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的《通往直觉》第一部分：（深化篇）

上篇指出了直觉的实际应用，而非使用着某种理论。如今要深化这种直觉论――因为直觉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本身”。这篇实际上也就是理论篇；不过由于理论这一称谓，给人予一种堂而皇之的感觉，所以采用“深化”这一代号。也的确，我始终忠于我的生命意识，理论只是给于我一种看透生命的基本前提――不了解生命的，理论本身和理论的内在结果（也就是相关的各种结论）仅仅是人的心理作用。这是因为，人心不代表人理；理论只是在理（立）在论。于是所论的，与其说是理本身，到不如是反映了力度本身――而力度就是人的内心的心理度。但是揭穿人心的结构化方向：也就是心理化（心里话）方向，人心的力度；我们就能够明白人理的痕迹――这种揭穿，并不是为了反对结构而提倡另外结构；而是为了不进入文字的文明规律，也就是文明内的各种结构“象征”，从而单从文字联系的认为（人为）方式来揭破人类使用文字的心理意图。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直觉，它本身就不是与理性感性，甚至意志相通的“过程”。理性或感性，在理论论述中，不论是论述的“市场需要”，还是其过程的逻辑联系，甚至是当其表达了某种范畴结果，它们永远是“它们”，永远是一种心理形象――因为理性和感性，只有使用在理论结构中才能构成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也就是说，感性或理性，都是作为立论的（＝理论的）心理前提才具有“人的”结构意义：它们的存在都是心理结构，以至于构成了结构本身的心理意义。所以当人使用着自己的理性或感性，其实就是在某种结构中使用着；这也意味着：人们必须在理性或感性的结构化中让自己与它们一同结构化，才能使用着的“心理工具”。所以为了表达直觉生命与诸如理性人道或感性本能等等的心理意义，我们必须从“结构的心理意义”来开始我们的内在区别。顺便加以注释：理性人道或感性本能，这一称谓并不是为了某种文字游戏――因为理论上或结构上的“理性”，往往就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两者往往是统一的，或同一的）才能沟通的“媒介”，当我们的文明在使用着“理性”时，往往就是（意味着）某种人文的力量，精神的智慧，理论的内在秩序，人道的形象意义等形式或形态；而感性，它首先是出自于浪漫主义的想象论，以至于使到一般所谓的感性就只能与人的“心理本能”或想象能力相联系，这也就是我使用着“感性本能”来总概自古以来的本质意义（也就是文明意义）。
　　结构，本身不是偶然的。我们都是在各种“形态”结构中生活着思考着甚至“使用着自己”。都市化，社会化，行政化，文明化，意义化，人道化，民主化，自由化，理性化，科技化，统一化，多元化，人性化，相对化，个人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实实在在说明了“结构化”的无处不在；但也同时说明了这些变化的各种因素中，每一个因素都是结构化本身的特定活动或特定方式。结构，并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心理的产物。这并不是说：结构就是一种心理学。我只是在说，人的心理因素――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人性方式――有意无意地在让自己的思想活动“异化成”不同形态或层次的结构意义。为了避免抽象论证，就拿我们“半熟悉”的汉语结构来说明我们的世界观趋势吧。例如这句话：
　哭了呀
从语法结构而言，我们都知道它在表述一种情感态度。可是我们是否知道，我们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并不是因为首先“哭”的动词所指示我们的，而是因为句子中的“呀”让我们明白它对整个动作的语气形式和语气关系。如果我们个别分析句中的三种成分或因素，按照语法结构的逻辑秩序或约定成俗，其“体”范畴是：动词＋助词＋语气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人或华人，首先是注意或注重自己的动作，才接着是自己的动作的某种形象。更深入地说，我们的内心－－也就是学术界所称谓的“文明心理结构”――都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应的“帮助”：“了”，来表达或反映我们的内在企盼。可是如果按照这种分析的形式及其结果，我也可以说，在汉字的结构中，我们是个没有情感的动物――至少不是以情感来作为我们的内心主轴。在以上的句子中，“哭”不是情感流露吗？可是为什么当其表现在句子结构中时，却是“首先”作为动词来表现，并且必须知道用“呀”才能“完整呈现”我们从这种动态中所衍生出的情感度数呢？
