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重创的“包租公”们：亏就亏了，空就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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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春节，留居了大量外地人的广州城中村就会空荡下来。但与往年相比，康乐村的冷清要来得更早一些，下午五点多，街巷里几乎空无一人。

“1月28号之后回家就要做核酸检测了，加上没啥生意，很多人都提前回去了。”康乐村的村民骆兴说，他对上门看房的租客介绍道，“我这房子靠近菜市场和出村的大路，进出很方便，而且正常情况下，这一路的工厂经常做工到天亮，住这很安全。”

康乐村和附近的鹭江村、五凤村是广州制衣业最大的聚集地之一，超过1万家店铺、1万家制衣厂和30万从业者聚集在此。由于大部分外来人口来自湖北，这里也被称为“湖北村”。和大多数城中村一样，庞大的外来人口催生了康乐村租房市场的兴盛。

不过，受疫情影响，情况在2020年有些变化。“我的房子位置不错，去年出租情况不怎么好。往年租客租期都很长，但2020年换得很快。”骆兴说。他有一栋7层高、每层四间的自建房，目前闲置两间。他介绍，巷子里光线差点儿的房子，租客换得更快。

2020年的疫情打乱了诸多行业的生态，租赁行业是其中之一。在很多“包租公”、“包租婆”看来，未来如何还是未知数。

“包租公”的烦恼：空置8个月，降价才租出去

房子空置了八个多月后，方伟终于把家里两套房降价租了出去。

方伟是广州白云区人和镇的村民，家里有5层半、共10套自建房，租客多在白云国际机场和东华工业区上班。受疫情影响，多家以外贸为主的工厂开不了工甚至倒闭，机场人流量也锐减。在工厂工作以及在机场做餐饮、开商店的不少租客都退租回老家了。

让方伟没想到的是，被退租的两间房闲置了大半年才重新租出去。“从2020年5月份退租，直到今年1月份才租出去。以前基本闲置1-2个月就能租出去，因为好多人找房租，去年是真不行。”

无奈之下，方伟将两间房的租金各调低了100多元。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之前租金每月850元，现在降到每月700元。而顶楼那套租440元/月的单间，降到每月300元才租出去。“刚好够我女儿一个月的早餐。能租就租吧，总比空着好。” 方伟说。

与市区满是“握手楼”的城中村不同，作为机场安置示范性建设小区，方伟他们村的每条巷子甚至每栋楼都整体、统一规划，巷子里能并排停放2辆轿车。但机场和附近工业区的冷清，让方伟和村民们的出租生意大受影响。“与往年不同，现在一旦退租就基本租不出去了。人走得实在太多了，我们村里基本每家都有5或6层的空房子待租。”

对于2021年的行情，方伟并不乐观。“国内严防疫情的态势持续，如果国外疫情再不有效控制，我们村还是会有很多房子空出来，毕竟大家还是以健康为重，打工是次要的。”

不止是郊区，中心城区城中村的房东们受到的影响也不小。“去年年初几个月影响大一些，有些房子退租后就很难再出租，过年时很多人离职或者短时间回不来，直到5、6月份疫情减缓后，租客才慢慢回来。”郑枫说。

郑枫家住广州天河区棠下村，在棠下、上社各有一栋楼，有20多套可出租的房源，租金从400、500元到2000余元不等，租客多是附近院校刚毕业的学生，在村里开档口的生意人、出租车司机、白领等。疫情袭来，除了日常的卫生、消防巡查外，郑枫还要格外留意是否有租客悄悄提前搬走，或者带了外人回来却未上报健康情况。

时代财经走访时发现，同是临近春节，棠下村比康乐村更热闹一些，但也有不少商铺打上“旺铺招租”的广告。“感觉村里的人比往年少很多，商铺转租的也比往年多。去年经济环境不怎么好，在这很难赚到钱，有些人就去别的地方或回家发展。”郑枫说。

