有许多未知数，他怎么知道“机会只有一次”？至于说“当时形势急如燃眉”，那也是事后之言，也是我们在历史沉淀之后得出的结论，当时诸葛亮怎么会预测到曹操何时来攻打荆州？如果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前，曹操得头风病死了呢？还会发生赤壁之战么？历史是有很多变数的，不能用事后之言来规范历史人物的行动。
　　总之，我认为：既然“三顾茅庐“之说见于正史《三国志》，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己也加以证实，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也说：”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三顾“说的。另外，《黄陵庙记》也说：“遂蒙刘氏顾草庐”。《黄陵庙记》一文，相传为诸葛亮作，但学者考证乃是南宋以后的伪作。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南宋以来的古人是相信“三顾”说而不相信“自荐说”的。
　　有的学者考证：《魏略》一书的作者鱼豢。生卒年代不详。他写此书的时间，应在魏齐王曹芳嘉平年间（公元249-254），是记载魏国历史的专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共采用《魏略》160多条，有关蜀事的只有12条，其中7条是记载与魏国人有关的事，5条记载蜀国人事（包括这条诸葛亮自荐），多与正史有出入，经不起推敲。（《诸葛亮研究会资料汇编、诸葛亮与三国》第一辑，张云轩文）所以我们研究“三顾茅庐”事，根据《魏略》是靠不住的。
　　我们研究完了刘晓的文章，再研究一下易中天的说法。易中天说：
　　“看来，《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也是轻易否定不了的。而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时又不否定《出师表》和《三国志》，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两种说法都是事实，而且“登门自荐”在前，“三顾茅庐”在后。也就是说：诸葛亮先去找刘备，刘备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刘备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时，只好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也才需要“三顾”而不是“一顾”。这可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说法，但这个猜想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呢？”（《品三国》151页）
　　我们说：确实是太大胆了一点。两种说法，一个出于魏人的“异国传闻”，一个出于诸葛亮的自述和有“良史”之称的陈寿《三国志》的记载，怎能和稀泥、掺和在一起？这种和稀泥的说法，和比较可靠的一些记载来对照，是不通的，那就会把这段历史搞得乱七八糟，简直是愈理愈乱了。
　　为了展开下面的讨论，我们把几条有关的资料抄录在下面：
　　《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通过上述资料，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第一． 刘备先是听到了徐庶和司马徽（德操）的推荐，才去拜访诸葛亮的。如果诸葛亮自己早就跑来见过刘备，二人是老相识了，徐庶和司马徽还向刘备介绍诸葛亮干什么？岂非多此一举吗？
　　第二． 司马徽说这里有伏龙（即卧龙），凤雏，刘备还不知道这两人是谁；另外从徐庶“将军岂愿见乎”的话头来看，刘备在以前是没有见过诸葛亮的。
　　第三． 如果诸葛亮以前见过刘备，刘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诸葛亮又回去了，这回刘备醒了腔，又去登门拜访，徐庶和司马徽就应该这样说：“将军过去对孔明没有重视，使人家前来投奔的热情受到了打击，现在诸葛亮还在隆中等着你，看你是否提高了认识。将军不要犹豫了，赶紧备好礼品去看看人家吧！”
　　第四． 先前刘备的不重视，已经伤了诸葛亮的心。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若是诸葛亮，别说你“三顾”，就是“八顾”我也不出来。惹烦了我，我还要报警，说你骚扰我的正常生活呢！
　　第五． 从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的话来看，诸葛亮是感激刘备的“三顾”才出山的，如果先前不重视，现在又来回访，诸葛亮能这么感激么？
　　第六． 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三国志。先主传》）如果对送上门来的诸葛亮都看走了眼，不予重视，让人家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还算什么“知人待士”有“英雄之器”？
　　还有一个问题：刘备“三顾茅庐”，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呢？还是见了一次，谈了一次呢？史学界对此看法不一，易中天参照尹韵公的说法，认为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他的理由有三点，我以为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 他说：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陈寿的《上〈诸葛亮集〉表》，一则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一则说：“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都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的意思。但我认为：三顾是去了三次，但不等于见了三次。因为《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的“凡三往，乃见。”是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的意思。
　　第二． 他又说：“至于《诸葛亮传》说‘凡三往，乃见。’也不是去了三次才见到。这个‘乃’和‘乃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乃’一样，是‘于是’、‘就’的意思。因此，‘凡三往，乃见。’应该翻译为：一共去了三次，就见面了。”但你不觉得这么翻译太别扭了吗？哪有这样说话的？应该翻译为“去了三次才见面”。这和“我找了三个地方才找到你。”“我来了三回才见到你”的语势是一样的。
　　第三． 易中天引用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说刘备多次光顾隆中，向诸葛亮“再三”、“频繁”地请教当世之事。不过，这如果是诸葛亮自己做的诗，倒可以说明刘备来了三次，谈了三次（或来了多次，谈了多次）。但这是唐朝人的诗啊，距离三国已经四、五百年，怎能当作三国时期的史料用呢！
　　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我还是宁肯相信《三国志》的“凡三往，乃见。”去了三次，最后一次才见面。只有这样，才能和后面的《隆中对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然有许多问题便不好解释了。例如：既然常来常往，刘备在《隆中对》前面的那一番开场白岂不显得多余？《隆中对》是在哪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其它两次谈话的内容为什么一句也没有传下来？
　　研究历史和写小说不同。小说要求细节的细腻生动；研究历史则首先要求真实。有的问题史料非常丰富，能做到细腻生动当然更好；但大部分问题的记载却是简单笼统的。你硬要把它细腻化、具体化，并没有史料支持你，那就只能用推理的、附会的、想当然的方法得出逻辑性的结论，恐怕那就要失去真实性了。因而我们在描述某些历史事件时，是宜粗不宜细的，不能分解的太烦琐了。因为客观上并没有那么多资料，你非要设置那么多的问号，谁能解答得了？如果硬要解答，那就不可避免地就要混入主观的东西，争论起来会无尽无休，一万年也解决不了。这样的争论，只能是浪费精力，糟蹋笔墨和资源，是毫无意义的。就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是“三顾茅庐”或“自荐”，涉及古代用人政策以及知识分子风度形象的方方面面；而见了几次、谈了几次，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研究起来又难得要领，似乎不必太钻牛角尖了。
　　20 所谓《隆中对》的四个版本(1)
　　在易书第十七集《隆中对策》中，说是《隆中对》有四个版本。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之外，还有曹操版的《隆中对》、袁绍版的《隆中对》和孙权版的《隆中对》。现在我们就把诸葛亮《隆中对》以外的三种版本抄录如下：1． 曹操版：初平二年（公元192）（毛）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8226;毛玠传》）2． 袁绍版：兴平二年（公元195）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3． 孙权版：建安五年（公元200）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指刘邦）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之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8226;鲁肃传》）这三段谈话内容，称之为《隆中对》，是带括号的，是一种风趣的比方。但发言的主体是毛玠，沮授和鲁肃，所以称之为毛玠版、沮授版和鲁肃版就更合适了，这样可以不侵犯人家的署名权。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说那三个人的发言是不同版本的《隆中对》？总该有个标准才是。那标准既要符合“对策”的一般特点，也要和诸葛亮《隆中对》的特点大体上相仿。因此我们提出了这么几条：1． 对策，简称对，是下属对上级、臣对君所提出的有关时政、策略等问题的回答，类似考试中的问答题。有问才有答，有咨询的主体才有对。凡是不针对咨询而主动地提出建议或上书言事，便不叫对，而叫议、奏、疏、表等等。
　　2． 《隆中对》所回答的是策略问题，是未来发展的根本大计。
　　3． 《隆中对》包括分析形势、估计实力、提出任务、规划策略、瞻望未来等五部分内容，其中核心问题是规划发展策略。
　　4． 事后应该大体上付诸实施，对发展过程有指导作用。如果是马耳东风，说完拉倒，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用以上的标准来衡量，那么毛玠版不符合第一条，那是“玠语太祖曰”，是毛玠主动提出建议，而不是回答曹操的提问。沮授版也不符合，那是“从事沮授说绍曰”，也是主动发言，不是回答袁绍的问题。只有鲁肃版符合第一条。《三国志8226;鲁肃传》说：众宾客退出之后，孙权单独地与鲁肃“合榻对饮”，二人“密议”，孙权提出问题后，“肃对曰”。有问有对，这才是真正的对策。
　　我们暂时放下这个硬杠杠不谈，再拿2-4条来对照，那么，毛玠基本符合2-4条；沮授符合2条，3条不全，4条谈不到。鲁肃1-4条全符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鲁肃的发言完全符合，说是鲁肃版的《隆中对》是可以的。沮授的话既不是对策，内容也不完善，而且“绍不能用”，说了是白说，可以排除。至于毛玠所说的一席话，从策略层面上完全符合，曹操也采纳施行了，虽然在形式上不算是“对”，但和《隆中对》的思想和作用是可以比拟的，我们也可以勉强地称为“毛玠版的《隆中对》”。
　　总之，我的意思是：研究历史还是严谨、平实一些为好，萝卜就是萝卜，白菜就是白菜，不要肆意标新立异，把不同的事物随便归类，扰乱人们的文化历史知识。如果有人再搞出什么张三版的《出师表》、李四版的《述志令》、王二麻子版的什么什么来，岂非愈搞愈乱吗？
　　鲁肃的所谓的《隆中对》，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了7年。7年前上市的商品，怎么会冒充人家7年后才上市的商标呢？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这且不提。我们感兴趣的是：诸葛亮和鲁肃的《隆中对》，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 都提出了“鼎足三分”的设想。不过：正如易中天所说：诸葛亮的“鼎足三分”是指曹操、孙权、刘备；鲁肃的“鼎足三分”是指曹操、孙权、刘表。
　　第二． 都把荆州和益州纳入自己立国的蓝图中。诸葛亮的话是“跨有荆、益”；鲁肃的话是“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当然包括荆、益在内。
　　易中天对诸葛亮的《隆中对》倍加赞颂，这当然也是历史学家的共识。不过，我们仔细研究起来，诸葛亮的《隆中对》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客观上和鲁肃的《隆中对》撞了车，而诸葛亮在规划中并没有给以重视，当然也没有提出什么解决的办法。这个致命的问题，在《隆中对》中竟是一个空白，他只谈到联合孙权共抗曹操的一面，对于双方在荆、益特别是荆州方面的矛盾与斗争、它的影响和处理方针，竟没有一语涉及，这不能不说诸葛亮当时的政治头脑还嫩了一些。从三国的历史来看：孙、刘两家的关系非常微妙，既是盟友、又是冤家，这是由当时的具体形势所决定的。为了要对付强大的曹操，两家必须联合起来，而两家又都把荆、益二州（特别是荆州）画入自己的立国蓝图中，就天然地成为冤家。不管鲁肃有那一席话也好，没有那一席话也好，这是东吴君臣的共识，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鲁肃逝世较早，（死于公元217年，终年46岁）在他生前，他还是力主维护孙、刘联盟的；但在他死后，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便逐渐升温。东吴方面又是讨荆州、又是夺荆州，竟至攻占了荆州，杀了关羽。刘备愤而东征，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从此荆州完全归了吴国。《隆中对》中有一个统一华夏的远大理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能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所规划的两路进军的计划，确实很鼓舞人心，但如果失去荆州怎么办？《隆中对》中没有写，当时诸葛亮大约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可能性。结果呢？蜀汉恰恰就栽在荆州问题上，荆州已失，两路夹击曹魏的设想成为泡影，诸葛亮临死的前几年，只好率兵徘徊于秦陇的边缘地带苦撑苦熬了。可以说：《隆中对》所忽略的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对蜀汉政权的未来命运关系至巨，《隆中对》的光芒也因此暗淡不少。所以我们对《隆中对》应该抱着一种理性的分析态度，不应该仅仅是赞颂。诸葛亮毕竟不是神而是人，而且当时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军事经验的27岁的青年人，怎么会绝对正确呢！
　　总之，给我的感觉是：易中天讲述《隆中对》有些浅而碎，那种对文章咬文嚼字，大卸八块的讲法，虽然看似深刻，其实并不可取。对文章开头所讲的“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十二个字，用了一百六七十个字来讲述，然后又用“说明情况，宣示决心、表达诚意、提出问题”来概括下面的文字。好象是中小学教师在“深挖教材思想的内涵”的基础上在归纳段落大意。葛红兵批评易中天不是在“品”三国，而是在“嚼”三国，我觉得第十七集《隆中对策》，“嚼”的痕迹最浓。
　　21 孙策二三事(1)
　　1． 孙策人称“小霸王”？
　　孙策人称“小霸王”，是《三国演义》的说法。《演义》第十五回，就有《太史慈酣斗小霸王》的回目。但史书上并无“小霸王”的提法。而易书却说：“吴郡太守许贡上书朝廷的时候，也说他很像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所以人称‘小霸王’，也就是‘小项羽’的意思。”（《品三国》166页）这件事情的出处，见《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裴注引《江表传》：“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
　　意思是：孙策这人勇猛雄烈，和霸王项籍（就是项羽）相似，应该把他召回朝廷，用高官厚禄来笼络他。他若是接到诏书，就不得不回朝。若是放在外边，必然成为世间的祸患。
　　孙策截留了这份表章，后来抓到许贡，便因此杀了他。许贡只是说孙策“与项羽相似”，并没有“人称小霸王”的意思。稍后易书又引《江表传》说：孙策过江作战，“人们一听说‘小霸王’来了，都魂飞魄散。”（《品三国》168页）但《江表传》的原文是：“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明明说的是“孙郎”，易中天却李代桃僵，换成了“小霸王”。又稍后，易中天叙述孙策要偷袭许都劫持皇帝，因被刺受伤而没有出兵时说：“如果孙策当真是去劫持皇帝而且得手……至少，孙策就不再是‘小霸王’，而是‘大霸王’了。”（《品三国》169页）其实，在三国时代，人们常常用项羽来说事。例如：郭嘉在和曹操谈到袁绍时就把袁绍比做项羽，把曹操比做刘邦。说：刘邦和项羽力量不能相抵，但刘邦却以智谋战胜了项羽。（《三国志8226;郭嘉传》裴注引《傅子》）按照易中天的说法，袁绍岂非也是“人称小霸王”了吗？刘备死后，魏国老臣华歆、王朗等给诸葛亮写信，劝他举国称藩（就是向魏国投降）。诸葛亮写了一篇题为《正议》的文章回答。文章的开头说：“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世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过去项羽起兵，靠的不是德义，虽然处于华夏之地，端着帝王的架势，终于像自投于开水锅一样而败亡了，成为后世永远的戒鉴。魏不以此为鉴，如今就是第二个项羽啊。）（《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裴注引《诸葛亮集》）从这几句话来看，人称“小霸王”的，不外是曹操或他的继承人曹丕了。（时曹操已死）而据《三国志8226;鲁肃传》：鲁肃初见孙权，就说过“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可见说曹操是“小霸王”，还不是孤证呢。
　　不过，若是依此类推下去，那麻烦事还多着呢。《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说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虽然“时人莫之许”，他的朋友崔州平和徐庶却“谓为信然。”诸葛亮岂非应该人称“小管仲”，外加“小乐毅”？
　　另据《三国志8226;吕蒙传》：江夏太守蔡遗曾向孙权告吕蒙的状，后来吕蒙却推荐蔡遗做了豫章太守。孙权笑着说：“你想做祁奚吗？”按：祁奚，春秋时晋国大臣。告老归家时，推荐仇人解狐接替了自己的官职。那么吕蒙岂非“人称小祁奚”？
　　讲史可以风趣一些，但运用史料一定要严谨，讲三国历史更要切忌把《演义》与正史相混淆。
　　2． 孙策、周瑜与二桥孙策、周瑜与二桥的婚事，久已成为一段历史佳话，用这故事改编的戏曲剧目，在舞台上也久演不衰。在国人的心目中，这大约就是中国版的白马王子与白雪公主吧？而且外国的是一对，中国的却是两对。易书对此也有所叙述：“据《三国志8226;周瑜传》及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孙策为自己和周瑜分别迎娶了江东美女大桥和小桥。当时孙策和周瑜都只有二十四岁，又都是成功人士，所以孙策对周瑜说：桥公这两个女儿虽然颠沛流离，但能够有我们两个人做老公，也还是很开心的事。这可以算是佳偶。”（《品三国》170页）
　　但这件事尽管传说的故事不少，舞台上的《凤凰二桥》等所编织的故事情节也很动人，却都是没有史实根据的，也绝不会那么充满浪漫色彩。
　　那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孙策和周瑜二人乘庐江太守刘勋移兵进攻海昏（音敏，今江西永修东）之机攻下皖城（今安徽潜山）。“时得桥公二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三国志8226;周瑜传》）
　　请注意：先说“得桥公两女”。为什么说“得”？因为二桥是战利品，被他二人得到了。古代攻城掠地，女人也是战利品。被打败了的城主和官员、将领的妻女以及城中的名门闺秀，要归战胜者所有。有时要被强制地集中起来，供战胜者挑选，就像电影上的“唐伯虎点秋香”一样，点着谁就把谁领走。主帅和文武官员选剩下的，就赐给士兵了。孙策和周瑜当然要先挑选，把国色天香的二桥先掐了尖子了。然后呢？一个人领走一个，二桥从此就成为两个帅哥的性奴隶了。是否举行婚礼？一般是不需要的，所以说“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纳”比“娶”更为广义一些，娶是明媒正娶，“纳”是收入房中的意思。过去有“娶妻纳妾”之说，妻是一定要娶的，没听说有“纳妻”的；而“娶妾”的说法也很少听到。这如果也算是婚姻的话，那是强迫的，女人根本毫无自由意志可言。如果事先已经有相好或者丈夫，那就只好忍痛分离。孙策、周瑜与二桥的结合，就是这种性质的。
　　另据《三国志8226;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说：
　　“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易中天对孙策的话翻译为：
　　“桥公这两个女儿虽然颠沛流离，但能够有我们两个人做老公，也还是很开心的事。”
　　按：在这里把“流离”翻译成“颠沛流离”，是不正确的。二桥在皖城跟随了孙郎、周郎，以后共同回到根据地吴县（今苏州）生活，一直很安定，有什么颠沛流离可言？就是有时到前方去服侍孙郎、周郎，也只能算是战地生活，也谈不到颠沛流离。流离，还有一解，就是淋漓，水下滴的样子，在这里是形容女人的漂亮，水凌凌的，水汪汪的，娇媚欲滴的样子。正如东北人所说：“那个姑娘长的真水凌。”从孙策的话来看，二桥跟随了孙郎、周郎，是美女配帅哥，虽然开始是强迫性质，但既然互相很般配，日久生爱，也就开心了。不过，毕竟俘虏等同于奴隶，是以屈辱和不平等为基础的，和通常意义上的佳偶，毕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孙策死于公元200年，终年只有26岁；周瑜死于公元210年，也不过只有36岁。孙策和大桥仅仅生活了二年，周瑜和小桥生活了十二年。两个美女年轻守寡，是这桩婚姻最不幸的地方。
　　古代的桥姓，本来就写作“桥”。相传是黄帝之后。因为黄帝死后葬于桥山（在今陕西黄陵），子孙或群臣守陵不去者，便姓了桥。南北朝北周时才去掉了木旁，写作“乔”，取其高远之意。所以〈三国志〉中写作桥，保持了原来的写法，〈三国演义〉便改写作“乔”了。
　　3． 孙策“阴欲袭许”？
　　《三国志》有三处说孙策在死前“阴欲袭许”（暗中谋划要袭击许都），因为被刺客刺死，才没能实现。
　　一处是《孙破虏讨逆传》说：“建安五年（公元200），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献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
　　另一处是《武帝纪》说：“孙策闻公（曹操）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
　　再一处是《郭嘉传》说：“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袭许。”
　　易中天说：“孙策讲政治，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件是反对袁术称帝，另一件便是“阴欲袭许，迎献帝”这件事。易书接下来引述了史学家吕思勉的意见，认为这件事情不可靠，孙策北上是去打陈登的。但易中天又说：
　　“如果孙策当真是去劫持皇帝而且得手，那么，‘挟天子而令诸侯’的，还真不知道是谁，历史也可能要改写。至少，孙策就不再是小霸王，而是大霸王了，因为他在政治上 比项羽强。”（《品三国》169页）说来说去，他还是同意“阴欲袭许”的说法，所以才把这件事作为孙策“讲政治”的一个例子。但易中天所说的“讲政治”，有些概念模糊，界定不清。什么是政治？具体地说：“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都是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可见不仅孙策反对袁术称帝和要到许都去抢皇帝是讲政治，曹操、袁绍、刘表……等割据政权的一切内政、外交活动，无一不是政治，军事活动也是政治的继续，你说孙策讲政治，谁不讲政治？
　　但孙策“阴欲袭许”这件事，其实是有问题的。比吕思勉早一千多年的晋代史学家孙盛在《异同评》（此书又称《异同杂语》或《杂记》）中说：“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插入他的腹地），且深险强宗（深山险要之地强大的宗族集团），未尽归附；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岂能有空暇时间）远师汝，颍（汝水和颍水，指许都一带），而迁帝于吴越哉！（吴越指江东）……伐登之言，为有证也。（讨伐陈登的说法，是有证据的。）”（《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裴注引）按：所谓“伐登之言”，出于《江表传》。说是广陵太守陈登，郡治在射阳（今江苏宝应东北）。孙策去讨伐陈登，率军走到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因为等待军粮，便在这里屯驻下来。孙策出去打猎，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奴客射伤，因此丧命。（《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裴注引。）《资治通鉴》采用了《江表传》说法。
　　但裴松之却不同意孙盛的说法。他说：“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但举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裴注）他的意思是：孙策出兵，不仅仅是指向陈登，打败了陈登，还可以顺路北上嘛！
　　不过，这仅仅是裴松之的一个猜测，因为孙策如果不死，他打完陈登后，是否还会继续北上攻许都，这是无法知道的。
　　据《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策弥留之际，“请张昭等谓曰：‘中国（中原地区）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对顾命之臣张昭等人以及继承人孙权的遗言，后世用“保江东，观成败”来概括，是非常合适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当时“中国（中原）方乱”，但孙策并没有北上征雄的企图，他审时度势，以为“保江东，观成败”是当前应该采取的策略。既然这样，所谓“阴欲袭许”，便不可能是事实了。
　　22 谁是草包？(1)
　　易书第十九集《必争之地》，专门谈荆州和刘表问题。他有一顶帽子，叫做“漂亮的草包”，先轻轻地给刘表扣在头上。声称：“如果说曹操是可爱的奸雄”，那刘表给人的印象，就可以说是“漂亮的草包”。（《品三国》173页）但说着说着，又把袁绍揪了出来，又声称：“如果说他是‘漂亮的草包’，不算很冤；刘表就有些冤枉了。”（《品三国》179页）一开始有些“扩大化”，现在又给刘表摘了帽，却把帽子给袁绍牢牢地戴在头上。
　　易中天的定性是否合适？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不妨再复查一下。
　　先说刘表。《后汉书》说他是鲁恭王之后，易中天认为：“刘表这个‘帝室之胄’，大约是真的，不像刘备那个‘皇族身份’，可能是‘注水猪肉’。”（《品三国》173页）但我以为不然，刘表这个皇族身份，也是可疑的。如果说刘备是“注水猪肉”，仅仅是质量不好，分量不足，但总还是猪肉；刘表则有可能连猪肉也不是。为什么呢？《后汉书》虽然说他是鲁恭王之后，《三国志。刘表传》却仅仅说他是“山阳高平人也”，皇族之事，只字未提。《三国志》的成书早于《后汉书》，而且运用史料比较严谨，比《后汉书》更具有原始性和可信性，如果二者发生抵牾，一般应以《三国志》为准。也许有人会认为：陈寿世称“良史”，文字简练，没写刘表的皇族身份，不过是为了节约笔墨吧？实则不然。在《刘二牧传》里，就说刘焉是“汉鲁恭王之后裔”，又说“以宗室拜中郎”（因为是皇帝的宗室，拜官中郎。）可见刘焉及其子刘璋的皇族身份是确凿无疑的。幽州牧刘虞，《三国志》虽然没有为他立传，但《公孙瓒传》谈到袁绍等人要拥立刘虞为帝时说：“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同传又谈到刘虞当过宗正，这个官职是九卿之一，管理皇室亲族事务，只有皇族才能担任。所以，不用查《后汉书。刘虞传》，仅仅根据《三国志 》的记载，刘虞的皇族身份也是确凿无疑的。而据《后汉书》和《吴书》，他是东海恭王之后。
　　至于刘备的皇族身份，《三国志8226;先主传》赫然大书“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在《诸葛亮传》等传中，他的皇族身份也常被提起，如诸葛亮在《隆中对》里便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而刘表呢？无论是本传记载，还是别人的称述，都见不到他的皇族身份的任何影子，能说这是偶然的吗？
　　当然，刘表是不是皇族，和他是不是草包没有关系。易中天除了叙述了刘表的缺点之外，还以一定的篇幅肯定了他的优点，如“单马入宜城”，镇抚宗贼等，经过他几年的努力，不但平定了荆州七郡，而且广开疆土，“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把荆州建设成为一个乱世中的乐土。尽管曹操说他是一个“自守之贼”，不适应群雄角逐的现实，但毕竟不是“草包”。何兹全先生说：刘表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易中天同意这个提法，我也认为很恰当。所以对刘表这人，不宜扣“草包”的帽子，那就“怕斯”吧！
　　再说袁绍。关于他的缺点，易书已经表述得淋漓尽致，不必再来重复，问题是：他是不是还有优点？当然有。据《三国志8226;袁绍传》：袁绍年轻时，“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在宫廷中除去宦官这个毒瘤，他的贡献很大，虽然有滥杀无辜之嫌，但毕竟把这个毒瘤割掉了。以后起兵讨董卓，各路诸侯以他为盟主，足见他声名不小。后来夺冀州、灭公孙瓒，败黑山军，占有了幽、冀、并、青四州，在官渡之战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连曹操都望而生畏。这能算是“草包”吗？后来虽然由于他主观上犯了许多错误而失败了，但也只能算是失败的英雄。项羽自刎于乌江，拿破仑败于滑铁卢，我们能说他们两个人是”“草包”吗？对袁绍也不能有双重标准，所以愚意以为：袁绍也应该”怕斯“。
　　那么，在三国时代有头有脸的人物当中，谁算是“草包“呢？我看袁术可以当之而无愧。据《三国志8226;袁术传》：袁术在年轻时，”以侠气闻“，大概就是霸道。在南阳当军阀，“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后来在淮南称帝，成为众矢之的，被曹操、吕布等人打得焦头烂额，终于走投无路，死于道路之上。陈寿在卷末评论说：
　　“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已（没能保住荣耀），自取之也。”
　　而裴松之却认为这个评论没有到家。他说：“袁术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没有丝毫的功劳，没做过一点好事。）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称帝），固义夫之所扼腕（实在使正义人士愤怒），人鬼之所同疾（活人死人都痛恨）；……而评但云‘奢淫不终’（而陈寿的评语仅仅说‘奢淫不终’），未足见其大恶（不足以表现他的大恶）。”
