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派德国留学生的起始和前前后后，多图

中国公派德国留学生的起始和前前后后，多图 zt

1980年5月的一个下午，上海，在通向东北角江湾五角场的四平路的一侧，同济大学水泥砌成的校门前，一群身穿灰、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们站成四排合影，除了夹杂在他们中间的几个欧洲人之外，这一切并没有过于引入注目之处。每年这个季节的前后，都会有毕业或者入学的大学生们在此合影留念。大门对面同济新村的居民们早已都习惯了这一切。 2005年8月的一个下午，瓦尔多夫，这是离开法兰克福机场不远的一个小工业区，一条比80年初上海四平路更加清静的德国小街旁，百来个中国人排成四列长队合影，夹杂在他们中间的是几位鬓角花白的德国老人。瓦尔多夫的小旅馆向来以接待来自中国的团队为主要业务，而周日下午德国的街道上，根本没有人来注意这一批拍照的中国人。 两次合影的主人公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本科生留德计划的参加者。从1980至1983年，中国教育部在国家财政的支援下，连续三年派遣大学本科新生前往当时的西德留学。2005年是首届公费留德本科生到达德国二十五周年的纪念，大约一百名当年的学员从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赶到德国，回忆当年的留学之路，重温同学情谊。 在两张看似普通的合影中横亘着的是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这是一个德国人从讨论分配财富到忘记了如何创造财富，中国人从不知财富为何物到为财富发疯发狂的二十五年。 派遣留学生到德国进修，在1972年中国和西德恢复邦交之后便已经开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赴德进修的学者，后来不少陆续成为中科院、交通大学乃至国家科技部的主要领导。但小批量的出国留学计划，满足不了邓小平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人才需求，闭关锁国三十年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大批年轻、懂专业、会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人才。每年派遣一万年轻才俊公费出国留学，这是80年代中国的一个未曾公开的目标数字。在派遣公费本科生到德国留学同时，还有一大批本科生前往日本，法国和北欧留学。这是改革初期的中国开始的一场培养人力资源的尝试，一场为中国经济再次崛起而做下的投资。 同济留德培训部由此而来 1979年开始了留德本科生的第一批选拔，主要根据是学员的高考成绩总分和英文成绩，集中在北大、清华、复旦和同济四所大学进行。 按照安排，每批学员在出国之前都必须进行为期近一年的德语培训。该培训项目由当时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争取获得，培训地点就设在原同济大学电气化教学大楼。由于缺乏德语师资，中国教育部向德国方面求助，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处(DAAD)和以传播德国语言文化为宗旨的歌德学院从德国派遣教师，协助同济建成了德语培训部。其教学内容和要求则参照德国大学预科的体系--甚至培训班的德语名称也是“上海德国预科学校”(Deutsch-Kolleg Shanghai)。当九十年代末的自费留德大潮汹涌澎湃之际，几乎成为赴德留学“通行证”同义词的“同济留德预备部”，便从那时的德语培训班演变而来。 被挑选到同济大学进行培训的首批学员共99名，现任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电机系教授的丁永健，是第一批学员中的一位。二十五年之后的他已经成为大学电机系研究所所长。丁永健教授回忆说，当年的培训前半年为纯德语培训，后半年则增加了数理化、生物等课程。首批培训以一名外教配备一名中方教师的形式进行，其目的也在于间接提升同济的德语师资水平。而从第二批开始，全部课程都变为外教授课，生活在斯图加特的高玉梅便是第二批留德学员。她向<<欧览月刊>>回忆说，当年她们在课堂上从一开始就只有说着德语的外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有中方教员临时过来协助一下。这种集中、封闭的德语教学方式，为学员以后在德国的学习、生活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当年的德语强化学员，除了一例因身体原因退出外，其余全部顺利通过语言考试以及当年的德国Abitur考试(德国高中毕业考试)，同济留德预备部也因此声誉鹊起。 1979年，为配合中国国家主席华国锋访问德国，德国电视二台ZDF还特意派出摄制组来同济大学采访这批即将来德国留学的中国学员。而据说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上，德国大学校长们还曾经争夺起了这批中国学生。 1980年的5月，首批学员德语培训顺利结束，6月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便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于是，在1980年5月的同济校门口，便有了这样的一次合影。 