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领导人个人价值观和性格不同，不同时期的中共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政治风格，并反映在现实的政策和所鼓吹的意识形态上。但另一方面，中共从建党到建政至今，又有着一以贯之的特点，不同领导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着一致的观点与主张。
（1）毛泽东掌权之前的中共：从民主非暴力到专断暴戾
在第一任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时期，中共还是一个很富有理想主义的、非暴力的政党。那时候的中共，还没有变成列宁式政党，党内的民主气息还很浓厚。
到了北伐战争时期，中共开始蜕变为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功利性明显的政党。这时中共迅速发展壮大，成员鱼龙混杂。虽然这时已开始变成列宁式的具有严明纪律的政党，但还没有形成党内的专权独断。北伐战争期间中共在城市和乡村的作为，已经显露了它暴力、残忍、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特征。
“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遭遇惨痛打击，整个党变得敏感和神经质。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下，中共变得越发残忍，并且这种残忍开始大范围针对内部。在苏区惨烈的“肃反”运动（如“打AB团”及激发的“富田事变”），就是最典型的体现。这时的中共已与苏共无异，党内没有民主法治和及时纠错机制，人与人的分歧争端没有和平解决的渠道，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为政党的“纯洁性”及排除异己的私人目的，反动肃清变本加厉、恶性循环，肉体消灭成了党内斗争中司空见惯的手段。
（2）毛泽东时代：塑造、引领、主宰全党的中共唯一人
1936年之后，毛泽东逐渐掌握了中共的大权，并持续了四十年之久。毛泽东是一位个性鲜明、权力欲旺盛、斗争技巧高超的政治家。毛深深的影响乃至重塑了中共，其影响持续至今。在毛权力鼎盛时期，毛本人就是中共的化身，中共完全是毛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
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共实现了思想意志上的统一、纪律的统一、行动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指的是宏观上的、整体上的，并不是说在何时何地中共所有成员都步调一致、没有分歧。此前的中共，只是有共同理想的人为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却没有一个现实的领导核心。毛的出现，让中共有了“主心骨”，有了实际效忠的对象。同时，个人崇拜也出现并形成，毛泽东被神化，其言论成为金科玉律，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伟光正的含义，批评的声音日渐消失，毛成为中共、中国的主宰者。
毛泽东掌权后，中共不仅确立了领导核心，也明确了具体要实现的目标、要走的道路，中共的前途清晰了起来。毛泽东既是天才的理论家，又是坚定的实干家。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充满着毛的神思妙想，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共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击败蒋介石的国民党集团，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正确决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时代的中共总体是暴烈的、带有革命色彩的，政治变动是剧烈而涉及广泛的。无论是抗战和内战中的军事冲突，还是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的政治运动，都是到处见血和出人命的。这与后面几任中共领导人掌权时的情况有显著差异。
毛泽东掌政时期的中共，是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混合体。一方面，它依旧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建国前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承诺、在解放区推动民主试验和“三三制”等，建国后实行公有制、集体化，乃至发动文革，将政治理想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毛掌权后中共实际上放弃了对马列主义基本教义的坚持，代之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如依靠农民而非工人赢得革命胜利、利用中国传统的封建忠君思想和驭民之术操控社会、拒斥西化和近代人文和个人主义思想、坚持国家独立自主高于国际共运力量合作等。毛对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改造，让中共得以“接地气”的存在于中国。在抗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为拉拢更多力量，主动对各阶层伸出橄榄枝，包括对地主和资本家妥协，建立统一战线。中共进军东北后，还赦免、收编、留用了大量日军及前伪满军人（包括一些战犯），以及伪满经济、政治、交通、文教等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都是为中共生存发展而做出的务实举措。建国后中共在内政外交上的务实主义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如选择与意识形态对手美国和解联美制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召开七千人大会检讨冒进过失、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却爽快赦免国军将领、每次政治高潮后都会重新任用一些被打倒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等。
毛时代中共的这些特征，既有时势造成的，也有毛个人决策的因素。无论如何，毛泽东的主观行为对于中共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都更加主观和主动的塑造了中共，其他领导人主要是顺应时势，毛则带领中共制造和改造了时势。
由于毛泽东掌权时间很长，所以毛时代的中共特点是有明显变化的，如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差别。但共性大于差异。
（3）华国锋时期：“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的过气与孱弱
华国锋在位时期是众所周知的过渡期。“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是他在位时的关键词。之所以说他“在位”而不是“掌权”，是因为他当时并不握有全部实权。他是依赖汪东兴这样的毛的遗忠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支持才勉强坐了大位。
华国锋时期的中共在守旧和改革间摇摆。当时人心思变，国人普遍对文革造成的严重破坏如经济崩溃和无政府状态不满，希望让国家走上正轨。但因毛刚刚去世，余威犹在，极左力量还把持着重要职位，反对大幅改变毛时代的方针政策。而毫无威望、能力也不足的华国锋，无法做出任何积极决断，只能听凭局势在其他政治强人的操作下变化发展。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和改革派的崛起，过渡期走向终结，华国锋也结束了他短暂的“英明领袖”生涯，黯然离开权力中心并最终退出政坛。