　　看来袁术毫无可取之处，是个地道的“草包”。但人们心目中的“草包”，都是窝窝囊囊的。而袁术既不漂亮，也不窝囊，却非常凶恶，所以可以称之为“凶恶的草包”。
　　在三国人物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地道的“草包”，那就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夏侯渊。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夏侯渊被蜀将黄忠斩于汉中定军山下。夏侯渊是怎样被斩的？《三国志》的各记传说法不一，《曹操集》中载有曹操的一篇《军策令》，应该算是比较原始的资料，《军策令》说：
　　“（译文）本月贼兵（指蜀兵）烧了夏侯渊的鹿角（军营前的障碍物），鹿角离大本营十五里；夏侯渊率兵四百人到鹿角那里去，使士兵修补。贼兵在山上看到，突然从山谷中冲出来，夏侯渊率兵与之战斗，贼兵绕到他的后面，退兵时夏侯渊没有回来，甚为可悲。”
　　夏侯渊是曹操手下的一名重要将领，经常身负重任。但为人勇而无谋，在军中被人私下里称为“白地将军”。白地，是没有才能，没有智谋的意思，也就是“草包”。他虽然常打胜仗，曹操对他还是不那么放心，常常对他说 ：“作一员大将，也应该有怯弱的时候，不能光靠勇敢啊！大将当然应该以勇为本，但要与智慧，计谋相结合，有勇而无谋，不过是匹夫之敌而已。”（《三国志8226;夏侯渊传》）曹操在长安，听说夏侯渊战死，心中非常悲痛。在上面提到的那篇《军策令》中要求诸将以夏侯渊之死为教训，要注意保护自己，指挥人员的安全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令文中说：
　　“夏侯渊本来就是不善于用兵的，所以军中称他为白地将军。作督帅的尚且不应当亲自作战，何况是修补鹿角呢！”
　　夏侯渊人称“白地”，但又非常勇敢，所以可以称之为“勇敢的草包”。
　　23 刘表为何让荆州？(1)
　　据《三国志8226;先主传》裴注引《魏书》，刘表在病重时，曾经“托国于备”，说是“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没有能力）。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刘备婉言推辞了。而《英雄记》却说：“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摄”和“领”都是兼管、代理的意思。但这两条记载，内容颇有分歧。《魏书》是说：“刘表在口头上要把荆州让给刘备，《英雄记》则说：刘表已经上书朝廷，推荐刘备领荆州刺史了。很显然，这后一种说法不可能是事实，我们姑且置而不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前一种说法：刘表真要把荆州让给刘备吗？
　　首先要搞清一个前提：真有这么一回事吗？易中天有一个设想，就是既然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回来探病，被蔡瑁，张允挡了驾，那就表明刘表临死前已经被控制了，刘备是见不到刘表的，怎么能听到刘表说出那样的话呢？但我以为：这推测是未必符合实际情况的。蔡瑁、张允可以利用诡计挡刘琦的驾，但他们再跋扈，也不会把刘表控制起来，不许别人探视的。而且刘表死前神志正常，如果他要召见刘备，蔡瑁、张允二人能抗命吗？易中天认为二刘在最后关头不可能见面，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另据《三国志8226;先主传》裴注引《汉魏春秋》，说刘备曾对人说过：“刘荆州临亡托我以遗孤。”可见说刘表在死前向刘备“托国”或“托孤”，还不是孤证呢！至于“托国”和“托孤”在性质上有区别，恐怕就是传闻异词了。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肯定，这件事应该是有的。
　　但裴松之却认为：刘表夫妇平日偏爱刘琮，早已定下了舍嫡立庶之计，怎么会在临死前把荆州授与刘备呢？“此亦不然之言。”（《三国志8226;先主传》注）
　　易中天说：“我也认为靠不住。”（《品三国》182页）但他又说：“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刘备说了假话。……第二种可能，是刘表确曾“托国”于刘备。但并非真心，而是试探。”（《品三国》183页）
　　这后一点，不仅是易中天，历来持此说者不在少数。
　　但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妨把视野开阔一下，从大的背景上来俯视一番。
　　在三国时代，临终前表示把政权让给别人的，时有所闻。
　　第一． 陶谦临死前，要把徐州让给刘备，说是“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他死后，别驾麋竺等人便率州人迎接刘备做了徐州牧。（《三国志8226;先主传》）
　　第二． 孙策临死前，对张昭说：“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三国志8226;张昭传》裴注引《吴历》）
　　第三． 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
　　以上三例，加刘表一例，共四例。三国魏、蜀、吴，除魏之外，吴、蜀都发生过这样的事；再加上徐、荆、兖三大州的诸侯；可见绝非个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分析起来，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陶谦让徐州，这是真让。当时徐州经过曹操的几次屠戮，已经残破不堪。陶谦有两个儿子：陶商和陶应，但《吴书》说他们“皆不仕”（《三国志8226;陶谦传》裴注引）。没有出仕的原因，或者因为年龄小，或者因为不成器。这时陶谦的想法应该是：曹操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徐州官员和自己的儿子根本就抵抗不了，与其落个灭族绝嗣的下场，还不如把徐州这块烫手的山芋交给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满足，只能给他们带来灾难，为什么不让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想法，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所以让徐州绝不是卖关子，而是真心实意的。
　　兖州的情况也和这相似。初平二年（公元191），青州黄巾军百万人入兖州，兖州刺史刘岱战死，济北相鲍信与州吏万潜等共同迎接东郡太守曹操做了兖州牧。刘岱的儿子为什么不继承父业？兖州的官员为什么不觊觎这一把手的位置？道理很简单，兖州也是一块热山芋，人人都怕烫手，谁也不敢去拿，只有让给实力较强，不怕烫手的曹操了。
　　而其它的几种情况，却与此不同。
　　孙策，刘备临死时，他们的统治地区并没有发生危机。刘表临死前，虽然曹操正向荆州进兵，但他既已苦心孤诣地废嫡立庶、废长立少，安排少子刘琮做了接班人，绝无再把荆州让给别人的道理。但他们为什么在临死前说出这样的话？是试探？是激励？是对别人不放心？是在使用权术？是诡诈之言？看来都不是。如果说：刘表对刘备这样说，人们也许会认为有一些复杂的内涵，但张昭对孙策、诸葛亮对刘备却是忠诚的，孙策、刘备对他二人也是信任的，他们临死前卖这个关子，岂非大煞风景？岂非反而会引起被委托人的反感？那么，这究竟怎样解释呢？解释只能有一条：这是当时的风尚如此，是托孤、托国时所用的一种套话，是对被委托人一种绝对信任的表示，说你篡位我都支持，还有什么信不过你的呢？但既然是一种风尚性的套话，说者也只是说说而已，听者也只是听听而已，谁也不会当真，谁也不会琢磨其中有什么涵义。例如：按照我们当代人的习俗，客人告辞时，主人往往会说：“吃了饭再走吧！”这也是一种套话，主人并没有真留你吃饭的意思，你也不必当真。而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觉得主人虚伪。为什么呢？套话嘛，大家都是习惯这么说的。又例如：在老年间（现在已经不同），家长把孩子托付给老师，往往要说：“请老师给我好好管教，该打就打，打死也没关系。”这也是一种套话，当然家长不会希望孩子真被打死；老师也知道：真把孩子打死了，家长是不会饶了自己的。但大家都是这么说说、这么听听的，谁也没有真当一回事儿。
　　聚讼千载的孙策、刘表和刘备的死前托孤之词，如果像这样淡然视之，也就不必再费什么笔墨来争论了。
　　24 刘玄德携民渡江辩析(1)
　　曹操进攻荆州，刘备率军向南撤走时，有很多人跟着刘备一同走。《三国志。先主传》说：“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易中天觉得很困惑，说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很有一些人跟着刘备走了。”（《品三国》186页）那么，都是一些什么人呢？易中天先是说：“当地许多士人、百姓、包括刘琮的部下都跟着南撤。”（《品三国》185页）后来又说：“此时古风尚存，士人和官员迁移必是拖家带口举族而行的，因此人数极多。”（《品三国》186页）前面还谈到百姓，后面只强调士人和官员“拖家带口举族而行”，又把百姓淡化了。其实这十多万人中，大部分是携家带口的老百姓——战争难民。上引之《先主传》明明说“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琮左右”就是易中天所说的“士人和官员”及其家属；那么，“荆州人”呢？应该大部分是老百姓了。易中天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多数是老百姓呢？那是因为：在易书中，曹操被定位为“可爱的奸雄”，如果说老百姓并不“爱”他，一听说他来了，就舍家抛业、扶老携幼地跟随刘备去逃难，似乎有损曹操那“可爱”的形象。因而他不愿意对此事深究，用“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就把事情掩盖过去了。但他还是不放心，又站在曹操的立场上做了欲盖弥彰的解释说：“襄阳地方有那么多人跟着刘备走，也未必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更未必是要跟着刘备打江山，不让曹操得手。吕思勉先生说得好，”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品三国》186页）他引吕思勉的话，是否断章取义？他自己心里明白。
　　易中天虽然淡化了老百姓的存在，但他知道这事终究是绕不过去的。于是又说：“有人说襄阳士民追随刘备，是害怕曹操屠城，这也是不确的。没错，曹操是干过屠城的事。兴平元年（公元194），曹操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这事影响极其恶劣，荀彧就批评了曹操，曹操后来也接受了教训，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反正，自徐州事件后，曹操已经明白屠城这种野蛮行径并不利于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何况刘琮已经不战而降，有什么必要滥杀无辜呢？曹操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品三国》186页）看，易中天以曹操的辩护律师的身份出庭了。但他的辩护词，本院经过研究之后，还是未予采信。为什么呢？
　　第一． 易中天不得不承认曹操干过屠城的事。证据呢，是曹操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这资料引自《三国志8226;武帝纪》，因为是曹操的本传，所以对他的屠城之事避重就轻，轻描淡写，用“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一带而过。而《三国志8226;陶谦传》则说：“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后汉书8226;陶谦传》则说杀死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数字可能有所夸大，反正人数是不少的。《曹瞒传》则说：“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他的罪行令人发指，岂是“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所能概括的？
　　第二． 所谓荀彧批评了曹操，曹操接受了教训，与事实不符。我们反复查阅了《三国志》有关各纪传，并没有发现荀彧批评曹操的记载。只是在《荀彧传》里提到：陶谦死后，曹操要先取徐州，后定吕布。荀彧不同意，认为徐州不太好打，还是先定吕布为是。他说：“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这只是委婉地谈到屠戮徐州的影响。屠城不说屠城，叫做“威罚实行”，因为你有罪，我才惩罚你。“其子弟念及父兄之耻”，是说徐州子弟念及父兄被杀的耻辱，这里也有意地回避了屠杀，屠戮的字样。至于影响，那就是徐州人民必要坚决防守，没有投降之心，你就是打败了他，他也不会归附的。
　　这叫什么批评？顶多算是婉言建议不要先打徐州，并未涉及到屠徐州的是非问题，也没有劝谏曹操不要再干的意思。而且把敏感的、带有血腥味的名词都取消了。至于说曹操接受了教训，则根本没有记载。在曹操的所有言论中，没有一句话谈到对屠徐州的认识，正反两方面的认识都没有，就更谈不到接受教训了。我们只知道：过了几年之后，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了袁绍，又以“伪降”为借口，抗杀降卒七、八万人。人民，特别是徐州人民头脑中的伤痕，是短时期内难以平复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老百姓跟着刘备跑？只有一个解释：怕曹操屠城，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为之回护。曹操有屠城杀降的记录，老百姓听说他来了，便纷纷逃难，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再说，就在这年春天，孙权进攻黄祖，就“屠其城”，可见屠城之事在当时并不新鲜，孙权这么干了，谁知道曹操会不会故伎重演呢？毕竟当时荆州百姓还不知道曹操这么“可爱”，如果知其可爱，也就不跑了。何苦呢！
　　25 孙权被拖下水？(1)
　　易书在讲述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见孙权，孙权权衡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决策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次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与孙权并没有关系，孙权是被拖下水的。
　　易中天说：“孙权的决策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在曹操和刘备之间做一个选择。”（《品三国》189页）
　　选择什么呢？易书列出了三项。一为论亲疏，二为论强弱，三为论感情。所谓“论亲疏”，就是孙权和曹操是姻亲，曹操的侄女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娶了孙权的侄女。这都是孙策时的事，在《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上有记载。“不像刘备，非亲非故，八竿子打不着。”至于论情感，易书说：“孙权对曹操是又恨又怕又作恭敬状，对刘备这个天下枭雄则谈不上喜欢不喜欢，至少犯不着去管他的死活。”
　　易书接下来说：“但是，曹操的手伸到自己的隔壁，而且是自己觊觎的地方，孙权是不高兴的。何况这次被消灭的是刘备，下一步就会轮到自己。至少，占据荆州的计划就会落空。这种唇亡齿寒的感觉，孙权不会没有；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孙权也不能不考虑。”（《品三国》189页）
　　但易中天说孙权对于曹操进攻荆州有“唇亡齿寒”的感觉，这毕竟还是间接的影响问题。曹操的进攻，是否有直接针对孙权的涵义呢？易中天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曹操的进攻，只是针对刘备，和孙权并没有什么关系。诸葛亮到柴桑游说孙权，是“把孙权拉下水。”（《品三国》191页）是给孙权惹来麻烦。（《品三国》192页）“曹操发动的这场战争，原本就不是冲着孙权来的。《三国志8226;武帝传》说得很清楚：‘公自江陵征刘备。公至赤壁与备战。’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也包括后来的赤壁之战，原本是曹刘之战，孙权是被拖下水的。既然曹操打的是刘备，夺的是荆州，并不关孙权什么事，孙权又怎么可能仅凭诸葛亮一席话就卷入这场是非，去趟这汪混水？”（《品三国》195页）
　　事情果然如此吗？我们不妨认真地研究一下。
　　这场战争，一开始既不是指向刘备，也不是指向孙权，而是指向刘表的。《三国志8226;武帝纪》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秋，七月，公南征刘表。”《三国志8226;荀彧传》说：“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但刘备当时是刘表的部下（准确地说，是宾客），屯兵樊城，当然伐刘表也包括刘备。不过曹操针对的首先是刘表，“擒贼先擒王”嘛。后来刘表死去，刘琮投降，而刘备却不肯服软，裹带很多难民向南逃去。曹操率五千精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之长坂赶上了刘备，刘备的“人众辎重”都被曹操俘去，妻子也失散了（甘夫人和阿斗被赵云救回）。刘备、诸葛亮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鲁肃，然后斜趋汉津，一路向东，逃至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对岸）。曹操则没有继续追击，进军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停了下来。这是战争的第一阶段。
　　曹操在江陵呆了两个多月，然后便顺江东下了。这顺江东下，仅仅是为了打刘备，而和孙权不相干吗？我们还是用史料来说话吧！
　　据《三国志8226;贾诩传》说：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汉水之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飧吏士（如果利用旧日楚国之地的丰富资源来供养官吏和士兵），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但裴松之却认为贾诩出的是馊主意。这么大好的时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将要等到何时呢？）”由此可见，曹操进军的目的是“江东稽服”，不过在策略上有快慢之分，贾诩主张先巩固在荆州的统治，以后不用作战便可达到这个目的；而曹操则要马上顺江东下，解决问题。怎么能说曹操光打“八竿子打不着”的刘备，而不去打自己的“亲戚”孙权呢！事实很明显，单凭刘备一个羁旅之客，兵不多，将不广，连一块自己的地盘也没有，曹操就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了，杀鸡之事，焉用牛刀！使曹操最发生兴趣的，还是据有江东六郡的孙权。当时曹操骄兵自恃，趾高气扬，觉得统一天下的美梦就要实现了，岂能轻易地放过孙权？而孙权君臣也不是一群草包，他们也都看透了曹操的目的。据《三国志8226;吴主传》说：
　　“是时曹公新得表众（新收降了刘表的军队），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多劝孙权迎接曹操。就是投降。）《三国志8226;周瑜传》也说：“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害怕）。权延见臣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可见，如果这事只是曹刘两家之争，与东吴无关，东吴君臣害什么怕？为什么很多人嚷嚷着要投降？易书说：诸葛亮到柴桑见孙权，孙权处于两难之中。怎么个两难呢？帮助刘备不是，不帮助刘备也不是。“帮助刘备，无异于引火烧身；不帮助刘备，则等于助纣为虐。反过来说也一样：不帮助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遗患。”（《品三国》190页）其实，当时让孙权两难的，不是帮不帮刘备的问题，而是战与降的问题，只能从中选择其一。如果要降，则拒绝与刘备联合；如果要战，就要联合刘备。尽管刘备兵力不强，总还能出两万兵马，比没有帮手要强得多了。所以，并不是没有孙权的事，却要拉孙权下水的问题。孙权并非超然物外的旁观者，而是当事者。不是要不要帮刘备，而是要不要和刘备联合。不仅要帮助别人，还要请别人帮助自己。和刘备联合，不是抱打不平，而首先是为了自救。
　　在这个问题上，易中天又来了一个“革命阶段论”，说在曹操给孙权送来恐吓信之前，只是曹刘之间的战争，没有孙权的事，孙权管也行，不管也行，不必非下水不可。接到信以后，就变成孙权自己的事，就只有降与战的选择了。而如果要战，就要联合刘备了。（《品三国》199页）其实，从一开始，曹操只要占据了荆州，接下来是必然要打孙权的，所以孙权君臣吓得要命，惶惶不可终日，还分什么阶段？只是他们看到恐吓信以后，怕得更厉害而已。
　　上面我们说过，易中天讲史写书有一个特点：他自己花很大力气树立起来的一个观点，不定在什么地方，又由他自己来否定与修正了。这不，在201页，我们惊奇地发现了这么一段话：“其实，就算曹操不写这封信，东吴方面也十分紧张。因为单是曹操在荆州的凌厉攻势，就已经使他们‘望风畏惧’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曹操”顺江东下“，矛头所指，不是孙权也是孙权。也就是说：不管曹操写没写这封信，江东诸臣的感受都是大祸临头。这才会有投降曹操的主张。如果曹操只是要灭刘备，他们投什么降？”
　　这才是明白话，再明白不过了。但如果易中天一开始就这么明白，他也不会翻来覆去地说了那么多话，读者（或观众）也就不会感到困惑，我也不会费这么多笔墨了。
　　26 孙权决策，谁是头功？(1)
　　易中天提出了一个问题：孙权为什么最后决定联刘抗曹？究竟谁使他作出了这个决定？易中天说：“在一般人看来，扭转了乾坤的当然是诸葛亮。这显然是受了《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是小说，且不去管它。《资治通鉴》是正史，就不能不讨论了。”（《品三国》190页）其实，关于孙权决策的过程，《资治通鉴》并没有利用什么新资料，都是照抄《三国志》的吴主、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传及裴注引《江表传》等。只是《三国志》是纪传体，时间顺序有时不够清楚；《资治通鉴》是编年体，按时间先后把事件串了起来，这就出现了编排是否合适的问题。易中天不满意《资治通鉴》的编排，讽之为“春秋笔法”。在这个问题上，《资治通鉴》把诸葛亮劝说孙权放在最前，其次是鲁肃，再其次是周瑜。他认为：“如果诸葛亮在前，那头功就是诸葛亮的；如果鲁肃在前，那头功就是鲁肃的。”但由于《三国志》记载模糊，《资治通鉴》的排列难免有主观成分，这几个人发言的前后，我们已经难以搞清了。但如果我们能仔细地琢磨，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三国志8226;鲁肃传》说：“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下面是鲁肃劝说孙权抵抗曹操的话。）这段记载先说诸葛亮随鲁肃出使柴桑。“肃亦反命“是说鲁肃回来后，拜见孙权，向孙权交差。那么，他是自己去见孙权呢？还是带诸葛亮共同去见呢？按理说应该是带诸葛亮共同去见，既把带来的客人介绍给孙权，自己也同时交了差。那么，诸葛亮既然见了孙权，就应该和孙权谈话，既有重要的使命在身，就应该涉及实质性的问题。《诸葛亮传》上“智激孙权”的那一番谈话，应该是在这个场合提出的。后来，“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恰值孙权得到曹操要顺江东下的消息），便开会与诸将商议对策。大家都劝孙权投降曹操，只有鲁肃乘孙权更衣（上厕所）的机会，向他提出了抗曹之议，又建议孙权把周瑜召回共议大事，周瑜回来后，又在军事层面上进行了分析，更加坚定了孙权抗曹的信心。
　　这样看来，劝说孙权的次序，应该是诸葛亮第一，鲁肃第二，周瑜第三。《资质通鉴》的编排，应该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但以诸葛亮为首功，不仅易中天不同意，连一千多年前的裴松之也有意见。他在《三国志8226;鲁肃传》注中说：“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两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争着宣传本国光荣的事），各取其功。”
　　但所谓谁是首功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以发言次序为准，而要看实际的作用。裴松之说：孙权联刘抗曹的决策，是鲁肃的本谋，这是对的。我们仔细研究《三国志》吴主、鲁肃等各传的记载，发现鲁肃和孙权早就有联合荆州，共抗曹操的策略。《鲁肃传》说：刘表的死讯一传到东吴，鲁肃就对孙权说：听说刘表已死，我请求以吊丧的名义到荆州去看看，“慰劳其军中用事者（慰劳荆州军中当权的人物）及说备使抚表众（并且劝说刘备安抚刘表手下的人们），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如果能够成功），天下可定也。”
　　这是鲁肃的主意，孙权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看来君臣二人早就统一了思想。鲁肃前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联合荆州“军中用事者”和刘备，“同心一意，共治曹操”，说得多么明确啊。但鲁肃到荆州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曹操的大军猛扑过来，有如泰山压顶，刘琮望风而降，荆州的“军中用事者”已经趴下，联合的对象就只有刘备了。
　　《鲁肃传》又说：鲁肃到了当阳长坂，和刘备相会。“宣腾权旨（传达了孙权的意见），及陈江东强固（又陈述了江东的强盛和稳固），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江表传》有一条记载，基本与此相同。说鲁肃在当阳遇见刘备时，问他要到哪里去？刘备说要去投靠苍梧太守吴巨。鲁肃便劝他“自结于东，崇连合之好。”可见在诸葛亮到柴桑见孙权之前，鲁肃已经代表孙权，主动地来劝说刘备和东吴结盟了。因此诸葛亮到柴桑去，并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么困难，而是孙权和鲁肃早已有了结盟的愿望了。
　　但有了愿望，还不等于马上可以拍板定案。因为当时主张投降的人太多，对孙权的压力太大，孙权一时产生了犹豫。但经过鲁肃、诸葛亮的劝说，孙权终于最后打消了顾虑，砍案发誓，决计联刘抗曹。至于说动孙权谁先谁后呢？从整个过程来看，应以鲁肃为先，因为在诸葛亮入吴之前，鲁肃就帮助孙权确定了这个政策。饭基本上做熟了，以后诸葛亮、周瑜等人又加了一把火。谁先谁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就算是众人捧柴吧！而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孙权自己的内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是一个死木头疙瘩，别说是鲁肃、诸葛亮和周瑜，就是苏秦、张仪、郦叟复生，再把天下名嘴都找来，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吧！正如易中天所说：
　　“诸葛亮这次行动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外交才能，而在于江东集团的政治利益。”（《品三国》196页）
　　这才是最明白的明白话！
　　27 且莫冷落了刘郎(1)
　　赤壁之战是三国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战役之一，但也是一个疑云密布，迷雾重重的战役，有不少问题至今仍然弄不太清楚，从而史家的争论至今也没有平息过。易书在第二十四集《赤壁疑云》中，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了梳理，参照各家之说并结合他个人的意见，对赤壁之战的过程作了一番描绘。因为与我所见略同，所以我就不再罗嗦了。我只是再强调一点，在赞颂周郎的盖世奇功的同时，且莫冷落了刘郎。
　　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军齐心协力打败曹操的。后人描述赤壁之战时，往往过于强调周瑜的作用（《三国演义》则过分强调诸葛亮的作用，因为多是没有史实根据的，姑置而不论），而淡化了刘备方面的作用。这种倾向至少在唐代就出现了。脍炙人口的杜牧的《赤壁》一诗说：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另一唐代诗人胡曾诗云：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瑜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
　　至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更尽情地赞颂了周瑜的旷世奇功：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后世的史书，从宋代的《资治通鉴》直至近现代的各种历史著作，写赤壁之战都按照周黄定计、黄盖诈降、东南风起、火烧战船、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框架来写，主要取材于《三国志8226;周瑜传》及裴注引《江表传》。我们知道：纪传体史书通常有一个特点：一般极力宣扬传主的事迹及功勋，有时甚至与其他纪传相抵牾。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有时难免不太客观，常常使读史的人困惑。但这也没有什么，我们既然知道有这种特点，就应该不偏信某一种说法，特别是当本传与其他纪传有重要分歧时，应该审慎地加以考订，要博采各纪传以及其他史书和古典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就以赤壁之战而论，《三国志8226;周瑜传》和《吴主传》的说法就不尽相同。《周瑜传》描绘了周瑜与黄盖定计，黄盖诈降、火烧战船的经过。然后说，曹军败退，“备与瑜等复共追。”
　　《吴主传》说：
　　“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曹操）烧其余船而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这里与《周瑜传》不同的是：1.“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正视了刘备的作用。2.说曹操自己烧了余船。3.强调了饥疫的严重性。按：“饥疫”似应为“疾疫”，原书有误。
　　《先主传》说：
　　“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武帝纪》说：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兵还。备遂有荆州江南数郡。”
　　如果我们把《周瑜传》放在一边，光看其他纪传，也包括东吴方面的《吴主传》，我们就发现，似乎刘备的地位与作用，比周瑜还要大，至少是不比周瑜差。《吴主传》的“与备俱进”，没有忘记了刘备的存在。《先主传》说周瑜、程普等“与先主并力”，起码也是平分秋色。最值得注意的，《武帝纪》说在赤壁“与备战，不利”竟丝毫也没提到周瑜。《山阳公载记》说：
　　“公（曹操）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和我不相上下）但得计少晚（只是计谋慢一些），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我们便没有剩余了。）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不久刘备前来放火，但已经来不及了。）”
　　这条记载，也是说刘备是曹操的主要对手。
　　若是按照这些说法，赤壁之战就是曹刘两家的战争，根本就没有周瑜什么事。这当然也是不对的，与其它的记载是相抵牾的。但曹魏方面的史官为什么这么说呢？恐怕是出于一种对周瑜的蔑视。54岁的曹操竟被34岁的周瑜打败，死要面子的曹操是不肯正视这件事的。据《三国志8226;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事后曹操甚至给孙权写信说：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江表传》的作者虞溥解释说：这是因为周瑜“威名远著”，曹操想要“疑谮之”（离间周瑜与孙权的关系）。