谈起当年的三批公费留德本科生，鲍超佚老师如数家珍，他能够清楚地报出，每一批学员的数字和男女学员的比例，甚至于他们每一批到达德国的准确日期。 今年年届七十的鲍超佚，是五十年代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毕业生。首批留德本科学生成行之际，他是教育部留学生司欧洲处的官员。在把首批留德本科生送到机场之后的四个月，他本人也来到了德国，成为管理这批本科留学生的大使馆教育处官员。在波恩的大使馆教育处，鲍超佚一直工作到1986年回国，和这三批学员前后接触了五年之久。当年的他往往是每周四出门，利用周末走访两个城市，看望各地的留学生，周一回到波恩的大使馆继续工作。当年的鲍超佚，还会和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留学生们一起踢球。至今，这三批留学生们都恭恭敬敬地称他为“鲍老师”。 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理工科人才，因此来德的学员都以理工科为主，第一批学员中学习物理、数学、电气工程专业尤其多，二、三批陆续有学经济、心理学等其他科目，但相对而言还是以理工科为主。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这三批本科留学生最后的专业和学校甚至也都是计划安排的。也许是为了简单，学员最终就读的大学和所学专业，甚至是以姓氏字母排列顺序进行分配的，现在还在斯图加特一家公司工作的张大可，就因为自己的姓以Z开头，便被分配到了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大学。 对待这批来自中国的这批年轻人，德国大学的接待是十分认真。1980年首批学员分成两批到达德国。第一批6月间到达德国的学员，立刻就被DAAD安排去各公司和研究所进行实习。因为德国大学要求学生在专业学习之前，都应该有相应的实习经验，这批中国学生也不例外。后来在斯图加特定居下来的高玉梅，就被分配到了斯图加特大学的生物研究所实习。而丁永健教授和其他学员则受到了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接待。来自一个物价几十年不变的国家的他们，先要学会比较各家超市不同的物品价格。 八十年代初的德国，中国人为数不多，在路上听到有人讲中文，回头一看往往就是认识的。对于有些神秘但又特别优秀的中国学生，德国媒体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达姆斯塔特，如果谁有兴趣去当地发行最大报纸<<回声报>>(Darmstaedter Echo)报社档案室翻阅一下八十年代初的报纸，你会发现横贯整个八十年代，有关中国和中国学生的报道居然是那么的频繁。 留学德国，不仅对于学生是一个新的体验，对于教育部的管理工作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在大使馆负责留学本科生的鲍超佚老师回忆说，八十年代初，因为完全缺乏管理经验，公费留学生如何管理对教育部和驻外使馆都是一种挑战。在这几批留德学生到达德国的最初前几年，中国大使馆还是参照五十年代管理留苏学生的办法，对所有学员的生活费用进行实报实销。大使馆除了支付学员的生活费用包括住宿费、保险费，还有电话补助用于与国内家人联络，每天的零用开销基本是7马克。特殊专业比如机械制造专业需要制图等工具则另有补贴。学员学习期间有两次公费返家探亲的机会。 但是，因为各地住宿生活标准并不一样，处理各种报销手续相当繁琐，在留学生人数增多之后，教育部甚至特意派了一个会计前来，这才减轻了不少工作量。到了1982年底，大使馆教育处开始对留学生采取费用包干，也就是发放标准生活费，由学员自行安排。 由于是公费学员，因此大使馆原则上规定所有学员必须以学业为重，不允许打工。在事实上无法禁止的情况下，最初还曾经有过一个规定：学员打工每1000马克收入必须上交90%，如此苛刻的条件被当时的学员们戏称为“不平等条约”。虽然以后该规定有所放宽，上交比率下降到了30%。不过，大多数的学员还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专业学习之中，真正打工的寥寥无己。 除了一位在柏林学员因为染上赌瘾而被迫中途辍学回国完成学业的例子之外，这三批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几乎成为留学生的楷模。自身的勤奋加之先天的聪颖，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十分优异。 第一期的丁永健仅仅用9个学期便取得了慕尼黑工大的电气工程专业的DIPLOM，和他一起在慕尼黑工大念书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以平均分1分的优异成绩通过 VORDIPLOM。第二批的刘世槎也只用了10个学期便取得了柏林工大的电气工程专业的DIPLOM，而当时柏林工大该专业的平均毕业学期数是 16.4；目前在吉根大学(Uni Siegen)担任教授的张传增在达姆斯塔特大学只花了六个学期就完成土木工程专业全部课程，也创下了该系的一个记录。而在柏林工大就读的张首晟五个学期便念完了别人六七年才能完成的课程。 八十年代初的德国大学，还鲜有年轻的中国人的面孔，而这批中国学生超群的成绩，使得他们受到了德国社会的认可。大部分接受<<欧览月刊>>采访的学员都对那个年代怀有十分美好的回忆，对当时的校园生活更是深深眷恋，他们中间几乎无人有过不愉快的遭遇。