由于要带两个还未上幼儿园的孩子，郑枫打算一两年后再找工作，目前和父母一起打理家里的出租房，房租和村里的分红是他们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除了疫情对租赁的影响外，村里的一些变化也让他对未来心生忧虑。

贴在村里显眼位置的《天河区棠下村金融城北区基础数据成果公示说明》（以下简称“《说明》”）显示，棠下村将迎来旧改。《说明》显示，棠下（金融城北区范围内）村属房屋总建筑面积约54.6万平方米，其中村民房屋约13.1万平方米。

“旧改只能按照房产证上的面积赔偿，那可能只有两三套房可以出租，租金远比不上现在一栋房子，收入会减少一大半。” 郑枫说。在外人看来，城中村村民是“躺赚”的人生赢家，但在郑枫看来，今天相对好一些的生活是父母多年辛苦打拼来的。“他们以前四五点就要早起去田里干活，正是他们的勤劳，我们家才有钱建房子、才能收租。他们也常教育我们，不要因为目前生活好一点就懒惰。”

民宿老板：订单很少，考虑逐步退出

作为旅游城市、超大城市，广州有着庞大的租赁需求，即便是疫情之年亦不例外。58同城、安居客2020年12月23日发布的《2020年中国住房租赁市场总结》显示，广州在租房需求最大的10个城市中位居第四，套均租金2765元，在全国排第五。

面对这个庞大的市场，除了享受城市发展红利的本地村民外，一些有投资眼光的人也进来“分羹”，成为了二房东或民宿老板。郑枫对时代财经说，村里像他们家这样自己打理出租房的人已经不多了。

“他们嫌麻煩、不想管理，在村里做租赁的大多数都是二房东。”谈起对村里二房东的印象，郑枫说“他们看到有人想租房子就会一拥而上，光明正大地‘抢客’。”

但对于二房东和民宿老板来说，2020年显然流年不利。“前几年承包的，总共四栋楼。疫情下大家都不好做，但既然已经做了就做下去呗。”棠下村的一位“二房东”彭鹏对时代财经说。

尽管生意不好做，他还是不愿意降低好房源的租金。承包的四栋楼中，一栋位于棠下村村边，一层10户、共7层，户型为一房一厅或单间。靠村边大路一侧的房子，户型、交通、光线、卫生状况等都相对好得多，租金为每月1380元。尽管房子空置着，彭鹏并不愿意降价。“最近虽是淡季，但房子我重新翻新过、不能随意出租。亏就亏了，空就空着，等过完年再出租。”

与做中长期租赁的一房东、二房东相比，以短租为主的民宿受到更大冲击。

2019年初，董倩开始做城市民宿，陆续承包了10套房子，主要在广州天河、海珠等区，客户群主要为琶洲展会客商、轻纺城商人、大学生、游客等。虽然当时民宿已过了好赚、稳赚的黄金时期，但只要服务够好、房屋够有特色，运营情况依然不错。“2019年春节情况很不错，房价可以是平时的两倍，而且基本在节前已经订满、一房难求。”

但疫情让董倩和同行们陷入集体焦虑。受疫情影响，广州的会展业和旅游业受到重大影响。尽管将价格降低到2019年的7成左右，入住率仍不甚理想。“2020年1、2月空房非常严重，入住率不到50%。”

为了减少损失，董倩开始将部分房子转为月租，基本能够保本。2020年5月之后，随着疫情影响减缓，她的民宿在保本的基础上略有盈余，但近期疫情的反弹又使行业阴云重重。“期盼中的春节火爆没有如期到来，现在依旧很少有订单。我也在考虑逐渐退出。” 董倩说。

但船大难掉头的人还得坚守。董倩对时代财经说，很多民宿老板比较难熬，因为硬装等成本投入比较大，很难一下子退出，所以只能选择坚守，希望未来市场会回暖。

春天什么时候会到来？租赁从业者们在疑虑，也在等待。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骆兴、方伟、郑枫、彭鹏、董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