　　于是，到底是语法决定了我们对相关意义的范畴定论，还是我们的范畴感官决定了语法结构的根本秩序――而非“原本因素”？到底是我们生产结构的某种需要，还是需要让我们生产着自己的各种的结构生产？结构，作为人的心理意义，它从哪里来？
　　回答最后问题，就是解答所有问题的关键。因为是人按照内心的某种深层意图来“制造”有形无形的结构形态――作为需要的结构而言，也作为一种结构的内在需要来反映。在这过程当中：制造的制，深层的深，形态的形，意图的图――这些关键字眼都是我们从中明白到“结构”的诞生渊源，或者说是结构的内在动力。
　　我可以从不同的方式谈论“结构”的各种来源或去向，正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谈论“直觉”的各种内涵。文明有多丰富，“结构”就有多丰富；文明有多复杂，“结构”就有多复杂；甚至文明有多悖论，“结构”也就多悖论。对这些结构的揭示，不仅仅靠方式来解释；虽然结构的各种方式使我们可以以各种方式来谈论结构本身，但是有些结构意义必须在我的直觉过程中才能凸现出来，正如我对佛洛伊德的有些段落“摘要选取”的“加以解构”――它作为一种分析的必要眼光，已经超越了佛洛伊德本人的理论特定内涵；而凸现了我对人类心理中的生命意象的某种领悟力――在如此的解构型的分析分解中，心理学的话语将“还原到”生活心态的某种内在关联性。心理就不再是主观的描述功能，而是人类生活中的密码设计――成为了话语内心的言意折射：正如“部分的自我”就不再是心理学的范畴功能或其意义，而是人类内心中对自己所创造的不同领域的“各种趋向”或多元倾向的“生命特征”。于是，直觉对结构的分析分解，就不仅仅是为了反映了文明人的迷失者的疯狂元素（也就是建构行为中的虚无主义单位），也是为了使该元素“内引出”与元素不相关――但又是“隐藏”在元素中的“内在密码”――的生命因素。正如对“部分自我”的分析分解，不单让我们明白人类内心的自我变化的来龙去脉，也让我深刻体悟到：人类的这种分裂的自我倾向，不单印证了自我迷失的根据和基本原因，但是也反面地反映了“方向即生命”――就是因为生命内在地是方向，但是人类又不了解这种方向，所以生命的内在方向只好因为人们的不了解而“无意识地”将自我心理的各种单位，如文明成果，成为了心理对自我设定的想象性（但又是必须的）“方向需要”。这种方向并不是方向――严格而言――而是构成了我们一般所谓的“心理方面”。也就是说，对生命的不了解，使到“方向”被人类的自我心理的“设定需要”而“被构制成”了我们对人性理解的心理方面。方向，本身是没有结构可言的；但是失去了方向，虽然生命的“内在方向”仍然“无意间”透过我们所结构化的范畴性话语中来表达自己的原本本质，可是我们从不自觉而让这种方向“被我们视为”自己的心理问题因素。
　　不过，结构的历史的最早表现，往往由战争来提供各种结构化的机会。这似乎不可思议；不过的确如此。想想“种族”，“部落”，氏族，这些词汇不就是从战争中发明出来的心理产物吗？而这些心理产物，作为结构化的基础方式而言，往往就是与：种类，位置，无形手段，安全区域等等相对应，相同构。
　　举例而言：文明中的任何名词不都是在“种类”的名目下反映出来的么？试想想，与种族“相当的”社会（化）身份：学生，知识分子，保守分子，激进分子，不同类型的工作人士，政党，各种组织团体――它们不都是因为种类而具有身份关系，以至于社会关系的吗？种类，身份，关系：这三者在层次上有区别形式或意义，但是其“生命表现”本性却有共同的“构成对象”。

　　还有每一次“不同形式的”战争，不就是为了表明或“某种证明”――让“各种位置”集中到（也就是收编到）人内心内的“完全区域”内吗？我们所谓的：范围，设定，规划（尤其是，城市规划），知识分类等“制造”，不都是由于被一种“心理需要”称谓所建构出来的“安全区域”吗？例如，我们对他人的批评，不就是（按照社会化程度来“幻想出”）对他人的恐惧或厌恶（延误），以至于对他人的区分与控制吗？――而这种批评形态，与我们在上班时上司与下属之间所使用着的“微妙态度”，在总体心理类型上有什么不同本质的区别意义呢？――
　　因为我们的社会心理为他人或自己有意无意地规划出相应的形式化要求；但仅仅是形式化上的。正如以下懒惰的定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就是自己对自己的选择。可是这种定论的武断类型，与其说是诸如自己负责任，倒不如说是“企图”将生活与选择的关系“仅仅锁定”在个别人的人格倾向上――从而企图无意识地掩盖自己的个别动机；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自我选择，实际上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合理化自己有动机的“懂事意图”：我们的意图，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态度。。。。。。而我们所谓的生活态度，其实从根本心理类型而言，就是我们对各种机会的侥幸心理和愤愤不平：我们不都是在妒忌别人的一帆风顺的心理状态下，不断地呐喊自己对自己机会的争取作风吗？可见：态度，呐喊，争取，机会等等称谓，其背后往往由例如“妒忌的意图”来这样那样地透过“不同类型”生活行为来反映出来。
