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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正月，头“十五”以前，是农村的人们最欢快的时光。按老百姓的说法，穷也过年，富也过年，任谁也落不到年那边。即使缸里存粮不多了，春天会“断顿”，过年这几天还是要吃饱饭的，而且还要比平常日子吃得好不少。小孩儿们最高兴，不但能穿上新的或干净，体面些的旧衣裳，到处玩儿，自己点爆仗，或看别人放爆仗，“泚花”，晚上放“滴滴金儿”，在夜色里散射出点点金色的，闪亮的火星儿，煞是有趣而新奇。过年，嘴头子也上“犒劳”，家里来了客人，大人陪着客人吃饭，小孩儿有意地在饭桌前走过，客人会从桌上的菜盘子里夹一块鸡肉，红烧肉或炸鱼，送进他的嘴里，小孩儿的嘴撑得鼓鼓的，如果菜太热，会烫得嘴歪歪的，但还是高兴得要命，因为嘴里的东西实在太好吃了，吃这一口，能在嘴里香半天。大姑娘，小媳妇儿穿上红红绿绿的花衣裳，脚上穿了冬天熬夜做的新花鞋，头上戴了赶年集买来的绢花儿，脸上还搽了粉，抹了胭脂，成群搭帮儿，嘻嘻哈哈，一块儿在本村或到邻村看“大戏”，简陋的，苍促搭建的戏台上，男女演员们浓妆艳抹，粉墨登场，不顾寒风凛冽，卖力，破本儿，甚至玩儿命地表演， 嘶号，打斗。武打时拳脚相向，翻腾跳跃，刀光剑影，戏台上尘土飞扬，观众一阵阵喝采；缠绵悱恻，凄凄惶惶的悲情故事，让台下的老太婆们忘情地唏嘘，不时地擦眼抹泪；声嘶力竭，撕锦裂帛，响遏行云的“红头”高腔让懂戏的“内行”们击节赞叹。而这里一群，那里一伙儿的花喜鹊儿一样的年少女子们的兴趣并不在戏上，她们对戏台上的表演往往不知所云，不明所以，她们来看戏，意不在戏，而是凑热闹。她们是来赶一年一度的乡村“秀场”，是来这里展示，炫耀，来和四里八乡的闺女、媳妇儿们比高低的，她们看别人，别人也看她们，一边看一边在心里评头论足，暗中比较，当然是谁也羞于说出口的。更要紧的是，她们在大场广众之下，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毛头小伙儿们大胆的或羞怯的，深情的或俏皮的，含蓄的或直露的眼光的注视，她们—特别是姿色出众的—被不知多少男子看得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但心里美滋滋的，甜丝丝的，麻溜溜的，她们有的人会抱怨：“那是哪里的坏小子，老盯着人看，看得人头都不敢抬。”但她们还是乐此不疲，天不黑就结伙儿奔向戏场子了。她们实际上很享受这种看人和被人看的感觉。谁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这是她们短暂的欢乐时光。有一天出了嫁，生养上仨俩的孩子，大的哭小的叫，男人凶声恶气，你就休想有这份儿快活了。她们一年就盼这几天，从进了腊月就掐着指头算，天天盼着，……但是，今年却不一样了。庄里成立“大社”了，庄户人都被社里管着了，干部们说，上级有布置，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崮山县十五岭村，腊月二十开大会，从共产党“开辟”就是村里的书记的老杨头儿大张着没了门牙的老嫲子嘴，说话“哧哈哧哈”，像是被热豆腐烫着了似的，用嘶哑的嗓音，念念叨叨地说：“头过年儿，你们这小小子，小妮子儿，把那玩心都给我收起来，今年县委的口号是，‘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咱不能说年初二、初三就开工。总得叫新过门的媳妇儿去回门，让新女婿来走丈人家。咱正月初五准开工。”老杨头儿停下来咳嗽几声，朝地下吐几口粘痰，用鞋底把粘痰搓了，又说：“过了年，除了合作社的农活儿，上级还给了咱十五岭一个政治任务。咱村党组织力量强，群众基础好，年初五上级就让县委机关的九个右派—他用当地方言把‘右’说成‘肉’，又因为嘴漏风，‘派’说成了‘片’—上咱十五岭来劳动改造半年。”有个调皮鬼小子咋唬道：“‘肉片儿’来，好啊，咱成年价捞不着肉吃，馋虫耷拉得二尺长，‘肉片儿’来了，炒着吃了它。”开会的人哈哈大笑，小孩子不知道大人笑什么，但也学着大人“格格”笑。老杨头说：“臭蛋，少贫嘴呱啦舌，这可是正而八经的大事儿，谁也不能胡哩戏。”又一个小青年儿问：“杨大爷，‘肉片儿’长什么样儿？跟咱一样不？”老杨头说：“狗剩儿，你开会把耳朵撂家里了？不好好听。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些人是县委机关的干部，有的比咱区的区长官儿还大哩，一个个平头正脸儿的，人五人六的，有好几个我原先就啦过呱儿。他们不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他们是犯错误了，头几个月以前，还是好样儿的干部，这一犯错误，一撸到底，官儿当不成了，党也在不成了，弄下来劳动改造，跟咱村里的四类分子一样了。—这就是反对共产党的下场。咱们贫下中农负责监督他们。老少爷们儿记住了，头一条儿，别跟他们胡扯啰，别问他们犯错误的事儿—那不是该咱问的，问了咱也不明白，二一条儿，要是听见他们说不在行的话，跟我说，我收拾他们。”妇女主任兼农业社的妇女队长汪爱花问：“老杨叔，你说有个女‘肉片儿’，让她吃、住在俺家里，俺就纳闷，一个女人家，娘娘们们儿的，怎么还那么大的武艺子，还敢跟共产党作对？”有人说：“女人怎么了？女的有大本事的多着哩，你不就是女的，不是当队长吗？”汪爱花说：“去，去，去，你是哪个槽上的，到处里插嘴。”老杨头说：“这个女的可不赖，听说是济南来的大学生，文才口才都呱呱叫，长得又俊，猛一看，还跟大闺女似的。女的一样有本事，就说你汪爱花吧，给你插上翅儿，一样飞上天。”老杨头和汪爱花说的就是陆国群。在县委宿舍院集合的时候，时玉山说：“国群，连孩子加行李，你没法儿带啊。”陆国群说：“邻居乔大娘让她儿找人给做了个小椅子绑在行李架上，让二强坐在上头就行，也挺安全。可是行李就没处放了。我正犯愁哩。”时玉山说：“你能带孩子就好，把你的行李放我自行车上，我给带着就行了。”陆国群说：“合适吗？人家不会有看法儿？”时玉山说：“没事儿，能有什么看法儿？随他去，我不在乎这个，你在乎？”陆国群苦笑笑：“我？我也不在乎。”说完就把一个大行李卷儿交给了时玉山。他们九名右派分子，县整风反右办公室一名带队的干事，每人一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县委宿舍院儿，出发了。半过晌午，来到了十五岭。从他们进村，在农业社办公室门前落脚儿，带队的干事跟老杨头儿等村干部接头儿，办理“交接”，老杨头儿指料着几个村干部安排男右派分子在一座全家去了关东的闲院子里住下，让汪爱花把陆国群母子领家走，村里不少人一直在旁边看热闹儿，特别是一大帮孩子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老杨头连哟喝加吓唬，骂骂咧咧，把他们赶跑了，不大会儿又都回来了。汪爱花四十来岁，是农业社饲养员梁大仓的老婆，长一张大方脸，大嘴，个子也大，大脚板儿，说话嗓门儿也大，小声说不出话来，张口说话，就像吵架，能听出半里地远。有人笑话她，她大声大气地说：“这是他娘的没味儿。俺家梁大仓都不嫌俺，你们凭什么笑话俺？个子大是随俺爹的，他长得跟杉杆似的，脚大？个子大脚还能小了？脚小了，驮不功，不跌轱辘子？个子大，身大力不亏，脚大爬岭走得牢稳。嘴大？嘴大吃四方，饿不死。嗓门儿大？俺娘家也是山庄儿，从这个山头儿喊那个山头儿，嗓门儿小能听见？”汪爱花当妇女队长，站到村当央，“噢号”一声喊，左右方边的女劳力全听见了。有的女社员说：“她一喊，俺头皮麻沙沙的。”汪爱花说：“我是喊你们上岭干活儿，还能跟戏台上丫鬟请小姐似的？”陆国群一见到汪爱花，就觉得这个人面善，是个热心肠的人。汪爱花见陆国群从自行车行李架上往下解那么点个孩子，慌了手脚，忙把孩子接过来，十分麻利地解开自已的棉袄大襟，把小脸儿冻紫了的孩子往怀里一揣，一边伸手把陆国群拽进屋，凑到她脸上看了看，说：“看你这模样儿，白白生生的，大眼嘟噜的，文文绉绉的，对人和和善善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好好地当你的干部呗，你反的哪门子的共产党哎？这下可好了，不当干部当‘肉片儿’了。你自己受颠险，孩子也跟着遭罪。你一个妇女，带个吃奶的孩子，怎么上岭干活儿去？”陆国群接过孩子喂奶，听这位女房东饶舌，听她把“右派”说成“肉片儿”，觉得好笑，但又没心情笑，平淡地说：“不要紧，我把孩子喂饱了，把他放到床里边，床沿上挡上被子，让他睡觉就是，不耽误出去劳动。”汪爱花瞪陆国群一眼，问：“你说得轻巧，孩子掉下床怎么办？”她们正说着话，时玉山给送行李来了，陆国群忙接过行李，谢了时玉山。时玉山走了，汪爱花问：“这是谁，你男人？”陆国群脸红了，说：“是原先的同事，他也是犯了错误的。”汪爱花说：“那你男人呢？他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管孩子?”陆国群说:“因为我犯了错误，俺离婚了，俩孩子，都是小子，大的跟了他爸爸，在他爷爷奶奶家，小的我先带着。”汪爱花问：“就为你犯了错误，你男人就一脚把你给蹬了？哼，也是个没良心的，要是梁大仓敢这样，我不活剥了他！”陆国群说：“不赖他。是我非离不可—怕连累他和孩子。”汪爱花说：“那还是他心不诚，要是心诚，两口子死也死在一起—别说还没到那一步。不过，到了如今这一步，你也就够戗了。你听听，你瞧瞧，你弄的这一套，不光当了肉片儿，还把个好好的家给踢蹬了。一家人七零五散了。作死，作死，不作不死啊。”陆国群已经看出，房东女人嘴快但心眼儿不孬，就不再言声儿，更不解释自已犯错误，“作死”的事，因为那是不能说，没法儿说，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汪爱花见陆国群怀里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说：“咱俩别啦呱儿了—以后有的是功夫啦呱儿。你把孩子给我，我先把他放俺炕上，让你住的那间小屋儿我都收拾了，你去铺上你的床吧。我得赶紧做饭了。俺那口子在农业社里喂牲口，不回来便罢，回来就是急牌儿的。又是个叫驴脾气，耽误了他的事儿，他发驴熊。”汪爱花领陆国群站到小屋儿门口，说：“这是间放粮食和家把什儿的小屋，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也住人。不像样儿。跟城里的屋没法儿比。将就住吧。”陆国群看那小屋儿，跟院儿里别的房子一样，是乱石块垒墙，黄草苫顶儿，只一面开个小木窗儿，崮山县山区多数都是这种房子，笑笑说：“没什么孬好,能有张床,俺娘俩儿能趴趴,能遮风挡雨就行了。”汪爱花说：“别说得那么凄惨人。妹子—你看，我这就喊开了‘妹子’了，我这 人听说来个打右派的女干部，寻思是什么样的恶人哩，那可得防着点儿。见了你本人，心就软了。我事儿多，俩孩子都念书，没法儿帮你。俺婆婆—心眼儿没再好的—上牛槽她闺女家去了，女婿有病，她不放心。她回来了，她准给你看孩子。”陆国群说：“我这一来，给你们一家添麻烦了。”汪爱花说：“别说这个。咱这不是赶巧儿了吗？要不然，你想‘麻烦’俺，也找不着俺哎。”汪爱花忙着去抱柴禾做饭了。陆国群把行李搬进小屋儿，放到床上，解开行李包，不一会儿就铺好了床铺，看看小屋儿，心想，这就是俺母子要住半年的个“窝儿”了。傍晚，陆国群在汪爱花家吃了来十五岭后的第一顿饭。汪爱花和她丈夫梁大仓，儿子梁虎和陆国群一起围在小饭桌旁，正像汪爱花说的那样，梁大仓也是心直口快的人，急性子，他们的女儿梁燕在县城上中学，儿子梁虎生得虎头虎脑，在本村上小学。吃的是瓜干面儿煎饼，干地瓜秧儿，干野菜做的渣豆腐，喝地瓜面儿稀粥，就辣椒咸菜。吃饭的时候，梁大仓对陆国群说：“孩子他姨，甭管犯的是啥事儿，都别二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给他个猛吃猛喝猛喘气儿，准错不了。”汪爱花说：“穷山庄儿，本来就没什么好饭食，一闹饥荒，就更差了。就咱这饭，妹子你可得吃饱。”陆国群说：“这样就很好，在城里还吃不上这种饭哩。”一是骑车来累了饿了，再是这一家子对人实实在在，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陆国群觉得比在县城心情放松了不少，又吃又喝，吃了个肚子圆。这天晚上，老杨头儿就给来劳改的右派干部们开会训话。照例是先清嗓子，吐粘痰，再裂开漏风嘴，哑嗓子像破锣，说道：“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样儿的干部，一个个识文解字，说起话来成本大套，我是满脑袋高梁花子，一肚子青菜屎，可是，你们别忘了，让你玩八个眼的猴，共产党也打不倒，让你有日天的本事，也甭想翻天。你是孙悟空好不？架不住观音菩萨给他猴头戴上金箍咒，共产党就好比观音菩萨，俺老杨头儿就好比那唐僧，你们头上的肉片儿帽子就是个紧箍骨咒。我一念，你们就满地打滚，喊‘要命’，就得给我老老实实的。我一看你们这模样儿，就知道你们不是善茬儿，是屎蚵螂钻天—能豆儿，可你们记住了，不怕你再能，山高高不过天，馒头大顶不起笼，阳沟里翻不了船。就凭你们这个小样儿，还敢跟共产党支葫芦架？真是兔子枕着狗蛋睡—玩儿大胆了，你们也太张狂，大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这回戴上紧箍咒了，不洋洋了，蔫了，老实了，晚了。我可丑话说到前头，在我老杨头儿—你们别看我这个样儿不乍的，我可是这左右方边最早的共产党员，我在党的时候，你们有的人还尿裤子哩—这一亩三分地儿里，别给我挓挲翅儿，别闹腾，别烧包，别给俺老少爷们儿放毒，头年夏天，俺村里也有人跟着出妖萼子，拉牛退社，走回头路，有门儿吗？你们可不许跟那些人胡搀和，哪个要是不老实，看我怎么收拾他。话又说回来，俺也不稀罕你们干那一星半点儿的活儿，你们一个个的，没个蚂蚱劲，干那点儿活，支不起俺的眼皮来。你们的毛病是在脑袋瓜子里，叫你们劳改，是让你们出点力，淌点子臭汗，尝尝庄户人吃苦下力的滋味儿好受不好受，天天累个臭死，你就没功夫想点子反共产党了。话再说回来，你们干活多点少点，都稀松的事，平安最要紧，别累着，别伤着，别摔着，可不能出事儿。你们在这里劳改半年，我得把你们全毛全翅地打发回去，要是出点什么意外，我咋向上级交待？”陆国群听着十五岑这位最高领导人讲话，觉得他们这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听这个“水平”的训斥，如此辱没斯文，固然够可悲的了，但实际上这老杨头儿倒实实在在是个好人，他之所以讲这些话，是他相信这些人的的确确是反对共产党的“捣乱分子”，是些特别讨厌的家伙。但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不会像县机关某些人那样无端地加害于人的，而这就很好啊。……
第二天，正月初六，全村男女劳力就开工干活儿了。时玉山他们八个男右派跟男劳力一起深翻地，十五岭的地都在一道道岭上，大块儿的很少，小块儿的多，有的跟个草帽子，瓢头子一样大，也算一块地，地块儿小,没法儿用牛耕,只能靠镢刨锨剜,而深翻则是上级正推行的新的耕作技术,据说,地翻多深,庄稼的根就能扎多深,从而吸收更多的养分和水分,就会高产。但是大忽隆地深翻地，把下边的生土，礓瓣子土，红粘土和上层的熟土倒了个个儿，不但不能高产，这会减产，社员们一边干，一边议论纷纷，右派们没有发言权，除了时玉山找队长建议先铲顶层的熟土，转运到旁边，等把下边儿深翻好了，再把熟土运回来压在上面，队长心里想这个右派真出奇，倒不像来劳改的右派，而是驻村的于部了。其他右派干部都不操闲心，学磨道里的驴子，听喝干活儿。陆国群和女劳力一起往岭上送粪，用两只筐装了粪，用担子挑了送到各个岭上的一块块地里。陆国群空手走着爬那些曲曲弯弯，步步登高的山路，就累得气喘吁吁，再挑上两筐粪，实在太难了。汪爱花让她待在山下，给女劳力装筐，但陆国群说她是来劳动改造的，不能搞特殊，不能怕吃苦，挑不动可以少挑点儿。走不动了，歇歇再走。女劳力们也希望她能跟她们一起挑粪，觉得这件事很新鲜，很希奇，想看看她挑粪上山是个什么样儿。汪爱花只好同意她和大家一起挑粪。陆国群原先下农村，收过庄稼，锄过地，但挑担子是头一次。她挑了两个只装了一半的筐，但走起来还是摇摇晃晃，两只脚踉踉跄跄，踩不稳，歪歪扭扭，一只手紧紧地抓着担子，像是怕粪挑子飞走了似的，两只筐不停地左右前后地摆动，像《物理学》课本上说的出现了“共振”，走了没多远，两条腿就酸得迈不开步了，大张着嘴喘粗气，心跳得要从胸膛里蹦出来，她只好停下来歇一两分钟，挑起来再往岭上爬。她的右肩被压得火烧火燎的疼，她见女劳力们可以边走边把担子从一个肩换到另一个肩上，也学她们不停下来就“换肩”，没想到，担子一下偏了，两只筐翻了，粪全撒到了路上，她一边恨自己“太不中用了”，一边顾不得嫌脏，用两只手把粪捧到筐里，咬着牙挑起担子再爬坡儿，女劳力见她的样子，觉得可笑，但也很可怜。休息时，就教她：“陆同志，挑担子，你一定要站直了身子，别‘鼓缩’脖子，别弯腰，两只脚别慌，踩实了，大如如的架儿，迈中溜步儿，沉着气，往前走，走一步是一步。”陆国群认真地学，她又认真地对女劳力们说：“婶子大娘，姐妹们，别喊我‘同志’，就喊我名字，我是犯错误的人，不能称‘同志’。”女社员们说，哪有这些道道儿，管他呢，当官儿的听不见，咱爱怎样喊就怎样喊。陆国群干着活儿，十分担心孩子，老是牵肠挂肚，她出来时，把房门从外边挂上了，她怕进去牲灵儿吓着孩子，又害怕真像汪爱花说的，孩子从床上掉下来。下了工，她一溜小跑儿，赶紧往回走。离很远，就听见孩子哭得不是好腔儿，嗓子都哑了，陆国群吓慌了，急忙跑回家，开开小屋门儿，见孩子在床前地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儿，陆国看群忙抱起孩子，不知掉地下多大会儿了，浑身冻得冰凉。她把孩子揣在怀里，一边给他喂奶，一边说：“二强，好孩子，都是妈不好，妈不好，让俺孩子受罪。”说着就“扑搭扑搭”地掉眼泪。晚回来一步的汪爱花进家来，先来小屋，见这光景，问：“怎么着了？”陆国群忙擦干眼泪，说：“孩子掉床下头了。”汪爱花赶紧接过孩子，让他在自己腿上站站，又拽拽他两条小胳膊，汪爱花说：“没事儿。我说怕孩子掉下床，你说不要紧，没想到上来就弄了这一出。我得捎信儿让老嫲嫲快回来.”陆国群说：“那可不行，人家那边有病人，不能离开。”汪爱花说：“那得另想办法儿。”她看看小屋儿的地面，说：“干脆搭地铺，让孩子睡到地上，就不怕挨摔了。”汪爱花干事风风火火，捎信儿把梁大仓喊回来，让陆国群看着孩子，她夫妻俩又抱山草，又截木棒，一边靠墙，三边儿挡上木棒，里边铺上厚厚的山草，山草上边再铺上苫子，草席子，地铺就塔成了。陆国群看看地铺，说：“这下好了，汪姐真有办法儿。这一阵子把你俩累得不轻，太谢谢了。”汪爱花说：“别说这个。我这人一听见这头皮就麻沙沙的。”又看看小屋儿，说：“别的不怕，就怕火。晚上你擦洋火（火柴）点灯，一定把到洋火棒儿扔远点儿，不论谁来，不能在这屋里抽烟。还有一样儿，就是老鼠，我把小猫儿放小屋里，它能逮老鼠，‘喵喵’地叫两声儿，屋里老大盼子没老鼠。”这晚上，陆国群母子就睡在地铺上，虽然在城里人看来，有点像狗窝，但在陆国群来说，却是解决了一个难题，从此不必担心孩子掉下床来了，她觉得很知足。她本来想在小煤油灯下看会儿书，但不大会儿，她就吹灭了灯，睡了。乡下煤油不好买，还得费钱，她不能让房东烦恶，这已经够麻烦人家的了。她躺在地铺上，浑身酸疼，怎么也睡不着，她大睁着眼，屋里屋外黑得犹如锅底，山风大声地吼叫着，像狼嗥一般。一阵强烈的孤寂、恐惧感突然袭来，她神经质地抖了一下，伸手摸摸孩子，她想，白天，她下了坡，小屋儿里光线很暗，晚上，她出去参加社员会，劳改人员训话会，屋里这样黑，孩子如果醒了，该是怎样的恐怖呀，他会多么害怕，他会吓得哭起来，会不会给吓出毛病来？她的心一下抽紧了。刚睡下时还因为有了地铺而高兴，这会儿却又难受得落泪了。
没过几天，陆国群和汪爱花一家就混得很熟了。不光梁大仓和汪爱花两口子按他们的条件，以他们的方式关照着她母子俩，他们的两个孩子也特别招人喜爱。梁燕星期六回家来，就钻到小屋儿里，一边哄二强，一边看陆国群带来的书和杂志，还爱向陆国群问这样那样的问题。她对汪爱花说：“这个陆姨，有学问，人也好。”陆国群回县城时，把自已刚参加工作时穿过的没穿过的衣裳拾掇了不少件儿，送给了梁燕，交待她，把衣裳带到学校里穿，来家不要穿。梁燕不解地问：“那是为什么呀？”陆国群说：“不为什么。在村里穿好些的衣裳，人家会说咱特殊。”汪爱花说：“你陆姨怎么说你就怎么办，小孩子别打听事儿。”梁虎放了学，就来小屋儿，逗得二强“格格”笑，他一走，二强就哭，他就干脆来小屋儿做作业，陪着二强。吃饭的时候，梁大仓说：“他陆姨凭着粮票儿，还给俺钱，跟俺一起吃这样的饭食，真不是这么个来头。”陆国群说：“我觉得咱吃的不孬，口粮紧，吃饱就不错了。汪姐还单给我做好吃的。”注爱花说：“你干活儿挺累，孩子奶水不够吃，我让你多吃点油水，让奶水多点儿。你那是替二强吃的。”陆国群说：“我奶水少，是刚犯错误那会儿，思想压力大，当时两个奶一下没水儿了，后来慢慢地又有了，只是少了。反正我有带来的奶粉和代乳粉。就怕到时候断了。”汪爱花说：“不要紧，俺婆婆回来，俺让她给孩子熬小米面糊糊，孩子喝那个，管许胖得跟泥鳅似的。”有一天，快吃早晨饭的时候，梁大仓从外边“忽忽”地跑回来,手里端个大水瓢,水瓢里盛着满满的白生生的,热气腾腾的豆汁儿,说:“陆同志,我寻思着,你喝豆汁儿好,我就跑到合作社豆腐房里,从‘嘎嘎’开着的豆浆锅里,舀了满满一大瓢,迭忙跑回来了.”陆国群十分感动,说:“我一会儿去给人家钱.”梁大仓说:“给他银子!你大老远跑俺十五岭来,天天给俺村里白干活儿,喝点儿豆浆,交什么钱。”陆国群说:“那可不行.要喝人家的豆浆,我就一定去给人家 钱。我是来劳动改造的,可不能犯多吃多占的错误。”梁大仓说:“陆同志,这是在咱家里,咱就不提什么‘错误’,劳改那点子事儿,你是犯到县里当官儿的手里了,没碍着庄稼人什么。我听人家说了,你是因为替潘家洼穷社员说话犯的错误,哼,潘家洼有我的亲戚,我知道那个庄儿里的事儿。老潘家爷几个不是玩意儿,庄里社员有了苦了,社员一大些拉着棍子出去要饭,还有没办法儿了,下关外的。可是,邪了门儿了,县里当官儿的就护着那几个坏货。”汪爱花说:“你别胡咧咧，这个可不是能乱说的。”梁大仓把眼一瞪,说:“怎么了,汪主任?你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可不是咱家里的主任.老百姓说句实话还犯法?”汪爱花说:“就数你能。我是怕给他陆姨招惹是非。”陆国群说:“咱以后不提什么潘家洼的事.”她心里暗暗嘀咕,杨常有那一家子不知怎么样了?
