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了(三):金融危机关我啥事儿

08 年入冬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越见深广。日子和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一起接踵而至,市场上的坏消息,小环境中的坏消息,没完没了。合伙人韦韦、巳巳和我在茶楼里吃鸭脖子喝茶的时间越来越长。(韦韦痛恨在办公室里办公,经常把人约到一个可以看见广场喷泉的茶餐厅谈事,工作吃饭娱乐全部在一个地方解决。)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已经投资的一个重点项目:行业整体霜冻导致需求和利润全面下滑;企业本身流动资金吃紧,几个月前市场上资本充足时做的一个大规模投资决策偏偏在这个时候到付款阶段;股市融资功能急剧下降,上市退出计划搁浅……更糟糕的是,和贫贱夫妻百事哀一个道理,情况一不好,投资方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花掉很多的时间去做人的工作,讨价还价,难以做到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道德风险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防范机制……不过,在哪里不是一样?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便在于华尔街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 08 年奥运前,西方媒体对的藏独风波的报道让我们多少意识到新闻的独立和公正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那么这次的金融危机,又给我们上了有关职业道德的一课:中国的道德风险,其实还只是菜鸟级别,一眼就可以识破;美国金融界精英楚翘们的道德风险,才叫骨灰级,真正卖了你你还欢欢喜喜地替他数钱。

市场一片萧条之中,资产价格开始下降;原本一些不需要融资的好企业,也遇到资金短缺问题开始寻求投资。我们也碰到了这样的机会,但沟通了一段时间,终因买卖双方对企业的估值相差太大而进入僵局。

最离谱的是短期拆借的利率之高,月息 4 、 5 分算是朋友帮忙; 6 、 7 分以上附加房产抵押才叫高利贷!有人敢借,也有人敢贷!用脚指头也想得出来这样的借贷之危险:哪怕是在经济蒸蒸日上的时候,有多少生意模式能有高达 50% 以上的纯利来偿还这么高的利息?

这些工作报告一样枯燥的总结,不再是务虚会上的谈资,而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圣诞节前一段时间,一个项目几乎就要签约,我做好了准备,要圣诞那两天和接下来的周末去企业在贵州山里的实验室里守锅炉做技术鉴定。在国外生活了这么些年,虽不信教,还是对圣诞节这个时间段有很深的感情。我想,到山里去守着锅炉等科学实验成功,可算是很特别的庆祝方式,对得起我因为回国而错过的种种圣诞假日计划了。

不料最后,圣诞的前两天,谈判崩了。当晚,韦韦、巳巳和我在洗脚城里躺着,沉默很久我只得一句话讲:这个项目没做成,我很难过。圣诞前夜,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着书桌上垂死的文竹喝瑞典的绝对伏特加,想起一个做投行很多年的朋友曾经对我说,做项目一定不要投入感情……当时我还很诧异,怎么会有人对纯商业、理性的项目投入感情?如今可算是明白了:做项目和遇见人一个道理,会喜欢上某个,而不是所有,有时实在也说不清为什么就喜欢了。

08 年的最后一天,一个我不喜欢的企业的主要管理团队突然集体飞来拜访,要求我们在春节前追加更多的资金,否则 blablablabla 。元旦前夜和元旦那天于是都耗在韦韦喜欢的那家茶餐厅的包房内,看着窗外拥挤过节的人们,进行冗长沉闷的讨论。

09 年的第一天,我看回前几年纪录圣诞和新年时节的滑雪、旅游、夜店等等风花雪月文,一点点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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