　　从以上的基本分析性揭露而言，战争与结构之间脱离不了关系。我们很难说谁决定谁：它们很多时候都是平行式地交错发展的；但又是不大明显的。粗鲁地（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粗略或大略地）说：战争发明了结构，而结构却深化了对战争的需要――但是这种说法或评论，只能从“生命的心理状态”这个迷失者的内心动机论来反映，却不能首先当作是一种范畴型定论――而且这种战争类型的“需要”，不仅仅是人身攻击的战争，也包括了思想的斗争，自由的反对，固执的保守，文化霸权，社会改革，宗教复兴等等都是战争的“心理”
　　在结构与战争之间，以貌取人，自私自利，心理报复，思想复仇，不择手段――这些人性变化，都是促成了结构与战争的内在复杂性。人性的变化就是人性的自我封闭。因为它们在大地中不断生产区域，也在区域中不断“制造”自己的大地。“区域”，首先不是地理的方式，而是人类自我划分，自我分裂的心理语言。人对自然的斗争（包括不同文明对之的合理化步骤），人对自己或他人的较量比较，这些都是“区域”的隐秘密码。区域与人性与结构之间，不仅仅是三胞胎，也存在“微妙的”同构关系。
　　为什么如此？看看以下我对人类认识的文字经验：
　　作对的事往往会得罪许多的小人和君子，因为他们不喜欢直接的行为，却喜欢客观的（可观的）表象。
　　当人询问人生的目的时，并不是要人生，而是寻找自己的规则及其野心的手段方式：一种被社会合理化成“实践方式”的堂而皇之名目。
　　人性的本质：一方面向内建造自己的管理亡国，另一方面又向外追求自己的野心领域（被他们称为“视野”＝事业的，“诡辩术”）
　　人性的真实性在于只会隐藏自己，却不会压抑自己――因为他们总有机会达成“自己的手段型目标”
　　有的人以劳力获得世界；有的人以能力赚取世界；有的人以权力分配世界；有的人以武力强夺世界；有的人以身份贿赂世界；有的人以语言分工世界；有的人以物质挤满世界；有的人以契机报复世界。
　　
　　不过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主题：人性如何建构自己的结构，以至于被结构所玩弄？
　　我们的思维特性，实际上就是由我们的心理需要所暗化出的，作为内心意图工具的“现象学”，诸如认知心理学，语言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同形式中的相同“意义对应”。也就是说，思维就是我们各人心理的“装饰品”。思维，视为，侍卫，示威――它们都是同一家族的“风格”，因为人性心理往往将自己的“原始意图”化作不同的声音形式来分化自己的“自我味道”。――在意图中，每一种化作都是“为了”分化；要不然就不叫做“为了”――这就是我对佛洛伊德段落中的“作家不同部分自我”之分裂论点所洞察到的人类原始心理――不仅仅是“基本心理”因素就能够完全说明或描述的。将这个论点说得更生活化：为什么我们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本意义？不就是因为任何的“文化分为”＝“文化氛围”吗？而氛围，不就是一种人心的构成物或所谓的“物化物”吗？这也意味着，统一的自我给自己的“氛围”分裂出最基本的两种的部分自我：物质的部分自我，以及精神的部分自我――这就是我们的“内心机制”对文化分为的基本无意识，因为自我都是无意识的――从分裂的“心理需要”或构成需要而言。分裂与分类有某种关系：分裂的声音形式为fen lie，但是分类的声音形式刚好就是最后一个字的“倒转”，即：从lie到lei。这并不是偶然的游戏规则。因为每一种诡辩，都是在兑换词语的“意图”中来表明自己的“声音差异”；正如一切的认为，也就是一切的人为――都是作为“为人”这种声音型要求而凸现出来的，由相互关系的兑换词组来达至的。更简单言，我们所谓的人格或社会态度，实际上就是按照每个人对声音差异的不同“玩味”所建构出来的［“一种”社会心理方式］――因为我们的社会心理就是我们的声音游戏。
　　但是讽刺的是，我们的游戏心理，仅仅是为了例如“说话乐趣的规律”，却没有勇气揭示社会结构的内在规律：这就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人性的自我封闭中的自我诡辩的“原始意图”“游戏”。如果要用一种比喻来概括这种游戏心理的人性形象，那就是：人性就象一堵墙壁，你打它越多，痛的是你而不是墙壁――所以你只好粉刷或，叫比这道墙壁更强大的“工程武器”，例如电钻，来“拆穿”墙壁的厚度――这也说明，也就是暗示了：社会的强制力量或伪装能力的各种渊源。也道出了人性的悲剧形式，即我们时常说的：不进棺材不掉泪
　　思想就是心理的声音。那么，我们的“声音心理”对事物的“原本真实”（相对于文字游戏的必需品的策略形式而言），往往会使语言中那种描述的真实功能受到扭曲或变异。原因有两种：