第二天上午,陆国群正和女社员一起在北岭上撒粪,一个小媳妇儿喊:“陆同志,有个大闺女找你。”陆国群抬头看去，是潘家洼杨常有的闺女小多来了，急忙放下铁锨，对汪爱花说：“汪主任，有个熟人找我，我去看看。”汪爱花说：“我看见了，闺女还拿着东西，你领着她回家吧，正好也喂喂孩子，给人家闺女说，让她吃了饭再走。”陆国群急急忙忙走到小多跟前，领着她下岭回村，走出去好远，近处没人了，小多才问：“姐，你来多少日子了？”陆国群说：“有个把月了，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小多说：“咱那次见过面以后没多少天，潘来兴在大会上讲，县工会詹主席和你，因为在潘家洼支持反对大社的人，犯了错误，打成‘右派’了，说‘右派’就是反动派—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跟村里那些地富反坏一样的，俺爷急得直碰头，说是他害了你们了，也不敢去找你们，怕再给你们加罪过，头几天，俺庄一个媳妇儿回十五岭走娘家，回去跟我说，陆同志在十五岭劳改哩，俺爷娘就打发我来看你了。俺娘给你拿了点小米面儿，自己醃的咸菜，还有点花生米。”陆国群说：“你们自己生活那么困难，不该拿这些东西。”小多说：“光兴你帮助俺？这也是俺爷娘的一点心意。”陆国群忍不住问：“家里人还好吧？”小多说：“还能好了？打人的事，也没处理，到哪告状都没人理。俺爷伤好出了院，气得肋插疼，吃了十几付中药，这才见好了。潘家兄弟比原先更恶了，俺爷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俺娘死活拉着他，不让他再闹了，说是他要还闹，先把她消交了，她两眼一合，看不见了，他再闹去。俺娘让人家打闭气了。俺爷只好这样憋着。庄里有几户跟潘家有仇的，下关外了，俺爷说，看看那几户能落下，俺家也走。”陆国群问：“能行吗？村干部能放吗？”小多说：“他们巴不得呢，俺爷走了，就去了他们的眼中钉了，他们再胡作非为，也没人敢哼一声了。”陆国群说：“这祥走，是‘盲流儿’，让人家逮回来就更苦了。”小多说：“不要紧的。关外有亲戚就行，那里地多人少，落下户就没事儿了。”陆国群.问：“你也一起去？”小多低下头，说：“我不能走了。”陆国群问：“怎么回事？留下你自己怎么办?”小多说:”我不是长大了吗？不是有主儿了吗?说是打发我出了门子,他们就走。姐,你想想,全家人都下了关外,就撇下我自己,在婆婆家受了气,走个娘家去诉诉苦都不行了,我寻思寻思,都不想活了。”陆国群说:“小小的孩子,这是说的什么话?他们上了关外,就不回来了?你也能去呀。怎么还不想活了?再说,新社会了,当儿媳妇儿,能有多少气吃?可别胡思乱想的了。”小多点点头，又说:“姐,你和詹主席倒这么大的霉,俺爷俺娘天天念叨,说就是上了关外,也是块心病,让我常打听你的情况,隔会子看看你。”陆国群说:“你回去对他们说,我们犯错误,有不少条儿,没有潘家洼这档子事儿,该当‘右派’还是‘右派’。请他们放心,我一更不必说人家詹主席了一不会出什么事,改造几年,还能干工作,只是不能当官儿了。人在世上,也不是非得当官儿不行。让他们别拿着当回事儿。”两人回到陆国群的小屋儿里,小多抱起“哇哇”哭的二强,又是哄又是逗,一会儿把二强逗笑了,陆国群忙给二强喂了奶,把他放到地铺上,陆国群拿出两块钱,说:“小多,你爷娘走,按说我该帮点盘缠钱,可是我现在手头也紧,帮不上了,这点钱,算是送给你的喜钱一你们这里叫‘填箱’。”小多说:“姐,你正在难处,俺不要你的钱。”陆国群说:“怎么着?嫌少啊?你能给我拿一点子东西,就不许我对你贺贺喜呀?”小多只好接了钱。小多又抱起二强,问:“姐,怎么不睡床上,搭地铺?”陆国群说:“二强从床上往下掉,只好想了这么个办法儿。房东给在下边铺了很厚的山草，挺好的。”小多又问：“你就天天和社员一起上岭干活儿？”陆国群说：“俺九个人是来劳动改造的，不光是干活儿，还得好好干。”小多看看陆国群被寒冷的山风吹得青紫皲裂的脸，看看她住的小破屋儿和狗窝般的地铺，说：“姐，你这是受的什么罪哎？”说着，竟忍不住哭了起来。陆国群拍着小多的肩膀，说：“小多，别哭。我没事儿。庄里人，特别是房东一家人对我都不孬，没拿我当坏人。你不用担心，孩子也没事儿。回去给你爷娘说，我现在这种身份，不能去送他们了，请他们路上注意安全。”小多说：“姐，有件事我不明白，你家是济南府，这里当官儿的不喜见你了，你扑拉扑拉腚一走，回你的济南，哪里不能挣口饭吃？非得在这里吃这个气，受这份罪？”陆国群苦笑笑，说：“你这是孩子话。我是参加了工作的公家人，自己身子自己不当家儿，只能听领导安排。我不能也不敢跑了，就算跑回济南，户口也落不下，也没地方敢用我干活儿—扫大街也不行。明白了吧？”小多转转眼珠儿，似懂非懂的样子，点点头，说：“姐，我回去很快就出门子了，等我从婆家回去，送走了爷娘，得空儿就来看你。我得走了。”陆国群说：“房东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还是合作社的妇女队长，人很实在，吃了饭再走吧。”小多说：“我不饿，你这个情况，我也没心思在这里吃饭。我走了。”说完，又抱着孩子亲了亲，把孩子递给陆国群，恋恋不舍地走了。陆国群送她到大门口儿，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山路上，眼泪不知不觉落了下来。
没过几天，保姆小萍又来了。陆国群说:“大远的，天又冷，你怎么找这里来了？”小萍迭不地回答，先从陆国群手里接过二强，二强看见小萍，高兴得直蹦，小嘴儿“吱吱”，“呀呀”地叫唤，很激动的样子：他虽然不会说话，但认出小萍来了，小萍眼里噙着泪水，亲了二强一阵，这才说：“俺上县委宿舍院儿找你，邻居乔大娘悄悄对我说，闺女，你来的不巧儿，你姐和县里那些犯错误的一块儿上了十五岭去劳动改造了。俺就从县城直奔这里了。”陆国群看看小萍带来的一大包煎饼，说：“还带这么多煎饼，挺沉沉的，我也不自己做饭吃。”小萍说：“你看着多，我看着还少哩。这里头的煎饼是两样儿。一种是让你吃的，俺娘往磨糊子里放了点豆子，她说，吃着香，还下奶。你就放着—这个又坏不了，你不是晚上好看书吗？饿了吃一个。另一样儿是瓜干面儿的，我吃。”陆国群说：“我让你说糊涂了。你干嘛能吃这么多煎饼？”小萍说：“我给俺娘说了，我不走了，就在这里陪着你，看二强。你累了，我就替你去干活儿。多咱你回县城了，我再回家。”陆国群说：“小萍，别说小孩子话了。我不早就说来吗？哪里有右派分子下乡劳改还带着保姆的？我去干活儿，那是为了改造我，更不能让人替。真那样，姐不又成‘典型’了？你听姐说，吃了饭，赶紧回去。我这里没事儿。”小萍说：“姐，我挂着你和二强，觉都睡不着。你看你和二强都瘦了，你就让我待几天，帮帮你，天暖和点儿了，我再走。我不替你干活儿，只看二强，不行吗？” 说着流开了眼泪，陆国群也泪汪汪的，说：“好妹妹，我还不愿你在这里？真不行。吃了饭，你赶紧回去。”小萍说：“你不留我，我就啃个干煎饼，快些走了。晚了，路不熟，怕走迷糊了。陆国群从房东家拿来咸菜和开水，打发小萍草草吃点饭，催她快走。小萍舍不得走，抱着二强亲了又亲，陆国群生生地把二强抱过来，小萍只好出门儿往外走，二强见小萍走了，“哇”地哭了起来，小萍饮泣着，低着头，匆匆走了。陆国群抱着二强，站到大门口，见小萍走了好远，还低着头，用袖口捂着嘴，一路小跑儿地往庄外走，陆国群想，这个妮子是哭着走的，说不定得哭半路儿，心里十分不落忍，不由得叹口长气，擦擦眼泪，回院子里来。汪爱花下工来家了，问:“这又是谁来了?”陆国群说:“是我原先下乡一个房东家的闺女,我犯错误前帮我看孩子的.听人说我在这里,非跑来看看一她跟孩子有感情,想孩子了。”汪爱花说:“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人,虽说是大城市里来的,还是大家主儿出身,有学问的,可是眼眶子不高,亲近人,心眼儿好,是大好人一个。”陆国群笑了,说：“我是‘大好人’吗?我可是‘右派分子’。”汪爱花说:“桥归桥,路归路,右派归右派,好人就是好人。” 陆国群说:“你可是干部,还是党员,可不能胡乱说。”汪爱花说:“咱还算什么干部?不过领着人干活儿就是了。是党员不假,党员说话也得凭良心。不过,咱守着外人不说就是了。”
过了二月二，陆国群从岭上回来，见梁虎在床上翻打滚，急忙问：“虎子怎么了？”汪爱花说：“不听话，在学校里喝凉水，把肚子喝坏了，连拉加哕，跑回来了。”陆国群说：“不找医生看吗？”汪爱花说：“找咱庄的先生看了，给了点药，吃了还是不行，不要紧，我给他烧点辣汤喝，就没事儿了。”第二天，陆国群他们这些右派分子接上级通知，到区里去集中学习，黑了天才回来，见梁虎还躺在床上，面色苍白，说话都没劲儿了，对汪爱花说：“汪姐，这孩子得抓紧让医生看。”汪爱花说：“不碍事吧？也不是没拉过肚子，几天就好了。”陆国群说：“你听我的，我骑自行车，到区医院请大夫。”汪爱花说：“天都黑了，你行吗？”陆国群说：“我不行，也得行，你们也不会骑自行车呀。没事儿，我带上手灯。”陆国群骑自行车，跑了七、八里路，到区卫生院，给值夜班的大夫说了梁虎的病情，大夫立即带上药，针，骑自行车和陆国群一起来了，进门一看，二话不说，就给梁虎挂上了“吊针”，这才对汪爱花说：“这孩子连拉加哕，又喝不进水去，已经脱水酸中毒了，再晚上一、两个小时，就危险了。以后可不能大意。咱农村大人、孩子常有拉肚子出人命的。”汪爱花和刚从饲养院儿回来的梁大仓吓得脸都黄了，说：“国群妹子，多亏你，给俺虎子拣了条命。这虎子要是有个好歹，他奶奶还能活？俺这家人就完了。”陆国群说：“别说的那么‘虚火’了。我去喂二强了。”汪爱花示意让梁大仓出去借钱。针打完了，孩子睡着了，大夫又留下口服的药，交待了怎么吃，才说：“我把药钱捎回去吧，医院里有规定，不让赊欠。咱不收出诊费了。”梁大仓出去一大会子还没借钱回来—庄户人有几个是有现成钱的？汪爱花说：“大夫，俺还供着个闺女在县城上中学，家里真没个现钱了。俺当家的出去借钱，这大会子也不知死哪去了，还没回来。你先回去，我后天到集上卖个鸡，给你送过钱去。”大夫脸耷拉下来，说：“那可不行。俺院里有制度，谁赊出去的，谁先垫上，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也没钱垫。那个女同志去医院，在路上摔了跤，手都破了，现包上的，我挺感动，觉得这个驻村的女干部真不孬，二话不说，摸黑儿跑来，不吃不喝，看那女同志的面子，不收你们的出诊费了，你们药钱还不想拿，也太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陆国群一步门里，一步门外，恰好听见了大夫的话，忙回小屋拿了钱来，递给大夫，说：“大夫，先说明个情况，我不是驻村干部，是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的。今晚的事，谢你了。他们不是不想交这个钱，是确实没有—农村人的情况你也知道的。要是有钱，他们也不会拖着不送孩子上医院。请你把这个钱收下。这么晚了，你还得往回赶，真是太对不住了。”那大夫脸色立时“阴转睛”了，急忙把钱收好，可能是对陆国群的声明感到意外，又定睛看了她几眼，才站起来出门骑上自行车走了。大夫走了，汪爱花说：“拖几天给医院送钱去，有什么不行的？这人真是难说话。老用你的钱—你这么难，怎么行？”陆国群说：“什么‘我的’，‘你的’？咱不是一个锅里吃饭吗？算我预交的饭钱总行了吧？好了，别拿着当回事了。不过，我跟你说，这事儿只咱两人知道就算了，连梁大哥都别告诉—他太直，说出去不好。”汪爱花说：“这怕什么，又不是啥坏事。这是为什么？”陆国群说：“你也别问‘为什么’，你别跟旁人说就是了。”汪爱花说：“好，不说就不说，不说也憋不死人。”
陆国群来崮山县工作五、六年了，下乡是常不常的事。对农村彷佛停滞了几千年那种原始的，极度的落后，农民连温饱都做不到的的“一贫如洗”的困苦，那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闭塞，狭隘，愚昧，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绝，惨不忍睹的生存状态，早己经从震撼，困惑，变得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她能在高低不平，随时都可能绊倒的山村小路上快步行走，她咽得下农民家用没洗干净的大黑碗从黑乎乎的大锅里盛上的菜豆腐（不是真的豆腐，而是一种很粗劣的，聊可充饥的，以野菜或干菜为主的食品），她学会了吃像皮条一样难咬的煎饼—尽管会累得鬓角疼，牙发酸，也习惯了全村弥漫着的混合着“新鲜的”，沤烂了的人的，猪的，牛的，马的，羊的，鸡狗鹅鸭的粪尿和正在日晒风刮着的粪肥的臭味儿，正所谓“入饱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甚至能够面对粪堆，手都不洗，抓过干粮来就往嘴里填。她自然也像农民一样,两只脚踩着两块摇摇晃晃的石块儿，在绿豆蝇乱飞，黑头蛆满地爬，脚底下摇摇欲堕的“茅房儿”里“解手儿”。为了到农民家走访，她能坐到他们又黑又脏，早已看不出曾是什么颜色，散发着让人干呕的“孬油”味儿，汗臭味儿，还爬着臭虫，跳蚤的床铺上和农民们啦呱儿。和农村干部，农民们一起开会，小黑屋儿里人人抽老旱烟，满屋里烟雾腾腾，像浓雾一般，薰得人嗓子冒火，眼睛流泪，地上满是粘痰，没法儿插脚，你还不能表现出厌烦。她真诚地认为，她是在和这个地球上最穷苦的劳苦大众打成一片，是在实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但让她难以接受的，也没法儿习惯的，心里最烦恶的是男人们那种有时偷偷摸摸，有时大胆放肆，又迷，又馋，恨不得能吃人的眼光。以前她下乡，是县里下去的干部，人自然会有所顾忌，住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对那些人就装作看不见。这次，她在十五岭待得久，天天和社员们一起出工，一起开会，俨然成了他们村里的女人了。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村里那些年轻的，壮年的，甚至半老的男人们，更特别是那些到了结婚年龄，早过了结婚年龄，老得没有可能结婚了的光棍汉两只眼使劲看，用力瞅的对象。她即使低下头，那些目光仍然会停留在她身上，那些目光似乎能穿透她的衣服，灼伤她的肌肤。她感到自已像夜间公路上被前边驶来的汽车的灯光照着的慌乱的野兔儿，惶恐不安。她后来想了个办法儿，每当开会，她就带个小本儿，带着笔，在会场上，低着头，在小本儿上记些什么。有一天晚上，汪爱花收拾完了，来到陆国群的小屋，笑着问：“开会的时候，你老低着头，想家了？心里难受了？”陆国群说：“不是想家，心里也没难受。你们村里，有些男爷们儿真够戗，两只眼跟贼眼似的，不听会，专门在会场上看女人，看两眼算完吧，他不，看起来没够，让他们看得很难受，我干脆就不抬头了。”汪爱花笑了，说：“我还寻思你又遇着什么事儿难受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你是不知道，俺这个庄儿名叫‘十五岭’，实际上不止十五个岭，没丁点儿平原地，穷得丁当响。闺女还没长大，就急急忙忙地到山外去找婆家，外庄的闺女又不愿嫁来，从庄这头儿到庄那头儿，全庄二十大多到五、六十岁的老少光棍儿有四、五十个，四类分子家的男孩子有一个算一个，都找不上媳妇儿。这些人，一个个都熬靠得跟饿狼似的，大多数的老实人苦熬着，死撑着。这些人，到成块儿就啦骚呱儿，再就是见了姑娘媳妇儿的，没好地看人家，过过眼瘾。开个会，看个戏，这些‘行子’，俩眼不肯闲着，把人家看毛了，有的还为这挨骂。打架，你在旁边看他们那没出息样儿，恨不得过去把他两个眼给抠出来。见了像你这样长得俊的，就更看不够了。”陆国群说：“我两个孩子了，都这样儿了，还俊？”汪爱花说：“别看你有俩孩子了，还整天价又苦又累不舒心，可是，说你是大闺女，准有人信。你那模样儿，就是跟俺这里的人不一样，格外引人，我要是个男人，也愿意看你。”陆国群让她说得忍不住笑了，说：“汪姐你可别糟践我了。”汪爱花说：“我不是糟践你，说的是大实话。闹笑话归闹笑话，啦实的，天底下的大男人见了长得好看的妇女，谁不多看一眼，都那样儿，就更别说那些光棍汉了。仔细想想，这些人也真怪可怜的，都是娘十月怀胎养的，也不少这缺那，一样地当回男人，一辈子不碰碰女人边儿，真够苦的。也难怪。这些人—你也不是大闺女了，我也不背讳你，有那不要脸的，就俩男人操腚眼子，有的人赶集，特为往人堆里挤，在人家女的身上磨蹭，下头就出那个了。你听听我说的这些事儿，越说越不要鼻子了。可都是真事儿。唉，说什么好哎，都是叫这个‘穷’字闹的。解放这么些年了，也都合作化了，可是，让你再鼓拽，就是爬不出这个穷坑来。你说吧，力也不少出，从年初六干到腊月二十九，比单干得多下地一两百天，可地里就是打不出多少粮食来，花生也长不好。人跟人不一样，干社里的活儿，不少人磨‘洋工’，出工不出力，都带着坑人的心眼子。真没办法儿。叫我看，俺庄里这些光棍儿，没什么指望。”陆国群说：“这些人真是又可怜，又可怕。出事儿不？”汪爱花说：“这些人，都是庄稼汉，出去赶个集，就是见世面了，一两年上回县城，就是进了大城市了，一个个都跟兔子似的，有那个心，没那个胆，外庄儿有出事儿的，俺庄儿还没出过。不过女人得自己加小心就是了。”陆国群听了这话好不感慨。男人、女人到了一定年龄，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无论男女都需要和异性结合的快乐，这本是像人要吃饭喝水一样，是正常的，正当的，可是，农村中为数不少的男性却因为贫穷或因为政治上身籍“另册”，是新社会里的“贱民”，常年累月独自忍受着另一种“饥渴”，难以启齿的痛苦，到老到死，孤孤单单，抱撼终生，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像潘家洼潘家兄弟却因为执掌大权，对于女色，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女社员或被迫屈从，或投怀送抱，他们比旧社会有钱人三妻四妾还划算，还惬意。他们这种占有和享受是建立在光棍汉的痛苦之上的。而这竟是在阳光下，在“红旗”的遮掩下，在“典型”的包装中发生的事。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事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儿去看待，这种现象，应该怎样去分析？陆国群不敢往下想了。她躺在地铺上，浑身酸痛，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听汪爱花说这些事让她胡思乱想，她竟然很想念季龙翔，像过电影一样，想和季龙翔相恋，相亲的情景，她强迫自己，别想这些事了，但却是越不要想越是想，……也不知道他有相中的人了没有，自己怎么办？……她哭了。……她还这样年轻，按汪爱花说，还这样“俊”，难道就这样一个人过下去？没有男人的日子真难熬呀。没有男人的夜晚格外长。但是，她是“右派”，好人谁会相中一个“右派”呢。她不敢想了。……总算睡着了。白天干了一天活儿，太累了。……在梦里，她竟和季龙翔在一起了，但不是在他们两人的家里，而是在十五岭一个崖头下面，一个草窝里，两个人偷偷摸摸，像做贼一样，亲热了一阵，又想“那样儿”，季龙翔小胆儿，老是怕被人发现，怕人家说他和右派前妻划不清界线，但又一心想办“那个事儿”，可是因为害怕，就是不行，两个人都快急死了，……突然，村支书老杨头儿披着黄大衣朝这里走来了，两个人吓坏了，想找个地方藏起来，那怕是个老鼠窟窿也好，可是没一点儿地方可藏，听见老杨头儿漏风嘴大喊一声：“你们干的好事！”陆国群一下子醒了，心“崩崩”乱跳，浑身是汗，她想起刚才做的梦，摸摸自己的脸，滚烫。心想，真差劲，这是做的什么梦。心里叹一声，苦啊，怎一个“苦”字了得，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又流下泪来。……过了没多大会儿，鸡叫了，她又在地铺上翻腾一阵，听见街上，院儿里有脚步声了，尽管眼皮生涩，浑身软软的，又睏又乏，但还是硬撑着，爬了起来。她得先喂饱孩子，再去出早工。
