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为了自己洗脱共产嫌疑, 弃车保帅, 看来他着实被海外卖国精英魏京生和何清涟等卖国精英挑起的对德国之声共产嫌疑指责吓破了胆, 居然草木皆兵, 把只想澄清事实而毫无路线问题的中文部主任冯海因给下课了。贝特曼自己亲自领教了海外卖国精英们的厉害和骗局, 被玩弄和虚惊一场的感觉驱使他将亲自出马领导中文部。 海外卖国精英们将自食其果!
今年8月以来, 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经历了人生重大考验。 经常被德国之声中文部采访的各路中国海外卖国精英们向她伸出毒手, 着着致命。海外卖国精英们因为张丹红客观评价中国而恼怒, 他们发起了致张丹红于死地的总动员。首先由德国卖国精英徐P纠集德国右翼媒体指控德国之声是共产党喉舌, 张丹红首当其冲, 在未查清事实前, 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就暂停了张丹红工作, 撤消了她的中文部副主任职务, 即使在彻底弄清德国之声中文部无任何共产嫌疑后, 张丹红仍然未恢复职务。
由于中文部主任冯海因公开支持张丹红, 冯海因同样在这次"清洗"风波中被受外界指责, 德国之声的监管机构广播委员会为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彻底平反后, 冯海因开始对海外卖国精英何清涟的无端指控进行了反击。推出了"张丹红驳何清涟颠倒事实的陈述"的采访。海外卖国精英代言人的德国记者潘帕里安立即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报道对"张丹红驳何清涟颠倒事实的陈述"进行了反驳, 指责德国之声中文部公器私用。本来刚从平反中喘过气来的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无法再次忍受冯海因的"大异不道", 惟恐亲共嫌疑引火烧身, 他对冯海因提供的任何客观事实置若罔闻, 以解除冯海因的职务作为和亲共划清界限的宣誓。 贝特曼的行为保住了他自己的清白, 却失去了公信, 助长了海外卖国精英的专制， 使他们欣喜若狂，不能自己。
德国之声不是何清涟卖国精英之流的专用话筒, 德国之声中文部有权选择任何采访对象, 有权以任何理由终止和任何人的合作。德国之声中文部终止与何清涟的部分合作被何清涟说成是中文部受中国政府的指使显然是荒唐的, 可是她拿不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把她自己抬到天上去了, 德国之声中文部采访了几乎所有著名卖国精英, 为什么惟独和何清涟过不去呢? 中国政府为什么惟独不让何清涟写评论呢? 为什么德国之声中文部偏偏在何清涟问题上听从中国政府的指示呢? 德国之声为什么没有听从中国政府的指示压制其他国内外卖国精英的言论呢? 看来何清涟岂不是所有卖国精英里的顶尖人物, 超越了魏京生和刘晓波等所有精英? 何清涟真有这么大能耐? 何清涟长期生活在美国象牙塔里, 其中国经济评论都是二手和三手材料拼凑起来的毫无个性和建设性的陈词烂调, 除了BBC还给她一点面子外, 其评论几乎没有实用价值。德国之声中断与她的合作完全是她自己的浅薄, 并非中国政府授意德国之声中文部中断与她的合作。德国之声中断与她的合作不仅使她自我标榜的重磅炮弹没了, 更断了她的财路, 可能令其少了五位数字欧元的收入, 这叫她如何不憎恨德国之声中文部领导呢? 卑鄙的何清涟为了自身利益拿出了卖国精英精英们的杀手锏对付本来就反华的德国之声中文部, "亲共"和"通共"的指控不仅使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胆战心惊, 更使所有德国媒体和政治家害怕和恐惧, 这就出现了张丹红和冯海因被无罪解职的荒唐丑闻。
卖国精英何清涟和徐P与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存在个人恩怨， 他们不检查自己, 却拿起"亲共"和"通共"的大棒大闹德国之声, 所有"亲共"和"通共"的指控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其行为是真正的公器私用, 拿"亲共"和"通共"的大棒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利用德国政府反华的大形势逼迫德国之声中文部向他们屈服, 让德国之声成为他们的发声筒和财源, 让德国之声成为"一个德国, 一个种声音"。他们要让德国之声成为他们独家反华媒体, 他们专制, 他们霸道, 他们破坏言论自由, 他们比本来就专制反华的德国之声更邪门。
别了冯海因，别了德国专制的媒体？世界人民需要中国，德国人民需要中国，中国人民需要平等公正的世界。 德国政府不公平、不公正、不民主，德国人民不需要'一个德国，一种声音'。那些把德国引向专制的政客和海外卖国精英不会长久，迷茫中的德国之声编辑们无需害怕，黑暗的来临意味着光明不远。
别了冯海因， 冯潇阳来了， 冯清涟来了。德国右翼分子更将活跃， 卖国精英更加猖狂，华人被歧视，华人被袭击，德国右翼分子同样会袭击冯潇阳和冯清涟！因为他们也是华人。
别了冯海因，桑德施奈德来了，德国需要中国，丑化中国的德国也丑化和孤立德国自己！没有中国的德国将陷入灾难。邪不胜正，中国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国人民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民主，中国不会因为冯清涟和冯潇阳来了就强大了， 就民主了。冯清涟和冯潇阳的到来只会使德国在错路上越走越远， 只会使中国不强不大，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奴才。
蚍蜉撼树、不自量力的德国政客和海外卖国精英的好日子长不了。 不管海外卖国精英如何猖狂, 中国的进步无人可以否定, 他们"亲共"和"通共"的大棒最终会打到他们自己的头上!
