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天空，蔚蓝如洗。蓝色的地中海，晶莹剔透。经过文革的洗礼，经过农村的考验，历尽艰辛，受尽折磨。命运之神，终于把我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蔚蓝得令人昏眩的地方，开始了另外一场精彩的人生。
金色的太阳
多么灿烂辉煌
照耀在田野里
天空多晴朗。。。。
第一节 初到德国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对外交往的大门缓缓打开。第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是邓小平特批一位北京的大学生与一位相恋的法国女孩儿结婚。这种涉外婚姻需要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特殊批准，确实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放在那个年代，却成为振奋人心的一个重大事件。
中国人终于可以走出国内了。
曾几何时，在街头跟外国人说几句话，都会被叫到公安局问话，在展览会上，跟老外练英语，都得战战兢兢。
一天，哥们儿小贺偷偷告诉我，他给日本放送协会NHK写了一封信，由衷称赞了这家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为此，小贺惴惴不安了好几个月。
万丈高的大坝，只需裂开一道小小的口子，就会被禁锢的洪水逐渐撕开，冲击，变成惊天动地的巨大洪流，滚滚滔滔，不可阻挡。
就在柏林墙即将被推倒的前夜，我初次感受到这种伟大开放带来的时刻，因为，我下决心到遥远的联邦德国，去开拓，去创业了。
临上出租车的时候，看到爸爸扭过脸去，这时我才发现他哭了。
长这麽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爸爸流泪。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
这么多年，我已经天南海北，地角天涯，欧洲，香港，乃至美国，一别家乡五，六年 。爸爸多少次为我送行，但那时我是国家中央部委下属公司的业务干部。吃着国家大锅饭，衣食无忧，终身保障，毫无风险可言。爸爸深知，我这个人经历丰富，爱学习，喜钻研，业务能力强。工农商学，无所不历，数理化，文史哲，儒道释无所不学，是个真正的杂家。就我这么一个书呆子，自由散漫，根基全无，真到海外自创事业，自担风险，要冒多大风险，吃多少苦头。是否能够生存立足？发展的机会有多大？有谁能够知道？看着我这只弱小的孤帆，即将驶入惊涛骇浪，爸爸怎能不捏把汗。而我，为了让家里人放心，加之耽于幻想的成分多，反而傻傻忽忽，痴痴憨憨，一付蛮不在乎的样子。
飞机在蓝天白云上平稳飞翔。
前往欧洲的长途飞行旅行我早已经很习以为常了，何况这次乘的又是公务舱。座椅高大，椅矩宽敞，坐上去格外舒适。一路不断有各色洋酒和葡萄酒供应。过去每年一，两次到欧洲的公务出访，可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我心里第一次对自己的这次抉择感到满意。其实，自从给总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我的心里像悬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哪有一天安生过?甚至夜里都常常被恶梦惊醒，吓出浑身冷汗淋漓。现在的人也许很难理解，我们这些吃惯大锅饭的人，一旦失去铁饭碗时，心理上的那种恐惧感了。这次，即使一切安排就绪，甚至在签证还没有拿到手，德国合作方已经帮助把这边的公司注册好了。何况，我们手里还捏着两张一到德国就可以签字生效的程租船租约。即使如此，我心里硬是没有踏实过。
飞行八个小时后，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天黑之际，航班抵达杜塞尔多夫机场。在旋转式履带前等行李时，隔着玻璃窗，远远看见一个棕色头发的欧洲女人，在向我们热烈挥手。我很快意识到，她是我们尚未曾谋面的秘书。果然，汉斯小姐是被我们合作方帮忙提前聘定的两个秘书之一，今晚特来机场迎接我们。
汽车在漆黑的道路上疾驰，汉斯小姐把车开得飞快。约半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一座袖珍型的小城。汉斯讲，这是我们临时下榻处，名叫诺依思。汽车在一条细小的街道旁停下，我们到家了。
这是一栋陈旧的公寓楼房。每扇窗户旁边都有漂亮的石雕，外形很优雅。我提着沉重的大箱子，一阶一阶地顺着木楼梯向上攀登。楼梯好长，我气喘吁吁。好容易攀上五层楼，才发现到达了顶楼，心里难免有些扫兴。好在门一开，我们眼前亮堂起来。这里虽是顶楼，但是眼前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古董式的家具，有着几分典雅。精细小巧的厨房，卫生间，还算宽敞的卧室。除了有点倾斜的屋顶让人多少有些别扭外，其他一切还算差强人意。