陆国群他们来十五岭劳动改造的半年期限快到了。刚来的时候，庄里庄外，岭上岭下干枯的树枝在狂风中吹着唿哨儿，山坡上的黄草让山风吹得低头弯腰，望上去像是从山顶淌下来的黄色的洪水，崖头背阴处，残雪还没化尽，像是巨大的白色的蚂蜂窝。十五岭地势高，地块儿小，又浇不上水，很少种秸杆作物，年年老一套，栽地瓜填肚子，种花生，榨油吃。村子周围一道又一道岭上挂着大片，小片儿的土地，裸露着，像人们饿瘪了的黄肚皮，样子很难看。而现在，远处的山头儿，近处的岭岗儿，满山遍野，到处一片让人心醉的葱绿，冬天里被冻得瑟瑟缩缩的庄稼人们也舒展开了腰身，像鸟儿奓挲翅儿了似的，姑娘们的脸被日头晒得红扑扑的，显得水灵了，漂亮了，连山坡上的牛羊，圈里的猪，院里的鸡鸭也欢实起来。陆国群他们在十五岭劳动改造的半年里，十五岭也像中国所有的乡村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先是没出正月，村里的几个小农业社奉命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大农业社。到了阴历六月连阴雨的时候，右派们跟全村社员一起，手里举着红红绿绿的小旗儿，敲锣打鼓，到区里参加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全区各个村庄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全合在一起，成立了工农商学兵五业并举，政社合一，据说是走向共产主义最好形式的“人民公社”，各个村变成了生产大队。公社对各大队的人、财、物均可统一调配，动辄组织成百上千人的“大兵团”作战，各种新鲜事儿闻所末闻，层出不穷，各家各户儿拆了锅灶，各村办起公共食堂，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农业生产贯彻什么老百姓听不懂的“八字宪法”，深翻地翻下去几尺深，把下边儿的生礓瓣子土都翻了上来，说是地翻多深，庄稼根扎多深，就能高产。密植，栽地瓜点花生密密麻麻，耩谷子一下播下去百把斤种子，比往常收的还多，说是结的总会比种的多，所以一定会增加产量。从南到北，到处放亩产千斤，几千斤，万斤，几万斤的高产“卫星”，据说中国的粮食已经多得不得了，全国人民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老百姓一天可以吃四顿饭，五顿饭。老人家号召全民写诗，编民歌，一个村写民歌一万篇。从城市到乡村，各行各业大炼钢铁，土法儿炼钢遍地开花，十五岭村边岭岗上也砌了土炉子炼起钢铁来，干部把各家各户儿铁锅，煎饼鏊子，甚至门挂子都扔进烈火熊熊的炉子里，炼出黑不溜丘，奇形怪状，非铁非钢的圆块块，缠上红绸子，放在托盘里，两个小伙子抬着,后边跟着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到公社党委报喜。县里在北边山跟前，正在筹建小钢联，从全县各地调集物资和精兵强将。陆国群他们这几个县机关的右派分子，政治上已经沦为“等外”之人，不能像原先那样，参与甚至领导运动，而只是和十五岭的社员一起劳动，但处在这种千载难逢，热火朝天的年代，他们以一种特殊的身份，“躬逢其盛”，身在一线，亲临其境，各种新事，奇事，怪事纷至沓来，让他们大开眼界，常常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已成右派，为戴罪之人，虽心存疑虑，但也不会不识时务，表达自己的意见了。他们知道，正所谓“一鸟进林，百鸟哑音”，反完右派之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整个社会再也听不到不同声音了，主事者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他们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认罪服罪。这半年他们精神上倒也轻松，毕竟十五岭的干部和社员跟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老杨头在训话会上总是重复那几句不能反共产党之类的老话，不过是虚天燎地，咋唬几声，暗地里倒嘱咐生产队长，不能让这些“肉片儿”累着，伤着，还交待供他们饭吃的户儿，人家交给咱钱和粮票，得让人家吃到肚里，养个牲灵儿还不能亏待它哩，人不能不要良心。老杨头朝区里（公社），县里汇报，总是说：“在俺十五岭劳改的肉片儿，表现不孬。都知道自己错了，老实得跟木头似的，没一个张狂的，干活儿比社员还实在，得空儿还教社员识字，写黑板报。”老杨头还交待公社秘书，给这几个人写材料写得好着点。九个右派分子从心里感念十五岭的老杨头儿和社员们，他们被人生的巨大灾变打翻在地，来到这穷乡僻地劳动改造了半年，在“穷山恶水”之地，“村夫草民”中间，置身在贫穷，肮脏的环境里，在每日的劳作中，风里雨里，汗流浃背，感受着宠辱和炎凉，体味着人生的艰难和沉重，从受世人尊重的县委机关干部甚至是“官儿”，一下子沦落为人皆可以蔑视，辱骂，训斥的“贱民”，虽已万念俱灰，知今生万事皆休，但毕竟已经脚踏实地，像是野外探险的人，落到了谷底，最坏也不过如此，他们已经接受了现实，慢慢地平静了下来，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感到，远离了城里的喧嚣，没有了官场的勾心斗百，躲避开当权者的冷眼斜视，就在这些贫苦，辛劳，茫然无助的人们立身，了此一生，也算是一种归宿。当然，他们只能在心里这样一闪念，因为他们自己不能选择，自己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眼下，当半年期要到的时候，县上来了通知，让每个人写半年劳改的思想回报，由公社党委根据生产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评议给每个人写出鉴定，然后和全县的右派分子一起，到县钢联筹建处报到，继续劳动改造。
半年来，陆国群和十五岭的乡亲们生活在一起，从严寒到酷暑，霜雪风雨，自己亲历着苦难，也感受着农民们的倔强，坚韧，他们对贫穷，困苦的耐受力真是无以复加，他们似乎已经麻木，对冻馁，劳累，固然已安之若素，已经不以为苦，即使遭遇意外灾难时，他们哭天抢地之后，仍然会挣扎着爬起来，重新恢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不堪言而又看不见出路的生活。这就是人生，无论多么艰难，人人都在死挣苦熬，甚至以苦为乐地活着。陆国群常常想，她应该从这些人身上，汲取忍辱负重，苟活于世的力量，毕竟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啊。半年过去了，刚来时，二强还躺在床上，吃饱了傻笑，饿了号哭，能哭得背过气儿去，吓死个人。睡在床上往下掉，被迫改睡地铺，他又抓铺下的黄草往嘴里塞，噎得哕白沫。陆国群下坡劳动了，二强一个人在小屋里，时常土活着尿，抹得满脸满身都是尿泥，陆国群从岭上回到小屋，看看她和二强母子两人睡的狗窝儿一般的床铺，看着二强的惨状，忍不住鼻子发酸，流下泪来，她有“罪”当罚，是咎由自取，而孩子何辜，却跟着受这样的罪，她心里暗想，她一定要好好待二强，即使他会犯错，也不动他一指头，孩子吃的苦已经够多的了。……这些都过去了，不知不觉之中，孩子会爬了，会挪步了，会走路了，而且已经“呀呀”学语，会喊“妈妈”了，慢慢地又学会喊梁燕、梁虎“姐”、“哥”，喊汪爱花“娘”，喊梁老太太“奶奶”了。多亏汪爱花他们一家。陆国群营养不良，干活儿又累，两个奶子像旱天里的老井一样，出不来多少汁水，梁大仓从豆腐坊里往家舀豆浆，上食品站走“后门儿”买一块肥猪肉回来，炼成白花花的，膏状的“大油”，吃饭时给她抹一筷子，包到煎饼里，后来奶水真的多了一点。孩子饭量越来越大，天天像小饿狼，吃不饱，“哇哇”哭，梁老嫲嫲说陆国群：“真是作孽，丧良心啊。”抱起孩子，满庄儿里找正奶着孩子的妇女，这家喂一顿，那家喂一顿，陆国群心里怕那些人不讲卫生，孩子染上什么病，老太太说：“她妹子，我不用钻你心里去看，您城里人怕这些庄户娘们儿不干净。我跟你说，没丁点儿事儿，先保住孩子的小命儿要紧。你住在俺家里，俺就不能看着孩子给饿坏了。孩子不能娇贵，越娇贵越不好拉扒。虎子他爹，是我在磨道里生的，这不一样分生了这么一大家子。”陆国群放下了自己的担心，是啊，都到了什么 地步了，哪还顾得了那么多，至于“娇贵”，陆国群心里在暗暗苦笑，生而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哪里还敢“娇贵”，诚如老嫲嫲所说，能保住孩子的小命儿就不错了。二强吃遍了十五岭村十几个母亲的奶水。后来，老嫲嫲干脆把二强抱了过去，做小迷糊糊喂他，二强真的长得泼泼拉拉，结结实实。汪爱花说：“别看俺十五岭穷，可是，这里土好，水好，养人。”陆国群说：“ 更重要的是人好。二强是个苦命的孩子，这半年，幸亏你一家人，幸亏这村里的好心人，要不二强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二强长大了，多咱也不能忘了他奶奶，你们一家，不能忘了十五岭他十几个奶娘。”陆国群说不下去了，她用手捂着嘴，眼泪“噗噗”地往下掉。汪爱花说：“妹子，俺记住你的话。二强大了，叫他来十五岭看看。别说孩子命苦，他孬好还是吃‘皇粮’的，比起农村里这些泥孩子，强多了。”陆国群想，汪爱花哪里知道，二强虽然吃“皇粮”，但如果一直跟着他这个右派妈妈，就会永远抬不起头，做不得人。她说：“俺离婚时，就说好了，孩子长大了，到上高中，就让他找他爸爸去。他临走，我领着他来十五岭认亲，让他记一辈子。”汪爱花说：“怎么回事，不是大的跟他爸爸了吗，怎么小的也给他？那是干什么？”陆国群脸色阴郁，低声说：“跟着我，孩子会受影响。”汪爱花似乎明白了，点点头，说：“他姨，你也别那么重的心事，又没真干下什么屙血的事，还能怎么着？过些年，孩子长大成人了，你也就熬出头儿了。过几天你娘俩就走了—真怪舍不得你们走。以后不论什么时候，遇到难处，就上咱十五岭来。”
如果说，崮山县的右派分子们在农村的劳动改造算是“流放”，有点像沙俄流放那些政治犯，那么，他们被悉数调往筹建中的县钢联，就是真的正的“苦役”了。他们是没有警察看管的劳改犯，在执行未经法院宣判过的，没有期限的徒刑。青壮年男右派推小车，搞运输，或在建筑工地当壮工，老年和女右派在焦厂筛选煤炭。他们和民工一起干活儿，但又和民工不同，因为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和他们一起干活的民工的体能和效率，始终是他们这帮人懒惰，无用，必须改造的反证。时玉山他们用小胶轮车，从钢联煤矿往焦厂送煤，推着装了四、五百斤煤的小车，来回二十里路，每天必须运三趟。民工们驾轻就熟，时间充俗，中间可以休息。时玉山他们在乡村土路上推小车，十分艰难，前后来了毛驴车，躲闪不迭，匆忙间停不下来，车翻了，人倒了，急忙爬起来，重新装车，上路，一耽搁就是个把小时，为了完成指标，他们从伙房带上干粮和水，推车途中，饿急了，就在路边喝冷水吃干粮。如是日复一日，只有下大雨，才会停工，集合学习听训。陆国群和另外三个女右派，五个年纪大的男右派一起，每天在焦厂筛煤。从大煤堆上倒出原煤，一锨锨扬起过筛，从筛出的大块儿当中，再拣出煤矸石，优质块儿煤送往炼焦炉。阵风刮过，他们从头到脚，全是煤粉，脸上汗迹，煤灰和在一起，上班后一个多小时，人人成了戏台上的三花脸，半天过去，各人面容就依稀难辩，只有眼睛，像两只手电灯泡儿在闪亮，中午在工地吃饭，和饭一起吞下去的是一嘴煤面儿。等下午下班时，大家的脸都成了灰黑色，只有满嘴牙白得吓人，像是戏台上的恶鬼。县直机关党委的陏书记现在是钢联的党委书记，据说是副县级了。而陆国群的前同事崔秀娟因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突出被调来县钢联任党委组织部长兼党委办公室主任。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到焦厂来检查工作，见到了正在筛煤的陆国群，崔秀娟说：“陆国群这回不是‘出水芙蓉’，变成‘黑牡丹’了。”陏书记冷笑道：“时玉山不是攻击我们毁掉‘美’的东西吗？我们就是要把资产阶级认为‘美’的东西毁掉它。”崔秀娟敬佩地看着陏书记的长脸，说：“领导看问题就是深刻。”
来钢联后，陆国群把孩子放到了钢联托儿所里。钢联托儿所为照顾带小孩的女职工设立，昼夜都有保育员值班，连哺乳期的孩子都可以入托。大跃进时期，为解放妇女劳动力，上级号召大办托儿所，连农村也办了起来，据说这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的表征之一。陆国群很为二强庆幸。但是，孩子入托不久，陆国群下了班洗把脸去接二强，常看见二强一个人在角落里哭，开始她以为是孩子小，初到一个地方不习惯，不合群。但是，一两个月以后，孩子的状况没有丝毫好转，仍是满屋皆欢，他“一人向隅”。她客客气气地询问一个长了个南瓜脸的保育员—据说是崔秀娟的一个表妹：“麻烦你，我问一下，二强原先比较活泼，入托这段对间，变得爱哭，也不爱说话，是什么原因？他和小朋友玩不到一块儿吗？”南瓜脸扬起头，用鄙夷的眼神看一眼从头到脚灰不溜丘，像从煤堆里刚爬出来似的陆国群一眼，说：“你把孩子放这里，不放心是不是？你以为我们亏待你的孩子了是不是？”陆国群十分吃惊，说：“我没有‘不放心’，更没想过你们会亏待我的孩子，我只不过是问一下。”南瓜脸不待陆国群说完，就抢过话头儿，说：“那是我冤枉你了？你是谁？你肯定比我们会说。托儿所就这么个条件，你嫌孩子在这里受罪，趁早领走，另找好地方儿去！”陆国群见她蛮不讲理，只好忍气吞声，领着二强走了。她不敢跟她争执，一是自己没有跟人理论的“资格”，更重要的是，二强除了呆在托儿所，没有地方可去，她怕她会拿孩子撒气。陆国群从托儿所往外走，南瓜脸还从后头扔过来一句话：“有本事就告去吧。”陆国群抱起二强快步往自己住的工棚走，不大会儿，一个中年女工领着孩子紧走几步赶了上来，说：“你就是二强的妈妈？我听人家说了，那南瓜脸最坏了，当官儿的孩子，她诚心敬意地伺候，见了当官儿的，当官儿的老婆，上上乎乎，那脑袋跟狗舔蒜棰儿似的，一般工人的孩子，她就带搭不理的，对犯错误的人的孩子，她就没口好气儿，熊声恶气，小孩儿们闹了架，不问青红皂白，就向着当官儿的孩子，熊旁人家孩子。你的孩子，在这里准是吃气的布袋—多大点儿孩子，真可怜人。”陆国群听了，想到刚才南瓜脸那副嘴脸，二强这么点儿孩子，什么也不懂，却要平白无故地受欺，真的太苦了。陆国群看看二强愁苦的小脸儿，心里像椎了一团蒺藜一样刺痛，但她又没有办法儿。她决定去找崔秀娟，为了二强，即使哀求她也行。第二天上了班，她向工长请了一个小时假—保证中午少休息一个小时补上，去了钢联党委办公室，崔部长正在那里一个人拿一面小圆镜儿照自己的脸，一边照，一边用手拂弄头发，即所谓“搔首弄姿”，试图让自己的形象显现某种姣好的效果。陆国群一步走进来，崔部长慌忙把小圆镜儿塞进办公桌抽屉，愣愣地，冷冷地看了看昔日光采照人，如今灰头土脸，惨不忍睹的前同事，说：“怎么了，你不板板正正干自己的活儿，到这里来，有什么事？”陆国群头上冒汗，但心里一阵发冷，她很后悔自己来这里，从对方的态度里，她已经知道此行断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既然已经来了，也就只能硬着头皮说了：“我家二强在咱托儿所里，才一岁多，住了这段时间，老爱哭，也瘦了，晚上常常哭醒，像白天受过惊吓。我想请你给托儿所的阿姨交侍一下，对孩子关照一下。我觉得，不管大人有多大问题，孩子总是无辜的。……我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儿。”崔秀娟听了，冷冷一笑，说：“听你这意思，你的孩子在托儿所里没被关心，甚至受到了歧视，虐待？你认为她们对入托的孩子没有一视同仁？”陆国群支支吾吾，说：“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崔秀娟不依不饶：“陆国群，你真是本性难移，你总是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事事在理上，别人总会亏待你，你总是跟组织过不去。一个啥事不懂的小孩子，哭几声，有什么了不得？至于如此小题大作吗？你今天来反映这件事，就说明你对组识，对领导抱有偏见，你这样做，就是拨弄是非，甚至是故意制造事端。二强在托儿所，爱哭不爱哭，瘦还是胖，你都不应该往托儿所保育员身上找原因，小孩子之间能没有差异吗？你之所以这样来找事儿，是你固有的立场，观点，看问题的方法儿决定的。你一向喜欢较真，凡事总要分清是非，总要证明自己正确，这正是你犯错误的根源，都这样了，还不接受教训。好了，大跃进时期，大家都忙，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办公室的人都去一线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事儿特别多。没功夫跟你说更多。你赶紧回去干活儿。你们焦厂怎么管理的，怎么会随随便便放人出来？”陆国群急忙解释：“我向工长请了一个小时假，说好了晚下班一小时补上。”崔部长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好了，我不是说了吗？你总不会输理的。快走吧。”陆国群觉得已被对方说得无地自容，只好转身走了，她感觉出走廊里有几个人在指点，在小声议论，她成了人们的笑柄，人都在看她的笑话。她急急忙忙往外走，像逃跑一样。她更加懊悔了。她居然天真到以为和这位崔主任毕竟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她如今已沦落如斯，而崔已然身居要津，这点小事，应该会帮个忙。她居然忘了，他们是不以人之常理，常情处事的，她找他们，只能受到耻笑，羞辱。她快步走向焦厂。活再累再苦再脏，她都能咬牙坚持，她已经炼出来了，她自信不会被累死。二强的事才是真正的难题。她恨自己犯了错误，让孩子遭不完的罪。把二强送回济南？不行，爸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干脆把孩子给季家，她舍不得。让孩子这么小，就离开娘，也太苦了。在附近农村租房住，让小萍来看二强，也不行，她如今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了。她突然想起，临离开十五岭汪爱花说的话，让有难处就找她。不如把二强放到十五岭，让老嫲嫲给看着，孩子长到三岁，再接回来送县直机关幼儿园。估计到那时，他们这些人也应该分配新工作了。她还不能马上这样做，她怕崔主任生气，挑错儿，只好让二强在钢联托儿所又捱了半个多月，借口焦厂常加班，接送孩子有困难，请假把孩子送到了十五岭。梁大娘抱着二强，眼里含着泪，说：“可怜，可怜，孩子瘦成什么样儿了。”老太太对陆国群说：“她妹子，我一准把孩子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你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
陆国群把二强送走的第六天，陏书记找她谈了一次话。陏书记开门见山地说：“潘家洼带头闹事的杨常有全家当了“盲流”，去了关外，给社会上造成了一个党委、政府逼得他们被迫出走的印象，影响很坏。就是这样的问题，你居然仍在暗中给予同情和支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能算是认罪服罪吗？在强大的压力下，抽象地承认错误，可是接触到具体事情，总是和党离心离德。还有你孩子上托儿所，你竟然先找保育员，后找崔主任，又吵又闹。你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吗？听说，你把孩子接走，送到十五岭房东家去了，你是真有人缘，真有本事。”陆国群说：“我没有支持杨常有去东北。孩子的事，我没有吵闹。把孩子送走，是因为我常加夜班儿，不好接送。请组织调查。”陏书记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说：“你总是有理！我不听你的辩解，也不相信。我知道你能言善辩，但是你那一套，在崮山县吃不开！你只能老老实实，认罪服罪，否则下场还会更惨。好了，你回去吧。”陆国群没再争辩，就从陏书记的办公室走了出来。天已经很晚了，她还不能回自己住的工棚，她要回焦厂参加“夜战”—近来几乎天天安排“夜战”，她跌跌撞撞地走到焦厂，却发现焦厂场地上无声无息，原来是焦厂的自备发电机出了故障，维修人员正在抢修，其他人员都下班了。陆国群踉踉跄跄地走回工棚。来钢联以后，她上下班不再骑自行车，因为工人们都没有自行车—不用说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她不敢搞特殊。走了快半个小时，她回到工棚，工友们都睡了，她还没吃晚饭，肚子倒是不饿，但口渴得要命，她摸到了暖水瓶，但是是空的，她到外边水缸里舀了半舀子凉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又舀了凉水洗头，洗脸，洗身上，洗脚，她干的这个活儿，不洗是没法儿上床睡觉的。以往她总是用热水洗，但今天天晚了，又停了电，水房已经没热水了，只好用凉水。天虽然很热，但她却打起了冷颤，她一边急忙擦身，一边想，我正在来“例假”（月经），这是在作践自己，都什么时候了，哪还顾得了那么多，以现在个人的处境，能病死倒是一种最“理想”的解脱，她对爸妈说过，再苦再难，她都会挺住，不会做不应该做的事，她自己也有这样的决心。但是如果身体确实垮了，得病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自己解脱了，二强提前去找他爸爸，他还很小，当不会因为失去妈妈太痛苦，当然她过早地离开人世，会让困苦中的爸妈兄嫂痛不欲生，但时间终会消磨掉痛苦，还有一层，如果有幸因病而死，就不会像运动中自杀—自她参加工作以来，每次运动都会有不少人自杀，这次崮山反右派也有好几个人自杀—的那样，背上“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从而对大壮和二强比较有利。……陆国群头晕乎乎的，好像麻木了一样，一边机械地洗啊，擦啊，一边这样胡思乱想。