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30日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卢荻教授发表了题为《在历史轨道上的改革开放》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40年，对这个历程的分析、评价各式各样，大都蕴含着对未来走向的判断或要求。因此，这其中就不乏各种纯是执着于立场信仰的评论，在学术上则表现为纯是以理论建构的理想化模式来对照、评价现实，这种做法在知识上和实践上都很有导向偏颇的风险。本文试图另辟蹊径，透过历史视角考察改革开放，以其实际历程中的“典型化事实”为基础，建构与之相一致的解说。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置于国际比较视野，以凸显中国表现的特殊性；进而再将这些特殊性联系到在此期间世界范围的制度变革及其发展后果，即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由此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一些虽是初步但有现实基础的判断、评价。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的国际比较
任何对改革开放历程的评价，都必须以它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为基础，这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就经济增长表现看，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最全面的量度指标，中国在1978-2017年期间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9.51%，相对于1952-1978年期间的6.15%明显增长加速（尽管这其中有相当程度的不可比性）。以人均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计，在这两段期间分别录得8.56%和4.14%，前者更是后者的两倍有多。
诚然，GDP增长只是反映了经济总量的扩张，至多是社会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的提升，而非社会发展本身。改革开放的批评或质疑者一般指出，在此期间其实存在著多种背离社会发展的情况，诸如收入分化、环境破坏、劳动条件恶化，以至政治和社会压力持续等等。姑勿论这些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实，其影响始终会被整体性的社会发展指标包括进去。
种种社会发展指标中最具整体性的应该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5.86岁提高至2016年的76.25岁，近四十年间提高了10岁，相比于1966-1978年间的提高14岁好像不怎么突出。不过，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有其规律，在既有医疗技术的限制下，当超过了特定的年龄段就会出现提高速度放缓的现象。一个较为合理的量度方法是将中国的表现放在世界范围作比较，在196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全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数低1岁，至1978年已经比后者高6岁，至2016年则比后者高5岁，虽则中国直至世纪之交才从低收入经济体迈进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
总括而言，改革开放年代的社会发展表现，就纵向历史比较是值得表扬的，就横向世界范围比较也相当出色。中国在1966-1978年期间的发展表现主要是依靠其政治和社会体制（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提供的普及化农村医疗系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表现则应该是有赖于物质条件的提升：在1978-2017年期间，全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仅达2.70%（加上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数则是2.57%），而中国的增长率是它的三倍有多。
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中国特例
一旦承认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增长表现优异，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表现的成因或动力是什么？“改革开放就是答案”——这是最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有多种阐释，其中最常见和最有影响的是从“华盛顿共识”引申出来的，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简明直截地说成是来自经济市场化、融入世界市场，以及私有部门的扩展等等，总之是诉诸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信条。
然而这种解释很有将市场“物化”，也即神学化、迷信化的味道，以非历史的理论模式来观照、要求历史，面对现实时总是左支右绌。首先就显得放之四海而皆不准。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普遍推行市场化改革，却并没有得到所承诺的发展业绩；正如上述，在1978-2017年期间，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仅达2.57%，如果从中撇除人口占比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余下的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就更令人失望了。再看中国本身，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是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部门占绝对主导，之后公有制部门确实大为萎缩，但至今仍是控制着战略性产业，而整体经济的发展道路是以快速资本深化而非劳动密集为主导，都是根本偏离了市场原则。
因此，必须有远比华盛顿共识全面和细致的认识框架，方能解释中国的经济表现，从而恰当评价改革开放的建树和不足。而无论是哪个框架，首先必须有一个认识：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始终是资本积累，经济体制的作用在于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并配置到生产性部门上。在1980-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即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40%的水平，比之前十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则从之前十年的平均27%下降至1980-2016年的24%，同期发达国家则从27%下降至23%。显然，正是投资率的差异，促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加速，以及远超世界范围后进发展的表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都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持续至今。新自由主义的特性是经济金融化，也即金融投机活动愈趋占据主导，排挤生产性投资，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投资率在全球化年代不升反降的局面。其后果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呈现为去工业化趋势，只是前者作为金融化的发源地和集中地，去工业化趋势远为迅猛，包括大量制造业的快速向外转移。
在此期间，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的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经济体。至2016年，中国稳据全球第一工业国的位置，工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佔全球的22%和26%，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日本两国的总和。而制造业的特征，一方面是本身具有规模和范围效益的潜质，另一方面是能够推动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由此，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包括大量非生产性活动的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却在改革开放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性经济体，而同期的快速经济增长正是与此相联系。
全球范围的产业布局调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应该是机遇相同，但为什么只有中国得以如此快速推进工业化？显然，在全球化之外，还有中国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上文强调的高投资率是其一，改革开放之前年代已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是其二，中国经济本身的需求规模的扩张是其三，这三者都有赖于内部的制度和结构条件的支撑。解析并阐明这些支撑条件的形成和运作，也就成为评价改革开放的关键。
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信条与系统逻辑
