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读:公民腐败是官员腐败的真正基础

来源: 咪呜 2009-07-27 06:00:32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4349 bytes)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链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3167

全文如下:
“关于腐败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描述的最为经典。亚里士多德认为,不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城邦的使命都在于尊重、发展和提高公共性。“如果私利取代了公益,欲望取代了荣誉,嘲笑不幸取代了嘲笑作奸犯科”,上述正统政体就会相应的堕落为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以及平民政体。腐败即为政体的堕落,它是正义和公共精神的丧失。近世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作了发挥:异化作为事物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普遍存在;公共权力背离公共性作为权力的异化即为权力腐败。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定义抓住了腐败问题的实质。于是,政治学语境中的腐败等同于公权力腐败进而等同于官员腐败。事实上,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腐败定义是执一端而未顾其余。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说,马克思犯了“片面论”的形而上学错误;他只抓住了官员腐败,而没有剑指公民腐败。而逻辑与历史反复证明,公民腐败是官员腐败的真正社会基础。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只有天使和野兽才会离群索居。人的本质不是在私域而是在公域中才能够实现。因此,与官员权力乃天下公器相对应,公民权利亦有公共性的属性。官员以其公权力实现公共性,公民以其公权利实现公共性。一个社会的政治腐败不仅意指官员腐败,也指向公共权利的腐败即公民腐败。

  权利的公共性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理解。借助柏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分类,我们可以将积极意义上的公共权利理解为“beone’srightsonlytodo……”,即“只有做……才是某人的权利”;可以将消极意义上的公共权利理解为“beone’srightsfrom……”,即“只要不做(事情)……(其余都)是某人的权利”。

  与权利公共性的两个层次相联系,公民腐败存在两种类型。一是,积极意义上的公共权利不作为的腐败。公民“各人只扫门前雪,不管大雪天上飞”,在强大的公共权力面前集体失语或者集体等着搭便车。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天塌下来不是有高个子顶就是有小个子顶,反正我不顶。正是这种汲汲于私域权利或私域利益的公民太多,公共权力才逐渐演变为面目可憎的利维坦而毫无阻力。洛克认为,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利都具有维护社会共同体健康发展的契约强制力(权力的强制力不言而喻,公共权利的强制力洛克将之表述为公民的最终起义权)。二者是两促进、两发展的。公共权利不作为的腐败结果使得公共权力失去了制约它的铁笼子。二是,消极意义上的公共权利滥作为的腐败。这种腐败更为可怕,公民已经丧失“最低限度”的公共性。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谈及的少年周处曾与水中蛟、山中虎并称为“三横”,因为他暴犯百姓,与民间利维坦无异。显然,这样的公民处江湖之远亦天天挖社会共同体的墙角,居庙堂之高则直接演变为鱼肉民众的腐败官员。

  胡适曾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公民们缺乏公共精神日久,会慢慢堕落成依附公共权力的臣民。面对个别敢于行使自己公共权利的公民,他们不仅沦为麻木的看客,甚至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爆发而成为政治利维坦的帮凶。至于那些作为民间利维坦的公民们已经成为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描述的搏命集团。他们或者啸聚山林、小巷、车站、菜市场等等与公共权力划地而享,或者整天梦想着“朝为天舍郎,暮登天子堂”,早日加入公共权力利维坦的行列。在他们心中,天子者,为兵强马壮者是也。在他们心中,公共性早就死了,或者说,在他们心中公共性从来就没有活过。他们是腐败官员源源不断的接帮人。

  因此,惩治腐败仅仅局限在官员自身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只有改造公民,让公民真正乐意享用自己的公共权利才是王道。 公民不腐败了,官员的体制性腐败也就风吹灯灭了。

  古有《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近有陈独秀:伦理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真理是矣。”

附注:这是一篇看似荒唐的文章。但当你看到文章结尾的时候,你开始明白问题的关键:公民意识。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

中国人民没有受过公民教育,所以,没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意识。中国的老百姓认为自己就是被统治的,所以,他们会说,清天大老爷,你要为我作主啊!他们要清官,要好皇帝。而当官的,也以替老百姓做主为己任。这就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多么天衣合缝的中国家天下的文化。所以,才有“我们中国社会的很多时候,统治者操蛋,被统治者也操蛋。操蛋对操蛋,只能再生大混蛋。我几次梦见阿Q革命,每次都不进步,次次都只做三件事:抢了财主,娶了吴妈,奴了小D。最后还是人家“假洋鬼子”从西洋留学回来,大骂道:“阿Q?他也配?”连圆也不要阿Q画了,只掏出个小撸子,射出个小黑枣儿,就结果了阿Q。一切,就又都换了主。”
现在,是文化现代化的时候了。可惜,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倒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当权者用它几乎垄断的“宣传教育工具”来进行公民教育。不知道是意识问题,还是权威问题,还是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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