洗完了，躺到大通铺上，钻进自己的蚊帐，里边有蚊子在“嗡嗡”地叫着，十分卖力地飞舞着，她连轰走蚊子的力气和心思都没有了，就用床单儿把自己裹得严严的，连头也蒙上，但屋里太热，一会儿就冒汗了，她只好挣扎着爬起来，用手电筒照着，往蚊帐外头赶蚊子。她觉得头晕得更厉害了，天旋地转似的，就不管蚊子是不是全轰走了，又倒头睡下。这天晚上，是她自犯错误以来心情最坏，情绪最低落的时刻，甚至季龙翔跟她离了婚，搬走后的第一个晚上，她也没像今晚这样难受，这样绝望，这样万念俱灰。今天过午陏书记声色俱厉说的那些话和他那种视她如仇寇的态度，让她意识到，即使你表现得多么驯顺，怎样老实，一心想认罪，服罪，争取一条出路，也是没有希望的，一旦成为“敌人”，你就永远是敌人。犯错误以后很长时间，她都没笑过，但在十五岭劳改的最后一两个月，看着二强学步，听他学说话，她常常和汪家人一起开心地笑起来，那一刻，她几乎忘掉了自己头上的“帽子”。能一直那样过下去有多么好。但是身不由己，劳改地点换成了钢联。来钢联几个月了，繁重的，又脏又累又苦的体力劳动，严酷的，像头顶上悬着利刃一样的政治压力，二强遭受的歧视和虐待，她又不会笑了。今天晚饭前，陏书记的谈话让她有在深渊中益发沉落的感觉，而且，你连往上爬都不要想！“今生休矣”四个字老在脑子里打转儿。她躺在床上，觉得自己是睡在冰冷的，黄连泡成的苦水里，她不敢翻身儿，稍翻一下身，苦水就会灌进嘴和鼻孔儿里。她想哭，但眼睛干枯，生涩，没有泪水，她竟想起了杜甫的诗句“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她现在的境遇，莫非就是如此？……陆国群怎么也睡不着，她觉得自己浑身软得像棉花套子一样，没一点儿力气，她已经不觉得热了，倒是害冷，她先是裹紧了被单儿，不行，又扯了被子盖在身上，她在被子里打颤，抽搐着，她知道自己这是病了，病了吧，反正二强也不在身边，病得越重越好，她脑子混混沌沌，昏昏沉沉，模模糊糊地想，也许真的有阎王爷，阎王爷，求你了，把我收走吧，我受不了了，……但是，冥冥中，她突然想，不行，不能跟阎王爷走，……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苦命的孩子，我多时不见大壮了，我太想他了，我纵然真的要死了，死之前，也要再看看大壮，看看他长多高了，长什么样儿了，不能就这样两手一撒，一走了之。还有季龙翔，得见见他，给他交待交待孩子的事。……陆国群发高烧了，烧得不省人事了，工友们把昏迷中的陆国群送到了钢联医院，在院里又昏迷了三四天，才醒过来。陆国群想起自己昏迷前那种唯求速死的念头儿，觉得太不应该了，她责备自己太自私了，太脆弱了，她想，崔主任也好，陏书记也好，他们对你那种态度，也不奇怪，你本来就属于“敌人”之列，你还想让他们对你友好，善待吗？更何况他们本来就对你抱有成见？你难道是为了求得他们的宽容和友善而活着？非也。天下右派分子不知凡几，约摸着总该有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吧，除了少数的，个别的选择了自我了断，多数人不都坚强地活着吗？怎么就你陆国群受不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不得任意毁伤，更不得轻言生死，这是小时候就学过的道理，怎么就糊涂到如此地步，有此荒唐之念？今后再苦再难，都不能有这种想法儿了。
陆国群不发烧了，就出了院，出院第二天，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就硬撑着去上班了。就在这天，她又见到时玉山，时玉山把小车儿停在离她筛煤的地方不远的一个煤堆跟前，没有卸煤，就蹲下了，用一根小棍儿顶自己的腹部右边儿。看样子他疼得厉害。她忍不住走了过去，见时玉山满头满脸黄豆粒大的汗珠子，脸上的“底色”是腊黄的，上边满是汗迹，煤灰道子，陆国群急忙问：“老时，你怎么了？”时玉山抬起头，说：“心口疼，没关系，我吞了止疼药片儿了，一会儿就过去了。”陆国群说：“多长时间了？找大夫看了吗？”时玉山说：“有一两个月了，看过，医生说是胆囊炎，有给的药，正吃着。没关系，不用担心。”突然，他像被火燎着屁股了似地猛地站了起来，低声说：“陆国群，咱们现在的身份，这样接近不合适，我无所谓，特别是对你不好，快回去干活吧。”陆国群见他十分严肃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但又不能说什么，只好离开了，边走边回头看，时玉山正在卸车，看样子腹部疼痛还没好，卸几下就拄着锨把停一下。这件事竟也被另一个右派分子给汇报了上去，据说，陏书记说：“好嘛，这叫鱼找鱼，虾找虾嘛，他们有共同语言嘛。让他们联络吧，自作自受。”又过了个来月，时玉山在运煤途中昏倒了，被路过的人送到了钢联医院，很快又转到县医院，确诊为胆囊炎及肝炎，而且肝部已经有硬化的迹象了，必须住院治疗。时玉山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来月。陆国群不能去医院看望，只能默默地祈祷：“上帝(陆国群小时候受过洗礼，但她后来成了‘革命青年’，接受了共产党无神论的世界观，久已不信上帝了),时大哥是天下最好的人，求你保佑他早日恢复健康。”时玉山病情稍有好转，就出了院，但没有回钢联。陆国群常偷偷打听他的消息。不久就听说，时玉山过去的一位老领导知道了他的情况，找了崮山县委，说：“不管时玉山犯了什么错误，但他毕竟是建国前的老革命，还是要有所考虑。”县委领导也觉得把他累死了，“影响”不好，就把他调到正在修建中的长岭水库工地，管石头，砂子“收方儿”去了。陆国群还听说，从时玉山犯了错误，出来劳改，只回过一趟家。他爱人白洁大约是为了表示跟他划清界线，没问过他的事儿，但是并没离婚。时玉山生病住院，白洁也没来看他,。他们的女儿时芸初中毕了业，受爸爸是“右派”的影响，没考上学，一直陪伴着爸爸。陆国群时常暗暗想起反右运动中时玉山为她呜不平的发言，他说人们整她是把人世间有价值的美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是谓“悲剧”，陆国群觉得自己担当不起，而时玉山的遭际才真的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的悲剧。
一九五八年，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是东方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几亿人在伟大领袖导演下，共同串演着荒诞的闹剧和喜剧，并最终演变成惨苦至极的大悲剧。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们一齐患上了集体谵妄症，争着说大话，昏话，陷入了奇怪的精神偏执，失去了对普通常识的记忆和坚持，煞有介事地，“义无返顾”地干那些比竹篮打水还可笑的疯事，傻事，又像一群盲从的羔羊，被驱赶着争先恐后地奔向荒芜的沙漠，干涸的河床甚至是致命的悬崖。十一月份，天很冷了，天天夺高产，放卫星的钢联职工没炼出多少钢铁，却被突然抽调大批员工到人民公社支援秋收秋种。原来，不知哪位领导突然想起来，人，无论是炼钢的，还是种地的，是都要吃米粮的，而仓库里的存粮是会吃光的，地里的庄稼成熟了，是要收割的，而要想来年再产粮，是要秋种的，但是，因为“确保钢铁元帅升帐”，不用说机关厂矿学校，大家都在大炼钢铁，就连人民公社的社员—农民们也忙着炼那种不知为何物儿，但也算是“钢铁”的玩意儿，秋收已经耽误了，更不用说秋种了。陆国群和焦厂的员工们一起来到离钢联不远的一个村子。他们来到坡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图景惨不忍睹：高梁，谷子，玉米等秸杆作物东倒西歪，干枯的叶子在冷飕飕的秋风中可怜兮兮地抖颤，变黑了的高梁穗儿像傻小子的乱头发似地披散着，谷子秸倒在地上，谷穗儿乱纷纷地铺了一地，玉米棒儿有的剩了一个丑陋的空壳，有的还倔强地，没羞没臊地竖在玉米秸上，豆荚儿炸裂了，豆粒子落到地里，低洼处的己经长成了豆芽，花生棵，地瓜秧儿经霜后全成了黑色的烂乎乎的枯茎败叶，满坡里都是黑鸦鸦的收秋的人们，红旗招展，人声喧嚷，老婆叫，孩子哭，白天忙着收，运，夜晚，点着马灯，甚至摸着黑儿继续干，收一半儿扔一半儿，为了早日向上级“报捷”，有“跟形势”的人想了窍门儿，把犁套上牲口，在地瓜地，花生地里一趟趟耕过去，让社员和支援秋收的干部职工在后边拾地瓜或花生，这样搞，进度自然是加快了好多，但拾起来的不如被埋到土里的多。陆国群像夜游人一样跟在犁后边忙碌捡拾，吃惊，心疼，但不吱一声。她听见有社员老头子，老婆婆偷偷嘟囔：“造孽啊”，“作死啊”，“等着喝西北风吧”，“非饿死人不可。”而那些干部们却面对这种荒唐的，胡作非为的做法儿，这样暴殄天物视而不见，还在一旁上窜下跳，很投入，很卖力的样子。有的社员私下说：“这些当官儿的是让大油糊住心了，还是眼睛瞎了？”有的说：“他们都抢着插红旗，怕被‘拔白旗’。”“插红旗”，“拔白旗”，是“大跃进”中一种新的激励和政治斗争形式，对紧跟形势，敢说大话的干部，树为标兵，为之插“红旗”，对表现消极的干部甚至是老百姓则被说成是“白旗”，进行批判，斗争，叫做“拔白旗”。哪个不害怕？所以无论多么荒唐的做法儿，只要是投上级所好的，都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是，老百姓那些怨愤的咒语却很快就应验了。一九五八年冬天，从乡下到城里，就开始缺粮了，一九五九年春天，口粮就十分吃紧，人们饿肚子了，在公社食堂吃饭的社员们陷入了饥荒之中，吃国库粮的也都降了口粮标准，陆国群的工友几乎全是从全县各地来的青年农民，探家回来，都长吁短叹，愁眉苦脸。因为家人在挨饿，有的已经给饿死了。但是，领导人讲话，报纸，广播，仍然充斥着“掀起更大的跃进高潮”的鼓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全在一辆失去控制的车子上，轱轮八跌地滑向苦难的深渊。荒诞的闹剧终于变成了惨绝古今的悲剧。一九五九年的春节，陆国群是在焦厂的工棚里过的，不用说请假回济南探亲，就连请假去十五岭看看二强也没被批准。大年夜，她从焦厂的工地回到工棚，从伙房里领回过年的水饺，女工们下了班儿都回家了，工棚里就她一个人，空落落的，昏黄的灯光，把她的身影映在砖墙上，外边儿寒风凛例，工棚里凄凄惶惶，陆国群把水饺儿放到桌子上，她吃不下。她牵挂着爸妈，她知道因为她没能回去，爸妈这个年会过得更加惨谈，她挂念苦命的哥哥，不知道劳教所里的人年怎么过，她想念大壮，二强，他们会想念妈妈吗？会因为见不到妈妈而哭泣吗？她又想起了季龙翔，她不知道，过年了，怎么又想到了他，他已经通过关系，调到地区林业站去了，这样，他就从和一个右派分子的失败的婚姻的阴影中彻底地脱身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奔他的“前途”去了。他临走以前，来给二强送抚养费，两个人都苦在心里，但没说几句话。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当陆国群在生不如死的苦境中孤独地挣扎的时候，每当想到季龙翔，她都不—她自己也觉得奇怪—怨恨他，她想，那可能是因为她曾经爱他，自然希望他好，而且，他是她的孩子大壮，二强的爸爸呀，她自己是不能指望的了，爸爸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是太重要了。?
一九五九年，从春天到夏天，陆国群从报纸和广播中开始听到某些清醒，理智的说法，似乎正
在回归常识，但是到了秋天，从党内到党外，一级级传达文件，开国元勋，中央领导人，国防部长彭德怀因为在中央的会议上批评大跃进，成了反党分子，全国上下又打了一批“右倾主义分子”。新的矛盾和斗争的出现，似乎缓解了对右派分子的压力，到九月份，陆国群听说中央下达了“关于确实表现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规定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可以摘掉帽子，还听说，无论摘不搞帽，都将重新安排工作（劳改）岗位，但几个月过去了，一直不见动静儿。县钢联一天天陷入困境，办不下去了，焦厂停产了，一九六零年春节前，陆国群请假去十五岭接回了孩子。老梁一家靠自已小开荒，地瓜，花生饼，地瓜秧儿能填饱肚子，二强给喂得白白胖胖，老嫲嫲说：“孩子一来，我就说了，有一口先尽二强吃。人家有难，把孩子托付给咱，咱就得对住人家。他妹子，怎么样？俺就用咱这庄户饭一样把孩子给你养成个大小伙子。”陆国群看着长高了不少，跟她认生了的孩子，眼里泪珠儿在不住地翻滚，觉得梁家人对她母子的恩德，任何感谢的话都显得太苍白，无力。陆国群留下二强的生活费，汪爱花只收下一半儿，说：“剩下的这一半儿你拿回去给二强买好吃的，别把二强给饿瘦了。”陆国群流着眼泪，把哭着不肯走的二强硬按到自行车上，离开了十五岭。腊月二十七，带着二强回到了济南。进了门，愁云惨雾扑面而来，爸妈面容枯槁，嫂子四十岁的人，头发己经白了不少，亮亮默不作声。前不久，家里刚接到公安部门的通知，陆国栋因为在劳教期间，拒不认识错误，抗拒改造，坚持翻案，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即将送往大西北一劳改农场服刑，走前，家人可以去探望一次。全家人如闻霹雳，邵一兰领着亮亮去了劳教所，邵一兰哭着恳求：“国栋，求求你，别再申诉了，行吗？”陆国栋头发花白，人很瘦，两只眼睛大得吓人，里面布满了血丝，倔强地说：“我是一定要坚持申诉的，直到给我平反，除非他们枪毙了我。”他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离婚申请，让邵一兰签字，说：“咱们快些办好离婚手续，你们就别管我了，你带着孩子好好过。”邵一兰说：“国栋，反正已经这样了，你愿意申诉就申诉吧。就是死，我也不会同意离婚的。……你到了大西北，一定保重身体，好好活着。别忘了爸妈挂着你，再苦，也不能干傻事。我和亮亮等你回来。”……又一次祸不单行，周桥在陶阳县犯了“右倾”错误，一直赋闲在家，爸妈让他们一家三口回陶阳老家过年去了—周桥母亲身体不大好，请她来济南，死活不肯，说什么也不离开儿媳和孙子。妈说：“咱这个家，这几年摊事儿摊的，过不下去了。亏得你继香姐娘三个。里外的都是他们忙活。”陆国群说：“继香姐那两个孩子总得找点事做呀。”妈说：“洪秀在街道工厂，学了电气焊。洪全上了房管所，当小工，学泥瓦匠。两个人都知足着呢，比谁都能吃苦，师傅领导都喜见。街道上把他们的户口落下了—中央有了新的户口政策了，农村人再不能往城市里迁户口了，他娘仨儿幸亏早来了。洪秀找了个对象，是老家的，当海军的，结了婚，挺和美的，洪秀怀孕七个月了，你继香姐这一家三口，你二姨不用挂他们了，他那宝贝孙子端阳很不顺，你姐夫在陶阳一中当了回领导，那孩子想入个团都没入上。看样子那孩子是没福的，这是你二姨的一大心病。”国群说：“端阳连团员都当不上，升学恐怕也是个问题。四姨家学增，学慧他们俩呢？”妈说：“他两人还真不错，不知道是老家给开的证明好还是什么事，两个人都老早就入了团，学增考了矿校，暑假毕了业，分到东北一个煤矿去了，当技术员，学慧还在济南上商校，后年毕业。你四姨快熬出头儿了。”陆国群点点头，心里有点犯嘀咕，四姨家地主成份，姨父是逃台的国民党军官，学增、学慧两人入团、升学能这么顺利？济南这边不会有另一种政策。如果是老家那边出证明作了假，那可是大毛病。但转念又想，大概是他们确实表现突出，作为特例受到了照顾，是她自己像一只惊弓之鸟，太过虑了，就没说什么，心里暗暗为他们庆幸。傍黑天儿，陆伯川夫妇就来了，陆星儿已经结了婚，和爱人一起到老婆婆家过年了。吃年夜饭了，周继香和洪秀、洪全一趟趟端菜，程兆菊说：“洪秀，你不方便，别忙活。”洪秀说：“没事儿，我是干力气活儿的工人，还上着班儿呢。”菜上完了，程兆菊安排大家坐下，说：“继香，咱给你国栋兄弟还有大壮都摆上筷子，安上椅子。”说着就落下泪来。亮亮紧贴在奶奶跟前，攥着奶奶的手，邵一兰站在婆婆身后，低声说：“咱不都说好了的吗？今天，咱谁都不哭，好好过年。”陆伯言转身看着老伴儿，说：“兆菊，不要这样，国群大远地回来过年，我们都高兴一点。”陆国群目不转睛地看着衰老的，显得又瘦又小的母亲，心里酸楚难抑。陆伯川说：“嫂子，打起精钟。我和陈姝劳改两年多了，但我们听你的话，努力振作，现在已经挺过来了。你和哥哥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嫂子，你得这样想，天下之大，不是我们一家有这种情况，我想了一下，我中学，大学的同学，我的朋友，摊事儿的比比皆是，有的还死了。咱们家无论如何人还是全的，这就是好。国栋虽然屡遭不幸，但我们自己心里有数，他是冤案。我赞成他的骨气，像哥哥，是你们的好儿子。我们得好好活着，等着国栋冤情大白的一天。”程兆菊说：“都怨我，扫一家人的兴。国群，给你爸，你叔，婶儿还有你表姐倒上酒，咱好好儿地过年。我跟继香一年攒的，加上过年发的肉票，副食票，一总买了回来，备办的年货。跟往常过年没法儿比了，现在这年月儿，这就算很不孬了。都高高兴兴地吃，你老兄弟俩喝两盅。”陆伯言，陆伯川各自端起酒杯喝一口酒，陆伯川说：“一九五八年，共产党说，共产主义快要到了，两年过去，共产主义没见着影儿，大饥荒倒来了。我去下边儿县里劳改，见到处饿死人，称‘饿殍遍地’，‘哀鸿遍野’也不为过。政府取了个名头儿叫‘非正常死亡’，真是匪夷所思。比起那些人，我们这些苟活于世的人们还算是幸运的。”陆伯言说：“我在工商联听人说，咱山东是好的，河南，安徽那边儿比山东饥荒重得多。济南市是省会，还算不错的。”程兆菊说：“好不好，各人肚子有数。多少人长水肿病，长肝炎。也不是没饿死的人。”陈姝说：“哥，嫂，社会上倒确实是这个状况，可是，伯川刚才那番话，是不是又是‘右派’言论？他是本性难移的。”陆伯川说：“我这是和自家人在一起，顺口一说，在外边，哪敢说？不光不说，开会发言，还说什么‘大好形势’,称赞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哩—我已经很会跟形势，说假话了。”陈姝说：“你们听听，说出来又是这种话。”陆伯川苦笑笑，说：“毛泽东说有人是要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我可能就属于那一类吧。”陆国群一直在听，如果是在反右派运动以前，她听了叔叔说的对党不满的话，会像普通人被骂了自已祖宗一样，站出来维护党的形象。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她虽然知道叔叔说这种话是危险的，但又清楚叔叔说的是实话，是属于“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子说的那一类的话，可是，现实却容不得这种话，因为人们都在说假话，靠说假话过日子。她突然想起来，解放前那几年，不少饭馆儿里贴着字条儿，写着“莫谈国事”，怕顾客议论时政，被特务，宪兵听见，当成“共匪”言论，给抓去坐牢，也会给店家带来麻烦，但市民们到处在议论纷纷，也没见真有多少人被抓。没想到，那种情况如今又重现了。历史有时候真是惊人的相似。不过现在没人敢写什么“莫谈国事”，因为党组织号召人们大讲国事，但是得按统一的口径，同样的调子，说假话，唱赞歌儿。无辜的人被冤屈，没有人敢替他说话，甚至连同情也不敢，就好像对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挨整的人只会陷入彻底孤立，“破鼓乱人捶”的绝境；一项荒谬的政策，即使显然会带来恶果，也鲜有人提出异仪，而是人人众口一词，纷纷称赞“英明”，“正确”，“及时”，“符合实际”，“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大得人心”，“深得人心”，等等等等；工作成绩造假，已成惯例，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几十万斤的神活，大家都知道是吹牛，但没有谁会去戳穿它，反而都跟着“欢呼”，“庆祝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当上边的人成了疯子，下边儿的人就得跟着他的笛声起舞，跟他一样发疯，或者全都变成不辨是非的傻子，这比“莫谈国事”还糟糕。这种状况，在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见。……陆国群一边这样胡想八想，一边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儿很可怕，是离经叛道，太危险了。现在，她已经没有心思，规劝或者反驳叔叔了，而且，在经过了多少年的现实生活的薰染后，她再也没有像原先那样说话的底气，自己已经觉得理不直，气不壮了，还有，她如今也和叔叔，婶子，哥哥一样，沦落为不齿于常人的“右派分子”了，又有什么脸面说是论非呢。她听着叔叔“不思悔改”的侃侃论道，只是暗暗地为叔叔，为家人，更为自己感到悲哀。……陆国群只在家里待了三、四天，除了陪爸妈，常抢着做家务活儿。周继香说：“群妹妹，你放那里，我来干。你好生歇歇。这两年，你受累了，吃苦了。你看你瘦了多少，光剩两只大眼还跟原先一样精神。”