　　当然，贬低周瑜的作用是不对的，但贬低刘备的作用也不对。我总是觉得：长期以来，刘备在赤壁之战中的作用，是被边缘化了。而这是与史籍的记载不符的，当然也与事实不符。当时孙刘结盟共拒曹操，周瑜、程普率兵三万人，刘备方面共有兵两万人（包括刘琦的江夏兵一万人）可见孙刘两家的兵力相差并不悬殊，能说刘备方面毫无贡献吗？曹操方面把刘备说成是与他们交战的主要对手，也是有根据的。我们今天来描绘赤壁之战，仅仅根据《三国志8226;周瑜传》是不行的，还应该广泛的参考其他传记，给刘备方面一个适当的地位。就是《周瑜传》，虽然极力渲染周瑜与黄盖火烧战船之事，但也有“与备并力逆曹公”，“备与瑜复共追”的话，也没忘了还有刘备的军队，而且在写追击的时候，还把刘备放在周瑜前面。
　　刘备真是因祸得福，通过这场战事，成了暴发户。当曹操撤回北方，周瑜围曹仁于江陵时，刘备和诸葛亮等带兵南征，取得了荆州的江南四郡，表明刘备是有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后来孙、刘两家因为荆州问题翻了脸，鲁肃与关羽单刀相会时，关羽在会上说：
　　“乌林之役（就是赤壁之战），左将军（刘备）身在行间（身在军队之中），寝不脱介（睡觉时不脱掉铠甲），戮力破魏……”（《三国志8226;鲁肃传》裴注引《吴书》）
　　这是刘备积极参加赤壁之战的写照。
　　总之，赤壁之战之所以至今迷雾重重、疑问甚多，是因为各种记载具有片面性，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必须把大家所摸到的各个部位正确地拼凑在一起，才能知道全象是个什么样子。
　　28 两个“空城计”(1)
　　三国历史上究竟是否有过空城计，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易书在附录《心平气和说空城》中，重点讨论了曹操的“空城计”；同时他也透露：有一位叫“红茶杨威利”的网友，否认曹操与吕布乘氏之战那件事是所谓“空城计”，却认为文聘使用过“空城计”，赵云使用过“空营计”。现在我也来凑凑热闹，谈谈“空城计”的问题。
　　诸葛亮的“空城计”是最典型的“空城计”，但那毫无史实根据，只能算是一个民间故事，所以我不想再谈它。赵云用过“空营计”，见《三国志8226;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这确实是“空营计”，人们似乎没有什么争议，所以我也不去谈它。我所要谈的是两个“空城计”，就是易中天所认同的曹操的“空城计”，和网友“红茶杨威利”所认同的文聘的“空城计”。
　　曹操的“空城计”，见《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先把原文抄在下面：
　　“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音皮），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疑，勿入伏中。’引军屯南十余里。明日复来，太祖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获其鼓车，追至其营而还。”
　　这段文字有的地方不太好理解。我结合《武帝纪》的正文，试着讲解一下。
　　这是兴平二年（公元195）的事，吕布和陈宫率一万多人从东缗（今山东金乡）到乘氏（今山东巨野西南）来打曹操。曹操的部队大部分收麦子去了，留守的不到一千人，营盘不巩固。于是曹操“命妇人守陴，悉兵拒之。”我们讲到这里，就讲不下去了，出现了疑问。
　　疑问之一：说是“屯营不固”，曹操的军营在乘氏城内还是城外另有营盘？“陴”是城上的女墙，营盘不是城，哪来的女墙？如果说营盘就是城，为什么不说城不巩固而说“屯营不固”？为什么又说“屯西有大堤”，而不说“城西有大堤”？
　　疑问之二：“悉兵拒之”，易中天解释为“所有的兵力也都用上”。但把兵用上干什么？是和妇女一同守城（守营），还是都去迎击敌人？既说“拒之”，该是这不足千人之兵都去迎击敌人。
　　好了，我们再往下讲。军营（城？）的西边有大堤，堤南树木幽深。吕布怀疑大堤里有伏兵，对左右说：“曹操很狡猾，不要中了他的埋伏。”便向南后退十余里。大概吕布琢磨了一夜，愈想愈不甘心，第二天又来了。这时曹操方面定是割麦子的兵已经回来，曹操早已把兵隐藏在堤内，有一半兵暴露在外面（以示其少，同时可使敌人产生堤后没有伏兵的错觉。）吕布靠近了一些，利用轻兵挑战。两军相交之后，伏兵便从堤后冲了出来，步骑并进，大破敌军，缴获了他们的鼓车（载鼓之车），追到他们的兵营而还。
　　古人为文，叙事简略，有一定的模糊性。对于当时的环境，我们只有采取城屯合一的假定，才能讲得通。就是曹操的军营是一个堡垒式的小城，当时称为坞或坞堡，除了军事堡垒之外，很多豪门大院也是这样构建的。吕布来攻时，曹兵不满千人，于是曹操便命妇女守城，不足千人的士兵完全出城迎击敌人。吕布见城西大堤的南面树木幽深，产生了怀疑，便退兵了。第二天，吕布又来了，曹操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我们可以压下第二天的事情不表，单说这第一天，算不算空城计？那就得看所谓空城计的标准是什么。易中天说：
　　“（空城计）最基本的要素和内核，那就是公开示弱示虚，让对方不知深浅不知虚实，进而因生疑而不敢进攻甚至撤退。”（《品三国》223页）
　　他又引用了钱钟书先生的三个标准，就是“偃兵开城门”、“开城门延贼”、“开门以待之”，都和城门有关。本来嘛，既曰“空城计”，就不能离开“城”这个主体，仅仅是“公开示弱示虚”，而和“城”没有关系，那就是“弱兵计”，怎么是“空城”计呢？
　　针对乘氏之战这件事，我们结合易中天和钱钟书的标准，可以认定：
　　第一． 曹操并未偃旗息鼓，隐兵不出，也没有大开城门以待，而是把不足一千人的全部兵力都去迎击敌人了。用妇女守城，是被逼无奈，临时抱佛脚，反正有人总比没人强，若是敌人用云梯攻城，妇女扔下滚木擂石来砸，也满可以抵挡一阵子。如果有意示人以弱，使敌人生疑而不敢进攻，便应该大开城门，城上空空的，连妇女也不用，城楼上顶多有两个童儿伺候曹操饮酒抚琴（曹操不出来表演也可以）；这不足千人的士兵也不应该暴露出来，而应当隐藏在适当的地方。总之，你表现得愈弱、愈虚、愈不设防，敌人心里就愈嘀咕，就愈不敢贸然进城。像曹操这样，说空城不是空城，说实城又不是实城，只能算是拼命三郎，破罐子破摔，算什么空城计？
　　第二． 吕布生疑退走，是因为看到大堤和树木幽深之处生疑，与空城实城没有关系。这时那不足一千的曹兵冲上来和吕布的一万人拼命，吕布可能想：曹操不止这么一点兵啊，藏到哪里去了呢？噢！那大堤和密林里能藏兵，曹操诡计多端，不要上他的当，还是退走吧！当然这不是曹操精心设计的，只是吕布疑心太重，曹操才侥幸地渡过了一关，真是歪打正着，出乎意料之外。
　　《武帝纪》的正文说：
　　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
　　这说的是那场伏击战，而在这以前的所谓“空城计”，却为正史所不载，因而《魏书》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真有那第一天的所谓“空城计”，那也算是曹操一桩神谋奇计，正史为什么没有一个字提及呢！易中天埋怨《资治通鉴》删去了第一天的所谓“空城计”，是司马光的“猫腻”，其实这恰恰是司马光的严谨之处。至于说《考异》上没有，那也并不奇怪，本来《魏书》上只是一个孤证，而且又和正史对不上号，那又有什么“异”可考呢？
　　再说文聘的那件事。那是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的事。5月，魏文帝曹丕死去，孙权乘魏国大丧之机，进攻江夏郡。（魏之江夏郡，郡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陆西南）。据《三国志8226;文聘传》裴注引《魏略》说：孙权率领数万士兵进攻石阳（今湖北应城东南），当时下了大雨，城墙崩坏，还没有来得及修补。江夏太守文聘正在屯守石阳，听说孙权来了，心想：“莫若潜默（潜伏、沉默），可以疑之。”于是命全城之人都不要抛头露面，自己也躺在屋子里不起来。孙权果然产生了怀疑，对左右说：“北方认为此人是忠臣，所以把此郡委任于他。如今我来了，他却不动弹。如果他不是内有密谋，就是外有救兵。”于是便不敢进攻而退走了。
　　这个记载虽然没有说是否大开城门，但既然说城墙已经被大雨冲坏，那就等于是对敌人敞开了城门。文聘对孙权故意示弱示虚，把城内的兵力都隐藏起来，又对损坏的城墙不加设防，目的是让敌人生疑而不敢进攻，而他的目的达到了，这应该算是一个空城计了。不过，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裴松之把《魏略》的这条资料注于《三国志8226;文聘传》以后，紧接着便说了一句话：
　　“《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为什么相反呢？《文聘传》说：
　　“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
　　可见，根据正史的记载，孙权进攻石阳时，石阳城墙并没有被雨毁坏，孙权围攻了二十多天没有攻下，便退走了。哪里有什么空城计的影子？所谓“不动”，是文聘坚守阵地、城地巍然不动，并不是他故意躺在屋子里不动弹。所以这只能算是《魏略》的作者所提供的一条错误信息，绝不是在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空城计。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1)
　　易中天对北宋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因为他被封为温国公，人称司马温公），颇有非议。他说：“……我们不可迷信《资治通鉴》。这本书其实是有倾向性的。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可能编故事，但他可以选故事，还可以改故事。一些有利于曹操、或者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他删除。孙权对鲁肃说的‘此天以卿赐我也’这句话，也被删除。曹操和吕布的‘乘氏之战’，则被他从两天改成了一天。《资治通鉴》的‘猫腻’如此之多，我们怎么能不多一个心眼？”（《品三国》202-203页）作为司马温公的同行，我以为易中天对他的态度是不公允的，我颇为他鸣冤叫屈，少不了要为他辩白几句。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堪称是我国古代史学、甚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司马光有感于古代史书卷帙浩繁，学者难以遍览，便立志编一部编年体史书，摄取各种史书（主要是十几部正史）的精要，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史实，着重展示历代君臣的治乱成败，作为后世治理国家的借鉴。编这样一部史学巨著，在皇帝的支持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共历时十九年，称得起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编撰过程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搜集资料，编成丛目，就是列出题目和提纲。第二步，考辩史料，进行编写，对史料进行粗加工。这部分文字数量很大，称为“长编”。以上两个步骤，都是司马光领导助手们共同完成的。第三步，由司马光对“长编”进一步考订和大力删减，写成定稿。此书问世后，对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震动很大，堪称是一部具有典范性的史学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史书的体例上，使编年体的写作模式趋于成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思想性强，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能起到鉴戒作用，有经世济用的功能。甚至到了今天，对我们现代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性。史学大师顾颉刚在其著作中曾谈过：毛泽东主席在案头最常读的两部书是《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是清人，此书是军事地理学著作）。可见《资治通鉴》的思想精髓，对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然有滋补作用。
　　作为一部脍炙人口，影响几十代人的史学巨著的作者，司马光的修史态度是严谨和公允的，绝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许多“猫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他对正闰的观念比较淡薄。古代史家往往有封建正统观念，认为在同一时期并立的国家，有的国家是正统，有的国家是闰统。拿三国史来说，西晋人陈寿写《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所以魏国皇帝的传记（包括曹操在内），便称为纪，如《武帝纪》、《文帝纪》等等；吴、蜀之主则称为传，如《先主传》、《吴主传》等等。而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写《汉晋春秋》，则以蜀为正统，其它史书参差不一。而温公在《资治通鉴》的史评中则认为：像周、秦、汉、晋、唐这样的朝代，都曾经使国家统一过，可以全用天子的制度君临天下，其它“地丑德齐”（地盘的大小相类似，德行也相同），而且彼此之间本来就不是君臣，那就都算是列国，“彼此均敌，无所抑扬”。但在天下分崩离析之时，不能不有一个统一的年、时、月、日的观念，以记载事情的先后，那就应该用一个国家为标准来纪年。由于“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所以用汉、魏、晋的年号来记各国之事。也就是说：这纯属技术问题，是为了记事的方便，“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按照这种说法，司马光虽然用魏来纪年，曹丕纂位之后，称为《魏纪》，但对于蜀，吴的君主也没有岐视之意，只是称呼（符号）上有区别，并没有“正闰之辨”。易中天抱怨温公对曹操不公平，但以曹氏的政权来记年，虽说对魏、蜀、吴一视同仁，我总觉得魏比蜀、吴风光得多了，有什么不公平的？
　　第二． 记事秉直而书，用史料说话，并没有故意地抑此扬彼。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就拿对曹操的记载来说，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止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共三十六年。我们把《三国志.8226;武帝纪》以及有关的列传、杂史等，和《资治通鉴》对照来看，凡是曹操露脸的事，只要经过考证认为可信的，基本都记上了，并没有重要的遗漏。例如：
　　曹操一出世，就记载了太尉桥玄和名士何颙赞颂曹操之言。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何 颙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先给曹操来了个开门红，挑帘彩！
　　又如：公元190年，起兵讨董卓后，济北相鲍信赞扬曹操说：“夫略不世出（有谋略的人非常少），能拔乱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启乎。” 曹操在酸枣，见到名为讨董卓的各路诸侯每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并为他们做了军事规划。以及荀彧、郭嘉分析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大长曹操威风的长篇谈话，司马光也照录不误。此外类似的言论还很多，就不烦引录了。再有，曹操在用人方面的长处，曹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如延津之战的饵兵之计，焚烧鸟巢军粮等等），也都披露无遗。一些有利于曹操的史料，何曾都被删除了？
　　当然，司马温公善恶皆书，一些不利于曹操的史料，也都秉笔直书，并没有曲意回护。如屠徐州，坑袁绍降卒，收扑董贵妃、伏后等逼宫之惨状等。
　　对刘备亦然。刘备围攻成都时，曾与诸将相约：“如果攻下成都，府库中的财物，都分给将士，我不干预。” 及至进入成都，士卒们把仓库抢光。以致使军用不足。还有人建议把成都的私人田宅分赐诸将，由于赵云的反对，才没有剥夺百姓的田宅。这些事原来记载在《三国志8226;刘巴传》和《三国志8226;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中，这都是一些对刘备不利的记载，使他的所谓“仁义之师”的形象大打了折扣，但《资治通鉴》还是照书不误的。
　　《资治通鉴》利用了大量的史书、浩澣的资料，但为了简化易读以及突出“资治”、“鉴戒”的主题，对资料作了大量的删削。上面提到：开始时所作的“长编”，份量很大，最后定稿时，则去其繁复，取其精华，因此才使此书成为一部史学名著。易中天孢怨《资治通鉴》删去一些有关曹操的资料，其实这不是对曹操抱有什么成见，而是出于编纂上的需要。不仅曹操的资料有所删削，刘备、孙权方面的资料又何尝是有闻必录的？依我看来，有关曹操的资料，被删削的并不算太多，大部分主要的东西都保留了。
　　使易中天最为恼火的，是把乘氏之战从两天改为一天，把他所说的曹操的空城计改得无影无踪了。其实是因为所谓曹操的“空城计”出于《魏书》，《魏书》的记载与《三国志8226;武帝纪》不同而又不太合理，所以司马光采用了正史，而不用《魏书》，这是他的严谨，而不是什么“猫腻”。这件事在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过多地重复了。
　　另外，在赤壁战前，孙权和鲁肃谈话，删去了“此天以卿赐我也” 这句话，易中天也以为不妥。那么，我们且查查《三国志》的记载是怎么回事。
　　《鲁肃传》写鲁肃向孙权献策后，孙权最后以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而按《周瑜传》：周瑜从鄱阳回来向孙权献策，孙权最后又用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二者完全雷同，文字有些累赘，所以司马温公删去了对鲁肃说的那句，而保留了对周瑜说的那句。这是文字的风格与技巧问题，并没有什么深意。
　　第三． 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人自为传（或纪），有时看不出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次序；而编年体史书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个要求。司马光在北宋时代编写《资治通鉴》时，他所看到的唐朝和五代的史料，数量浩瀚，远远超出正史的记载范围，他把许多重要内容，编入了《资治通鉴》，所以研究唐和五代的历史，《资治通鉴》很有史料价值。而在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三国史资料，却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差不多是相同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那140多种古书，在宋代就基本上都失传了。所以《资治通鉴》所用的史料，我们在《三国志》正文和裴松之注中基本上都能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治通鉴》对于研究三国史来说，史料价值并不高。它对于史料的时间顺序的排列，可作为我们的重要参考。这种编年，有的在《三国志》的正文和注文所引书中有眀确的说法，有的原文具有模糊性，就只能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理，推测，把它放在一个较佳旳时间段里。因此可以这样说：《资治通鉴》对三国史事的排列，有的是有出处的，有的是推论出来的，具有相对性，只能说这件事大致发生在哪个时间段里，而不是确指。但尽管如此，也要做大量的考证工作，对于我们读史还是很有作用的。易中天抱怨说：
　　“司马光不但在史料的取舍上做文章，还在时间的顺序上做手脚。……谁先谁后，也就变成了一种‘春秋笔法’。”（《品三国》203页）这主要是指孙权联刘抗曹决策的过程说的。按照《三国志》的诸葛亮、鲁肃、周瑜各传，这三个人都劝说过孙权联刘抗曹，究竞谁先谁后，《三国志》的记载并不那么明确。《资治通鉴》把诸葛亮排在前面，易中天附合裴松之的意见，认为是抢了鲁肃的头功。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现在不再重复。
　　最后我要谈的是：易中天认为司马光偏袒刘备，事实并非如此。《资治通鉴》在写到公元221年刘备武担山称帝一事时，司马光紧接着便写了一篇很长的史评来谈正闰问题（我们在上面引述过部分內容），文中表示了他对刘备的汉朝宗室血统的怀疑。他说：“昭烈（刘备在历史上称昭烈帝）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及晋元帝（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相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这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立场，怎能说他偏袒刘备呢？
　　30 试析易中天讲史的特点(1)
　　在品读和研究易中天的《品三国》的过程中，我发现易中天的讲史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值得学习借鉴；而所谓的缺点，也许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和一孔之见，谨提出来与易先生及广大读者商榷。
　　一是风趣幽默。
　　通过现代视角讲史，有时也穿挿一些现代语言或者和现代事物相比附。这可以触动不同读者的某一根神经，使之哑然失笑。例如：说关羽、张飞、赵云对诸葛亮的话“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品三国》7页）说袁绍想当皇帝.” 人还在, 心不死”(《品三国》57页)。说刘备自已还是光杆司令，“给诸葛亮封个‘上校团副’之类的头衔，有什么意义？”（《品三国》160页）这些都是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非常通行的语言，可以触动50岁以上的人的神经。而对于50岁以下的人来说，则淡而无味，不知所云，就幽默不起来了。
　　再有，有一些时尚性的东西，可以引起青年人的共鸣。如说关东诸侯起兵讨董卓，“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
　　电子游戏。”（《品三国》46页）还插入一些民间谚语。如说官渡之战时，刘备从袁绍那里开溜，“很可能是已经预感到袁绍的失败。刘备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他就像海轮上的那些耗子一样，知道这条船会不会沉。”“他之于袁绍，就像年三十的凉菜，有他过年，没他也过年。”（《品三国》89页）
　　还有，易中天还常用一些现代商业上的语言，以比附古人古事。如把某一政治军事集团的领袖人物称作“老板”，说当时士人出仕都愿意找一个“好老板”。又把刘备比作“绩优股”，把袁绍比作“垃圾股”。（《品三国》132页）总之，易中天调动了多种幽默风趣的语言形式，以增加节目的可看性和书的可读性，使人兴趣盎然，不致犯困或改变频道。这是他走红的原因之一。但搞得太多太滥，就是庸俗化和过度娱乐化。这些问题我们在下面有专章进行讨论。
　　二是荟萃众说，思想活跃。
　　三国史上有许多难解之谜（其它朝代的历史也无不如此），有一些问题历来就在学者中间争论不休。易中天能够荟萃众说，加以考证、对比，然后作出自已的结论或者存疑待考。他用力较勤，思想很活跃。他的讲述是开放型的，可以引导受众思考问题，起到一定的互动作用。这也是他走红的原因之一。
　　三是化简为繁，故弄玄虚。
　　搞学问需要深入，应该有创见，不能墨守成规，人云亦云。但深入和有创见，不等于哗众取宠和故弄玄虚。具体地说：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具体问题细碎化。
　　例如：皇帝问题，当时确有一定的复杂性；但也不是那么太复杂，好像没有必要用大量的篇幅翻来覆去地、多侧面、多角度地来叙述这个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把问题引入一个空前的高度，跨上学术的顶峰，实际上，对一些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玩那么多的花样吗？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逐渐烦琐化，有人解释《尚书》的“尧典”两个字（那是一个篇名），就写了几万字，至今成为文化史上的笑谈。易中天在解释诸葛亮的《隆中对》和到东吴游说孙权之辞时，就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具体问题细碎化的倾向。特别是诸葛亮对孙权所说的开头的一句话：“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就解释得过于叮咛备至，好象诸葛亮所说的每一个字，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都可以奉为经典。我们知道：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以及赴柴桑和孙权谈话时，当时并没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场面，那都是史家事后的追忆之词，大致的意思可能是那样，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地去咀嚼，去死抠，只能“观其大略”，宜粗不宜细。否则就不是深刻，而是故弄玄虚。
　　再如：易中天提出了《隆中对》的四个版本以及刘备的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前者概念模糊；后者名词烦琐，彼此之间也不好界定，英雄之志与英雄之魂有什么区别？英雄之魂与英雄之气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名词越多越表示深刻，越表示水平高，那么我们还可以一口气再说上一串：英雄之魄、英雄之心、英雄之道、英雄之德、英雄之才、英雄之胆、英雄之度、英雄之情、英雄之智、英雄之威……；有人也可以借鉴易中天的那种方法，提出五个版本的《出师表》，八个版本的《述志令》，岂不是把本来简单的问题，搞得更复杂了吗？那后果恐怕不会是惊世骇俗、振聋发聩，而成为学术界的奇闻与话柄了。
　　第三章 纠错70条
　　四是见解游移，自立自破。
　　易中天为了树立某一个观点，可以不惜笔墨与精力，运用大量的资料，占用大量的篇幅，翻来覆去地来论证这个问题，使它终于能够自圆其说（即荀子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几页之后，也许是几集之后），往往又会冒出一段话，把先前的说法修改或否定了。我把这种现象叫做“见解游移，自立自破”，例如：在皇帝问题上，袁绍的谋士提出了“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的谋士则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易中天认为：“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统一，‘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品三国》71页）“那么，曹操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呢？还是要‘挟天子而令诸侯’呢？曹操的谋士们显然是主张前者的。（《品三国》72页）“在公元196年这个时候，曹操基本上还是想做‘乱世英雄’的，也是主张尊奉现任皇帝，维护国家统一的。“（《品三国》74页）“曹操迁都许县以后，便悄悄地开始由‘奉天子’变成了‘挟天子’。……反正曹操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皇帝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是从‘被尊奉’变成了被软禁……”（《品三国》75页）现在我们就来整理一下易中天的思路。一开始，易中天说袁绍是“挟天子”，曹操是“奉天子”。“挟天子”坏透了，“奉天子”好极了。接下来又说：曹操及其谋士，在公元196年时，基本上是“奉天子”，是“尊奉现在的皇帝的。”但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曹操变了心，高的“格调”、高的“品位”，又都没有了。什么时候变的呢？按照易中天的逻辑，曹操在196年以“高格调”、“高品位”在实行“奉天子”的策略，但在这一年又变了心。说来说去，所谓“奉天子”不过是一个“蜜月”。好比一对新婚夫妻，丈夫在蜜月里很爱护妻子，过了蜜月就拳打脚踢起来，变得这么快，能说原来是真心吗？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接下来易中天又说了一段话：“其实，‘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挟天子而令诸侯’，并不矛盾。因为要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铲除导致国家分裂的诸侯，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必须消灭异己。目的虽然不一样，事情和结果却是相同。这事在曹操那里就更不矛盾，因为他个人的野心已经和国家的统一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曹操很清楚，他要实现个人野心，就得实现国家统一；只有实现国家统一，他才能实现个人野心。因此，在战略上，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必须‘奉天子以令不臣’；在策略上，在私下里，则不妨‘挟天子而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口号，是旗帜；‘挟天子而令诸侯’是手段，是牌。什么时候举旗，什么时候打牌，什么时候‘奉天子以令不臣’，什么时候‘挟天子而令诸侯’，他心里清清楚楚，而且做起来游刃有余。”（《品三国》75-76页）这才是明白话，这才合乎逻辑！但既然是这样，你前面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干什么？.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其实“奉天子”和“挟天子”是一样的，曹操和袁绍方面的提法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曹操名为“奉天子”，其实也是在“挟天子”，该有多么干净利落！也省得读者跟你走了那么一程冤枉路。
　　再如：易书写曹操南征荆州，诸葛亮到柴桑去会见孙权，易中天在前面亮出了一个观点：这场战争乃是曹刘之战，曹操打的是刘备，和孙权没有关系，孙权是被诸葛亮拖下水的。（语见易书195-198等页）但他绕来绕去，在200-201页谈到曹操写恐吓信时说曹操针对的就是孙权，不管曹操写没写那信，曹操的矛头所指就是孙权。这件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现在就不多征引了。
　　这种自立自破的写法，前后矛盾，不断地偷换论点，既浪费笔墨，也扰乱了读者的思维，何苦来哉！但易中天为什么好这样说话呢？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志，产生了两个印象。一是他对自己的某些观点信心不足，不能用响当当的、义无返顾的态度来支持自己；二是态度圆滑，左右逢源，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我都说了，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是无懈可击的。但都说了，也等于全没说，只是引导读者（观众）同你走冤枉路而已。