　　第一，把语言当作功能，也就是我们以为自己的各种公用或用处和本能或能力，就等同于事物本身的关系意义。因为我们的“以为”，就是我们的一味，意味――也就都是我们所以之认为的心理设想。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事物都异化成“类似自己的”不同功能意义；因为我们所谓的事物“关系”，其所表示的自我心理，都意味着自己的功能形式。我们的心理时常地（失常地）设想：希望自己的功能“要求”就是事物为我们而为的功能关系――原来我们一路来，将自己的要求当作是事物本身的内在关系，这就正如每个无耻的男人天生地以为女人的天性或存在关系就是因为男人对其肉体的占有欲要求才显明出来的：女人的内在，就是（也就是：必须是）由男人的天生肉体来占有的“一种游戏筹码”。无耻的天生，渴望游戏着女人的天“性”－－天生对天性，简直就是纠缠不清。
　　第二，语言的功能，就意味着我们说话时所希望的速度和密度；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自身或人类的思维活动，在密度与速度上常常超越了事物的真实尺度――这不是思维的问题，而是思维所活动着的根源的问题。从语法结构而言，思维活动的“思维”就是摆在那里的固定东西，只有其中的“活动”才决定了思维的形态和方向。而且思维的思，从田从心，并且还是心被田压着，或者田放在心中之上――这就说明了，汉字中的“心”从来就不是独立自主的东西；都需要方向，需要对象。从隐喻方式来说，“田”也可以视为某种结构方式。于是思维的思，就是指称了我们的心只能在某种“田地”（结构）中才能构成“思”的意义或对象――因为思本身就是对象。可见我们的汉字向来似乎不擅长“独立”，所以汉字只能从自身的象形基础上创造（也就是“指事”）其他有内涵的构成物或“对应物”。于是我们才说“思维”――思有所维――转化后又可以同时表示相等形式，即“是有所为”。思有所维＝是有所为――从心理意义而言。
　　以上的分析所意义着的也就是在反映了，这正如我们一直（冲动地）追求自己的语言忙碌，希望它能达到高度普遍的，自由的批判纬度一样；我们也只求自己的思想语言，但是忽略了对事物本身的真正耐心的准确度。在这变异中，在追求（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是主题（主体），事物成为了思想的课题（客体）。主题决定了主体与客体－－这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结构化的前后心理变化的根本因素。因为思想的课题，也就是意味着语言的思维化（也就是形式化）。
　　“人思想着”，当这种富有或反映了原本的完全生命却因为自私的自我封闭所一味要的某种方法论说明，以至于被叙述理解为某种逻辑步骤，范畴过程或历史表现力时，思想就很“容易”退避到各种各样的“角落”中――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一种”纯属虚构的形式］：如猜想，假说（枷锁），常识（尝试），辩论，分门别类，推论，结论，意见（一件），观点，演说等等。如此，思想就很容易因人的多元化色彩，而使自身的多元化意义达到“物化”的境界，形成了多重矛盾的对立斗争当中――这又如当一个人拥有许多的人格手段时（人格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生存的手段“形式”），就会使自己的精神状态进入混沌迷乱的境界一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习惯”生成物）――在这种斗争中，思想的最高表现不再是对其自身的反思，而只不过是一种被代替了的精神游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世界观等等的理念或理想形式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的实在性表达了形态堕落的表述功能，以至于真实本身沦为语言自身的言语（建构）方式。
　　由此可见，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或其判断是绝对的，如果这世界上所存在着的任何形式，任何具体性，甚至任何价值意义都是相对的话，那么这也意味着即使“大便”都要用自己的观念来“大便”了。或用“不同的”观念来选择自己的粪便处理。可是只要是建构的，就有问题――因为人们是（觉得）有了某种问题，才建构着某种建构的。那么建构，从生命而言，它又是从哪里来？这就与人们的虚无主义的自我超越心态相关了。
　　人始终都知道自己的限制，同时他的心灵却始终都不承认，以至于始终企图“破坏”――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企盼着的“超越”――人的企盼就是人的企图――这种种的限制。对人而言，承认限制，就是“意味着”无法发挥自己的企图：人类的企图，一路来“就是”破坏，也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限制。这就是人之所以怨恨的真正因素，也就是“原有动机”：不承认即怨恨，因为在怨恨中（疯狂地）看重对自己企图的迷恋。悖论的是：人的企图导致了人的歧途――这就是一切虚无主义的真正本质，因为它是真正的“原来如此”（而不是“本来如此”）。