陆国群说：“我回来的时间少，也想尽尽孝心。从小到出去工作，都是妈妈伺候我，工作了，又给她添心事，我也想弥补弥补。”周继香说：“你的事，是年月儿赶的，不赖你。俺姨和姨父也明情儿。就跟国栋兄弟这事儿似的，怨他吗？咱倒霉了就是了。”陆国群看看也在忙活着的洪秀，说：“洪秀找了个好对象，真为她高兴。”周继香说：“高献春这个小孩儿倒是真不孬，配咱洪秀没的说。人家是解放军，也在了党了，听说还要提军官，你说洪秀可不一步登天了？可是，我总是心里不踏实，俺牟家这种情况，会不会连累人家，别再人家嫌咱，把洪秀给甩了。”洪秀脸红了，气鼓鼓地说：“娘，你说计么话啊？”周继香说：“我说计么？我担着心啊。跟你群姨说说，听听你群姨的看法儿，怕什么？”陆国群说：“这种事，没法儿一概而论。各人有各人的情况，主要看两个人的感情。”洪秀说：“你听，俺群姨说的多在理，娘，你别为这事担心了，这辈子，就是天塌了，地陷了，俺两人也不会分开。”陆国群听洪秀说出这样的话，心里一惊，头皮麻沙沙的，不由想起她和季龙翔，当年也曾“山盟海誓”，但灾难来临，所谓的“爱情”却如此不堪一击，瞬间化为乌有，着实可悲，人常说“红颜薄命”，但愿洪秀的命运不像她这样惨。年初二，季家林嫂把大壮送了过来，说代季龙翔向二老拜年，他跟着他爸去拜望省委领导，不能过来了。林嫂走了，周继香说：“我看季龙翔这小子是没脸来，这个没良心的，忘恩负义的东西。”程兆菊说：“他不来也好，来了，他也难为情，咱也难受。俗话说，‘打了春的萝卜立了秋的瓜，离了婚再走丈人家。’你说，他来了，说什么好？说什么好话也是虚情假意的了，不如不来。”陆国群正在一边跟大壮说话，听表姐和娘这样说，像吃了半生的山杏，心里又苦又酸，眼泪忍不住落下来，大壮慌忙用小手给她擦泪，说：“妈妈，乖，不哭，……”陆国群说：“妈妈没有哭，是见了大壮，太高兴了。”陆国群得空儿就拉着亮亮，大壮和二强一块儿玩儿，见邵一兰下了班儿，就去陪她说话。邵一兰说：“妹妹，你好不容易回来待几天，多陪陪妈妈。你是二老的心肝宝贝，你在外头受这样的罪，他们疼死了。我知道你是怜惜我。你不用担心，我没事儿。我见的多了，俺院里，大夫，专家教授，打成右派，反革命，自杀的，病死的，有好几个，撇下老少几口，也还得过。你哥很坚强，他为了自己的清白，也会挺住。我得对得住他。叔说，一完要等到国栋冤情大白的一天，我也是这样想，我总觉得，只要好好活着，这辈子就能等到那一天。我内心深处还有个愿望，觉得世事难料，我得好好活着，说不定有一天还能见着我爸妈和弟弟哩。”陆国群心想，嫂子貌似柔弱，内心却十分强大，她觉得今后不论遇到再大苦难，也要像嫂子这样，不屈不挠，不萎糜，不倒下。离家的头天晚上，妈妈来到陆国群床头上，问道：“妮儿，冬天季家林嫂带了大壮来咱家，说季龙翔不在崮山了，上地区了，他这是想离得你远远的？你们还有联系吗？你俩的事儿到底怎么着？离了就真离了？”陆国群说：“妈，你这话多让人笑。离了就是离了，还能是假的？”妈说：“我寻思着，避避风头儿，你们也许还能再复婚哩。”陆国群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个风头儿，一辈子都别想过去。俺俩的事儿，结束了。是我不想连累他，不怪他，我也怕影响两个孩子。总不能因为我自己出问题，把一家人全带到深渊里去。”妈说：“你怎么办？一个人带着个孩子，苦不死？”陆国群说：“妈，你和爸别担心我，我撑折腾。最难，最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这两年，等于从地狱里过了一遭，我带着二强—也多亏有不少好心人帮忙—也挺过来了。回去就重新安排工作岗位了，就安定些了。你和爸爸别挂我。我一个人过，挺好。你想让我再找个人？人家谁肯娶个右派老婆？就是人家愿意，咱也得看这人行不行，人家是不是嫌二强，没那么好找。别老为这事费心。等机缘吧。”
陆国群过完年回到崮山，接县里通知，回县城重新安排工作。她坐在往县城运煤（钢联下属的工厂都停产了，只有小煤矿还在坚持挖煤）的嘎斯车驾驶室里，看着路边一个个人去房空的厂子，特别是她劳动过一年多的焦厂，往日的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热闹红火的景象不再，厂区里大厂房的石棉瓦被大风刮得七零八落，厂房，办公室的门窗都被人偷走了，门窗像一个个窟窿，丑陋无比，庞然大物的炼焦炉横卧在厂区里，像一只巨大的远古怪兽的殭尸，等待着被肢解，铲除。古人常谓繁华易逝，投资动辄百万千万的工厂矿山却也能如此生也匆匆，灭也匆匆，有如儿戏，或者像童话书里的故事，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哭笑不得。开车的师傅说：“看看，这是建设吗？人家老百姓说，‘建舍，建舍，建了就舍’，一点儿不假，哼，胡作啊。”陆国群只是听，一声不吭。虽然身份并不是县钢联的合格的建设者，而是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但看着自己洒下过汗水和泪水的厂子像遭过一场浩劫一样衰败如斯，心里还是有一种难言的酸楚，当真的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恨不得大哭一场，当然她不会真地失声哭泣，因为她不是跟大家一样的正常人，而是一个改造中的右派，喜怒哀乐是不可轻易形于色的。个把小时后，热心的师傅把陆国群送到了县委家属院，她自己的小屋儿门前，第二天，她让邻居乔大娘给看着二强，自己从县人事局拿了调令，去县商业局报了到，又拿着县商业局的调令去了县食品公司，县食品公司书记兼经理姓彭，是个大胖老头儿，生得慈眉善目，说话慢慢腾腾，他眯着眼，笑嘻嘻的，因为个子高，已经习惯了，总是弯着腰跟人说话。彭经理见了陆国群，接过调令，戴上老花眼镜，看了看，又摘下眼镜，看了看站在面前的陆国群，说：“陆国群，这名字早就听说了，原来是你呀。你说，你一个‘识字班’（革命老区的姑娘、媳妇被组织参加识字班，因此人们称年轻女子为‘识字班’），怎么还会犯了错误？没法子，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犯就犯了吧，谁还一辈子不打个黑碗？谁走路都可能摔个轱辘子。别当什么大事儿。你上食品公司来，算是来着了。公司商量了，让你上二库—就是鸡蛋库当记帐员—可是不能光记账，你得跟他们那些人一起照鸡蛋，再就是，还得给你划片卫生区，由你打扫，咱公司还有个犯错误的，他已经分一片儿了。就这么点事儿，不过是画个杠儿，有那么个意思，别的也不难为你。抽空儿多看报纸，学习，学文件，公司也不搞什么‘训话’，你们都是知识分子，什么不明白？还用提着鼻子合撒牙地数落？犯错误是一时糊涂，明白过来就好了。好好干工作，摘了帽子，就跟别人一样了。你别看不上咱单位，咱管着收猪，杀猪，卖肉，往外送毛猪，收鸡蛋，往外送鸡蛋。都是好吃的。这可是政治任务，供应城市，供应部队，有时候还往北京发车，说不定毛主席，朱总司令还吃咱送的猪肉和鸡蛋哩。公司职工‘近水楼台先得月’，还能轮着分点‘流清儿’—就是破了的鸡蛋清儿和鸡蛋黄儿，‘格窝儿’—就是格出窝儿来、有裂纹的鸡蛋—还捞不着分，那得批条儿，供应长了水肿，肝炎的病号和县医院伙房。隔会子还分大油—不是好大油，是从猪皮身上刮下来的那些脂肪熬的，也一样吃。这不是生活儿就没困难了？你先回家，收抬收拾行李，家具，明天上午，我让二库的主任带着人去给你搬家。给你安排的宿舍就在二库后头，屋子腾出来，拾掇好了，二库那些人可好了，你来了就知道了。”彭经理不停地说，陆国群不住地点头，有如坐春风的感觉，顿时感到自己心理上的负担减轻了好多，听彭经理交待完，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食品公司。
陆国群回到自己的小屋，赶紧收拾东西。手里忙活着，脑子里是“扯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一个物件儿，一张照片，都让她想起往日他们一家四口在一起时的一幕一幕，点点滴滴 ……一切都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再也回不来了。陆国群不时地劝说自己，好了，快收拾吧，别老在这里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了。快收拾好，明天上午一下搬过去，快离开这个伤心地，重新开始吧。食品公司这个老领导看样子是个十分宽厚的人，他居然把犯错误，打右派这种公认为“大是大非”，“你死我活”的事情，比喻成“打个黑碗”，“摔个轱辘子”，还说什么“不难为你”，这些话表明他拿犯错误者当“人”—而不是洪水猛兽—看待了，这让陆国群受宠若惊，十分感动。从十五岭那些庄稼人，到钢联焦厂那些工友，不管政治斗争怎样严酷，总有关心和帮助她的人。不论遭遇多大的苦难，因为世上有这些好心人，暗淡的，凄冷的人生就还有令人留恋的，些许的温暖和光明。但愿这次到食品公司，有一种不一样的，新的，好一些的境况。第二天吃过早饭，陆国群刚把床铺卷起来，就听见有人敲门，一边喊：“陆同志，收拾好了吗？俺们来给你搬家了。”陆国群赶紧开开门，一看，门外站着六个大男人，都穿着蓝色的大褂子，胳膊上带着黑套袖，门外停了两辆地排车，打头儿的一个相貌敦厚的中年人，笑呵呵的，陆国群看着面熟，但想不起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赶紧让他们屋里坐，说：“这么早，你们就来了，太麻烦你们了。”中年人说：“陆同志，你别客气，往后咱就一个锅里摸勺子了，不是外人儿了。老头子催了好几遍，俺们把地排车打足了气儿，就迭忙地来了。”陆国群说：“实际上没多少东西，就几个纸箱子，两只柳条包，几捆书，沉一点。家具全是公家的，得留下。”陆国群看了中年人一眼，迟迟疑疑地说：“这位师傅咱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中年人说：“陆同志，你是‘贵人多忘事’，你不记得了？五七年秋天，咱们从兖州坐一班车回来，下了车，你带着俩孩子，我送过你来的。我当时给你说,我叫郑士茂,在食品公司查鸡蛋。”一个长一张黑脸，两只小眼睛很精神的青年人说：“他是食品公司二库的主任，是管俺这些人的官儿，俺这个‘倒蛋部队’的司令。”陆国群脸有点儿红，对中年人说：“你看我这记性，竟然就忘了，不好意思了。”中年人说：“不是那个事儿，你们见的人多，记不住，正常。不像俺们这些人，很少见你们这样的干部，知识分子，见一次，就忘不了。”陆国群说：“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干部’、‘知识分子’了，是‘右派分子’了。”中年人说：“那可也巧儿。犯错误归犯错误，干部还是干部，知识分子更变不了。”说罢，看看屋里的东西，说：“陆同志，你都收拾好了，咱抓紧装车走吧。”陆国群说：“我提醒师傅们一句，别喊我‘陆同志’，就喊陆国群。我是有错误的人，还戴着帽子，没资格被称‘同志’。”郑士茂说：“那可也巧儿，新社会，见人都喊‘同志’，不喊‘同志’喊什么？没那么多讲究。”那个黑乎脸青工说：“哼，连‘同志’都不能喊？出神奇了。俺没听说过。”陆国群听出来，他们这些人说话有自已习惯的口头语，郑士茂好说“那可也巧儿”，对他不赞成的事，他就会不服气地说一句“那可也巧儿”，实际上是表示没这么“巧儿”，不应该如此，黑乎脸青工爱说“俺没听说过”，实际上并不真的“没听说过”，而是以此表示“不赞成”，“不同意”的意思。陆国群觉得这些人很直率，很有意思。郑士茂说：“咱们不扯闲篇儿了，抓紧装车。陆同志，你不用伸手，在一边儿招呼好孩子。”陆国群说：“孩子听话，让他一边儿待着，咱一块儿装车。”郑士茂说：“有俺六个大男人，这点子活儿，还用你个小妇女儿伸手，听我的，你就看好孩子—搬搬蹬蹬的，别碰着孩子。现在就开始，先装门口这一辆，大点儿的箱子，放下边儿，上边放轻的，小包儿往空儿里塞，后边那辆车箱中间留点空儿，好让他娘俩儿坐。”工人们七手八脚没大会儿就装完了车，郑士茂说：“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东西，没有了，咱就走。”陆国群说：“我看了，没什么东西了，你们等几分钟，我去给邻居乔大娘说一声儿，咱们就走。”话音没落，邻居乔大娘过来了，说：“他妹子，我正说过来帮忙儿搬家哩，怎么没点儿动静儿就装完车了？”陆国群说：“大娘，这不食品公司这些师傅一阵子就给装上车了，也不能再劳累你老人家。我正要过去跟你老说一声儿，大娘，俺走了。这么几年了，没少麻烦你老人家，真要走了，心里好舍不得。大娘，我以后会常来看你。”说着，眼泪就噗噗地落了下来，乔大娘也有点伤心，拿衣袖儿擦擦搐搐在一堆皱纹里的老眼，说：“孩子，咱娘们儿在一起没待够。你是好闺女，就是命不济。别泄劲，看着孩子往上长，好日子在后头哩。”老太太指指跟前几个人，说：“闺女，你看见了吧？到哪里都有好人，任怎么着了，都别灰心。”陆国群连连点头儿。郑士茂说：“大娘说得对，天底下还是好人多。陆同志，你这回上俺二库工作，算是掉到好人窝儿里了。”黑脸青工说：“那肯定是好人比‘恶而脏’多，要不社会还不完蛋了。”郑士茂说：“大娘，俺得走了。来，陆同志，你抱着孩子，坐第二辆车上。那不，黑子都给你铺好了，还是‘软席’哩。”陆国群说:“光把孩子放车上就行了，我在下边儿帮着推车。”郑士茂说：“不行，路不平，孩子磕碰着就糟了。你一定得上车。”黑子说：“俺六个大男人，拉这点儿东西，还不跟轱轮个‘行头’似的，还用你个小妇女儿那点儿蚂炸劲儿？别啰嗦，爽利地上车。老不回去，老头子得一遍遍地问了。”陆国群只好上了排车，乔大娘抱起二强亲了亲，递给陆国群，说：“他几个哥，你们走吧，路上慢点儿。”郑士茂说：“大娘，放心吧，陆同志，你坐好，我们走了。”排车在县城土路上格格登登地走了没多大会儿，就来到了食品公司。到了食品公司鸡蛋库后边一排宿舍，排车停在了最西头儿。郑士茂指着最西头儿一间，说：“陆同志，这就是你的宿舍，把西头儿，严实，安全，挨着的两间，住的是公司的单身女工，都上班去了，东边儿这几间住的是家不在县城的，外地的，农村的公司‘中层’，我在最东头儿那一间。按农村的说法儿，咱就是街坊邻居了。给你的这一间原先是小仓库儿，刚收拾出来，你看看怎么样。”陆国群下了车，进小屋儿一看，约摸有二十多平方米，摆了一张大木板床，一个三抽桌儿，两把椅子，一个小方桌儿，两三个用木头板儿钉的小板凳儿，门窗上都贴了白纸，墙上糊了旧报纸，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门东边儿还砌了个带烟囱的炉灶，屋外西墙跟儿堆了一大堆烂木头板子，明显是给备好的烧柴。陆国群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说：“太好了，你们想得太周到了，我太感谢了。”黑子说：“俺主任领着俺们收拾了好把一阵。”陆国群说：“郑主任，真的太感谢了。”郑士茂说：“要谢别谢我，谢彭老头儿。他说，你一个女人带个孩子不容易，让给收拾得方便些。陆同志，你不知道，俺二库这些人管着倒弄鸡蛋，还兼着往外发盐。就缺个好记帐员，公司硬叫黑子给报数儿，他那两下子文化，写的字跟屎蚵螂爬的似的，还老出错儿。人家会计股儿哑吧股长—人老实，不好说话儿，外号‘哑吧’—烦死了。老经理听说商业局派了你来，高兴得要命，下命令让我给你准备得好好儿的—怕你不安心。”陆国群说：“放心，我保证安心在这里干，干一辈子。”
郑士茂他们帮助卸下行李，陆国群忙着安顿，晚上下了班儿，女工们也过来帮忙儿收拾，很快就收拾停当了。第二天，陆国群早早地把二强送到托儿所，就赶回来上了班儿。一个带着镜片儿像玻璃瓶底儿那样厚的近视眼镜，说话很“金贵”，人称“哑吧”的会计股长跟她说了说如何记账，每句话点到为止，而且只说一遍，陆国群牢牢地记在心里，不大会儿就学会了。每天的工作量不够一小时做的，剩下的时间，她按彭经理的安排，在仓库里跟工人们学习“照”鸡蛋，是用一个圆筒儿，对着鸡蛋，用灯光照，检查鸡蛋是不是变质，好的装箱，不好的另放着，按变质的程度另作处理。陆国群装好一箱，也学工人那样搬走它，郑士茂说：“陆同志，你装好箱，就放那里，这里那么多大男人，不能让你搬几十斤重的箱子。”陆国群说：“我搬得动。我劳动了两三年，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干过，搬这箱子，不算什么。”郑士茂说：“那也不行。这是俺二库里的规矩。突击任务的时候，有小妮子儿来帮忙，俺都不许他们搬。一箱子五、六十斤沉，闪着腰，不是玩儿的。”陆国群和二库二十几个男工天天一起干活儿，刚开始，他们有些不习惯，说话客客气气，几天以后，大家都熟了，说话就随便起来，黑子说：“陆同志，俺这些人，全是大老粗儿，认的字儿加一块儿也不跟你一个人认的多，俺说活粗鲁，张嘴骂骂咧咧，有句话说喝了崮山水，‘奶奶’不离嘴儿，高了兴，还啦骚呱儿。你可别恼，可别生俺气，俺可不是欺负你。俺也想不说，可是憋得慌。要不，你就找个棉花球儿塞上耳朵，省得听俺胡说八道。”郑士茂说：“你们听听黑子这是出的什么主意，不啦骚呱儿，能憋死了？”陆国群说：“你们说什么都不碍事。我也不是大闺女，都有两个孩子了，我在农村，工厂，老百姓，工人都这样,什么不说？我早听习惯了。你们想说么就说么，我全当没听见。我没那么娇气，怎么也不会恼的。”逢到刮大风下大雨，工人们就不让陆国群往托儿所送孩子，说：“就放咱二库里，咱这么些人还看不了一个孩子？”二强就在仓库里跑来跑去，活蹦乱跳，大家都逗他，一会儿笑一阵，成了大家的“玩意儿”，黑子说：“二强在这里，干活儿都不觉累了。”有一天，工人下班儿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郑士茂和陆国群，陆国群问：“郑主任，我来咱公司二十多天了，没听见大家对我有什么反映，什么意见？”郑士茂说：“好好儿地上班儿，干工作，完成任务，大家能有什么意见？别想这点子没味儿的事。谁要是有意见，那叫吃饱了撑的放闲屁，那是没人心眼儿。”陆国群说：“你知道，我是有问题的人，不担事儿。我来了以后，大家都对我挺好的，莫非有人不知道我的身份？”郑士茂谈：“哪有不知道的，以前你就挺有名的，后来出了那挡子事儿，就更没有不知道的了。不过，咱公司这些杀猪的，查鸡蛋的，对反右派那种事都听不明白，谁管这个？那些喜欢整人的人，都是洑上水，想好事儿的。咱公司没大有这号儿人。咱公司还有个犯错误的，就是老荣，在南仓库记账，也没人怎么着他。全公司就人秘股那个老鼠眼儿席股长，外号‘席小鬼儿’，好鼓捣人，你就小心着他点儿就行。”早晨，陆国群起床后拿扫帚去打扫自已的劳改卫生区，却发现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根本用不着打扫，分明是有人替她打扫过了，她很快就发现，原来是郑主任每天都早早地把二库和陆国群的卫生区全都扫干净了。陆国群说：“郑主任，你天天替我打扫卫生，有劳你了。”郑士茂说：“那有什么？不就多划拉几扫帚？你又得上班儿又得带孩子，一个人不容易。”陆国群说：“那是我的劳改任务，还是我亲自扫。”郑士茂笑了，说：“你真够实在的。你不会每天拿个扫帚来比划比划？你不知道,为这事,姓席的找彭经理告状，说二库的人没立场，连右派分子的劳改卫生区都替她打扫了，怎么改造她？老经理说,陆国群到了二库，除了记好账，天天跟工人一样干活儿，工人们反映很好。别吹着浮土找裂缝儿，听不见风就是雨。那席小鬼儿叫老头子噎得‘呕’、‘呕’儿的。……席小鬼儿真不是个东西。”一个工人说：“席小鬼儿再找咱二库的事儿，咱就跟他干。”陆国群说：“可不行，不能惹事儿。”黑子说：“没什么大不了，他能把这些人揭开盖儿喝了？”陆国群不再作声，她清楚，这姓席的是公司党支部委员，人事秘书股股长，是管政工，管人的，是不能得罪的，她对自己说：“不要因为同事对你比较看顾，就忘了自己的‘身份’，要夹起尾巴做人，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正是饥荒岁月，口粮定量少，二强在托儿所吃一顿中午饭，一个月要交六斤粮票儿，就给一个小馒头儿，每天下午接回来，就嚷着“饿了”，吃饭的时候了，像只小饿狼儿，陆国群总是先尽他吃饱，自己半饥半饱，也就算了。有时候晚上饿得出虚汗，她就起来倒碗开水，再放点酱油，抹一点点公司分给的带腥味儿的猪大油，灌得肚子里“逛逛荡荡”，翻腾半天才能入睡。这是一个女工告诉她的办法儿，但也有女工说，这样特别容易长水肿病，吓得她不敢喝这种酱油水了，天天晚上硬撑着，饿得心慌，身上出虚汗，肠胃“咕咕叫”，火烧火燎，像有无数虫子在里边拱着，咬着似的，难以忍受。陆国群从小到现在，从来没挨过饿，现在知道了挨饿的滋味，知道饥饿的痛苦是如此难捱。人人都在挨饿，大家都被饿得面黄肌瘦，脸上是菜青色，铁灰色。有一天，陆国群和二库的工人一起去南仓库帮助收猪，见南仓库待宰的猪正在喂食，喂猪的饲料是粮食部门批给的库底的发霉的，鼠咬过的废粮和粉粹的地瓜秧之类，猪食在大锅里熬好了，只见有个工人用锨铲了猪粪尿扔在大锅里，还搅拌一阵，饲养房里顿时恶臭薰天，陆国群强忍着才没有干哕出来，她偷偷问黑子：“好好的猪食，干嘛弄脏它再喂？”黑子低声说：“怕南仓库的这些人饿急了偷猪食吃，南库的头头儿想的这种绝法子。这是什么事儿哎。”陆国群看看身边那些脸又黑又瘦穿着脏乎乎,烂乎乎满是油污,血迹的工作服的南仓库工人们,一个个都面无表情,对于往猪饲料里撒粪这种事不惊不怒,习以为常,只是在默默地干活儿。陆国群想，这就是中国的工人。当然，即使是口粮畸低，即使是顿顿吃个半饱，但这些人毕竟还是吃国库粮的国营企业的职工，比起在饥荒中，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公社社员，还是幸运的，大家都还表现得很努力，很积极，怕的是有一天会被“下放”农村，丢掉这金贵的饭碗。陆国群想，这食品公司从人高马大的老经理到这些形如乞丐的南库饲养员和她身边这些查鸡蛋的工人，天天守着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饿得要死，却安之若素，不偷不拿不争不抢，这种精神真让人感动。由此想到外边儿，想到全国，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困于饥寒，不知有多少人饿死，病死，埋骨于沟壑，全社会却少有匪盗，大地沉沉如磐，甚至鲜闻号哭之声，确实让人不能不承认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奇法力，原因之一就是有无数像彭老头儿这祥的干部和人民一起受苦。