　　五曰偏颇化，情绪化研究历史要有一个严谨、公正的态度，居高临下，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不向潘，二不向杨”（河北梆子《潘杨讼》台词），既不可偏袒某一集团和人物，也不可夹杂自己的个人情绪来叙述历史。从已经播出（出版）的这一部分内容来看，给人的印象是有偏袒曹操、边缘刘备、丑化袁绍、拔高诸葛亮的倾向。而且研究问题和叙事过于情绪化，什么“可爱的奸雄”、“漂亮的草包”等提法，都是他偏颇化、情绪化的表现。而且为了给曹操多积分，竟迁怒于我们尊敬的老前辈司马温公，说《资治通鉴》有许多“猫腻”。也许是因为老夫孤陋寡闻，鼠目寸光吧，直到如今，还真没听说谁把大史学家司马光及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贬低到这种程度的！不管是内行、外行、还是准内行、超内行，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还是平实一些为好。
　　1 三国历史并非扑朔迷离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品三国》1页)
　　易书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开场白8226;大江东去》里，就以“扑朔迷离”的字样，给三国历史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三国历史是否“扑朔迷离”？答曰：也是，也不是；归根结底，不是。
　　为什么说“也是”？逝去的历史时光，对后人来说，有一定的模糊性。不仅三国历史如此，所有朝代的历史无不如此。因为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不能完全复原的，你想要把一切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那是不可能的。过去有“燕瘦环肥”的说法，说五代的赵飞燕，是个瘦美人，唐朝的杨玉环 (杨贵妃)，是个胖美人。于是有人就研究杨贵妃究竟有多胖，体重多少斤。研究来研究去，浪费了许多时光，也只能是徒劳无益。这种研究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可能得出什么结论。其实，我们不仅不知道杨贵妃体重多少，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又能知道他们体重多少？不仅此也，现在的许多歌星、影星、球星、超女，谁又知道他(她)们体重多少？(有的明星公布“个人档案”，说自己是多少斤，但大部分是个谜。)往大处讲，历史事件的许多细节，今天你硬要都搞清楚了，那也是不可能的。不用说一千多年以前的三国时代，就是你个人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我们要追求历史的每一个细节，那三国史确实是扑朔迷离的，任何朝代的历史，都是扑朔迷离的。但如果我们不过多地追求那些没有记录，难以复原的细节，而着眼于研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掌握一些基本史实，那就像许多朝代一样，三国的历史也并非那样扑朔迷离。尽管我国古籍散佚的情况非常严重，保留到现在的古书，连原来的十分之一也没有，但毕竟还有许多史书和其它古籍可供我们参考。仅以研究三国史的主要资料来说，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便有《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资治通鉴》，以及《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录的140多种古书的片断(原书大部分失传)，还有诸葛亮、三曹、孔融、嵇康、王粲……等人的诗文集以及散见于类书、丛书中的零星资料，所以我们至今对于三国历史不仅能树立起来一个完整的框架，也能知道主要的历史情节和历史人物的概貌，三国历史并非那么“扑朔迷离”。我们反对历史不可知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把基本清楚的历史时代说成扑朔迷离。当然，三国史上不能确知的事确是不少，如：刘备有多少个老婆？刘备的孙夫人回吴后下落如何？诸葛亮到柴桑后都和东吴方面的什么人会过面？诸葛亮的岳父是黄承彦，他的岳母是谁？诸葛亮还有大姨子、小姨子吗？和谁是一担挑？周瑜死后，小桥(乔)是守了活寡，还是改嫁了？……这许多问题，没有人能够做出回答，确是扑朔迷离的。但哪个朝代不如此？但是，框架完整，事实基本清楚的历史，就不能算是扑朔迷离，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危言耸听。
　　2 孙权称帝，不在公元222年
　　“孙权称帝，是在公元222年。”(《品三国》1页)
　　按：在魏、蜀、吴三国中，第一个正式称帝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
　　公元220年正月，66岁的魏王曹操病逝。当年10月，曹丕以“受禅”(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为名，篡汉称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历史上称为魏文帝。
　　第二个称帝的是刘备。他在第二年，即公元221年4月，在成都武担山之南登极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改元章武。刘备在历史上称蜀昭烈帝。
　　孙权在最初，对称帝之事是比较低调的。因为在这以前，孙权夺取荆州，杀害关羽，和蜀国处于交战的状态中。为了取得魏国的支持，便投靠了魏国，名义上是魏国的藩属。据《三国志8226;吴主传》：在刘备称帝这一年(公元221年)的11月，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名义上仍然是臣服于魏国。公元222年，孙权开始脱离魏国而独立，建立了黄武的年号。但这年并没有称帝，名义上仍然是吴王。到了下一年，即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夏4月，“权群臣劝即帝号，权不许。”(《三国志8226;吴主传》)一直到了公元229年，就是曹丕称帝9年之后，刘备称帝8年之后，孙权才正式称帝，改年号为黄龙，孙权在历史上称为吴大帝。
　　看来在魏、蜀、吴三国中，孙权因为曾一度投魏，和魏国有臣属关系，惧怕魏国的征伐，在称帝问题上是最克制的。由于孙权的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才最后形成了。
　　3 谗言怎能变赞歌？
　　“周瑜的气量是很大的。《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性情开朗，气度宽宏。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刘备说他“器量颇大”，蒋干说他“雅量高致。”(《品三国》3页)在《三国演义》上，周瑜是一个心胸狭窄、嫉妒成性的人，最后竟被诸葛亮气死了。这与历史上的周瑜是不符的。正如易中天所说：历史上的周瑜气量很大，上引之“性度恢廓”、“雅量高致”等，都是形容周瑜气量大的。但刘备所说的“器量颇大”，却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的事，刘备为了向孙权借南郡(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地盘，到京城(今江苏镇江市)去见孙权。周瑜向孙权上疏，说刘备是个枭雄，不应该借给他地盘，应该把他软禁于吴，用美女玩好消磨他的意志。(见《三国志8226;周瑜传》)孙权没有软禁刘备，但也没有把南郡借给他。另据《三国志8226;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刘备返回时，孙权乘坐飞云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多人共同相送，在船上大摆酒宴，为刘备饯行。在孙权与刘备单独交谈时，谈到了周瑜，刘备叹息着说：“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度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这是刘备向孙权进谗言、挑拨孙权和周瑜的关系，说的是“器量”而不是“气量”。说周瑜“器量”广大，是说他野心很大，理想很高，恐怕不能长久地做别人的臣子。当然，孙权很信任周瑜，并没有听刘备的话，刘备说了算是白说。但刘备是在说周瑜的坏话，并没有为周瑜唱赞歌，则是应该加以辨析的。
　　4 郎，不是帅哥
　　“周瑜……也是一个漂亮之极的英雄。他的“帅”，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
　　《三国志》说他“长壮有姿貌”，还说“吴中皆呼为周郎”。郎，就是青年男子。呼人为郎，带有赞美的意思。所以，周郎就是“周帅哥。同时被呼为“孙郎”的孙策，则是孙帅哥。”(《品三国》3页)
　　郎字有多种解释。一解：指帝王的侍从官。原来的职务是护卫、陪从、备顾
　　问及差遣。有议郎、侍郎、郎中等名。郎字，即古廊字，指宫殿里的走廊。郎官要在走廊里守卫或待命，或常在走廊里来来往往，故称郎(廊)官。二解：对一般男子的称呼，不一定专指青少年男人。在湖北石首市西北有个刘郎浦，传说为刘备娶孙夫人处。刘郎，指刘备。那是公元209年，刘备已经49岁了。又：唐代大诗人李贺在其《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有“茂陵刘郎秋风客”之句，刘郎指死去的汉武帝的鬼魂。在这两个例子中，郎字都是一般男子的通称。
　　三解：家中兄弟的排行。如大郎、二郎，有多至十一郎、十三郎，甚至更多。(那都是同一祖父或曾祖父的孙子或曾孙的大排行)。《水浒传》中有武大郎、武二郎等。日本有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这个风气是隋唐以后传入日本的。
　　四解：妻妾对丈夫或女人对所爱男人称为郎或郎君。
　　五解：对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身份的男人的称呼，如卖油郎、货郎、状元郎、读书郎等等，也有称乞丐为“花郎”的。
　　六解：指青少年男子，如周郎、孙郎等，相当于东北人称为“小伙”，西北人称为“后生”。郎字是个中性词，本身并没有“漂亮”、“帅”的意思，即或生得很丑，也可以称之为郎。杜甫《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这是帅哥，因为已经指明坐在马上的是“白面郎”(小白脸儿)。史称周瑜“长壮有姿貌”(《三国志8226;周瑜传》；孙策“美姿颜”；《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蒋干“有仪容”；(《三国志8226;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所以可以称他们为帅哥；并不是仅凭郎字就可以称他们为帅哥的，你能说武大郎是帅哥吗？
　　5 蜀汉有史官吗？
　　“……刘备的那个蜀汉，还没有官修史书。《三国志》中的有关记载，竟是“耳闻目见”加“道听途说”。这样一来，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历史学家的考证。然而历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汉政权“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是诬蔑不实之词，谓之“厚诬诸葛”。这可真是越来越说不清。”(《品三国》5页)说蜀汉没有史官，是陈寿在《三国志8226;后主传》的卷末评语中提出来的，他说：“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那么，蜀汉是不是有史官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第一，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8226;曲笔篇》中说：《三国志》中记有蜀国灾异之事，如“黄气见于秭归(见《先主传》章武2年)，群鸟堕于江水(见《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之类，“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刘知几又说：“《蜀志》(即《三国志8226;蜀书》)称王崇补东观(做东观郎，东观就是史馆)，许慈掌礼仪。又卻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益州)书籍，斯则典校无缺(参考资料并不缺乏)，属辞有所矣(写作有根据了)。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无厚诬诸葛乎！”(不是严重地污蔑了诸葛亮吗！)第二，据《三国志8226;后主传》记载：“景耀元年(公元258)，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
　　景星，古人又称为瑞星、德星，就是客星。认为景星的出现是吉祥之兆，所以要大赦，改年号。这是明确记载了蜀汉有史官。
　　第三，至今见于著录的三国两晋人所著的有关蜀国历史的史书有谯周(三国蜀人)的《蜀本纪》，陈术（三国蜀人）的《益部耆旧传杂记》，王隐(晋人)的《蜀记》，陈寿(晋人)的《益部耆旧传》，王崇(晋人)的《蜀书》，孙盛(晋人)的《蜀世谱》、习凿齿(晋人)的《汉晋春秋》，常璩(晋人)的《华阳国志》等。说明有关蜀国的历史资料并不是一片荒芜的。
　　因此，关于蜀汉是否有史官的问题，并不是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越来越不清”，而是大体上可以说清的。那就是：有。
　　6 “空城计”的逻辑
　　易书在《开场白8226;大江东去》中，说诸葛亮的“空城计”不是事实，不合逻辑。为什么“不合逻辑”呢？他说：“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队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裴松之说：‘就如冲言，宣帝(司马懿)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品三国》6页)我认为：除了裴松之已经言之在先的第三条以外，就一、二两条而言，易中天也是“不合逻辑”的。
　　第一，派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不行！城中兵多也罢，兵少也罢，司马懿派去的那一队侦察兵，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的，怎能安然回来向他报告？当时又没有手机，怎么和外面联系？就是带着手机，不等你呼叫成功，早被人家缴获了。诸葛亮城中的兵虽然少(郭冲说有一万人，《三国演义》说有两千五百人)，但对于一小队侦察兵来说，还是占绝对优势的。
　　第二，你就是有神箭手，也不能把诸葛亮射下城楼。因为城楼的空间很大，诸葛亮不会一头从城楼上栽下来，达不到“擒贼先擒王”的目的。就是你把诸葛亮射死或射伤，你既然怀疑城内有埋伏，也不敢贸然进城啊。何况诸葛亮及其左右发现有人在城下射箭，就会启动当时的“导弹拦截系统”—盾牌以避之，或者干脆就躲起来，你也奈何他不得。
　　当然，由郭冲首倡，又被《演义》和戏曲改编了的所谓诸葛亮的“空城计”，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我所要辨析的不过是一个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已。说的不是事实上的合理不合理，而是逻辑上的合理不合理。
　　7 “火烧博望”史无其事
　　“火烧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刘备所放(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没听说有诸葛亮什么事。”(《品三国》6页)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火烧博望坡发生在诸葛亮出山以后，说诸葛亮利用火攻之计，打败了曹兵，是诸葛亮的“初出茅庐第一功”。但这与史实不符。据史书记载：此役发生在诸葛亮出山之前，《三国志》上没有绝对的年代，根据《先主传》，相对年代在建安五年(公元200)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之间。《资治通鉴》把此役编排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就是刘备投靠刘表的第二年，诸葛亮出山的前五年。这个战役的经过，《三国志8226;先主传》和《李典传》都有记载，详略有所不同。《先主传》说：“(刘表)使(刘备)拒夏侯惇、李典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
　　《李典传》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本深，不可追也。’ 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
　　那么，根据史书所记，有没有“火烧博望”这件事呢？答曰：没有。刘备确实是放了一把火，但那是“烧屯伪遁”，是说刘备烧了自己的营盘，假装向南退走，把曹兵引入道路狭窄、草木繁茂的地方，伏兵大出，打败了敌人。烧毁自己的营盘，是古代退兵时常用的办法，免得营盘被敌人利用。至于“烧屯”的地点《先主传》说是在博望(县名，县治在今河南方城县南)，《李典传》却说是在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刘备在叶县境内烧了自己的营盘以后，向南退到博望境内的草木丛深之处，出动伏兵打败了曹兵，此说较为合理。
　　总之，从这个战役看，第一，放火之处不在博望，而在叶县。第二，烧的是自己的营盘。第三，这不是一场火攻，而是一场伏击战。别说是烧屯的地点在叶县，就是在博望，也和《三国演义》所说的“火烧博望坡”不是一个概念。可见，此役是不能称为“火烧博望”的。
　　8 火烧赤壁怎能与诸葛亮无干？
　　“火烧赤壁也是有的，但那是周瑜部将黄盖的主意与功劳，也没诸葛亮什么事。”(《品三国》6页)根据《三国演义》的描写，诸葛亮是赤壁之战的男一号主演，诸葛亮不但帮助周瑜完善了火攻之计，而且还给他借来了东风；否则你周瑜再有本事，黄盖再热血沸腾，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刮东风谁也没辙。当然，这不是史实，诸葛亮不可能有呼风唤雨的本领。火烧战船是周瑜及其部将黄盖所策划与实施的，这没错；但若说“没有诸葛亮什么事”，也未免失之偏颇与片面。
　　从史书记载的蛛丝马迹来看，诸葛亮到柴桑取得了孙刘结盟、共抗曹操的外交胜利后，便跟随在周瑜水军的后面，回到刘备营中(当时在樊口)，以后刘备与周瑜一同进军，与东吴的水军相配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那么，火烧战船是否也有刘备的一部分功劳呢？答案是肯定的，刘备也配合着烧了曹操的一部分战船，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问题是：诸葛亮是否也起了作用？答案也是肯定的，他作为刘备的谋士，不可能是白吃饱，整天摇着羽毛扇，什么事也不干，是应该帮助参谋与指挥的，能说火烧赤壁没有他的什么事吗？尽管《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行文简略，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诸葛亮的“从军日记”之类的文件，但从道理上讲，他不可能是毫无贡献的。
　　9 错批唐诗话东风
　　“就算有“借东风”这事，也该是周瑜去借(民间传说便有说周瑜借东风的)，若不然杜牧怎么会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品三国》7页)从史学的角度看，民间传说往往是离谱的，所以有关周瑜借东风的民间故事，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了。问题是：杜牧的《赤壁》诗，怎么竟和周瑜借东风之事联系起来了？这可是易中天的惊人发现，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杜牧的《赤壁》诗还能这样诠释！
　　诸葛亮借东风的传说由来已久，宋元以来就广为流传。成书早于《三国演义》的《三国志平话》中就有这个内容。元曲有王仲文所撰的《七星坛诸葛祭风》，《三国演义》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内容便更加丰富了。
　　但借东风的故事，究竟还有没有更远的源头呢？比如说：在宋元以前的唐朝时，是否已经产生了借东风的故事，或者有了一些雏形？由于文献资料的湮灭，我们至今还不能论定。至于杜牧的《赤壁》诗中的两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我们只能看作是诗人的艺术联想，由东风联想到火烧赤壁的战事和二乔的命运。这给与周郎以方便的东风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什么人借来的，从诗句的本身并找不出什么明确的答案。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们还不能认为这里边就有什么“借东风”的信息。假定唐朝已经出现了借东风的故事或者有某些雏形，那也应该是诸葛亮借东风，而不应该是周瑜借东风。为什么呢？传说故事往往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前后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既然宋元已经有了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它的源头就应该在唐朝甚至更早。如果在唐朝流传着周瑜借东风的故事，到了宋元以后，主角怎么会变成诸葛亮呢？当然，我们只是根据易中天的奇思异想作一些逻辑上的推论，杜牧的诗句丝毫也不能证实有所谓周瑜借东风的事。
　　10 诸葛亮不是杰出的军事家？
　　“实际上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成就是有争议的，他的军事才能也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玄乎。……诸葛亮也不像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说的那样迭出险招。爱出险招的是郭嘉。而诸葛亮的特点，无论是史家的评论，还是他的自我评论，都是‘谨慎’。陈寿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就是说：诸葛亮是萧何，不是张良和韩信。”(《品三国》7页)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是有争议的。但至今为止，大多数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争议并不是太大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篇幅的关系，不能详论。我仅仅从四个层面，引证成说，兼及己意，简单地亮出一些基本观点。第一， 在演义小说和民间传说中，诸葛亮被神化了。易书说：“他的军事才能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玄乎”，这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是诸葛亮并非没有军事才能，并不能否定他是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
　　第二， 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提出异议，主要是来源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中的几句评语。一则曰：“然亮才，于治戎为长(治理军队是他长处)，奇谋为短；理民之干(治理百姓的能力)，优于将略。”一则曰：“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对此，很多学者认为：陈寿是晋国的大臣，晋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是诸葛亮伐魏时在战场上遇到的主要对手。陈寿如果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就是贬低司马懿，所以陈寿只能唱低调。
　　第三， 吴人张俨说(以下是译文)：“孔明起于巴，蜀之地，占有一州的土地，与魏国这个大国相比，他的战士和人民，仅仅有九分之一。却向我大吴进贡(这是站在吴人的立场说的大话，实为与吴国联合)，对抗北方的敌人。至使农业与军事井然有序，刑法整齐，率领步卒数万，长驱直入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的志向。仲达(司马懿)据有天下十倍的土地，凭借他兼并而来的士卒，据守坚固的城池，拥有强盛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打败敌人的意向，仅仅想要保全自己而已，使得那诸葛亮来去自如。若是诸葛亮不死，用尽机谋，尅日进兵，则凉，雍二州(主要指今甘肃，陕西地区)就会兵不解甲，中原地区马不离鞍，胜败的局势，也就决定了。昔日子产(春秋时人)治理郑国，诸侯不敢加兵，蜀相诸葛亮和这是相似的。”(《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裴注引《默记8226;述佐篇》)又：清代学者黄恩彤，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有一个全面的论述，摘要译述如下：“陈寿说诸葛亮短于用兵，是因为他没有详细地阅读他的本传。(按：诸葛亮的本传就是陈寿写的，岂能说他没有详读？如上所述，陈寿是因为所站的立场不同，下笔有顾虑而已。)建兴六年(公元228)，武侯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东北)，因为马谡违反节度而失败，但还是乘机迁移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百姓千余家于汉中。这年冬天，又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因为粮尽而退兵，斩了魏将王双。九年(公元231)，又出祁山，因为粮尽退兵，射杀了魏将张郃。可见自从出师以来，多因为军粮不继，以至挫伤了军队的锋芒。但每次退兵，往往能擒斩敌人的上将，全军振旅而还，不能说他短于用兵啊。”
　　(引自《三国志旁证》22卷)这两位古代学者的评论，应该说是公允的。
　　第四， 诸葛亮一生谨慎，治军也谨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不走险棋，不出险招，但根据具体情况，出奇制胜的情况也不少。这只能说诸葛亮用兵属于这种风格，而并非不善用兵。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有二：一是和他缜密审慎的性格分不开的。二是形势使然。蜀国国小势弱，和强大的魏国抗衡，不能出差错，也拼不起。
　　通过以上的分析，能说诸葛亮没有军事才能吗？能说他不是个杰出的军事家吗？
　　11 曹操未曾用过“锦囊妙计”
　　“锦囊妙计”的故事是有的，可惜是发生在曹操身上。这事记载在《三国志8226;张辽传》里，时间则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 《品三国》7页)
　　“锦囊妙计”的故事出自《三国演义》，说的是刘备过江招亲，他本来不想去，已经预料到周瑜会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而诸葛亮则坚决让刘备去，推荐赵云保驾，授与“锦囊妙计”。刘备和赵云到江东后，遇到疑难之事，就依次打开“锦囊妙计”，无不迎刃而解，化险为夷。当然，故事是虚构的，历史上并没有诸葛亮用“锦囊妙计”的事。
　　易中天所谓曹操的“锦囊妙计”，说的是他的“密教”。事情发生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据《三国志》的《武帝纪》和《张辽传》记载：孙权乘曹操赴汉中进攻张鲁的时机，亲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当时张辽、李典、乐进等率七千人屯守合肥。曹操早在去汉中以前估计到孙权会来进攻合肥，便写了一道“密教”(密封的指示)，交给护军薛悌，封皮上写着“贼至乃发”(等到敌军到来时，才可以拆开看)。等到兵临城下时，薛悌当着众将的面拆开了“密教”，只见那上面写着：“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曹操这样安排的用意是：张辽、李典非常英勇，所以让他二人率军去作战。乐进为人持重，所以让他守城；薛悌是个文吏，所以不让他去率军作战，免得他瞎指挥，贻误军情。张辽等照此办理，终于经过一番拼搏，以少胜多，打退了孙权的进攻。
　　曹操的这一做法为什么能够成功呢？晋代史学家孙盛对此有过评论。大意是：“合肥之守，魏军寡弱而无援。专任勇敢的将领，便会因为好战而失败；专任怯弱的将领，便会因为畏惧敌人难以守住城池。所以魏武在选择守城将领时，把具有不同特点的人搭配使用，使他们互相制约，事先写了一道“密教”，战争到来时，他的预测完全应验了，像符契一样相合，真是太妙了。”(《三国志8226;张辽传》裴注引)
　　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是虚构的，曹操的“密教”却实有其事。二者一假一真，本来不具备可比性。如果我们姑且比较一下，那就是二者都具有预测的性质，但它们却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的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是把刘备过江以后的全部过程都作了预测和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多端的，各个环节的变化不可能与预测完全相同，如果不管某一环节是否会发生变化，却硬要按照事先规定的办法去做，岂非要吃教条主义的大亏吗？
　　曹操“密教”的内容仅仅是事先策划的一种人事安排，并没有事先规定作战的具体步骤。所以它并不是什么“锦囊妙计”，不具备全程的预测性。而所谓诸葛亮那样的“妙囊妙计”，除非是神仙，任何人都是做不到的。它只能属于传说和
　　神话的范畴，并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行性。我们不要把一假一真，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混淆在一起。
　　12 曹操杀吕伯奢一家？
　　“董卓入京后，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拒绝董卓的任命，逃出洛阳，抄小路回家乡。路过朋友吕伯奢家时，把他们一家都杀了。……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是没有问题
　　的。”(《品三国》14页)
　　这事为《三国志》所不载，而是见于《魏书》、《世语》、孙盛《杂记》等书，裴松之都引入《三国志8226;武帝纪》的注中。
　　《魏书》说：曹操带领数骑到成皋(县治在今河南荥阳市西北)，拜访故人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同抢劫曹操，掠取马匹和财物，曹操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说：曹操拜访吕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极尽宾主之礼。曹操自认为背弃董卓之命，怀疑他们要谋害自己，在夜里手提宝剑杀死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说：曹操听到食器声，以为要谋害自己，便在夜里杀害了吕家人。
　　三书所记，可以概括为两种说法。按照《魏书》所记，曹操在吕家杀人，是因为吕伯奢的儿子劫夺他马匹和财物，过错不在曹操。而按照后二书的说法，则是曹操因为疑心而杀人。吕家盛情款待曹操，好心没有得好报，实在是太冤枉了。
　　我不想辨析究竟哪种说法符合实际，也不想对此事进行评论，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我只是想要纠正易书的两处瑕疵。
　　第一，无论按照哪种说法，吕伯奢都没有被杀，因为吕伯奢不在家中。易书说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是不严谨的，起码还有吕伯奢一个幸存者。
　　第二，易书说：曹操所听到的“食器声”，“应该不是洗锅碗的声音，是磨刀子的声音。曹操这才疑心，才杀人。杀了以后，才发现人家是准备杀猪宰羊款待自己，误杀了好人。”(15页)
　　按：孙盛《杂记》只说是曹操“闻其食器声”(应是刷锅洗碗声)而生疑，至于“磨刀子”、“杀猪宰羊”等等，那是《三国演义》和京剧《捉放曹》中的情节，不应该和史书的记载混淆在一起。