12 月17日环球时报刊登了德国之声文部主任冯海因被辞职的首条新闻，何清涟以此判定德国之声文部"通共"，何清涟的判定是否正确呢？答案是否定的。德国主流媒体至今没有冯海因被辞职的报道，看来德国之声文部"通共"情况是存在的。那德国之声文部谁在"通共"呢？在何清涟眼里张丹红嫌疑最大，那她把冯海因被辞职的消息透露给环球时报的目的何在呢？冯海因曾经公开支持张丹红，张丹红消息透露冯海因被辞职的消息不仅帮不了冯海因，而且更帮不了自己， 反而更害了自己。 也就是说德国之声文部"通共"另有其人，这个人希望冯海因和张丹红下课，他(她)可以取而代之。这个人可能就是"亲通"何清涟等海外反华精英的。这个人敢公开自己吗？小人得志更猖狂，可惜他(她)不能得志，即使得志也长久不了。
在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眼里， 冯海因和张丹红算个屁呀， 言论自由算个屁呀。没有"亲共"和"通共"的冯海因和张丹红被撤职，"亲共"和"通共"的小人却有高升的可能， 德国之声中文部本来一切正常，否则德国之声的监管机构广播委员会就不会为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彻底平反， 在海外卖国精英折腾下、 在专制的贝特曼领导下现在是一片混乱，是该好好整顿了。
德国之声读者来函的栏目已从12月15日被停止了， 德国之声惧怕读者的声音， 成为地道的一言堂。这就是声称言论自由的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不要成为人云亦云的专制媒体， 公正平等客观报道和评论中国， 中国的任何丑闻几乎在西方都存在，而且没有完全消除。不要为批评而批评，不要片面臆断， 不要似是而非混淆视听，不要做西方政治宣传的反面样板，不要成为自弹自唱和孤芳自赏的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违背言论自由，以"亲共"和"通共"打击迫害编辑， 搞政治迫害。 作为德国纳税人的广龙， 保留通过法律手段声张言论自由的权利。
何清涟和徐P之流胜利了吗？看来没有，否则德国之声就不会出现"施罗德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访谈，施罗德不是最大的"亲共"政治家吗？在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眼里，何清涟和徐P之流算个屁呀！何清涟和徐P最恨的不就是"亲共"的施罗德吗？何清涟和徐P之流折腾德国之声的结果是把自己给折腾完了，德国之声或许永远也不会让他们有机会再发言了。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卖国精英他们到处折腾， 被他们折腾掉的是正义和民主，被他们折腾掉的是平等和公正， 他们带来的是混乱和敌对，他们是反人民的， 他们把中国和德国都引向邪路，他们为了个人目的可以疯狂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海外卖国精英比国外反华势力更可恶，西方国家利用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取代中国广大人民的真正民意，从而愚弄西方人民，把中国制造成西方人民新的敌人。海外卖国精英死有余辜！
背景报道 I
德议会激辩“张丹红事件” 反张派被追问露马脚
环球时报驻德国记者 12月21日 刘华新报道
12 月18日, 德国联邦议会文化与媒体委员会邀请议会一些下属委员会的约25名议员和6位社会各界代表，就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展开听证。据德新社报道，文化与媒体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对德国之声的新闻工作质量和独立性表示怀疑。该委员会两位社民党籍的议员莫尼卡—格里凡和约尔格—陶斯当天在柏林说，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就针对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批评所做出的反应是迅速和恰当的。过去几个月里，德国之声中文广播和网页被指责迎合中国政府的立场。
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德国之声中文部原副主任张丹红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批评德国媒体对中国片面报道和默克尔对华政策的言论。生活在德国的一些中国“异议人士 ”和两名德国记者于8月中旬发起一场批判张丹红的运动，自由记者潘帕里安和海因频繁为德国各主要报刊撰文，攻击张丹红。世界各地的“反张”和“拥张”两派先后向议会发表七封公开信。其中在德国引起较大反响的有两封，一封是“联邦共和国作家圈”要求清查德国之声员工政治背景和审核中文部过去五年节目内容的公开信，另一封是德国及欧洲知名汉学家和部分政治家、记者呼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公开信。这也是议会举行听证的原因。
在外界压力之下，德国之声于9月底决定免去张丹红的副主任职务。但“反张派”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将矛头指向整个德国之声中文部以及台长贝特曼。
经过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和网页今年有关中国报道的调查之后，12月1日，德国之声的监督机构广播委员会为德国之声正式“平反”。“张丹红事件”本可以告一段落。但12月4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页发表张丹红有关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何清涟对德国之声指责的澄清文章，被何清涟抨击为“公器私用”。已自视为 “异议人士”代言人的记者潘帕里安立即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配合报道，使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感到再度陷入压力之下。鉴于12月18日即将进行议会听证，贝特曼决定撤销德国人冯海音所担任的中文部主任的职务，以证明自己的行动能力。冯海音在“张丹红事件”发生之后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张丹红，也成为“异议人士”的攻击对象。