有一天，有个工人发现，库里从农村买来的麦秸（装在鸡蛋箱里防止震动）上有残存的麦粒儿，郑士茂带着工人每天拼命拍打，揉搓那些麦秸，弄得尘土飞扬，工人们脸上全是尘土，像小鬼儿似的，这样弄，还真能落下一些瘪了的麦粒儿，工人们喜出望外，摆弄麦秸的劲头儿更大了。几天以后，积起了快一百斤麦粒儿。郑士茂安排平均分给二库工人，但陆国群却不肯要，她说：“翻弄麦秸，我没参加，我不能要。”黑子说：“俺没听说过，二库就你一个女的，不给你，俺这些人还算个爷们儿吗？”陆国群说：“我饭量小，不要紧。”郑士茂说：“你算了吧，我早就听说了，你饿得晚上起来喝酱油水。必须要,不然同志们都得生气。别争讲了，你那一份儿，让黑子给你捎回去，磨成面再给你。”郑士茂看了看仓库地面上一小堆一小堆的麦粒儿，说：“我跟同志们商量个事儿，咱每人少吃一点儿，给老头子经理凑一份儿。先说下，我可不是巴结当官儿的，是看着老头子可怜得慌。他家是外县，一个人在这里，到饭时儿拿饭票儿领那点儿饭，那么大的个子，到哪里？他就是跟工人们一样分点儿‘流清儿’，分点孬大油，连一个‘格窝儿’鸡蛋都不肯买。你看他脸上多胖胖，那是肿的。那天，我掀起他的裤腿儿，摁了摁他的小腿，一摁一个坑儿，半天起不来。老头子水肿病不轻。”黑子说：“我同意给老头子匀一份儿，不行把我那份儿也给他。”陆国群说：“别匀了，挺麻烦的，把我那份儿给老经理，但别说是我的。”几个工人也嚷着把自己那一份儿给老头子。郑士茂说：“都别争了。咱就给他匀出一份儿，也让黑子费力给碾成面，我去给他送。他不一定要，不要，我就熊他。”几天以后，黑子从家里拿回来两小袋儿黑粗面，一袋儿给了陆国群，另一袋儿交给了郑士茂。晚饭后，陆国群在院儿里哄二强玩儿，见郑士茂提着小口袋儿往回走，陆国群问：“彭经理不肯要？”郑士茂摇摇头，说：“不要。我跟他急，他比我还凶，说，要给，全公司人人都有一份儿，他就要，老头子太倔了，没治。”陆国群说：“那怎么办？”郑士茂说：“我把面给伙房，让炊事员慢慢地加到他饭里，不让他知道。”
过了两三天，公司开全体职工会，老经理讲：“同志们，都知道现在的形势。上级说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黑子插话说：“‘形势大好’，肚子不饱。”老头子两只眼睛从老花镜下瞪黑子一眼，说：“这小子是胡咧咧，可也说的是实话。因为自然灾害，还有五八年刮‘五风儿’，再加上还苏联老大哥的债—连抗美援朝用的枪炮子弹都算成钱还他们，够缺德的吧—这好几个方面儿的原因，咱国家确实是遇着大困难了，同志们和你们家里人都饿得不轻。我知道，有个别同志心里委屈，守着猪牛羊蛋还挨饿，太傻了。同志们，那猪牛羊蛋，是国家的，不是咱个人的。咱‘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也赞成，可是咱只能得那么一星半点的月牙牙儿，不能得那又大又圆的好月亮，让别人都在黑窟窿里。不管咱多么难，饿得多急，都不能违犯政策，坏了规矩。咱还是老办法儿，从外调的猪皮上刮那些‘买卖儿’，熬成大油，咱不能给别人，人家中了毒，咱担不起责任。咱隔会子分点儿，拿回家匀溜儿地吃，咱命硬，不碍事。”黑子说：“对，咱‘命硬’，吃了没事儿，香得嘴歪歪的。”老头子又瞪黑子一眼，继续说：“南仓库往猪食里搀脏东西，你们别骂你们主任，那是我教给他的绝法子。我知道，工人饿不急，谁会吃那猪食？可是不行啊。那个猪，快挨刀了，去见阎王爷了，咱再见天饿着它，死了也是饿死鬼。它嗷嗷儿地叫唤，可怜不？咱不能丧那个良心。再说,也掉膘,少出肉。郑士茂，我交待你，鸡蛋的出成率，你不能让它掉下来。出的‘格窝儿’，还是凭批条儿，供应长肝炎的，‘流青儿’，接得干净净的，同志们分点儿上上营养，多了就送县医院伙房。”黑子说：“咱多出点儿‘格窝儿’，同志们分点儿，行不？”老头子摘下眼镜，说：“黑子，你小子敢胡来，我狠收拾你！”郑士茂说：“黑子，你吓唬老头子干什么？好好听会。看样子还是饿得轻。”黑子说：“我特为逗老头子玩儿哩。”满屋子人都笑了，老头子忍不住也笑起来。老头子又说：“郑士茂他们从麦稂里合撒麦粒子，没多少，曝得和小鬼儿似的，咱就让他们自已分了算了，要是全公司都分他们的，不够塞牙缝儿的，郑士茂他们也就没积极性了。最后布置个任务，上级盐业站来通知，让咱把盐袋子洗干净了，晒干了再回空。郑士茂负责组织，以二库的人为主，其他科室的青年也可以找郑士茂报名参加，洗一条两毛钱，发给参加干活儿的，算是生产救灾。”会后第三天，郑士茂带领快二十名青壮年把麻袋运到公司门外一个大水汪边，一条条扔到水里，泡了半天，郑士茂他们脱了外衣，单裤单褂儿跳进冰冷的水里，把麻袋一条条抓在手里，又洗又涮，干净了，就扔到岸上，阴历三月，天还很冷，他们在冰冷的水中，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弄完了，爬上岸来，冻得嘴唇黢青，上下牙打战战，赶紧往宿舍跑。陆国群在岸上把麻袋一条条铺开让太阳晒。几天后，麻袋晒干了，郑士茂带人把洗净晒干的麻袋点数儿打捆入库，从财务股领回了工钱，让陆国群按二库全体人员加外科室的人，按人分钱。陆国群说：“我不要。”郑士茂说：“为什么不要？”陆国群说：“你们恨不得冻死了，才分这点儿钱，我怎么能要？”黑子说：“那麻袋不是你给晾晒的？”陆国群说：“你们在水里冻得要死，我还能干看着？”黑子说：“那不就结了吗？干了活儿，就分钱。你真不要，就给我，我买糖块儿让二强吃，算二库他这些叔叔大爷疼二强了。”郑士茂说：“黑子，你别胡来，买什么糖块儿？先顾肚子要紧，还不如上集上买地瓜干儿煎饼。陆会计，你就别犟了，俺这么些大老爷们儿，反正不能让你下水吧？你在岸上晒麻袋，还不是一样出力？你硬不要，同志们就不高兴了。”晚上，陆国群一边在砧板上剁工人从家里给带来的萝卜缨子，一边想，县里的人一定是因为食品公司的活儿又脏又臭又累，才特意把她这个“济南小姐”分来的。没想到，竟歪打正着，让她来到了这些没多少文化，也没多少政治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对她，不存利害之念，只有同情之心。她在他们那里，接受着朴实的，粗犷的温暖和友爱，让她有“拨云见日”的感觉。听说席小鬼儿找县里告状，说陆国群是坐在排车上让工人拉着进公司的，连劳改卫生区都有人替她打扫，什么好事儿，都少不了她那一份儿，她不是来改造，是来享受了。县里找老经理问了情况。老经理是三八年的老革命，不买上边儿人的账，说：“不用说，是那个小席来找你们胡扯八颠一阵，你们就信以为真。你们要是听他的，就让他管食品公司，我要休息了。”县上知道县食品公司在老头儿领导下任务完成得好，不多吃多占，弊绝风清，大家安抚他一阵了事。老经理竟成了她的保护伞，工友们是她的挡风墙了。乔大娘说的话有道理，世上还是好人多,不论自己怎样命运多舛，对人生还是要有信心。
过一天又一天，春天过去，夏天又到。二库的工人们干起活儿来，干脆光着脊梁，穿条大裤衩子，郑士茂说：“现在咱这里可是有女同志了，咱们是不是多少讲点儿文明？”黑子说：“俺没听说过，脱光脊梁，就是不文明？那还不把兄弟们热死？俺姐都不嫌弟兄们，是不是，姐？”很长时间了，工人们不再喊陆国群“陆同志”而是喊她“陆姐”“妹子”，只有郑士茂喊她“陆会计”。陆国群说：“郑主任，鸡蛋库就那么几个小窗子，又闷又热，大家光着膀子干活儿就是了，我不在意这个。”虽然每天都是半饥半饱，也许是公司生产救灾的措施见了些成效，也许是工人们天性乐观，反正大多数时候，二库的工人们总是乐乐呵呵，咋咋唬唬。郑士茂说：“你们这些人，少说两句，怕当哑吧给卖了。看样子还是饿得轻。”黑子说：“咱们这是穷欢乐。要是有一天，咱连话都不愿说了，那可就没人儿给你主任干活儿了。”一边干活儿，他们就是啦自己家老婆孩子，当庄儿本里家长里短，还有从外头听来的轶闻趣事，时不时地还会啦个把“骚呱儿”，每当啦“骚呱儿”的时候，陆国群就本能地低了头，装作听不懂的样子，但那些粗俗的，野性的，赤裸裸的又常常是生动有趣的“荤”话儿，一个劲儿地往她耳朵里灌，听得人脸红，耳热，心跳，气喘。白天听了这种“呱儿”，晚上有时想起来，还翻来调去地睡不着，陆国群责备自己，你至今还人不人鬼不鬼的，怎么还这么没出息？还有这份儿闲心？但是，仍是由不得自己，政治上，她是不齿于常人的“右派”，可不管是肉体还是心灵，她还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身心健全，感情丰富的女人，像需要吃饭，穿衣一样，她也需要男人的关心，护持，抚慰和关爱。犯了错误，离了婚，经历了夫离子散和苦役一样的劳动改造，政治上的高压，极度的精神痛苦，让她心如死灰，人世间一切美好的，甜蜜的东西似乎永远也不会回到她身边了，在那些日子里，她常常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而只是一个“右派分子”，一个划入“另册”，供人批判，斗争，欺辱的，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有点像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或者元朝统治中国时候的“南人”，甚至比那更可怕,因为既然有了这样一种身份，那是男是女就没什么区别，而一个女人能当右派，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似乎更加让人厌恶，讨嫌，因为女人本应温柔，贤淑，怎么倒做了有洪水猛兽色彩的右派？所以，不少人不会因为你是个女性却不幸成为右派而对你生恻隐之心，倒更会把你视为莫名其妙的“怪物”，是不祥的“不可接触的人”。很长时间，她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牵肠挂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大壮，二强，为了自己的亲人，即使像一条人人喊打的丧家犬，也要觍 颜苟活下去，每天除了开会，挨斗，写检查，就是机械地，牲口一样地干活儿，习惯地，动物性地吃饭和睡觉，没动过别的心思，有时候，她会不期然地想起季龙翔，但是那是己经过去的事情了，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早已是可望不可即，现在，连“望”也不可了。……她没想过除了季龙翔，她还能和别的男人一起生活，甚至妈妈问起这事，她也没认真想过。她听人说，单身生活，男人很难熬住，而女人尽管外表柔弱，但内心却很坚韧，倒可以过得下去，也许这就是她的宿命。她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如牛负重一样，在人生长途中跋涉前行，像往年的节烈妇女，烈士遗孀一样，菇苦含辛，自作自受，有时候，她甚至像是患了自虐妄想症似的，甘愿去承受那种悲凄和孤独。……来到食品公司以后，虽然凡庸，辛苦，但是，饱含人世温馨的生活情态，却重又唤醒了她灵魂深处潜藏的情感。有一天过午，正干着活儿，大老黄又啦了一个“骚呱儿”，陆国群正好想上厕所，低着头走出仓库，她听见郑士茂说：“你看，就像有大烟瘾的，不啦这种混账呱儿就难受死了？”黑子说：“咱往后别啦这种呱儿了。咱晚上有老婆搂着，别忘了人家孤男寡女听这种事儿不是滋味儿，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骑驴的不知道步辇的。’。”大老黄说：“咱不过是穷开心，天天饿得前胸贴着后背，干一天活儿，累个臭死，哪有心弄那事儿？你不看这两年有几个妇女怀孩子的？不少女人连月经都没有了。咱就是图个嘴快活，提提精神，你不说，我倒忘了咱主任是单杆子了。”又低声说：“还有陆会计，也是独守空房。”郑士茂说：“你们再胡说八道，看我不用大巴掌扇你们。你们说我就罢了，可不能扯人家陆会计。”黑子说：“陆会计怎么了？陆会计不也是人吗？不也是肉体凡胎？”郑士茂设：“小祖宗，好兄弟，你别胡说了，让人家陆会计听见，算什么事儿哎。”黑子这才不吱声了。陆国群从厕所回来，两个人末了这些话，正好又让她听见了。她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在仓库门外停了几分钟，才走进仓库。又过了两三天，陆国群到会计股去对账回来，快到仓库，听见大老黄说：“那天黑子说‘孤单寡女’，我这两天寻思，咱主任和陆会计不正好是一对儿吗？”黑子说：“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我那天就是特为说话让他们听的。我跟你们说吧，我找老经理了，让他当媒人，把他两人敛伙到一块儿去。”郑士茂急了，说：“你们嘴痒痒了，往鸡蛋箱子上磨磨，别在这里胡唚。”黑子说：“怎么了？这不是好事儿？不行吗？”郑士茂说：“‘行’什么‘行’？门儿都没有！”黑子说：“怎么了？嫌人家犯过错误，配不上你？俺知道，你是里表儿两新的新党员，还得再进步，想弄个公司经理，商业局长当当。别屋顶上放爆仗—想（响）得高，噁心我了。”郑士茂说：“别胡咧咧了。我凭什么嫌人家？是咱不配人家。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黑子说：“她人倒是真不赖，可是还戴着‘帽子’哩，这还算是‘天鹅肉’？”郑士茂说：“人家要是没这个情况儿，八辈子也上不咱这里来。人家犯了错误，临时在咱这里上班儿，咱胡寻思这事儿，不是胡来？人家不寻思咱是趁人家落难，想占人家便宜？那不是欺负人吗？咱还叫人吗？这事儿万万做不得。”黑子说：“你少说这些没用的。你撂句明白话，你嫌她不？”郑士茂说：“我凭什么嫌人家？我是不愿意让人家一朵鲜花插到咱这牛粪上。”黑子气得喘粗气，指着郑士茂，说：“你，你真够迂的。”大老黄说：“黑子，别说咱主任迂。他的话在理。这事儿不能让老经理撮合，人家陆会计不寻思咱拿当官儿的压人家？人家不愿意也不敢说呀。那不就是咱结起伙儿来欺负人家一个犯错误的寡妇娘们儿？”郑士茂说：“黑子，听你黄哥说了吗？可别瞎捣鼓了，绝对不能提这个事儿。从此以后，谁再提，我跟他恼。”黑子还是不服，说：“那我再问一句，要是人家陆会计愿意呢？”郑士茂说：“别胡说了。人家那陆会计凭什么愿意？图我这点儿蜢虫子蛋儿的官儿？图着来当晚娘？”黑子说：“那当然，陆会计她不愿意，咱不能牛不喝水强摁头。我是说，‘要是人家愿意呢？’”郑士茂说：“那也不行！人家现在是倒了霉了，这时候找了咱，让人家从心里憋屈，咱可不能丧那个良心。还是我那话，谁也不许提这事儿！”陆国群听见屋里人们说这些话，站着不动了，她一直听他们说，她呆了，愣了，说不请是喜是悲，是乐是恼，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儿，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仓库里没人说话了。陆国群赶紧回到办公室，放下手里的账簿儿，坐下定了定神，想记账，但是又做不下去，心里倒海翻江一样平静不了，她这会儿也不能回仓库去劳动，在听了刚才那些话后，她不知道怎样去面对那些人，特别是郑士茂。下班了，刘士茂来到办公室，说：“陆会计，对完账了？走吧，下班了，快去接孩子吧。”陆国群低声说：“好，我收起账来就走。”边说边抬头看了郑士茂一眼，又赶忙转脸，匆匆离开了办公室，她觉得自己的脸好烫。
晚上，陆国群伺候二强睡了觉，洗完衣服，又洗了澡，躺到蚊帐里，拿了本书，但看不下去。过午黑子，大老黄，郑士茂说的话，老在耳朵里打转，她想起反右派运动开始前，她带着孩子坐长途客车回到崮山，郑士茂送她回家，而她这次分配工作，竟然分在他的手下，莫非跟这个人真像人们常爱说的，有某种“缘份”？陆国群又想起她来食品公司后，郑士茂为她和孩子做的事，……前些日子，有一天晚上，她到县里参加右派分子整训会，开完会，走出会场，外边儿一片漆黑，心里有点害怕，但又担心二强，正要壮起胆子往回走，邻屋两个女工迎了上来，陆国群高兴极了，说：“你们怎么来了？”两个女孩儿异口同声地说：“来接你呀。”陆国群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上这里来开会？”女工说：“俺哪知道？是郑主任让俺来的。你们主任心眼儿真好。”郑士茂这人就这样，天天不急不燥，不温不火，对人从不甜言蜜语，但诚恳实在，像春天的风，旱天的雨，冬天的火，他也不是只对陆国群关心备至，而是对每个人都挺好。有人家属来看病，他跑前跑后，有女孩子星期天回南山里老家，下了雨，天晚了，还没来到，他骑上自行车去迎，把雨衣给那女孩儿，他自已淋得像落汤鸡。这人的确是个好人，特别是今天他在仓库里说的那些话，让陆国群既感动又吃惊。她心里明白，如果她没犯错误，有人给她介绍这样的“对象”，农民，店员，工人，查鸡蛋的头儿，她会觉得荒唐，可笑，但是现在，当她已然沦落如斯之时，在熬过了无数个孤单的，惊恐的白昼和夜晚之后，她倒觉得也许自己的生活中真的需要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永远微笑着，即使火上房，水上床，也一样从容，镇定的人在身边，她会感到安全，他魁伟的身躯，厚实的胸膛，宽阔的双肩，会是她坚强的靠山，家里如果有了他，那家自然会成为躲避风雨的港湾。陆国群和她的初恋季龙翔有过爱情加革命的青春浪漫，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对于自己当年的选择，即使在两人劳燕分飞以后，她也没有懊悔过。但是，公主、王子式的郎才女貌，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早已被雨打风吹去，这几年，她坚韧地，猪狗不如地活着，追忆和回味，是她和往昔岁月的感情联系，这种联系似乎永难断绝。来食品公司后，不管郑士茂对她多么友善，关照，她从来没往这上头想过，她对他似乎也没有可能产生对季龙翔那种感情。但是，她已经过了如花似锦的青春岁月，特别是在遭逢了这番劫难，那种书生式的“爱情”己与她无缘，她真的需要和一个知根知底，知疼知热的人，共同面对老婆汉子，柴米油盐，风雨泥泞的漫长人生。但是，能行吗？郑士茂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他对人说是不配她，心里是不是不愿找一个女右派，怕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自己的孩子？……对这事，自己还是得沉住气，以静待动，先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别人一味撺掇，郑士茂也被说“转转”了，表现主动，作为女方，她也应该矜持些，欲迎还拒。……还要征求爸妈，姐姐和嫂子的意见，也得给季龙翔写封信通报一声，毕竟是给二强找一个继父。听说季龙翔一直没再找，让他知道了这件事，也好早一天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黑子为人十分热心，认准了一件事，非做成不罢休，那天在仓库里，当着大伙儿的面给郑士茂挑明了陆国群的事，第二天，他发现陆国群上了班和原先不大一样，走路，说话有点不自然，爱红脸，但并没有气恼的样子。他估摸着她听见了他们在仓库里说的那些话，看陆国群的表情，这事问题不大。晌午下了班，他对陆国群说：“姐，你晚走几分钟，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陆国群说：“是你上职工夜校功课上的题目？黑子还真用功，快问吧。”黑子见人都走了，才说：“不是功课上的问题，是我的一个朋友生活上的问题。”陆国群心里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但佯作不懂，说：“那怎么想起来问我？别绕圈子了，什么事，说吧—我也不肯定能回答得了。”黑子说：“那我可就真说了，说出来，你要不高兴，就打兄弟两下儿，可是别恼，别伤感情，别记仇。”陆国群见他少有的认真样子，不禁笑了，说：“黑子今天怎么了？有那么严重？快说吧，说什么，我都不生气。”黑子说：“姐，我想当媒人，把你介绍给咱主任。”陆国群不吱声，她本是白净的，因为在仓库里干活沾染了汗迹和灰尘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而且立时冒出了细粹的汗珠儿，两眼直直地看着黑子，说：“你觉得我能愿意吗？”黑子说：“我觉得你应该愿意，要是真不愿意，算我没说，啥事儿没有，咱还是好姊妹。