（4）邓小平时代：胡赵开明派主导的政治春天与民主化夭折后江泽民治下的“闷声发大财”
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真正的最高掌权者都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都只是不同时期邓路线的执行者。当然，这些人也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但归根结底是被邓小平的阴影笼罩的。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几乎完全抛弃了理想主义，全面拥抱了务实主义。如邓的“猫论”、“不争论”，都在强调实践、发展、积蓄力量。内部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停止输出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放开私营和个体经济、国企改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流行和集体经济的瓦解、引进外部资本和技术，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回归。中国在进行数十年破坏性探索后又“回到解放前”，经济形式变成资本主义，并且有很大比例的官僚资本主义成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并非坚持政治理想，而是为了维护统治、为经济建设护航。
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期间，中共是有走向民主法治的趋势的。当时中国改革的步伐，一度不落后于苏东国家。政治开明带来的是舆论的开放、社会的自由，中国迎来了中共统治下第一个比较长久的政治春天。如果民主转型顺利，中共就可能转型为社会民主党，由专制政党变为民主政党，彻底改变它的性质。
可八九六四终结了这样的趋势，中国的民主进程夭折了。但民主被镇压一定程度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内心都反对政治多元化，原本就没打算让中国变成“西式民主”国家。他们只赞同在大刀阔斧的进行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底线就是不能动摇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他们不希望中国继续毛时代的贫穷和动荡，但更不希望中国“走上邪路”。胡赵二人虽然曾在名义上位居最高领导人，但实权尤其军权还是在邓小平及中顾委那些元老手中，这些根基浅薄的开明派怎斗得过老奸巨猾、经历过战争和历次政治斗争洗礼的中共元老。
江泽民执政后的发展模式，才是邓小平内心最中意的。这个模式特点就是在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开放，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干扰，给予民众以基本的安定和有限的自由，刺激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的强大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通过差异化的分配保障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反过来，特权阶层为维护这些既得利益，又会积极捍卫中共政权。从经济发展中分得一杯羹的普通民众，也会认可政权的统治。这样一来，中共政权就可以稳固，国家也就长治久安。这时的中共，其政权合法性来源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发展的成果、红利。中共也彻底蜕变为一个超级利益共同体，再也没有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为了弥补实质上放弃共产主义追求和革命斗争精神导致的理想信念缺失，更为了政权遮羞和对内思想凝聚需要，邓时代及之后的中共选择高擎“爱国主义”的旗帜，将中共与中国、中华民族捆绑和甚至强行等同，以此抵御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思潮。虽然事实上，中共才是损害和出卖中国及中华民族利益最多的政治集团。中共一定程度上的确成功的将“反共”和“反华”划上了等号，利用狭隘的天朝和国族观念束缚人民、对抗西方。但归根结底，中共还是通过发展经济等实用主义争取的人心，“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更多只是一种宣传罢了，已经无法像毛时代的阶级斗争那样激起疯狂的政治热情。
邓小平通过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共十四大，将其一手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下来。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的路线在其死后仍旧长期的执行了下去。邓不需要有毛泽东死前那种怕被翻案、政策被终止的担忧，因为改革开放顺应了时代潮流，从上到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物质极度匮乏、残酷的政治斗争接二连三的岁月。
（5）胡锦涛、温家宝时期：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路线；在稳定与动荡、开明与保守之间沉闷行走
胡温执政时，邓小平已逝世多年。但纵观胡温时期，处处都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的影子。
胡温是典型的守成之君。他们所做的，就是跟随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步伐，继续埋头发展，并针对一些新问题或日益突出的矛盾和缺陷做出一些小修小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被胡温一字不落的继承了下来，经济继续腾飞，政治继续专制，人们还是“闷声发大财”。这段时间可谓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
在胡温时期，改革开放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凸出，经济改革因政治滞后而面临瓶颈、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等，社会矛盾激化。于是维稳体制应运而生。广义的维稳体制从中共建政时就存在，但专门针对公民运动、社会运动、维权运动及其他群体事件或个人激进行为的专业化压制体制，是在胡温时代成型的。
胡温政权也面临着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他们不愿也无力去正面解决这一问题，而是以政权惯性和维稳体制将问题拖下去。胡温既不想倒退，也不想进一步改革开放，在处置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模糊态度。激进的政治运动被镇压，但温和的反对力量在滋长。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了国民相对自由的探索历史、评论现实的条件。那时的互联网管控还不严厉，民主自由的气氛就这样弥漫于网上，又常常作用于线下。互联网的发展普及让被维稳体制制压的中国民间，意外的获得了有一定自由的空间。“围观改变中国”就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口号。