现在看来，也许贝特曼的决定操之过急，因为议会辩论并未涉及事件的上述最新进展。据消息灵通人士称，议会辩论激烈，持续了3个小时。受到邀请的包括3 名“反张派”代表：属于上述作家圈的原东德运动员盖佩尔、“异议人士”代表彭小明和专门从美国赶来的魏京生。支持张丹红及德国之声的有德国资深退休记者、原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编辑布罗伊蒂加姆和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另外还有持中间立场、设在英国的国际广播协会（AIB）负责人斯潘斯维克出席。 布罗伊蒂加姆在发言中指出，《德国之声法》第61条明确规定，“德国之声不受国家的专业监督”，因此，作为公法电台的德国之声是独立于国家的，为节目内容负责的是电台台长和广播委员会，而非议会。“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提出的设专员审查节目内容的主张实际上是要搞新闻检查。桑德施耐德教授则为张丹红辩护，说她的言论没有错。他认为近几个月来关于德国之声的争论已达到“不可思议”的规模。
德国之声反对派代表的发言流于泛泛的指责。在议员的追问下，魏京生不得不承认从来没有听过德国之声的节目。
议会辩论对德国之声有利的结果可能为持续近五个月的“张丹红事件”划上句号。但德国之声无疑将继续成为“异议人士”重点“检查”和借题发挥的对象。“政治正确”可能已经成为德国之声对中国报道的首要原则。
背景报道 II
专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谈改革开放30年
德国之声 祝红 2008.12.21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他有“魅力总理”，“媒体明星”的美名，于1998年至2005年两度连任德国总理，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2008年即将结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周年之际，德国之声中文部有幸邀请到格哈特－施罗德作为VIP－专栏的访谈嘉宾，漫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告别政坛以后，施罗德重操旧业，当律师，并为多家机构担任顾问，其中包括瑞士著名出版集团荣格。他与大名鼎鼎的纽约哈里－沃克演说机构签约，并出任北欧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施罗德尤其与中国、俄罗斯关系密切。他不像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虽90高龄依旧针砭时弊，“点评时局”，有人抱怨说，施罗德忘记了曾身为总理，也有人指责他在对待中国新闻自由和人权议题上过于迁就，没有尽到一位昔日总理的责任。此次采访施罗德是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莱布尼茨著作出版新闻发布会上。《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第四系列第六卷收入了莱布尼茨1695年至1697年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数篇论著，作者在文章中提出通过中西文化与科技交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构想，因此相关新闻发布会受到施罗德办公室的支持，施罗德本人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发布会结束后，在场的记者们蜂拥而上，我匆忙收拾笔记本和照相机，拿起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和采访包站了起来，这时施罗德已站在了我的面前，向我伸出了手……
德国之声：施罗德先生，您在中国被视为最受欢迎的德国友人。您非常了解中国。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您如何看待西方人所说的中国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在威权政府领导下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
施罗德：首先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使4亿中国人摆脱贫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忍饥挨饿，而中国并非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继续这一政策，毫无疑问，中国将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其次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十七大上已确定了新的工作重点。工作重点尤其涉及各省和地方的社会问题，涉及流动农民工、环保问题等。它们必须被有机地融入改革开放政策之中。十七大的决议显示，这已被中国领导人纳入计划。总之，我必须说，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成功之路，我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与其他国家保持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重任和挑战。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威权政府吗？