怎么，你不愿意？郑大哥这样的好人，打着灯笼也难找啊。”陆国群说：“郑主任是好人，我知道。可是，他是公司中层干部，刚入了党，不怕我连累他还有他的孩子？”黑子松了一口气，竟然笑了，说：“公司中层干部？我说句欺天的话，他那下子官儿，还不跟蠓虫子蛋大，还值得一提，不就是个领着查鸡蛋的工头儿吗？他要是怕你连累不愿意这事，我从此不理他。”陆国群说：“我不过随便这么一说，你就当真了。”黑子说：“不是我‘当真’，我是替你俩操闲心。多少天了，我就寻思，你两个都够不容易的。他老家不在这里，一个人孤吊吊的，你一个人带个孩子，父母不在跟前，有什么作难的事儿，跟谁说去？好可怜。不如你俩合到一起过，都不孤单了，挺好的一家子。我从心里想帮这个忙儿，兄弟我可没有害你的心。”陆国群说：“我知道。”黑子觉得看样子陆国群这头儿问题不大，而郑士茂一个正当壮年的男爷们儿，挺了这么多年了，不会傻到到嘴边儿的肉不吃的程度，但没想到，郑士茂还是不同意，他说：“兄弟，找对象必须双方般配，俺俩不般配。咱跟人家天天在一起，没呱儿啦。两个人一时冲动凑合到一起，可是过不到一块儿，懊悔就晚了，那咱就把人家害了。”黑子找了老经理，老经理对郑士茂说：“士茂，黑子说的这事儿，我看行。你俩结了婚，按政策，你儿子就能转成非农业户口了，这对孩子是件大好事儿。别错过机会儿。陆国群犯错误，是政治问题，人品没的说。结了婚，一定很美满。听我的，没错。”郑士茂还想说什么，老经理说：“好了，你那些理由黑子都跟我说了，你就别说了，别犟了。我让黑子快操持。”第二天中午下班的时候，黑子瞅见正巧陆国群和郑士茂两人在办公室里，趁他们不注意，悄悄在外边把办公室门反锁了，又在外边喊道：“你俩好好啦啦，商量商量怎么办喜事。”郑士茂两步跑到办公室门口，对外喊：“黑子，你把门开开。”可是黑子早一溜烟跑了。郑士茂回头对陆国群难为情地说：“黑子这小子真胡闹，我得好好收拾他。陆会计，你看这事儿，……这事儿真不是我的意思，就是黑子他们几个人在里头‘将鼓’，还拉上老头子也跟着搀和，弄得我上不去下不来的。陆会计，我是个粗人，我真配不上你。”陆国群见他急不可待地“洗清摆白”，更觉得这人憨厚可爱，说：“我们先不忙说谁不配谁。咱先各人说说自己的情况。我先说，我出身是资本家，父亲是民主人士，哥哥犯错误前是德惠医院的大夫，肃反中受审查，没结论，一九五七年反右中打成极右，判了劳动教养，因不服，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我嫂子在德惠医院院当护士，她爸妈和弟弟、妹妹去了台湾。我姥娘家和小姨家是地主成份，舅舅是地主分子，小姨父下落不明。我本人的情况你知道。我犯错误后离了婚，大孩子跟了他爸爸，小儿子跟着我，我打算让他长大些也去找他爸爸—免得受我影响。听了这些，吓着了吧？黑子他年轻，不知道厉害。”郑士茂沉稳地点一下头，说：“猛一听，是够吓人的。不过，我认准了你不是坏人，而且，你犯错误的那些事儿我也听人说过，你不光不是坏人，还是很好的人。这个顶要紧。结婚只是男女这两个人的事。”陆国群说：“我自己也知道自已不是坏人，可是人家不这样看。说说你吧。”郑士茂说：“我家是贫农，我父亲从小到济宁州一个药铺里当学徒，是药工。一九五五年，药铺归了公，他就成了济宁药材公司的工人了，头年六十岁，退休回老家了。我娘从年轻就病病歪歪，我父亲说她是药罐子。去世好几年了，现在父亲跟我儿子爷两个在家。我十五岁也上济宁一个商店里当学徒，公私合营后，我成了国营商业的干部。一九五六年支援老区调崮山来的。”陆国群说：“你没说你媳妇儿的事。”郑士茂有点难为情，说：“我七、八岁，家里就给我找了个童养媳妇儿—穷人家怕孩子找不着媳妇儿，不少人家这样做，比我大四岁，我心里烦，不搭理她。我当学徒那些年，年龄大了，特别眼热街上那些穿裙子的女学生，老板的女儿叫顾洁，对我挺好。我虽然知道没什么希望，但还是胡寻思，就更看不上家里那一个了，跟顾洁当然是没门儿—她上了大学，后来在济南教书，听说一九五七年两口子都成了右派，苦着哩。我十八岁那年，日本鬼子还占着济宁，家里让俺圆了房。我还是不搭理她。结婚六、七年才有了个孩子，小名叫‘运河’，大名就叫郑运河。俺两人感情还是不行。我也很少回家。解放后第二年，我在商店门口和顾洁说话，让俺庄里一个人看见了，回去跟俺那一口子说了，她寻思我跟顾洁有事儿，跳到运河里淹死了。她死的时候，运河才一岁半，现在运河都十一了。”说到这里，郑士茂眼里已经满是泪水，陆国群掏出手绢儿递给他，让他擦泪，他摆摆手不肯接手绢，用手背抹去眼泪，说：“她死了以后，我特别难受，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她了，觉得是我害死她了。”陆国群问：“就为这，你这些年就一直没再找？”郑士茂说：“头几年，是心里难受，没心思找。这几年，也有人介绍过，不合适。你不知道，俺那个儿，从小没了娘，让他爷爷惯的，很任性，调皮，下河摸鱼，上树逮鸟儿，无事儿不干。不过倒很聪明，功课不孬。孩子跟我没大感情。有一次他下河洗澡，我拽回他来，想打他，他哭着说，你把俺娘气得跳了河，又想欺负我？因为这，摸不清脾气的，我也不敢找，怕孩子受气。我有个寡妇表姐，挺不幸的，心眼儿也好，对我父亲很孝顺，很关心，对运河很疼爱，她心里一直是这么个意思，就那么默默地等着，我父亲非得让我找她，运河更是巴不得表姑成他娘，我虽然也很感谢这个表姐，可就是从心里看不上她，怕她跟了我，还像运河他娘那样守活寡，那不是害人家吗？就一直没同意，为这，家里一老一小都很烦我，那个表姐到现在也还没找主儿。”陆国群说：“你何不干脆找她算了，老的，小的，你表姐都满意。”郑士茂说：“我因为有头一个老婆这个经历，知道两口子没感情在一块那个憋扭，那个难受的味儿，所以那怕这辈子打光棍儿，也不犟捏着鼻子凑合了。反正我跟这个表姐是门儿也没有，算了，不说这些糟心事儿了。国群，说实在话，就我这个家庭情况，我自己又是个老粗儿，真觉得配不上你。”陆国群说：“你家的困难是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好办。我家里的情况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是摆脱不掉的，是不治之症，你真的不嫌？”郑士茂说：“我嫌什么？家庭是家庭，你是你。对你，我不但不嫌，还喜欢得了不得哩。……不，陆会计，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对你很满意，没别的意思，你看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陆国群“噗哧”笑了，说：“俺哥，看把你急的，只要不嫌就行。你就不怕我的事儿会连累你，说不定还会连累孩子？这可不是小事儿。”郑士茂说：“说心里话，我听说了你的事儿，从心里觉得可惜。我不在乎连累不连累那些事。还能连累孩子？他才多大，多少年以后，能连累到哪里去？还能不叫人活了？当不上官儿，就当个老实巴结的老百姓，一样是一辈子。”陆国群问：“那你怎么就是不同意？”郑士茂说：“我不是不同意。我老是觉得，像你，最不济也得找个教书的先生，医院的大夫，才不屈你。找我这么个查鸡蛋的，白瞎了你这么个好人儿了。你要是不嫌弃我，那说不着，我郑士茂这辈子就交给你了。是苦是甜咱在一起。谁要是没味儿地欺负你，我—我是三辈子贫农，扛活，店员出身，什么也不怕—就跟他拼。”陆国群说：“俺哥你可别吓我。我的事儿，可不是你去跟人‘拼’能解决得了的。”
对二库主任郑士茂和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陆国群准备结婚的事，食品公司的人都觉得新鲜，有些吃惊，多数人为他们高兴，但也有人撇嘴，说闲话。席小鬼在职工中散布：“郑士茂是公司培养的骨干，预备党员刚转正，这好，跟右派女人上一个被窝儿里去了。高，实在是高。这个陆国群是真有魔力，不服不行。”有人刺他：“你是眼热吧？”席小鬼气得要死。他找老经理：“郑士茂跟陆国群这个事儿能行？不怕影响不好？人家对咱单位怎么看？”老经理说：“噢，你问他俩这事儿啊，没什么，我找上边儿请示了。上边说，结婚是他们的自由，不违法，也不犯政策，我正要告诉你，你是人秘股长，给他们开信，他们好去登记，你还得帮他们操办婚礼哩。”席小鬼气得脸煞白，嘴唇哆嗦着，说：“你领导让我开信我不能不开，操办婚礼，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没那个本事。”老经理说：“那也好，我安排别人。”老经理安排，让陆国群邻屋的女工和郑士茂换了房间，把西头两间房打通，中间墙上开了门儿，成了里外间，粉刷了内墙，门窗上贴了大红双喜字，就成了他们的新房。公司职工三个一组儿，五个一伙儿，一人凑上一块半块钱，或买个暖水瓶，脸盆，或买个镜子，有的就买张一帮胖娃娃那种年画儿，送到陆国群屋里，弄得陆国群天天处在激动和感动之中。郑士茂和陆国群拿了公司开的介绍信，到城关公社找文书领了“结婚证”，郑士茂临时住在办公室里。黑子说，还等什么？赶快办喜事，让他们两人住一屋算了。正是伏季过去，秋风送爽的天气，公司在办公室里为他们办了婚礼。黑子粗中有细，提前从托儿所把二强接到自己家里，二强在那里玩儿得十分高兴，说好他们新婚这几天，黑子天天负责接送。婚礼由黑子主持，老经理当证婚人，时值饥荒年月，不办喜宴，只是请参加婚礼的大人孩子吃了喜糖和染成彩色的花生，考虑到陆国群的特殊“身份”，大家在庆贺和祝福中都刻意回避政治词语，只说些“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白头偕老”之类的话。婚礼的高潮是小青年们逼迫新郎和新娘两人啃一个吊着的苹果，让他们两人的嘴对了嘴，大家笑成一团。礼成人散，黑子和大老黄，原先和陆国群比邻而居的两个女工陪一对新人一起吃了新家庭的第一顿饭。黑子请老经理批了点猪“下水”，流请儿鸡蛋，伙房给做了六个菜，男人喝“白干儿”，女人喝了“红酒”—种带颜色的，酒精度很低的果酒，陆国群也喝了两小杯，脸立时红了，越发像新娘子了。夜深了，闹新房的人散去，屋里只剩下陆国群和郑士茂两人了，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陆国群说：“黑子这小子这些道道儿，非得让二强在他家待几个晚上，不知道孩子习惯不习惯？”郑士茂说：“没事儿，小孩子只要吃好喝好了，有孩子一起玩儿，很快就习惯了，你不放心，明天晚饭前，我去托儿所把二强接回来。”陆国群说：“别价。孩子换个环境待几天，也是个好事，忙忙地接回来，倒好像咱信不过黑子似的。”郑士茂说：“那也好，你说哪天咱去接，我就哪天去。”待了一会儿，郑士茂从茶炉提回来一大桶热水，把木盆放到里屋当央，倒入热水，又搀上凉水，伸进手去试试凉热，说：“国群，让这伙子闹腾的，你肯定累了，你洗澡吧，我到仓库前头转转。”陆国群知道郑士茂是借故躲出去，好让她脱衣裳洗澡，这人真有意思。这还是结过婚的男人。他跟季龙翔可真不一样。季龙翔特别愿意在她洗澡时偎到跟前，这个人却赶紧躲得远远的，真是老实人哟。待会儿总得在一张床上睡觉，倒要看看这出戏他怎样往下演。……陆国群一个人悄悄地洗澡，一边洗，一边看着电灯下自己玉石刻出来似的胴体，心里想，这个样儿，总算还对得起这位哥哥，他对俺母子俩这样好，就把身子给这个好人吧，就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女人吧。她洗完澡，上身穿了件粉色小汗褟儿，下边儿穿了个小碎花三角裤头儿，躺到了蚊帐里。过了一会儿，郑士茂还没回来，陆国群想，这个傻哥哥，我一个澡还洗半天啊，至于躲出去那么大会子不回来?就不想快点来家,看看娶了个什么样的媳妇儿?这个媳妇儿，今晚上要把十几年生活亏欠你的幸福给你补上，你难道不想吗？……足足过去了半个小时，“傻”哥哥悄气蹑脚地回来了，像是怕把屋里的人吓着了似的，轻轻地开开外间屋的锁，进屋来，轻轻地把门插上，站在外间屋里，低声问：“国群，我回来了，你洗完了吗？穿上衣裳了吗？”陆国群觉得好笑，说：“没洗完，我还等着你帮我搓脊梁哩。”郑士茂仍然不进里间屋，支支吾吾地说：“你自己搓搓算了，我……”陆国群说：“我自己够不着，你来帮帮我吧。”郑士茂说：“那，……我可进去了。……”陆国群说：“不就是让你进来吗？傻哥哥，跟你闹着玩儿的，我能洗多大会子?我早洗完了，你老是不回来。看把你吓的，我用不起你搓脊梁。你快把水倒了，换上新水，你自己洗吧。”郑士茂进屋来，偷偷地朝蚊帐里瞄了一眼，看见半裸着躺在床上的陆国群，眼前一亮，心猛地跳了起来，赶紧端起木盆去外间屋，一边说：“这水还温乎，不用换水了，我用这水洗洗就行了。”陆国群说：“那是干什么？水不干净了。”郑士茂说：“不，我看了，挺干净的，我还嫌你？以后咱就这样，一盆水，你先洗，我用你洗过的水洗。”陆国群说：“不换水，还端到外间屋干什么？”郑士茂说：“我怕弄床前头一些水，在外间屋洗吧。”陆国群想，他不敢当我的面脱衣服，怕吓着我。郑士茂在外间屋“唿唿啦啦”一阵子，三下两下洗完澡，又拿笤帚把地上的水扫了，但还在外间屋磨蹭。陆国群问：“我听着你洗完了，又干什么呢？”郑士茂说：“刚洗完，我擦擦，穿上衣服。”陆国群说：“还不该睡觉了？别长袍马褂儿地了。快屋来吧，怎么，怕我吃了你？”郑士茂说：“不是,我，我，……”陆国群说：“俺哥，别‘我’，‘我’地了，屋来吧，亏了你还是四十岁的大男人，……真是的，……”郑士茂这才熄了外间屋的灯，脚步轻轻地进里间屋来，上身穿了大汗衫，下边穿了大裤衩子，坐到小桌跟前椅子上，说：“今晚上有两个菜咸了点，你还喝了两口红酒，口渴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吧？”陆国群说：“那好，谢谢你了。”郑士茂端了水来，掀开蚊帐，递给陆国群，陆国群坐起来，接过水喝了，郑士茂伸手接过茶杯，陆国群看着他，说：“看你穿的，‘武装整齐’的，准备去上班啊？还不脱衣裳上床，在外头喂蚊子啊？”郑士茂说：“我也干渴了，先喝杯水，再脱衣裳。”郑士茂慢丝条理地喝了水，才先脱了汗衫，又脱了大裤衩，这才迟迟疑疑地，试试量量地到床前，掀开蚊帐，脱了鞋，进了蚊帐。陆国群翻身坐了起来，两手扳住郑士茂刚刚理了发的脑袋，两只大眼火辣辣地看着他胀红的刮得干干净净的脸，说：“哥—往后，在家里，尤其是在床上，我就喊你‘哥’，你喊我‘妹妹’，不提名道姓的，行不？”郑士茂忙说：“怎么不行？我巴不得呢。”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怕烫着了似的，试量着抚摸陆国群的汗褟儿，又挪了手，摸挲她煞白，闪亮的胳膊，说：“妹妹，我已经下决心了，什么事儿，都听你的。”陆国群笑了，说：“噢，还‘下决心’了，发‘誓言’了吗？那好，听我的，躺下吧。”说着，自己先躺下了，郑土茂先乖乖地在她旁边躺下来，两个人枕在自己的枕头上，面对面地互相看着，陆国群不能赶着他，她要看看，到底这个哥哥能撑到什么时候，看看他怎么迈头一步。她偷偷往刘士茂下身瞅一眼，见他的三角裤头儿已经“撑蓬”了，还湿了一小片儿，她顺条顺绺儿，板板正正地侧身躺着，特为跟他保持七、八厘米的距离，郑士茂终于按捺不住了，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手，轻轻地，爱怜地抚摸陆国群的脸蛋儿，说：“妹妹，你真好看。”陆国群说：“你觉得好看，就好好看吧。在一起上班儿几个月了，也不是没看过。”郑士茂说：“那不一样。”待一霎儿，郑士茂哼哼哧哧地说：“妹妹，我想亲你一口，行吗？”陆国群笑了，调皮地说：“不行也没办法儿呀，登记领证儿了，今天结婚了，成了你老婆了，你别说亲一口，就是亲一百口，也行哎。别说是亲嘴了，管干什么，还不尽你了？”陆国群平躺下，等着他“开火”进攻，郑士茂像猛虎出了笼，像烈马脱了缰，像囚犯接了赦免令，像战士听见了冲锋号，振作起来，虎势起来，两只手抱定了陆国群，先是额头，接着是脸蛋儿，连脖子，没好没歹地拼命亲了起来，等热乎乎的大嘴贴紧了陆国群的小嘴儿，就不肯动窝儿了，拼上命又亲吻，又吮吸，过了好一会儿，陆国群喘息着问：“不说的‘亲一口’吗？这是多少口了？数了吧？怎么着了？疯了？不拿劲了？”郑士茂脸红红的，嘻嘻笑着说：“你说的，我想干什么都行，这……就是我想干的。”说罢，又扑到陆国群身上，一会儿跪着，一会儿趴着，比刚才还疯狂地亲吻陆国群的全身，陆国群上身穿的小汗褟儿被他三下两下给扯了下来，陆国群浑身上下被他的大嘴头子挨挨排排地印了不知多少遍，不用说趴在胸脯上亲个没够，含着乳头儿像小孩子吃奶一样吸了又吸，连十个脚指头也挨个放在嘴里吮吸一遍，陆国群被他弄得身上一会儿麻溜溜的，一会儿痒痒的，时不时“格格”笑。让陆国群觉得奇怪的是，折腾这一大会子，他两只手和一张大嘴却总是躲着那一小片儿“禁区”，是怕过早地“造次”，她会恼，还是觉得那里实在太神圣，要留待最后去“膜拜”？郑士茂亲吻陆国群好一阵，又伸开双臂把陆国群抱起来，揽到怀里，像哄孩子一样抚弄她的头发，她的脸庞，看看她，低下头亲两口，揽了一阵，又把她放下，两个胳膊紧紧地搂抱着她娇小的身子，两条粗壮的长腿把她两条细长的腿死死地夹着，陆国群让他折腾得快晕过去了。她感觉到，他一只手向那里游动了，到那里了，摸挲了，……陆国群被他摸挲得麻酥酥的，……这个男人多少年没挨着女人了，今天总算逮着了，让他亲吧，折腾吧，他还真能撑，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终于，郑士茂趴到她耳朵上悄声说：“妹妹，我……我撑不住劲了。”陆国群逗他，说：“怎么了？怎么撑不住劲了？”郑士茂说：“好妹妹，你装糊涂。我想上你身上去，想……那样儿……”陆国群激动地搂紧他，说：“我还当是你不想那样儿哩。”郑士茂忙说：“怎么会？我是想亲够了再……”一边说，一边小心地把陆国群的小裤衩褪下来，他自己也把三角裤头儿扒下来，忙忙地趴到陆国群身上，陆国群抗拒着，说：“我先说好，咱可不能要孩子，你得想法儿避孕。”郑士茂急得快哭了，说：“那怎么办？那不难受死了？”陆国群说：“瞧你那点儿出息，我吓唬你的。我刚来完月经，这几天不要紧，你得去买避孕套。”郑士茂说：“哪买去？”陆国群说：“县药材公司就有。”郑士茂说：“你怎么没早跟我说？”陆国群说：“俺哥，你傻啊，没结婚，怎么会跟你说这个？”郑士茂说：“我这一阵被你吓糊涂了。”陆国群说：“至于吓那么厉害？你撑那么多年都没事儿。”郑士茂说：“那是没碰上你哎。现在，我连一分钟也撑不了了。好妹妹，我等不及了。”说着，就急急忙忙地重重地压在了陆国群身上，轰然一击，陆国群竟像腾云驾雾一样，一下就飞上了快乐的巅峰，陆国群暗想，怎么这么快就……是他刚才亲吻得太厉害了，……这个哥哥，不来是不来，来了还是真厉害，来吧，好哥哥，再来，再来，把劲儿全使出来，……郑士茂一边猛力地动作着，一边还忘不了亲吻陆国群，一边说：“好妹妹，我让你好好享享福……”陆国群任凭他翻腾，抽打，不由自主地响应他，姿意地，尽情地享受着，季龙翔是激情澎湃的，但又是细嚼慢咽的，愿意长时间地厮缠，慢慢地消受，而郑士茂却像火山爆发一般，速战速决，凶猛缴烈地一阵子，像消防龙头一样喷涌而出，整个身子如大坝倾倒一样，匍匐到陆国群身上了。陆国群一动不动，任由他压在自己身上，疼爱地说：“俺哥累了，就在我身上歇歇吧。什么时候想下来，再下来。”郑士茂真的一动不动地伏在她身上，只有片刻，像意识到什么，急忙下来，说：“妹妹，我刚才太没人样儿了，把你揉搓得不轻，你得累坏了，快歇歇吧。”陆国群真的累了，但又觉得意犹未尽，像饿过了劲儿虽然吃饱了仍觉得饿似的。她趴到郑士茂怀里，抚摸着他的脸，他的胸，他的背，郑士茂用半醉半醒的眼光看着她，享受着她的抚弄，过了有二十多分钟，郑士茂又躁动起来，开始搂抱她，亲吻她，而且越来越热烈，又是难解难分的样子了，亲一阵子，又说：“妹妹，光亲亲不够，我又想上去，行吗？……”陆国群对着他的耳朵说：“不是说了吗？你想怎么着都行，……刚才我也没喜欢够你，……”郑士茂听不得这一声，忙翻身上去，又是火山爆发般疯癫一阵，……完事儿了，问陆国群：“怎么样？这回够了吗？”陆国群用手捂住他的嘴，说：“不许问。……”郑士茂说：“好，不问。”这才下来，两个人脸对脸歇着，陆国群问：“哥，睡觉前我洗澡，你还躲出去，自己还不肯在里间屋洗，怕我看见，我还寻思，不知多么有出息，真上了床，看你这厉害劲儿，差点儿没把我吃了，原来一开始是装样儿的。”郑士茂说：“那会儿不是装样儿，我从心里觉得你太好了，太珍贵了，我觉得你跟瓷娃娃似的，心里喜欢，又不敢莽撞，不敢随便戮，轻易碰，……你不知道，从打他们提这件事，我就觉得你找我，太委屈了，所以就使劲推，可是心里很矛盾，嘴上那样说，可是，到晚上就睡不着—我以前从来没这样过，眼前老是你那个样儿，心里很想黑子他们再操持这事儿。咱两的事定下来以后，我老在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陆国群真能成我郑士茂的老婆？见着你，觉得你啥啥都好，心里忍不住想，这个好女子能跟我在一个被窝儿里睡觉？我哪辈子积的，什么时候烧高香了？天上掉下来那么大的福份？我不是作孽吗？临睡觉，我心里巴不得看你洗澡儿，可是怕你害臊，就躲出去了，更不好意思当你面脱光屁股，怕你生气，……”陆国群爱怜地说：“真有你的，哪像个结过婚的男人？”郑士茂说：“说起来我是结过婚的男人，也有孩子了，可是跟我那个童养媳老婆在一个床上睡觉总共也没多少个晚上，两个人‘那样儿’，也不过几回—还都是她上赶着，我一点儿兴趣儿也没有。”陆国群问：“那为什么还‘那样儿’？”郑士茂说：“一是她也怪可怜的，更重要的是怕老的生气，不过是犟捏着鼻子，应付事儿就是了。