　　可是人一直想要在原来如此中否定自己的动机,所以创造了自己另外一个的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到最后都是原来如此，因为原来如此即“到最后都是”。当人们一直想超越这种导致自己不满意的怨恨形式时，他就必须为自己“准备”各种的外在工具性条件，或者借着某种媒介，中介，手段，方法，方式，管道，策略，步骤等等形式，而使自己突现的“变化无穷”――最后一句话有许多可分析的，也就是可“直觉揭示”的：人的企图演变成人的工具；人的条件更加反映了人的企图“设定”――以至于“
企图设定”――企图与条件与工具的同时结合，就发生了人的手段“形式”，以至于“手段形式”：手段与企图互为表里，正如设定与条件也是互为表里。但是手段越多，条件越密，设定越严酷，人不仅仅只是制造了形式，也使到自己被自己的制造“所形式化”――以至于预言了卡西尔所说的“人是符号的动物”，也预言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甚至是解构主义对“人”的不信任――人创造了历史，但是由于自己对自己的无耻背叛，结果被历史和文明所背叛。哈哈，害人不成反害己；这就是人类自己对自己的因果报应――因为生命，从来就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背叛生命，“到最后都是”背叛自己的心理限度；因为背叛，本身“到最后都是”“原来如此”的。欺山莫欺水，同样，欺人莫欺生命言语；或者，欺“本来如此”莫欺“原来如此”。
　　这就是人之诡诈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表现，称之为“世俗的智慧”；因为人基本上都是“不诚实的”，在各种社会（关系）压力中都不能安分守己地做“一个人”。对他们来说，以上这种“变化无穷”就意味着生活精彩，超越自我，自我提升，自我改变，自我内联，自我展现（也就是，自我“战线”）等等，属于高级层次的精神活动。他们的精神创造了自己的物质基础，但是又害怕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同构关系――这真是到头来脱离不了如来佛的五指山――也就是自己对自己安排的超越所导致的“原来如此叛变”――也就是生命叛变。


（一）



　　也许看到这里，你们一定反应很大――我太了解你们了――不是说我悲观，就是说我极端；甚至还用什么社会经验来为我“教化”，要不然就是跟旁边的人说“不要理睬他，他是无能的，多余的，淘汰的”－－这些反应，无论是采取什么形式，我的直觉都能看穿其中的“各种不负责任管道”。因为人类害怕自己的本相，正如人类看到太阳时就会觉得“太阳太刺眼了”（这也意味着他的内心说“我需要黑夜的光明”）。讨厌太阳的人，就是不想了解自己的人：所以人们采用房子来防止太阳的激烈――房子就是防止，因为其中的关系由“为了”来构成的。
　　我就是反社会的，但不是由于性格的缘故。性格，它是社会的产物，跟生命无关。我的反社会，并不是由于社会性格所致，乃是由于“直觉生命”所引发出来的“看透里（力）”。我对以上的批评解构，不是由于知识，乃是由于直觉能力。我对社会的敏感，并不是由于我拥有了社会的神经质；而是因为生命本来就是敏感的。例如，如果我突然以憎恨的眼神来回避你的笑容时，你即使不说也会敏感得到。可是这种敏感度，整个社会机制都“只会让我们相信”这是社会经验所提供的，是社会心理的“一种
”性质，也就是社会教育要让我们明白到的“人性因素”。可是我们忘记了，所谓的“社会”，其涵义根本不是显示我们所知道的――反而是“利用了我们的生命敏感度”来显示我们原本就已经知道的“应该知道”。正如小孩子的天真，实际上并不是社会“所定义的”天真；小孩子的天真，虽然是由于我们的内心的社会压力所产生的一种羡慕心理，但是为什么不说“我们也渴望的天真”却由于红尘的沾污而让我们“只有面对孩子天真时”才能唤醒的原有记忆呢？也就是说，我们对天真的羡慕，并不是由于我们感到我们没有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内在生命在暗示我们“其实我们还有（保留的）”――还有，这种记忆，从生命而言，实际上就意味着“还保留着”。小孩子的天真，是我们“原本就已经知道的”，但是社会只是告诉――也就是自私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放不开才会有的羡慕心理，也就是只是“警告”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即：必须成长社会才会容纳你的改变。从此，对原本就已经知道的答案，现在却变成了应该知道的“心理目的”。――我们就是失去了生命的答案，才会相信社会提供给于我们的“应该知道心理”：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社会，它“‘利用了我们的生命敏感度’来显示我们原本就已经知道的‘应该知道’”――我们只有从自己的“他们”，变成社会的“它”，它才会接受我们的“他”。