1982年以后，中国政府停止了对德派遣本科留学生，改而派遣公费研究生，三年后计划再次中止，此后类似计划停滞了若干年，期间基本仅存访问学者或公派博士生进修两种留德形式。

从上海经柏林到斯坦福

在首批赴德的近一百名本科生中，张首晟是极其出色的一个。当年德语培训班上执教德语、绘图等课程的德国教师也看出，这位年纪最轻的学生潜力无穷。“我觉得，他就是个神童”，25年前就认识张首晟的鲍超佚老师这么说，25年之后他在法兰克福和张首晟再度相聚。1978年，张首晟考入复旦大学，那一年他才15岁，甚至连高中都没有读过。对于复旦大学，张首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祖父张彝于1906年进入复旦公学，是复旦建校后的第二届学生。2005年5月，当张首晟把家中祖父当年的复旦“卒业证书”赠送给百年校庆的复旦大学时，复旦校史馆如获至宝。


此时的张首晟，已经从当年复旦的少年大学生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终身教授。而他的世界名校教授之路，起点在复旦，培训在同济，取道柏林工大。也正是柏林工大德国教授的慧眼识才，又以宽阔的胸襟推荐他前往美国投奔名师杨振宁，加上八十年代教育部宽松的人才政策，才智过人的张首晟才能如此一帆风顺。


25年前的张首晟作为第一批留德本科生到达德国，随后被“分配”到了柏林工大物理系。在当时的大使馆教育处，年龄不到18岁的张首晟被认为是应该特别照顾的对象。但至少在学业上，张首晟并不需要别人太多的照顾。他以惊人的学习能力，用五学期念完了一般德国大学规定的六七年时间才能消化的教学内容。对于这个智力超人的学生，柏林工大的教授也觉得，似乎应该给他提供一块更广阔的天地。张首晟回忆说，当年他的德国教授便建议他毕业后去美国。


就在张首晟即将完成学业的那一年，他就读的柏林工大的一位德国教授在一次国际物理会议上遇到物理学家杨振宁，德国教授告诉杨振宁，自己的大学里有这样一位出色的中国学生，只用了五个学期便完成了相当于美国大学学士和硕士的全部课程。杨振宁听后表示出很浓厚的兴趣，表示愿意接受这位素昧平生的中国学生成为自己的博士生。回到柏林之后，这位德国教授提笔给中国大使馆教育处写信，转达了杨振宁教授的意思。


公费留学生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就学，这在八十年代初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主管这批本科留学生工作的鲍超佚老师于是写信给国内教育部，中国教育部很快打开了放行的绿灯。鲍超佚老师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张首晟是1980年9月4日随留德第一期本科生的第二组学员到达德国，1983年6月他离开德国前往美国就读博士，这中间只有甚至不到三年的时间。1963年出生的张首晟，这一年才只有20岁。


