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让中国独立作家的声音被世界听到
独立中文笔会上一任会长廖天琪，就任四年间，是中国当局严控思想的时期，刘晓波获得诺奖、廖亦武流亡德国等事件背后，都有她的身影。她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要让中国独立作家的声音被世界听到。
德国之声：对于很多人来说，独立中文笔会近年随着会员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的颁奖活动以及对中国狱中作家的声援活动等逐渐被熟知，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独立中文笔会的成立背景及您在任时笔会最重要的事件。
廖天琪：独立中文笔会是2001年由几位创会的会员发起的，其中包括贝岭、刘宾雁、刘晓波等发起的，他们多半是散居在海外的作家，也有一些是国内的。他们从2001年同时向国际笔会申请加入，成为国际笔会其中的一个成员。独立中文笔会进去以后非常活跃，第一任会长是刘宾雁先生、接下来是刘晓波、郑义，下一届就是我。
我们一路走下来，首先要说独立中文笔会面向了国际和刘晓波的受难很有关系；刘晓波遭遇逮捕被判刑11年，接着201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事情，这直接把独立中文笔会推向了国际视野。我从2009年接任会长以后，那时候刘晓波已经判刑，在2008年时他被抓时，我已经是笔会的理事会成员，直到他获奖的两年间我一直努力的把这件事情推向国际视野，请大家声援、呼吁和营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在国际上造成大的影响的能够得到诺奖，我绝对不会说这是我个人的努力，而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2010年廖天琪代表刘晓波领取赫尔曼.凯斯滕奖
德国之声：独立中文笔会，我想独立两个字的份量很重，独立在您的理解中有怎样的意义？
廖天琪：独立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里，作家的写作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语言来做艺术创作的话，会受到威胁和骚扰，在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独立写作是受到限制、被钳制之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刘晓波是其中一个，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子。
但我们笔会最强调的就是独立写作，独立写作代表独立思想和人格。我们的笔会是和中国官方的作协相对立的，我们笔会中的作家用独立写作来维护言论和创作自由，但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断有我们的作家被逮捕，甚至于被判处非常长的刑期，我们的一个会员在2010年底，因为被关押疾病得不到治疗而去世。这是非常沉重的使命，作为一个独立作家非常不容易的。
德国之声：您在任期间，笔会对这些推动自由的作家给予了怎样的支持？
廖天琪：我们虽然是一个文学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言论自由，但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保护维护我们宗旨的作家的人权和安全，除了在精神上我们彼此守望相助外，我们也给予这些作家一些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我们有限的经费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资助相当困难的作家、或是曾经坐过牢、正在坐牢的作家家属，我们也会给正在坐牢的作家一些法律援助的支持，找律师来为他们辩护。
德国之声：四年中，您不停的在国际机构和海外政府间游说、以及组织各种活动，也帮助廖亦武、野夫等很多作家到达能够自由写作的国家。比如廖亦武从出走中国到在德国，背后都有您的身影，您为什么不停的把这些作家带出来？
廖天琪：中国的作家他们由于生存、写作的环境使得他们受到限制，他们没有机会在世界间游走，我也在想这样的问题，中国有很多有才华的作家，他们的视野受制于中国的环境。我希望中国作家也能得到与世界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机会。廖亦武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他当时在中国甚至遇到了人身安全的威胁，如果他不离开中国，会因为出版他的书而遭到逮捕，他自己也明白这种危险性，在这种状况下，我就帮助他出来了。他出来后出版的书也获得成功。但像野夫他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作家，野夫的文字之美、喻意之深，如果翻译成其它文字会很困难。到现在他的书在国外的出版都没有成功。我的作法不是要把中国作家弄到外国来，要他们留在国外，我只是想提供一个机会：他们到国外来看一看，做一些比较。看了外面的世界，帮助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和生存环境，有更深切的体会。
德国之声：2012年、2013年独立中文笔会的颁奖都是在香港举行，毫无例外的受到中国当局干扰，您在我们的采访中曾质询"谁在害怕真相与文学"？中国当局为什么害怕？
廖天琪：任何专制政权对于擅于思考和表达的人是最害怕的，这些人能够把思想扩散出去，中国有一个非常深的传统，对于文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这种恐惧远远超出了理性。这个国家掌权的党实际上控制了一切的资源，从 军队到所有的媒体，他们还是这样怕。
今年9月,科隆世界艺术学院邀请中国作家李承鹏、冉云飞等来德交流
