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行健到刘晓波--两个64后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付明泉
2010年深秋
刘晓波,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成为继作家高行健后因涉及六四事件第二个获得国际诺贝尔奖的人。我相信,这个奖,国内媒体将一如既往和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是不会报道的。因为诺贝尔文学和政治奖被认为是有强烈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在其中的。高行健和刘晓波不同还有就是,高行健获奖时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而刘晓波现在依然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人。但是不论高行健是否流亡和放弃国籍,我相信他都深信自己是永远的中国人。
不论如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依然将成为一件无法忽略的历史事件,将记载进入历史,就如克林顿所说,我们通过阅读书籍来了解历史,而我们的所作所为将成为孩子们读到的历史。 刘晓波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回北京参加和后期领导了六四运动,更重要的是,他在六四后的20年始终不懈的为和平争取民主而呐喊,为此,他被限制居住,被限制行动,直到2008年因为一个没有太多实质内容的只是重复孙中山等100多年前的护法运动形式的《08宪章》而被正式逮捕,并在2009年被判刑了11年,成为中国当代首位因言获罪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中国从80年代的《河殇》系列片开始,知识分子开始了要求争取民主和实现政治进步的诉求,但是在一党制之下,这种发声是被严格禁止的,或者有限度的禁止。在1989年那次要求惩治改革腐败和官倒的民主政治运动后,全国出现了“回避谈政治”,“谈政治恐怖,谈发财光荣,谈情色无罪,谈娱乐普遍”的全民发财梦时代。政治成了禁区,民主成了禁止语,任何谈这样的话的人都被斥责为外国走卒民运分子反华势力而被训斥,而在这样的空气中,能保持发声的知识分子已经在中国大陆几乎消失。
但是对民主的诉求依然不会停止,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道,不论其有多少迷惑、弱点和缺点。从君权神授到一个变换的人民万岁,人们更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天下为公民众为天的大道,当然,这个道的实现,在世界都是很难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封建王朝和传统的岁月就更难上加难。
尽管中国大陆媒体,很多其他不同意见的人,还会攻击刘晓波或者对其抨击,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就是,刘晓波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阶段鼓吹民主的标志性人物,他会被记载入历史,他已经并将会继续对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走向产生巨大影响力和冲击。我曾写过一篇《理想主义在中华大地的绝唱》文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003&postID=32859
的结尾说过这样一句话,也是我一直深信的,那就是:“中华大地的民主民生民权的理想主义,会不断的唱响,远没有成为绝唱,不仅没有成为绝唱,而且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序幕,而不是高潮。这只是因为,这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是一个坚韧的民族,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民族,是一个人才辈出,智者云集的民族,是一个从2000年前就有着大同社会梦想的民族,是一个反对内外压迫的民族,是一个有着梦想和理想主义民族,是一个的勤劳和善于反思的民族,也正因如此,中华大地的理想主义一定会被发扬光大,也一定有一天,理想主义和现实会很自然的结合起来,任何特权,官僚和亵渎民众的权贵都无法不会也绝对不能长期骑在民众的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