到达美国之后的张首晟，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一切学业，从1983年至1987年张首晟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师从杨振宁教授攻读物理学获博士学位，24岁获得博士学位。34岁时，张首晟便被评为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授，他也是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25年之后回顾自己的留学之路，张首晟淡然地说，“成为斯坦福的终身教授，我很幸运” 。但他也并不讳言，当年柏林工大的课程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困难。但是，“假如我没去美国，而是留在德国的话，我想，我达不到我目前已经达到的成就。”面对<<欧览月刊>>的采访，物理学家张首晟实话实说。


回国和为国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三批留学德国公费本科生们开始了聚会。聚会每五年一次，几年前的一次，因为一位学友在海南工作，聚会便安排在海南，但人数并不太多。2005年德国的聚会，参加的人数将近一百。一来这是首批学员来德25年的纪念，另一个原因在于于这样一个无须掩饰的事实，那就是当年近两百名公费本科留学生中，后来定居德国的占据了多数。


八十年代初策划这场公费留学计划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欧洲和中国的社会生态的巨大变化，留学德国之后产生的全新的职业发展机会，已经爱情和婚姻等因素的原因，使得迅速为国培养人才的初衷并没有实现。


这曾经是中国政府某些机构和官员，和这批学员之间难以解开的一个结。


九十年代中，回国十年后的鲍超佚重返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他回忆说，临行之前，当时教育部负责留学生工作的最高官员曾经对他说过，留学生是否“回国”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国工作”。


但并非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持有这样宽松的想法。为了退还当年的培养费用的问题，大使馆和滞留海外的留学生曾经剑拔弩张。有些希望就此“买”下自由的学员，尽管有意主动规划培养费用，但也因为当年留学之前政府和学员之间毫无协议合约，赔款数额无从谈起。第二批学员中的高玉梅就是一个例子，一度打算把费用归还的高玉梅曾经和大使馆多次交谈，但却因为在费用数额上无法达成一致，便使得培养费问题至今依然成为无法解决的悬案。而如今富裕起来的中国，已经开始向自费留学生发放奖学金，当年的培养费用无人再去追究。


2005年8月的同学聚会，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更加成型。12月初，部分当年的留德学员将聚会一起，商讨一个建立基金会的计划，以资助国内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或者帮助那些考上大学但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学业的学生。留德一期、毕业于克劳斯塔工大的张逸讷下海经商多年，也因此成为这项计划的召集人。张逸讷告诉<<欧览月刊>>，有关基金会的想法还是一个雏形，基本上打算采用德国基金会的操作程序。预计12月在张逸讷家中的聚会上，大家会先起草一份呼吁书，落实任务的具体分配。但因为涉及资金筹措、与国内联络等很多细节问题，因此该项目短期之内还难以实现，不过，接受<<欧览月刊>>采访的几位人士都很有诚意，态度积极，对基金会的前景也十分乐观。


当年留德同学的聚会，讨论的话题离不开中国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在德国高校和企业界站稳脚跟的学员们，也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界和教育界乐意结交的海外人才。年过七旬的鲍老师在上海通过电话接受<<欧览月刊>>采访时说，根据他的了解，在他曾经管理过的这三批二百名学生中，至少有90%是在从事着和中国相关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年的这个留学计划完全是成功的。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张首晟担任着中科院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职务；曾经是德国最大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中国首席代表的宋新宇博士，开始了他的为中国企业家进行管理培训的事业；留德第三期的凌海峰，在西门子工作多年之后，跳槽一家中资企业，成为其开发欧洲和德国市场的主管。在欧洲学习、生活和工作二十五年的这批华人精英，具有着远比二十年前更强大的能量，当蓬勃兴起的中国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宽松的社会环境，更理想的职业前景的时候，人才的回流几乎成为必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策划了公费留学计划的人们也许没有想到，无意中间，他们为中国在海外的人才储备做了一次远期的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