施罗德：当然了，它与西方政府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中国人民能更多地拥有直接监督权。但这样的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办到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德国之声：30年来，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恰恰在开革开放30周年之际，首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全世界受到影响，中国也难逃此劫。继世界银行之后，德意志银行也宣布，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只有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打击，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您认为，中国制订的经济促进计划，这一世界最大规模的振兴经济计划能否成功地帮助中国扭转不利局面？
施罗德：这首先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问题。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百分之七，这样的增长率是欧洲所有国家以及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所梦寐以求的。第二点是：我知道，为了解决最紧迫最棘手难题，中国必须保持至少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率。我希望，中国的经济促进计划能达此目的。无论如何，制订如此庞大规模的经济促进计划是一个勇敢的决定。我认为，全世界都希望，这一计划能有助于中国保持市场稳定和政局稳定。因为这也关系到中国能否继续提高居民富裕生活水平的问题。
德国之声：经济发展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角色。在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西方人大多将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有能力如许多人所称“拯救世界经济”吗？
施罗德：我不会这么说，但在克服危机的进程中，如果中国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就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首先在克服金融危机中，中国应与西方国家合作，从而避免金融体系出现崩溃。另外，中国应该通过经济促进计划稳定国内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不仅对中国百姓非常重要，对诸如依赖出口的德国等其他国家来说也很重要。鉴于此，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世界，但中国能与其他国家一起为此做出宝贵的贡献。
德国之声：您一直主张“由商促变”。您一再强调，以对话形式，以建立合适平台的形式讨论新闻自由和人权等问题更有意义。您认为，这样的战略考量在中国获得了预期中的成功吗？
施罗德：我认为，它对中方做出正确、符合法律规则的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通过法院更好地进行监督等。此项战略的目的在于，通过开展对话，交流经验，使对话伙伴汲取经验，取长补短。所以我们当初就此达成协议。我认为，如果人们能公正地对待中国的话，将今天的中国与10年，20年，30年前的中国进行比较，那么可以而且必须承认，中国取得了进步，当然前提条件是人们愿意这么做。
德国之声：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当年是在您和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熔基的倡议下启动的。您认为，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施罗德：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双方进行法律文件以及思想交流，而是将协议内容付诸实施。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在政治层面，将对话达成的协议内容落实到每个村子，并在那里发挥作用。这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落实相关政策上会遇到很大困难，人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德国之声：有些宏观经济学家们现在就断言，中国最迟在2050年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未来的事情变数多多，预测未来是件很令人为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很想知道您对中国的展望究竟是什么？
施罗德：展望未来难免带有占卜成分，就如同您刚才所说。但中国有望在2050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为什么呢？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拥有接受一流教育的人才，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以和平方式开辟国外资源。中国愿承担国际责任，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中国在成功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至于中国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或者美国是否能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等等——人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浪费脑筋，重要的是，继续成功之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自然会看到结果。遗憾的是，我想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德国之声：您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政策上，您放弃了那种象征性的，程序般的，仅为德国公众舆论着想的做法。它们不能取代德国的外交政策。请问，您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这份理解源自何处？为什么在这一点难以消除歧见呢？
