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陷于“时事”纷扰中，却忘记了“时势”。这篇续上篇谈基督教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内因，也兼戏说“时势”。
试看基督教在欧洲和中国的不同境遇。
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在罗马附属地产生。最初，基督教只是被罗马征服的一个小民族以色列犹太教的一个变种。最初受到正统犹太教和罗马政权的双重打压。然而，接下来的三百年，基督教迅猛发展，反客为主，而一跃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多神教，而成为国教。
与此伴随的是罗马帝国彻底结束了其民主制度，而转为了专制。随之，欧洲也进入了教会统治下漫长黑暗时期。
基督教的成功和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算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较之先前的多神教，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形式都更符合专制统治者的利益。
顺便说一句，目前华人教会里摇身变成了传教士的前民yun人士常说，民主起源于基督教。听来不禁莞尔。
顺便还要说一句，教会一度拥有西欧三分之一的土地，这一现象曾屡遭中外革命小将们的口诛笔伐。然而，在那个诸侯长期混战的时代，民众可以依附于因神圣不可侵犯而相对稳定的教产托身续命，其影响是积极的。或许，这本身也和这个制度的存在互为因果。
无独有偶，七世纪，穆罕默德开传伊斯兰教，区区数十年该教便以压倒性的胜利战胜原本传统深厚的多神教。这一过程，伴随的，是阿拉伯半岛的统一。这一次是:统一的政权，需要统一的信仰；帝国扩展，也需要为之服务的独一的真神。
看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早期的迅猛发展，前者被统治者“因势利导”，而后者则“应时而生”。它们的“势如破竹”，时也，势也。
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其则生，逆其则亡。或者，正是“形势比人强”。
回过头再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或许由于这两个成功，西方人得出结论说，单神教取代多神教乃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西方人的理论，脱离了其产生的背景，到了中国却往往水土不服。
不同于早期基督教在罗马的倍受打压，七世纪基督教正式到中国，一开始便受到非凡礼遇。贞观九年，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率仪仗迎接景教主教阿罗本于长安郊外，并与准其在自己的藏经楼翻译圣经。太宗之后，唐高宗仍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曾命自己的五个兄弟到景教寺中设立神坛，并自己也曾在兴庆宫中做礼拜。
唐的统治者们自然不是笃信景教，所谓“礼遇”不过是“统而治之”的手段。然而，比起基督教早期在罗马帝国的遭遇，华夏文明摆出极其自信而宽容的态度，接待了基督教这一分支，容其，甚至鼓励其发展。
然而，公元九世纪，大名鼎鼎的三武灭佛之唐武宗版上演了。武宗的主要目标是灭佛，不幸被牵连的景教却应声倒地，并且从此一蹶不振了，然后销声匿迹了。同是外来宗教，佛教越灭越勇，并且彻底融入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景教为什么却如此来势汹汹却去也匆匆呢？
基督徒朋友说，那是因为景教，只是基督教一个分支，并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故此。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拜偶像的道，佛，以及人为默罕默德比耶稣牛的伊斯兰教早就被神化骨扬灰了。
也有人说，景教驻中国办事处距离本部太遥远，导致技术支持不够。故此中国市场开发未果。然而，遥想当年在罗马和阿拉伯半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区区几个信徒，些许星星之火，却迅速以干柴烈火之势燎原，而且一烧就是上千年，到现在还余温尚存。
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时也，势也。
未完，继续。（如果还有看的话）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