刚从国内出来，我们虽然没有享受高屋豪宅的心理准备。但阁楼空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长篇小说《红岩》里写的，一个门口透气，两扇窗户呼吸的窘态。
汉斯已经预先为我们采购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具，甚至暖壶也灌满了开水。汉斯笑容可掬，向我们解释说，现在东西德统一在即，很多东德劳工涌向西德，造成西德地区租房紧张。就是这么个带家具的小屋，也是她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好歹这个地方离杜塞尔多夫市区我们的办公室很近，况且，我们在此地只停留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后，就会按照原来预定的，转往汉堡办公室。无论如何，实在抱歉，二位只能在这里凑合几天了。
她接着介绍说，我们住的这条街道，紧挨着诺伊斯火车总站。早上乘四站轻轨列车，下车走几步就能到达办公室。她问明早几点开车来接我们？我立刻摆出老德国的样子。不必了，我们自己可以找到办公室。汉斯拿出特意为我们准备好的列车发车时刻表。详细介绍了发出和到达在表格上的位置。一切都妥妥贴贴了，汉斯恭敬地祝我们晚安，然后转身离去。
当晚，我们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度过了离开家以后的第一个睡眠安稳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我们按照汉斯告诉的方式先买了市内通用的列车周票。由于过了上班高峰期，S班城际列车上，空空荡荡，乘客寥寥。来德国这么多次了，我还是第一次没人陪同，独自行动，心里总有点说不出的滋味。车窗外景致一闪而过，很快到达莱茵河了！这条德国的母亲河，离开我们栖身的公寓仅仅百米之遥。过了莱茵河，就是杜塞尔多夫市的市区。
我过去到德国出访时，大多数时间是呆在汉堡和柏林两座城市。这么多年，只有一次，因陪一个冶金用户代表团，到过杜塞尔多夫的梯森公司进行拜访。到达那天，正赶上这里开国际展览会，市内旅馆全部爆满。不得已，接待方只好临时在杜依斯堡找了间旅馆住宿，每天由梯森公司派人接送。梯森公司大楼当时是杜市标志性的建筑。我们的谈判间设在二十多层楼上，记得招待我们的一个公司负责人专门领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参观。他得意地指着楼下一个小公园的水池说，这是我最喜爱的景致。我们俯头一看，什么呀，不就是一个近乎干枯的小水塘吗。谈判完毕，到周围市场游览采购。我们觉得商店都别无特色，城市风景单调。我勉强随大溜在各处商店里转悠。中间，无意进入一家电器商店，忽然眼前一亮。见到商店后部，几台超大屏彩电卓然矗立。巨大的屏幕上，几头糜鹿正在旷野上奔驰。我忽然感到，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呀！我们当时并不了解，由于出访时间是在冬季，看到的大多是平淡的冬景，树叶凋谢，天幕铅灰，城市呈现出的是那么一幅近乎荒凉的景象。与杜塞夏日的美景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正是由于此，我对这个城市没什么好感，我无法想象短短两年时间以后，我会被命运摆布，定居在这座我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喜欢的城市。
当时，我们对杜塞尔多夫的印象，只限于是一个发达的商业城市，距离老鲁尔工业区咫尺之遥。但我们并不知道，杜塞尔多夫市，是诗人海涅的故乡，是整个德国TOP4的城市之一。德国的十二个大型跨国企业中，有十个公司的总部就设在杜塞尔多夫市。杜塞尔多夫是紧排在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之后的超级城市。
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紧邻码头的一栋四层小办公楼里。为我们预租的两个房间非常宽大，屋顶极高。我们两个人用一间直通会议室的大办公室，秘书用另一间稍小的。我们办公室旁的会议室为全楼公用，面积有一百多平米。一个短小的走廊，与我们的大办公室直接相通。根据租约，这个会议室，我们可以免费使用。看来，我们的合作方确实实力强大。与他们公司分担办公室，我们的租房不需合同，且租金较廉。再说，按照当时的安排，我们很快就会把公司搬到汉堡去。作为临时办公的条件，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两位秘书中，汉斯小姐是西班牙裔德国人，卡西娅小姐则是典型的南部德国人。二人同时还兼着合作方这家公司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只需支付部分工资，负担并不重。