施罗德：我只能谈自己。这的确是一个理智问题。它关系到将欧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德国在其中扮演角色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经济领域密切合作，在文化上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到很多东西，我们也需要在科技领域展开合作，我们需要中国为稳定世界经济和政治做出贡献。这是我的考量。另外，像我这样一个经常去中国的人，每年去中国三四次，自然会与中国人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其他人不是这样，您得问他们了。
今年8月以来, 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经历了人生重大考验。 经常被德国之声中文部采访的各路中国海外卖国精英们向她伸出毒手, 着着致命。海外卖国精英们因为张丹红客观评价中国而恼怒, 他们发起了致张丹红于死地的总动员。首先由德国卖国精英徐P纠集德国右翼媒体指控德国之声是共产党喉舌, 张丹红首当其冲, 在未查清事实前, 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就暂停了张丹红工作, 撤消了她的中文部副主任职务, 即使在彻底弄清德国之声中文部无任何共产嫌疑后, 张丹红仍然未恢复职务。
由于中文部主任冯海因公开支持张丹红, 冯海因同样在这次"清洗"风波中被受外界指责, 德国之声的监管机构广播委员会为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彻底平反后, 冯海因开始对海外卖国精英何清涟的无端指控进行了反击。推出了"张丹红驳何清涟颠倒事实的陈述"的采访。海外卖国精英代言人的德国记者潘帕里安立即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报道对"张丹红驳何清涟颠倒事实的陈述"进行了反驳, 指责德国之声中文部公器私用。本来刚从平反中喘过气来的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无法再次忍受冯海因的"大异不道", 惟恐亲共嫌疑引火烧身, 他对冯海因提供的任何客观事实置若罔闻, 以解除冯海因的职务作为和亲共划清界限的宣誓。 贝特曼的行为保住了他自己的清白, 却失去了公信, 助长了海外卖国精英的专制， 使他们欣喜若狂，不能自己。
德国之声不是何清涟卖国精英之流的专用话筒, 德国之声中文部有权选择任何采访对象, 有权以任何理由终止和任何人的合作。德国之声中文部终止与何清涟的部分合作被何清涟说成是中文部受中国政府的指使显然是荒唐的, 可是她拿不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把她自己抬到天上去了, 德国之声中文部采访了几乎所有著名卖国精英, 为什么惟独和何清涟过不去呢? 中国政府为什么惟独不让何清涟写评论呢? 为什么德国之声中文部偏偏在何清涟问题上听从中国政府的指示呢? 德国之声为什么没有听从中国政府的指示压制其他国内外卖国精英的言论呢? 看来何清涟岂不是所有卖国精英里的顶尖人物, 超越了魏京生和刘晓波等所有精英? 何清涟真有这么大能耐? 何清涟长期生活在美国象牙塔里, 其中国经济评论都是二手和三手材料拼凑起来的毫无个性和建设性的陈词烂调, 除了BBC还给她一点面子外, 其评论几乎没有实用价值。德国之声中断与她的合作完全是她自己的浅薄, 并非中国政府授意德国之声中文部中断与她的合作。德国之声中断与她的合作不仅使她自我标榜的重磅炮弹没了, 更断了她的财路, 可能令其少了五位数字欧元的收入, 这叫她如何不憎恨德国之声中文部领导呢? 卑鄙的何清涟为了自身利益拿出了卖国精英精英们的杀手锏对付本来就反华的德国之声中文部, "亲共"和"通共"的指控不仅使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胆战心惊, 更使所有德国媒体和政治家害怕和恐惧, 这就出现了张丹红和冯海因被无罪解职的荒唐丑闻。
卖国精英何清涟和徐P与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存在个人恩怨， 他们不检查自己, 却拿起"亲共"和"通共"的大棒大闹德国之声, 所有"亲共"和"通共"的指控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其行为是真正的公器私用, 拿"亲共"和"通共"的大棒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利用德国政府反华的大形势逼迫德国之声中文部向他们屈服, 让德国之声成为他们的发声筒和财源, 让德国之声成为"一个德国, 一个种声音"。他们要让德国之声成为他们独家反华媒体, 他们专制, 他们霸道, 他们破坏言论自由, 他们比本来就专制反华的德国之声更邪门。
别了冯海因，别了德国专制的媒体？世界人民需要中国，德国人民需要中国，中国人民需要平等公正的世界。 德国政府不公平、不公正、不民主，德国人民不需要'一个德国，一种声音'。那些把德国引向专制的政客和海外卖国精英不会长久，迷茫中的德国之声编辑们无需害怕，黑暗的来临意味着光明不远。
别了冯海因， 冯潇阳来了， 冯清涟来了。德国右翼分子更将活跃， 卖国精英更加猖狂，华人被歧视，华人被袭击，德国右翼分子同样会袭击冯潇阳和冯清涟！因为他们也是华人。
别了冯海因，桑德施奈德来了，德国需要中国，丑化中国的德国也丑化和孤立德国自己！没有中国的德国将陷入灾难。邪不胜正，中国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国人民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民主，中国不会因为冯清涟和冯潇阳来了就强大了， 就民主了。冯清涟和冯潇阳的到来只会使德国在错路上越走越远， 只会使中国不强不大，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奴才。
蚍蜉撼树、不自量力的德国政客和海外卖国精英的好日子长不了。 不管海外卖国精英如何猖狂, 中国的进步无人可以否定, 他们"亲共"和"通共"的大棒最终会打到他们自己的头上!