德国之声：四年中您帮助独立中文笔会建立和国际机构的联系，打开了中国独立作家与世界联通的大门，包括9月份您还参邀请冉云飞、李承鹏等作家来德国交流，您会不会继续做这样的推动工作？
廖天琪：我会的！中国的作家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表达能力、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见解是非常到位的，让他们到西方来，和西方的公众界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让西方世界知道中国这些特定的群体在想什么、有什么样的期待、有怎样的恐惧，我现在是科隆世界艺术学院的成员，我们有一定的资源和可能性，我还会继续把中国国内的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邀请出来，从精神和文化的高度和西方对等的知识分子交流。让这些独立作家的声音被世界听到。
德国之声：新一任会长贝岭已经就任，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中也强调笔会接下来要补强文学部分，继续推动言论自由，您有何寄语？
廖天琪：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文学老是在政治的阴影下；贝岭是一个诗人，在文化方面、推介西方的文学给读者方面做了很多贡献，他希望独立中笔会尽量更可能恢复文学的色彩，这当然是对的，即使他这么做，我相信他也不是真的要避开政治这一块，因为这是没有办法脱离的，我是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他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洪沙
日期 05.11.2013
贝岭当选独立中文笔会新会长
独立中文笔会近日进行换届选举。流亡作家贝岭当选新一届会长。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不仅介绍了笔会选举的具体情况，还谈到了前会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流亡作家贝岭
德国之声:贝岭先生,您能具体介绍一下独立中文笔会此次换届选举的情况吗？
贝岭：竞选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和民主的试验。其实我们笔会的竞选非常多。我们先要竞选理事，由17个理事候选人竞选9个理事的位子。必须选上了理事之后才有资格竞选会长。但是会长仍由全体会员投票。等于会长要两次经过全体会员的投票才能产生。这次的会长竞选最后有三位候选人。竞争很激烈，到最后我被对方阵营要求要公布私人财产、收入状况，这些部分等同于把竞选推到了一个政府公职甚至政府最高领导人选举的高度。
您是独立笔会的发起者和创立者之一，可以说是独立笔会的“老人”了，为何今年才参加竞选？
在过去的十年，我作为笔会的创会人，把笔会传承给了刘晓波。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笔会的会长应该从国内产生，只是在今年由于中国严酷的政治情形。任何一个可能出来竞选的笔会会长的人，国内重要的作家或者人权领袖，都有可能失去人身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出来，因为笔会需要一个对中国大陆和国内情况更多更深了解，甚至更愿意去关注他们的海外的作家。这是我要参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1年，贝岭曾和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在柏林中国使馆前参加声援刘晓波的示威
您个人认为，习近平今年3月上台后中国的文坛气氛有何变化？
我们这次笔会之所以没有国内作家出来竞选，是因为习近平这些新领导当政之后形式更为险峻。更多的维权人士和支持社会公正的企业家都被陆续被捕。所以这不是一个进步，是倒退，如果说有习近平时代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本来可能往前前进的公民社会，网络和言论自由的环境都受到了进一步的压制。文学创作空间更为窄小。我得到的是负面感受。
独立笔会的宗旨是提倡自由写作和言论自由，您能简单介绍一下笔会从创立到现在会员的发展情况吗？
笔会目前有340多位会员，70%以上在国内。回顾一下近年来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现在会员的年轻人比例占到70%到80%，而50岁以上的作家越来越少。年轻一代更加言而无畏，辛辣的批评多出自于他们之手。我们有很多30岁至40岁之间的会员。
贝岭撰写的《刘晓波传》德文版封面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曾经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他现在仍然在监狱服刑。在独立笔会的会员心中，刘晓波扮演者什么样的角色呢？
刘晓波是笔会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做了四年的会长。他几乎就是笔会的一面旗帜。这一点会员们可以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可是，我们现在甚至没有一个直接的渠道可以和他的夫人刘霞联系，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个可能的和刘霞建立联系的方式，这个联系更重要的是怎样营救他们。这里指的更多的是要把刘霞从一个软禁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让她获得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让她能在国内感受到到更好的，可以和朋友互动的环境。
独立中文笔会是一个非官方的组织，是国际笔会的分会。您作为新会长，未来有何计划和展望呢？