上班第一天，二位小姐已经为我们把所有文具等准备好。按照分工，汉斯承担公司的文件和与政府部门的交涉，卡西娅负责公司的业务联系，以及财会。我们很快发现卡西娅干活是把好手，一切经她处理的事项，都是井井有条。我们又与办公楼内合作方公司的负责人见了面。这是一家国际大型集团公司设在德国的子公司，也是始终为我们提供方便的合作方。小小的办公楼，正好容下这家分公司的几个部门。由于我们是临时性质，所以使用他们的一些办公设备，如电话，传真，复印机等。每月只需分担租金，并按实际使用的时间分帐。由于只是分公司，象很多德国的中小公司一样，这里没有餐厅。中午我们去街上一家土尔其人开的小饭馆就餐，晚上回家自己做饭。我们的德国生活就这样正式踏上了轨道。
一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月底结帐，卡西娅把费用帐单拿到我们面前。我们一目十行地浏览一遍，眼睛很快找到总金额，登时一口凉气倒噎进来：天啊 ！一个月，仅办公室加上二位秘书和电话，传真等费用，就已经高达一万多马克了。这里，还没有包括我们两人的工资，保险，交通以及诺依思住房每月1000多马克的租金！我把帐单反反覆覆审查好几遍，没有毛病，百分之百正确。电脑把我们打过的所有电话及发过的传真的号码列成单子，一笔也没算错。优惠的办公室租金，秘书的分摊费用，以及卫生，文具，设备使用等一应费用一目了然。我们当初还觉得仅仅分担费用，价格低廉。谁能料到，仅仅一个月时间，竟然会这么贵！
几年以后，国内有一位厂长到德国访问，碍着朋友的面子，我们请他吃了一顿饭。席间，他问起我们公司有多少员工，我硬着头皮，把人数增加一名：4 个 。这位国内的厂长登时垂下眼皮，刚才毕恭毕敬的表情一扫而光。然后有意无意地嘟囔一句，我们在天津是个小厂子，连工人一共有两百多人吧。。。，全场愕然。但事后想想，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他，国内与德国的工作成本费用，又岂在数倍之间！
看来这个办公室是不能再租下去了。岂只办公室，就连汉堡那边已经为我们租好的漂亮得多的办公室也必须婉拒！那里很可能会作为我们今后的长久立足之地呀！
几天以后，又一件事情更使我们陷入难堪。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找上门来，要求我们补交来德国时乘坐公务舱的机票差价，差价加上罚款，共计四千多马克！
原来，当初我们的德国合作方，出于诚意，又由于他们是汉莎的代理，当时用特惠价格为我们购买特价的公务舱机票。价格比普通经济舱还便宜。没想到一个月后，汉莎公司竟核查出我们不是该公司的雇员，不具备享用这种特殊优惠的权利。帐单开来，只好照付。而此时，我们还两手空空，分文未入。就连一份租约都还没有执行呢！总让别人给我们垫款，心里可真不是滋味。
不能再犹豫了，我们必须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紧急措施，就是立即消减成本，从这个办公室撤退！
事情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这几天，这栋办公楼里充满了一种极其不安的气氛，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看不懂德文报纸，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合作方，也就是与我们同一个办公楼的这家公司，他们的上层集团总部，已经将这个在杜塞尔多夫的子公司，出售给另外一家大集团公司了。过了元旦，整个公司都将搬家到埃森附近的新办公楼去。
一时间，公司上下人心浮动，六神无主。有官衔的人，发愁自己将来的职位能不能保住。在此地买了房子的人，发愁将来上班路途遥远，交通费用激增。公司的底层员工，则发愁能不能保住饭碗。惶惶不安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前夕。这一天，全体员工在底楼大厅聚餐，我们两个被破格邀请。公司总经理在全体一百多名雇员面前举杯祝酒。然后，他语调酸涩地发言：各位同事，各位朋友。转过新年，我们就要面临新的命运的挑战。我们每位同事都要比过去更加辛苦，一些同事，甚至将要离开这家公司，与我们分道扬镳。个别人甚至会因此而失业。我们今晚喝完这杯酒，下一次再与在座各位聚会干杯，不知还有没有机会了。他的话音刚落，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与敲桌声中，管理总务的一位二十出头的德国姑娘用手绢捂住脸跑出大厅。很快，楼道里传来她撕心裂肺，嚎啕大哭声音。不用问就知道，她是这次被解雇的员工之一。随着这家公司的搬离，我们倒也松一口气，可以不费唇舌地把这套办公室退掉了。至于汉堡，赶紧发传真通知。由于业务需要，我们必须留在杜塞。汉堡办公室，暂时不必考虑，立即退掉，过渡一段再说吧。
放弃向汉堡搬迁，还是因为一次路遇。
香港做我们管船顾问的林船长到汉堡出差，我们约定在汉堡一家五星级酒店见面。
开车到达汉堡，进入市区后，沿途寻找我们预定的五星级酒店。黑灯瞎火之中，汽车开到一个街道路口。我减速，竭力辨认街口的路牌，完全没有留意到街口路灯下站立着一个黑人站街女。而此时，一路劳顿的太太已经把副驾驶座位的椅子放平，躺着睡大觉。
出于职业习惯，站街女误会了，她以为我在跟她打招呼。站街女快步奔到我的汽车跟前，二话不说拉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她是想坐进汽车，跟我谈价，或直接被我带走。正当站街女向车内张望，寻找座位时，躺在椅子上的太太正好睡醒。她睁开眼。