人家都说男人只要弄了那事儿，就老想着再弄，可是我过后一想就觉得窝囊，甚至都害怕回家，这大概就是—按你们有文化的人的说法儿—我不爱她，不喜欢她的缘故。”陆国群说：“那么对我呢,你是真爱,真喜欢?”郑士茂说:“那还用问?不过原先没敢想过，你问我为什么睡觉前‘装样儿’，我是真怕结婚头一晚上就让你不高兴。”陆国群说：“你真够傻的，我是你老婆了，还能为这生你的气？”郑士茂说：“国群，你不知道，在我心里，你是仙女，我是凡人，不知道怎样怜惜你才好。”陆国群眼里涌出了泪珠儿，说：“哥，我可不是‘仙女’，这两、三年，我都变成‘鬼’了。”郑士茂痛惜地抹去她眼上的泪水，把她揽在怀里，说：“好妹妹，我不管别人，你就是我的‘仙女’。”陆国群说：“你真不怕我连累你？要是以后你和孩子受了连累，你不后悔？”郑士茂说：“别说‘连累’，就是有一天，因为这受处分，抓起来，枪毙了，我都不会后悔。我跟你说，我下诀心了—我又说‘下决心’了，从今天开始，我郑士茂除了上班儿，最大的任务就是疼你。家里的活儿，除了做针线，都是我的，一点儿苦我也不让你受，一点儿屈不让你吃，有人欺负你，欺负二强，我跟他干。你压力大，心事重，在外头受了气，别憋在心里，回家来照我出气，打我骂我都行。你一门心思好好上班，人家让你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你就拣人家愿意听的，往好处写。盼着早一天把帽子摘了，咱们三口人好好地过日子。”陆国群说：“不是三口，是四口，趁着婚假，咱一块儿回你家，去看看爹，把儿子的户口办了，把他一块儿接来上学。”郑士茂亲亲她，说：“我高兴坏了，忘了这件大事了，还是你想得周到，真是我的好老婆。”陆国群撒娇道：“别‘老婆’，‘老婆’的，叫‘妹妹’。”郑士茂抱着她的脸，亲一阵，说：“妹妹，好妹妹，我一开始不同意，是怕埋汰着你，糟践了你。怕你心里委屈。我问你，我一个大老粗，还有个孩子，你真愿意找我？”陆国群说：“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再好不过的人，从来也没往那上头想过。可是猛地听见你们那天在仓库里说的那些话，特别是你说的话，我特别感动，觉得自己真的碰上好人了，要是成了，就有依靠儿了，我心里‘格登’一下，就像一张窗户纸戳破了，眼前一下豁亮了。黑白地想从认识你到现在这些事儿，心里像装着小兔儿似的，老拱拱着，就怕你死活不答应。你不知道，你同意了，我有多么高兴，赶忙给家里写了信，领了证回来，天天盼着今天，还不止一次地想，到时候，好好跟你亲热，这些年生活亏欠你的，全给你补上。……哥，怎么样？补上点儿了吗？”郑士茂说：“补上了，不是补了一点儿，是补得足足的，全补上了，这些天，我就想，十几年里我一直不找，现在才明白，是等着你呀。能找上你，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份。我的命真好。”说着，搂紧了陆国群好一阵亲吻，又说：“妹妹，再亲也亲不够，我又想了。……”陆国群温柔地亲他，像哄小孩子似地拍着他的脊梁，说：“明晚吧，今晚你太累了，别累着了。你刚才不是说已经补足了吗，怎么又？”郑士茂说：“不行，我得让你再多补点儿，……再来一回吧，好妹妹，求你了。”陆国群说：“俺哥，头一晚上，你这没出息劲儿可全出来了。没办法儿，尽着你吧。真不知道这十几年你怎么熬过来的。”郑士茂说：“怎么熬的？就等着今天哩。有今天一晚上，值了。”说着，就又“开始”了。……郑士茂总算折腾完了，陆国群说：“好了，我让你弄散架儿了，你劲头儿真够大的。这还是在饥荒时期哩。”郑士茂说：“还不是咱们想办法儿，生产自救，才不挨饿了，再分点儿孬猪油，流青儿补补，要不然，满心里想，也没那劲头儿。你没听说，不光年纪大的，病病恙恙的，饿死了不少，年轻的，也饿垮了，不少女人不来月经了，还能弄这样的事儿。咱们是好命的。”陆国群往郑士茂怀里偎偎，说：“来到食品公司，遇上你，不管原先怎样，还是幸运的。”郑士茂亲亲她，说：“我才幸运哩。”郑士茂非得把胳膊放到陆国群脖子底下，搂着她睡，而且还不能穿内衣。陆国群只好依他，男人就是这样，有时简直像小孩子，你得依他，娇他，惯他。但郑士茂毕竟太累了，不大会儿，就沉沉地睡着了，还打起了唿噜。……陆国群却没一点儿睡意，她太兴奋，太快活，太激动了，心想，这个哥哥唿噜得这么响，我甭想睡了。她舍不得喊他，甚至不愿意动动他，他太累了，让他好好睡吧。陆国群偎在这个在她身上“疯”了半个晚上的男人，心里想，和季龙翔分开前两人最后亲热那一场之后，她曾不止一次地想，结束了，永远结束了，爱的戏剧，落幕了，永远地落幕了，……很长时间里，她不能想像跟季龙翔以外的另一个男人再有那种热烈的，如火如荼的，死去活来的爱了，甚至在和郑士茂定下这事之后，她还想，不过是找个伴儿，有个依靠儿，安个家，她也没奢望重温那种狂热的爱的快乐和幸福，离婚不久，在给季龙翔的信里，也说过这种想法。但没想到，今晚上，这个男人竟让她享受到了和季龙翔不一样，但一样是绝顶的快乐和幸福，是这个人的善良和无私的爱征服了她，让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他，让他快乐幸福，而他又用爱的暖流滋润了她干涸的心灵，唤回了她消遁了的对爱的欲求，让她不再只是个“女右派”，还是，仍然是一个女人！……她忍不住又轻轻亲吻着身边这个一丝不挂，坦露着，但又是如此诱人的男人。尽管世间有那么多不平，不公，不义，尽管自己无端地蒙冤受屈，尽管横逆连连，压力重重，尽管生计艰难，食不裹腹，尽管苦海无边，前途茫茫，但人生依然会有美好的闪光，仍然是值得留恋的。在和身边这个男人度过了这个美好的夜晚以后，陆国群感到自己的人生又多了一层意义，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地活下去，又多了一重理由。……
第二天晚上，两人亲热了好一阵，面对面地躺着，陆国群说：“哥，昨天晚上，你说跟运河他娘共总只‘那样儿’了几回，我就想问你，没好意思。我很好奇，一对青年男女，结婚了，睡在一张床上，你怎么会不搭理她？一点儿不动那心思？真的‘坐怀不乱’？她长得不好看？”郑士茂说：“长得倒还行—和你没法儿比，但是从心里憋扭，说实话，那时候心里老想着顾洁。”陆国群笑着问：“那怎么还是‘那样儿’了，还有了孩子，到了还是没忍住？”郑士茂像是做了什么瞎事儿，被人说着了似的，不好意思地说：“结婚时间久了，没孩子，老的生气，骂人，她就偷偷哭，好可怜。我也觉得那样下去不行了，也是热天，她老偎乎，两个人就……”陆国群问：“都那样了，不就有感情了？”郑士茂说：“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那样儿’那一会儿，也劝自己，从此跟她好了吧，但过后还是不行，还不等从她身上下来，心里就想顾洁了。到了城里，见了顾洁，就一点儿也不想她了，也巧儿，她很快就有‘喜’了，生了运河，我也觉得没压力了，两人就没大再‘那样儿’过。”陆国群说：“也难怪，你心里就只有那老板的闺女了。”郑士茂说：“对，明明和顾洁也没有任何约定，但是心里总觉得和家里媳妇儿好，对不起顾洁。”陆国群说：“你也真够痴心的。”郑士茂说：“我说个事儿，你别生气。”陆国群说：“说吧，你说什么，我都不生气。”郑士茂说：“你上了崮山来，我在县大礼堂里见到你，看了一眼，就觉得你像顾洁，这回黑子他们嚷嚷咱两人的事儿，我嘴上说不行，心里巴不得的……”陆国群撅了嘴，沉下脸来，气乎乎地说：“好啊，闹了半天，你说喜欢我，不是喜欢的陆国群，还是喜欢的顾洁呀。”说完，侧身朝里，背对着郑士茂，不吭声儿了。郑士茂慌了，忙去扳她的身子，说：“对不起，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我是从心里喜欢你，疼你，别生气了，好吗？”陆国群仍然不理他，郑士茂那么个大老爷们儿，急得要哭出来，抓了陆国群的手让她打他，陆国群“噗哧”笑了，转过身来，说：“看把你吓的，跟你闹着玩儿的，没关系，你就把我当顾洁也不要紧，我反正有人疼，有人爱，就行了。”说着，就亲了郑士茂一口，郑士茂说：“不是，真不是，哄你是小狗儿。我喜欢的就是你陆国群。”陆国群说：“好，你喜欢我，也捞着了，这回称心如意了。可是把老家你那个表姐给晾到一边儿了，那女人太苦了。你到底为什么不肯找她？她不漂亮？”郑士茂说：“你怎么了？净提我的‘漏壶’？不是给你说了吗？我就是看不上她，一想和她在一起，从心里憋扭，有头一个那个教训，我可知道，‘犟扭的瓜不甜’，找老婆，可不是上集上买猪秧子，随便对伙一个就行。这不，总算让我找着可心的了，这就叫—人家怎么说的来—‘苍天不负苦心人’。”陆国群说：“看把你美的。你是‘可心’了，那个苦苦等你的表姐怎么办？”郑士茂说：“你这人真够善的，这个没见过面的表姐算把你愁着了，那还不好办？咱结了婚，回老家，她看见咱已然花成蜜就了，她死了心，另找不就是了。”陆国群说：“说你胖，你就喘。还‘花成蜜就’了，真不知道你还会说这一套。”郑士茂把陆国群紧紧地搂在怀里，亲了又亲，说：“就是啊，找了你，就是‘花成蜜就’，心里就是又甜又美啊。” 就这样,陆国群到食品公司工作不久，就和郑士茂结了婚，他们一起回济宁看望老父亲，给运河办了迁户口的手续，两人跟老父亲商议，让他和运河一起去崮山，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好照顾。但运河不肯来崮山，老父亲说：“孩子不肯去，就先不去，我退休来家，待惯了，我可不去跟你们挤巴，孩子去，我也不放心。到时候再商量。” 两人从老家回来，开始了一家三口儿的和美生活儿。郑士茂很疼二强，二强也很快就腻歪上了这个不久前的伯伯，现在的爸爸。运河转成非农非户口，生产队里就不分给口粮了，他们得往家寄粮票儿，运河的定量是二十斤，但陆国群总是给寄二十五斤甚至三十斤，他们这边儿口粮就更紧了，郑士茂从集上买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往肚子里填，尽着他母子两人吃饱。陆国群仍然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要定期向公司党支部上报思想改造材料，再由公司党支部往上转报，但是，只要进了自己的小家那两间屋的门儿，陆国群就会高兴起来。
陆国群和郑士茂去济宁回来，安下心来以后，陆国群用了几个晚上，给季龙翔写了一封信，算是和他在感情上做个了断，请他对今后生活做自己的打算。写好了，又看了好几遍，才发了出去，过了几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给她和季龙翔带来了大麻烦，大灾难。
信是这样写的：
“翔：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翔’，而不会是别的。当我们已经正式分开，天各一方，特别是当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候，我想再跟你说说心里话，让你了解我的情况，好让你真正和‘昨天’告别，尽快开始新的生活。
翔，首先请你相信，我从来没有，今后更不会为我们的婚变而怨恨你，不论我们的生活目标，生活态度，对社会的看法和处世方式有多么不同，不论我们为此发生过多少争执，但我从未怨你，恨你，因为你天生是让我爱，而不是让我恨的。我知道，我也完全理解，你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有雄心，有抱负的男人，你不甘平庸，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这没一点儿错，你固深爱我，但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你生活的全部，你理应有自已的人生成就，前途和事业。如果我因为自己的爱情而死死缠住你，甚至苛求你为我牺牲，那就太自私了，我知道，从感情上，你同样不愿离婚，我深知你对我和孩子的感情，但是，如果我们不分开，看着你因为遭受歧视，打压，前途暗淡而愁眉不展，我会跟离婚一样甚至更痛苦。与其那祥，长痛不如短痛，还不如干脆分开的好。这就是我忍受住撕心裂肺般的痛苦，首先提出并坚持离婚的原因。从个人感情上来说，离婚的痛苦远大于死，但是，我和你谁都不能，不敢也不应该轻言“死”字，因为我们都有父母—你的对你满怀期望的父母，我的茹苦含辛的父母，虽然处境不同，但同样是父母；我们有自己的孩子—完全无辜的孩子，你还有心向往之，孜孜以求的事业和前程，所以我们必须忍受住剧烈的创痛，坚强地活下去，勇敢地面对人生。对于离婚，我谁都不怨，如果怨，只能怨我自己，怨我的家庭出身，我的个性，我的痴迷……但是，苦就苦在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究竟错在哪里，罪在何处,在反右运动过去两年多之后，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但又必须按照批判的口径违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认罪。因为有一种至高无上的逻辑决定着这一切，握有权力者代表着，垄断着真理，原则，政策以及对真理，原则，政策的解释权和实施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旦落网，就永远哭诉无门。我知道，我不是屈原，不是岳飞，几个决心置我于死地的人，也不是楚怀王，宋高宗，但是，我必须背负上永久的枷杠，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像宋朝的犯人被黥面一样，永远烙上了抹不去的印记，就像他们批判时说的‘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而且还要怏及亲人。逃无可逃，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因为死，会被谥以‘畏罪自杀’的恶名，使亲人，后代蒙羞，受辱，永难洗刷。所以，为这，我也必须活着，生不如死地活着。人生在世，因错罪受过和无罪而蒙冤，那感受和心情是全然不同的。因为后者让当事人从心理上彻底失掉了平衡的根基，就好比一个诚实的投资者却被劫掠一空，血本无归，不，比那还要悲惨一百倍。你在会场上，你走在路上，必须承受异样的，像看有害动物一样的目光，你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想，我大约命定是悲剧角色。顺便告诉你，那位在批判会上，仗义执言，为我辩护的时书记，在劳改中得了胆囊炎，肝炎，病情十分严重，而他是建国前的大学生，地下党！我常常觉得是我把他害了，并为此锥心地痛。环顾四周，看看崮山那些自已了解的右派，他们当中又有几人真的有罪？恰恰相反，他们多是善良的，正直的，忧国忧民的，诚实的，谔谔敢言的人，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右派’，他们只不过是‘正派’而已。但是，所有这些人，竟像打扫卫生一样，一笤帚被扫进了阴暗，肮脏的垃圾堆。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杰出人物相比，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子，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卒子，一个天真，轻信，不会察言观色，见风转舵，不知道瞻前顾后的‘傻丫头’而已。但是，我热爱灾难深重的祖国，苦难重重的人民，真诚地信仰共产党的宗旨，我曾为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前穿着补钉棉衣讲话的的照片感动得落泪，为陈老总的《赣南游击词》那些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诗句激动得夜不成寐，来崮山以后，我为贫下中农的苦情而难过，真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务，慷慨相助，我曾痴迷地决心为贫苦大众的解放贡献一生，可悲的是，我没有成为自己幻梦中的‘圣女’,反而被指为‘异教徒’而永远地，毫不容情地革出教门，成了一个丧家之犬，我是为投奔革命而来，但革命队伍已把我弃如敝屣，我像一只恋家的，忠实的小狗，被家主人狠狠地一脚踢开，只能可怜地，远远地望着那个曾经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热望的家，舔自己的伤口，流失望的泪水。……现在，我才意识到，鲁迅先生对那种对革命抱罗曼蒂克幻想的小资们的告诫和忠告是多么充满智慧，多有先见之明。我错就错在，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本不该这般痴迷，不该如此理想主义，这样执着于所谓‘真理’，‘正义’，也许，我本不具备献身革命的条件，我不够格儿，我是自作多情。你一心投身革命队伍，但那个革命队伍并不在乎你，像老百姓说的，‘大年五更打只兔子，有你也过年，没你也过年’。……对不起，我说得太远了，而且还写了不少犯忌的话，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也是这世上唯一可以说出全部心里话的人，这些话闷在心里，憋得难受，今天算是一吐为快。
翔，在我们离婚两年多之后，回首往事，我没有一时一刻为我们的相识，相爱，结合而后悔过，我一向，今后仍会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见到你之前，妈说我是个没心没肺的妮子，那些围在我身边打转儿，向我献殷勤的男孩子，我几乎没正眼看过，甚至觉得他们‘讨厌’，但是，突然间，当 人生途中出现了你，我却顷刻间就成了你的俘虏。你是我的初恋，大概也是我终生的至爱，当我沉浸在你的爱之中时，我甚至想，我整个人，就是为你而生的，我把自己全部献给你，甘之如饴，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我绝不懊悔。我知道，现在不是爱情至上的年代，我们不是梁祝，当身陷绝境的时候，我们连选择同归于尽（就感情而言，那真是我所愿）的权利都没有，因为社会给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任何人都别无选择—你看，我又扯远了。
翔，我们分开已经两年多了，你到地区工作，临走前去钢联看俺娘俩儿，我在工棚里，很不方便，也没说几句话，你就走了。你走后，我偷偷哭了好几回。我听人说，你现在还是一个人生活。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即使你不离开崮山，我们也没有复婚的可能，在你调离后，那就更没可能了。怎么能设想一个右派女人会被上调到地直机关呢？翔，别抱幻想了，赶快忘掉过去，忘掉我，开始新的生活。你是一个男人，你结过婚，你需要女人的关爱，我比谁都清楚这一点，我一想到你工作了一天，回到宿舍，孤孤单单，冷锅凉灶，衣衫不整，就十分心疼。请你赶快找个‘对象’，让她代替我疼你，爱你，当然，你也应该像疼我，爱我一样疼她，爱她，我真诚地为这个人，为你们祝福。我并不嫉妒她，因为你最好的年华，青春，最热烈的 爱早已给过我了，我知足了。至于我，来到县食品公司之后，虽然是戴罪之身，但却受到公司领导和多数人特别是我的工作单位—二库的主任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尽管自己觉得抬不起头来，但人际环境却宽松多了。最近，二库的工友努力撮合，我和二库的主任（名叫郑士茂，年近四十岁，已失家十几年）确定了婚姻关系，并于前不久结了婚。郑士茂是个好心人，对我和二强很关心，帮助很大。我想了又想，觉得我要再组织个家庭，这个人是个合适的人。我肯定不是为了报答他的帮助而违心地委身于他，而是因为，首先，他是真心喜欢我，真诚地想对我好，而我也觉得他人好，是个依靠儿。在青春年华逝去，经历了如此惨烈的劫难之后，我不会再奢望我们之间那种狂热的爱。在我们分开后，我确实想过，除了你，我大约今生不会对另外一个男人再有那种感情，更不用说‘激情’了，但是，两年多孤苦无依的生活，我又确实感到需要一个‘伴儿’，一个单身女人，太苦，太苦了。寒风呼啸，我需要温暖，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和二强蜷缩在墙角儿里瑟瑟发抖，我们需要一个‘依靠’。还有，一个‘寡妇’，我也无法长时间忍受男人们内涵复杂的眼光和女人们的无事生非，我希望在这个‘合适’的人的庇护下，从人们的关注中消失，让大家尽快忘掉那个众人注目的‘出水芙蓉’，忘掉那个名噪一时，身披‘画皮’的女右派。同时请你相信，他一定会善待二强，我也希望你在确定‘对象’的时候，长相固然要考虑，但心地更重要，她应该是个善良宽厚的人，对大壮视如己出，我想你们会有自己的孩子，我当然不希望大壮有一个狠心的‘后娘’。当然，我这一定是多虑了，请你和你未来的妻子原谅我的直率。
翔，以上是我为了让你忘掉我而写给你的最后的一封信，看后请即烧掉，切切。
翔，别了，永远地别了，紧握你的手，祝你保重.
陆国群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