“新自由主义”一词，作为对全球化年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概括，发端于拉丁美洲；在英语世界大约是自新世纪以来开始流行，至2007-2008年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爆发并演化成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这个词汇就成了公共空间的惯常用语。
在学术文献以至公共舆论中，新自由主义一词可以从四个层面上理解：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奥地利-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二是经济政策，构成了声名显赫的华盛顿共识；三是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战略，代表者是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等右翼建制的作为；四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运作逻辑，表现为普遍的资本投机化和劳动非正式化、临时工化。这其中最清晰可辨的是经济政策。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华盛顿建制”及其遍布世界的附庸的三代政策信条：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市场和外贸自由化、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公共资产资源的私有化，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金融（尤其是对外金融）的自由化。
这些信条的核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其经济学基础如是，就连IMF的官方文件也是以此自居和自豪，将这个立场表述得最为直白的是2000年秋季的IMF刊物《世界经济展望》。华盛顿建制以市场原教旨主义自诩，这并非纯是认识或信仰使然，更根本之处在于现实利益的勾连。事实上，大约是自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开始，有一个说法就深受建制批评者认同，即所谓“华尔街-美国财政部-IMF”这个综合体主宰了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个说法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存在着深层的逻辑一致性。“华盛顿共识”的三代政策信条，归根究底，是要使得所有的资产资源都变成可作金融交易，以便利资本流动追求最高水平的利润回报，这就是要系统推动经济金融化。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运作逻辑，而金融霸权则佔据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位置。
金融化，也即资本日益转向投机活动，势必挤压生产性的长期投资。这种挤压效应同时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压抑消费增长。结果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走向系统性需求不足的内在倾向，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投机活动聚焦于分配利润，而不是创造利润，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首先在金融领域以金融不稳定、甚至金融崩溃的方式爆发。简而言之，金融化的逻辑导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续。然而诡异的是，在现实中，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金融化确实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解释这一悖论的是“掠夺性积累”，也即通过覆盖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来压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抵消生产性投资不足对资本积累的负面作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积累的主要基础，是将原来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产性资源纳入其中，包括金融掠夺，以及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吸纳进来。后一种积累途径，表现为世界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的扩张速度快于劳动力需求的扩张速度，构成了所谓“逐底竞争”（即发展中国家竞相削减劳动者权益以维持产业竞争力）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发展中经济体或许能从这种劳动力吸纳过程中获益，前提是它们必须能够留存部分（哪怕是比例远低于被发达国家抽走的）经济剩余，并且能够有效地将这些剩余配置到生产性部门上，使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以至于抵消经济剩余外流的损失。然而，在生产性投资挤压效应盛行和“逐底竞争”的背景下，这种获益的经济体只能是特例，不可能是常态——而中国恰恰就是一个特例。
四、结论和展望
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运作逻辑，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对于理解改革开放年代中国经济变革的演化很有必要。这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深究：
第一，IMF在2000年秋季《世界经济展望》中承认全球化前二十年世界发展失落，尤其是苏联集团国家的“休克萧条”远离政策设定的承诺。这种承认过失的态度在随后因应实际经济情况的起伏而时有浮现，至2016年旗舰刊物《金融与发展》中的〈新自由主义是否推销过度了？〉这篇总结性文章可说是达到高峰。然而，这种承认不仅很有限度，甚至有可能是为了掩护更根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信条。在新世纪至今，与华盛顿建制相关联的政策和经济研究主题，诸如金融发展的法律制度基础、市场与宪政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殖民地制度遗产的正面意义等等，重申原有的承诺和对寻求市场原教旨主义替代模式的否定，终究也是为了服务上述资本积累的系统性运作逻辑。
第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旦（放弃革命而）决定改革开放对接以至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就无法不面对资本主义系统性运作逻辑的新自由主义的强制性，这就不是简单的政策信条能否、是否选择的问题。因此，纵使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在直至今日的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其政治经济变革路径始终为世界范围的强制性与寻求自主发展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竞争所主导。仅就经济层面而言，在2008年之前主导的是富士康模式（劳动密集和低工资模式）与黄金年代模式（资本深化和高工资模式）的竞争，在2008年之后主导的是“金融投机化”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竞争。
第三，上文对新自由主义的阐释，仅是聚焦于它的现实向度，即政策信条及其推行，并没有涉及它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向度。既然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具有系统意义，它的意识形态内涵往往也就被包装成普世价值来作为政治鼓动力量，极具魅惑作用。而落实下来的新自由主义却往往与价值本身相去甚远，所谓“普世价值政治”，实际上却是社会发展失落和人道灾难的代名词。正是这种缺陷使得政治鼓动者有机可乘，夺权成事之前奢言道德政治，成事之后面对经济发展失落和灾难就推卸责任，说这是现实的错，不是意识形态的错。
上文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概括，核心论题是认为中国经济迄今始终是以生产性活动为主流导向，集中表现在生产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上，而这种增长又是以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结构条件为基础。与此相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个人化理性选择，要使得所有的资源和资产都变成可作金融交易，其逻辑后果是经济金融化，其经济制度和结构基础是生产性投资萎缩和收入分化。显然，两相比较，中国经济变革的演化路径远比新自由主义更能切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附注：
[1]本文统计数据来源，除特地注明外，中国本身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国际比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2018年10月28日登录获取）。
[2]本文主要由以下两篇已经公开发表的短文组成：《改革开放在历史的轨道上》（本文已在公众号“保马”推送，原文链接：【改革开放四十年】卢荻|历史轨道上的“改革开放”）和《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年代》（本文的修订增补版已在公众号“保马”推送，原文链接：卢荻|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