黑暗之中，太太眼前出现了一张圆盆般漆黑的大脸，两只灯笼般的大眼发散出油光。这鬼魅般的画面把太太惊了一跳。她吓得浑身发抖，发出恐怖的尖叫。而站街女也同时看到车内有人，淬不及防，加上耳边充满了恐怖的尖叫声，受到刺激，也情不自禁尖声大叫。我甚至还没反应过来，耳朵就几乎被两个女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震聋。这一些，都发生在瞬息之间，所有人都出乎意料，所有人都淬不及防，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汉堡繁荣的红灯区，更是女人的天敌。加上这次恐怖的惊吓，太太把汉堡视如畏途。无论怎么解释，怎么做工作，她就是坚持，说什么也不去汉堡这座城市了。
德国合作方帮助我们来德国开公司，主要的目的，一方面是看重我们的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看重与我们密切合作的几家有实力的班轮船公司。这两方面，是我们的合作基础，今后肯定仍然会加强合作。而我们千锤百炼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知识，更是今后蓬勃发展的根本保障。
圣诞节前，德国合作方提出招待一下曾为我们办理手续帮过忙的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我们正也好有作此打算。
中午在四川饭店开出单间，来人有移民局长施密特，工商协会相关部门负责人格鲁特先生。作陪的还有一位日本公司的小老板本森先生。本来以为是一般性的应酬，意外的是，我们此后竟与商会的格鲁特及浮木海运株式会社的本森先生成了好朋友。
格鲁特五十多岁，大腹偏偏，脾气随和，为人豪爽。他特别爱助人为乐，时时用一双想找机会帮你一把的温润的笑眼看着你。刚刚认识，他马上对中国人这个话题大感兴趣。你们中国人爱吃蛇，对吧！他按奈不住好奇心，说道。恶做剧的味道特浓。没有的事儿，我从来就没吃过。我笑着大声抗议。但过了几天，电话里又传来他嘻嘻哈哈的声音。告诉你，我这里有一个中国实习人员，他可是吃蛇呀！你考虑考虑，让他到你们公司实习吧，你那里有问题吗？他就这样开着玩笑，把一个叫做李前的人送到我们公司实习。
李是个很拘谨的人，中信公司的硕士生雇员，被公司以CDK奖学金方式，送到德国学习一年，此时正在商会实习。他已经在德国居住大半年了。到我们公司的所谓实习，无非坐着聊闲天。好在我们的租约已经在执行之中，日间无事，向他了解一些关于德国的情况，本市的风土人情。很快发现，在这里生活过半年的他，对德国也是一知半解。圣诞节前，CDK组织中国留学人员聚会，他请我们也一起参加。结识了几个与会的中国年轻人。新年之夜全部请到我们在阁楼上的家里，生活总算热闹起来。
本森是日本北海道人，是这里一间专门承运日本在德企业货物的运输公司老板。他为人忠厚好客，又很腼碘，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本森的太太酷爱歌剧，夫妇二人总是连续购买季节联票。恰巧我太太也是歌剧粉丝，本森夫妇知道后，立即把下一季歌剧联票送给我们。第一次在欧洲听歌剧，感到新鲜，还有点刺激。进入剧场，发现竞是第七排正中间的两个位子。第一场是个德国传统剧目，虽听不懂，好歹能猜到剧情，加上优美的歌剧唱腔，我们兴味盎然。过几天再去看第二场就糟了。那是个很现代，很抽象的剧目。一个女人在舞台中间的一个台子上唱了好久，台子倾斜起来，她又在倾斜的台子上接着唱。也许是我音乐细胞不足，太太虽然听得津津有味，我却是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明白，坐在那里活受罪。只好用眼角打量周围的观众，细看之下才发现，从第一排至第七排正中间约二十多个座位，坐的全是清一色衬衫雪白的日本人。我的心里有些气不平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国人呀！我捏着本森的季节联票心里直犯别扭。第二天就把票还给他们了。从那以后再听歌剧，我再没有买到过那么好排位的歌剧票。因为，那些好位子，价位高的惊人，而且，主要留给买季度联票的观众。
本森家的生鱼片比日本餐馆的还新鲜，可惜我只能浅尝辄止。而他们对我们手包的饺子却叫好不迭。他女儿更对我们这个阁楼式的住房兴趣浓厚，恨不得让她爸爸与我们交换住房。我们与本森一家的友情持续了一年时间，直至他们一家在德国任满，返回日本。
随着新的一年到来，我们终于搬出那间昂贵的办公楼，辞退了二位秘书（一年以后，我们又把卡西娅招聘回来，那是后话）。公司没有了立脚之地，我们干脆把住房当作临时办公室。一张大桌子堆满文件，增加一条电话线，接上传真机，购置一台新打字机，再找家印字社，印些公司抬头的文件纸和帐单等，一家因陋就简的公司正常运转起来了。
在这个简单的基础上，我们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把公司规模发展壮大起来，在德国这块土地上块土地上立住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