　　我的确是反社会的。但是这只是因为我还保留着“生命度的情感”。我喜欢哭，因为我明白别人的哭，也明白别人所不明白也就是无法明白的“真哭”。我就是哭：在哭中，我才了解自己的情感所应该丰富的地方。只有在哭中，我才能“深刻发现”人的生命的原有深处而非深度。只有在哭中，我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意识――但是伪装只能让我更向社会的“隐藏力量”发展――这种洞穿力，这种生命领悟力，你们这些拥有社会意识的人士，是否有我这种“生命关怀”呢？你们绝对没有，因为你们是去了“真哭”，只剩下“有选择地哭”，这就是你们的残忍――对生命丰富的残忍“剥削”。与其说我是反动分子，忧郁分子；倒不说你们是“目中无人”。你们活着就是死人样－－因为你们将“死亡”这种封闭区域封闭在自我封闭中，这也就是我常认为地“说”：人类的自我表达往往是在背叛了自我的表达来表达自己的自我表达。正如英国浪漫主义哲学家柯勒律治曾经“所唠叨的”：
　“为了形成一个概念，我们必须寻找种类……但是为了实践目的
　　，我们必须参照事物的度……相似的地方越多，越让人难以忍
　　受”（赛缪尔8226;泰勒8226;柯勒律治，，英国拉曼8226;塞
　　尔登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
　　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页19）
于是我的直觉，就是在哭中“复活”的；而不是发展起来的。复活，就是将被丢弃的内涵“引出来”；但是所谓的发展，却是以牺牲内涵来强调（也就是强化）事物本身的利益的“速度型变化”。你们要自己发展，自己变化――那是你们的私事――但是你们没有资格藐视“被你们所丢弃，但是又有人执著于”其生命原有性的直觉到的“人”－－你们是人士，但是只有他才是“人”：不多也不少。

　　现在是时候给那些想要发现生命内涵的“人”讲讲直觉生命的各种“内渡”了。请记得几点：
·
所谓直觉，就是“放弃价值判断，仔细分析”。仔细分析不是定语，而是形容词，相当于：谨慎，默想，内心体悟，对社会文字之各种含义的敏感度，打破砂锅问到底等等“生命意识”。
·
在直觉过程中，遇上了无法回答的“神秘色彩”，就保留“直觉到”的问题反思：如，为什么文字往往被人当作是一种意义表达呢？是什么动机让人类活在斗争的必然命运中呢？什么叫这是我们的命运呢？等等类似的生命问题
·
只有“恢复”（而非获得或掌握）原有的“生命情感”，直觉才是可以“说明的”内在敏感。因为直觉即生命感情――但并不是说：这是生命需要的。
·
直觉的目的，并不是首先为了“批判”社会，乃是为了发现人的生命密码。因为直觉是生命的味道，而“批判”永远只能是或停留在某种固定的社会心理的“灌输之下”
·
虽然直觉是从反抗社会开始的，但是反抗社会并不是等同于社会反抗――因为每个人都是借着例如民主自由来个人化地进行这样那样的社会反抗；但是没有人真正为了“人的生命”而“内化”出对整体社会的整体人性心理的反抗精神――我们的反抗永远只是反抗力量，但不是反抗精神。但直觉，却永远首先作为“生命的”精神来表现出对社会的结构性反抗，因为它“知道”与这种结构相应的心理化变化及其根本动机。
以上这些概括虽然简单，但是还不免有些抽象。现在就用我的直觉结果来反映“社会语言”的内在动机――看看人们如何“隐秘地设定”自己的社会语言之含义，也看看社会语言如何操纵着这些人士。
理智＝例子
自由＝自己的理由
绝对＝隔绝了才是对（应）的　　
　　注释：我们对“对”的认识就是它能够给我们有所回应的，也就
　　　　　是有所答应的
相对＝相信了才是对（应）的／能够相比的就是对（应）的／能够相反的就是对（应）的／跟我的“乐趣”相当的就是对（应）的
建都＝监督
智力＝治理＝自立＝致力＝自理
智慧＝指挥＝只会
肉体＝身体＝劳力＝享受＝计算＝暴力
包袱＝报复＝抱负
知识＝只是＝自私＝指示＝姿势－肉体＝指使＝治世＝滋事
管理＝惯例
能力＝力量＝理性＝本能＝本性　　但就是没有“本心”
心＝性＝型＝形＝兴＝刑
人生＝人声＝（人生地不熟的）人“生”
计划＝激化＝极化
思想＝试想＝事项
现实＝显示＝先是＝现时＝闲事＝现世
精神＝灵魂＝自我＝心理＝非理性／理性＝能力＝力量＝个人神采
身材＝神采＝身份＝身边＝身世＝身穿＝身手＝身段
　　　　　　　　　　　　▼
　　　　　　　　　　　　审视≠深思≠绅士
斗争＝争论＝竞争（＝净增）＝争夺＝掠夺＝争执＝争吵＝争辩
　　　　　　　　　　　　　　　　　　　　▼
　　　　　　　　　　　　　　　　　　　政治＝增值＝增殖≌正直
争权＝政权
变化＝深化＝都市化＝个人化＝变化
成长＝称赞
城池＝层次＝建筑＝组织（＝阻止＝柱子）
利益＝礼仪＝立意
一起＝一齐＝一气＝意气＝遗弃＝仪器
特定＝特征＝特制＝特质＝特殊＝特权＝特地＝特种＝特许
细心＝悉心＝私心＝失信＝死心
机会＝集会＝忌讳＝击毁
事情＝私情＝世情≠实情
注释＝注视＝主事
行动＝冲动＝变动＝动力＝动态＝动心＝动情＝动摇＝动乱
为什么＝为，什么
生存＝存在＝生产＝生命＝生动＝生意（＝生疑）＝生平＝生理（＝胜利）＝生涯＝生病＝生育（＝剩余＝声誉＝胜于）＝生机（＝生计＝升级）＝生殖