我有一些重要的设想，包括在台湾筹划笔会的文学节。笔会是以文学为主，宗旨是弘扬文学，坚持言论自由。所以笔会文学部分的补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权组织，它首先是个文学机构，所以我希望通过文学节让更多的中文作家在母语的环境下有一个文学的聚会，我们有足够好的文学家，他们可以和中国官方体系的官方作家创作水平进行文学和美学上的对抗，我们要产生一批好的作家来呈现笔会的实力和力量。另外，本人我希望在任期间可以推动各个地域中西作家的对话，做文学研讨和对谈。
采访记者：文木
责编：石涛
(14.10.2012)
在恐惧中坚持发声
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官员贪腐、环境污染、道德沉沦及言论自由被剥夺的处境？在科隆举行的论坛上，来自中国与德国的作家、艺术家和博客作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流亡作家马建一直坚持记忆式写作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场主题为"迷失的声音：与中国的另类对话"的艺术节于9月20日至21日在科隆举行。十多位来自中国与德国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和博客作者就文学艺术、现实政治及历史记忆等话题进行了对话。
本次艺术节由世界艺术学院两位成员--作家廖亦武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会同科隆文学屋共同策划。主办者指出，近年来中国上升为世界经济巨人，在政治上却依然是一个侏儒。在中共控制了军、警、法及新闻媒体，掌控了全国一切资源、土地和财富的情形下，他们希望借助该艺术节的平台探讨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官员贪腐、环境污染、道德沉沦及言论自由被剥夺的处境。
中国知名作家、博客作者李承鹏
历史和现实的禁区
"2008年之前，我以为中国的灾难都来自美国、德国等西方霸权，就像党说的那样"，博客作者、作家李承鹏告诉德国的听众。2008年四川地震改变了他，他在现场看到"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后，被压在瓦砾中孩子们伸着双手求救而不得，他开始明白真正的灾难来自身边的贪腐官员。从此他成为一个勇敢而尖锐的时事批评者，并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
与李承鹏对话的德国博客作者、政治学者安娜·罗特(Anne Roth)，2007年因为朋友突然被指控涉嫌恐怖活动被捕而开始利用博客发声，对政治、媒体及女权进行广泛的批评。李承鹏说，罗特在德国因为个人灾难而写博客，他在中国则会因为写博客而导致个人灾难，他的努力遭到来自官方的打压，新书宣传受阻，微博时或被禁言。
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中第一次被拘捕的作家冉云飞，与曾因"六四"坐牢、现旅居德国的作家周勍及德国作家来自前东德的作家卡特琳·施密特（Kathrin Schmidt）一起讨论了现实政治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施密特认为尽管德国在反思历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远远不够。冉云飞则介绍说，"反右"、"六四"等历史在中国仍然是禁区。他说，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专制国家，比在前苏联羽翼之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加严酷和变形。周勍认为包括受害者在内的中国人普遍对历史予以回避，"大跃进"、"六四"等历史灾难导致的个人悲剧，很多都随着当事人的沉默而湮没。他认为，挖掘个案比宏观描述更加重要。
廖天琪展示刘晓波头像
民间修史，日拱一卒
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亦武在讨论会上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他一直通过写作来完成逃离垃圾场的愿望。冉云飞认为必须保持对苦难的敏锐，诚实地面对一切禁忌，并坚持"日拱一卒"式的写作，最大限度地去除自我审查。他成功地动员了大量的"右派分子"撰写回忆录，留下了研究历史的原始资料。
作家野夫以写作家族历史而广为人知，这些写作揭示了中共建政前后被卷入历史风云中的个人悲剧。他因"六四"后辞去警职、协助民运人士而被捕入狱。他认为中共刻意遮蔽历史和掩埋历史，记录历史是作家的责任。野夫一直在进行"民间修史"工程。他认为网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将过去被官方垄断的历史记录扩展到民间和个体。他还对中共基层治理进行了田野调查和研究。
廖亦武现场演奏
作家马建对野夫的观点表示认同，他于1987年因为涉及西藏问题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遭到中共打压，随后流亡海外至今，但一直坚持记忆式写作。他在艺术节上朗读了以"六四"为背景的小说《肉之土》片段。
行为艺术家李心沫和德国作家苏珊娜·克林葛勒（Susanne Klingner）探讨了女权运动在中国与德国的现状。克林葛勒指出，德国妇女至今面临生育与工作的两难选择。李心沫则介绍了中国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这种歧视随着经济发展还有所加强。她认为性别歧视和专制政权有同构性质，女权是人权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能够帮助中国人实现人权。
作者：张平
责编：洪沙
- 日期 23.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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