　　13 曹操对许攸说的全是假话
　　“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决战于官渡，许攸从袁绍营中来投奔他。刚一坐下，许攸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曹操猝不及防，随口答道：起码还能支持一年。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许攸冷笑一声：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曹操是聪明人，他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瞒是瞒不过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讲真话，就难以取得许攸的信任和帮助，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实打实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了。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绍再也翻不过身来。”(《品三国》16页)
　　以上这段话，易中天虽然标明是引自《曹瞒传》，但我们只要和《曹瞒传》的原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他并没有客观地、如实地译述原文，而是加入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和语言。如：在许攸和曹操第二轮问答之后，许攸就说曹操“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这时只有“一而再”，哪里来的“再而三”？又如：许攸第三次发问后，曹操回答说：粮食顶多只够一个月，许攸便认为曹操是“实话实说”。这都是易中天加上去的，原文并没有这些内容。
　　我认为：关于粮食问题，曹操的三次回答，不仅一、二次是假话，就是最后说的“其实可一月”，也是假话。
　　何以言之？
　　第一， 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说：
　　“公(曹操)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虽然常常在交战中斩杀对方的将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
　　这是许攸来降前不久的情况，可见曹操军中的粮食已经用尽，怎么还能维持一个月？曹操不是说谎是什么？
　　第二， 根据上引之《曹瞒传》，许攸听曹操回答粮食可用一个月之后，马上
　　说：
　　“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
　　可见许攸并没有相信曹操粮食可用一个月的谎话，而是立刻说他“粮谷已尽”，揭了他的老底。
　　许攸不愧是曹操的老朋友，很了解曹操的为人，没有上当受骗。
　　14 闹洞房事件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有一次，一家人家结婚，曹操和袁绍去看热闹，居然动念要偷人家的新娘。他俩先是躲在人家的园子里，等到天黑透了，突然放声大叫：有贼！参加婚礼的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曹操则趁乱钻进洞房抢走新娘。匆忙间路没走好，袁绍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动弹不得。曹操急中生智，又大喊一声：贼在这里！袁绍一急，一下子就蹦了出来。”(《品三国》23页)这是曹操少年时所干的一件调皮捣蛋的事，见《世说新语8226;假谲类》。但易书的理解，与原文有出入，因而就讲不通了。易书说：曹操和袁绍把新婚家的人(包括亲友在内)骗出来之后，钻进了洞房，抢走了新娘子。两个年龄不大的少年，就算是手里有刀，也不容易抢走一个青年女子的。是背着走还是拉着走？当时新婚之家的人很多，正在四处抓贼，两个孩子拖着一个新娘子能跑得了吗？再说了，他俩准备把新娘子抢到哪里去？回家吗？肯定不行。找个地方占山为王吗？也不是小孩子干的事情，那太离谱了。这一系列问题都是解释不通的。
　　《世说新语》的原文说：曹操与袁绍把新婚之家的人们骗出来之后，“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枳，音纸，也称枸(音勾)橘，有刺的小灌木。)看来这个“劫”字，不是抢劫，抢走的意思，而是劫持，威胁的意思。用刀相威胁，使新娘失去自由，然后戏弄一番，也不排除做些动手动脚的恶作剧。然后“与袁绍还出”，就是和袁绍共同跑了出来。袁绍迷失了道路，掉进带刺的灌木丛中，曹操大叫一声才把他吓了出来。这时他们手里有新娘子吗？肯定没有。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得通。因而此事并不是“抢新娘事件”，而是“闹洞房事件”。
　　15 许劭是鉴赏家吗？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是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和
　　评论家。他常在每个月的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叫“月旦评”，又叫“汝南月旦评”。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从此进入上层社会。曹操自然也希望得到许劭的好评。”(《品三国》23页)
　　当时的士人，得到许劭的好评，不仅可以进入上层社会，还是做官的捷径。
　　两汉和三国时期，选拔官吏是通过“察举”和“征辟”的办法进行的。由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高员或王国的侯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朝廷考核后授与不同的官职，叫做“察举”；朝廷直接聘用官员称为“征”；三公、州郡直接聘用官员称为“辟”。士人为了通过“察举”和“征辟”的道路做官，必须有一定的知名度，能够有个机会宣传炒作自己，所以有些有威望的名士便从事评议人才的工作。许劭的“月旦评”便是最有权威的一个平台，其作用类似于现在人才测评机构的评级打分，他的评议为社会所公认。谁若是得到了他的好评，立刻便声名鹊起，为自己的入仕铺平了道路。到了曹丕篡位建立魏朝之后，曹丕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了“九品官人法”，又称“九品中正制”，中正官由各地官员兼任，把当地的士人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个等级，由朝廷的吏部按级授官。这样一来，类似现在的人才测评工作，便由民营改为官营，像许劭那样的民间评议方式便吃不开了。
　　那么，给曹操下过“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的许劭，到底算是什么家呢？这项工作，当时叫做“人伦臧否”(音癖)( 《三国志8226;许靖传》)或“叙人伦”(《三国志8226;王植传》)。按：人伦，人的品级、流品；臧否，好坏、优劣。
　　由此可见，易中天用今天的视角，称他为“鉴赏家和评论家”，并不太合适。鉴赏，一般指艺术品、文学作品、文艺节目以及珠宝古玩的鉴别与欣赏；评论的涵义又太广泛了。古今事物不同，难以勉强类比，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的名词来表示的话，我以为许劭可以称之为“人才测评专家”或“人才品评专家”。
　　16 真话8226;假心及其它
　　“曹操最可爱同时也最遭人嫉恨之处，是他说真话。本来，搞政治斗争，在官场上混，是难免要讲些假话的，至少要讲官场套话，何况曹操是“奸雄”。但只要有可能，他就讲真话，或讲得像真话，不做官样文章。”(《品三国》27页)
　　这段话实在不太好理解，我们的疑问是：
　　第一，“讲得像真话”的话，是真话吗？
　　第二，“讲得像真话”的话，和官样文章有什么区别？
　　易中天有关曹操说“真话”的论述，还有更精彩的呢。请看：
　　“……他天性爱讲真话，说实话。即便这些实话后面也有虚套，真话后面也有假心，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也隐藏得很自然，不露马脚。甚至哪怕是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也讲得坦荡，讲得流畅，讲得理直气壮。可以说，曹操这个家伙，就连撒起谎来，都是大气磅礴的谎。”(《品三国》28—29页)
　　这段话的意思，更是不好理解。我们不禁要提出一系列的疑问：
　　第一， 后面有虚套的“实话”，是不打折扣的实话吗？
　　第二， 真话后面能有假心吗？
　　第三， 有假心怎么会说真话？
　　第四， “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却隐藏得很自然，不露马脚”，这样的话是真话吗？
　　第五，易中天说曹操是“真小人”，而不是“伪君子”，那么，“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却隐藏得很自然，不露马脚”，你说他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第六，“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也讲得坦荡，讲得流畅，讲得理直气壮”，你说他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第七，撒谎也撒得大气磅礴，是为弥天大谎，这样的人能爱说真话吗？
　　总之，易中天的思维和语言，我们实在是越听越胡涂，越想越头疼。易书的封底上有“运用三维结构”之说，不知这是几维结构？
　　17 太监的孙子杀太监的叔叔
　　曹操为洛阳北部尉之后，造五色棒，执法不畏权贵，打死了汉灵帝宠信的宦官小黄门蹇硕的叔叔。易中天为这事感叹地说：“太监的孙子杀太监的叔叔，这事让人想不通。”(《品三国》33页)曹操是太监的孙子，也就是大长秋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儿子。因为太监已经去势，不能有子，所以曹腾也不可能有亲孙子。不管曹操是不是曹腾的亲孙子，他若是杀了曹腾的叔叔，那倒真是一件令人想不开的事。但曹操所杀的蹇硕的叔叔，与曹家非亲非故，八竿子也打不着，有什么想不通的？别说太监的亲属杀太监的亲属，就是太监杀太监的事也时有所闻。张让、赵忠等所谓“十常侍”，不是逼死了正直的太监吕强吗？(见《后汉书8226;宦者传》)本来并不希奇的事，好像换一个说法就稀奇了。本来极为简单的事，好像换一个说法就复杂了，就让人想不通了。若是这也算希奇，那希奇的事还多着呢！
　　东郡太守臧洪出身于官僚世家，父亲臧旻当过匈奴中郎将、中山、太原太守，是个官员的儿子。而袁绍的父亲袁逢当过三公，他祖父、伯父、叔父等都当过高官。袁绍杀了臧洪，岂非可以说：官员的儿子杀了官员的儿子；或：官员的孙子杀了官员的儿子；或：官员的侄子杀了官员的儿子？可这又有什么想不通的？(见《三国志8226;臧洪传》)又：五斗米道首领张鲁的祖父张陵和父亲张衡，都是五斗米道的首领。后来张鲁在汉中杀了另一个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岂非可以说：五斗米道首领杀了五斗米首领；或：五斗米道首领的孙子杀了五斗米道首领；或：五斗米道首领的儿子杀了五斗米道首领？(见《三国志8226;张鲁传》)再有：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过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当过豫章太守；马谡的哥哥马良为侍中。诸葛亮斩了马谡，岂非可以说：官员斩了官员的弟弟，或：官员的儿子斩了官员的弟弟；或：官员的侄子斩了官员的弟弟？(《三国志8226;马良传》)以上诸例，乍听之下，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了解内容之后，方知不过如此。现在诸事讲究炒作，看来同样一件事，换一个匪夷所思的提法，就可以化平淡为离谱，化腐朽为神奇，也算是一种炒作方法呢！
　　18 何进属于什么集团？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
　　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在宫廷斗争中两败俱伤，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董卓的手里。”(《品三国》38页)“灵帝去世后，士人和宦官的矛盾白热化，双方都大开杀戒。”(《品三国》43页)
　　董卓入京以前，宫廷里的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是什么集团和什么集团的斗争？我们还得从东汉政权内部斗争的源头说起。
　　东汉自和帝(公元88—105年在位)之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外戚和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日趋激烈。所谓外戚，就是皇亲国戚，是后妃的家庭成员，也就是皇帝的外祖父、舅父、表兄弟、岳父、内兄(大舅子)、内弟(小舅子)等等。宦官就是太监，这不必多做解释了。到了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又有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异军突起，便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其中包括在职或下野的官僚士大夫、海内名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太学生。他们往往与外戚结盟，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宦官集团。宦官集团把这些人视为眼中钉，诬称他们为“党人”。古人认为“君子不党”，“党人”的涵义就是结党营私，要造反的人，是宦官集团送给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一个恶号。
　　公元166年，桓帝在宦官的示意下，下诏在全国搜捕“党人”，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捕下狱，由于外戚大将军窦武上表营救，桓帝才下诏将“党人”赦归故里，但还是要“禁锢终身”。这里所说的“禁锢”，并不是囚禁的意思，而是指禁锢他们的仕进之路，终生不许出来做官。这就是东汉晚期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党人被禁锢的灾祸)。公元169年，在灵帝统治时期，又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的“党人”被处死或被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后，“党人”才被解禁。
　　董卓入京之前，宫廷里的斗争，仍然是这种斗争的继续，就是外戚集团与官僚士大夫集团结盟，共同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大将军何进，是灵帝何皇后的哥哥，是屠户出身，没有多少文化，怎么会是“士人集团”的代表人物？作为皇亲国舅，他是外戚集团的代表。而西园八校尉中的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以及尚书卢植等，则是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代表人物。这个集团的骨干力量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所以只能称为“官僚士大夫集团”，而称为“士人集团”是不准确的。
　　当时外戚集团分裂了，何皇后之兄大将军何进拥戴皇子刘辩(即少帝)；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之侄骠骑将军董重则拥戴皇子刘协(献帝)，两方进行了窝里斗，严重地削弱了外戚集团的力量；又加官僚士大夫集团掌握不了多少军队；而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何进又优柔寡断；所以在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两败俱伤，官僚士大夫集团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作出了引董卓入京的错误决定，使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代表人物董卓的手里，掀开了中国政治上最黑暗的一页。
　　19 军阀割据不等于地方自治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央政权失去控制之后，拥兵自
　　重的地方官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帝国境内，开始了地方自治，军阀割据和诸侯兼并。”(《品三国》39页)
　　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被起义军打得焦头烂额。黄巾军主力失败后，在外戚、官僚士大夫和宦官激烈斗争的背景下，董卓进京，控制了朝廷。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实际上是军阀混战的开端。他们逐鹿神州，烽烟四起。到了公元196年，曹操挟献帝定都于许县时，全国军阀割据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
　　曹操：占据兗、豫二州及京畿地区，以许都(今河南许昌市西南)为中心。
　　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以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为中心。
　　公孙瓒：占领幽州，以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为中心。
　　袁术：占据
　　扬州的淮河流域，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
　　孙策：占据江东，即扬州的吴郡和会稽郡(今江苏、浙江、上海一带)。
　　刘表：占据荆州，以襄阳为中心。
　　吕布：占据徐州，以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中心。
　　马腾、韩遂：占据关中(今陕、甘地区)。
　　公孙度：占据辽东郡，以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
　　刘璋：占据益州，以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中心。
　　那么，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是否如易中天所说，就是地方自治呢？不是的。古代有藩属制度，而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制度是近现代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具体内容不同，但大体上都有这么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权的领导。
　　二是重大问题由中央统一管理和实施，如外交、对外战争、重大工程等。
　　三是国家有宪法，地方有自治法，一切按法制办事。
　　四是地方上的重要人事任免事项，由中央任命或批准。
　　在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中央领导和依法办事。而古代的军阀割据(近代的军阀也一样)，军阀就是草头王、土皇帝，我行我素，说什么算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既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法制精神，怎么能说得上地方自治？连藩属制度也够不上。因为藩属制度还要承认宗主国或中央政府的权威，还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重要的事情还要和宗主国或中央政府沟通。军阀连这些也是办不到的。
　　20 桥瑁没有发矫诏
　　“联军成立这事，《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发起的，谓之‘发矫诏诸镇应曹公’，怕是抬举了曹操。曹操当时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发矫诏的事确实有，但那是东郡太守桥瑁干的，与曹操无关。”(《品三国》42—43页)我查遍了《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以及《资治通鉴》等有关史书，并没有发现桥瑁发矫诏之事，只见到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这件事，大概易中天指的就是这件事吧？这事见《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英雄记》：“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陈述董卓的罪恶)，云见逼迫(说是受了董卓的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希望各州郡能发来义兵)，解国患难。”
　　易书在45页也提到了这件事，但没有说这就是所谓“矫诏”。不过，除了这一条资料外，似乎也不会再有别的资料了。
　　“矫诏”是假传皇帝的诏书、圣旨；而“诈作京师三公移书”是假冒京师中三公的文书，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岂能随便混淆？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诏书具有无上的权威(当然在三国那样乱世里，要大打折扣)，其它任何文件都不能称为诏书，其权威是不能和它比拟的。矫诏的罪过很大，甚至可以有灭门之罪，所以桥瑁斗着胆子，也只能“诈作京师三公移书”，还没敢发矫诏欺骗各州郡。
　　21 袁绍在何处诛杀宦官？
　　“何进被谋杀后，袁绍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太监，看见不长胡子就一刀砍将过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裤子，‘验明正身’……弄得人心惶惶。”(《品三国》44页)袁绍是在什么地方诛杀宦官的？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是在京城里杀的。皇宫区以外称为京城，为百姓和商贾聚居之处。那就是说：袁绍杀宦官，不是在皇宫杀的，而是率兵跑到京城的大街上去了。大街上行人很多，其中不长胡须的男人不在少数。除了年轻人，成年人也有不长胡须的，现在北方人称为“老公嘴”。如果官兵来到大街上，以有无胡须为标准一路杀下去，那就不知道要误杀多少人；而且也会出现争着脱裤子，亮出镇家之宝的壮观场面，岂非成为千古奇闻！再者说：宦官都在皇宫里，你杀宦官跑到大街上来干什么！
　　从《三国志8226;袁绍传》来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在哪里杀的宦官，但按照情理来推论，那肯定是在宫中，不可能在京城的大街上。而《后汉书8226;何进传》却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扑宦官，无少长皆杀之。”
　　可见，并不是在京城，而是在宫中杀的。《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同，当是取材于《后汉书》。
　　22 屯田制表述五误
　　“曹操在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接受谋士们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制。当时，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就将其收归地方政府，一部分交给军士和黄巾降卒耕种，名为军屯；一部分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名为民屯；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这就叫‘屯田’。所谓‘屯’，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品三国》47页）
　　易书关于曹操屯田制的表述，上引之不到200字的文字，错误就有五处。现在根据《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通典》，《晋书》的有关记载，纠谬如下：
　　第一，易书说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搞屯田制，分为军屯和民屯。实则先搞的是民屯，军屯则是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曹操为魏王后，由军司马司马懿提出而实行的，前后相差了二十年。
　　第二，易书说：曹操将无主土地“收归地方政府”，用来屯田，这种表述是错误的。曹操在实行屯田制时，自上而下地设立了一套典农机构，类似今之农恳系统。最高的领导机构是中央的大司农；郡里设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县里设典农都尉；以下是基层的生产单位屯司马，每个屯司马辖屯田客50人。屯田机构独立于郡、县行政系统之外，农官和郡守、县令不相统属，屯田客也不编入地方的户籍，不归地方官管辖。所以这些无主的荒地，不可能“收归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收归典农机构管理。
　　第三，易书说屯田的“耕作方式集体化”，这也是不对的。屯田客并不是集体耕种，而是每一家都从屯田机构租来一定数量的土地，由一家一户分散耕种，与原来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什么区别，收成后给屯田机构交纳地租。开始是“计牛输谷”，就是按照屯田客租赁官牛的头数纳租。后来改为按亩数和产量纳租，变成分成租。实际上，他们的身分是国家的佃客(佃户)。
　　第四，易书说：耕牛和农具由政府提供，也是不确的。屯田客可以租赁屯田机构的牛，也可以用自己的私牛。改成分成租后，使用官牛的，按官六民四的比例分成；使用私牛的，则是对半分成。
　　第五，易书说屯田“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个表述也是不确切的。古今情势不同，有些事情很难比附。如果一定要勉强比附的话，那么我看：当时的“军屯”，可以比做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而民屯则有点像北大荒那种大型的国营农场(原来是集体耕种，现在也转为分户承包)。因为前者是军事性的“且耕且守”，一旦有战争，就可以拉出去作战。而后者虽然也是重要的兵源，青壮的屯田客也是后备的军事力量，而且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军事化色彩，但他们毕竟不是军人而是农民，他们的基本任务是生产粮食而不是卫戍或作战。
　　23 韩馥不是被袁绍干掉的
　　“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兗州刺史刘岱杀了
　　东郡太守桥瑁，后是渤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再是袁绍和袁术两兄弟互相拆台。”(《品三国》48页)
　　在这段文字中，有关韩馥之死的表述是不确切的。
　　据《后汉书8226;韩馥传》：韩馥原为冀州牧。初平二年(公元191)，时任渤海太守又是关东联军盟主的袁绍，施用阴谋诡计，胁迫韩馥让出了冀州，自领冀州牧。以韩馥为奋威将军，只给了他一个空头衔，手下既没有一兵一卒，也不给他配置官属。韩馥在冀州呆得又憋气，又窝火，便离开了冀州，到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去投靠陈留太守张邈。临行前，袁绍会聚百官，在邺县的南门外为韩馥摆酒饯行，并派出一支骑兵，护送韩馥及其家属。张邈与韩馥有旧交，对韩馥到来甚表欢迎，对他的全家做了妥善安置。
　　过了一些日子，袁绍有公务去会见张邈，恰巧韩馥也在座。袁绍和张邈商议一件军机秘事，互相耳语了几句。韩馥起了疑心，以为他二人想要除掉自己，便托称更衣(上厕所)，在厕所里以书刀自杀了。书刀是一种小刀，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纸，仍然常常在竹木简上写字，如书写有误，便用书刀刮去，然后改写。所以官员和士人都随身带着这种东西。
　　从韩馥之死的整个过程来看，是与袁绍有关的。你不夺了人家的冀州，几乎把人家逼到绝路上去，人家也不会死。但袁绍并没有杀韩馥之心，也没有那个必要，韩馥是由于自己起疑心而自杀的，并不是被袁绍“干掉的”。从法理上来讲：韩馥丢掉冀州，罪在袁绍，在因果关系上有必然联系；而韩馥之死，则与袁绍没有必然联系。
　　令人不解的是：易书在54页竟又冒出这么一段话来：
　　“韩馥让出冀州后，始终在惊恐中度日，最后自杀在厕所里。”
　　那么，韩馥是怎么死的呢？是自杀的呢？还是被袁绍“干掉”的呢？为什么前后的表述如此矛盾？
　　24 董卓军队便装出城？
　　“董卓这个人，野蛮归野蛮，却也狡猾。据《三国志8226;董卓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董卓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董卓怕镇不住，就让他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大张旗鼓地进来，一连四五天，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品三国》52页)这段表述是否与《九州春秋》原著的意思相符呢？我们就来对照一下：“《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大张旗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对外张扬说：西北兵又进入洛阳来了。)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对照之下，我们发现：所谓“让他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的内容，原文是没有的。古代物质条件匮乏，汉末三国时期尤甚，让三千士兵都换上便装是有困难的。为了掩人耳目，只能在夜间偃旗息鼓，从四个城门分散出城，如此而已。
　　25 玉印何来？
　　“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魏书》，为了说服曹操，袁绍还在‘促膝谈心’的时候，悄悄出示了一颗玉玺(大约是袁绍私刻的)，意思是说你看天命在此了。……于是曹操就大笑着说：我可不听你的，我就不听你的！但在暗地里，在心里面，而且就在这一天，曹操已经把袁绍认定为背叛国家的奸贼，一个厚颜无耻的窃国大盗，列入了必须予以消灭的黑名单(益不直绍，图诛灭之)。”(《品三国》54—55页)
　　按《三国志8226;武帝纪》的原文，本来是说袁绍得了一枚“玉印”，易中天却改为“玉玺”。印和玺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有帝王的印才能称为玺，而印的范围却非常广，官员和百姓的印章都可以称为印。
　　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单说这玉印，是从何而来呢？原文没有说，易中天却加上一句：“大约是袁绍私刻的”。当然，他不可能有什么证据，这只能是他的一个猜测而已。
　　清人赵一清却另有一说。他根据《后汉书8226;徐璆传注》，说这枚玉玺就是孙坚所得的传国玺，是孙坚死后袁术从他妻子那里抢过来的。举着玉玺给曹操看，是袁术的事，《三国志》错写成袁绍了，弟弟的事当成了哥哥的事，这是“陈承祚(陈寿)之疏也。”(《三国志注补》卷一)
　　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而且赵一清也混淆了印与玺的区别，原文说的是印，而不是玺。