以上仅是举例。然而还可以有更多的类似例子。更何况，直觉所透露出的“文字与声音之间的”意图联系，不一定反映在“＝”等类似的符号性质；它本身还可以透过诸如反问或自问自答的类型来“折射”某种隐秘的诡辩，例如：
·
一个人拿别人的东西就叫“偷”，那么“我们”（如：政府，国家，社会，团体等称号）拿“个别我们”这些别人的东西，如税收，征收等又叫什么呢？
·
一个人犯罪，就“命令”他坐牢；那么群体暴力――如政府贪污－－为什么不敢叫“整个群体”坐牢呢？
·
一个人疯狂就被称为“变态”，那么我们所有人都疯狂地崇拜诸如“猫王”，电影（如韩剧，港剧）的激情表演又叫什么呢？
·
一个男人随手占有女人的肉体，就叫强奸；那么我们嫖妓，或男欢女爱时不干脆叫自己在强奸女性？
·
当我们有勇气说“社会上有谁不自私呢？”时，我们却没有勇气说“我是以为自己自私，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自私的”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只要我们能够从人类的“同构行为”中寻找生活不同领域中的“同构语言”时，人性的封闭残暴就显露无疑。例如爱情剧中的最常用的普通话：
　“请你不要跟我分手。我已经尽力作了自己的本分；如果有问题
　　，告诉我有什么不对，我一定改的。好吗？”
这种语言形式跟我们在上班时所使用的“对白”“太同构了”：
　“请不要开除我。我已经尽力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了；如果有问题
　　，告诉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一定会不断提醒自己的。
　　不要开除我好吗？”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在不同的领域内来表现自己的同一种心理现象的不同话语模式――这就是人的诡诈之处，也就是人们时常所说的“自我表现”或“自我肯定”的真正的“内心密码”。只要你能够发现到或捕捉到如此的“心理－话语同构性”，以至于在重要的关键字眼中“领悟到”相关的“内心密码”――你就差不多接近直觉生命的内在涵义中了。在如此的陈述中，你也许已经发现我会接下来讲的一句重要话，即：社会不是建构的，而是同构的――并且是由于人类心理－话语的类型而“分裂出来的”“同构的”：这意味着，凡是同构的，都是自我心理的话语分裂类型的。人如何在不同话语类型中对应着相关的同构心理，从而间接地证明分裂心理的同种话语，那种间接性，以及那种“对应着”性，就是人的生命密码所在――也就是直觉的“基本本性”。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最一般的根本区别：对于同样的语言形态，如果按照社会教化的心理成果，那么人的文字就是人的心理类型；但是如果远离了这种教化的约束，那么就是人的心理类型就“同构”在社会文字的游戏规则当中――前者将不同的“结构领域”当作是天然的，合理的，以至于不同的领域只不过是个别现象或个别事件罢了；但是后者却让我们超越结构形态的自我封闭“后遗症”，从而让我们明白，也就是深刻洞察到，人是如何透过对自我话语的使用来“分类自我的”，以至于自我分裂在不同领域的“同构表现”。
　　其实要“断绝”“结构化过程”本身的恶性循环，只要能够直接穿透思想史上的两大难题就能：一个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一个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病态”。先列举张志伟在他的《西方哲学十五讲》中的思想记录，加说明我对这些记录的相关责难――不仅仅是反思或反对：
　“因此，个别事物是感觉的对象，而它们的类是知识的对象。至
　　于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可知的理念时可感的
　　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
　　京，北京大学，2004年初版，页75）

　“亚里士多德对以往的哲学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认为以往哲学
　　对于自然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认识事物的‘原因’。所谓‘原因’
　　（aitia）不是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中的原因，而是指一切事物
　　存在和生成的全部根据和条件，类似于形而上学的条件。亚里
　　士多德先是将以往关于‘原因’的理论归结为四种原因，然后
　　将这四种原因又归结为形式与质料这两种原因，最后通过潜能
　　与现实这一对概念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生成。”