12 月17日环球时报刊登了德国之声文部主任冯海因被辞职的首条新闻，何清涟以此判定德国之声文部"通共"，何清涟的判定是否正确呢？答案是否定的。德国主流媒体至今没有冯海因被辞职的报道，看来德国之声文部"通共"情况是存在的。那德国之声文部谁在"通共"呢？在何清涟眼里张丹红嫌疑最大，那她把冯海因被辞职的消息透露给环球时报的目的何在呢？冯海因曾经公开支持张丹红，张丹红消息透露冯海因被辞职的消息不仅帮不了冯海因，而且更帮不了自己， 反而更害了自己。 也就是说德国之声文部"通共"另有其人，这个人希望冯海因和张丹红下课，他(她)可以取而代之。这个人可能就是"亲通"何清涟等海外反华精英的。这个人敢公开自己吗？小人得志更猖狂，可惜他(她)不能得志，即使得志也长久不了。
在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眼里， 冯海因和张丹红算个屁呀， 言论自由算个屁呀。没有"亲共"和"通共"的冯海因和张丹红被撤职，"亲共"和"通共"的小人却有高升的可能， 德国之声中文部本来一切正常，否则德国之声的监管机构广播委员会就不会为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彻底平反， 在海外卖国精英折腾下、 在专制的贝特曼领导下现在是一片混乱，是该好好整顿了。
德国之声读者来函的栏目已从12月15日被停止了， 德国之声惧怕读者的声音， 成为地道的一言堂。这就是声称言论自由的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不要成为人云亦云的专制媒体， 公正平等客观报道和评论中国， 中国的任何丑闻几乎在西方都存在，而且没有完全消除。不要为批评而批评，不要片面臆断， 不要似是而非混淆视听，不要做西方政治宣传的反面样板，不要成为自弹自唱和孤芳自赏的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违背言论自由，以"亲共"和"通共"打击迫害编辑， 搞政治迫害。 作为德国纳税人的广龙， 保留通过法律手段声张言论自由的权利。
何清涟和徐P之流胜利了吗？看来没有，否则德国之声就不会出现"施罗德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访谈，施罗德不是最大的"亲共"政治家吗？在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眼里，何清涟和徐P之流算个屁呀！何清涟和徐P最恨的不就是"亲共"的施罗德吗？何清涟和徐P之流折腾德国之声的结果是把自己给折腾完了，德国之声或许永远也不会让他们有机会再发言了。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卖国精英他们到处折腾， 被他们折腾掉的是正义和民主，被他们折腾掉的是平等和公正， 他们带来的是混乱和敌对，他们是反人民的， 他们把中国和德国都引向邪路，他们为了个人目的可以疯狂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海外卖国精英比国外反华势力更可恶，西方国家利用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取代中国广大人民的真正民意，从而愚弄西方人民，把中国制造成西方人民新的敌人。海外卖国精英死有余辜！
背景报道 I
德议会激辩“张丹红事件” 反张派被追问露马脚
环球时报驻德国记者 12月21日 刘华新报道
12 月18日, 德国联邦议会文化与媒体委员会邀请议会一些下属委员会的约25名议员和6位社会各界代表，就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展开听证。据德新社报道，文化与媒体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对德国之声的新闻工作质量和独立性表示怀疑。该委员会两位社民党籍的议员莫尼卡—格里凡和约尔格—陶斯当天在柏林说，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就针对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批评所做出的反应是迅速和恰当的。过去几个月里，德国之声中文广播和网页被指责迎合中国政府的立场。
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德国之声中文部原副主任张丹红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批评德国媒体对中国片面报道和默克尔对华政策的言论。生活在德国的一些中国“异议人士 ”和两名德国记者于8月中旬发起一场批判张丹红的运动，自由记者潘帕里安和海因频繁为德国各主要报刊撰文，攻击张丹红。世界各地的“反张”和“拥张”两派先后向议会发表七封公开信。其中在德国引起较大反响的有两封，一封是“联邦共和国作家圈”要求清查德国之声员工政治背景和审核中文部过去五年节目内容的公开信，另一封是德国及欧洲知名汉学家和部分政治家、记者呼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公开信。这也是议会举行听证的原因。
在外界压力之下，德国之声于9月底决定免去张丹红的副主任职务。但“反张派”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将矛头指向整个德国之声中文部以及台长贝特曼。
经过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和网页今年有关中国报道的调查之后，12月1日，德国之声的监督机构广播委员会为德国之声正式“平反”。“张丹红事件”本可以告一段落。但12月4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页发表张丹红有关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何清涟对德国之声指责的澄清文章，被何清涟抨击为“公器私用”。已自视为 “异议人士”代言人的记者潘帕里安立即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配合报道，使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感到再度陷入压力之下。鉴于12月18日即将进行议会听证，贝特曼决定撤销德国人冯海音所担任的中文部主任的职务，以证明自己的行动能力。冯海音在“张丹红事件”发生之后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张丹红，也成为“异议人士”的攻击对象。