　　那么，这颗玉印，是袁绍私刻的呢？或者就是那颗传国玺呢？还是另有来历呢？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已经无从论定了。疑者缺之，不求强解，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妄自猜测为好。
　　26 二袁高下辨
　　“其实袁术用不着看不起袁绍，他们这哥俩实在是半斤八两，其共同特点，是出身高贵，自命不凡，又愚蠢透顶，而且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蠢。”(《品三国》55页)这里需要向年轻的读者解释一下“半斤八两”的问题。我国旧式的秤是十六两一斤，八两就是半斤，所以半斤和八两是一样的。这种秤现在在华北的一些偏僻地区还没有完全绝迹。
　　袁绍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他也有过自己的辉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不再重复。袁绍比袁术强得多，他俩不是半斤八两，如果袁绍是半斤，袁术连四两也不够。
　　易书在这段话的前面，还有一段话：“事实上，袁绍虽然是庶出，甚至可能是婢女所生，但他的素质却比嫡出的袁术好，在政界的威望也比袁术高，人缘自然也好得多。”(《品三国》55页)这不又是以易中天自己之矛，攻易中天自己之盾吗？怎么刚刚说过就自食其言？看见绿灯刚一迈步，怎么就立刻变成了红灯？我们只能说：匪夷所思也！
　　27 袁术让什么？
　　“到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夏天，走投无路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那传国玉玺让给袁绍……可是，就连这个想法，袁术也不能如愿，因为曹操已派刘备在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截击，单等他送死。袁术没有办法，只好又掉头回淮南。逃到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当了三年半的皇帝，而且还是假的，没人承认。”(《品三国》57页)现在的问题是：袁术要去找袁绍，向他让什么？易中天说“决定把那传国玉玺让给袁绍”，这与史书的记载是不符的。史书说是要让帝号。《三国志8226;袁术传》说：“将归帝号于绍，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道死。”
　　《三国志8226;袁术传》裴注引《魏书》说：“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絜(天子是受人摆布的傀儡)，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分裂国家疆土)，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兵力强大的才能兼并别人)。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加以袁氏受天命应该称帝，祥瑞的征兆非常明显)。今君拥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论强大和德高望重，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曹操想要扶助衰弱的汉朝，拯救快要灭亡的朝廷，怎么能办得到呢？)”这大约是袁术的让位诏书的节录，从这里也只能看出让的是帝号，并没有涉及到转让传国玺的问题。
　　袁术北上未成，中途死去。如果袁术的设想能够实现，他在让帝号的同时，还应该让出皇帝的御玺。如果传国玺还在他的手里，也许会一并让给袁绍。但最重要的还是让帝号，所以我们在史书中还没有看到让传国玺的明确说法。
　　28 貂蝉的来历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发动宫廷政变，谋杀了董卓。这件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说是王允施了美人计和离间计。这当然是小说家言，貂蝉这个人也是元代的戏剧家编出来的。元代杂剧《连环计》说：貂蝉姓任，是任昂的女儿，名叫红昌，因为在宫里管貂蝉冠，所以叫貂蝉。”(《品三国》62页)
　　易中天断言：“貂蝉是元代戏剧家编出来的”，此说不妥。我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 貂蝉的名字虽然不见《后汉书》和《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诸书，但她的原型是存在的。《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说：董卓有一个侍婢(又作傅婢，就是陪房丫环)与吕布私通，吕布“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是他杀董卓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件事易书中也提到了。
　　第二，有一部叫做《汉书通志》的佚书，其中有一条记载说：“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刁蝉，就是貂蝉，古代刁、貂二字通用，刁、貂为一姓。《通志8226;氏族略》说：刁氏，齐大夫竖刁之后。《风俗通》说：齐襄王时有貂勃，貂氏是貂勃之后。
　　总之，貂蝉可能确有其人，根据上面所引佚书的说法，她最初是由曹操献给董卓的。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作者佚名)在原来貂蝉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情节有了许多改动，后来《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又作了进一步的改编，用易中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形象”变成了“文学形象”，尽管情节迭有变化，但董卓、吕布、貂蝉的三角关系以及吕布因此而杀董卓的基本情节并没有改变。总之，貂蝉是有来历的，并不是元代戏剧家凭空编造出来的。
　　29 谁是大将军？
　　据《三国志8226;武帝纪》：建安元年(公元196)，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袁绍很不满意，于是曹操只好把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
　　这事在易书第67页有记载。易书在下面又叙述了建安三年(公元198)的一件事：袁绍让曹操杀死了前太尉杨彪、少府孔融等人，曹操没有照办(见《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易书写道：“不过，袁绍这么一闹，也让曹操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以为你掌握了个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品三国》68页)前面已经申明曹操把大将军之职让给袁绍，怎么过了两年，还说曹操“当了个大将军”？这时究竟谁是大将军？真把人闹胡涂了。
　　30 沮授未曾见利忘义
　　关于对待皇帝的态度问题，易中天认为：曹操方面主张“奉天子”，袁绍方面主张“挟天子”，二者有高下之分，本质不同。其实，这只是易中天的主观想法，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易中天分析了曹操方面的荀彧和袁绍方面的沮授对于皇帝问题的主张，作出结论说：“如果比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说辞，则品位和格调的高下就一目了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在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品三国》73页)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先看一看沮授的说辞：“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三国志8226;袁绍传》)沮授何曾不讲“忠义”？
　　又：当初袁绍出兵时，沮授表示反对。他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灭。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三国志8226;袁绍传》引《献帝传》)短短的30余字，就出现了三个“义”字：一则曰：“谓之义兵”；二则曰：“兵义无敌”；三则曰：“于义则违”。谁说沮授不讲“义”？
　　再有上引之《献帝传》，记载了沮授与郭图、淳于琼的论辩之辞，沮授说：“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
　　沮授所说的“至义”，与荀彧所说的“大义”，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恐怕“至义”比“大义”层次反而更高一些。
　　易中天说沮授强调“大利”，但我们从有关资料中，始终没有发现沮授在什么地方谈过“大利”。他只是谈过“大计”，就是策略方针。再者说：孟子说“王何必曰利”，那是迂腐的观点，哪个政治军事集团不考虑本集团的利益？易中天所说的几个不同版本的《隆中对》，不都是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的吗？无论是曹操集团也好，袁绍集团也好，骨子里都离不开一个“利”字，只是都把“义”挂在口头上罢了。我不认为谈“利”就一定庸俗，谈“义”就一定高尚；我只是较这个真，本来人家沮授未曾见利忘义，你为什么硬给人家扣帽子？尤有甚者，沮授本来说了“今迎朝廷，至义也”这样的话，你却撇着嘴说人家是“轻描淡写”。同样的话，出自荀彧嘴里就是浓墨重彩，出自沮授嘴里就是“轻描淡写”，这公平吗？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应该公允，不能带有任何偏见。
　　31 许8226;许县8226;许都8226;许昌
　　“袁绍集结了十万精锐部队，向许昌方向挺进，而曹操的军队也在两个月前驻扎官渡，一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即将打响。”(《品三国》84页)
　　这段表述，有两处不妥。
　　第一，官渡之战是一场为统一北方而战的战争，赤壁之战是关系到统一全国的战争。曹操在官渡之战取得胜利后，便逐渐在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如果他在赤壁之战中再取得胜利，就可以进而统一全国了。而由于他的失败，便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因而说官渡之战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是不够确切的。把“中国”二字改为“北方”就对了。
　　第二，官渡之战时，还没有许昌这个地名。今河南省许昌市一带，春秋时为许国。秦改置县，即许县。古代称呼某县，在习惯上不冠以县字，只称为许，县令也只称为许令，而不称许县令。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在这里，所以又称为许都。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朝，以洛阳为首都。改许县为许昌，寓有“因许而昌”的意思，从此才有了许昌之名。以洛阳、长安、许昌、谯、邺等五县为五都。
　　因此，说公元199—200年之间，袁绍的军队“向许昌方向挺进”，是错误的。
　　32 曹操为什么迁徙百姓？
　　在官渡之战的序幕—白马之战中，曹操采取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伪攻延津，突袭白马，沦落在曹营的关羽，斩了袁绍的大将颜良，为曹操立了一项大功。然后曹操率兵撤离白马，还迁徙了一批百姓。易书写道：“曹操解救了白马以后，料定袁绍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扑，也一定会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屠城。于是带着白马人民沿着黄河往西走(人们都知道刘备撤退的时候带着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这样的)。”(《品三国》86页)曹操撤退时带着老百姓，易中天的解释是：怕袁绍屠城。果真如此，那曹操的迁徙百姓，就是爱护百姓的人道主义精神了。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此事见于《三国志8226;武帝纪》。原文是：“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
　　原来在古代战争中，如果不能占领这块地盘，往往在撤兵时，强制把老百姓迁到自己的地盘上去，也就是武力移民。当时除了要争夺土地，还要争夺人民，因为人民是兵源、役源和赋税之源，双方都是要争夺的。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己经讲过了。
　　据《三国志8226;蒋济传》：建安十四年(公元209)，也就是官渡之战九年后，扬州别驾蒋济在谯县(今安徽毫州市)会见曹操时，曹操提起了这件事说：“过去我与袁本初对阵官渡，迁徙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和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百姓，百姓没有跑掉，敌人也没敢过来抢夺。我现在想要迁徙淮南的百姓，行吗？”
　　蒋济回答说：“那时候兵弱敌强，不迁移百姓，必然会失掉他们。自从击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拱手服从，威震天下，百姓已经没有其它选择。但百姓怀恋土地，实在不愿意迁徙。如果要迁民，必然会引起不安。”
　　但曹操没有听蒋济的话，还是动手干了。而江淮间的百姓却惊扰不安，都跑到吴国那边去了。后来曹操又见到蒋济，大笑着说：“本来想要百姓避免被吴人抢走，反倒都把他们驱赶到吴国那边去了。”
　　由此可见，那时的军事性的强制迁民，对百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百姓并不拥护这种做法。
　　33 刘备和关羽是君臣，还是兄弟？
　　“就在曹军欢庆胜利的时候，关羽封存了曹操所有的赏赐，留下一封书信，悄悄离开曹营，寻找他那个跑得比兔子还快的哥哥去了。”(《品三国》87页)这段话有受《三国演义》影响的痕迹。说关羽去找刘备是去“找哥哥”，这个观念分明是从“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来的，但那是小说家之言，不可相信。据《三国志8226;关羽传》说：刘备初起时，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在人多集会的场合)侍立终日。”这里所说的“恩若兄弟”，是形容刘备与关、张关系密切，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则是君臣关系的典型写照。《张飞传》上又说“少与关羽共事先主(刘备)，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共事先主”,是说共同做为刘备的部下，事奉刘备；“飞兄事之”，是说张飞把关羽当做兄长来事奉。在社会生活中，把比自己年长的人当做哥哥来看待，称呼某人为“哥哥”、“大哥”，这是古今都有的事，并不一定非得是拜把子兄弟才如此称呼。关羽被东吴人杀害后，魏文帝曹丕诏问群臣：“刘备是否会出兵伐吴，为关羽报仇？”侍中刘晔回答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被杀害，如果刘备不能为他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全始全终了。”(《三国志8226;刘晔传》)在这里，从魏国人看来，刘备和关羽的关系又是“恩犹父子”了。古人有“君臣如父子”的观念，所以这个说法并不值得奇怪；同时也可以反证：刘备和关羽的关系并不是把兄弟，他们的当代人对此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关羽和张飞虽然不是拜把子兄弟，但“飞兄事之”，说明两个人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而刘备和关羽则只能是君臣关系，除了初起时可以没大没小，“恩若兄弟”外，在平生的大部分时间段里，是不能称兄道弟的。
　　关羽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而生年不详。元代有一位学者叫胡琦，考证了关羽的年龄，结论是：他生于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左右，比刘备还大两岁。另外，在清朝康熙年间，关羽的故乡解州(山西运城市)有人在掘井时，掘到了关羽祖墓的墓碑，上面镌刻着关羽的家世。有一个名叫朱旦的官员据此写了一篇《关侯祖墓碑记》，在文中说关羽生于汉延熹三年(公元160)，与胡琦的考证相近。按照这种说法，比刘备大一岁。如果二人以兄弟相称的话，那么刘备反倒是弟弟了。
　　34 烧粮车还是烧粮库？
　　火烧乌巢是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取胜的关键所在，而这又是许攸的一大功劳。许攸在最关键的时刻投归了曹操，向曹操透露了重要的信息，促成了曹操的成功。易书说：“许攸一到曹营，就为曹操出了‘火烧乌巢’的计谋。曹操也当机立断，亲自率领轻骑兵直奔乌巢。乌巢是袁绍的粮库，却没有派重兵把守。曹操化装成袁军，人衔枚，马缚口，趁夜色，抄小路，急行军奇袭乌巢，一把火烧光了袁绍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后勤设备。”(《品三国》89—90页)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乌巢烧的是粮库吗？这里没有重兵把守吗？我们且看有关的记载：《三国志8226;武帝纪》：“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
　　《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许攸曰)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烧)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三国志8226;袁绍传》：“会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运车。……琼宿乌巢，去绍军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候夜潜往攻琼。”
　　这些记载都说得很清楚：袁绍有一万多车辎重，其中主要是粮食，还包括一些其它军用物资，从北方启程，向前线发运。袁绍怕发生闪失，派大将淳于琼等五人率兵一万多人迎接与护送。走到乌巢(今河南封丘西北)，离官渡还有四十里，在那里宿营休息。曹操从许攸那里获得了信息，乘淳于琼戒备不严的机会，出轻兵打败了淳于琼，烧了辎重车。被烧的多为粮食。一则曰：“遣车运谷”；一则曰：“辎重有万余车”；一则曰：“北迎运车”；可见淳于琼等人的任务是护送辎重车，不要让粮食和军用物资受损失，而不是保卫粮库。曹操烧的是以粮食为主的辎重车，而不是粮库。
　　35 一个“粮”字了得！
　　官渡之战，从白马和延津之役算起，一共经过了八个月(公元200年2—10月)，而双方在官渡对峙，就有两个月(8—10月)。双方相持不下，后来曹操方面军粮不继，士卒疲乏，曹操感到有些难以支持，曾一度产生退兵的想法。但到了最后，袁绍却一触而溃，曹操有如摧枯拉朽一般大败袁军。原因在哪里？易书总结说：
　　“刘备开溜，袁绍失了外援；许攸叛逃，袁绍丢了智囊；张郃反水，袁绍折了臂膀。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袁绍大势已去，接下来只能是全军覆没，土崩瓦解。”(《品三国》90页)
　　这些当然都是袁绍溃败的诸因素，但都不是关键之所在。
　　刘备开溜，袁绍失了外援：溜就溜吧，反正他手中并没有多少兵，而且此人尽打自己的小算盘，对袁绍三心二意，有什么大用？易中天说得好：“就像年三十的凉菜，有他过年，没他也过年。”
　　许攸叛逃，袁绍丢了智囊：叛逃就叛逃吧，这智囊就像瞎子戴眼镜，他就是在袁绍身边，袁绍也不听他的，有等于没有，去和留都一样。
　　张郃反水，袁绍折了翅膀：张郃确是好将，失去太可惜了。袁绍在白马之役失去了颜良，延津之役失去了文丑，现在又失去了张郃，当然在军事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但袁绍人多势众，其他将领也足以抵挡一阵，还不至于因此就马上垮台。
　　那么关键之处何在呢？是一个“粮”字，是因为曹操在乌巢烧了袁绍数量庞大的粮食(一万多车辎重，主要是粮食)。没有粮食，军心动摇，斗志陡降，想到也许不久就会饿死，还有什么心思作战？于是便在曹操的凌厉攻势下，一溃而不可收拾了。
　　易书对袁绍溃败原因的分析，恰恰就忽略了，或者说淡化了这个画龙点睛的“粮”字。在叙述火烧乌巢时，说是“一把火烧光了袁绍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后勤设备”，也没有提到“粮”字。当然，“所有的军需物资”应该包括粮食在内，但毕竟对粮食强调得太不够了。
　　许攸叛逃，确是袁绍溃败的关键，但问题不在于“袁绍丢了智囊”，而在于他向曹操提供了粮车到达乌巢的信息，使曹操把快要到达前线的这批救命粮食付之一炬。
　　说一千，道一万，一个“粮”字了得！
　　36 公孙康未设鸿门宴
　　袁绍在官渡之战失败后，退回了冀州，二年后死去。后来曹操又打败了袁绍的儿子，袁绍的两个儿子袁熙和袁尚逃到乌桓部落中去。建安十二年(公元207)，曹操北征乌桓，在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击败了乌桓，二袁逃到辽东太守公孙康那里去，被公孙康杀了，传首于曹操。关于擒拿二袁的过程，易书说：“据《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当时公孙康设下‘鸿门宴’，将袁尚和袁熙一举擒拿。”(《品三国》91页)此说不确。我们先看看《典略》是怎么说的：“(公孙康)乃先置其精勇于厩(马棚)中，然后请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缚之，坐于冻地。”
　　这是袁熙、袁尚到辽东后，初次和公孙康相会时的事。公孙康先在马棚里设下伏兵，然后请二袁进来，二袁一进来，伏兵就出来捆绑了二袁，把他们放到外面的冻地上。《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这件事，说二袁进来之后，“未及坐”就被擒了。(这是本之于《后汉书8226;袁绍传》。)哪来的“鸿门宴”？别管酒菜好坏，“鸿门宴”总该有个宴会作样子，这仅仅是宾主之间的初次相见，屁股还没有坐下，就被捉拿了。
　　37 卞氏是曹操第几任夫人？
　　“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倡家”。”(《品三国》105页)
　　此说不确。据《三国志8226;后妃传》裴注引《魏略》说：
　　“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修。”
　　又：《三国志8226;后妃传》说：
　　“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卞氏)为继室。”
　　根据这两条记载，曹操的第一任夫人是丁夫人，第二任夫人是刘夫人，刘夫人生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字子修，因为她早死，曹昂由丁夫人抚养。后来丁夫人与曹操离异回家，卞氏便被立为正室了。
　　可见，卞氏至少是曹操的第三任夫人，根据记载：在她之上除了丁夫人之外，还有一位刘夫人，至于没有记载的，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又：《三国志8226;武文世王公传》说：
　　“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刘夫人生丰愍王昂，相殇王铄。”
　　把卞皇后排在刘夫人之前，是因为卞氏是皇后，而且是皇帝之母，又是皇太后；早死的刘夫人不过是夫人。这是以尊为序，并不表示卞夫人嫁给曹操比刘夫人还早。
　　38 女官敢让王后请客吗
　　“然而卞夫人出身虽差，人品却非常好，为人处世也很低调。《三国志8226;后妃传》说：曹丕立为太子后，身边的人开玩笑要卞夫人(按：此时已不是夫人，而是王后)请客。卞夫人说：我没把孩子教坏，就心满意足了。”(《品三国》105页)
　　按：《后妃传》的原文是：
　　“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下面是卞氏的话，兹略。)”
　　长御是皇后或王后身边的女官，有左、右长御。这是长御向王后道喜，希望王后能对下人颁发赏赐，而不是要求王后请客。那时等级森严，尊卑有别，女官们谁敢要求王后“请客”？有时她给你一点吃的，那也叫“赐食”，而不能称为请客。就拿现在的官场上来说，虽说上下级间都是同志关系，下属也不敢随便要首长请客啊，你请他还差不多，但那也常不给面子。易书说：这是“身边的人开玩笑”，这提法未免太现代化了，那时女官敢和王后开玩笑吗？没大没小，反了你了！
　　39 德才兼备不是曹操的用人政策
　　关于曹操的用人政策，易中天说：“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品三国》105页)这个概括是错误的。尽管曹操也很赞赏一些德行高尚的臣僚，如说崔琰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三国志8226;崔琰传》)，对毛玠的俭朴、正直加以肯定(《三国志8226;毛玠传》)。但他所公开宣扬的用人政策，强调的却是唯才是举，而不是德才兼备。也不是德才兼备加唯才是举。《三国志8226;武帝纪》记载了两个《求贤令》，所贯彻的都是唯才是举、不问德行的精神。建安十五年(公元210)的令文说：“若必亷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因为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得以称霸，而管仲却不是亷士)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外面穿着粗布衣，胸里怀有美玉一般的才能，却在渭水之滨钓鱼。指西周的姜子牙)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与嫂子私通，接受金钱贿赂，指西汉丞相陈平。是魏无知把他推荐给刘邦的。)二三子(你们几位臣僚)佐我明扬侧陋(帮助我举用出身卑贱之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注意：这里提的是唯才是举，而没有指德才兼备。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十二月乙未的《求贤令》说：“夫有行之士(有行，就是有德)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有道德)，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救助弱小的燕国)。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士人在德行方面有缺陷)，庸可废乎！(怎么能废弃不用呢！)”另外，《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载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的《求贤令》，指出：“负污辱之名(名誉不好)、见笑之行(行为不检点)，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这三份《求贤令》中，强调的都是才，而不是德。偷嫂子、受贿赂、没有德行，不守信用的；行为不检点的，被人见笑的，不仁不孝的，都没有关系，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就可以，哪里有一句话强调道德？何曾说过“德才兼备”？易书对曹操的《求贤令》和唯才是举精神作了充分的介绍和论述；但不知为什么，却说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要知道：二者是矛盾的，要求“兼备”，怎能“唯才”？要求“唯才”，如何“兼备”？这不又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
　　40 不是“猫论”是“狗论”
　　“《魏略》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曹操有个老乡叫丁裴，爱贪小便宜，居然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瘦牛换公家的一头肥牛，结果被罢了官。曹操见到他，故意问：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里去了？丁裴也嘻皮笑脸地说：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对随从说：毛玠多次要我重罚丁裴，我说丁裴就像会抓老鼠又偷东西的猫，留着还是有用的。此事如果属实，大约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猫论’了。(《品三国》107页)
　　这个故事见于《三国志8226;曹爽传》裴注引《魏略》。按照原文，所谓“会抓老鼠又偷东西的猫”，应为“有盗狗而善扑鼠”，说的是狗，而不是猫。是偷嘴吃而又善于抓耗子的狗。此事如果属实，大约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狗论”了。“不管是黑狗白狗，还是偷嘴的狗，抓住耗子是好狗。”但这样一来，“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谚语便不成立了。
　　41 吕布被俘后的表现如何？
　　“据《三国志8226;吕布传》和《后汉书8226;吕布传》，当时在白门楼下，吕布虽然做了俘虏，却意气风发。他兴高采烈地对曹操说：好了，过去的事都了结了，天下也安定了……”(《品三国》108页)
　　被缚后的吕布是个什么德性？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易中天用“意气风发”、“兴高采烈”来形容被紧紧捆绑着的吕布，总使人觉得太离谱了，哪有当了俘虏还像得了什么金奖或头彩那么高兴的？别说吕布是个小人，就是文天祥、史可法那样的民族英雄，被俘后也只能用“大义凛然”或“浩然正气”来形容，也不能用“意气风发”和“兴高采烈”来形容啊。古书行文朴直，往往对人的情绪、神态没有多少描写。但我们从《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裴注所引的杂史《英雄记》、《献帝春秋》等书的记载中，通过吕布与曹操、刘备的对话，对他被俘后的情绪、神态，还可以略见一斑。
　　吕布一见曹操，首先说：“捆绑得太紧了，能不能松一下？”曹操说“捆绑老虎不能不紧啊。”吕布接下来又和曹操套近乎，问曹操：“明公怎么瘦了？”曹操说：“我所以瘦，是因为不能早日和你相知啊！”吕布一听有门儿，便说：“明公的忧患，不过是我吕布。如今我已经降服了，天下就不足忧了。明公率领步兵，命我率领骑兵，天下是满可以平定的。”他知道曹操重视人才，正在千方百计地搜罗人才，所以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活命的一个突破口。曹操果然有些被打动了，出现了犹豫不决的表情。吕布又向刘备哀告说“玄德：你是坐上客，我是阶下囚，你不能替我求求情吗？”不料刘备却帮了倒忙，对曹操说：“明公不见吕布是怎么事奉丁建阳和董太师的吗？”这话提醒了曹操，终于缢杀了吕布。
　　从整个对话过程来看，吕布表现得一点骨气也没有，和陈宫的刚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意气风发”和“兴高采烈”，感受到的只是一付摇尾乞怜的奴才相。是临死前的挣扎，是毁灭时的无奈和悲哀。
　　42 谁说刘备没有消灭一个军阀？
　　“刘备还没有像样的战功。……事实上，诸侯混战的时候，没有一个军阀是被他消灭的。”(《品三国》125页)
　　这说的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刘备离开曹操重返徐州的时候。至此为止，刘备确实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战功，但若说没有消灭过一个军阀，那就错了。李傕的余部杨奉，就是被他消灭的。