　　（同上，页98）
前者是对柏拉图的“记录”（也就是介绍），后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说明和概括。我先总结他们思想的内在鸿沟――作为结构化结局的后果而言――在个别批判他们的理论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整个思想核心就是：对事物之不完美性的先验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性认知模式――也折射到了对可感的感性认识，和可知的理性认识之间的，不对等的区分上。也就是说，就是因为先验地意识到（也就是“认为”）个别事物的不完美性
，才构造一个事物的普遍性（原因）这种“思想彼岸”的思维形式。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鸿沟就在于：对事物的存在性质做出太多的概括和总结，以至于“制造”太多的范畴意义－－亦即太多的“概念规范”。但是两者有两个或两种共同的“毛病根源”，那就是：
1.企图“概括”出事物的存在原因，也就是其全部根据
2.将知识与意见区分开来，并以此作出推理论证。
这两者都可以加以反驳，从而从生命的高度来责难诸如逻辑必要划分的无限陷阱。对于柏拉图的事物原因论，他的问题就在于以为事物的所有原因都必然是按照思想等级来反映的“结果”――当人仍然“封建地”区分出可感与可知的不同部分，也就是不同关系时，这种“结果”必然是思想等级的最终代价――然而问题是：如果真像是事物的根本原因――可是更加有问题的是，事物和它的存在性需要有“原因”来进行“解释”吗？每一种“解释”：第一，它是否就一定是事物的原因；第二，它是否一定要以原因为出发点，是否最后的答案或论述过程就一定是“原因”的组成部分或相关因素；第三，事物与解释之间的关系，是否就必然是正如事物与原因的关系，以及解释与原因的关系那么具备一种“必须的关系论”呢？――对于以上两大问题所衍生出来的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对任何个别存在的原因追踪是否其实就是透过个人的因素来“设想”万物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说，是否万物的存在根据就一定会对应到人的“设想因素”？
　　至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鸿沟在于三点事实：
1.事物与人们所谓的“存在原因”是否就是自然界的需要？或是否就具有存在的根据？
2.存在的原因与存在的根据之间是否“必然联系”？难道存在的每一种根据只能由“原因”来（逻辑地，也就是范畴地）反映，来论说吗？
3.既然从事物中“概括”出它自身的全部原因，那么这种概括与其所述的“存在原因”之间是否必然以“全部”为归宿，以及是否与这种全部“具有”必然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否就必然能够“反映”出事物与概括，事物与原因之间的“自然”关系？

通过以上所有的责问，很明显的是：所有的划分，根本就没有一种真正的逻辑，真正的关系为其工具――因为所有的“划分”，并不是工具本身的需求意义，而是人类自身的“心理手段”。也就是说，逻辑只不过是人类心理的想象物，根本不存在“逻辑”这种实在性。是人类的心理类型决定了逻辑的本质――因为这种决定，所指向的实际上就是对万事万物的存在进行“万的构制”。当我们说万事万物时，这里的“万”，事，物等“概念”，并不是逻辑的产物，乃是心理类型本身。对“万”的“边界印象”，就是心理构制的最佳印证。万事万物中，是“万”决定了事，也决定了物：决定与心理的构制（也就是构字），根本属于同一“类型”。从这里衍生开来，对存在的区分，就是对事物的心理类型的构制：因为存在本身就是区分的对象及其结果――“存在”这个词仅仅是“思想内的”称谓，与事物的存在本身没有相等的对应着；除非我们从直觉中发现生命的原本，就能明白所有的事物实际上仅仅是“原本”“在那里”。











（结语）



　　这篇虽然是深化篇，但也从实践上深化了之前的实践篇。直觉，就是深化――希望当你看到这里时，就明白我的直觉言语是可以“不断地言说”；这就不像文明对话那样，需要按照区域，身份，关系，语言模式等“状态”，也就是其“条件设值”来“寻找对象地”进行特定规模的交流。也就不像教育制度那样的“僵硬”，必须要有可靠的基础资料才能不断地“创造知识”――知识不需要创造，只要发现。希望你们和我“类似”，在生命中由于不断借着直觉所发现到的“言语领悟”，以至于对生命――主要是自己的生命，然后才是对人类生命的生命关怀的生命――有不胜的欢喜跳跃。在这跳跃中，直觉将是你的伙伴，它可以对你心灵的各种虚空感，虚无主义形式甚至孤独，苦闷，恐惧根源等“步伐”进行各种侦探，以至于达到心理治疗的果效，甚至比心理治疗更有成绩的“心灵观照（也就是：关照）”。信不信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