现在看来，也许贝特曼的决定操之过急，因为议会辩论并未涉及事件的上述最新进展。据消息灵通人士称，议会辩论激烈，持续了3个小时。受到邀请的包括3 名“反张派”代表：属于上述作家圈的原东德运动员盖佩尔、“异议人士”代表彭小明和专门从美国赶来的魏京生。支持张丹红及德国之声的有德国资深退休记者、原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编辑布罗伊蒂加姆和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另外还有持中间立场、设在英国的国际广播协会（AIB）负责人斯潘斯维克出席。 布罗伊蒂加姆在发言中指出，《德国之声法》第61条明确规定，“德国之声不受国家的专业监督”，因此，作为公法电台的德国之声是独立于国家的，为节目内容负责的是电台台长和广播委员会，而非议会。“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提出的设专员审查节目内容的主张实际上是要搞新闻检查。桑德施耐德教授则为张丹红辩护，说她的言论没有错。他认为近几个月来关于德国之声的争论已达到“不可思议”的规模。
德国之声反对派代表的发言流于泛泛的指责。在议员的追问下，魏京生不得不承认从来没有听过德国之声的节目。
议会辩论对德国之声有利的结果可能为持续近五个月的“张丹红事件”划上句号。但德国之声无疑将继续成为“异议人士”重点“检查”和借题发挥的对象。“政治正确”可能已经成为德国之声对中国报道的首要原则。
背景报道 II
专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谈改革开放30年
德国之声 祝红 2008.12.21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他有“魅力总理”，“媒体明星”的美名，于1998年至2005年两度连任德国总理，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2008年即将结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周年之际，德国之声中文部有幸邀请到格哈特－施罗德作为VIP－专栏的访谈嘉宾，漫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告别政坛以后，施罗德重操旧业，当律师，并为多家机构担任顾问，其中包括瑞士著名出版集团荣格。他与大名鼎鼎的纽约哈里－沃克演说机构签约，并出任北欧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施罗德尤其与中国、俄罗斯关系密切。他不像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虽90高龄依旧针砭时弊，“点评时局”，有人抱怨说，施罗德忘记了曾身为总理，也有人指责他在对待中国新闻自由和人权议题上过于迁就，没有尽到一位昔日总理的责任。此次采访施罗德是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莱布尼茨著作出版新闻发布会上。《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第四系列第六卷收入了莱布尼茨1695年至1697年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数篇论著，作者在文章中提出通过中西文化与科技交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构想，因此相关新闻发布会受到施罗德办公室的支持，施罗德本人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发布会结束后，在场的记者们蜂拥而上，我匆忙收拾笔记本和照相机，拿起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和采访包站了起来，这时施罗德已站在了我的面前，向我伸出了手……
德国之声：施罗德先生，您在中国被视为最受欢迎的德国友人。您非常了解中国。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您如何看待西方人所说的中国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在威权政府领导下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
施罗德：首先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使4亿中国人摆脱贫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忍饥挨饿，而中国并非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继续这一政策，毫无疑问，中国将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其次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十七大上已确定了新的工作重点。工作重点尤其涉及各省和地方的社会问题，涉及流动农民工、环保问题等。它们必须被有机地融入改革开放政策之中。十七大的决议显示，这已被中国领导人纳入计划。总之，我必须说，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成功之路，我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与其他国家保持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重任和挑战。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威权政府吗？
施罗德：当然了，它与西方政府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中国人民能更多地拥有直接监督权。但这样的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办到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德国之声：30年来，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恰恰在开革开放30周年之际，首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全世界受到影响，中国也难逃此劫。继世界银行之后，德意志银行也宣布，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只有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打击，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您认为，中国制订的经济促进计划，这一世界最大规模的振兴经济计划能否成功地帮助中国扭转不利局面？