　　兴平二年(公元195)，献帝被李傕所控制。杨奉叛变了李傕，与原白波军(黄巾余部)将领韩暹共同护送车驾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第二年又把车驾迁到洛阳，然后自己率兵屯驻在梁县(今河南汝阳临汝镇东)。曹操把献帝从洛阳迁到许县时，以瞒天过海之计骗过了杨奉，曹操又出兵进攻梁县，杨奉战败，南投袁术，后来又背叛袁术，与吕布结盟。军队在吕布那里吃不饱，又和刘备联系，要共同攻击吕布，刘备假意答应，诱其前来，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三国志8226;先主传》、《董卓传》都有记载。《董卓传》裴注引《英雄记》说：
　　“备诱奉与相见，因于坐上杀之。”
　　《资治通鉴》也有记载：
　　“备请奉入城，饮食未半，因于坐上执之。”
　　看来刘备是设了“鸿门宴”。
　　这时刘备被吕布打败了，正屯兵沛郡的郡治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与曹操联合，准备进攻吕布。杀杨奉是他献给曹操的一件重要礼物。
　　当然，杨奉不算是一个太大的军阀，但毕竟也是军阀啊。怎能说刘备到这时还没有消灭过一个军阀呢？
　　43 关羽“千里走单骑”，史无其事
　　“关羽和张飞，可都是当时一等一的人才。而刘备呢？不但一无所有，而且半生坎坷，很长时间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这两个人却一直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忠贞不渝，至死不悔，关羽甚至还来了个‘千里走单骑’。”(《品三国》127—128页)美髯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一直脍炙人口，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也是戏曲、曲艺、年画、寺庙壁画中常见的题材。这个故事见于《三国演义》，其情节有的出自《三国志平话》，有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改编与虚构，并无史实根据。元杂剧有无名氏的《霸陵桥曹操赐袍》一剧，亦名《关云长千里独行》，可能也为《三国演义》所借鉴。
　　关于关羽离开曹营，投归刘备的时间与地点，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
　　据《三国志8226;先主传》说：建安五年（公元200），曹操正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军刘辟等叛变曹操、应袁绍，袁绍派刘备率军到汝南郡（治所在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与刘辟等会合，在许都以南开辟了第二战场，对曹操形成了南北夹击的形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关羽亡归先主”。《三国演义》就是采用了这个说法，演绎了一出生动曲折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戏剧来。但《关羽传》却有不同的说法，说是关羽斩颜良以后，“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就是说：关羽不是长途跋涉，到汝南去找刘备，而是就近到袁军中去找刘备的。那么，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呢？《三国志8226;武帝纪》说得非常清楚：“夏四月……公（曹操）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关羽亡归刘备。”
　　两相对比之下，还是这种说法比较合乎情理的。当时曹操屯兵官渡，袁绍屯兵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两军隔河遥相对峙，相距不远，是关羽投归刘备的最近距离和最佳时机，他是不会错过这个时机而舍近求远的。那么，关羽既是在官渡前线就近投归了刘备，并没有跋涉千里，当然也就无须过关斩将了。从时间上来说：关羽到阳武投归刘备是在四月，刘备下汝南是在八月，二者相差了四个月。
　　《三国演义》说被斩的六将是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植和秦琪，而这几个人都不见史书记载，连名字也是虚构的。他们的出场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挨关老爷一刀。
　　44 “宜早为之所”应作何解？
　　刘备被吕布打败，离开徐州，来投曹操，有人主张应该杀了刘备，郭嘉说杀不得；曹操派刘备到徐州去截击袁术，郭嘉又说放不得。那么，既不能杀，也不能放，曹操应该怎么办呢？郭嘉的主张是“宜早为之所”。（见《三国志8226;郭嘉传》裴注引《傅子》）。易中天说：
　　“所谓‘宜早为之所’，只不过是要早作安排，未必就是要杀了刘备。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周泽雄先生的观点。周泽雄认为：郭嘉的意见，是既不能杀，也不能放。怎么办？软禁”（《品三国》138页）
　　但我认为：软禁也未必符合原意。人家来投奔你，你把人家软禁起来，形同囚徒，还不如给他一刀，反而更痛快一些。其实，所谓“早为之所”，就是早日予以适当的安排。怎么安排呢？言外之意，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叫做“控制使用”。你可以给他很高的头衔：太傅、侍中、将军等。开会时可以高高在上，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人讲话时，先提一句：“今天参加会议的有太傅刘公”。什么国宴啊、开幕式啊、剪彩啊、颁奖大会啊，凡是风光的事都少不了他，每月拿俸禄也不少，房子也是花园别墅式的，就是没有兵权，也没有任何实权，远离机要之地，什么工作会议也不请他参加。出国没有指标，出行要派专人率兵“护送”。遇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谋略问题，可以向他咨询几句，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我，本来就没指望你能做多大的贡献。
　　郭嘉是个聪明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算盘却打错了。刘备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岂能永远作他人的政治花瓶？早晚他会找机会冲出樊笼，龙归大海虎归山的。
　　45 隆中怎么会有襄阳、南阳之争？(1)
　　“诸葛玄去世后，诸葛亮便‘躬耕垄亩’于隆中。隆中这个地方，一直有襄阳、南阳之争。据说清代有个名叫顾嘉衡的，是襄阳人，却被派到南阳做知府。于是南阳人就让这个身为南阳知府的襄阳人表态，说清楚隆中到底在襄阳还是在南阳。顾大人两边都不能得罪，没有办法，只好撰得一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算是摆平了这场官司。”(《品三国》139页)隆中，因为在隆山之中而得名，距离襄阳城西20里，现在在湖北襄樊市市区内。隆中在襄阳附近，古人并没有什么异议，这是客观事实，大山就在那里屹立着，谁也没有办法把这座大山搬到南阳去。这有什么可争的！从一开始，由于易中天理解的错误，就把大前提搞错了。事实上，争的不是隆中在襄阳还是在南阳，而是诸葛亮的隐居躬耕之地在哪里？是在襄阳附近的隆中呢？还是在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市)的卧龙岗？(卧龙岗在县西南七里，今在南阳市区内)。
　　这个争论的出现，一是因为古书的记载具有模糊性，二是因为两地都以诸葛亮隐居于自己家乡为荣。大约争论从元代便开始了，一直相持不下。我们简单谈论一下争论的焦点。
　　《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先是写道：“(诸葛)玄卒，亮躬耕陇亩。”后来写到刘备三顾茅庐，也只是写“由是先主遂诣(拜访)亮，凡三往，乃见。”并没有明确指出诸葛亮的茅庐在什么地方。后人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在当时南阳郡治宛县的卧龙岗。这主要是根据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现在南阳卧龙岗有诸葛草庐，武侯祠等游览胜地。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在明代以前的正史中，从来没见过南阳卧龙岗的记载，这个地名最初见于清朝编写的《明史8226;地理志》，是后起的地名。至于南阳武侯祠等众多的古迹，不过是附会性和纪念性的建筑，不足为凭。诸葛亮的隐居躬耕之地应该在襄阳城西的隆中。这是根据晋人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该书记载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裴注引)持这个说法的人们认为：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邓县(今湖北襄樊北)管辖，诸葛亮自称“躬耕于南阳”，是泛指郡名说的。当时南阳郡管辖的二十多个县，都可以泛称为南阳。正如今天河北省所辖各市县的人，都可以自称为河北人；黑龙江省所辖各市县的人，都可以泛称黑龙江人一样。
　　在前些年，国内学术界曾集会对此事展开过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习凿齿的说法是可靠的，诸葛亮的隐居躬耕之地应该在隆中，基本上已成为定论。不料现在易中天竟又冒出了一个新问题：隆中在什么地方？是在襄阳呢？还是在南阳呢？问题实在提得稀奇古怪！如果带着这个问题，来体会顾嘉衡当年那付和稀泥的对联，仿佛那位顾大人是在说：“隆中在哪里，我也搞不清，反正诸葛亮名高天下，这就够了，至于隆中在襄阳，还是在南阳，我也糊涂着呢！”这叫什么话！若是这类故事积累多了，倒可以编一部现代版的《笑林广记》了。
　　易中天接下来在下面又说：“其实隆中地理位置在襄阳城外二十里，行政区域却属于南阳郡的邓县，所以说襄阳、南阳都对。何况当时襄阳、南阳都属于荆州，也原本就没有问题。”(《品三国》139—140页)这段话，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说隆中在襄阳、南阳都对。隆中在襄阳城外，所以说隆中在襄阳是对的；隆中属于邓县，而邓县是属于南阳郡的，所以说隆中在南阳也对。但我要再一次提醒易先生：你的脑筋还没有转过弯来，问题的大前提不对，不是问隆中这个地方在襄阳还是在南阳，问的是：诸葛亮的隐居躬耕之地是在襄阳以西的隆中呢？还是在南阳郡治宛县(今南阳市)的卧龙岗呢？诸葛亮没有分身法，在隆中就不能在宛县，在宛县就不能在隆中，怎么能说“都对”呢？
　　第二个层次，就更匪夷所思了。同在荆州，就不必弄清楚在哪里，而是“都对”吗？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都在荆州，你不加分析，说陆逊烧的是曹操的连营，周瑜烧的是刘备的战船，那行吗？
　　46 未闻隐居的诸葛亮，与高官有交往
　　“诸葛亮当时虽然隐居草庐高卧隆中，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他有关系或者交往的，不是高官，就是名士。”(《品三国》142页)说诸葛亮的草庐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一定太确切；因为诸葛亮和《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所处的环境不同，刘禹锡是官僚士大夫，所接触的都是官场中人或文人墨客，可以“往来无白丁”；而诸葛亮是“躬耕垄亩”，处在山村的环境，难免会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
　　诸葛亮常与名士交往，那是载于史册的。庞德公，司马徽(德操)、黄承彦，不都是名士吗？但说他与高官交往，却没有什么佐证。在《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以及裴注所引各书中所谈到的和诸葛亮常常往来的人士中，除了上述三位名士外，还有徐庶、庞统、石韬(广元)、崔州平、孟建(公威)等等，这里并没有一个人是高官。古代等级制度森严，高官有高官的架子，怎能到深山的草庐中来拜访诸葛亮？如果那里有高官常来常往，刘备的三顾茅庐便不稀奇了，也不会成为千古佳话了。那么，诸葛亮是不是常到高官的家中去造访呢？凭他的思想和气度，他也不会这样。如果诸葛亮在未出茅庐前，就常常巴结高官，趋炎附势，还谈得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吗？
　　47 刘备的形象比曹操好吗？
　　“刘备七尺五寸(合一米七二点五)的身高，两耳垂肩，手长过膝(《三国志》的说法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的形象，也比曹操好。这在当时，都算优势。”(《品三国》145页)
　　刘备的这个形象，见于《三国志8226;先主传》的记载。陈寿写作的目的，是说刘备的形象与众不同，是帝王之相。既是帝王，一切都应该特殊，相貌也是越奇特越好。但这种形象，其实是有点对不起观众的。论个头，一米七十多，平平无奇。论肢体，垂手过膝，像黑猩猩和长臂猿一样，很难看。论五官，耳朵大得出奇，自己能看到自己的耳朵，大概有点猪八戒式的，也很不雅观。另外，据《三国志8226;周群传》披露说：“先主无须”，是个“老公嘴”。古人很重视胡须，认为这是阳刚之美。《三国志8226;关羽传》说：关羽“美须髯”，到了《三国演义》就有了“美髯公”的雅号。而刘备没有胡须，作为一个男人，就逊色不少。现在，我们就总结一下刘备的形象：个头中等，两条胳膊特长，和长臂猿差不多，忽扇着两只猪八戒式的大耳朵，嘴巴光光的，不像帝王，倒像个太监，没有男人气质。如果当年袁绍的士兵杀宦官遇到了他，没准会给他一刀。而且“喜怒不形于色”，脸上毫无表情，像木雕泥塑一样。
　　至于曹操的形象，史书中没有什么记载。《世说新语8226;容止篇》注引《魏氏春秋》，说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就是说：他个子短小，却精神焕发，透着精明能干的气质，并没有刘备那种奇特之相。除了个子矮一些之外，其它方面应该比刘备顺眼。
　　怎么能说刘备的形象比曹操好呢？
　　48 “集体推荐”说质疑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高卧隆中的诸葛亮，这是刘备集团的一件大事。但事先是谁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呢？《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说是徐庶；裴注引《襄阳记》说是司马德操(司马徽)。但这并不矛盾，一般认为应该是司马徽在前，徐庶在后，徐庶推荐后，刘备便付之于行动，“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顾茅庐的故事，便这样发生了。
　　易中天也介绍了司马徽和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之事，但他又忽发奇想说：
　　“这应该看做荆州士人集团的集体推荐。”(《品三国》153页)
　　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画好了蛇多加几笔便是“添足”，易中天多加了这一句，就荒腔走板了。
　　当时群雄角逐，天下很不太平，在一个时期里，荆州却比较安定。刘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三国志8226;刘表传》裴注引《英雄记》)。所以荆州士人甚多，学风也盛。但这些士人们如同一盘散沙，并没有“士人协会”、“士人联合会”(或“联谊会”)之类的组织，也不存在一个有形的“士人集团”，怎么能集体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怎么酝酿的？怎么决定的？司马徽推荐就是司马徽推荐；徐庶推荐就是徐庶推荐；并不等于是“集体推荐”，也不能“看成是集体推荐”。
　　当然，诸葛亮那里是有一个小圈子的，见于著录的有那么七八个人。退一步说：是不是这个小圈子的集体推荐呢？看来也不是。司马徽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是因为刘备前来拜访，向他询问“世事”，他才乘机介绍了伏龙、凤雏。徐庶的推荐是因为徐庶已经到刘备那里去做事，在上班的时间向刘备推荐的，也都不算是小圈子的集体推荐。
　　49 赤壁战前的刘备“身无分文”吗？
　　易书在第十七集《隆中对策》中，说刘备这时“身无分文，要啥没啥。”(《品三国》158页)那么，当时屯兵新野的刘备，果真困窘到这个程度吗？
　　诚然，这时刘备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只能寄寓在刘表处，为人家看守北大门。若说刘备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对的，但不等于像叫花子一样“身无分文，要啥没啥”。
　　那么，刘备都有什么家当呢？
　　第一，有兵。据《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记载：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到柴桑见孙权，对孙权说：“豫州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这是在溃败以后收集残兵还有一万人，那么战前会更多的。
　　第二，有粮食和军资。这么多的兵，当然不能喝西北风生活，也不能没有盔甲和武器、车、船等。据《三国志8226;先主传》说：从当阳撤退时，有“辎重数千辆”(辎重车是装载粮食和军用物资的)，关羽的水军“乘船数百艘”。这时刘琮的部下和很多荆州人跟着他走，刘备会新得到许多物资，但也应该有一部分是老本儿。
　　第三，有一批文臣武将。如关羽、张飞、赵云、麋竺、麋芳、孙乾、简雍……等等，有了一个基本的干部队伍。
　　当然，这时刘备的力量，比起曹操、刘表、孙权来，是薄弱的，但也不能说“身无分文，要啥没啥”啊。如果是那样，诸葛亮所投靠的，岂非是一个“皮包公司”吗？再者说，如果一点军事力量也没有，怎么能和孙权联手共同打败曹操呢。
　　50 太史慈不是刘繇的部下
　　“孙策的大气和聪明使他英气逼人，充满人格魅力，也使他和其他英雄惺惺相惜，比如刘繇的部将太史慈。有一次孙策和太史慈狭路相逢，两个人短兵相接，搏斗中孙策抢到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太史慈也抢到了孙策的头盔，最后不分胜负。”(《品三国》167页)易书关于太史慈事的这段叙述，有错误。据《三国志8226;太史慈传》说：“扬州刺史刘繇与慈同郡，慈自辽东还，未与相见，暂渡江到曲阿见繇，未去，会孙策至。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耶？’但使慈侦视轻重。”
　　这是说：太史慈和刘繇都是东莱郡人，二人是同郡的老乡。(东莱郡治掖县今山东莱州)。)太史慈到曲阿(今江苏丹阳)去看望刘繇，在那里做客的期间赶上孙策率兵来进攻。有人劝刘繇任命太史慈为大将军，刘繇觉得太史慈年轻，怕用这样的人作大将军会让善于品评人物的许劭(字子将)见笑。只是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出城去侦察一下敌情。
　　可见，这时太史慈只是在刘繇那里作客，并不是他的部将，出城侦察敌情，是属于帮忙性质。
　　易书说：“最后不分胜负”，表述也不确切。按照《太史慈传》的说法：太史慈出城时只带一名骑兵，孙策带了十三骑，双方的部队都没有到，二人扭打在一起，不可开交时，“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就是说，正赶上两家的部队都开到了，便把他二人冲开了，并不是二人打到最后还不分胜负。
　　51 关于孙策杀人的矛盾说法
　　易书在第十八集《江东基业》中，比较项羽和孙策说：“孙策对人比项羽好，他的军纪也比项羽好，不像项羽，所到之处，不是烧宫殿、坑降卒，就是屠城池，杀无辜。”(《品三国》168页)但接下来又说：“不过孙策也有与项羽同样的毛病，那就是意气用事，喜欢杀人，而且说杀就杀。”(《品三国》169页)下面还说：“我们实在要庆幸孙策没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否则，他杀的人恐怕比曹操还多。”(《品三国》170页)这就使我们胡涂了。易中天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孙策到底是好杀人，还是不好杀人？头一段话，说孙策不像项羽那样“杀无辜”。第二段话，又说和项羽的毛病一样，喜欢杀人。第三段话，又加重了语气，说孙策一旦得手，比曹操杀人还多。
　　真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不知所云。其实，易中天说：“孙策对人比项羽好，他的军纪也比项羽好”，这是对的；说他好杀人，也是对的。在古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别管是英雄也好，枭雄也罢，哪一个不杀人？令我困惑的不在于孙策杀人不杀人，而在于易中天前后论断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欠通。
　　52 刘表有几个儿子？
　　“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琦，次子叫刘琮。”(《品三国》178页)其实，刘表不止有两个儿子，见于记载的还有一个刘修。据《三国志8226;陈思王传》裴注引挚虞《文章志》说：“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东安郡治在今山东沂水西南)。著诗、赋、颂六篇。”
　　这个刘修还好批评别人的文章。曹植在给杨修的信中说：“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音挤直)利病。(刘季绪的文才赶不上作者，却好毁谤别人的文章，批评其得失。)”杨修给曹植回信说：“季绪琐琐，何足以云。”(刘修絮絮叨叨，不值得去理他。)看来这个刘修是刘表的小儿子，比刘琮还要小，所以没有介入刘琦和刘琮争夺嗣位的斗争。后来长大后在魏国做了官。
　　这样，刘表最少有三个儿子。
　　53 张飞“长坂坡一声吼”，不是实
　　“张飞‘长阪坡一声吼'也是实，但并没有“吼断了桥梁水倒流”，那桥是张飞拆掉的。”(《品三国》186页)
　　“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这是京剧《甘露寺》中乔国老的唱词。不管根据唱词，还是根据史实，张飞“一声吼”之处都是在桥上，而非长坂坡。
　　长坂坡是一个绵延数里，高约百米的一个缓缓的土坡，在湖北当阳市东北35公里处。另外，在今湖北汉口至宜昌公路与远安至当阳公路的交汇处，有一块石碑，上刻“张翼德横矛处”六个大字，据说那里便是张飞据水断桥，横矛大吼的地方。所以张飞并非在“长坂坡一声吼”，而是刘备的军队在长坂坡被打败，撤离到此桥时，由张飞断后，才在桥上来了这么一嗓子，竟成为“千古绝吼”了。
　　这座桥，史书上无名，《三国演义》称为长坂桥，恐怕不实，后人称为“当阳桥”，是因为它在当阳县境内，也未必是原来的桥名。
　　长坂坡原称长坂，并没有那个坡字，因为坂(也写作阪)就是坡的意思，长坂就是长坡的意思。后人称为长坂坡，倒成了“长坡坡”了。至今都约定俗成地这么叫，其实是不通的。
　　54 关羽的水军哪有一万人
　　“但是，刘琦手上，只有一万人马；关羽手上，也只有一万水军。这两万人合起来，能抵挡曹操的泰山压顶吗？”(《品三国》186页)赤壁之战前关羽有多少水军？《三国志8226;先主传》和《关羽传》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易书以及有些书上说关羽有水军一万人，大约是根据《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上诸葛亮对孙权所说的一句话：“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
　　但这话的确切意思是：现在我方的兵力不下一万人，其中包括“战士还者”，就是步兵，骑兵被击溃四散后又回到部队中来的，以及关羽的水军，都是精兵。可见这一万人不单纯是关羽的水军。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加在一起共有五万兵力，其中东吴方面三万人，刘备方面两万人，这两万人包括刘琦的江夏兵一万人，剩下刘备的一万人，如果这一万人全是关羽的水军，那么刘备、张飞、赵云等人岂非全是光杆司令吗？《三国志8226;先主传》《关羽传》都说关羽的水军“乘船数百艘”，以当时刘备集团的实力，不会有太大的舰船，假如是500艘船，每艘船上平均十人，那么就共有水军5000人，另外的5000人，便是步兵与骑兵了。这个估计当然并没有什么史料作根据，但无论如何，关羽手下没有一万水军，是可以论定的。
　　易书在下面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一次说“剩余部队加上关羽的水军，也还有一万人马”(《品三国》194页)，这说法是对的。但下面又说：“关羽在江陵，手上也有一万人”(《品三国》219页)，又把正确变成了谬误。前后矛盾、思路混乱，是易书的一大特点。
　　55 《资治通鉴》不是“正史”
　　“《三国演义》是小说，且不去管它。《资治通鉴》是正史，就不能不讨论了。”(《品三国》190页)在史书的类别方面，“正史”一词原来涵义很广，没有严格的界线。乾隆中期，编辑《四库全书》时，才规定只有经皇帝御定的纪传体史书，才可以称为“正史”。这个观念，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被称作“正史”的史书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在体例方面，必须是纪传体的，而编年体(如《左传》、《资治通鉴》等)、纪事本末体(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未》等)、典制体(如《通典》、《文献通考》等)、就不算“正史”了。二是要经过皇帝批准。这样的“正史”，到清代为止，共有二十四部，称为“二十四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把近人柯绍忞所著的纪传体史书《新元史》纳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
　　本来，“正史”是一个特定的说法，并不表示它比非“正史”(如《资治通鉴》)就一定高明，有些未被纳入“正史”的史书，就一定比“正史”差。但“二十五史”毕竟还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宝库；而且相对来说，要比杂史、野史等要严谨、可靠一些；所以还是不能忽视的。
　　56 田横不是匹夫
　　易书第二十一集《临危受命》，写诸葛亮智激孙权，对孙权说：“如果江东能和中原抗衡，不如及早和曹操一刀两断。如不能，就应该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但孙权却反唇相讥说：“既然如此，你们刘豫州怎么就不投降呢？”易书接下来写道：“诸葛亮却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想当年，齐国壮士田横不过是个匹夫，尚且不肯投降，何况刘豫州！“（《品三国》193页）这话见于《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核对原文，诸葛亮仅仅说：“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并没有说田横是“匹夫”。易书却既称“壮士”，又称“匹夫”。匹夫指平民百姓，而田横却不是平民百姓。他是齐国的贵族，秦末起兵，称齐王。刘邦建立了汉朝，他与部众五百人逃居海岛。刘邦命他到洛阳朝见，他不愿意向汉称臣，在途中自杀。留居海岛的五百人，听到这个消息，也都自杀，史称“田横五百士”。可见田横不是匹夫，诸葛亮称他为壮士，是因为他是一个壮烈的、有血性的男子汉，与社会身份无关。
　　据《三国志8226;程昱传》裴注引《魏略》，程昱与曹操谈话时，就提到了田横之事：“昔田横，齐之世族（贵族），据千里之地，拥百万之众，与诸侯并南面称孤。”这样的人，尽管逃到了海岛，手下还?span class=yqlink>性感59305;烂?奈灏僮呈浚?跄芩闶瞧シ颍?/p>
　　57 刘备的“皇叔”身份于史无据
　　易书里几次提到“刘皇叔”。第十五集说：“刘备为帝王之胄。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今皇上还要叫他一声‘叔’。”（《品三国》144页）第二十一集说：“何况我们这位‘刘皇叔’，可历来就是能屈能伸的。”（《品三国》193页）第二十四集说：“孙权恐怕就会这样说：瑜哥呀，你先打着试试看。打得赢就打，咱捞一把；打不赢就回来，咱不管那‘刘皇叔’的死活了。”（《品三国》214页）在这三处叙述中，第一处明言“皇叔”之说是根据《三国演义》，而第二处、第三处虽然加了引号，却又言之凿凿，大体上是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这就需要澄清一下了。
　　刘备的皇族身份，是见于史书记载的。如《三国志8226;先主传》说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诸葛亮也说他是“帝室之胄”。（《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尽管古代史学家如裴松之、司马光、胡三省等对此有所怀疑，但毕竟是见于史书的明确记载，和刘备同时代的人，大体上也承认。至于他的辈分是否是“皇叔”，则不见史书和谱牒的证实，就只能是小说家之言了。当然，此说并非始于《三国演义》，比《三国演义》成书大约早30-50年的《三国志平话》，就有“刘皇叔”之说。《演义》在此基础上，为了突出刘备的正统地位，便特别强调他的皇叔身份了。
　　58 “始作俑者”的典故，不能这样用
　　在易书第二十二集《力挽狂澜》中，评论鲁肃说：“建议刘备联合孙权的，是鲁肃；说服孙权联合刘备的，也是鲁肃。鲁肃是孙刘联盟的始作俑者，也是孙刘联盟的第一功人。”（《品三国》204页）“始作俑者”，语出《孟子8226;梁惠王上》。引用的是孔子的话，俑，是偶人，古代用木制或陶制的俑来陪葬。孔子反对这种做法，说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开始用俑来陪葬的人，不是要断子绝孙吗！）孔子为什么反对？是因为“象人而用之”（用人的形象作成俑来陪葬）。古代帝王和贵族有的用活人来陪葬，孔子认为这是不人道的，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连用俑来代替，他也反对，认为在骨子里也是不人道的表现。后来用“始作俑者”的典故来比喻第一个做某种坏事和开创某种坏风气的人。是贬义词组，对于做好事的人是不能用的。对于孙刘两家来说，鲁肃首倡孙刘联盟是一件好事，怎能说是“始作俑者”呢！
　　不久以前，台湾的领导人陈某，在讲话中曾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义工们作了很多好事，引起全岛舆论哗然。“罄竹难书”出自《旧唐书.李密传》：“罄（用尽）南山之竹，书罪无穷。”是形容罪行累累，砍尽南山的竹子，也写不完他的罪恶。这个典故只能作贬义用，不能来形容做好事。“始作俑者”的典故和这是一个道理。
　　第四章 古语今言
　　59 周瑜和孙策并非“从小一起长大”
　　“《三国志8226;周瑜传》告诉我们，周瑜是孙策的‘铁哥们’，从小一起长大，而且‘独相友善’，已达到‘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的程度”（《品三国》209页）孙策和周瑜是年轻时的朋友，这不假；但说“从小一起长大”，却是不确切的。
　　孙策是吴郡富春县（今浙江富阳市）人，周瑜是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二地相距遥远，古代交通又不方便，二人“从小”是不可能相识的。《三国志8226;孙破虏讨逆传》和《周瑜传》都说：孙坚初兴义兵，讨董卓，把家属迁徙到舒县，从此孙策才和周瑜相识，而且成为好朋友。孙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周瑜把道南的大宅院给孙策全家住），升堂拜母，有无通共”（《周瑜传》）。这年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孙策和周瑜都是16岁，相当于现在高中生的年龄，二人何曾“从小一起长大”呢？
　　60 赤壁战前，关羽到过江陵吗？
　　“当时刘琦在夏口，手上有一万人；关羽在江陵，手上也有一万人。刘备兵败当阳后，无法再去江陵，遂‘斜趋汉津’（汉津是一个渡口，在今湖北省荆门境内），和前来接应的关羽会合，渡过了沔水，又遇到江夏太守刘琦，一起到了夏口。”（《品三国》219页）