就在这亦紧亦松的状态下，胡温政权落下帷幕。温家宝在最后一次出席记者会时说，“政治体制不改革，文革悲剧就可能重演”，也算是表达了一种心向变革、反对倒退的态度。胡温二人都是技术官僚，做事循规蹈矩，既没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与专制欲望，也没有厉行改革的勇气与能力，只能萧规曹随般的延续邓江时期旧的政策，带领中共沉默而焦虑的统治着中国。
（5）习近平时代：开明方向的陡然逆转与利维坦枷锁急剧收紧的恐怖
当人们以为中国将继续在渐进改良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前进、官方进行有限的变革或起码不倒退、民间力量发育的也将更加成熟时，习近平的上台将这一切逆转了。这样的逆转颇有些出乎国人世人的预料，但的的确确发生了，而且将深刻的影响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习近平上台的第一年，一度展现了一种亲自由主义的姿态。他声言要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反腐，实现民族复兴，国家曾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气象。但到了2013年，局势就急转直下。以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为标志，中国有限的新闻自由也被剥夺。后来的“党媒姓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整顿事件，进一步实现了中共对舆论的完全控制。而公盟、传知行、益仁平等公民组织和公益机构相继被取缔或被迫停止运作，则让中国好不容易萌芽的民间组织化公民力量被摧毁。“709”大抓捕则打击了公民维权抗争的关键力量--维权律师群体，使得广大冤民们难以再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中共标榜的“依法治国”也彻底沦为空话。“七不讲”和“十六条”标志着习时代中共对高校控制的强化，原本应是学术、启蒙、社会变革前沿的学校，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大监狱。
习近平不但对党外的反对力量不遗余力的打击，对党内挑战他的势力也不手软。“红二代”意见领袖任志强被重判18年、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被开除并被迫流亡国外就是例子。还有他在第一个任期发起的超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同样是以肃清政敌、号令一致为目的，屡次提及要清除“薄王遗毒”，将孙政才等没有听令于他的高官送进监牢。“不许妄议中央”也让中共长期提倡的“党内民主”荡然无存。随着十九大的召开和次年任期限制的废除，中共曾一度实行的固定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被终结，习近平实现了空前的政治集权，成为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不止是在掌控权力上效仿毛泽东，其执政风格和价值导向也向毛时代贴近。如重提毛时代的“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样的政治口号，公开提出效仿毛时代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等。习近平政权也越来越多的提出学习毛时代的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等，把弘扬红色传统当成对国民的政治教育内容之一。相反，改革开放越来越少被提及，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很低调。至于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则被严厉禁止，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称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思潮。
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积极扩展中国对外影响力，与美国竞争。在执政最初几年，习近平对外姿态颇为强硬，包括高调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等。但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国际上对中共抵触的加深，中共对日韩印等邻国放低了身段，转向应付美国的贸易战、“五眼联盟”的外交与情报围堵、欧洲的人权攻势。不过，因华为孟晚舟事件、新冠疫情、涉港涉疆问题等因素，中共政权对外关系越发捉襟见肘，日益陷入更深的泥潭无法挣脱。
对国内的两个“热点地区”香港和新疆，习近平都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策略。中共在连续挫败香港的“占中”和反修例运动后，通过出台《港区国安法》和修改香港选举机制，挤压自由主义在香港的势力及对大陆的渗入，试图将香港完全置于中共统治之下。习近平政权在新疆更是以建设集中营、超大规模的长期拘禁方式，压制维吾尔等民族的穆斯林的反抗活动，以暴力和高压维持稳定。习政权在香港和新疆的所作所为虽遭遇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和制裁，但其毫无退缩的迹象。不过，这种激烈的行动在所在地区和外部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与风险，激进手段能够持续多久尚未可知。习政权在这两个重要边疆地带的强力行动，展示了习时代中共面对剧烈内部矛盾时自信与焦灼的并存。
新疆是习近平政权治下中国相对最窒息的地区，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也都构筑着这种高压维稳的模式，且新疆模式随时可以在全国其他任何地区推行。而随着新冠疫情爆发而推行的各种封城隔离及行为监测措施，则将这种可能逐步推向实践。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而建立的大数据极权，习近平政权对社会和人民有着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甚至毛时代都难以企及，因为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将人的一举一动都时刻监视和记录下来。习近平政权既有着相应的技术手段，其权力又不受制约和监督，黑箱政权将民众变成透明人，后者面对科技的降维打击只能任前者鱼肉宰割。
习近平统治的这近十年是中共一个很独特的时期。它没有毛时代的暴烈革命和残酷运动，却有毛执政中的反智、野蛮与偏执；它不像邓小平那样旗帜鲜明的强调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却在巩固邓路线造成的官僚资本主义膨胀、贫富差距和道德堕落。习时代的中共似乎和胡温时期一样是在继续拖延改革、得过且过，但习明显在通过开倒车的方式制造历史逆流，主动而强烈的阻止时代的变革。习近平也在效仿毛泽东，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和蓝图，并对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想和实践进行修改，试图重新塑造中共，开创一个由他领导的盛世，成为毛邓之后中国的又一“伟人”，甚至试图超越毛邓的“功绩”。但从现实来看，习的企图是失败的，即便他还可以再执政十几年，也看不到他的梦想在未来有成功的希望，反而会将中国拉入更黑暗的深渊。习领导的中共更加成为一个强固的、与群众对立的利益集团，通过内部的利益捆绑与阶梯式分赃维护着内部团结和对外一致，绑架着国家、民族与人民，击鼓传花般的延续着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世代相传。