施罗德：这首先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问题。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百分之七，这样的增长率是欧洲所有国家以及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所梦寐以求的。第二点是：我知道，为了解决最紧迫最棘手难题，中国必须保持至少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率。我希望，中国的经济促进计划能达此目的。无论如何，制订如此庞大规模的经济促进计划是一个勇敢的决定。我认为，全世界都希望，这一计划能有助于中国保持市场稳定和政局稳定。因为这也关系到中国能否继续提高居民富裕生活水平的问题。
德国之声：经济发展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角色。在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西方人大多将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有能力如许多人所称“拯救世界经济”吗？
施罗德：我不会这么说，但在克服危机的进程中，如果中国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就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首先在克服金融危机中，中国应与西方国家合作，从而避免金融体系出现崩溃。另外，中国应该通过经济促进计划稳定国内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不仅对中国百姓非常重要，对诸如依赖出口的德国等其他国家来说也很重要。鉴于此，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世界，但中国能与其他国家一起为此做出宝贵的贡献。
德国之声：您一直主张“由商促变”。您一再强调，以对话形式，以建立合适平台的形式讨论新闻自由和人权等问题更有意义。您认为，这样的战略考量在中国获得了预期中的成功吗？
施罗德：我认为，它对中方做出正确、符合法律规则的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通过法院更好地进行监督等。此项战略的目的在于，通过开展对话，交流经验，使对话伙伴汲取经验，取长补短。所以我们当初就此达成协议。我认为，如果人们能公正地对待中国的话，将今天的中国与10年，20年，30年前的中国进行比较，那么可以而且必须承认，中国取得了进步，当然前提条件是人们愿意这么做。
德国之声：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当年是在您和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熔基的倡议下启动的。您认为，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施罗德：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双方进行法律文件以及思想交流，而是将协议内容付诸实施。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在政治层面，将对话达成的协议内容落实到每个村子，并在那里发挥作用。这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落实相关政策上会遇到很大困难，人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德国之声：有些宏观经济学家们现在就断言，中国最迟在2050年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未来的事情变数多多，预测未来是件很令人为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很想知道您对中国的展望究竟是什么？
施罗德：展望未来难免带有占卜成分，就如同您刚才所说。但中国有望在2050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为什么呢？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拥有接受一流教育的人才，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以和平方式开辟国外资源。中国愿承担国际责任，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中国在成功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至于中国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或者美国是否能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等等——人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浪费脑筋，重要的是，继续成功之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自然会看到结果。遗憾的是，我想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德国之声：您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政策上，您放弃了那种象征性的，程序般的，仅为德国公众舆论着想的做法。它们不能取代德国的外交政策。请问，您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这份理解源自何处？为什么在这一点难以消除歧见呢？
施罗德：我只能谈自己。这的确是一个理智问题。它关系到将欧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德国在其中扮演角色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经济领域密切合作，在文化上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到很多东西，我们也需要在科技领域展开合作，我们需要中国为稳定世界经济和政治做出贡献。这是我的考量。另外，像我这样一个经常去中国的人，每年去中国三四次，自然会与中国人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其他人不是这样，您得问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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