　　这段表述有错误。综合《三国志8226;先主传》、《关羽传》和《鲁肃传》的记载：刘备从樊城渡过汉水后，另派关羽率水军乘船数百艘沿汉水（又称沔水）向江陵方向进发，约定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会师。刘备在当阳之长坂被曹操的轻骑击溃，向江陵的方向退走。途中遇到东吴的鲁肃。鲁肃劝刘备往东吴的方向靠近，以便与东吴结盟，共抗曹操。于是刘备改变撤退路线，斜着向汉津进发，到了汉津，恰好和关羽的水军相遇，渡过了汉水，又遇到刘表的儿子江夏太守刘琦率兵一万余人前来，于是共同到了夏口。
　　易书说关羽在江陵，大约是对《三国志8226;先主传》和《关羽传》的记载解读错了。《先主传》的原文是：
　　“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关羽传》说：
　　“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城将南渡江（汉江，即汉水），别谴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坂，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二传所说的“使会江陵”、“会江陵”，是说派关羽率水军沿汉水（沔水）前进，目的地是江陵，刘备计划与关羽在江陵会师；并不能理解为关羽已经到了江陵。但刘备遇见鲁肃后，改变了计划，不向江陵进发，而是“斜趋汉津”，向夏口的方向退走。“适与羽相会”（《先主传》），“适与羽船相值”（《关羽传》），是说刘备走到汉津，恰恰遇到了关羽的船只。这时关羽正走在路上，便与刘备相会了。于是关羽便不再向江陵前进，率水军与刘备、刘琦等共同到了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北侧）。
　　由此可见，开始时关羽率水军想要去江陵，但在汉津遇到刘备后，便改变了方向。易书说：“和前来接应的关羽会合”，是说关羽到了江陵，又回来接应，岂不是瞎折腾一气！事实是：关羽在去江陵的路上，就随着刘备急转弯了，何曾到了江陵？
　　1 面目全非(1)
　　——古文翻译纠误之一
　　1．“刘氏种不足复遗”
　　“董卓打算废少帝（即刘辩），立陈留王（即刘协）时，曾经找袁绍来商量，并且说：‘刘氏种不足复遗’。也就是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结果当场遭到袁绍反对。”（《品三国》43页）
　　这件事见《三国志8226;袁绍传》。董卓所说的“刘氏种不足复遗”，不能翻译成“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遗，在这里音“位”，是交付、给予、赠与的意思。刘氏种，指皇帝的刘氏宗族，“刘氏种不足复遗”，意思是：在他们老刘家这一族人当中，只有刘协还好一些，不能把帝位再给予其他人了。
　　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说：
　　“卓欲废帝，谓绍曰：‘皇帝冲闇（暗），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
　　这条资料可以做上述文字的注脚。“皇帝冲闇”，是说少帝刘辩年幼愚昧，因而在“刘氏种”中“陈留王犹胜”（陈留王刘协还好一些），可见其他人就“不足复遗”（不配给予帝位）了。
　　这时董卓入京不久，他虽然要废立皇帝，人选还只能在“刘氏种”中选择，怎么会说出“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的话来呢！
　　2.“车驾旋轸，东京榛芜”
　　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决定迎奉天子，许多人有疑虑，荀彧和程昱坚决支持。《三国志8226;荀彧传》记载了荀彧的话，其中有“车驾旋轸，东京榛芜”的句子，易中天翻译为：“天子在颠簸，洛阳一片破败“（《品三国》73页），这译文是错误的。
　　车驾，是皇帝外出所乘之车，引申为外出的皇帝，或皇帝的代称。轸，车后横木，也代指车；旋轸，掉转车头返回。榛，是一种落叶的小乔木，果实就是榛子；榛芜，是草木丛生，一片荒芜。“车驾旋轸”，并不是“天子正在颠簸”的意思，而是说：天子的车驾已经回到了洛阳；“东京榛芜”是说洛阳一片荒芜，并不是一片破败的意思。杂草丛生是荒芜，满目断瓦残垣是破败，二者有所不同。尽管当时洛阳是既荒芜，又破败；而从原来的词意来说，应该是荒芜。
　　这年7月，16岁的汉献帝在军阀杨奉、韩暹的护送下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回到了一片荒芜残破的洛阳，处境仍然非常困难，所以曹操有奉迎天子的想法，与手下的谋士商谈此事。如果天子还在军阀的控制下在外面颠簸，曹操才不去淌那汪浑水呢！
　　3.“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初平元年（公元190），渤海太守袁绍和冀州牧韩馥等人，要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表示反对。易书写道：
　　“曹操悲愤地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说：‘你们到幽州去朝拜新皇帝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西进长安，到那里保卫当今皇上去！’”（《品三国》74页）
　　这件事见于《三国志8226;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原文说是“太祖答绍曰”，是口头回答还是书面回答，不详。易书写为：“曹操悲愤地说”，而“悲愤”之意，为原文所无。这件事，只是一个基于本集团利益的口水之争，曹操并不是与现任皇帝有什么真情实感，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勤王”，有什么可以“悲愤”的？易中天添加一些情绪上的东西，往往会失去历史的真正韵味。而最主要的是：对“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翻译是错误的。北向，是面向北方，尊奉那个幽州的皇帝刘虞；西向，是面向西方，尊奉长安那个皇帝刘协；并没有让袁绍等人到幽州去朝拜新君，曹操本人西进长安去保卫现任皇帝的意思。说的是“北面”和“西向”，并不是“北上”和“西进”。
　　据《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注引《先贤行状》的记载：建安九年（公元204），曹操攻克邺城，袁氏的守将审配被俘，曹操有意不杀他，而他始终没有说一句服软的话。临刑时，面向北方而死，说是“我君（袁尚）在北。”说明古代的忠臣义士，以国君或主公所在的方向为贵，有大事时要向那个方向祷告或跪拜，临死时也要朝着那个方向死去。我们看史书，这种例子很多，可以作为“北面”和“西向”的注脚。
　　4．“分野”与“奔北”官渡之战，袁绍惨败北逃，沮授被俘。易书说：“沮授也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就迎上前去说：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沮授说：袁公失误，穷途末路（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沮授的力量和智慧都用完了，活该做你的俘虏。”（《品三国》98页）这件事见《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原文是：“太祖与之有旧，逆谓授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絕，不图今日乃相禽（擒）也！’授对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见禽（擒）耳。’”易书对这段文字的翻译，主要有两处错误：第一． “分野殊异，遂用圮絕”，易书翻译成“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是错误的。分野，本指古代分封诸侯的疆域，后来与星象家的观念相结合，把天上星象的位置与地上诸侯国的政区相对应。圮，音癖，毁坏破裂之意。圮绝，意为分裂隔绝。“分野殊异，遂用圮绝”的意思是：我们由于处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因而造成了分裂与隔绝。
　　第二．易书把“以取奔北”翻译成“穷途末路”也是错误的。北字的本义是二人相背，军队打败仗要背向敌人逃跑，所以称为“败北”。而“奔北”是临阵脱逃的意思。袁绍在官渡溃败后，与儿子袁谭单骑渡河逃走，所以说他临阵脱逃。
　　5．掇、辍有别易书在第十二集《天下归心》中，介绍了曹操的《短歌行》。其中把“明明如月，何时可掇”，翻译成“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轮，不知何时才中断他的运行。”（《品三国》117页）把掇翻译成“中断”，是和“辍”的意思混淆了。掇，音多，不音绰（chuo四声），是拿、拾取的意思，而不是终止、中断的意思。这句诗应改译为：“你的明亮好像那天上的玉轮，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捧在手心？”
　　《短歌行》全诗抒发了曹操渴望招纳人才的情怀，把人才比作天上的明月，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抓在手心中，他怎么会希望那美丽的玉轮停止运行呢！
　　6.益众、自实易书第十六章《三顾茅庐》，引用了《魏略》的诸葛亮自荐说。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后，和刘备有一番对话。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易书写道：“诸葛亮说：将军度量一下，刘镇南（指刘表）和曹公相比怎么样？刘备说：比不上。诸葛亮又问：将军自己呢？刘备说：也比不上。诸葛亮说：都比不上，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我也发愁，那你说怎么办？诸葛亮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刘备建议刘表鼓励游民自力更生，并登记在册，这样就可以增加荆州的实力了。”（《品三国》149页）这段译述与原文的意思大有出入。我们且把《魏略》的有关原文抄在下面，然后加以辨析纠正。
　　“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耶？’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
　　两相对照之下，易书的译述有两处关键性的错误。
　　第一． 诸葛亮向刘备献策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扩充兵力问题，而在易书的译述中，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却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三个“众”字（这里的“众”是兵的意思）没有翻译出来，把这个最关键的字漏掉了。原文一则曰：“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二则曰：“益众”（增加兵力），三则曰：“众遂强”（兵力便强大起来了）。易中天的译述只泛泛地谈到“增加荆州的实力”，而一语未及“兵”，“兵力”的问题。虽然“实力”也包括“兵力”在内，但人家强调的毕竟是“兵力”，而不是泛言实力。原文中几次谈到“众”，即兵、兵力的地方都被忽略过去，不能不说这种译述既不“信”，也不“达”。若说易中天不懂得这里的“众”字作何解，那可能会冤枉了他；但对这个几次出现的关键字竟视而不见，一滑而过，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了。
　　第二． “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易中天翻译成：“让刘备建议刘表鼓励游民自力更生，并登记在册，这样可以增加荆州的实力了。”这是把“自实”翻译成“自力更生”，把“录”翻译成“登记在册”，把“益众”译成“增加荆州的实力”了。除了“录”的翻译之外，其他都不正确。
　　自实，是让游民自己申报户口，不是鼓励游民自力更生。“益众”是增加兵力，前面已经讲过；而且诸葛亮给刘备出主意，是想办法增加刘备自己的兵力，而不是“增加荆州的实力”，那是刘表的事，刘备和诸葛亮才不操那个心呢！
　　总之，《魏略》原文的意思是：诸葛亮鉴于刘备兵力单薄，建议他设法增加兵力。当时荆州人口很多，但多属游民，正式在籍的太少，如果从在籍户中征兵，已经无兵可征，会引起在籍户的不满。让刘备向刘表建议，命游户自己申报户口，然后从中征发士兵。刘备照办，果然兵力大增。但由于易中天忽略了三个“众”字，又把“自实”解释错了，所以他的译述变成一塌糊涂，看不出来有上述那些意思。
　　2 似是而非(1)
　　——古文翻译纠误之二1． 田丰的说辞在官渡之战以前，袁绍的谋士田丰，反对袁绍去和曹操打这场战争。易书写道：“据《三国志8226;袁绍传》：田丰曾对袁绍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因此他提出，应该打持久战和游击战。首先，应该发展壮大自己。一是要站稳脚跟（据山河之固），二是要扩大地盘（拥四州之地），三是要建立统一战线（外结英雄），四是要加紧扩建备战（内修农战）。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品三国》92页）易书对田丰说辞的翻译，是似是而非的。“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地”，并不是“要站稳脚跟，扩大地盘”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块很大的根据地，据有冀、幽、青、并四州，山河险固，易守难攻；在此基础上，要“外结英雄，内修农战”，与曹操相周旋。易中天把“内修农战”，翻译成“加紧扩建（军）备战”，是不妥善的，因为只翻译出一个“战”字，却丢掉了“农”字。应该翻译为“在内部发展农业，加强军事建设”。古代的兵家、法家，常常把“农战”二字并称，因为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军事应该以经济为后盾，特别是军粮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军粮的供应，都要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如果丢掉了“农”字，“战”字又如何说起？
　　2． “赋役方殷”据《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在袁绍将要南征时，他的谋士沮授和田丰进谏说：“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
　　其中，“赋役方殷”一句，易书翻译为“税费有增无减”（《品三国》95页），不够确切。赋役，不单纯是“税费”，而是包括“赋”和“役”两方面，赋是赋税，译成“税费”尚属勉强（古之赋税与今之税费有很大区别）；但役呢？怎么丢掉了？古代人民所承担的役，包括兵役和徭役（劳役），比赋税的负担还要沉重。“赋役方殷”，是说频繁地征收赋税和征发兵役和劳役，不单纯是“税费有加无减”而已。
　　3． “怆然”与流泪据《三国志8226;文聘传》：刘表的大将文聘投降曹操时，“欷歔（音希虚）流涕，太祖为之怆然。”易书翻译为：“文聘痛哭流涕，曹操也跟着流泪”（《品三国》109页）按：怆然，是悲伤的意思，怆然泪下，是悲伤而又流泪；光说怆然，并没有流泪的意思。文聘是个忠义之士，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了曹操，感到对不起故主，所以才痛哭流涕。曹操不过是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也感到悲伤而已（或者是在作秀），他哭个什么劲儿！
　　4． “矫情任算”“《三国志》在评价曹操用人之道时，说了十六个字：‘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就是上一集讲到的‘招降纳叛，尽释前嫌’。”（《品三国》112页）在这段文字中，“不念旧恶”和“尽释前嫌”的意思差不多，可以勉强通过；但“矫情任算”怎么可以翻译成“招降纳叛”呢？如果“招降纳叛，尽释前嫌”捆绑在一起，都是翻译“不念旧恶”的，那么“矫情任算”的译文何在？总之，无论怎么看，“矫情任算”的意思让易中天弄丢了。
　　矫情，是克制感情。《现代汉语词典》说：“故意违反常情，表示高超或与众不同。”这正符合曹操的心境，看来这个词的涵义，古今是一致的。任算，是充分运用心计、谋略。也就是说：矫情是一种权谋，一种策略。有些人，比如降而又叛的张绣，他所指挥的军队，在战场上杀死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曹操在感情上是憎恨他的；但从策略的层面上看，接受张绣的再投降，既可以使这个武将和谋士贾诩为自己所用，又可以使自己得到一个宽宏大量的名声，特别是当时正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张绣来降割断了他与刘表的结合，免得腹背受敌，作用非同小可，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曹操都非常有利。所以才克制了感情，破瞋为笑，接受了张绣的投降。矫情是为了“任算”（充分达到策略上的目的），这是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过人之处。但不容置疑的是：这里面有虚伪的一面，而且是大奸大伪。
　　5． “遂用猖蹶”、“志犹未已”根据《三国志8226;诸葛亮传》：刘备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二人在草庐中谈论天下大事，刘备的开场白是：“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其中，“遂用猖蹶”，易中天翻译成“我现在情况不好”；“志犹未已”翻译成“人还在，心不死。”（《品三国》157页）猖蹶，跌倒、倾覆之意，引申为失败、挫折，“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应该翻译为“一直到现在都在受挫折”。易书翻译成“我现在情况不好”，虽说有那么一点意思，但与原文并不贴切。至于“志犹未已”翻译成“人还在，心不死”，虽然意思差不多，但语言的情调并不对头。这种话，年纪稍大一些的人都很熟悉，是文革时期的流行词句，都是在批判某人时，说他“人还在，心不死”，寓有“贼心不死”、“死不悔改”的意思，是贬义的，不能滥用，刘备怎么能说“我人还在、心不死呢”！
　　6． “西据楚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甘宁献策于孙权，其中有一段话，出于《三国志8226;甘宁传》。原文是：“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易书的译文是：“黄祖一灭，就打开了一个口子，也就能乘胜西进。那时，我们的天地就广阔了，就连占领巴郡、蜀郡，囊括益州，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品三国》163页）令我们非常困惑的是：“西据楚关”这句关键的话，竟没有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好象原文并没有这句话。按：楚关，一名扞（音汗）关，在今重庆奉节东，是进入巴蜀的咽喉要地。甘宁的意思是：只有“西据楚关”，才能“渐规巴蜀”。你把楚关弄丢了，从哪里西进巴蜀呢？
　　7． 两个“弗当”据《三国志8226;刘表传》说：曹操率大军进攻荆州，蒯越、韩嵩、傅巽（音训）等人劝刘琮投降。在傅巽的说辞中，有这样的话：“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囯家（疑漏字，请作者核实），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
　　易中天的翻译是：“以人臣对抗人主，是以逆抗顺；以地方对抗中央，是以弱战强；以刘备对抗曹操，是以卵击石。”（《品三国》183-184页）我们和原文对照一下，基本的意思是近似的，但译文和原文对不上口，具体的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原文的两个“弗当”（不合适）不见了，却添加了“以弱胜强”、“以卵击石”之类的话，为原文所无。在利用古代资料时，把古人的话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都当古人的话来介绍。我们说：这也是“弗当”的。
　　8． 脏刀与丢人刘琮向曹操投降后，先是不肯告诉刘备，很晚才派宋忠去对刘备讲。刘备在盛怒之下对宋忠说了一番话，见《三国志8226;先主传》裴注引《汉魏春秋》。其中有这样的话：“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
　　这话的原意是：我就是砍断了你的头，也不足以解恨，作为大丈夫，在临别时杀了你们这些人，我也觉得是可耻的。
　　易中天的翻译是：“于是拔出刀来对宋忠说：我今天就是宰了你也不解恨，只不过不想弄脏了我的刀，也不想丢我的人！”（《品三国》184页）显然是与原文不符的。如果说“丢人”可以和原来的“耻”字挂钩，那么“脏刀”又和原文的哪句话挂钩呢？反复检视原文，没发现有这个意思。何况把“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翻译成“也不想丢我的人”，也和原文意思相距甚远呢。
　　9． 卿、仁兄赤壁之战前，鲁肃建议孙权抵抗曹操。孙权叹息着说：
　　“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见《三国志8226;鲁肃传》）易中天翻译为：“只有仁兄这一番话，才是深谋远虑，正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是上天以仁兄赐我啊。”（《品三国》202页）廓开大计，指开拓性的大计谋，与“深谋远虑”的意思沾边，但不贴切。这且不谈，单说把“卿”翻译成“仁兄”，就不合适。卿是你的意思，多用于君对臣或夫对妻的称呼，在这里是君对臣的典范称呼。但把“卿”翻译成“仁兄”，则闻所未闻。古代等级森严，礼仪考究；当时孙权和鲁肃是君臣关系，他是不会称呼鲁肃为“仁兄”的。
　　在易书第二十四集，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例子。易书写道：“如果这回曹操当真打的只是刘备，孙权恐怕就该说，瑜哥呀，你先打着试试看。打得赢就打，咱捞一把；打不赢就回来，咱不管那‘刘皇叔’的死活了。”（《品三国》214页）这当然只能是易中天的话，而不可能是孙权的话。根据史书的记载来看，孙权称周瑜为“卿”、“君”、“公瑾”等等，而没有称呼过“瑜哥”、“瑜兄”，因为君臣之间是不能以兄弟相称的。尽管孙权的母亲吴夫人曾对孙权说过：“公瑾与伯符（孙策）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三国志.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汝其兄事之”，是要孙权看待周瑜像哥哥一样，但不等于说二人就可以兄弟相称了。
　　3 添字解经
　　——古文翻译纠误之三在讲解经典著作时，讲解者把自己的话夹杂在经典的原文中，都作为经典来讲解，前人称为“添字解经”，是做学问之大忌。但这不等于说：解经时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可以发表，而且与原著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现象。但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意见和原著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不能把它混杂在原著中，使人误以为都是原著的意思。易中天在行文中就有这个毛病，下面就是其中一部分例证。
　　1．“一而再，再而三”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袁绍的谋士许攸叛投曹操，一见面就问曹操军中还有多少粮食。曹操说：“还可以支持一年。”许攸说：“不对，重说！”曹操说：“可以支持半年。”许攸说：“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实也？”这后一句话，易中天翻译为：“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说实话？”（《品三国》16页）这“一而再，再而三”，就是添字解经，是原文没有的。而且这说法也不正确。到这时为止，许攸只是问了两次，曹操也答了两次，这是“一而再”哪里有“再而三”？
　　2．头上撒尿曹操奉迎天子于许县后，自任大将军，又以皇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袁绍因为自己的地位在曹操之下，非常气愤，大发牢骚。原文是：“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注引《献帝春秋》）易中天翻译为：“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反倒跑到我头上撒尿来了，什么东西！难道他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品三国》67页）把译文与原文对照，我们很容易地便会发现：“现在反倒跑到我头上撒尿来了，什么东西！”为原文所没有的意思，这不是袁绍的话，而是易中天夹带的私货。
　　3．三帖膏药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时，贾诩劝张绣投降曹操。他阐明理由说：“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主之志者，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三国志8226;贾诩传》）易书在翻译这段文字时，逐条都在后面加了点东西。第一条加了个“有理”，第二条加了个“有利”，第三条加了个“有安全”。如果是以小注的面目出现，不管与原文是否贴切，作为一家之言提出来，自然是无可非议。但那是和贾诩的话混在一起，作为贾诩的话而出现的，那就大成问题了。
　　4 古事今讲要有游戏规则(1)
　　古事今讲，或云通过现代视角讲史，是易中天讲史的一大特点，是他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我们是现代人，我们看待历史，不通过现代视角，难道应该仍然停留在陈寿、裴松之、孙盛、司马光的水平吗？那当然是不行的。因此，通过现代视角来看待历史，自然没有什么错。所谓现代视角，主要是观点问题，前面已经谈了很多；现在则主要是谈语言问题。在这方面，求新、求活、求可听性、求可读性，甚至求趣味、求娱乐，都是无可厚非的，不必以抱残守缺的态度横加指责。但也不能语无遮拦，也要有一个游戏规则。下面提出我个人的几点看法：第一． 站在主讲人的立场，从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叙述或评价古人古事，运用现代语言，比拟现代事物，只要贴切、合适，就是可以的。易中天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扣住了现代人的心弦，特别是引起了青年受众的共鸣。例如：说诸葛亮“粉丝如云”（《品三国》6页）；说诸葛亮也是一个“高干子弟”（141页）；说少年曹操是一个“问题少年”（22页）；说曹操所任的洛阳北部尉是“副县级公安局长”（41页）；说在皇帝问题上，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都是“成本高、风险大、效益低”（61页）；说曹操不能给杨奉当“后勤部长”（66页）；说古代的“君择臣、臣亦择君”观念是“双向选择”（144页）等等。
　　易中天还善于用民间俗语、谚语、歇后语等语言资源。如说刘备对于袁绍“就像年三十的凉菜，有他过年，没他也过年”（89页）；说曹操也不能不“老鼠爬秤杆——自己抬自己”（22页）；说曹操刚刚踏入官场还是“出生牛犊，生瓜蛋子”（35页）。说刘表不图进取，“就是守住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176页）；说袁绍得了传国玺，野心膨胀起来，“耗子腰里别了把枪，就起了打猫的心思”（56页）等等。易中天还利用文革时期通行的一些语言，如“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7页）；“站错队”（36页）；“上校团副”（160页）等等。
　　以上那些语言，绝大部分都是很鲜活生动，饶有风趣；有的（如文革时流行的一些语言）则因为打上了特定时代的标志，而别有一番风味；这都给易中天的讲史增加了许多魅力，使人喜闻而乐见。有人说这是娱乐化、庸俗化，其实有点娱乐成分，使人乐于接受，也没有什么不好。通俗化也不等于就是庸俗化，深入浅出，通俗一些，使广大的观众（读者）都能够接受，对于普及历史知识，又有什么不好？如果总是板着阴冷的面孔讲历史，史学怎能从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头？
　　第二． 要尊重历史，不能反历史。历史人物说现代的话，做现代的事，便是反历史。下面举几个例子：1． 易中天认为古代的议郎，相当于现代的调研员（其实未必恰当）。“曹操当了议郎，心想：调研员就调研员吧，要好好调研。”（《品三国》36页）那时曹操只知自己当的是议郎，怎么会想自己当了调研员？
　　2． “《三国志8226;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袁绍年轻时候就在京城广交豪侠，经常在那个豪门大院里开派对、办沙龙，迎来送往……”（《品三国》103页）三国魏人王粲所著的《英雄记》，能有“开派对、办沙龙”的话吗？
　　在另一处，易书写道：“关东军十几万人，按兵不动，诸侯们‘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电子游戏。”（《品三国》46页）这种写法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站在主讲人的立场，从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叙述或评价古人古事，明白地指出：“用今天的话说”如何如何；而上一种写法则说袁绍是在“开派对，办沙龙”，那就是反历史了。
　　3． 关于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的原因，易书写道：“有学者认为：曹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遇到了‘非典’或‘禽流感’，只好自己把船烧了撤退。这是有曹操的话为证的。”（《品三国》212页）
　　好么，这可是医学史上的最新成果，原来“非典”或“禽流感”在三国时期就有病例了。但究竟是哪位学者说的呢？易书没提，我们也无从对证。好在还有“曹操的话为证”，那话是写在《三国志8226;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上面的，那上面写着“赤壁之役，值有疾病”，《武帝纪》说是“大疫”，《先主传》说是“疾疫”，疫是瘟疫、即流行性传染病。但究竟是什么传染病，至今尚未搞清，恐怕不会有什么学者会认为是“非典”或“禽流感”吧？当然，这不过是在调侃，但如此混淆古今事物的调侃，是不合乎游戏规则的。
　　第三． 以现代事物比附古代事物，有时是可以的，我上边举了一些例子，就比较恰当。但这方面必须慎重。古今事物不同，有些事物又不能强行比附。例如：易中天好把古代的君臣关系与现代企业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来比附，还常用现代市场经济的事物来比附古代事物，如说诸葛亮要找一个“好老板”，刘备是“好老板”‘袁绍是垃圾股，刘备是绩优股；诸葛亮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写法，偶尔用之尚可，可用得过多过滥，满纸“好老板”、“坏老板”，这个股，那个股，又是“买断”，又是“营销”的，就会冲淡讲史的气氛，而使人觉得不伦不类了。现在有一些书，用三国或其它古代历史故事、古典小说、古代策略思想、哲学思想、兵法等等作为素材或切入点来讲商业策略、人际关系、营销学、人才学等等，有的书名就叫《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对不起，我没看内容）。那些书不是讲史的，是利用历史或古代文化来讲其它问题的，怎么讲，怎么比附，甚至是生拉硬扯，都不干历史学的事。但《品三国》就不同了，是在讲史呀，张口“老板”，闭口股票，还有什么历史的味道？讲史好比做菜，不放点调味品不行，但放多了也不行。在网络上，有人为此叫好，打气、助威，但千万不要认真。林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树立自己的品位与风格，不能太“媚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